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修订版

李剑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李剑鸣著.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2957-0

Ⅰ.①美…

Ⅱ.①李…

Ⅲ.①美国-历史-1585—1775

Ⅳ.K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282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修订版）

李剑鸣　著

Meiguo de Dianji Shid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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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155mm×235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张　36.75插页2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71000　　　　　　　　　　定　　价　6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导言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相遇

一、历史的新舞台

1.海洋和港湾

2.富饶的平原

3.山脉与河流

4.优势与限制

二、印第安人的世界

1.美洲最早的移民

2.土著人口及其分布

3.社会文化的特征

4.文化的停滞和危机

三、欧洲人与美洲

1.“新大陆”的“发现”

2.英、法在北美的探查

3.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

4.欧洲人眼中的美洲

四、英国殖民运动的发轫

1.大变动的前夕

2.政治结构的特征

3.殖民构想的出台

4.渡海西行的人们

第二章　英属北美的形成

一、艰难的开端

1.个人冒险家的失败

2.商业公司登场

3.弗吉尼亚的考验

4.天主教徒的到来

二、清教殖民地的建立与扩展

1.“清教徒始祖移民”

2.“山颠之城”的兴废

3.清教殖民地的扩展

4.新英格兰联盟

三、第二次殖民浪潮

1.从新尼德兰到纽约

2.卡罗来纳的创建

3.“神圣的实验”

4.新泽西和特拉华

四、动荡与重组

1.内战与复辟的冲击

2.民众起事与社会动荡

3.北美的“光荣革命”

4.殖民地的重组

第三章　土地、劳动和经济发展

一、土地的占有和开发

1.土地的分配

2.租佃制

3.土地投机

4.土地的开发

二、仆役劳工和自由劳工

1.仆役的来源

2.仆役的法律地位

3.仆役的处境

4.自由劳工

三、黑人奴隶制的形成

1.奴隶制的由来

2.对黑人的控制和歧视

3.奴隶的劳动和生活

4.奴隶制的社会反响

四、经济生活的变动

1.地域性经济差异的出现

2.母国与殖民地经济

3.货币问题

4.经济发展的水平

第四章　政治自主性的成长

一、殖民地政府的形成

1.合法权威的起源

2.政府的构成

3.法治的雏形

4.社会治安秩序

二、母国的政治控制

1.殖民地的性质和地位

2.管理体制的演变

3.控制的效果和限度

4.殖民地的态度

三、自治能力的增强

1.民众参与

2.精英统治

3.地方自治

4.议会下院的崛起

四、激烈的权力斗争

1.政治派别之争

2.民众的造反

3.“自订约章者”运动

第五章　多样性的发育

一、社会力量的增长

1.人口的变动

2.移民社会的转化

3.本地人的崛起

二、地域的扩展

1.佐治亚的建立

2.内陆边疆的开拓

3.城市的兴起

4.纠纷与联合

三、族裔与文化的多样化

1.非英裔居民的增加

2.纷繁复杂的宗教

3.文化接触和种族冲突

4.种族意识与种族主义

四、社会结构的变迁

1.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

2.性别关系和妇女的地位

3.等级格局

4.社会流动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场景

一、家庭生活

1.婚姻与夫妻关系

2.家庭的规模和功能

3.黑人的家庭生活

4.邻里关系

二、衣食住行

1.服饰及其社会文化含义

2.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

3.居住条件的变化

4.交通、旅行和信息传递

三、教育与智性生活

1.教育的发展

2.科学和艺术

3.自由出版的发端

4.藏书和读书

四、生活质量

1.作息和节庆

2.休闲和娱乐

3.生活水平

4.健康与寿命

第七章　独立运动的兴起

一、七年战争前后的北美

1.长期的殖民竞争

2.1763年以后的北美社会

3.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4.对母国的离心倾向

二、独立运动的序幕

1.“新殖民地政策”

2.政治辩论的兴起

3.全面的抵制

4.英国的让步

三、不断加深的危机

1.《汤森税法》

2.新的抗议风潮

3.“波士顿茶会”

4.高压政策的出台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1.英国的进退失据

2.革命舆论的成熟

3.第一届大陆会议

4.独立战争的爆发

1776年以前北美历史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一、基本史料

二、英文论著

三、中文论著

索引

修订版前言

我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机会为本书写这样一篇“修订版前言”。几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本书出版后带给我的主要是遗憾；因为时间紧迫，加上研究条件的限制，许多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材料尚需进一步充实，在行文上也有必要加以完善。当时我的感觉是，这种遗憾也许会一直留存下去，因为修改再版的可能性似乎比较渺茫。没有料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不成熟的小书有兴趣，愿意给它出一个修订版。起初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消除初版留下的“遗憾”的机会，但结果证明却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样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我动手修订以后，就不得不面对本书出版8年以来美国史学界发表的难以胜数的文献，以及当初因条件所限未能找到的大量材料。在出版合同规定的有限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充分研读和利用这些材料。我只得抱着改胜于不改的想法，量力而行，竭尽全力，尽可能弥补当初留下的缺憾。在修订的过程中，我选读了美国新近出版的一些论著，补充了当初遗漏的一些重要的材料，并有选择地充实和改写了某些章节，调整了某些提法，查证了某些引文，改动了某些章节的标题，对文字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加工。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我还大幅度地改写了《导言》，就美国早期史的最新研究动向进行了讨论和辨析，进一步细化了初版中提出的叙事框架，同时使修订版的内容能尽量接近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前沿进展。

经过数月的增删润饰，本书的面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经“脱胎换骨”，但称之为“旧貌换新颜”似不为过。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篇幅较初版有所增加，材料较为充实，主旨更加明确，文辞也略显妥帖而顺畅。当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依然不少。20世纪中期有美国学者抱怨说，早期史乃是美国历史中“遭受忽视的一半”；但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领域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繁荣”，各式各样的专题论著层出不穷，整理和出版的史料也可谓“汗牛充栋”。因此，任何学者如果想写一本综合性的早期史著作，就不仅要有足够的学力来驾驭浩如烟海的材料，而且还必须有适当的眼光从纷纭驳杂的历史解释中看出相对明晰的线索。我不敢自承具备这样的学力和眼光，当初写这样一本书时就深感勉为其难，现在对它加以修订还是显得左支右绌。如果要写出一本更加充实而条贯的早期史，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看来这只有俟诸来日，或寄希望于中国新一代的美国早期史学者了。

前后有许多师友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过帮助。在本书初版的“著者说明”中，我曾对以下人士表达了深挚的谢忱（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伯纳德·贝林教授、曹中屏教授、陈宏达博士、陈莉丽女士、陈祖洲教授、邓蜀生编审、埃里克·方纳教授、方生编审、冯秀文研究员、高乐咏教授、韩召颖博士、华庆昭教授、黄安年教授、黄柯可研究员、孔庆山教授、李爱慧博士、李立博士、李庆春先生、李世洞教授、刘绪贻教授、陆镜生教授、马克垚教授、罗伯特·麦科利教授、钱乘旦教授、任东来教授、苏宜教授、陶文钊研究员、王希教授、王晓德教授、王章辉研究员、唐纳德·魏森浩教授、肖军副教授、阎照祥教授、杨生茂教授、杨玉圣教授、余志森教授、张聪博士、张聚国副教授、张友伦教授、张月红同学、周基堃教授，以及在南开大学选修过“美国早期史”课程的各位研究生。这次修订得到了人民出版社乔还田编审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先生的大力支持，付成双副教授、丁见民博士和董瑜同学协助借阅了大量资料。没有他们的帮助，修订工作肯定是难以顺利完成的。此外，无论是初版的写作，还是这次的修订，都得到了我的家人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对此，任何感谢的言辞似乎都显得分量不足。那就仿照学术界的成例，把这本书献给他（她）们吧。

李剑鸣

2008年10月

导言

一

美国历史的起点应当定在何时，国内外史学界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各种版本的美国史或早期史著作中，有的以印第安人独处美洲的时期为美国的史前时代，有的以欧洲人“发现”美洲为美国历史的第一页，有的以詹姆斯敦的建立为真正的开端，还有的采用“模糊处理”，不从正面论及这一问题。本书截取1585—1775年这个时段，叙述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美国历史并不是某个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独角戏”，而是众多种族和族裔共同演绎的故事，因而应当以他们在北美这一地域开始接触和长期共处为起点。1585年，英国人尝试在北美建立永久的定居点，这可以说是多个种族和族裔接触与共处的契机。以1775年为叙述的终点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一年13个殖民地与母国发生了武装对抗，进而寻求终结其英属殖民地的身份。转年，“合众国”这个新的政治主权实体宣告成立。(1)

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作“殖民地时代”。从美国历史的宏观脉络来看，这个时期似乎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主题。在此期间，欧洲移民和非洲裔奴隶源源不断地到来，逐渐落脚生根，繁衍生息，并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发生交往和冲突，在北美大陆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变。这一巨变的发生和进展，虽然得到了众多种族和族裔的共同推动，但欧洲裔居民无疑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凭借其制度、技术和观念的优势，支配了1585年以后北美历史的走向。随着他们的到来，北美大陆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仅不符合土著居民和非洲裔黑人的意愿，而且是以他们的深重苦难为代价的。在这个时期，来自欧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因素，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和变异，逐渐成长为枝叶繁茂的美国式民主。各殖民地居民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习惯的差异，摸索出了各不相同而相辅相成的经济活动方式，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经济分工，并通过与欧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往来，开始在大西洋区域市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独立后的经济“起飞”铺设了“跑道”。众多种族和族裔的居民生活在同一个地域，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说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同时也有交往和混合，在社会文化上展现了显著的多样性。简而言之，后来以“美利坚”为修饰语的各种事物，大多在这个时期开始显露端倪。诚然，如果将这个阶段完全看成“合众国”建立的准备，就不免有“历史目的论”的嫌疑；但美国独立后的发展，则确实是立足于这个时期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就这一点而言，不妨把这个时期称作美国的“奠基时代”。

这个“奠基时代”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585—1690年是英属北美建立和走向稳定的时期。英国人在罗阿诺克岛建立的第一个拓殖地，竟以神秘消失而告终；此后他们用了近百年的时间，陆续在大西洋沿岸建成了12个殖民地。(2)这些殖民地建于不同的年代，走向稳定的过程和时间也不尽一致。最初的移民大多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致力于摸索谋生和致富的途径，终于建成了有序而有效的政治社会，确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及至17世纪90年代，各殖民地人口大为增加，经济能力有所提高，土生居民开始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殖民地从移民社会转变为本地人社会。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经过反复曲折的探索，也找到了管理殖民地的相对有效的体制和方式。在1690—1763年间，殖民地社会获得了稳步的发展，迅速走向成熟。各殖民地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具有越来越强劲的自主发展能力。这个时期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相对松懈，给北美留下了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殖民地人口持续增长，定居开发的地域不断扩大，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社会多样性不断发展，政治自治能力明显提高，本地精英已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换言之，殖民地由英国人的海外定居地，逐渐成长为具有自足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本地人社会。这样一个日渐成熟的社会，自然愈益难以忍受来自遥远的宗主国的干预和控制。然则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选择一个不适当的时机、采取不适当的方式来“改革”对殖民地的管理，结果导致殖民地和母国反目成仇，并最终演化为武装对抗。于是，那股一直在悄然涌动的自主发展的潜流，终于喷发为独立的滔天巨澜，冲垮了英帝国在美洲的“半壁江山”。

二

其实，将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称作“殖民地史”，乃是一种以欧洲裔居民的经历为中心的美国早期史框架。(3)这是多年来美国历史学家讲述这段历史的惯用方式。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既然英属北美乃是英国人建立、英国人定居和英国统治的殖民地，那么“殖民地史”就理所当然地是英格兰移民及其后裔的历史，是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变动的记录。但是，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史研究中的渗透和扩散，这种史观遭到了质疑乃至唾弃。

在当今的美国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美国历史看成各种族、各族裔和其他各种人群共同的经历，早期史自不例外。非英格兰裔群体在早期史上的地位愈益受到重视，美洲文化、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一起，都被视为美国历史的渊源。(4)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得风气之先，在1974年出版《红种人、白人和黑人》一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把早期北美描述为多个种族、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和竞争的舞台，尤其强调种族和文化交汇的历史意义。(5)美籍日裔学者罗纳德·高木更是明确地宣称，“自从弗吉尼亚海岸开始，美国在种族方面就一直具有多样性；这一现实已变得日益显著，而且无处不在”。(6)在最近二三十年美国的早期史研究中，关于印第安人、非洲裔和其他非英格兰裔的专题历史著述，真可谓令人应接不暇；各个种族和族裔在其中平分秋色的综合性著作，也时有问世。(7)在这种社会观念和治史取向所营造的学术氛围中，如果有谁明确宣扬英格兰裔在殖民地社会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会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招致诘难。更有甚者，任何一种关于早期历史的著述，如果未以适当篇幅论及白人以外的其他族裔和文化的作用，就会引起同行的质疑和批评。因此，当读者看到某种标准的经济史著作中，也以专门的章节叙述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的历史，就不必感到诧异和不解。(8)

这样一种早期史的意义，就不单纯是对以往研究的矫枉纠偏或补苴罅漏，而是一种历史的重构和全面改写。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笔下的早期史，不过是英格兰裔移民及其后裔的经历和英国政策的记录，印第安人通常作为白人的敌人而出现，黑人则只有在论及奴隶制时才被提到。而在当前的早期史著述中，那些以往遭到忽视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得到了高度的重视，他们不再是历史的陪衬和配角，而被安排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这样一部早期史，无疑显得更加丰富和完整。但有一点同样值得注意，这种早期史似乎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浸染和改造。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塑造力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历史写作产生了某种支配性的影响。秉持这种思想观念的学者，不仅十分关注各个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历史地位，而且突出强调非欧洲因素在北美早期社会文化形成和演变中的作用。还有学者甚至提出，如果从东、西两个不同的方向对早期北美加以观察，就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从东往西看（即欧洲人的角度），所见到的是欧洲人越洋而至，踏上北美东部海岸，然后渐次越过密西西比河，“入侵”和“征服”印第安人的世界，终于建成了一个兴盛的新国家。但若“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观察（即印第安人的角度），印第安人就出现在前台，而欧洲人则从遥远的海岸而来；北美就成了“旧世界”，而西欧则是一个“新世界”；印第安人城镇卡科基亚就是一个中心，而普利茅斯石则成了边缘。这样就形成了一部土著居民的北美早期史，其主题和内容变得同人们所熟悉的早期史很不一样。(9)

美国学者在讲述早期史时，可以有“向西看”或“向东看”的选择，这固然显示了其研究取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同时也多少带有一种“身在此山中”的困窘。“面向东方”来看待北美早期历史，诚可打破以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为中心的早期史框架，并能凸现印第安人在与欧洲人接触中的希望、担忧和策略，让他们扮演整个故事的主角。但是，北美早期历史的主题显然不单是、甚至主要不是印第安人的兴衰。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因而采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有其局限。美国境外的早期史学者，不必像本土学者那样怀有强烈的价值和道德意识，可以更加超然地选取叙事的角度，摆脱“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之类的问题的困扰。在深入洞悉历史细节和准确掌握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选取有利于清晰观察的位置，从不同视角交替看待北美早期各种角色的经历，庶几能相对中性而立体地讲述北美早期居民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角色无疑是各色各样的，不仅有英格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当然也包括印第安人、非洲裔黑人和其他非英格兰裔的居民。(10)然则在所有这些人群中，是否有一些相对的主角呢？在一个故事中如何确定主角，取决于故事的主题和主旨。如果涉及的是欧洲人足迹未至的北美地区的历史，印第安人乃是当然的主角；如果要叙述北美早期毛皮贸易的故事，印第安人无疑也是中心角色。但是，倘若故事的地点是从肯纳贝克河到萨凡纳河之间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主题为1585—1775年近二百年间北美地区的深刻变动，那就必须重新考虑不同角色的地位。如果把各个种族和族裔群体置于相同的角色地位，无分轩轾，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则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偏向非英格兰裔，同完全忽视其他种族和族裔的经历一样，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扭曲，并无助于准确理解北美早期史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在英属北美，英格兰裔居民最终成了人口的主体，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发挥主导作用；非英裔的种族和族裔则遭受越来越强烈的排斥或压迫，其作用和影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北美社会处于不平等的边缘地位。13个殖民地乃为“英属”，这种英格兰属性，不仅表现为政治主权的归属，同样也反映在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上。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非英格兰裔群体的确是北美早期历史的重要角色，但他们的位置和作用却不能与英裔等量齐观。

在描述北美早期不同种族和族裔的相互关系时，美国学术界近来常用“接触（contact）”、“遭遇”（encounters）、“汇合”（convergence）和“互动”（interaction）一类的词汇，以替代过去所用的“入侵”（invasion）、“征服”（conquest）和“文明开化”（civilizing）。这类用词看似中性，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扭曲基本史实的风险。在北美早期历史的参与者中，几乎没有任何群体是用这类词汇来描述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乃是“入侵者”；对于非洲裔黑人来说，欧洲人和殖民地居民更像是买卖人口和榨取奴隶劳动的“暴徒”。至于那些定居于北美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则怀有鲜明的文化观念和种族意识，他们很自然地把与自己不同的人群视为异类，而不是当作在路上“遇到”的可以平等往来的陌生人。他们凭借自己在组织和技术上的优势，不仅改变了16世纪以来北美历史的走向，而且逐渐控制了土著居民和黑人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构造了一整套关于种族和文化不平等的理念及体制，以维护他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中心位置，而把其他种族和族裔置于被奴役、“被开化”或被“英格兰化”的巨大压力之下。

另外，美国学者还倾向于强调，土著居民和黑人对其命运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而常有积极主动的应对。这样也可能造成一种假相，似乎这些群体主要不是历史的受害者，而是自愿的参与者和实际的受益者。实际上，英属北美的开拓，在整体上给英格兰裔居民创造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但对其他许多族裔的居民来说，则无异于一部苦难史。印第安人人口锐减，黑人遭受非人的奴役，许多移民死于前往美洲的途中和定居地建立初期，各种仆役不能享有人身自由，战争、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不时笼罩在北美上空。历史学家只能尊重历史，而历史总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缺陷和局限。美国早期史的确是许多种族和族裔共同“创造”的，但决不是他们基于对利益的分享而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主要是相互敌视和残酷竞争的记录，是一部英格兰裔逐步凌驾于其他族裔之上的编年史。

三

北美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乃为“英属”，而北美文化是否就是英国文化在“新大陆”的延伸或翻版呢？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历史学家大多认为，美利坚文化来自欧洲（主要是英格兰）这一文化母体，欧洲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北美的新土壤中，经过环境和时间的综合作用，最终长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植物。至于这一植物何时长成以及如何长成，在美国史学界却长期存在很大的分歧。在19世纪通行的“生源说”，因其立论简单化和缺乏实证研究而为多数学者所不取，越来越多的学者按照“变异”的路径来理解这一问题。(11)

“变异说”的核心理念是，美利坚文化固然源自英国和欧洲，但由于北美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塑造性”作用，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因子逐渐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其母本的特性。在“边疆学派”的创立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看来，在殖民地时期，欧洲和英国文化在东部沿海地带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断拓展的西部边疆才是真正的美利坚文化的诞生地。他解释说，欧洲文化的因子经过边疆生活的改造，变成了“美利坚的新产物”；最初的大西洋沿岸边疆乃是欧洲的边疆，但随着边疆的不断西移，美国愈益远离欧洲的影响，自身的独立性不断成长。(12)可见，特纳是一个极端的“变异”论者，他把美利坚文化的形成看成对欧洲传统的背弃。然则更多的“变异”论者相信，美利坚文化的形成乃是欧洲和英国传统在殖民地时期发生变异的结果。丹尼尔·布尔斯廷提出，美利坚文化的独特性从殖民地建立之时就开始形成，“旧世界”的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在“新世界”窒碍难通，而兴起于美洲的是一种（或若干种）新的文化。(13)奥斯卡·汉德林也明确指出，移民们最初带来的观念和经验，在新的环境中失去了效力，因而“最终出现的美国社会秩序乃是一种变形”。(14)最近更有学者强调，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早在1776年以前就变成了一个“新”社会，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不同于英国和欧洲的“美利坚”社会。(15)

从“变异”的角度来看待美利坚早期文化的学者，一般强调北美环境对欧洲文化因子的改造作用。正如早期社会经济史学者詹姆斯·亨利塔所指出的，在20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研究新英格兰的学者认为，英国传统的制度、习俗和观念，在北美荒野的腐蚀性力量的作用下不断消蚀和转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社会的诞生。(16)许多学者相信，“新”环境促成了“旧”文化的转化，北美文化乃是欧裔居民对环境加以“创造性适应”的结果。(17)戴维·费希尔则从“民俗”的角度考察了美利坚文化和英国的联系，重申了英属北美在文化起源上的不列颠特性。他强调说，英属北美四个主要的区域分别接受了来自英国四个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带来了四种不同的英国地区性文化，分别构成“新世界”地区性文化的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当今的美利坚文化。他同样重视环境的意义，但认为环境对欧洲文化的作用，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破坏”或“打碎”，而是提供了“更为复杂的物质压力”，对欧洲文化的某些方面施加了改造，对另一些方面又有所强化。(18)戈登·伍德更关注美国革命的转折性意义。在他看来，革命前的北美是一个和母国及欧洲没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是美国革命使美国人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有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也就是说，美国新型的社会文化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结果。(19)

然而，上述各种从文化移植和转化的角度来阐释北美文化形成的观点，近来遇到了愈益强烈的质疑和抨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刻意淡化北美殖民地文化的欧洲基调，转而强调非欧洲因素的意义和影响。在他们看来，欧洲人、非洲人和土著居民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他们一开始完全是彼此陌生的，而在北美汇合以后，都变成了与其各自的先辈不同的人，并且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美国的历史始于多种历史的汇合，而多种历史的“碰撞”又塑造了新的历史，多种文化的“交汇”催生了新的文化。(20)总之，早期美利坚文化是由众多的种族和族裔共同创造的。只要略一浏览《威廉-玛丽季刊》和《美国历史杂志》最近十来年的论文和书评就会发现，采用这种“文化交汇说”的路径来探讨早期美利坚社会文化的论著，真可谓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早期美利坚文化的形成及其属性，是任何美国早期史著述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毋庸讳言，不同种族和族裔人群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渗透，的确对北美早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在北美不仅遇到了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同时也接触到了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反过来，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所接触的，也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新人种和新文化。于是，这些彼此陌生的文化群体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接触和冲突，不同的文化因子展开了持续的碰撞和渗透，在悄然不觉中塑造出一种不同的文化的面貌。严峻的种族关系，普遍的奴隶制，众多的族裔和教派，以及肥沃而易得的土地，这些都是在“旧大陆”不存在或不突出的现象，而它们对于北美文化的形成和演化则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印第安人的农业经验和生存技巧，黑人的劳动和风俗，来自欧洲的非英格兰裔居民所身负的文化因子，不同族裔和教派的人群在各殖民地之间的迁徙与混合，都给早期美利坚文化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则，如果从历史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就可以看出，北美早期社会固然存在多种文化的交汇、碰撞和混合，但并非各种文化成分在其中发挥了同等的作用；在逐渐形成的美利坚文化“马赛克”上，也不是所有的族裔文化都占有均等的份额。在英属北美，英格兰裔居民以其人口的多数和文化势能的强大，并辅以英国的政治控制和文化辐射，从根本上决定了早期美利坚文化的形成路径和形成后的面貌。也就是说，英格兰文化乃是早期美利坚文化的主干或母本，而其他文化大多处于边缘和被动的地位，而且受到“英格兰化”的巨大压力，因而它们对早期美利坚文化的形成至多是发生了枝节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印第安人基本上处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控制范围之外，作为奴隶的黑人则属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无声者，而其他欧洲裔居民也生活在英格兰文化的巨大影子之下，因此，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多样性在当时的意义，与20世纪中期以来的情形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同时，英裔居民关注其文化的纯一性，并不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一件有益的事，而是极力在文化上排斥或改造其他的族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英裔居民坚持采用排斥的方式，把众多“异质”的文化群体阻挡在“主流文化”之外，才得以在其文化的形成时期保持较多的英格兰特性，从而使延续至今的美利坚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制度，与英国和欧洲的传统有着根本的同质性，使美利坚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出发来反观17、18世纪的北美社会，就无法看到历史的本来面貌。

可以肯定地说，早期美利坚文化的核心或主干，乃是英格兰传统在“新大陆”转化和变异的结果，其“英格兰属性”是无可否认或抹杀的。在北美早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中，殖民地英裔居民充当了主导性的力量。在最初的移民定居点，人们为了求得生存，只能依靠他们在母国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同时又不得不根据所处的身边世界做出某些适应性调整。从总体上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文化创造的强烈自觉，而是依据文化的惯性行事，很自然地追随和效法英国及欧洲的传统，试图在“新大陆”重建一个“旧世界”。待到定居地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土生人口比重显著上升，殖民地居民逐渐在母国方式和身边世界之间找到了某种中和的路线，并在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衍生出具有北美本土特色的社会文化方式，其人口构成、社会组织、劳动方式、物产品种、日常生活和价值标准，都与母国产生了鲜明的差别。随着殖民地社会变得愈益富足和稳定，北美与英国及欧洲的交通联络也更加便利和频繁，殖民地居民中受过教育的人不断增多，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地向母国居民看齐，追求一种更“精致”、更“文雅”的生活。在他们心目中，伦敦乃是英国都市文化的样板，也是他们极力效法的对象。他们致力于把北美变成一个真正的英格兰社会，并使自己享有与母国精英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同时，殖民地居民在看待自己与英国及欧洲文化的关系时，其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17世纪，他们把殖民地视为英国和欧洲文化的外围边缘；而进入18世纪以后，他们开始将殖民地当成英国和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把自己看成不列颠人，有意识地参与推动母国及欧洲文化的发展，并希望能分享这种发展的成果。(21)

英属北美社会文化的这种演变路径，就是近期美英两国学者所概括的“克列奥尔化”（creolization）和“英格兰化”（anglicization）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向。随着土生人口成为殖民地的多数，英属美洲各地在文化和身份上出现了混合性，不断与母国拉开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克列奥尔化”。与此同时，由于大西洋两岸一直发生着频繁的人员、信息和货物的交流，英属美洲得以经常同母国沟通联结；而殖民地居民则力图按照母国的方式来重建本地社会，使自己像母国人一样生活。这种倾向叫做“英格兰化”。这两种趋向既相互牵制，又相互作用，最终塑造出英属美洲殖民地社会文化的新特征。(22)其实，“克列奥尔化”就是“本土化”或“去英格兰化”，是一种不以殖民地居民意志为转移的外在趋势，是北美社会在各种力量作用下按照自身“逻辑”发展的难以逆转的进程；而“英格兰化”则更多地属于殖民地居民的主观愿望和努力，是他们留恋或向往母国生活方式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克列奥尔化”抑制了“英格兰化”的效果，使早期美利坚文化出现了不同于母国的特点；而“英格兰化”则延滞了“克列奥尔化”的进程，使北美社会在很长时期内保留了一些母国的色彩。当英国政府着手推行“新殖民地政策”时，北美精英的“英格兰化”的愿望就面临严峻考验，因为母国的态度明白无误地宣示，殖民地精英无论在生活方式上如何接近英格兰人，他们都不能获得与母国精英同等的社会声望和权势。最后，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武装冲突的爆发，彻底打碎了“英格兰化”的梦想，同时也为美利坚人自主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四

在英文中，“殖民地”一词有单、复数之分。作为复数的殖民地（colonies），乃是一些“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实体。(23)它们建立的时间有迟早之别，移民来源各不相同，相互之间拥有分明的地域界线，各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结构，在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也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并且经常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发生纠纷和争斗。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对13个殖民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将它们划分为四个大的地域，即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新罕布什尔）、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切萨皮克地区（马里兰、弗吉尼亚）和下南部（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此外，有些论者还把各殖民地内陆边疆地带统称为“边远地区”，视之为一个与上述四个区域不同的独立地域。

每个地域都各有一些突出的特点。新英格兰很自然地同清教联系在一起，那里盛行中小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农、牧、商混合型经济。中部地区素以盛产谷物闻名，在族裔和宗教上带有多样化的特征。切萨皮克地区起初主要种植烟草，稍后大力发展谷物生产，其劳动力的主体包括黑人奴隶和白人契约仆。下南部则是纯粹的“奴隶社会”，稻米和靛蓝的种植支撑着整个经济结构，并给奴隶主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边远地区”分布着众多不同族裔和教派的居民，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更加艰苦和危险。同时，各个地域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别和矛盾。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之间不时发生纠纷；在中部，宾夕法尼亚的家庭农场和纽约的租佃制形成对照；在切萨皮克，马里兰是业主殖民地，而弗吉尼亚则是最早的王室殖民地；在下南部，北卡罗来纳居民普遍贫穷，而南卡罗来纳社会则存在鲜明的两极化；不同殖民地的“边远地区”的居民构成并不一样，其与东部开发较早地区的关系也各有差异。

到了1775年以后，这些差异纷繁的殖民地很快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本相对统一的西属美洲，在脱离宗主国以后却分化为众多的国家。在这一合一分之间，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也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思考：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使13个殖民地克服差异和分歧而组成了一个整体呢？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各式各样，而且分歧甚大。最初，有些学者试图从各殖民地表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寻找出某种内在的统一性。他们强调新英格兰社会特征的普遍意义，把以清教、自由持有制和政治自治为核心的“新英格兰精神”，视为北美文化的典型代表，认为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美利坚文化，将不同地域的居民联结成一个整体。后来，这种“地域文化中心说”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反对夸大清教的影响，认为新英格兰在英属北美非但不是典型，反而是一个特例，不具任何代表性。(24)有的学者进而指出，在殖民地建立之初，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差异非常鲜明；此后各殖民地的差异不断缩小，社会文化逐渐趋同，最终形成了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美利坚文化。(25)这可以说是一种“地域文化趋同说”。近来，美国史学界更倾向于关注北美文化的多样性，那种基于单一的核心元素来构建某种内在的文化统一性的企图，为多数学者所摒弃。中国学者则试图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着眼，来解释殖民地由分到合的过程。他们提出，在18世纪60、70年代，“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因而独立战争乃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次“殖民地反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乃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必然结果。(26)

显然，这里牵涉到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实际发生的历史无比纷繁复杂，留传的各种资料，虽然仅只保存了历史的“冰山一角”的有限信息，但仍显得杂乱无章而扑朔迷离。历史学家面对早已消散的历史烟云，却雄心勃勃地执意要复原“历史的真相”。他们借助人类有限的理性和智力，为人类过去的经历制定各种框架，将纷杂零乱的史实梳理归纳，使之成为一部条理清楚、可以理解的历史。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乃是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基本路径，但同样也反映了历史学家的局限和无奈：对于没有主线和框架的历史，他们不免束手无策。因此，在面对13个殖民地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时，人们就只能从寻找“内在的统一性”入手，以发现美国建国的奥秘。然而，要寻求统一性，就难免剪裁或舍弃多样性。历史著述总是为这种顾此失彼的尴尬所困扰。国内外学者以往的讨论表明，无论以某个或某些殖民地作为英属北美的典型或代表，都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弊端。

透过以上各家的论说可以看出，在处理英属北美社会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时，不可孤立地看待各殖民地之间的差异，更不能夸大多样性的意义。其实，北美13个殖民地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英属殖民地。这种共同的政治归属，就好比是一个强劲的“外箍”，把分立的各殖民地捆绑在一起，为克服差异性和增进共同性创造了条件。在英国主权的共同控制下，各殖民地在经济上往来密切，形成了广泛的具有互补性的市场联系。随着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愈益频繁，居民在各殖民地之间自由地迁徙流动，不同地域的联系不断趋于紧密。更重要的是，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居民，他们在同法国、西班牙殖民势力以及敌对印第安人部落的较量中，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逐渐形成了协商合作、联合行动的机制。进而言之，英裔居民在多数殖民地均占人口的多数，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来自同一个渊源，并借助与英国的联系和往来而进一步增强了文化的共性，同时又通过与印第安人、黑人奴隶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对照，不断强化了文化的内聚力，最终萌生了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乃是一种强劲的黏合剂，将13个存在差异和分歧的殖民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包容差异和多样性的共同体，合众国就是从这个共同体中破壳而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奠基时代”的历史，就是这个共同体发育和成长的记录。

富于历史意味的是，这个共同体发育和成长的基点，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美利坚特性”，而恰恰是13个殖民地居民对“英格兰特性”、特别是对“英国人的自由”等核心价值的认同。从定居地初建到殖民地独立，英裔居民在社会文化的认同上相继经历了两个转化。首先，他们从具体的殖民地居民（American colonials）转化为英帝国的省区居民（British provincials）；继而，他们再从英帝国臣民转化为美利坚人。正是13个殖民地居民对“英格兰特性”的执著，以及他们与母国文化的共同联系，才使他们逐渐变成了一个整体。(27)

在“美利坚人”取代“英格兰人”而成为13州居民新的文化身份以后，建国精英为了建成一个联盟式的统一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美利坚人的共同体意识。他们呼吁各州克服地域观念，放弃一部分地方性利益，以谋求共同的生存和强盛。他们用以传达这种理念的基本方式，就是诉诸“美利坚人”在渊源上和文化上的同一性。他们当时所说的“美利坚人”，并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某些欧洲裔居民（如犹太人），其主体乃是英格兰裔居民。因此，促成13个殖民地由分而合的关键，是以“英格兰特性”为核心的文化纯一性，而不是当今美国学者用浓墨重彩来描绘的“马赛克式”的文化多样性。诚然，初建的合众国乃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排斥性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被排除在外，而且妇女、未成年人、某些新移民和宗教群体也不得其门而入。不过，这种排斥性并未导致绝对的封闭性。相反，在美国最初的宪政结构和政治文化氛围中，被排斥的群体可以找到某种争取平等权利的可能空间。

五

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美国史学界，“跨国视野”或“全球取向”成了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现象，美国历史被视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具体的历史问题也被置于全球语境和跨国视野中来讨论。这种新的趋势反映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主要表现为三种相互联系的研究取向：一是把美国早期史置于超越民族国家的语境中看待，关注非英格兰因素在早期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二是扩展早期史的地域边界，把整个大西洋区域（包括欧洲、西非、美洲，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作为早期史的空间范围；三是关注较大地域内不同次级单元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在讨论具体课题时则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28)这种研究路径的变化，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发掘美国早期史的内涵，丰富对具体史事的认识。但是，把不属于当今美国领土范围的地区，或后来美国用各种方式获取的土地，不加区别地纳入美国早期史的空间范围，则不仅模糊了美国历史的地理边界，而且在思想取向上带有某种“史学帝国主义”的色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研究13个殖民地的历史，可以完全不考虑欧洲其他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实际上，通过与新法兰西、西属美洲以及海岛殖民地的对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英属北美社会文化的特征。

位于13个殖民地以北的新法兰西，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到1763年时白人居民仅有6万人。(29)欧洲裔人口的多数为法裔，此外还有来自德意志、荷兰、葡萄牙的移民及其后裔，在新斯科舍地区则居住着众多的新英格兰移民。法国政府和新法兰西当局对于扩张地域的兴趣，远在定居开发之上。新法兰西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母国的领主制，其经济长期以毛皮贸易为支柱，因而有的史书提到，是河狸这种动物“打开了加拿大的地图”。(30)在18世纪上半叶，小麦种植和木材加工有所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单一经济的性质，以致到易手英国时，也没有解决生活物资的自给。法国政府对新法兰西的内部事务施以严格的控制，长期在加拿大驻扎正规军，把军队作为控制殖民地的有力工具，以致殖民地社会始终没有发育形成充分的政治自主性。在宗教上，新法兰西是一个单一的天主教社会，教会拥有地产，并在世俗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殖民地社会等级分明，各等级之间较为封闭，僧侣、贵族和平民地位悬殊，权贵集团高高在上，而多数人却不能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

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面积达到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其规模远在英、法、葡诸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上。西班牙政府对于外国移民限制甚严，因而白人居民大多来自西班牙。不过，西属美洲同样存在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人口的多数为印第安人和混血人。1789年，在西属美洲的人口中，印第安人（不包括未接受西班牙人统治的印第安人）占55.8%，白人占22.9%，黑人占6.4%，印欧混血人占7.3%，欧非混血人占7.6%。(31)与英属北美不同的是，西属美洲许多印第安人遭到征服，变成了任由白人压榨的劳动力，在“委托监护制”、“劳役摊派制”和“米达制”（轮换制）之下，或为白人开采金银矿藏，或在庄园和种植园里劳动。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之间发生密切的血缘联系，人种的混合程度远远高于英属北美。西属美洲社会等级森严，歧视盛行。即便在白人社会，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控制在少数来自西班牙的“半岛人”和本地上层人物手中，他们有的是监护主，有的是高级教士，更多的是殖民地官员；而一般居民的权利缺乏切实的保障。社会结构比较僵硬，许多人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社会流动也不活跃。在宗主国的严密控制下，殖民地社会的自主性发育成长十分缓慢。天主教会不仅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占有很大的地产和其他财富，大主教的收入甚至超过总督。到17世纪末，墨西哥和秘鲁的教会占有当地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32)控制信仰乃为天主教会的惯技，宗教裁判所见于各地，对于异端施以严厉的处置。西属美洲虽有学校、报纸和刊物，但除少数白人外，大多数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乃为文盲，居民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

英国除在北美占有殖民地外，还在加勒比海岛屿建立了一些拓殖地，美国的早期史著作通常将这些海岛殖民地包括在内，统称“英属美洲”，而英属北美则叫做“大陆殖民地”。英国人于1624年来到圣克里斯托弗岛建立定居点后，相继在巴巴多斯（1627年）、尼维斯（1628年）、蒙特塞拉特、安提瓜（17世纪30年代）和牙买加（1655年）等岛屿上落脚。这些岛屿大多面积不大，而且起伏多山；但土地肥沃，白人种植园主使用大量白人契约仆和黑人奴隶，种植甘蔗，生产食糖和糖蜜。这些产品为少数种植园主带来了大量财富，使海岛殖民地成为英属美洲最富庶的地区。在当日的英国移民中，有钱人通常到海岛殖民地发财，而穷人则多去北美谋生。海岛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大陆殖民地大致相同，设有总督、参事会和民选议会。不过，总督控制着核心权力，参事会和议会的作用相对有限。社会分成若干等级，大种植园主、中小种植者、契约仆、黑人奴隶处于不同的社会梯级上，各有其身份与地位的标志。种植园主平均拥有的奴隶多于其北美同行，例如，1680年，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中有19人拥有200名奴隶，89人拥有100名以上的奴隶。在总人口中，黑人大大超过白人；1713年，白人和黑人的比例为1∶4，而大陆殖民地则为6∶1。(33)在各个岛上，种植园主都是当地社会的主宰者，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不过，热带的炎热气候使他们寿命较短，多数人年纪轻轻就死去。因此，本地出生的白人难以扎根，不像大陆殖民地居民那样最终形成了共同体意识，成为有别于英格兰人的美利坚人。这些岛上的英裔居民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当地未建印刷厂，也没有出版物。1807年英国议会禁止非洲奴隶贸易以后，海岛殖民地的种植业在劳动力方面遇到严重困难，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最后，英裔居民纷纷离开了这些海岛，后来在这里建国的不是英裔居民，而是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混血人。在飓风和地震的不断袭击下，当年的种植园、教堂、白人的漂亮宅邸以及奴隶的破旧棚屋，都早已荡然无存。

通过这种简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北美13个殖民地社会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包容性。虽然种族歧视和等级限制同样盛行，但欧洲裔居民在身份上大致平等，不同教派经过竞争也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局面。由于母国在政治上控制不甚严厉，对殖民地内部事务也较少干涉，因而本地精英很早就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自治和议会政治很快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更重要的是，13个殖民地实行法治，欧洲裔居民的权利享有基本的保障。虽然经济上富足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制度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但自由观念和权利保障机制的演进，为独立后权利的“民主化”准备了条件。13个殖民地社会的这些特点，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建国道路，而且使它后来的发展与加拿大及拉丁美洲产生了意义深远的不同。

六

在美国史学史上，早期史曾是一个大家辈出的领域，许多至今尚为人提及的历史学家，如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赫伯特·奥斯古德、查尔斯·安德鲁斯和劳伦斯·亨利·吉普森，都在这个领域建立了卓著的学术声望。他们的鸿篇巨制曾一度使人感到，早期史的矿藏已经开采殆尽，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十分狭小。不过，另一位富于远见的早期史名家卡尔·布里登博，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1947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提醒同行，早期史实际上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领域，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尤其具有很大的发展余地。(34)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代接一代的早期史学者，致力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地方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的研究，发表的论著足可汗牛充栋，对于英属北美历史的了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细化和深化。同时，英国历史学家对于英属北美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堪称道的成绩。对他们而言，英属北美的历史既属于美国史，也是英国史、特别是英帝国史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在这个领域同样有所建树，综合性的著作也时有问世。(35)可是问题总有另一面：专题著述层出不穷，而宏观综合之作寥若晨星，因而对局部了解得越细致，对整体就越难有明晰的印象。换言之，随着精微具体的专题论著不断增多，整个早期史领域就愈益呈“混乱而缺乏条理”的局面。(36)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殖民地史的特殊性有关，也反映了晚近美国史学的发展动向。哈佛大学教授戴维·唐纳德说过，研究殖民地史的历史学家面临许多巨大的困难，即便他只涉及早期的几个英属定居点，其年代也和后来的美国历史一样长，同时他还必须了解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此外，殖民地史实际上是一打以上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殖民地的历史；因此，综合性的殖民地史著述殊为不易。(37)可是，对于当今的早期史学者来说，研究的难度早已超过了唐纳德当年的评论。一方面，就地域范围而言，随着“大西洋视野”的提出，研究英属北美的许多问题，都必须把它置于由欧洲、非洲和美洲构成的整个大西洋世界中考察。另一方面，从这个领域的实际状况来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零碎化”可谓愈演愈烈，而历史学家们早已见怪不怪，以史学的常态视之。对于较小地域、底层群体和默默无闻的人物进行深入研究，诚然可以极大地丰富早期史的内容，但也使得综合性的著述更加困难。面对众多的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地方社区的浩繁论著，学者们大多感到无所适从，难以找到历史的主线和整体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人在对英属北美的历史做全面描述时，也无论他（她）如何谨慎和周密，都难免出现以偏赅全、以点充面和挂一漏万的欠缺。明乎此就不难理解，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学者不计其数，何以最近几十年无人写出差强人意的宏观综合之作。(38)

国内美国史学者对早期史关注的程度和所取得的成绩，显然和早期史的重要性并不相称。长久以来，这个领域的课题很少受人青睐。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之初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因而研究美国史，就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这当然是一种学术上的偏见，而且看来是一种正在被抛弃的偏见。另外，研究条件的制约，可能也是导致这个领域较少人问津的一个因素。文献资料零碎分散，搜集已属不易，解读更是艰难。不过，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难题颇有突破，通过网络获取早期历史文献的渠道正在变得更加宽阔。无论如何，一直有少数学者不计得失，潜心探求，铢积寸累，写出了为数不多而颇有价值的论著，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助的资源。

本书正是基于美国和国内学者最近几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试图将众多细小而分散的“历史碎片”组合起来，拼接成一幅相对清晰完整的画面，以利于读者了解美国最初近二百年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样一种历史的写法，属于在当今美国史学界备受争议和质疑的“总叙事”（master narratives）的范畴。(39)而且，在这种叙事中，故事的主角乃是英裔居民，而叙事的单位则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这与近期美国早期史的研究动向似乎并不合拍。但本书的主旨并非在于构建某种大西洋视野中的多元文化的美国早期史，而是探讨英属北美社会的整体变迁轨迹，力图为殖民地居民在北美立足、求生、发展进而谋求独立的经历，提供一种清晰而条贯的叙事。出于这种考虑，本书选取了主导英属北美历史走向的英裔居民作为主角，但绝非把他们当成唯一的角色；在空间范围上仅仅涵盖构成美国最初领土的13个殖民地，而美洲其他地区只有在作为英属北美的参照时，才阑入考察的范围。

【注释】

(1)在本书的初版中，对何以选取1585—1775年这个时段未做具体说明，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牵涉到相当复杂的史学史和社会观念变迁的背景，三言两语不易交代清楚。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期，具有历史书写能力的人通常是从欧洲人或欧裔居民的立场来看待北美历史的开端的；而且，在此后数百年间，绝大多数美国历史著述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把北美作为多个种族和族裔共同的活动舞台，并从不同文化交汇的角度看待美国历史的渊源，乃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对美国早期史加以重构的结果。

(2)北美13个殖民地的最后一个为佐治亚，建立于1733年。

(3)按照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说法，15世纪以后欧洲人向外扩张所建立的“定居者社会”，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榨取型殖民地”的“定居者殖民地”，其欧洲定居者及其后裔相对于土著居民而言乃是“殖民者”，但他们在与宗主国的关系中又是“被殖民者”。在这个意义上，“殖民地史”的概念可以涵盖英属北美的欧洲人及其后裔、非洲裔和土著居民的经历。不过，英属北美并不是这种殖民地的典型，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英国定居者及其后裔始终没有建立有效控制和统治土著居民的机制。相对而言，西属美洲似乎更符合这种殖民地的概念。参见杰克·格林：《殖民地史和国家史：关于连续性问题的思考》，《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64卷第2期（2007年4月），第237页。

(4)参见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5)加里·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美国早期的居民》，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74年版。

(6)罗纳德·高木：《一面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史》，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93年版，第2页。

(7)乔恩·巴特勒：《成为美利坚：1776年之前的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艾伦·泰勒：《美洲殖民地：北美的定居开发》，纽约：企鹅图书公司2001年版。

(8)斯坦利·恩格曼、罗伯特·高尔曼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殖民地时代），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丹尼尔·K·里克特：《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土著人的美国早期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重点参见第7～9页。

(10)正是由于北美早期“历史角色”存在多样性，关于各个角色的“史学称谓”（不是当时人所采用的“历史称谓”）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初版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在不同人群的称谓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在这次修订中，作者力图厘清各种“史学称谓”的内涵和外延，对不同人群的名称做了如下区分：北美土著居民通常称作“印第安人”或“土著居民”；黑人通常称作“非洲裔居民”或“黑人”（包括“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隶”）；短期来到北美的欧洲人和最初进入北美的欧洲移民，通常依据其国籍来称呼，如“英国人”、“法国人”等；长期定居北美的欧洲人及其后裔，通常称作“欧洲裔居民”或“殖民地居民”，而以后者更常用；当强调“欧洲裔居民”的内部差异时，则以其国籍或族裔来源分别称作“英裔”（有时也称作“英格兰裔”；在与英国本土居民相对时，也用“殖民地居民”来指殖民地的英裔居民）、“法裔”、“荷裔”、“德意志裔”、“瑞典裔”和“犹太人”等；当欧洲裔居民与印第安人或黑人相对应时，通常称作“白人”；所有在北美长期定居的人，包括土著居民、欧洲裔居民和非洲裔居民，统称“北美居民”。

(11)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费希尔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相关讨论做了梳理，将其概括为“生源理论”、“边疆命题”和“移民模式”三种解释路径。见戴维·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北美的四种英国民俗》，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2)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纽约州亨廷顿：罗伯特·E·克里格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4页。

(13)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利坚人：殖民地时期的经历》，纽约：兰登书屋1958年版，重点参见第1页。

(14)奥斯卡·汉德林：《17世纪的重要性》，见詹姆斯·莫顿·史密斯编：《17世纪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纽约：W.W.诺顿公司1959年版，第4页。

(15)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1～7、226页。

(16)詹姆斯·亨利塔：《美国资本主义起源论文集》，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7)T.H. 布林：《创造性适应：人民与文化》，见杰克·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关于现代早期的新史学论文集》，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18)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5～7、783～898页。费希尔自称其解释路径为新版的“生源论”，但实际上属于“变异说”的范畴。

(19)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纽约：兰登书屋1993年版，“引言”。

(20)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第3～4、310～319页；爱德华·康特里曼：《美利坚人：多种历史的碰撞》，纽约：希尔和王公司1996年版，第3～4页；托马斯·本德：《众国之中的一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纽约：希尔和王公司2006年版，第60页。

(21)参见罗伯特·奥尔维尔、艾伦·塔利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各种文化和身份》，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1～13页。

(22)参见奥尔维尔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各种文化和身份》，“导言”，第8～11页；内德·兰兹曼：《从殖民地居民到省区居民：1680—1760年美利坚的思想与文化》，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xi、3、6～7页。

(23)戴维·唐纳德语，见他为克拉伦斯·维尔·斯蒂格的《成形的年代1607—1763》（纽约：希尔和王公司1964年版）一书所作序言。

(24)加里·纳什：《社会发展》，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236页。

(25)杰克·格林：《对幸福的追求：现代早期英属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和美利坚文化的形成》，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重点参见“前言”第12～13页。

(26)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179、214、280～281页；颉普：《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32～41页；黄兆群：《美利坚民族形成刍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9页；黄兆群：《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36页。

(27)兰兹曼：《从殖民地居民到省区居民》，第30页。

(28)参见本德：《众国之中的一国》，第3～14页；泰勒：《美洲殖民地》，重点参见“导言”第xiv-xvii页。

(29)埃德加·麦金尼斯：《加拿大政治和社会史》，纽约：莱因哈特公司1959年版，第55页。

(30)彼德·纽曼：《冒险公司》，企鹅丛书加拿大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卷，第41页。

(31)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卷，第92页。

(32)拉尔夫·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5页。

(33)理查德·邓恩：《糖与奴隶：1624—1713年间英属西印度种植园主阶级的兴起》，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3年版，第46、237页。

(34)卡尔·布里登博：《美国历史中被忽视的最初一半》，《美国历史评论》，第53卷第3期（1948年4月），第515页。

(35)除不同版本的《牛津英帝国史》和《剑桥英帝国史》之外，较新的综合性著作有史蒂文·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创建殖民地，想象出一个帝国》，伦敦：霍德尔·阿诺德公司2005年版。

(36)关于近几十年来殖民地史的研究状况，可参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约翰·默林：《大灾难的受益者：英属美洲殖民地》，见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学》，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伊恩·斯蒂尔：《探索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美洲印第安人的视野、大西洋视野和全球视野》，《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70～95页；迈克尔·肯尼迪等编：《翻转过来的世界：21世纪开端之际的18世纪北美研究的状况》，贝瑟勒罕姆：勒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中思想趋向、学术风气、探讨重点和领域特征等方面的变化，迈克尔·朱克曼有要言不烦而颇富见地的评论。见他为詹姆斯·西门特编《北美殖民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史百科全书》（纽约州阿蒙克：M. E. 夏普公司2006年版，第33～38页）所作的“导言”。

(37)斯蒂格：《成形的年代1607—1763》，“序言”，第5页。

(38)在最近十余年美国出版的综合性著作中，较具学术水准者有巴特勒的《成为美利坚》，泰勒的《美洲殖民地》，以及阿伦·库利科夫的《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关于美国史学界对“总叙事”的见解，参见杰弗里·科克斯、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导言：总叙事与社会史》，见杰弗里·科克斯、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编：《挑战总叙事：社会史论文集》，艾奥瓦城：艾奥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5～6页。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相遇

当16、17世纪之交，北美大陆来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关口，而启动这一转折的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显得那样的细微而零碎。在1492年以后的近百年里，欧洲人不过是间歇性地涉足北美，或探查，或捕鱼，或与土著居民进行交易。他们继而着手实施殖民计划，谋求在这个他们所知甚少的大陆长久立足。于是，若干个小小的欧洲人定居地，如大海中的小岛一样浮现在北美辽阔的土地上。从此，欧洲人的世界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开始了持续性的正面碰撞。在彼此间展开关乎生死存亡的竞争的同时，社会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也在悄然进行，整个大陆由此步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要了解这一历史巨变的由来、进展和后果，需要先对欧洲和北美这两个异若霄壤的世界，做一个鸟瞰式的扫描。

一、历史的新舞台

在今天来想象1585年以前北美大陆的景象，自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当年的山脉、河流、海湾和平原，大多保留到现在，然而不仅面目早已今非昔比，而且大多经过了欧洲人的重新命名。在当今能够看到的关于北美大陆的文献记载中，最接近16世纪以前状况的描述，大多出自欧洲探险者、传教士和殖民者的笔下。当年他们受到空间障碍的限制，对于北美的了解大多限于一隅；而且，他们对于所见所闻的感受，也反映了他们既有的知识和标准，特别是在涉及北美土著居民及其文化时，难免以偏见代替事实。再者，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欧洲人所发现的土地的面貌，与他们所留下的样子之间，在许多关键方面是不一样的”。(1)因此，即便是最博学的历史学家，也难以准确再现数百年前北美大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2)

1.海洋和港湾

于今从英国伦敦到美国的纽约或波士顿，乘坐超音速客机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从数千米高的飞机上俯瞰，浩瀚的大西洋只是在白云之间时隐时现的一抹蔚蓝。但是，在400年以前，对那些前往北美的移民和往来于大洋两岸的商贾官宦来说，大西洋乃是一片漫无际涯、凶险莫测的海域。论及17—18世纪北美的历史，往往无法撇开大西洋这个无声的角色。

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印第安人，对于他们东面的茫茫大海，无疑只有十分有限的知识。他们的船只一般只适合在内陆河流上航行，马撒葡萄园岛、罗阿诺克岛一类附陆小岛上的土著居民，经常渡海和大陆交通往来，但他们的航行大抵限于近海一带。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目力所及以外的大海，乃是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故当欧洲人扬帆而至时，他们以为是天外来客。

然则当日欧洲人是否就了解大西洋的面目呢？即便那些经常出没于海上的航海家，那些热衷于海上航行和贸易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大西洋的认识也同样十分狭隘。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十分形象地写道，“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好几块半独立的洋面拼凑起来的共同体”；欧洲各国关于大洋的知识，仅限于他们航海路线所及的区域，而那些欧洲海船所未到的地方，同样是神秘莫测的。(3)当然，欧洲人关于大西洋的知识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人仅对近海水域略有所知，后来，随着海洋知识的积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开始有渔船冒险到未知的海域去捕鱼。到15世纪，英国不少渔船就到达了冰岛的西面。至于他们如何到达那里，以及航行的具体情形，由于文献的缺乏，今人已了无所知。生活在公元8—10世纪的维京人，曾采用逐岛航行的办法，从大西洋的西北端到达北美海岸。这种办法也许为后来的英国渔民所借鉴。

1400年以后，欧洲的航海技术逐渐进步。在15世纪，各国用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排水量大多在15～100吨之间，船体短而宽，装有主帆以提供驱动力。但船上空间有限，所携给养无多，难以适应远海航行。英国海军所用战船，一度属于这一类型，吃水线以上船舷内倾，前后各有船楼高高矗立，以供水手居住。后来，用于远海航行的船只大有改进，船身增长，船体加高，空间拓展，甲板由单层易为多层，载重量随之扩大；其动力也不再依靠单一的主帆，而采用多种形状和功能不一的风帆，可适用于不同的风向和风力。及至1500年，只要是排水量达到60～100吨的船只，都能用于远洋航行。16世纪到纽芬兰捕鱼的欧洲人，所驾驶船只的排水量不过20～80吨，仍能年复一年地往返于两个大陆之间，可见他们具有独到的航海经验。

在整个15—16世纪，西班牙人在航海中居于领先地位，在造船方面也多有建树。他们在船只构造和航海技术方面做了成功的探索，尤其是把风帆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可提供更大的驱动力，而且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气候和风向。到16世纪中期，他们的船体更趋于流线型，不仅外观更为好看，而且功能大为增强。这种船叫做“西班牙大帆船”。随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此基础上再作改进，使排水量达到500～1000吨，其航速比原来的西班牙横帆商船提高两倍，既可用于商业，也能装备成战船，经常是集两者于一身。在16—17世纪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常见的就是这种船只。西班牙人以大帆船作战舰，体积大于英国的舰船，火力装备也具有优势，但行动不够灵便，容易受到小船的攻击，这是1588年导致“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在向美洲的扩张中，长期把英、法等国远远抛在后面，也离不开船只既大且多的优势。对当时的英、法等国来说，即使把所有船只都投入殖民活动，也不足以和西班牙抗衡。

从欧洲起航穿越大西洋的航行，所走的通常不是一条笔直向西的路线。由于风向和海流的影响，船只必须经常变换航向。有的船只先取北向，然后折向西行。英、法两国的航海者则喜欢先向西南航行到大西洋中央，然后改向北行。每当秋天，海上风力甚猛，海面升高，从美洲向欧洲的东向航行风险大增。欧洲和美洲之间航程的长短，取决于季节、海流和风向。如在顺风季节，只需2～3周即可抵达目的地；但若遇到逆风天气，则要在海上度过3个月方可见到陆地。1748年，瑞典生物学家彼得·卡尔姆赴北美考察，8月5日从英国的格雷夫森德出发，9月15日抵达费城，在海上颠簸达41天之久。但他以为这是最短的航程之一，因为若在冬天，这段路程要走14～19周，甚至更长的时日。(4)

在航海仪器甚少的时代，船只一旦起锚，航海者就只能借助经验和知识来识别航线，定位船只，确认方向，航行的安危完全依赖于海员的判断。根据风向、风力、海流、月相、潮汐、水色和星辰等自然现象，有经验的航海者能够避免迷失航向。到15世纪，罗盘、指北针、象限仪、平行线规和两脚规等器具，逐渐在航海中得到采用，海上定位和测速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航海者开始懂得利用中午的太阳来更精确地测算航位，并借助推测航位来估算经纬度，从而使航海的危险程度得以降低。在航海知识和技术方面，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者曾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对天文航海术在远洋航行中的运用作了系统的研究，对领航员的训练也比较正规。葡萄牙的领航员技术尤为熟练，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下半叶到北美探查时，也曾雇用葡萄牙领航员，英国人更不例外。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西、葡等国的航海教材渐次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在海图上，美洲的位置变得更准确和具体，特别是东部海岸的地形和地名趋于精确。1569年问世的墨卡托世界地图，是第一张可以用于航海的平面地图。1599年，爱德华·赖特将它投入大批印刷，使之在航海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即便如此，仍然只有那些具备经验、耐力和勇气的人，才能涉足远洋航行。

在16—18世纪，对那些不得不奔波于海上的人来说，大西洋有如一个赌场。他们在登上渡海的航船时，就已经用生命做了冒险的赌注。当长达数周乃至数月的航程结束时，即使有幸活着登岸的人，也深感疲惫和劳顿。在那个时期，所有进入北美的欧洲移民，无一不是乘船远渡大洋。他们不仅要经受风涛之苦，而且由于航海条件和船主的态度而遭遇额外的不幸。船主为了尽量获取利润而载人过多，以致船内拥挤不堪，乘客没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舱内气息污浊难耐。由于缺乏保鲜技术，船上食用的肉类都用很多盐腌制过，吃得过多，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即便这种食物也难以保障供应。饮用水储存有限，往往供不应求，而且很不洁净。此外，猛烈的暴风雨，酷热的阳光，以及海盗不期而至的掠劫，更增添了旅途的艰辛和风险。在这种恶劣条件下，船上往往疾病肆虐，许多人死于途中。即便到了18世纪中期，这种状况也没有很大的改观。年幼体弱的人，很难熬过这一关。有钱的旅客能得到较好的待遇，他们的空间和食物都要优于其他人。但随时来袭的恶劣气候、疾病和海盗，并不分富贵贫贱，任何人都难免身陷险境。暴风雨是海上航行的大敌，船毁人亡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时，海盗的威胁比暴风雨更为可怕。无论是商船还是移民船只，都有可能遭到海盗的袭击，特别是在交战期间，利用海盗攻击敌国民船，乃为欧洲各国的惯技，此时航行于大西洋上，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海上惨祸实在是一个难以估量的神秘数字。虽然载于史籍者不多，但偶尔见到的有关记述，仍不免令人惊心失色。1741年，有一艘名叫“海之花”的船，因食物匮乏，106名移民中有46人在路途饿死，并有6具尸体被吃掉。至于那些被迫乘坐贩奴船到美洲的非洲黑人，在大西洋上经历了更加惨烈的生死考验，约有六分之一的黑人被抛尸海上。据说，鲨鱼往往尾随装运奴隶的船只，等着吞吃扔下的黑人尸体。

海湾与北美早期历史也有密切的关联。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海湾地带是北美巨变的领先之区。最初的拓殖地大多建在海湾附近。建立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的英国移民，选择了马萨诸塞湾；荷兰人把新阿姆斯特丹建在长岛附近一个平静的海湾边上；切萨皮克湾更是南部殖民地的发祥地，成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代名词。海湾的重要性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优势。最初越海而至的移民选择海湾边上立足，主要是考虑到这里能够停靠船只，便于接受母国的给养，而且能够有效地防卫当地部落的袭击。越到后来，海湾的长处就越明显。交通的便利使它们成为人口、资源和财富的会聚之所，在殖民地和母国之间充当中转站，也是人员、货物和信息的集散地。于是，在海湾边上兴起了一座座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镇。此外，港湾和河口一般鱼类繁多，每到汛期，很容易捕捞到各种鱼虾，极大地丰富当地居民的食谱。

就海岸特征而言，弗吉尼亚南部边界是一条分界线。其北海岸线较为曲折，有不少适宜大船停泊的港湾和大河出海口，后来北美的城市大多建于这个地段；其南则海岸相对平直，港湾不多，早期移民一般不从这个地区登岸。不过，以17世纪的航海要求，港口不必很大很深，因为移民乘坐的船只较小，吃水不深。后来，随着大船增多，一些港口因水浅而遭到废弃。

在新英格兰，山地大多延伸到海边，形成曲折而险峻的海岸。有些临海的悬崖，经海浪冲刷而呈奇特的地貌，近海岛屿也为数众多。这样的景观一定给当年的探险家和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在这条曲折的海岸上，有许多可以停泊船只的大小港湾，对于早期移民和出海的渔民，这当然是天赐的便利。科德角有一条狭长的陆地直通大陆，在地图上形似一条翘起的蝎子尾巴，围成一个很大的海湾。最初来到这里的欧洲人，一定发现了大量的鳕鱼，不然不会留下“科德角”这个名字。(5)1620年冬天，“清教徒始祖移民”在抵达科德角以后，发现那里并不适合定居，因为土质较差，而且没有可供利用的良港。他们派人四处寻找更理想的地点，结果在离“五月花号”停靠处25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了普利茅斯湾。当地港湾的水深可以满足航运的要求，岸边的土地也适合耕种，于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最早的村落。波士顿一带也多天然良港，安角港和塞勒姆港都是英国人最早落脚的地方。

从纽约东面的长岛开始，地貌接近沉积型海岸。当今纽约市以南则基本上属于沉积型海岸，其曲折程度超过新英格兰地区。在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等大河的河口，有水深而浪小的良港，后来作为贸易港口而兴起的纽约和费城等大城市，均得益于这种地貌特征。荷兰人、瑞典人、教友会移民以及德意志人，大都从这些河口和港湾登陆，然后渐次向内地迁徙扩散。

再南便是切萨皮克湾，夹在大陆和一个半岛之间。这个巨大的海湾位于北纬36度55分和38度32分之间，从极南点到极北点的直线距离达到184英里。在当地部落的语言中，“切萨皮克”（Chesapeake）意为“众河之母”。海湾两岸河流密布，詹姆斯河、约克河、拉帕汉诺克河、波托马克河、帕图克森河和萨斯奎汉纳河等六条大河直注海湾，大多可以通航，有的还能容当时的远洋船只进入。靠近海岸的潮汐带，土地平坦而肥沃，灌溉方便，适宜种植。特别是詹姆斯河和约克河的河口，水面开阔，有许多和陆地相距很近的小岛，便于航运和防卫。1607年来到詹姆斯河口的移民，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小岛上建立了定居点。这里周围是沼泽，涨潮时和大陆分离，外可通航，内可防范印第安人。但附近缺少可供种植的土地，居民只得在房屋之间的街道种植作物，这个选址因此受到许多人非议。

大致从弗吉尼亚的亨利角到北卡罗来纳的菲尔角，大陆海岸以外有一道延绵的沙堡礁，如同海上防浪堤。沙堡礁上有缺口，可供船只通过；沙堡礁和海岸之间的水域有一些港湾和河流的入海口，但水略浅，只可停靠较小的船只。16世纪有探险家来到沙堡礁外，遥望内海，烟波浩渺，以为就是欧洲人一直在搜寻的连接东方的“东海”。在南卡罗来纳的海岸上，最大的港湾是查尔斯顿湾，在这里兴起了南部最大的城市查尔斯顿。(6)在佐治亚和佛罗里达，更加平直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的海滩，于今多为度假消闲的胜地。

2.富饶的平原

1584年，英国热衷于向美洲殖民的人，将英国自认拥有主权的北美地区命名为“弗吉尼亚”（意即处女地），以取悦终身未婚的伊丽莎白女王，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根据16—17世纪英国人的理解，“弗吉尼亚”无异于从海岸一直向西平行延伸至陆地尽头的整个大陆。不过，当时英国人实际所知的北美大陆，仅只限于大西洋沿岸平原。后来在北美地图上保留了“弗吉尼亚”这个名字的地区，只是切萨皮克湾岸边的一小片土地。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地区，当日尚未进入白人的视野。

大西洋沿岸平原曲折而狭长。它南起佛罗里达，北至科德角，北部狭窄，往南渐宽，海拔多在200米以下，间或有一些起伏如细浪的山丘。其土壤呈多样化，北部多为灰化土，中部多为棕色森林土，南部则主要是灰化红土和黄土。棕色土肥力较高，适宜种植作物，利于林木生长。红土的质量逊于棕色土，腐殖质层在20～40厘米之间，有机质含量不高，需要人工施肥才能获得好的收成。懂得粗放农耕的东部林区印第安人，摸索出了用鱼和海藻作肥料来提高玉米产量的经验。切萨皮克湾沿岸的近海低地，表层覆盖着一层肥泥，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当地林木繁茂，落叶年复一年地堆积腐化，使土地具有很高的肥力。当初有人觉得，在这种肥沃的土地上，只要播种就会得到收成。但是，这种土壤质地偏轻，经多年耕种，地力容易损耗，并受到侵蚀。因此，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为了保证作物的产量，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土地。马里兰地势甚低，几乎接近海平面，便于排灌。进入内陆，肥泥中混合的沙和黏土渐多。皮德蒙特高地和更西的地区，土地中含有沙土、黏土和石灰石，或以石灰石为主。由大西洋沿岸向内陆延伸约100英里，出现了一条较为规则的瀑布线（fall line）。由此往东，流入大西洋的河流不再有瀑布，流水趋于平缓，适合船只通行。

历经数百年人工改造，关于17世纪以前大西洋沿岸森林和植被的状况，今人已难以想象。由于雨量充沛和气候温热，当年这里无疑是植被丰厚、林木密集之区，时人因有“林海”一类的惊叹。(7)这里生长着旺盛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樟树、栎树、橡树、山茶、刺栗和山毛榉随处可见。树种大多为中小型，可用之材不多。其中不少树种到秋天叶子变成金黄、深红、暗紫等各种颜色，与绿叶林木交错间杂，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景图。

从缅因到今马里兰北部边界，当年乃是一个树木的世界。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酷寒，白雪覆盖的时间从12月到转年4月，落叶乔木枯枝错杂，景象略显萧索。这里的常绿树种有云杉、冷杉、白松、铁松和山毛榉等，在许多地方都茂密成林。1630年有位作者提到，新英格兰的橡树有4个品种，其叶子、枝干和颜色都不一样。(8)马萨诸塞殖民地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也说过，马萨诸塞湾一带橡树和松树很多。(9)由于多年无人砍伐，不少树木笔直参天，是造船的上好材料，这成为后来新英格兰造船业的资源依托。据彼得·卡尔姆所见，宾夕法尼亚境内的特拉华河畔树种丰富，尤以橡树和胡桃树居多；但树龄在300年以上者并不多，他推测可能是树木也有生长和衰老的过程，老树容易为暴风雨所摧折。(10)

南部也是遍地森林。切萨皮克地区沿海地带生长着茂密的松树，再往内地则是成片的胡桃树、山核桃树、橡树、板栗树、榆树、山毛榉、白杨和其他各种树木，夏天一派郁郁葱葱，秋天树叶变色，色彩十分绚烂。林间地衣、苔藓和藤本植物众多，各种野生葡萄藤和爬山虎缠绕树身，使林间显得更加荫翳。在没有为树木覆盖的地方，则生长着青草、鲜花、草莓、烟草和可作药用的植物。迟至18世纪20年代，有人在弗吉尼亚看到，除开垦出来的种植地以外，到处都是森林。(11)北卡罗来纳以南到处松林密布，因此有“南方松林带”之称。松树是炼制松香和柏油的原料，后来成了当地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

对早年的拓荒者来说，葱郁茂盛的森林可谓利弊兼有。在开垦种植的土地时，林木是最大的障碍。由于清除树木和藤萝颇费劳动，一个人手只能耕种面积有限的土地。茂林之中还常有危害性的野生动物出没。北美生息着一些体大的动物，如黑熊、美洲豹、灰狼、狐狸和野猫等，对人畜安全曾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少殖民地都制定过奖励猎杀狼等动物的法令。约翰·温斯罗普曾说，在马萨诸塞，狼和狐狸是最大的祸害，但没有危及人类的野兽。(12)同时，森林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许多便利。林中的一般树木可用来盖房子、打栅栏和作燃料，松树和橡树适合造船，樱桃木、胡桃木和枫木则是优质的家具木料。林间的野生果类也很丰富。栗子、胡桃、樱桃、葡萄、草莓、李子和酸苹果遍布各地，有些可以食用，有些则是酿酒的原料。欧洲裔居民和印第安人一样，曾把野生果实列入他们的食谱当中。丛林榛莽中还可找到麋、貂、鹿和河狸等珍贵的毛皮兽，毛皮一度是北美出口欧洲以换取硬通货的重要货物。飞禽更是多种多样，常见的有野鸡、鹌鹑、野鸽、松鸡、山鹬、黑雁和鹰等禽鸟，大多是当地居民捕猎以作为食物的对象。

沿海平原的景观和物产，显然与欧洲迥然不同，使初来的探险家和移民甚感新奇。英国人最早尝试建立定居点的地方，是北卡罗来纳近海的罗阿诺克岛。沃尔特·罗利爵士派去的探险队发现，那里遍布高大的红杉木和野葡萄，林间多有鹿、兔和鸟类出没；当地印第安人以肉、鱼、玉米、豆类、瓜类和水果为食。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换来了水牛皮和鹿皮，有人甚至见到当地人使用某种金属。他们将这里的物产作为标本带回了英国。1586年，英国人托马斯·哈里奥特写了一本小册子，把以罗阿诺克岛为代表的“弗吉尼亚”描绘成物产丰富、食物充盈的好地方，目的是吸引英国人前往那里定居。当第一批移民在詹姆斯河岸登陆时，他们看到那些漂亮的草地、高大的树木和清澈的河流，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这里的河流中鱼类甚多，陆地上则有多种飞禽走兽，其中许多从当时的英语中找不到它们的名称。在大种植园主威廉·伯德第二的笔下，18世纪的弗吉尼亚更是一个人间乐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盛，只要稍略付出一点劳动，人就不会挨饿；正因为这样，当地的居民便养成了好逸恶劳的毛病。(13)

马萨诸塞的自然条件也颇受欧洲人青睐。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是第一个到这一带考察的欧洲人，他在考察报告中对当地的风光和物产称赞不已。1614年，正当詹姆斯敦初建之际，当地移民领袖约翰·史密斯乘小船远行近两千英里，历时数月，对切萨皮克湾以北、圣劳伦斯河以南的地区作了考察。他或许觉得这个地区在外形上同英格兰相似，于是将它命名为“新英格兰”，标明其位置在弗吉尼亚以北、新法兰西以南，居北纬41～45度之间。他还给这里留下了许多英国地名，如查尔斯河、普利茅斯等，为后来所沿用。他用赞美的笔法描绘各地的景色和风物，反复提到良港甚多，便于航运；土地肥沃，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物产丰富，从鱼类到矿产应有尽有。他对马萨诸塞更是称赞有加，以为最适合定居开发。(14)

稍后来此定居的移民的感受，印证了史密斯的说法。他们在寄回母国的书信中，对这片新的土地，对当地的植物和耕作条件，均赞不绝口。有人甚至说，塞勒姆一带的土地是天底下最适合玉米和青草生长的地方。还有人提到，比这里更适合英国人体质的“有益健康的地方”，在世界上恐难以找到第二处。他们相信，这里的土地、河流和森林可供每个人利用，只要付出劳动，谁都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独立生活。(15)声名狼藉的冒险家托马斯·莫顿说得更为夸张：“如果这片土地还算不上富饶，那整个世界就都是荒漠。”(16)1630年，弗朗西斯·希金森详细介绍了新英格兰的自然条件和物产，认为马萨诸塞湾的环境不算恶劣，查尔斯河一带有大片肥沃的黑土地，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中间有印第安人开垦的小片土地，其肥沃富饶“令人羡慕”，“玉米的增产证明这个地方真是奇妙”。他的结论是，“这样我们在陆地和海洋均看到丰富的储藏，对新英格兰人的舒适生活真是一种福佑”。他同时还提到，当地蚊虫甚多，毒蛇出没，冬天多雪而寒冷。(17)

英国人在考虑向美洲殖民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一个在气候上让他们感到习惯的地区。他们相信大西洋两岸的气候有相似性，也发现南方的夏季很长，冬季暖和。实际上，北美的气候和英国及西北欧有许多不同。西北欧地区受海洋性气团的控制，空气湿度很大；而海洋所储存的巨大热量散发甚慢，减小了不同季节的温差。北美东部在总体上属于大陆性或次大陆性气候，冬夏温差很大；而且气候南北差异明显，而东西则分别略小。零度等温线位于今纽约市，冬季北部寒冷，波士顿1月份的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可到零下29度，而南部同期的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5度等温线也位于中部，夏季南部更热，切萨皮克地区7月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最高可达40度。

在新英格兰，天气不是太冷，就是太热，这可能是当地气候带给早期移民的最为强烈的感受。希金森谈到，在7～8月的盛夏季节，新英格兰较“老英格兰”更热；而在至寒的1～2月，天气又要冷得多。温斯罗普也曾提及，马萨诸塞冬天漫长，牲畜也需取暖，为此每年给它们生炉子的时间长达5个月之久。(18)博学的卡德瓦拉德·科尔登也说，北美“冬天要比欧洲同样纬度的地区冷”。(19)对迁徙到这一地区的早期移民来说，最难熬的是冬季。漫长而苦寒的天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必须备足柴米，并为牲畜储备草料。以当地林木之茂密，取暖的燃料自然不难解决；而牲畜的饲料问题则长期令人困扰，因为当地的草种不适合作过冬的草料。直到后来大量引进了欧洲的草种，这个难题才趋于缓解。

南部气候的最大缺点，是夏季气温过高。弗吉尼亚在气候上受海洋的影响较大，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始于每年3月中旬，此后4～6周内霜降期结束，阳光日渐温暖，直至进入夏季。6～8月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同时还多雷雨，偶有飓风来袭。最初的移民觉得，这里的气候“炎热而潮湿”，“跟西班牙一样热”。(20)至9月末，天气转凉；进入10月，便有霜降；不久即告入冬。在12月至转年1～2月间，冰雪不时而降，且空气湿度甚大，气温常在零度上下，也是一年中最让人难受的天气。不过，对于初到的移民来说，炎热的夏季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这个季节。从海岸到内地，随着距离的延伸，气候亦略有不同。在瀑布线以西的内陆，春天开始的时间稍晚于潮汐带，夏天较短而气温略低，冬天则更长更冷。下南部更以夏季高温湿热而闻名。关于卡罗来纳地区的气候，曾流行一个说法：“春天是天堂，夏天是地狱，秋天则是医院。”(21)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无霜期的长短和降雨量的多寡具有重要意义。在大西洋沿岸平原北部，无霜期在100天以上，适合种植玉米和小麦；南部气候湿润温暖，无霜期超过240天，是农业种植的绝好地带。大西洋沿岸的降雨分布不均，但总体差异不大，东南部雨水较多，年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弗吉尼亚年平均降水量更在1016毫米上下，4～9月为主要降雨季节，每月降雨量可达89～102毫米；尤其是5、7、8等月份降水最多，而此时正是作物生长过程中最需要湿度的阶段。于是，这里变成了英属北美天然的种植场。

在大西洋沿岸平原，最大的灾害来自飓风。飓风一年多达5～10次，8～10月尤为频发季节。每当飓风袭来，风摧树折，暴雨成灾，庄稼和人畜都深受其害。普利茅斯总督曾记录过1635年一次飓风造成的破坏：“成千上百的树木被吹倒，比较结实的被连根拔起，高大的松树被拦腰折断，年头不长但相当高大的橡树和核桃树，就像柳条一样受到摧残。”(22)18世纪北美最有名的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对这种现象作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暴风雨呈逆风移动之势。

3.山脉与河流

大西洋沿岸平原的西端有一道天然屏障，就是阿巴拉契亚山脉。那些逶迤的山岭，有的高入云端，有的起伏如浪。山间时有悬崖绝壁，或见急流飞瀑。山地树木更为茂密，较高处多为针叶林，云杉和冷杉是常见的树种；较低处则满山遍野都是山毛榉和糖槭林。夏天一派葱葱翠翠，入秋则万木烂漫，景色十分美丽。但是，那些涉险越洋而来的欧洲移民，大多没有欣赏风景的雅兴，他们需要的是土地，是解决生计和获得财富的资源；这一大片山岭对他们非但没有太大的价值，当他们不得不西去寻找新的土地时，反而成了阻挡进路的障碍。

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大西洋海岸大致平行，呈东北—西南走向，南起今阿拉巴马中部，贯穿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在今美国境内延绵约1600公里。山脉东面和大西洋沿岸平原相接，由于从山地到平原地势陡然变化，所有从山中流出的河流都出现湍急的瀑布，这条“瀑布线”实际上也就是山地和平原的分界。最初的白人定居点，大多建在“瀑布线”以下地区，越过瀑布线的移民是在18世纪才出现的。山脉西部连接中部大平原，在殖民地时代，这还是一片欧洲人所知不详的地区。新英格兰高地在地理学上属于阿巴拉契亚山地，是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并列的一种地形，其造山过程的开始早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上有许多丘陵和高山。康涅狄格河谷以西有格林山脉，怀特山脉则贯通新罕布什尔中部而直达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境内，两条山脉中都有高峻的山峰，其中华盛顿山高达1916米。山岭中间河流溪涧穿行，为磨坊和其他加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动力资源。

从地理学的角度而言，阿巴拉契亚山脉可以一分为四，即皮德蒙特高地、老阿巴拉契亚山脉、新阿巴拉契亚山脉和阿巴拉契亚高原。“皮德蒙特”（Piedmont）原意为“山麓”，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东低西高，与蓝岭山脉相接。在1700年以前，皮德蒙特高地和弗吉尼亚谷不为多数居民所知，只有为数不多的贸易商到那里的印第安人中间活动。及至18世纪，弗吉尼亚谷成了移民西进寻找新土地的通道。皮德蒙特高地西面是老阿巴拉契亚山脉。它南起佐治亚境内，北至哈得孙河谷，崇山峻岭，延绵起伏，仅在萨斯奎汉纳河谷附近有一个80公里左右的豁口，曾是通往西部内地的主要通道。山脉在马里兰到佐治亚境内的一段叫做蓝岭，其中有不少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山峰，米切尔山更是高达2037米，为东部第一高峰。新阿巴拉契亚山脉在老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北，在地质年代上较后者年轻，故有此称。这里很难见到高耸入云的大山，多为山顶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连绵不绝的山丘，山岭之间常有大片的平地，宜于农耕。美国人称这个地区为“岭谷区”。再西就是阿巴拉契亚高原，其高度在岭谷区之上，北段有阿勒格尼山，曾是西进移民深以为苦的天然险阻。高原的西部地势渐低，有的地段以山崖绝壁与中部平原相接，有的地段则坡度平缓地过渡到平地。宾夕法尼亚中部一带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煤矿储量丰富，后来成为北美的炼铁业重镇。但山区多数地方矿藏甚少，至今仍处在贫困落后的状态。不过，这种地理学的描述，与早期欧洲裔居民的切身感受显然没有关联。在他们眼里，平原的尽头有一大片高山，自此而西则是他们全然不知的世界。

到18世纪中后期，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欧洲裔移民逐渐知道，在高山的西边还有一片更大的平原。它从阿巴拉契亚高原西侧一直伸展到落基山脉东麓，其北端在加拿大境内，向南则直达墨西哥湾。大平原上分布着众多的河流，包括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等大河及其支流。中部偏东北是千里沃野，其黑钙土或栗钙土肥力极强，是农耕和放牧的宝地。那里草木茂盛，绿野辽阔，雨量充沛，后来的美国人把这个地区称作“大草原”。到18世纪中期，东部居民开始对俄亥俄河流域和伊利诺伊地区有所了解，土地投机者已将触角伸入。大平原西南部气候干燥，土质沙松，有大片的不毛之地。后来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工业矿藏。整个大平原上活动着许多土著部落，除少数部落拥有某种形式的农耕外，大多数印第安人过着游猎生活。在18世纪中后期以前的英属北美，只有少数白人探险家和贸易商人，才对这个地区抱有兴趣。

再往西去，便到了落基山区和太平洋沿岸。虽然西班牙人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在加利福尼亚一带探查和传教，但英属北美的居民对这个地区长期茫然无知。落基山脉群峰耸立，有许多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峰，有的终年积雪，如白玉直插蓝天。山中湖泊众多，溪涧交错，树木茂密，许多地方于今乃是景色迷人的游览胜地。在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沿岸山地之间，伸展着富饶的加利福尼亚谷地。西班牙人很早便到这一带活动，并在当地土著部落中建立了传教点。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视之为一片气候宜人、有益健康的福地。稍后，这里变成了一个盛产粮食和蔬菜水果的地方。太平洋沿岸山地北端有许多高峰，今西雅图附近的雷尼尔火山，海拔达到4391米。往南高山较少，而那些海拔不高但错落有致的傍海山岭，也称得上景色秀丽。

山地与河流总是紧密相连的。山间许多溪流一齐向地势低处奔涌，不断汇聚而形成更大的河流。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河流，呈两种相反的流向。阿巴拉契亚高原的河流大多向西流去，汇入中部平原上的大河中；而发源于老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河流，纵横交错，蜿蜒流向大西洋或沿岸的海湾，在山岭之中穿切出许多峡谷。这些河流当年构成由海岸平原进入内地的主要通道。但是，所有的河流，包括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这样的大河，可以通航的河段都不长。流经山区的河道不是过于狭窄，就是水流湍急和落差甚大，船只无法航行。在康涅狄格河上，可容80～100吨船只航行的河段，大约有50英里。胡萨托尼克河和泰晤士河的通航河段，都不过十余英里。圣劳伦斯河从安大略湖到蒙特利尔的河段，小岛和浅滩密布，河水湍急，不能通航，只有在蒙特利尔以下的河段才可容船只航行。有些大船不能航行的河段，可用独木舟或木筏作为交通工具，但它们的运载能力十分有限，而且很不安全。对于那些早期深入内陆定居的白人来说，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使他们无法走向市场，难以沟通外界，只能长期困守于生存性农耕。对陆路交通来说，河流也造成了许多的障碍，它们隔断道路，使得架桥和维持渡口成为一件费钱费力的事。

北美大陆东部的几条大河，曾经引起欧洲探险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希望由此找到通向东方的航路。1609年，英国人亨利·哈得孙乘荷兰船“半月号”进入今特拉华湾，寻找通向远东的水路，但并未深入特拉华河谷。翌年，弗吉尼亚公司的塞缪尔·阿格尔来此躲避恶劣天气，就用弗吉尼亚总督德拉瓦尔男爵（Baron De La Warr）的名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特拉华”（Delaware）。在初来的欧洲人眼里，北美的河流显得很大很宽。1524年，第一个来到哈得孙河的欧洲人乔万尼·达·维拉扎鲁感到，这是“一条非常大的河，河口的水很深”。(23)其实，哈得孙河的长度只有315英里，发源于海拔1308米高的马西山南坡的云之泪湖，在北美河流中排名第71位。不过，它的通航河段有150英里，是大西洋沿岸通往内地的主要水道，而且灌溉面积达1.22万平方英里。当年哈得孙来到这里探查，误以为它是通向东方的水路。他在沿岸建立了一些据点，为后来荷兰人到内陆开展贸易作了铺垫。位于哈得孙河口的曼哈顿岛，尽得地利，背靠大陆，面向海洋，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后来发展成为北美主要的商业中心。在南部，随第一批移民前往马里兰的天主教神父安德鲁·怀特，一见到波托马克河就不禁感叹，泰晤士河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条小溪。(24)在这条河流的两岸，逐渐出现了许多的农场和种植园，成为英属北美的另一个核心区域。

4.优势与限制

欧洲人和英国人最初所看到的北美，无疑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他们极力把这里变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于是改变印第安人使用的山脉、河流、海湾和其他地点的名称，用他们熟悉的方式来重新命名。詹姆斯河原本叫做波哈坦河，阿科米尼提喀斯则被约翰·史密斯改成了波士顿。但是，许多地方实际上长期由印第安人所控制，许多他们使用的地名逐渐为欧洲人所接受，至今仍保留在北美的地图上。(25)

关于北美地理的认识，英国人长期停留在印象的层次。第一本知识可靠的北美地理著作，是乔治·加德纳的《1649年美洲地理状况》，迟至1651年才在伦敦出版。北美居民对于本地的了解，则受活动范围的限制，也长期存在局限。到18世纪中期，关于北美殖民地的地图纷纷面世，其中有刘易斯·埃文斯的《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和特拉华三县地图》和《英属中部各殖民地全图》、约翰·米切尔的《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领地地图》等。有关这些地图的广告，可见于殖民地的报纸；它们由书商发行，销路甚好。地图有助于北美居民扩大对北美的知识范围，对于距离和交通路线也有更为精确的了解。

就是这样一片时人印象模糊的土地，在16世纪以后成了一个历史的新舞台，众多的种族和族裔人群在这里活动和竞争。北美土地和资源的多样性，为印第安人提供了丰富的生存机会，也使来自欧洲不同地方的移民得以谋生和谋利，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1585年以来北美地理景观的巨大变化，乃是欧洲裔居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所造成的，其成就自不待言，而代价也十分高昂。其中既有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更有印第安人的衰亡之苦和非洲裔奴隶的劳动血汗。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而自然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力则十分强大。英属北美物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处处留有自然环境的印迹。新英格兰可耕地较少，而牧草茂盛，促使当地居民从畜牧业中寻求财富，逐渐成为北美主要的牲畜和肉类制品出口地。另外，受到农业资源的限制，许多人转向了商业和船运，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变成了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在中部，哈得孙河流域和特拉华河流域沃野千里，麦田弥望，成为北美有名的粮仓。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形成，则得益于肥沃的土地、湿润而温暖的气候。设使北部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与南部类似，那里也会出现奴隶制经济，而奴隶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就可能会更加深远。反过来，如果南部的土地和气候不适合种植烟草和稻米等大宗作物，也就难以形成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种植园经济。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随时都有新移民到来，而他们所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远在土生居民之上。南北气候迥异，以致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地区的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必然经历一个“服水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有难易之别，其缘故主要与当地的气候有关。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长而寒冷，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欧洲裔人口很快获得了稳定而有序的增长。南部则不然。炎热的气候使新来的移民容易感染疾病，寿命普遍较短，许多移民到来后不久便死去，其子女尚未长大成人，孤儿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较高的死亡率限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的后代成为社会主体的过程，要比新英格兰长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部欧洲裔社会所受环境的制约，更甚于其他地区。

自然环境对殖民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还见诸其他方面。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写道：“对所有的移居者来说，荒野乃是陌生而可怕的，到处都是难以预料的问题，充满了令人心力交瘁的艰难困苦。谁都没有可用的可靠学问、知识和经验的储备，借以取得对环境的控制：父母和孩子一样，在这个世界面前也是个新手。”(26)尤其是在定居地建立的初期，地理和气候对居民的生产活动和生存状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土地贫瘠而又远离市场的地区，生产水平通常徘徊在维持生存的边缘，商业和贸易长期得不到发展。在17—18世纪那样的时代，形成商业性农业的条件，固然离不开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但首要条件乃在于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距离市场的远近，以及交通状况的好坏。在各殖民地之间，常有山岭和河流的阻隔，限制了英属北美的内部联系，不利于共同体意识的成长。此外，在茂密的森林中，到处都有凶猛的野兽，威胁到定居者的生存和财产，迫使他们学习打猎的技术；一旦他们成为出色的猎人之后，原来的祸害就变成了肉食和财富的来源。

对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来说，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也具有塑造性的影响。在殖民地创立之初，远在大洋彼岸的移民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无法及时而准确地反馈到母国，殖民公司仍以渲染虚构之词来宣传殖民地的状况，以致在切萨皮克地区的居民处境极端恶劣的时候，越洋而来的移民仍如过江之鲫。同时，大西洋这一道宽阔的屏障，也大大过滤了母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力。英国的贤哲爱德蒙·伯克谈到，地理距离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妨害，“在命令和执行之间，隔着茫茫大海，数月时光飞逝而过；由于不能对某一点作出及时解释，就足以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27)英国委任的总督本来代表英王管理殖民地，而当他一旦置身于大西洋的另一侧，就无法完全按照原来的使命行事。他不能及时与上司互通声气，公文或书信的往返，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北卡罗来纳总督马修·约翰逊于1742年呈递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函件，竟在路上耽搁了4年。有时，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下达的指令不能及时传达，以致殖民地在很长时间内自行其是。1706年，英国取消了新罕布什尔议会通过的两项司法法令，但这一决定迟迟没有送到该殖民地，结果这些法令继续执行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一定意义上，殖民地社会自主性的发育成长，以及随之兴起的独立运动，都得益于大西洋所造成的空间阻隔。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受到空间限制，使殖民地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和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殖民地的治理，不仅养成了政治自治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对自由和权利的敏感意识。当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受到母国过多的干预时，就不惜以武力加以反抗。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布里登博指出：“北美和不列颠群岛之间为三千英里波涛起伏的大洋所隔开，从殖民之初开始，这一汪洋大海就是插在中间的时空障碍，使得殖民地和母国彼此孤立。仅是这一情况就促成了两个世界最终分道扬镳。”(28)就此推论，如果没有大西洋这道屏障，美国的独立建国之路也许不会那么顺畅。正是因为远隔重洋，鞭长莫及，英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无从充分发挥，最后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从前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二、印第安人的世界

在1585年英国人涉足罗阿诺克岛之前，北美大陆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蛮荒之境”。在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漫长岁月里，北美就一直存在活跃的人工开发。在茂密的林间，到处点缀着印第安人的棚屋和种植地，不时有土著猎手和劳动的女子出没其间。不过，印第安人受技术和组织的限制，其文化发展又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对于北美大陆的开发尚处在初始阶段。他们中间没有出现强大的政治主权实体，不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纷争和战争，所占用的土地也比较有限，这就给后到的欧洲人留下了立足的空间。自15世纪末期以后，欧洲人乘势而入，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不断扩散，致使印第安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

1.美洲最早的移民

欧洲人在对美洲一无所知的时代，根据有关东方的零散传闻推断，若从欧洲下海西行，必能到达那个充满黄金与香料的神奇之地。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东方的途中，登上了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他并没有把那里看成荒野，而认为是某个东方帝国的边缘地带。随后，欧洲的航海家、冒险者、商人和渔民不断往返于欧洲和美洲之间，证明哥伦布所“发现”的并不是某个东方帝国，而是从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他们也愈益清楚地看到，那是一个早已有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大陆，只不过这些人属于不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当英国女王授权她的臣民“发现”和占领大西洋彼岸的“处女地”时，也没有把那里称作“荒野”，而是“遥远的、只有异教徒和野蛮人的、未被任何基督教君主所实际占有的、没有基督教人民居住的土地、国家和领地”。(29)如果说美洲曾是“蛮荒之境”，那应当是印第安人抵达美洲大陆以前的事。

根据考古发现和古人类学的研究，印第安人并不是美洲的真正土著居民，他们也是从这个大陆以外的地区迁徙而来的移民。只是在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他们在美洲生息繁衍已逾万年，实际上成为这个大陆的原住民。1906年，有位叫做齐托·哈霍的克里克族印第安人说，在1492年，“有个名叫哥伦布的人跨越大洋而来，他为白人发现了这个地方”；但“在他头一次到达时，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那时有一个白人站在这个大陆上吗？”他首先看到的是印第安人。(30)可以说，这番话表达了印第安人对美洲“发现史”的另一种诠释。

可是，哥伦布“首先看到的”印第安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迁徙而来的呢？在美洲被“发现”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欧洲人根据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对美洲居民的来源做过各种推测。笃信基督教的人依据《圣经》对人类起源的描述，断定印第安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因为他们也属于人类。但是，上帝究竟是如何把他们创造出来的呢？何以同是上帝的创造物，彼此却长期毫无所知呢？有人解释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将他们放在了不同的地方，因此欧洲人和美洲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另有人提出，上帝当初制造了两个亚当，其中一个就是现在这些美洲人的始祖。还有人认为，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地球上就有人类，印第安人是先于亚当而出现的。另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称《圣经》中提到，古代以色列人曾有10个部落走失，过去一直不知其所终，而印第安人就是这10个部落的后裔。至于那10个部落当初如何来到美洲，也有各种推测：他们可能是经由中国、蒙古和白令海峡而来，也可能是取道已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还有可能是漂渡大西洋而至。关于印第安人的来源，还有迦太基、埃及、亚特兰蒂斯和亚洲等多种说法。(31)显然，所有各种说法，都属于臆测或附会的范畴。

然则当今以愈益发达的科学手段，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解开印第安人的起源之谜。现在相对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印第安人的祖先原来可能生活在亚洲或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屿，大约在1.5万年前，他们出于难以确知的原因而远徙美洲。(32)在向整个美洲大陆不断扩散的过程中，他们中间可能混合了其他人种的血统，逐渐演变成1492年以后欧洲人所见到的那种面貌。如果他们来自亚洲，很可能是借助于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如果他们从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屿漂流而来，乘坐的则可能是独木舟或其他水上运载工具。

从人种特征推测，印第安人可能和亚洲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根据牙齿形态学的研究，印第安人的牙齿和史前东北亚及中国北部居民有相似的特征。他们的肤色多为棕色或黄褐色，有的是黄色和古铜色；头发黑且粗，鼻子大而平，颧骨凸出，眉毛浓黑。男子一般身材在1.7米左右，高者可达1.8米以上；女子则身形矮小，大多在1.52米以下。这种体貌特征，同蒙古高原的居民确有近似之处。在欧洲人、非洲人进入美洲后，印第安人中间又混合了新的血统，人种特征有所变化。在和欧洲人接触以前，他们较少生病，寿命也比欧洲人长。

归根结底，印第安人来自何处以及何时到来，对于了解美洲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无论怎样说，在欧洲人来到美洲以前，印第安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并且早已形成了独具特色、完整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对于理解1492年以后美洲的种族和文化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变迁，这个事实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2.土著人口及其分布

在1500年以前，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北美境内究竟有多少土著居民，学术界长期没有公认的数字。由于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对土著人口的判断就只能借助推算。192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穆尼的遗作经人整理后发表，书中论及北美土著人口的数量，得出的数字为110万。这个看法一度广泛流传。但后来穆尼的方法和数据都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1966年，亨利·多宾斯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整个西半球的土著人口在9000万到1.12亿之间，其中1000万到1200万生活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包括当今美国和加拿大。(33)这个估算为穆尼数字的十倍，可能也仅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有一些学者对具体地域的土著人口做过推算。有人估计俄亥俄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一度达到15万；还有人认为在东部农业地带曾同时存在数百万人，而以英国移民最早定居的切萨皮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人口密度最大，艾尔弗雷德·克罗伯1939年推定为90万。(34)

不论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印第安人曾广泛分布在北美大陆的各个地区。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生存方式上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哥伦布“误入”美洲时，当地并不存在被他误称为“印第安人”的人类，而只有分属不同部落的土著居民。

在北美东北部地区，有属于易洛魁语系的易洛魁联盟诸部落、休伦人和切罗基人，他们都是这个地区组织性和战斗力最强的部落，曾令白人社会深感惧怕。这个地区还有属于阿尔冈奇语系的众多部落，最早在普利茅斯和特拉华河流域与白人移民接触的万班诺阿格人和特拉华人，都属于这个语系。当英国人初到切萨皮克地区时，那里的土著居民有多阿格人、马特沃曼人、查普蒂科人、帕图克森人、楠蒂科克人、查普唐克人、波科莫克人和怀科米科人等。这些部落也属阿尔冈奇语系，其中楠蒂科克人较为强盛，拥有1500人。另外还有属于易落魁语系的萨斯奎汉纳人，他们是切萨皮克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据说1660年拥有4000人口和700名武士。马斯克霍奇语系各部落生息于佐治亚、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一带，其中包括克里克人、塞米诺尔人、乔克托人这样一些强大的群体。

在殖民地时期欧洲人较少涉足的地区，也分布着众多的土著部落。渥太华人生活在大湖区，18世纪著名的印第安人首领庞蒂亚克，就出自这个部落。俄亥俄河流域则是肖尼人、威斯康星的索克福克斯人和明尼苏达的奇珀瓦人活动的区域。属于苏语系的部落分布甚广，大平原上的苏族人、艾奥瓦人、密苏里人、堪萨斯人和奥塞奇人，乃是其中的主体。肖肖恩语系各部落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其中有肖肖尼人、派尤特人、尤特人、霍皮人和科曼奇人。阿帕奇人和纳瓦霍人属于阿萨帕斯卡语系，一些生活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部落，也被归入这个语系。尤马语系各部落大多生活在西南沙漠地带和大峡谷地区。此外，北美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文化人类学者无法将他们一一归入某一语系。

在北美地区的印第安人中，没有兴起类似阿兹特克人或印卡人那样统一而强大的主权实体，这对于英国的殖民方式和殖民地随后的发展，乃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在中南美洲，由于土著居民人口众多，又存在令欧洲人既羡且惧的印第安人“帝国”，所以西班牙人便用征服性的战争为移民定居开路，继而把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变成西班牙国王的臣民，推行一整套控制和压榨他们的制度与措施。英国人没有采取类似的做法。面对北美东部沿海分散而相互敌对的众多部落，他们不必大动干戈，而只需以礼物和贸易与之修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开展移民，建立定居点。虽然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冲突也很频繁和激烈，但与西属美洲相比，英属北美始终没有确立控制和役使印第安人的体制。

3.社会文化的特征

北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土著部落众多而分散，语言复杂多样，彼此缺乏交流，内部差异甚大。所谓“印第安人文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整而纯一的体系，而只是由众多亚文化构成的一个文化集合体；而且，只有当欧洲移民带来的另一种文化凸现以后，“印第安人文化”的共性才随之变得鲜明起来。

印第安人在孤立独处的环境中，其文化具有独立自足的功能。虽然在技术和工具上显得简单而粗糙，在社会组织方面也呈现单纯而质朴的色彩，但土著社会拥有自我维系的能力，人口也得以生存繁衍。15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居民往来愈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趋于激烈。在那个缺乏文化平等交往的观念与规则的时代，物质势能的强弱往往决定着一种文化的兴衰。当欧洲人携其强大的文化势能闯入北美以后，印第安人便逐渐深陷苦难与悲剧之中。这一不幸的转折，源于土著部落在组织和技术上的劣势，始于他们在物质力量对抗中的失败。土著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不断遭到欧洲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破坏；土著部落的生存自卫能力，在交替而至的战争和疾病中受到愈益严重的削弱；土著文化原有的功能，也受到渐次传入的欧洲文化因子的极大损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步一步将印第安人推向灾难的深渊。

北美印第安人主要依靠直接占用自然资源来维持生存，很少受到衣食匮乏的困扰。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白人到来以前，美国境内居住着一支自给自足的人民”。(35)当欧洲人初到美洲之际，北美东部和西南部的部落早已懂得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可以采集野生稻米，大平原上的部落有成群的野牛可供捕猎，太平洋沿岸的土著居民则以橡子和鱼为生。他们都拥有相对充足的食物来源。多数部落立足于游猎采集，东部林地和西南部的部落则从事粗放的种植，拥有相对固定的住所。这些农业部落实行轮作种植，以贝壳、木片、石块和兽骨制成工具，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和瓜豆等作物。

有些早期文献中提到，在许多河流和小溪岸边，随处可见印第安人开垦的土地，有的面积达100多英亩。他们还喜欢用另辟新地的办法来增加产量，经常废弃原来的村落和种植地。欧洲移民初来之际，往往就在印第安人的村落旧址落脚，就着“印第安人老地”种植首轮作物。这给他们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不必去匆忙开荒；二是不会引起当地部落的反感和攻击。此外，印第安人还以其简单粗糙的农耕方式，不仅直接为新来的欧洲移民提供了度过饥馑的粮食，而且帮助他们掌握了开荒、种植和施肥的技术。

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大致存在血缘家庭、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梯级。部落是核心的社会和文化单位，日常的狩猎、作战和宗教活动，均由部落组织和实施。在东部林区的农业部落中出现了聚居村落。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实体。在村落的中央设有公共场所，通常是一座棚屋状的四方形建筑，中间有火堆，为村落居民开会决定各种大小事务的地方。以这个公共区域为中心，四周分布着居民房舍，大体以街道形式排列。在每个住户的附近，有一块私人园圃。但重要作物都种植在村落公地上，收割后每户保留自己应得的份额，并自愿上缴部分收成入公库。切罗基人以村落形式居住，其中有7个“母村”，原本是7个氏族的总部，类似周围地区的首府；整个部落的中心权力相对微弱，主要事务由氏族处理。克里克联盟也是由50个以上的村落组成的。中部和大平原上的许多部落则以游猎为生，常年迁徙，居无定所，骁勇善战，出没无常。他们还是处理动物皮革的能手。大平原上还有一些狩猎的印第安人，如曼丹人和卡多语系的一些部落，却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且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农业种植活动。

在多数部落，家庭乃是相对明确而稳固的生活单元，妇女的主导地位已为男子替代，仍由女子当家的部落为数不多。在东部的部落中，性别分工比较明显。男子负责狩猎、捕鱼和作战，而女子则担负种植和采集，并以未成年的孩子为帮手。在欧洲人看来，土著女子无异于男子的奴仆，她们不仅生养子女，操持家务，照顾丈夫，还要承担繁重的户外劳动；而男子除了狩猎和打仗之外，平时整天悠闲无事。那些在初建的定居点为生存而挣扎的白人，对此感到既不解又羡慕。(36)

北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多样性，集中体现在语言方面。在1500年前后，北美地区流行的土著语言约有300种，此外还有数百种不同的方言。(37)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对这些复杂多样的方言作了分类，划分为若干个分布范围较广的语系，其中有易洛魁语、阿尔冈奇语、马斯克霍奇语、苏语、卡多语、阿萨帕斯卡语、肖肖恩语、皮马语、尤马语、撒利萨语、撒哈提语、利图厄姆语和库鲁什语等。每个语系中所包括的部落语言和方言仍然十分复杂。在白人的侵逼和冲击之下，许多部落消亡，或经过重组，不少方言归于湮没无闻。不过，到1940年，北美印第安人中仍在使用的语言尚有149种之多。(38)切罗基人受欧洲语文的启发，造了自己的文字；其他绝大多数土著语言均没有文字。但令人惊异的是，印第安人中不乏擅长言辞的人；有些部落首领的演说，经懂得土著语言的白人记录而留传下来，其中有不少确实是生动而雄辩。(39)托马斯·杰斐逊曾谈到，明戈人首领洛根的一次演说，同欧洲历史上任何大演说家的演说相比，可谓毫不逊色。(40)

在印第安人的价值体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居于首要地位。他们大多信奉万物有灵论，把自然看成世间万物的家园，人和其他一切动物、植物一起，都是这个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人绝对没有任意榨取自然的特权；人依赖自然而生存，故应对自然心存感激和敬畏，任何超出生存需要而掠夺自然的行为，都将招致报应。许多部落都有自己信奉的至上神，名称虽异，而功能则相似。关于创世、迁徙和末日的说法，流传于许多部落中间。部落的集体活动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印第安人也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处事规范。他们注重亲情和友爱，父母对子女尤为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几乎从不责打孩子。了解这一点的欧洲人承认，“这些人是世界上最爱他们的后代的人，待他们非常温和”。(41)印第安人普遍看重诚实、勇敢、自尊和自由等价值。有一位波尼族母亲教导她的儿子说，“要勇敢，要敢于面对你所遇到的任何危险”；“要怜恤那些穷困的人”；“要爱护你的朋友，永远不抛弃他。假如你看到他被敌人围住，你不要跑开。走近他，如果你救不了他，就跟他死在一起”。(42)印第安人在与敌人交战时，经常掳掠对方的妇女和儿童，其中也包括白人。他们喜欢收养被掳掠的人，使之成为本部落的一员。有些被收养的白人逐渐习惯了部落的生活，在得到解救时居然不肯返回原来的家庭。(43)

多数欧洲裔居民对于印第安人怀有很深的偏见和仇恨，但那些对印第安人生活有所观察的人，仍然承认其道德水准高于白人，许多基督徒在善良和诚实方面有所不及。(44)印第安人中间确实流行剥取敌人头盖皮或以战俘献祭的习俗，但不能仅仅依据这些，便将印第安人看成凶残嗜血的人。1766—1768年间，乔纳森·卡弗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沿路曾得到许多印第安人的帮助。他后来谈到，印第安人的性格是一种“凶残和温顺的混合”，他们对敌人毫不留情，对朋友则十分“友善和人道”；他们为了部落的荣誉和族群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他认为印第安人缺乏理性，完全由“热情和嗜好”所指引，因而其坚毅勇敢就会溢出界线而变成“野蛮的凶残”。(45)他的观察显然带有“文明人”的优越感，其中掺杂着真实和偏见。

4.文化的停滞和危机

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在北美落户以后，其文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演进过程。他们最初使用粗略打制的石片和木棍等简单的工具，后来发展到能用石块、兽骨、木材制作的功能和用途不一的工具，并掌握了足以保障基本生存的狩猎和采集技术。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以后，随着冰川的融化，气候和环境也有很大的改变，印第安人当中出现了工具和技术的革新。他们懂得了用火，工具的取材趋于多样，开始驯养狗，食物结构变得丰富，并且发明了保存和储藏剩余食物的方法。公元500年以后，农业自墨西哥传入，食物供应更趋稳定和充足，造成人口大量增加。制陶和纺织技术也在一些部落传播。于是，北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期。

然而，大致在1250年以后，北美印第安人当中出现了文化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有些运用多年的技术竟至失传，不少强盛的部落走向衰落。关于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学术界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有人推测，可能与自然灾害和强敌入侵有关。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印第安人文化系统中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缺少文化交流和外来的刺激，这样就减弱了创新的冲动。这些可能也是导致文化停滞和倒退的因素。

从后世的观点来看，印第安人的文化系统中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他们没有驯养大型家畜，尚未发明铁器和轮子，以致生产能力难以提高，生存方式较少改变，多数部落始终处于低度生存的边缘。他们中间的剩余产品不多，难以形成活跃的交换，限制了分工的深化和私有财产的积聚，整个社会结构也就难以发生重大的变革。美洲各地的印第安人之间偶尔也有贸易联系，但总体上缺少交流，中南美洲居民早已掌握的技术和工具，一直未能见之于北美各部落。缺少交流对文化的创新具有致命的影响。它限制了技术的传播，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无法感到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整个文化停滞不前。此外，北美各部落之间没有大范围通行的语言，阻碍了相互间的往来；各部落画地为牢，彼此争斗，以致在整个北美地区没有兴起统一而强大的主权实体。当欧洲人悄然登陆时，他们无法组织起有力的抵抗。

北美大西洋沿岸印第安人自然也是这种状况，这对英属北美的建立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存在统一而强大的土著政治实体，而且到处都有印第安人废弃的空地，英国人便不必以军事征服为先导，也不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开展殖民事业，只要是有能力筹措到足够资金的民间团体，都可以涉足其间。实际上，英属北美的绝大多数殖民地，都是民间团体和私人势力所建立的。(46)他们在殖民地的管理和经营上，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操作，而较少受到英国当局的支配。于是，许多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验场。待到英国政府着手加强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时，各殖民地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惯例和偏好，难以完全接受英国当局的政策。当英国当局执意要扭转殖民地居民的行为方式时，就必然招致激烈的反抗；而脱离母国的独立之举，就成了他们的“杀手锏”。

三、欧洲人与美洲

当印第安人正处于他们自己未曾觉察的文化停滞状态时，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动。以往邦国林立的地区趋于统一，主权国家纷纷崛起。在逐渐增强的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欧洲一些国家商业和军事扩张的触角，开始伸向许多此前不为他们所知的地区；其海上和陆地的交通能力不断提高，贸易网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关于向美洲殖民的计划也逐渐成形。北美印第安人对此当然无从知悉，有茫茫大洋相隔，这一切在开始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第一艘远洋航船抵达美洲海岸以后，欧洲人的动向就同印第安人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1.“新大陆”的“发现”

将美洲称作“新大陆”或“新世界”，显然是从外在于美洲的立场出发而形成的说法。按照当时欧洲人的理解，美洲既然不为他们所知，当然是一个“新大陆”。但若从印第安人一方着眼，欧洲同样处在他们所知的世界之外，故也可以说是一个“新世界”。对于“发现美洲”一类的说法，于今美洲土著居民更是不以为然或深为反感。对他们而言，被“发现”可以说是其先辈所受苦难的代名词。而且，当日美洲早已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并不是因为被欧洲人“发现”才存在的。即使一定要说“发现”，那也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共同完成的。欧洲人在向北美内陆的探查中，利用了印第安人开辟的小路和航道，而且经常雇用印第安人充当向导。欧洲人觉得，印第安人是“旅行的行家”，他们有很强的方位感，可以说出500英里以外河流的源头，能够画出当地准确的地图。(47)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对1500年以前的欧洲人而言，美洲也很难说是一个“新”大陆。欧洲人在“发现”美洲后不久，就开始讨论美洲土著居民的来源，其中涉及古代欧洲人是否知晓美洲的问题。有人推测，既然《圣经》和其他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中都曾提到某个“遥远的地方”，既然古代不断有人试图越过大西洋去寻找新的土地，那么，古代欧洲人很可能知道美洲的存在。(48)另据有人猜想，从罗马帝国时期到公元9世纪，不断有爱尔兰人和凯尔特人离开不列颠诸岛，前往冰岛一带；他们在那里又受到北欧人的攻击，被迫继续西迁，有的达到格陵兰岛，有的则可能错过了目的地，漂流到了北美。(49)由于迄今尚未在北美发现早期欧洲的人工制品，故这类说法难以得到确证。北欧的维京人很早就到过北美，这一点似乎有更可信的凭据。在北欧古代的史诗和传说中，有故事说10—11世纪挪威人远航到一个叫做文兰的地方，建立了定居点。1960年，一位挪威考古学家在纽芬兰北部发现了这个地方，经过几年发掘，找到了相关的证据。后来，可能偶尔又有一些欧洲渔船或海盗船只，到过北美海岸的某些地方。

诚然，自古以来欧洲就间或有人涉足美洲，但他们所获得的关于美洲的知识，大多没有留存和传播，因而对于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美洲仍然是未知的大陆。哥伦布误将他所到之处当成印度，可见他根本不知道那些可能的先驱的行迹。在哥伦布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只有一些船只偶尔往来于两个大陆之间，并未在大西洋两岸建立起经常的联系，以致两边的居民长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在哥伦布开辟大西洋上的航路以后，欧洲各国相继将目光转向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美洲探险中充当了先行者。他们在航海和探险时，常有擅长绘事者随行，以绘制海图和地图，描摹所到之处的居民和风物。后来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也袭用这种做法。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初只在北美海岸出没，继而深入内陆探查。他们的目标是寻找通向东方的通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图绘制者和探险家都相信，在北美大陆海岸以西不远，就是太平洋或“南（东）海”。

1513年，曾参加哥伦布首次美洲之行的胡安·彭斯·德莱昂，从波多黎各出发航行到北美海岸，把所到的地方命名为“佛罗里达”。1521年，他再度来到这里，不料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竟未能生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埃特温·冈姆兹和路易·德埃隆先后到过北美沿海地带。不过，他们的探察非但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响，反让西班牙人对北美沿海日益失去了兴趣。稍后，西班牙人开始从陆路深入北美南部探查。1539年，埃纳多·德索托率领一队人马，从坦帕湾进入萨凡纳河，然后沿亚拉巴马河行进到密西西比河，再到阿肯色河谷，最后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返回。此行旨在为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北面的广大地区打前站。次年，弗朗西斯科·德科罗纳多到过亚利桑那、得克萨斯和堪萨斯一带。

西班牙人在对这些地区进行多次探查后，似乎没有发现诱人的财宝，除了留下一些传教点和贸易站之外，没有其他较大的动作。对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深入探查，是由后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完成的。

2.英、法在北美的探查

其实，英国并不是北美大陆探险的后来者。早在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以后5年，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就代表英国抵达了北美。卡波特于1495年来到英国，次年3月，(50)英王向他颁发一份特许状，授权他将所“发现”的新土地并入英王的领地，由他本人及其3个儿子以英王的名义进行统治。卡波特在历史中是一个神秘的过客，后世没有见到他的画像和文字材料，甚至连他的一个签名也未发现，其两次北美航行也无具体细节可考。

1497年5月，卡波特在英国国王和布里斯托尔商人的支持下，率18名船员乘“马修号”西行，去探寻通往亚洲的航路。他相信，如果选择北纬50度一带的航线，比取北纬28度航程更短，因而他的船只先向北航行，然后改向西行，穿越大西洋北端的海面。“马修号”是一只50吨的小船，航速很快，往返欧洲和北美之间仅用了11个星期，创下了一个世纪内无人打破的纪录。他们在海上颠簸几十天之后，终于看到了一片大陆。卡波特和哥伦布一样，相信面前这片陆地就是亚洲，是某个“大汗”的王国。但他抵达的具体地点不为后人所确知，可能是今加拿大的纽芬兰，也可能是布列吞角岛。

这次航行似乎触发了英王亨利七世的兴趣，他于第二年再度授权卡波特向西航行。是年5月，卡波特带领300人，分乘5艘船，满载货物开往他所发现的“东方”去开展贸易。结果，其中一艘船于不久后返航，而其他4艘则永远没有回到英国。卡波特就此神秘地失踪，他的航海故事也就戛然而止。当时有人推测，他和他的船队可能遇到海难，沉入了海底。卡波特的航行虽然无果而终，但对英国并非毫无意义。它意味着英国向北美扩张的开端，日后英国还以此为根据，声张自己对北美土地的占有权。另外，卡波特虽然没有发现通向东方的航道，却为英国渔民带回了好消息。他在第一次航行中，看到北美有成群的鳕鱼出没。于是，鱼就成了欧洲人在北美发现的黄金，吸引许多渔船前来捕捞，其中就有不少英国渔民。他们把船停靠在纽芬兰附近的岸边，在那里晾晒捕到的海鱼。

卡波特之子塞巴斯蒂安·卡波特，曾经参加其父组织的首次美洲之行，获得了一些航海的经验。据说，他于1508—1509年渡海来到哈得孙海峡一带，回去后声称发现了通往东方的“西北通道”。可是，这一“重大发现”并未博得英国人的喝彩。后世史家对这次航行的真实性深表怀疑，称他是一个“和蔼而快乐的说谎家”。(51)1512年，他开始效力于西班牙，并于1521年返回英国，劝说伦敦商人投资赞助他探查西北通道，但无人响应。1525—1528年间，他为西班牙国王主持过一次环球航行。

卡波特父子的北美之行固然扑朔迷离，但他们无疑都没有深入内陆，也未能带回多少有价值的地理和文化信息，因而没有在英国和欧洲激起进一步探查的欲望。在此后近百年里，欧洲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那里获取了大量财富，令欧洲其他国家羡慕不已，英国也不例外。1562年，英国人约翰·霍金斯来到西属美洲，用非洲黑人换回了珍珠、黄金等贵重货物。同时，英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宣传美洲的小册子，关于美洲遍地都是金银、珠宝、象牙和香料的美妙故事，在英伦诸岛流传。喜好藏书的人，注意收罗欧洲探险家关于美洲的著述。1563年出版的《佛罗里达领地发现纪实》一书，详细描绘了那里的财富、动植物和土著居民，鼓动英国人向这块西班牙人声称拥有主权的地方殖民。英国人还仿效西班牙人发明的“地理报告”，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介绍美洲地理知识，辅以许多关于美洲居民和自然风物的插图，做成颇受欢迎的美洲宣传品。其中，托马斯·哈里奥特和约翰·怀特的作品尤为风行。不断传来的各种信息，激发了英国人对西属美洲财富的觊觎，他们想在海上发起袭击，截获西班牙船只运载的财货。16世纪50年代，英国人还打算与法国的私掠船联手，一起攻打秘鲁海岸地区。

法国人目睹西班牙人在美洲施展手脚，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悄悄把目光瞄向北美，试图从大西洋北端寻找通向东方的航路。佛罗伦萨人乔万尼·维拉扎鲁为法国充当了探查北美的先锋。维拉扎鲁可能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十分向往，立志要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海路。1523年夏天，他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派遣，向西航行，去寻找通向“东海”（太平洋）和亚洲的路线。他第一次出师不利，在大西洋上损失了两条船；随后再度出航，顺利抵达了北美。他选取了一条偏南的航线，沿着北纬34度一带航行。1524年3月1日，他来到了今北卡罗来纳的菲尔角外。3月25日，他在船上看到了令他激动不已的景象：一条1英里宽、200英里长的“地峡”，将大海隔开；他远远望见“地峡”另一边微微起伏的海面，相信那就是“东海”，中国和印度就在大海的尽头。他用弗朗索瓦一世的名字，把发现的地方叫做“弗朗西斯卡”。

其实，他所见到的并不是一条横亘在大西洋和东方之间的地峡，而只是卡罗来纳的外海岸，也就是位于潘普利科、罗阿诺克、阿尔伯马尔和柯里塔克诸海峡东面的一条狭长的沙堡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他的这一错误并未得到纠正。这期间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绘制的地图，均采纳他的说法，对后来的探查和殖民活动产生了“误导”。维拉扎鲁沿北美海岸继续北行，一路为他所到之地命名。1580年，英国学者约翰·迪伊为伊丽莎白女王绘制了一幅北美地图，其海岸的地形和地名，大体上以维拉扎鲁的探查结果为依据。

对北美后来的殖民开发意义重大的一次内陆探查，是由法国航海家雅克·卡蒂埃完成的。1534年，他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率船抵达纽芬兰，然后穿过贝尔艾尔海峡，进入圣劳伦斯湾，对海湾沿岸作了广泛的考察。起初，他认为圣劳伦斯河可能是一条连接东方的水道。他在圣劳伦斯河谷遇到一些印第安人，同他们开展交易，并将两名土著儿童带走，以训练为翻译。他此行有两大收获：一是发现圣劳伦斯河不是通向太平洋的海峡，二是为法国获取了对他所到之处的领有权。次年，卡蒂埃再度来到北美，沿圣劳伦斯河仔细搜寻通往内地的水路。在印第安人向导的协助下，他的船队抵达今魁北克城一带。当时这里是一个名叫斯塔达科纳的土著村落，卡蒂埃把它称为“加拿大”，并把圣劳伦斯河叫做“加拿大之河”。他们接着向前航行，经过霍奇拉加（今蒙特利尔）一带，直到河道滩多水急无法航行，才折回斯塔达科纳过冬。他们一路上受到了印第安人的热烈欢迎。卡蒂埃准备转年开春后继续探查。可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有25人死于坏血病，加以给养几乎告罄，只好匆匆返回法国。

卡蒂埃带回了令法国人兴奋不已的消息。他在圣劳伦斯河谷遇到的印第安人，编造了许多关于加拿大内地的美妙故事，这使法国人相信，在内陆存在一个叫做“萨格内”的富庶王国。这个故事勾起了弗朗索瓦一世对北美内地的强烈兴趣，他确信，在那个名叫“萨格内”的地方，有着丰富的金银矿藏，男女衣着和法国人一样，而且盛产三叶草、肉豆蔻和胡椒。(52)因此，他在1541年支持让·弗朗索瓦·德拉罗克（或称罗贝瓦尔）和卡蒂埃一起率船队前往北美，准备在继续探查之外，着手建立移民村落。这支船队由5艘船组成，载有士兵和从法国各监狱集中起来的犯人共585人。(53)西班牙人闻讯，准备联合葡萄牙人袭击这支船队，未果；船队顺利地抵达了鲁热角。

但是，接下来的那个冬天却给这次殖民计划以致命的打击。天寒地冻，疾病袭扰，加上当地土著部落充满敌意，迫使卡蒂埃放弃西进计划，急忙回到法国。据说，他是想独自向国王邀功。他带回来一些所谓的“宝石”，结果证实仅是一些普通的矿石。这些石头虽然没有增添法国的财富，却丰富了法语的词汇：在此后很长时间，“加拿大钻石”成了假宝石的代称。留在鲁热角的法国人建立了定居点。可是，他们热衷于寻找金矿，而忽视了谋生问题，结果不仅财宝无影无踪，不少人还被疾病和饥寒夺去了生命。及至1543年6月，定居点仅有100人幸存。罗贝瓦尔一度带领70人，分乘8条船，继续到内地去寻找“萨格内王国”，最终仍是无功而还。是年9月，罗贝瓦尔率众撤回法国。

这几次探查和殖民活动，使法王求富的热望化为泡影，并蒙受了不小的财政损失。不过，对于后来北美的殖民开发，这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先导。在16世纪上半叶，这几次探险是对北美内陆最深入、最有收获的考察，法国人知道了圣劳伦斯河的存在，初步掌握河上的水文和航行情况，不仅为后来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谷的发展打开了通道，而且也改变了欧洲人对北美地理的认识。1555年，伦敦的律师理查德·伊登撰写了《数十年间的新世界》一书，将法国在北美的发现介绍给了英国人，其中提到，那里有“加拿大”、“奥奇拉加”和“桑冈内”等几个人口密集的“大国”。在此后一个时期，法国人在北美偃旗息鼓，只有一些捕鱼人不时往返。

3.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

正值英、法等国在北美探查的浅尝辄止之际，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及以南地区迅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掠取了巨额的财富。在西属美洲的形成中，探查、征服和移民齐头并进；当西班牙移民来到美洲时，就成了印第安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但英、法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却以探查和移民为开端，白人定居地与土著部落长期并存，两个种族形成彼此竞争的局面。这一重大的差别，对南、北美洲此后的历史道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经过收复失地运动，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在西班牙诸王国中异军突起，尤其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合执政后，国力更趋强盛，因缘际会地在开辟新航路和美洲殖民运动中充当了领头羊。西班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近邻葡萄牙。两国根据所谓“发现者”权利，划分了各自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在短短70余年的时间内，两国就分别占领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土地，留下了一部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血腥征服和残暴奴役的历史。(54)

西班牙在美洲所征服和占领的地区，土著人口的分布以及社会文化的状况，同北美有明显的不同。在这个区域内，不同分支的印第安人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有的部落和北美的多数部落一样，仍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社会组织，依靠渔猎为生；而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卡人，则已经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文化成就。

曾经在墨西哥和中美境内创造出“玛雅文明”的玛雅人，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其文化成就大部分已不复存在，当年星罗棋布、繁华热闹的城市，在公元9—10世纪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忽然化为丘墟。虽然一部分玛雅人迁徙到尤卡坦半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玛雅文化，但昔日繁荣强盛的“玛雅帝国”，则仅只存在于传说和想象之中了。中美洲除玛雅人之外，其他部落所建造的一些城市，在公元7—10世纪也相继崩毁。

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人（也叫墨西卡人），曾受玛雅文化的影响，从公元10世纪开始，逐渐进入文化兴盛期；到15世纪前期，形成了一个从墨西哥湾到太平洋的辽阔“帝国”，人口达到600万，控制着许多臣属部落。社会内部有统治者、贵族和平民的等级之分，但西班牙人认为阿兹特克人实行君主政体的看法，似与事实不符。阿兹特克人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以富裕和繁盛著称，在西班牙人初至时，其人口在10万～30万之间，其规模与当时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似在伯仲之间。阿兹特克人所藏金银之多，所制陶器和工具之精美，所建宫殿屋宇之宏伟，其天文历算之发达，都达到令欧洲探险者惊羡的地步。正是这一切所显示的富足景象，激起了西班牙征服者据而有之的欲望。

秘鲁境内的印卡人，大致崛起于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中叶，他们通过征服战争而建立了“印卡帝国”，以库斯科为中心，所控制的地域南北延绵近5000公里，人口估计达到1000万。境内道路畅达，财货丰裕，农业、商业、手工业和天文学都达到了足可称道的水平。这一切也不免让闻风而来的欧洲冒险家怦然心动。

西班牙人最早的立足处是加勒比海的若干岛屿。那里的土著居民由于战争和疾病而迅速减少，在有的岛上竟至绝灭。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岛、波多黎各、古巴、牙买加等处建立了定居点，并从非洲运来黑人奴隶以补充劳动力，从而使那里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根本的改变。西班牙人以这些岛屿为据点，着手征服美洲大陆。在1519—1540年短短20年里，这个遍布土著居民的辽阔大陆，大部分落入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中。

繁华富足的墨西哥之被征服，曾经是许多历史学家着力研究和大加渲染的事件，也确实是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惨剧之一。墨西哥的征服史是由一位名叫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西班牙人写下的。此人出生于西班牙一个贵族家庭，曾在西印度群岛生活多年。1519年，他在未得到西班牙政府授命的情况下，率几百名西班牙人开始向墨西哥进发，在懂得玛雅语的天主教传教士和一位土著女子的协助下，来到韦拉克鲁斯，建立了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第一个据点。他们随即深入内地，得到数千印第安人的援助，准备和阿兹特克人作背水一战。

当时的阿兹特克人的“帝国”已呈衰败之兆，领导人蒙特苏马没有对付欧洲人的经验，对来犯者掉以轻心，非但未能组织积极有效的抵抗，反而开城迎敌，使科尔特斯所部在1519年11月顺利进入都城。科尔特斯得手以后，逮捕了蒙特苏马，用以挟制阿兹特克人，并借他的名义进行统治，夺取他们的金银财富。被激怒的阿兹特克人起而反击，用石头砸伤蒙特苏马，致其伤重不治，并和西班牙人展开血战，迫使科尔特斯带领少数人夺路而逃。第一次征服失败后，科尔特斯在韦拉克鲁斯重整旗鼓，于1521年4月再度兵临特诺奇蒂特兰城下，围城达3个月之久。城中的阿兹特克人在蒙特苏马的侄子兼女婿夸乌特莫克的指挥下，同西班牙人周旋抗争。但饥饿和疾病交相袭扰，最终兵败城破，多数阿兹特克人遭到西班牙人屠戮，夸乌特莫克更被枭首示众，城市建筑多数被毁，金银珍宝为征服者悉数夺占。繁盛一时的阿兹特克人的“帝国”便告崩溃。科尔特斯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废墟上建起墨西哥城，作为统治墨西哥地区的中心。

在十余年后，秘鲁的印卡人也遭到与阿兹特克人相同的厄运。西班牙人早就从传闻中得知“印卡帝国”的富足，早有征服和掠取之心。1524年，来自西班牙社会底层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借助他长期在中美洲探险的经验，开始追寻神秘的“印卡帝国”。经过许多周折后，终于在1532年率领100多名士兵来到“印卡帝国”的北部。此时印卡人发生内讧，领导者对权位的争夺，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力量，给皮萨罗造成了可乘之机。他兵不血刃就越过了安第斯山关隘，沿路还得到印卡人留下的粮草，得以迅速深入印卡腹地。印卡首领阿塔瓦尔帕受皮萨罗所诱，在谈判中被捕，许多印卡战士被杀。皮萨罗以阿塔瓦尔帕为人质，向印卡人索取巨额赎金：能装满一间屋子的黄金和两间屋子的白银（其价值相当于1500万比索）。印卡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集齐了这种神话般的赎金。不过，皮萨罗并未履行诺言，在得到金银后将阿塔瓦尔帕处死，并派部攻打印卡其他城镇，在1533年11月占领印卡古都库斯科。印卡人在其辉煌时代积聚的财富珍宝，多数成为西班牙人的囊中之物。到1535年，秘鲁全境基本上为西班牙人所控制。是年，皮萨罗在利马河畔建立利马城，作为他统治秘鲁的基地。

但是，被征服后的秘鲁长期处于动荡不宁之中。西班牙人的搜刮和破坏，使印卡人饱受苦难，原来的富庶之乡大多沦为荒野。印卡人在曼科·印卡领导下，曾于1535年对西班牙人发动反击，围困库斯科城达6个月之久。曼科兵败被杀后，他的儿子萨里·图帕克和蒂图·库西继续带领部众和西班牙人作战。1572年印卡国王图帕克·阿马鲁被西班牙人斩首，标志印卡人的最终失败。与此同时，征服者内部因争夺战利品而发生倾轧，相互火并，皮萨罗最终也为对手所暗杀。

在阿兹特克人和印卡人相继被打败后，西班牙人继续进军美洲各地，在16世纪前半期逐步控制了从加利福尼亚湾到智利南端的广阔地域。巴西则在同期为葡萄牙人所占领。征服战争虽然仅仅进行了数十年，但对于土著社会则是一场浩劫：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战乱、疾病和饥寒，他们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大多毁于一旦，幸存的印第安人成为征服者任意奴役和压榨的劳工。

过去曾有学者设想，如果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土著部落内部团结，一致对付英国人，北美的殖民进程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但征之以阿兹特克人和印卡人的被征服史，这个假设似乎难以成立。这两支印第安人均为内部统一的强大部落联盟，其军队的数量在数万以上，却仍在短期内为人数不多的西班牙人（许多为非正式军人）所败。可见，美洲之被欧洲人所征服，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多寡和联合的规模。在技术器物、社会组织形式、动员能力和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等方面，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是决定此消彼长的根本因素。火器和马为印第安人见所未见，其震慑力使他们首先在心理上崩溃。同时，大量土著战士和搬运工为西班牙人提供了帮助，这对打败两个强大的“帝国”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的学者提到，欧洲人传播的疾病严重削弱了印第安人的力量，“对美洲的征服，既是由人、也是由细菌去完成的”。(55)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信的。

征服给印第安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物质破坏。在征服战争、殖民奴役、流行疾病和灾荒饥馑的交相袭扰下，印第安人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由1519年前的2500万下降到1568年的265万；秘鲁的印第安人由1532年的900万下降到1570年的130万。(56)西班牙人的征服及其后果，也使西班牙国内许多人感到震惊，以致国王于1550年下令停止征服，任何到美洲内地活动的人，都必须领取许可证，而且必须是“爱好和平的人”。“征服”一词遂为“安抚”和“定居”等词汇所取代。(57)实际上，此时美洲大片土地早已落入西班牙人的掌握中。

4.欧洲人眼中的美洲

美洲的“发现”和被征服，对欧洲人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此后不少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它作为一件大事对待。1757年，大卫·休谟在他的《英国史》第3卷中提到，亨利七世时代乃是现代史的开端，他所列举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美洲的发现”。(58)对英国如此，对整个西欧也是一样。欧洲人来到一个从前一无所知的大陆，不仅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即便是普通的欧洲人，也能感受到来自美洲的冲击：由美洲传入的作物，包括玉米和土豆，成为人们（特别是南欧居民）的主要食物，对于缓解经常发生的饥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凡到过美洲的欧洲人，不论是探险家，还是捕鱼人，都对那里的地理、物产和居民有所了解，有所感受，他们自然要将各种信息带回故地，在邻里和朋友中间传布，只是其具体内容今人已无法确知，因为仅有少数人将他们的观察和感受记录下来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既然在航海和殖民活动中居于前列，对美洲的了解也自然超过其他国家。英国作为美洲竞争的后来者，在获取关于美洲的知识方面，起初只能依靠大陆国家航海探险所提供的资料，如理查德·哈克卢特（年轻者，牧师）(59)关于美洲的多种著述，大致就是西、葡、法等国有关文献的翻译和汇编。他的作品对于欧洲人在美洲的航海、探查和贸易有详细的记述，但没有论及建立殖民地的问题。(60)

虽然从15世纪末开始不断有欧洲人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但他们关于美洲的知识长期真伪混杂，充斥着传闻和讹误。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些传闻和讹误激发了欧洲人对北美的兴趣，推动了对北美的探查和开发。塞巴斯蒂安的“西北通道说”和维拉扎鲁的“地峡说”，曾长期误导欧洲人对北美的认识，诱使一些航海家徒劳地寻找通往东方的水路，而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探查搜寻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北美内陆的知识。1577年英国成立一家合股公司，名叫“中国公司”，筹集了数千镑的资金，在马丁·弗罗比舍的带领下，多次航行到北美北部，苦苦寻找从大西洋到达东方的航路，谋求和中国开展贸易。结果花费了大量资金，欠下近万镑债务，而从北美运回的矿石，只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关于“萨格内王国”的传闻，曾使许多法国人着迷；法国国王更是向往传说中的财富，不断出资支持北美探险和殖民。16世纪中叶，一个关于“诺南贝加王国”的神奇故事，再度风靡英法等国。据说，那里生长着许多甘美的水果和芬芳的树木，遍地都是金银，妇女们佩戴着叮当作响的金银和珍珠饰物。据说有许多人先后到过那个地方。于是，这个地名竟赫然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美洲地图上。直到17世纪初，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才戳穿了这个神话。

欧洲人对北美土著居民的认识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到美洲的人，在见到印第安人时不免流露出惊异和好奇，对他们的来历作出了种种揣测。“印第安人”这个名称，是由西班牙人在哥伦布之后广泛传播开来的。此外，土著居民还被他们称作“红种人”、“野蛮人”、“红皮肤”和“土人”等。英国的弗吉尼亚公司在文件中提到印第安人时，用的是“native people”（土著）、“naturals”（本土人）和“country people”（当地人）一类的字眼，没有明显的褒贬好恶。为了让本国的君主了解美洲的情况，探险者经常将印第安人带回欧洲；有时还把印第安人带到各地巡回“展览”。在北美，并未随白人的到来而马上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探险者所到之处，往往受到当地部落的友好接待，否则以其人地两生，根本不可能深入内陆。例如，1540年一群西班牙人到今北卡罗来纳境内寻找黄金，当地的切罗基人用食品招待他们达1个月之久。

欧洲人对于人种和文化早有固定的看法和标准，他们观察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时，难免套用他们所习惯的观念和准则。他们毫不怀疑地断定，他们自己所熟悉的制度、宗教和生活方式乃是文明的标准，一切与之不合的东西，都属于蒙昧、野蛮和异端的范畴。在他们看来，美洲土著居民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习俗原始，宗教邪异，生活在黑暗和不幸当中。(61)这类看法反映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思维定式。古希腊人为了突出自己的“开化”状态，就发明了“野蛮人”（蛮族）一词来指称境外的人，甚至连先于他们“开化”的埃及人和波斯人，也被划入这个范围。(62)16—17世纪的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份遗产，并将区分的标准更加具体化。他们看到印第安人既没有建立国家，不知有私有财产，尚无定居的农业，更不懂得崇奉上帝，便认定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欧洲人用来称呼印第安人的“野蛮人”一词，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野蛮人”（savage）一词的词根是拉丁文的“silva”，意思是“树林”，它在英语中演变为两个词，一个是“sylvan”，意为“森林的”或“林区居民”；另一个是“savage”，最初可用来修饰任何野生的动植物，到16世纪晚期开始用以指生活在丛林中的人。殖民地初期有的文献在提及印第安人时，称他们是“野生的、野蛮的人”，但并不含恶意，因为同时又说他们“十分可爱和温良”。后来，这个词侧重指“动物般的凶残”，逐渐具有价值和道德的含义。还有的人在谈及印第安人时，使用了“人形野兽”这样充满仇恨和蔑视的字眼。在印第安人1622年袭击詹姆斯敦以后，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恶感加深，约翰·史密斯称印第安人为“残忍的野兽”，指责他们比野兽更凶残。(63)有一位名叫罗伯特·格雷的小册子作者提到，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北美的大片土地为野兽和无理性的生物所占有和滥用，所谓“无理性的生物”是指“残暴的野蛮人”，由于他们对上帝“蒙昧无知”，而且实行“渎神的偶像崇拜”，因此“比野兽更坏”。许多人觉得，对印第安人这种“偶像崇拜者”，如果不能在上帝的指引下用其他方法加以“教化”，就可以实行肉体消灭。(64)

在不同的时期，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当初遇印第安人时，发现他们与想象中的“野蛮人”并不一样，他们所表现出的单纯质朴和热情好客，给欧洲探险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接触增多，传教士对土著社会也有了一些了解，白人开始受到印第安人的武力对抗。于是，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恶感和贬抑，就在欧洲人中间广泛流传开来。(65)此外，在欧洲上层还流传过一种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说法。这种“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是白人依据基督教的某些观念对土著生活加以理想化而构造出来的。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生活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以前的状态中，虽不知文明和法律为何物，但他们优游纯朴，怡然自得，乐天知足，正直善良，比白人更接近自然；许多在白人那里已经丧失的美德，却在他们中间得以保存；尤其是土著男子可以自由地狩猎，而狩猎在欧洲主要是贵族的嗜好。

四、英国殖民运动的发轫

进入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国在非洲和美洲的殖民扩张渐有声势，而僻处欧洲大陆以外的英国，无论在版图还是在国力上，都只是一个蕞尔小国，对欧洲事务没有多少发言权，在美洲仅组织了几次没有结果的探查，此后就长期无所作为。但是，就在这个小国的内部，已经开始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英国的势力将远远超出其版图的限制。

1.大变动的前夕

16—17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农业国。多数家庭居住于乡村，以耕作为生。他们住房简陋，衣着粗朴，食物简单，生活范围不出村落左近。乡间居民集中的地方叫做“settlement”，是远古时代不列颠群岛聚居村落的遗存，一直流传到斯图亚特时代。后来迁居北美的移民所建立的村落，也沿用了这个名称。教堂在社区处于重要的位置，通常是村民聚会的场所，他们在那里选举各类地方官员。散居村落则常见于林地和放牧区。在“混合农作区”，到处分布着“敞田制”村落。在圈地以前和后来没有实行圈地的地方，各户拥有的若干条田分散在各处，在耕作和收获时村民相互合作，收割后可以在所有田地上放牧。习惯了这种“敞田制”的人，在移居到新英格兰以后，也力图按照这种模式重建自己的村镇。(66)

农业是英国人基本的经济活动。那时英国的土地制度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公地逐渐落入私人手中，所有权和使用权从分离趋于合一，公簿持有的土地有些转化为完全的私有土地，有些变成了租约持有土地。在此同时，由于价格和租金的上涨，许多公簿持有农和租约持有者的土地为乡绅和富裕的自耕农所购买。因为地理差异和习惯不同，有的地区以农耕为主，有的地区则侧重畜牧业。农业中很早就出现了市场取向，尤以畜牧业与国内外市场联系密切，出产的羊毛供应国内和欧洲的呢绒业中心，养羊业变得有利可图。工业也有较大的进展，除起步较早的采矿、冶炼、羊毛加工和造船外，棉纺织、玻璃、造纸和枪支火药等产业也渐具规模。但这些行业大多采用手工工场的形式，生产能力和经营水平都有局限。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相当活跃，英国商人在西欧、南欧、波罗的海地区、中东、北非和印度等地开展贸易，商业公司进出口各种货物。在“价格革命”的影响下，英国货币供应量大增，市场价格上升，商业需求扩大，导致许多人的经济地位急剧变化。由于谷物生产能力的限制以及灾害的影响，英国和欧洲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常有起伏，饥馑的袭扰不时而至。(67)在1555—1556年、1586年和1594—1595年等年份，由于作物歉收而引发饥荒，饿死者为数众多。在经济衰退时期，食品价格飞涨，普通人难免冻馁之虞。1541—1550年间的食品价格指数为217，1601—1610年间上升到了527。(68)

关于这个时期英国的人口增长率以及人口的数量，均无精确的统计数字可稽。根据17世纪格雷戈里·金提供的数据，1688年英格兰人口为540万，其中10%生活在伦敦，另外16%居住在其他城市和市镇，74%为农村居民。(69)据后来的学者研究，若以5年为单位，在1540—1774年间，除1555—1559年、1655—1659年、1680—1684年、1725—1729年等少数时段外，其余年份人口均呈正增长；自然增长率在1580—1589年间为1.10%，在1650—1659年间为0.06%，而每十年的自然增长率一般在0.5%上下浮动。(70)英国人口在1586年为3805841人，1606年为4253325人，1686年达到4864762人。(71)虽然不列颠诸岛尚有大量荒地有待开发，但以当时的生产能力和谋生方式，人口这种增长速度已让不少人深感不安，他们不时谈论人口压力，感到社会稳定受到了威胁，而向海外殖民地输出人口，就成了一条减轻人口压力的渠道。其时城市正在兴起，17世纪的伦敦进入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列，每1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另外，布里斯托尔、诺威奇和约克等城市，居民也在不断增加。人口集中于城市，带来新的社会压力，更坚定了英国向海外移民的决心。

这个时期的英国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每个人在社会梯级上都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她）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当时的英国人有很强的等级观念，认为上帝在造物时就为天国、地上和水中的一切事物安排了完美的秩序，人有尊卑贵贱之分，各有其义务和责任，舍此社会就不能存在，人也无法安宁地生活。(72)16世纪60年代的知名律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谈到，当时英国社会存在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贵族，第二等是乡绅，第三等是市民和自耕农，第四等是被统治者。(73)同一时期的威廉·哈里森也将社会分为四个等级：绅士（包括除国王以外的王室成员、贵族、骑士和士绅）、市民、自耕农和劳动者（包括城市劳工、贫穷农夫、小贩、公簿持有农和工匠）。(74)这类社会等级的划分，多以血统、土地财产和社会声望为依据，涉及的只是一个家庭中户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户，而不是个人，女性、孩子和仆人是从属于户主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正在崛起一个经济上日益富有而政治上无权的“中间人群”，主要是商人和一些采用新法经营的农场主。当然，那个时代关于等级和阶层的意识并非绝对清晰和确定，有的自耕农以乡绅自命，而富裕乡绅的社会地位则与贵族难分轩轾。另外，升迁之路虽然障碍甚多，但仍然存在社会纵向流动：有人凭借经济或教育上的成功挤进较高的阶层，也有人因家道中落而跌入较低的等级。

贵族居于英国社会梯级的顶端，其内部按爵位则有男、子、伯、侯、公之分。拥有伯爵以上爵位者称勋爵，这种人在17世纪初期为数不多。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中，贵族享有不容置疑的尊荣，他们出入宫廷，替国王出谋划策，富有而高贵。同样，社会对贵族的期待也很高，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衣着华贵得体，言谈庄重，举止优雅，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在公共场合显得形象高贵，并体现国家的荣誉。这样一种贵族的形象，必须靠金钱才能雕琢出来。一个贵族如果没有充实可靠的收入，必定入不敷出，左支右绌。实际上，陷于这种困境的贵族的确不在少数。有些贵族便以宅邸或地产作抵押，以取得周转的资金。到17世纪初，经济上捉襟见肘的贵族明显增多。他们当中有人之热衷于北美殖民活动，获取财富通常是首要的动机。并不是每个贵族都能永久维持其地位，贵族阶层也正是通过不断变动而实现新陈代谢。贵族的后代不断有人跌落到其他的阶层。根据英国的法律，贵族的头衔和土地只能由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则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有的当律师，有的成为教士，有的操行伍生涯，有的从事殖民和贸易，有的甚至沦为海盗。常有贵族家族走向衰落，无嗣者即从贵族名册上消失。同时，一些在经济和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则可获得册封而加入贵族行列。这种流动性对于贵族的延续十分重要，使得它不断将社会精英吸纳到自己的阵营。

乡绅的地位和权势固然无法与贵族相提并论，但他们是地方政治的实际操作者。他们不仅掌握郡以下的各级政府，而且选送大量的议会下院议员。从理论上说，一个人要取得乡绅的身份，必须拥有相当的财产和地方影响，其祖先还须经过宗谱纹章院的认可。有的地方富户没有被宗谱纹章院列入名册，但因社会名望甚高，也能享有乡绅的地位。在15—17世纪，乡绅的人数不断增加。在宗教改革后的百余年里，英王将没收的大量教会地产低价出售，造就了许多新的土地所有者；另有不少农夫通过辛勤劳动，逐渐致富，其后人也得以跻身于乡绅的行列。乡绅生活在乡间，其住宅大多高大而堂皇。他们虽然熟悉各种农活，但决不下地劳作。他们的子弟在婚嫁上虽不如贵族那样讲究门当户对，却也要求对方家庭拥有相当的财产。他们中那些最成功的人，有望递补到贵族之中。后来，那些在英属北美拥有较大地产的人，在宅邸的营建、头衔的使用和生活的风尚等方面，都极力追随和仿效母国的乡绅。

在英国以农为本的时代，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无疑是自耕农和其他农业劳动者。从法律上说，只有其地产每年能够带来40先令收入的“自由民”，才属于自耕农的范畴，而实际享有这一名号的人可谓各色各样。有的是乡间的小地主，自己拥有土地，平日带着子弟在田间劳动，同时也雇用1～4个人手，调度农活，充当监督。有的则是庄园的佃户，每年须向地主交租；只是由于租佃关系已经延续数代，佃户自认对土地已有部分所有权。自耕农在乡间颇受尊重，被视为地方社会的中坚。他们和市场有些联系，经常到附近的城镇集市进行交易。有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还懂得根据粮价的变动来购进、囤积或出售粮食，借以牟利致富。

商人在17世纪并不是一个新生的阶层，也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同是商人，在伦敦的大商人和小城的店主之间，无疑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并不像贵族和乡绅那样，同时代表一种身份和地位。在伦敦等大城市活动的商人，特别是同东印度公司之类的海外冒险公司往来密切者，接近权力中枢，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从整体上说，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无法与贵族和乡绅并驾齐驱。有的大商人可能是暴富之徒，他们的父祖大多属于无名之辈。在一个重视家世和出身的社会，这种人自然难以赢得很高的尊荣。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精明干练，见多识广，工于算计。后来，商业资本在英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商人的地位也随之上升。

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和穷人，既缺少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利。在农村，有许多人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工。他们承担繁重的农活，劳作时间很长；没有结婚的人可能住在主人家里，已成家的则可能只有茅舍可住，周围可能有几英亩地，可以种植日用的粮食和蔬菜。他们一年的工钱在30先令到2英镑之间。据格雷戈里·金的数字，当时英国人口中以茅舍农和穷人居多，数目达到40万户，接近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75)不过，那种附着于地主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已经越来越少。许多人辛苦劳作而食不果腹，也有许多人无以为生而四处乞讨。在村落、街道和市场，随处都可见到行乞的人。在1616年的谢菲尔德，2207名居民中行乞者达到725人。(76)乞丐增多的原因，主要与土地资源和工作机会的缺乏相关。按照当时的观念，贫困不仅是个人失败的结果，而且是危害社会安全的根源，因而穷人通常与犯人归为一类。英国政府要求地方社区承担救济和管制穷人的责任，并对流浪行乞者加以惩处。慈善机构也参与济贫的工作。英属北美建成以后，向那里输送穷人和乞丐，成为英国政府处理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社会地位的差异，还可以在具体个人所使用的头衔或称号上得到反映。按照当时的习惯，在教区的登记中，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须在姓名以外另加称号或头衔。社会中上层常用的称号有“主人”（Master，略写为Mr.）、“女主人”（Mistress，略写为Mrs.）、“先生”（Gentleman）、“士绅”（Esquire）、“夫人”（Dame，“先生”和“士绅”的妻子）、“骑士”（Knight）、“爵爷”（Baronet）、“勋爵”（Lord）和“太太”（Lady）等。自耕农和其他农夫则只能称“良民”（Goodman）和“良妇”（Goodwife）。至于工匠、劳工和商贩等下层人，则没有任何称号。一个除了姓氏和教名以外没有任何头衔或称号的人，在社会上很难得到别人的尊敬。(77)正是由于称号和头衔乃是身份地位的标记，故不得任意使用。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称呼的方式也有一定之规。上对下可以直呼其名，或用代词“thou”（你）；下对上则必须称头衔和姓氏，并用代词“ye”（您）。

在家庭生活中同样存在地位的差异。丈夫或父亲为一家之主，妻子协助丈夫照管家庭，分担养家的责任，在地位上从属于丈夫。家庭成员中除直系的子女外，还包括仆人和学徒。在自耕农家庭，通常是父亲带着儿子下地耕作，母亲在女儿协助下操持家务，照料园圃和牲畜，制作奶酪和面包。普通家庭的女子终年劳累，难得闲暇。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具有人口繁衍、教育、生产和社会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

当然，英国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停留在静止的状态，而16世纪以后更是处在一种悄然而深刻的变动之中。在表面平静的乡村，“敞田制”开始受到圈地运动的冲击。在肯特、埃塞克斯和北安普敦等郡，圈地运动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不少原来分散的条田业已合并为大面积的农庄，大片的荒地和耕地变成了牧场。一些敢于冒险和创新的农场主，有的采用新法经营，有的把土地出租给农业经营者而收取地租。他们逐渐积累大量财富，成为乡间的新贵。有些家世古老的贵族则急剧衰落。乡绅、职业人员和商人等中间阶层，开始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崭露头角。特别是那些在海外贸易中大发其财的商人，不仅在伦敦步入政治舞台，而且有兴趣和财力向遥远的美洲发展。

16世纪以来英国宗教的变化，为北美殖民提供了另一种动力。随宗教改革而释放出来的异端力量，对正统教派的一统天下产生了冲击，引起激烈的教派竞争和宗教迫害。处于劣势或遭受迫害的教派，正好利用美洲殖民的契机，到“新大陆”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自任英国教会首脑，把摆脱罗马教廷的安立甘派定为英国国教。英国的教士在地位和处境上，较其北美同行有很明显的优势。他们的职位同薪俸挂钩，一个教士一旦获得任命，也就有了生活的保障，不像北美教士那样需要教民奉养。由于国教地位特殊，伦敦大主教在政治舞台上自然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宗教改革加深了英国在宗教上的分裂，孕育和产生了新的教派。改革并未根除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用托马斯·胡克的话说，亨利八世只是“砍掉了天主教的脑袋，却把它的身子留在了自己的王国里”。(78)在16世纪中期，约翰·胡珀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等人对此感到不满，倡导更彻底地清除天主教的痕迹，使国教更接近加尔文派，他们的主张逐渐演化为“清教”的信条。玛丽·都铎在位的5年（1553—1558）期间，天主教回光返照，新教徒受到严酷打击。有近300人被处以火刑，其中包括胡珀本人。另有800余人被迫流亡国外。(79)

伊丽莎白登基以后，新教回复正位，流亡者相继返国。那些不满国教状况的人，大多留在国教体制之内，试图从内部寻求改革，于是清教运动渐具声势。1565年，清教领导人和伊丽莎白女王就牧师是否着法衣的问题发生分歧。清教徒认为，如果牧师身着法衣，就会和教民判然分开，实属罗马天主教的遗风。但女王坚持执行既定规章，结果许多反对者失去了职位。1566年，清教徒试图通过议会立法来实现改革意图，遭到女王反对，只得作罢。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国教正统派着手清洗反对派，越来越多的清教牧师受到牵连。反对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更激进的派别，他们主张废除主教制。到16世纪末期，老一代清教领袖相继去世，另有一些领导人被捕，使清教运动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清教和正统派的冲突一时陷于沉寂。但清教在世俗人群中的影响在悄然扩大，成为英国社会一股重要的势力。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位时期，清教一直没有取得合法地位。

清教对加尔文派的观点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教义。人受原罪牵累，本来都不值得救赎，但上帝为了体现他的仁慈，在时间开始之前就选定了一批人作为救赎的对象，使他们在脱离自然状态而达到永生的同时，心灵也得到开启，能明了上帝的旨意，从而一心向善。可是，上帝的这种安排极端神秘，没有人能知晓自己是否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只能通过对上帝的召唤作出积极反应，来表明自己具备成为选民的可能。选民的原罪将得到宽恕，成为正直诚实的人。这种结果并非来自人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作出的牺牲替他们承担了惩罚；如果选民不能虔敬正当地生活，就会招致上帝的不满，在他们悔罪和自新以前，上帝就会收回他的眷顾。人既无法确知自己是否为上帝所选定，也不能通过努力而使自己得到救赎，那么，此生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信奉上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清教的教义拓展了人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因为既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选定，那就意味着人人都有获选的机会。每个人都要将自己当成已被选定那样去生活，唯有如此，天恩才会最终降临。一个清教徒如果缺乏这种信念，就容易迷失生活的意义和目标。

就信仰和组织而言，清教从来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教派，只有在和国教对立并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他们才是一个整体。清教中的长老派希望建立严格的教会组织，由每个教众会(80)选举代表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央教权机构。另一派则反对建立等级制的教会机构，主张通过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信仰，每个教众会都可自行制定适当的规章。他们被称作布朗派或分离派。在伊丽莎白时期，更多的清教徒既不属于长老派，也未加入分离派，他们仍然留在国教内部，容忍主教制和其他天主教遗迹。清教的中心在东盎格利亚地区，包括埃塞克斯、萨福克、诺福克、北安普敦、林肯和拉特兰诸郡，后来迁居北美创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移民，大多出自这个地区。

2.政治结构的特征

在16—17世纪，英国国家的动员、组织和控制的能力，较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强。向美洲的殖民和扩张，需要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为后盾，而此时的英国，逐渐具备了这种条件。在论及17世纪前期英国的政治状况时，历史学家华莱士·诺特斯坦写道：“一个根基牢固的中央政府，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公意的代表制机构，一种保护臣民免受国家侵害的共同法(81)，国内自由的公民，这些发展表明，英国在政治上远远走在大陆诸国的前面，并且正稳步走在通向一个现代自由国家的道路上。”(82)

国王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统领控制能力日益增强的国家系统。都铎君主十分羡慕法国国王的权势和尊荣，希望建立类似的君主政治。他们极力强调君权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利用各种手段扩充权势。到伊丽莎白时代，对君主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位“处女女王”被称作“人间的上帝”，她的登基之日被定为教会节日。(83)实际上，国王确实拥有广泛而强大的权力，除掌握执行权和外交权外，还有权任命法官，赐赠下属财富；作为教会首脑，有权确定各级教职的人选。君主的权力通过一整套机制辐射到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枢密院、三大法院（即王座法院、理财法院和民事法院）、衡平法院、巡回法院、北方委员会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委员会等，都是直接隶属国王的机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枢密院。在伊丽莎白时期，枢密院有12～20名成员；在随后两个国王在位期间增至40名以上。(84)所有的国务大臣、大法官和其他重要的宫廷官员，以及一些专门挑选出来的人，都是枢密院的成员。不过，多数成员并不经常参加会议，发挥作用的核心成员不过12～20人而已。枢密院作为决策和执行机构，几乎每天开会，所经办的国内外事务十分繁杂。后来，管理美洲殖民地事务成为它的一项主要工作，包括听取来自殖民地法院的上诉，审查殖民地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等等。1696年成立的专门管理殖民地的贸易委员会，直接隶属枢密院。对英国王权最大的限制，在于没有一支直接受国王控制的常备军。由于国库缺乏充足的资金，加上英国人对常备军根深蒂固的反感，英国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国王在处理内外事务时捉襟见肘。另外，国王可以调度的财力也相当有限，对美洲殖民活动的支持，通常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一旦遇到紧急事态，国王就须召集议会来筹措经费。

议会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已有若干个世纪之久，其机制和功能逐渐走向成熟。议会分成贵族院（上院）和平民院（下院）两院，国王也是议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有所谓“王在议会”的说法。(85)这固然意味着国王对议会有所控制，但同时也表明议会作为君主制的必要补充，已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成分，为它后来地位的上升作了铺垫。英属北美殖民地也仿效这一成例，总督参与议会事务。在英国议会，当詹姆斯一世时期，贵族院成员不到80名；而到长期议会开会时，一跃而至近150名。进入上院的贵族拥有许多个人特权，如涉案时只能由贵族来审判，可由代理人来代表，并得与君主谈话，等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则有权审理下院提交的弹劾案，充当终极上诉法院。

不过，随着平民院地位的提高，上院的作用趋于弱化。议会下院议员由英格兰、威尔士各郡及其他城市和选区选举产生。选举由郡守召集，凡拥有价值40先令以上财产的男性自由持有者，都可以参加投票。在爱德华六世即位时，议会下院有议员341名；到伊丽莎白在位末期，议员人数达到462名，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代表制机构。(86)议员中不少人受过大学教育，或出自专门的法律学校，属于当时的社会精英。被选入议会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下院原本是国王的顾问机构，遇到紧急事务时，国王召集议会进行商讨，并通过征税的法案。但下院议员逐渐对这种角色感到不满足，开始争取权力。他们认为，“议会的自由权、权利和管辖权乃是英国臣民生来具有的古老而不容置疑的权利和遗产；与国王、国家和国防有关的各种严峻而紧急的事务，有关英国国教的事务，法律的维护和制定，纠正、抚慰每天都在这个王国发生的错误和不满，都是议会商议和辩论的适当主题”。(87)他们通过不断抗争和反复援引先例，获得了四项基本的权利：选举的自由，开会期间免受逮捕的权利，辩论中的言论自由，以及议长晋见国王的权利。进入17世纪，议会更加主动地参与政府事务，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也趋于增强，在当时的各种文献当中，经常使用“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下院的权利”这样的词句。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无议会统治。此后，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内战与复辟时期；到1688年以后，议会在英国权力格局中逐渐占居核心地位。地位不断上升的议会下院，为北美殖民地议会下院树立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榜样。

然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国王、枢密院和议会都高高在上，伦敦也与他们相距遥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权力机构，仅是郡、区和村镇等各级政府。

郡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主持者为郡守。每当接近年底，枢密院和大法官从每郡选出3名乡绅，然后交由国王从中挑选一人担任来年该郡的郡守。出任郡守绝非美差，反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付出大量精力之外，还要破费许多钱财，后一条尤其使不少乡绅望而却步。有时国王利用乡绅的这种困窘来挣钱，凡愿意出钱者，便可得到豁免；甚至已经获得任命的人，只要肯出钱，仍可辞任。斯图亚特诸王甚至把郡守的任命作为处罚某位乡绅的手段。郡守的职责涉及司法和行政各方面，可任命一名郡守助理和若干名副行政司法官协助工作。17世纪以降，郡守一职日益具有荣誉性，具体工作由其下属担负。郡的另一类重要官员为治安法官，也由国王任命，出任者多为各郡拥有一定财产、受过良好教育（至少略通拉丁文）的乡绅，其工作也基本上是义务性的。治安法官的首要职责是维护本地治安，负责审理案情较轻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处理维修桥梁、向小酒馆发放执照、确定劳工工资、救济受伤的士兵、照顾穷人和老年人等事务。他们往往很忙碌，有个治安法官曾给一位同僚写信说：“我在这里每天一整天都在庭审，没有时间料理自己的事情，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88)

英国最基层的政治单位是庄园、村镇和教区。庄园的作用在17世纪已经不甚重要。教区实际上没有多少宗教性质，而主要是一个司法、税收和管理单位。它和自然村落并不完全同一，有的教区包含几个村落，而有的村落则不止一个教区。在村镇或教区，主要官员为治安员，拥有数个村镇的教区，每个村镇都设一名治安员。为了同区的高级治安员相区别，教区治安员通称小治安员。他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和逮捕犯人，监督各种可能危害治安的人和事，执行上级官员下达的命令，收取税款，维护地方道路。有时，他们还要给高级治安员、治安法官和郡守当差。乡民发现家中失窃，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治安员报告，治安员则有义务迅速行动，尽快找回丢失的物品。这种职务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担任者通常是农夫、工匠等劳动者。他们与其说是村镇的官员，不如说是上级官员的仆役。教区的另一个重要职位是俗人执事，一个教区通常设两名，他们大多来自教区内比较重要的家庭。他们除了维持教区教堂的正常活动外，还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教区设有全体大会，称做教区会议，任何在本教区拥有住所或土地的人均可参加。教区会议拥有一些自治权，可以给教区官员分派任务，任命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委员会，通过某些规章，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在有些教区，教区会议是基本的权力机构，而另一些教区，掌权者主要是俗人执事。在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也设有教区会议，但却是一个执行机构。新英格兰地区的村镇大会，反倒与英国的教区会议略有相似之处。

在郡和村镇（教区）之间还设有百户区。这种制度来自北欧，在诺曼人征服以前两个世纪就已扎根于英格兰。区是一个行政、税收和兵役单位，其主要官员为高级治安员，每区两名，由郡守遴选任用。到后来，百户区变成一个纯粹的地理名称，不再具有行政区划的意义，但高级治安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17世纪以后英国人在北美次第建立的各殖民地，在政治结构上均以母国为蓝本。每个殖民地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总督掌握执行权，并分享部分立法权；参事会对应于英国议会的贵族院及枢密院，民选议会则往往自比英国议会的平民院。各殖民地内部都设县，地位相当于母国的郡；村镇、教区、百户区以及相关的官员，无一不能在母国找到对应物。由于英属北美在政治结构上与母国具有对应性，随着各殖民地社会的成长，当地居民便倾向于将本殖民地比附为邦国或省区（province），而不单纯是依附性的殖民地。

3.殖民构想的出台

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虽然英国社会正酝酿一些重要的变动，但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以国内安定、对外争胜、开辟税源和巩固国教为要务，至于向美洲的殖民，虽未完全忽视，但毕竟是一桩次要的事情。在卡波特父子探查北美以后很长时期，英国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议论美洲可能的机遇和好处。在16世纪，英国出版了许多涉及殖民问题的读物。牧师理查德·哈克卢特（年轻者）和他的堂兄律师理查德·哈克卢特（年长者）两人，都写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小册子。及至16世纪中后期，英国朝野在美洲殖民的问题上，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1584年，牧师哈克卢特在法国收集到大量有关北美的资料，回国后向伊丽莎白女王呈递了《论向西拓殖》一文，力陈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21条好处和必要性，包括：推广改革后的教会，替代英国某些危险的行业，满足英国本土的匮乏，给“无所事事的人”找到职业，提供一个海外基地以便在战争中对付西班牙，增加女王的收入，扩大王家海军，继续寻找通往东方的“西北通道”，等等。(89)次年，律师哈克卢特谈到了向“弗吉尼亚”航行的三个目的：移植基督教，开展贸易，进行征服。他认为三件事可以一起做。(90)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宗教扩张、殖民争夺和经济利益，乃是建立殖民地的主要目的。但是，如何在遥远的北美建立和维持殖民地呢？以英国当时的国力，这显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年长者”哈克卢特不主张以武力征服为殖民的先导，因为“征服不容易”。他建议首先与土著居民建立和平的联系，通过发展贸易而实现对他们的征服，因为“不征服而进行贸易看来是可能的，而且并不困难”。(91)他们的进言是否为英国决策者所接受，尚未见到确切的证据。从后来英王陆续颁发的特许状来看，英国向北美殖民的基本思路，同两位哈克卢特的设想大致相似。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以传播基督教为殖民活动张目，带有显而易见的虚伪性。但是，如果考虑到英国宗教改革后国教的状况，以及天主教势力在美洲的活动，就不难理解英国推广国教的急迫愿望。作为国教首脑的国王，自然关注国教的兴衰，眼看天主教国家在美洲的势力不断增强，而国教影响仅限于英格兰一隅，不免希望为国教在美洲获得一席之地。另外，英国人对美洲的情况所知未详，认定那里的居民生活在愚昧和黑暗当中，需要基督教给他们带去改善和幸福。从这种意义上说，传播“福音”不仅是殖民活动的动因，而且还是它的重要目的。两位哈克卢特中有一人提到，北美土著居民乃是“偶像崇拜者”，而英国君主则是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所以他们不仅必须保卫基督教，而且要扩大其影响，推进其扩张。(92)

无论对国王还是对臣民来说，美洲更大的吸引力来自于贸易和财富。西班牙冒险家从“新大陆”源源不断地运回财富，这不能不令都铎诸王羡妒交加，决意加以仿效。北美与英国在地理上相距较近，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势力未及的地区，比较适合作为英国殖民活动的对象。英国人相信北美必定拥有十分丰富的各类金属矿藏，通过开掘就能迅速获取财富。有人还看到了北美潜在的市场前景。一旦那里有白人定居，同时印第安人又得到了“开化”，就会为英国的制成品提供一个极大的消费市场。印第安人十分喜爱英国生产的衣服和帽子，这给英国的纺织业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另外，从北美还有可能找到一条从西北通向亚洲和“南海”的路线，这条通道可以说是一条“致富之路”。由此获得的财富，定能增强英国的实力，使英国在同西班牙等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当日纷纷问世的各种殖民宣传品中，这类看法比比皆是。(93)

英国政府热心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自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长期以来，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等国进行竞争较量，海外殖民地不仅可以体现其国力，而且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价值。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可以从北美袭击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同时使英国的战船得到救援和补给。(94)另外，北美还可以提供“海盗”活动的基地，以劫夺西班牙运送财宝的船队，袭击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大陆沿岸的定居点。这种活动在16世纪最后20年里尤其活跃，许多英国船只为此出没于美洲海域。1603年詹姆斯一世入主英格兰以后，致力于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掠夺西班牙船只和定居点的活动才得到一定的抑制。(95)

在时人心目中，通过人口外迁而缓解本土人口压力，解决广泛存在于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也体现了殖民运动的必要性。用今天的标准看，英国1585年前后的人口，不过相当于世界上某座大城市的人口；但按当时的尺度，15世纪以来人口的持续增长，已使英国变得十分拥挤。牧师哈克卢特写道，由于长期的和平与疾病的减少，英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太多，人们无法相安无事地生活，都想要“吃掉”别人；而且，游手好闲和偷窃之徒日增，以致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将人口转移到北美乃是必要而有益的措施。(96)约翰·温斯罗普在迁徙之前也曾提到，“所有村镇都在抱怨他们的穷人所造成的负担”。(97)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在1550—1660年间，输出人口以减轻国内压力的考虑，在英国殖民思想中占有很大分量。(98)不过，既然建立殖民地首要目的在于致富和争霸，如果完全把美洲作为安置穷人的地方，显然难以达到目的。因此，年长者哈克卢特建议，要将通晓采矿、制盐、种植、园艺、泥工和木工等多种技能的人迁徙到北美，以迅速开发那里的资源，这样才能获致财富。(99)

英国最初打算将剩余人口输往爱尔兰，后来才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美洲。早在16世纪中叶，理查德·伊登就主张学习西班牙人，到美洲进行殖民开发。意见相反者也大有人在。就输出过剩人口而言，有人反对舍近求远，觉得爱尔兰比新英格兰更合适，因为前者相距不远，又是英国自己的地盘，必能带来更多的好处。有人对于用基督教“开化”印第安人也持悲观看法，认为他们不会接受英国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有人还担心大量人口外迁会削弱英国本身，而且承受巨大的危险和艰苦的劳动，可能得不到多少回报。甚至还有人断言，殖民地居民有朝一日会脱离英国而独立，即便不完全分离，也会因为不喜欢母国的管束和规章而离心离德。(100)征之以200年后的历史变局，抱这种想法的人似有某种先见之明。

4.渡海西行的人们

在殖民运动兴起的过程中，从事殖民活动的个人冒险家、商业公司和承包商，为了网罗移民，发起了繁杂多样的宣传和招募活动。他们出钱雇人撰写和出版书籍，发行传单和小册子，编写歌谣，利用马夫、小贩和信差等人走村串户，到处散布关于美洲致富机会的消息。有的牧师在布道时，也插入相关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对美洲不甚了解，听信宣传辞令，把那里当成了发财和改善的福地。受移民公司招募的移民，怀着一腔求富的热望，登上了前往美洲的船只。在1601—1780年间，大约有65万人从英伦三岛迁往美洲，其中17世纪从英格兰和威尔士迁入美洲的人数就达到35万。相对于当时英国的人口来说，这种移民规模无疑是十分可观的。(101)

然则仅凭各种宣传鼓动，就足以使如此众多的人背井离乡，源源不断地奔向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吗？看来，英国人踊跃移居美洲的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的动因。

每个具体的移民离开英国的动机，无疑是各式各样的，而且绝大多数人的资料早已渺不可知。后世的学者只能就一般情形来讨论移民运动的动因。经济因素通常被认为起了主导作用。15、16世纪以后，英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人的境况趋于恶化。有些自耕农失去了土地，传统的织布业走向衰落，不少织工衣食无着。严格的长子继承制使众多富家子弟失去了依靠，而普通之家的父母也苦于无法安排子女的生计。移民公司针对这些情况，在各种宣传品中着力渲染英国人口过剩、失业、犯罪和贫困等社会弊端，以证明前往美洲实属明智的选择。北美的魅力显然不在于绮丽的景色和别致的风情，而是富饶广袤的土地，各怀心事的移民都从中看到了摆脱困窘、改善处境的美好前景。移民公司为了吸引移民，正式在土地制度上大做文章，推行宽松简易的授地方式。弗吉尼亚公司于1618年开始实行“人头权利”，旨在招揽移民前来定居开发。《美洲农耕》一书的作者写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如此巨大，而在美洲实际的好处又是如此之多，因而不必奇怪，人们会那么急切地想要享有[它们]，以致不惜跨越大西洋来获得它们……”(102)这番议论所论及的虽然是18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但对于此前许多世代的情况，同样也是适用的。

按照通行的解释，对于最初移居新英格兰、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人来说，宗教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630—1640年进入新英格兰的移民，据说是为了摆脱英国国教的压制，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体现其宗教与社会理想的“山颠之城”。他们人数虽少，但目标远大，故其后人将这次移民称作“大迁徙”。这种说法的确能够从史料中找到依据。曾任普利茅斯总督的爱德华·温斯洛写道：“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摆脱教阶等级、宗教节日和《通用祈祷书》之类的东西。”(103)可是，后来的学者对此却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这些清教徒之所以迁徙，与前往切萨皮克地区的移民一样，也包含经济的动机；另有人提出，在清教徒的“大迁徙”中，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促使各个移民做出了迁徙的决定。(104)

实际上，参与“大迁徙”的那一代移民的想法，可能比后世学者的分析更为复杂多样。对某些人来说，获致财富可能并不是首要目的。当他们决定远赴北美之际，普利茅斯的拓殖经验早已传回英国，“新大陆”绝非满地黄金，而且由于不能种植具有经济价值的大宗作物，迅速发财的可能极为渺茫。但是，清教徒何以仍然执意前往马萨诸塞湾呢？曾任马萨诸塞总督的托马斯·达德利说过，那些想来马萨诸塞获得世俗财富的人，很快就会为犯下这个错误而后悔；如果来此是为了精神上的目的，那他就会得到满足。(105)就一般情形而言，宗教意图在清教上层人士的头脑中可能占居中心位置，而普通移民则以寻求现实利益为当务之急。不过，即便是约翰·温斯罗普这样的移民领袖，在决定迁移时仍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的3个儿子很快就要成年，而他本人财力有限，难以逐一满足他们成家立业的要求。他希望，到“新大陆”以后，能在经济境况上有较大的改善。(106)历史学家戴维·艾伦研究了马萨诸塞5个村镇的移民来源，发现他们移居“新大陆”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经济和宗教的因素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107)另据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托尔斯分析，在教友会信徒的迁徙动机中，宗教和经济因素也是交互起作用的。(108)

不过，经济或宗教方面的解释，对于不同的移民群体和不同地区的移民，并无一成不变的适用性。究其原因，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宗教迫害的严酷，在不同地区的表现程度并不完全一样，而不同的人群对于这些压力的感受和反应，也没有统一的模式。17世纪经济形势最恶劣的地区，乃是威尔特郡西部和埃塞克斯萨福克地区，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在积极移居北美的人群中，许多人在英国并非无以为生，如“大迁徙”中的不少清教徒，本来是家资殷实之辈。可见，推动移民的因素因地因人而异，在分析移民的具体动机时，应当注重地方因素和个人情况。摆脱贫困的确是许多移民的首要考虑，而宗教信仰不见容于世，也促使不少人离开英国。另外，社会纽带等因素也发挥了作用，不少人以团体（家庭、教会和邻里等）的方式迁徙，或者前往美洲投奔亲朋故旧。

还有一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国民性格与移民运动的关系。人在面对各种压力时，通常不止一种应付办法。为了摆脱贫困或迫害，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远走他乡。众多英国人不惜冒险迁往北美，肯定与英国人的性格特点和迁徙习惯有关联。就整体而言，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并非安土重迁、固守本分的人，他们在17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就已习惯于通过迁徙来寻求机会和谋取改善。英国很早就存在活跃的人口流动，而尤以16、17世纪为盛。(109)据有的英国学者对某些地区的研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某地的家庭中，在一个世纪后仅有16%仍然留在原来的村落。(110)短距离的迁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许多年轻人外出谋生，有的举家迁徙，更有人从边远的乡村前往中心城市。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迁移到伦敦盆地。在北美移民运动兴起以后，伦敦就成了一个主要的移民中转站。同时还有大批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岛内迁徙和移居北美，对早已习惯迁徙的人来说，只有距离上的差别。另外，欧洲大陆也时常有人迁入英国，特别是当英属美洲向非英国移民敞开门户后，许多外国人假道英伦前往美洲，其中难免有人出于种种缘故而滞留未去。于是，英国人种的混合的程度高于德意志人、荷兰人或法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列颠诸岛的人口运动乃是立体多向的。总之，英国向北美的移民运动，只有与其内部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111)

不过，在17—18世纪，远赴北美决不是一件简单而愉快的事情。海路迢遥，风涛险恶，旅途异常艰难。渡海的船只大多狭小而简陋，移民和他们携带的物品、牲畜一起挤在底舱，连到甲板上透气的机会也十分难得；船上不便生火做饭，移民只能以自带干粮充饥；疾病、饥渴不时袭扰，体弱者难免一死。北美东部的较大城镇，如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都是移民登岸的港口，也是他们抵达北美的第一站。那些有幸活下来的移民，便从这里再度启程，到各地寻找落脚之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并不打算在北美长期安家，而指望一旦境况改善，或者母国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就重返故土。但实际上，只有那些在母国时就家境殷实的人，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想法，而多数移民最后都终老他乡。移民的后代则缺乏父辈们那种浓厚的乡土观念，比较容易把“新”大陆当成自己的家园。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外迁北美的人难以得到很好的评价。在不少英国人看来，只有在国内无法赢得竞争的人，才到殖民地去寻求机会；而且，即便渡海求富，首选应当是到西印度群岛建立种植园，只有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才去弗吉尼亚。有些人在母国被当成多余而有害的人，只得纷纷迁往北美，于是殖民地被说成是罪犯、娼妓、穷光蛋和破产者的栖息地。在英国人眼中，这些低下的人群，只配在大西洋那荒凉的岸边种植烟草之类的低级作物。即使后来北美殖民地获得了发展，英国人对那里的居民仍无好感，把他们看成一些守财奴，心里只有买卖，根本不懂社会礼节；那些在殖民地担任官职的人，也往往是受嘲弄的对象。(112)

显然，这类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偏见。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迁居北美的英国人，来自贵族以下的各个阶层，其主体诚然是困苦无告、不得不卖身为仆的青少年，以及许多无法从父辈那里获得足够资财以维持其身份地位的富家子弟；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家境殷实，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少数人甚至拥有贵族头衔。(113)不过，由于英国政府长期对于移民事务疏于管理，没有留下出境人口的详细记录，关于整个移民的具体背景，缺乏系统而可靠的资料。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初期，当局要求所有与美洲进行贸易的港口仔细登记契约仆移民的年龄、籍贯和最后的居住地。1664年，政府建立了正式的登记办公室，但也没有保存多少系统的移民记录。

【注释】

(1)威廉·克罗朗：《土地上的变化：印第安人、殖民地居民和新英格兰的生态》，纽约：希尔和王公司1983年版，第19页。

(2)下文关于北美大陆自然和人文地理状况的一般性描述，参考了拉尔夫·亨·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万方祥、彭庆祥的《北美洲自然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的相关内容；关于航海技术的叙述主要参考了戴维·奎因《从最初被发现到最初移民定居点建立期间的北美：从北欧人的航行到1612年》（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77年版）和塞缪尔·莫里森《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北部的各次航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的有关内容。

(3)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卷，第315页。

(4)阿道夫·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彼得·卡尔姆在北美的游记》，纽约：威尔逊-埃里克森公司1937年版，第1卷，第16页。

(5)英文“cod”，意为鳕鱼。

(6)最初叫做“查尔斯城”（Charles Town或Charlestown），美国革命后改为“查尔斯顿”（Charleston）。

(7)戈登·惠特尼：《从海岸荒野到富饶的平原：1500年至今北美温带环境变迁史》，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8)弗朗西斯·希金森：《新英格兰拓殖地》，见彼得·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马萨诸塞格洛斯特：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1963年重印，第1卷，第7页。

(9)约翰·温斯罗普致沃威克伯爵，见《温斯罗普文件集》，波士顿：马萨诸塞历史协会1944年版，第4卷，第492页。

(10)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218～219页。

(11)休·琼斯：《弗吉尼亚现状》，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4页。

(12)《温斯罗普致沃威克伯爵》，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92页。

(13)T. H. 布林：《清教徒和冒险者：美国早期的变与不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页。

(14)约翰·史密斯：《新英格兰概览》，伦敦：汉弗莱·劳恩斯1616年版，第3、7、16～22、26、31页。

(15)参见丹尼尔·维克斯：《在一种处于发展中的经济里的田间劳动》，见斯蒂芬·英尼斯编：《早期美国的工作和劳工》，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3页。

(16)转引自克罗朗：《土地上的变化》，第33页。

(17)希金森：《新英格兰拓殖地》，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6、9、11～12页。

(18)《温斯罗普致沃威克伯爵》，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92页。

(19)惠特尼：《从海岸荒野到富饶的平原》，第48～49页。

(20)詹姆斯·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英格兰社会》，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21)卡尔·布里登博：《神话与现实：殖民地时期的南部社会》，纽约：雅典娜神殿出版社1966年版，第69页。

(22)转引自惠特尼：《从海岸荒野到富饶的平原》，第68页。

(23)迈克尔·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24)奥布里·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KTO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5)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17～119页。

(26)伯纳德·贝林：《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27)劳伦斯·莱德编：《变迁的维度：北美殖民地史中的问题与争端》，明尼阿波利斯：伯吉斯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28)卡尔·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独立以前美利坚爱国主义的成长》，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29)弗朗西斯·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09年版，第1卷，第53页。

(30)安吉·迪博：《美国印第安人史》，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9页。

(31)参见阿雷尔·吉布森：《从史前到现在的美国印第安人》，列克星敦：D. C. 希思公司1980年版，第3～4页。

(32)目前考古学界公认的可以证明美洲人类活动的遗址（发现于智利），其年代不会早于1.5万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境内发现的人类遗址，年代上属于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1200年之间。公元950年以后的人类遗址更为常见。

(33)弗朗西斯·詹宁斯：《对美洲的入侵：印第安人、殖民主义和征服的谰言》，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6年版，第30页。

(34)拉塞尔·桑顿：《1492年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人口史》，诺曼：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35)迪博：《美国印第安人史》，第18页。

(36)参见詹姆斯·阿克斯特尔编：《北美东部的印第安人：关于两个性别的历史文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08～111、124～125页；霍华德·拉塞尔：《“五月花号”到来以前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37)吉布森：《从史前到现在的美国印第安人》，第43页。

(38)罗伯特·斯潘塞等：《土著美利坚人》，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8页。

(39)参见弗吉尼亚·阿姆斯特朗编：《我已说过了：印第安人口中的美国史》，芝加哥：燕子书屋1971年版。

(40)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62页。

(41)转引自科林·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印第安人、欧洲人和早期美利坚的重塑》，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42)韦恩·莫昆等编：《美国印第安人重要历史文献》，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52～53页。

(43)《玛丽·杰米森的自述》，见阿克斯特尔编：《北美东部的印第安人》，第138～139页。

(44)拉塞尔：《“五月花号”到达以前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第33页；彼得·霍弗编：《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北美殖民地印白关系论文选》，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5、201页。

(45)诺曼·盖尔布编：《1766—1768年乔纳森·卡弗在美洲的旅行》，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93年版，第209～211页。

(46)《英属美洲1500—1800》一书的作者萨森，特别强调英属北美不以政府出力而建成的深远影响，提供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47)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37页。

(48)奎因：《从最初被发现到最初移民定居点建立期间的北美》，第20页。

(49)莫里森：《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第27页。

(50)教皇格里戈利于1582年发布指令，废弃儒略历法（缩写为O. S. ，意为“旧历”），采用格里戈利历法（缩写为N. S. ，意为“新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以及荷兰部分地区当年即予以响应，此后德意志多数邦国和比利时也相继采用新历。新历有两个很大的变化：一是把日期后推10天，如旧历的1582年10月5日，在新历就变成了10月15日；二是旧历以3月25日为新年之始，而新历则改为1月1日。但旧历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一直沿用至1752年，因而在这一年以前，每年1月1日至3月24日之间的日期，根据旧历属于前一年，根据新历则属于新的一年，须标出两个年份，如1608年1月通常写作1607/1608年1月。由于不少论著并未标明这一点，故在涉及1月1日至3月24日时，在年份上经常有一年的出入。在当时一些文献中，有用序数词表示月份的情况，如“January”在旧历中为第11个月，“February”为第12个月。另外，由于进入北美的移民来自欧洲许多国家，有的已经长期习惯于使用新历，因而在殖民地实际上早已呈新旧两种历法并行的局面。在本书中，凡能确知的年月，均按新历标记；但有些年代无法确知其所依据的究竟是旧历还是新历，故仍难以避免年代上的混乱。关于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历法改革及其影响，参见马克·史密斯：《北美殖民地的文化、商业与历法改革》，《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55卷第4期（1998年10月），第557～584页。

(51)莫里森：《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第220～225页。

(52)参见奎因：《从最初被发现到最初移民定居点建立期间的北美》，第184页。

(53)这是当时西班牙间谍提供的数字，可能有所夸大。见莫里森：《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第448页。

(54)关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征服活动，主要参考了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吉布森《西班牙人在美洲》（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7年版）等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55)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第176页。

(56)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卷，第196页。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缺乏精确的统计数字，各种估算往往相差很远。在贝瑟尔所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一书中，各章所用数字出入甚大。

(57)吉布森：《西班牙人在美洲》，第42页。

(58)参见戴维·阿米蒂奇：《新世界与英国的历史思想：从理查德·哈克卢特到威廉·罗伯逊》，见卡伦·库珀曼编：《1493—1750年欧洲人对美洲的认识》，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59)另一位理查德·哈克卢特为律师，是牧师理查德·哈克卢特的堂兄，通称“年长者”。

(60)参见阿米蒂奇：《新世界与英国的历史思想》，见库珀曼编：《1493—1750年欧洲人对美洲的认识》，第58页。

(61)参见奥尔登·沃恩：《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关于殖民地时期经历的论文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62)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人所说的“barbarians”，并没有轻蔑和厌恶的含义，而只是指那些说话发音跟希腊人不一样的人。见基托：《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63)詹宁斯：《对美洲的入侵》，第74～75、77、78页。

(64)克劳斯·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30页。

(65)詹姆斯·阿克斯特尔：《超越1492年：北美殖民地不同种族的相遇》，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页。

(66)“town”起源于古代英语中的“tun”，意思是“村”；“township”则是指村及其周围由村民所耕种的土地（见劳伦斯·克雷明：《美国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236页）。哈里奥特在1587年谈到北美的印第安人村落时，用的也是“town”一词（见彼得·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英国对北美的殖民计划》，波士顿：圣马丁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可见，在16—17世纪，“town”所指的不一定是“市镇”，而可能是普通居民村落。“town”的居民相对集中，有些后来发展为城市或市镇，与那种分散的村落有所不同，故以译作“村镇”为宜。国内许多文献将“town”一律译作“市镇”，似过于笼统。

(67)参见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兴起》，第108～124页。

(68)D. M. 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都铎晚期的英格兰》，伦敦：朗曼公司1983年版，第141页。

(69)彼得·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伦敦：梅休因公司1971年版，第57页。

(70)参见E. A. 里格利等：《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183页。

(71)里格利等：《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表7.8。

(72)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80页。

(73)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第31页。

(74)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68～67页；基思·赖特森：《1580—1680年的英国社会》，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拉格斯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75)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第47页。

(76)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122页。

(77)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第27～28页。

(78)转引自弗朗西斯·布雷默：《清教的实验：从布拉德福德到爱德华兹时代的新英格兰社会》，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79)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16页。

(80)清教的“congregation”并非正规的教会组织，而只是教众的集合体，姑且译作“教众会”。

(81)原文为“common law”，或译“习惯法”、“普通法”。

(82)华莱士·诺特斯坦：《殖民前夕的英国人民1603—1630》，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6页。

(83)劳伦斯·斯通：《英国革命的原因》，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1972年版，第58～59页；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301页。

(84)诺特斯坦：《殖民前夕的英国人民》，第180页。

(85)“王在议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随时代而变化。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20页。

(86)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第11页。

(87)转引自爱德华·切尼：《美国历史的欧洲背景》，纽约：昂加尔出版公司1966年重印本，第254页。

(88)诺特斯坦：《殖民前夕的英国人民》，第211页。

(89)理查德·哈克卢特（年轻者）：《论向西拓殖》，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46～49页。

(90)理查德·哈克卢特（年长者）：《论向弗吉尼亚航行的吸引力》，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39页。

(91)哈克卢特（年长者）：《论向弗吉尼亚航行的吸引力》，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39页。

(92)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28页。

(93)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35、52页。

(94)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37页。

(95)詹姆斯·霍恩：《征服伊甸园：早期弗吉尼亚的占有和支配》，见罗伯特·阿佩尔鲍姆、约翰·伍德·斯威特编：《构想一个英帝国：詹姆斯敦与北大西洋世界的形成》，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1页。

(96)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42页。

(97)约翰·温斯罗普：《到新英格兰参与建立拓殖地的人们的缘由》，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135页。

(98)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48页。

(99)哈克卢特（年长者）：《论向弗吉尼亚航行的吸引力》，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42～44页。

(100)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60～61页。

(101)詹姆斯·霍恩：《不列颠大移民：1680—1815年迁出英国的移民》，表2.1，见P. J. 马歇尔主编：《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102)佚名：《美洲农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179页。

(103)转引自萨姆纳·鲍威尔：《清教村落：新英格兰一个村镇的形成》，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韦斯利恩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引言”第18页。

(104)参见弗吉尼亚·D·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大迁徙与17世纪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105)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37～38页。

(106)埃德蒙·摩根：《清教徒的两难之境：约翰·温斯罗普的故事》，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36～37页。

(107)戴维·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社会的运动和17世纪英国地方法律与习俗向马萨诸塞的移植》，纽约：W. W. 诺顿公司1982年版，第165～203页。

(108)弗雷德里克·托尔斯：《会堂与账房：殖民地时期费城的教友会商人》，纽约：W. W. 诺顿公司1963年版，第33页。

(109)赖特森：《1580—1680年的英国社会》，第40～44页。

(110)伯纳德·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86年版，第21页。

(111)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20～28页。

(112)卡罗尔·沙玛斯：《世纪之交弗吉尼亚的英国出生和土生的精英》，见萨德·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英属美洲社会论文集》，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9年版，第275页。

(113)参见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38～39页。

第二章　英属北美的形成

自1585年以后，一批接一批的英国人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新世界”寻求新的生活。最初，他们屡受挫折，饱经磨难，在大西洋沿岸苦苦支撑着几个小小的移民定居点，为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基业举行了一个惨淡灰暗的奠基礼。从1640年开始，英国受到内战和灾荒的交替袭扰，从政府到民间均无心顾及北美，各殖民地只得自行谋求生存和发展。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20余年里，有6个殖民地在北美次第建成，而早先建立的几个殖民地也趋于稳固。至此，英属北美才可以说初具规模。(1)

一、艰难的开端

在16、17世纪，西班牙和法国是美洲殖民竞争中的两个主角，英国虽有跃跃欲试之意，但还不敢直接在两国的地盘上插足，因而选取两国势力所未及的大西洋沿岸中间地带，开始了初期的殖民尝试。安东尼·帕克赫斯特对纽芬兰很感兴趣，在对那个地区进行细致研究之后，于1578年提出了两份报告。他声称，如果在那里建立永久定居点，不仅可以促进捕鱼业，还能开采当地的铁、铜等矿藏；他还认为，那里气候温和，可以种植英国的作物。(2)不过，后来形成的英属北美位于纽芬兰以南地区，同他的描绘的蓝图相去甚远。

1.个人冒险家的失败

英国政府虽对美洲殖民表示关注，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实质性支持。建立拓殖地的工作，是由一些有钱有势和有胆量的个人冒险家所启动的。

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是第一个亲自尝试在北美建立定居地的人。他在1577年提出对美洲发动一次军事远征，建立一个基地，以便向那个地区发展。这个建议未获采纳。次年，他得到特许，可在6年内占领北美尚无人定居的地方。他的第一次北美之行没有成功。大致在1582年，他开始转变想法，不再把北美作为通向亚洲的中途站和掠劫西班牙人的基地，而以移民开发为目标，使殖民本身即成为一个目的。他希望由国家资助穷人移居，在“新大陆”建立文职政府、教会、学校和慈善机构。为了实现这个构想，他亲率船队到纽芬兰一带考察，为英国取得了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他在返航途中葬身海上，赍志以殁。他的设想只能留待后人来付诸实践了。

吉尔伯特的兄弟沃尔特·罗利爵士，可谓多才多艺。他爱好写诗和撰史，喜欢冒险，对海外殖民也颇有兴趣。他曾参加吉尔伯特的第一次探险。1584年，他更换了吉尔伯特的特许状，并从其失败中汲取教训，决定将拟建的拓殖地南移到靠近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南部地区。他认为那里气候温和，更适宜英国人定居。是年4月，他派遣菲利普·阿马达斯和阿瑟·巴洛率船两艘，驶向北美海岸进行先期考察。二船于同年7月抵达今北卡罗来纳海岸以外的附陆小岛罗阿诺克。此岛长约16公里，宽3.2公里，岛上树木茂密，适宜居住，只是没有可停靠大船的港湾。探险者在那里逗留数周，一边考察，一边和当地土著居民交易。他们于9月返抵英国，带回了一袋珍珠、几个印第安人和一些关于北美的传说。罗利取“处女地”之意，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以博取伊丽莎白女王的欢心。女王便加封罗利为骑士，以作为回报。罗利原以为女王会为移民工作提供资金，但女王只答应以船队加以支援。于是，他只得自己掏腰包来实施建立定居地的计划。

1585年4月，罗利派他的表兄理查德·格伦维尔和拉尔夫·莱恩率船队（由5条船和800人组成）出发西行，在7月初抵达罗阿诺克岛。在得到当地印第安人首领温吉纳的允许后，他们将107名移民安置在岛上，以莱恩为总督，建立防卫要塞，并四处寻找财宝，与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交易，但不重视种植粮食作物。在这批人中，托马斯·哈里奥特负责收集当地的人文和地理资料，约翰·怀特绘制关于当地居民和风物的画稿。不久，移民因为粮食问题和当地印第安人结怨，杀害了与英国人交往密切的首领温吉纳，致使自身的处境十分恶劣，完全失去了物资供给。1586年7月，移民随一艘无意中到来的船只撤离了这个小岛。几周后，格伦维尔再度率船到来，发现拓殖地已被废弃。他又把15名移民留在岛上，随即返回英国组织新的移民。转年英国人再度到达这里，却没有看到当初留下的移民。据说他们受到一些印第安人的“友好”邀请，在赴会时遭到暗算，四散奔逃，不知所终。

这一挫折并没有败坏罗利对美洲殖民的兴致，他于1587年再度进行尝试。他派约翰·怀特为副总督，决定在自然条件略好的切萨皮克湾建立永久定居点。是年，移民船队在驶向切萨皮克湾的途中，顺道到罗阿诺克岛寻找前次留下的移民，但领航员不肯继续前行，移民只好在这个令罗利不快的岛上安家。这次登岸的移民有110名，其中有17名妇女和9名儿童。不久，怀特的女儿在岛上生下一个女婴，是为出生于北美的第一个英裔白人。怀特随后返回英国，以寻求补充给养和人员。其时正值英国和西班牙进行海上大决战，罗阿诺克岛上这个小小的移民村落，不幸遭到了遗忘。

1590年，与“无敌舰队”激战的硝烟终于散尽，怀特率补给船回到了罗阿诺克岛。面对眼前的景象，他们不禁大为惊讶和疑惑：移民全部神秘地消失了，除了在一个门柱上发现刻有“CROATOAN”的字样外，没有任何踪迹可寻。英国人的第一次定居拓殖实验就此告终。(3)罗利在失望之余，把弗吉尼亚授权状转让给以托马斯·史密斯为首的一批伦敦商人。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他又被控卷入密谋反叛，最终被处死。1608—1609年，詹姆斯敦的英国人曾派人去寻找罗阿诺克的幸存者，但一无所获。这一个人冒险家的失败故事，就以“失踪的殖民地”为题，被写入了英国的北美殖民史。(4)

个人冒险家之所以失败，乃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良好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当日英国的有钱人不肯在这种冒险事业中投入大笔资金，他们宁愿出钱支持对西班牙的私掠战争。英国政府也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帮助。可见，建立永久殖民地的条件尚不成熟。

2.商业公司登场

继个人冒险家之后，民间商业公司开始涉足殖民活动。这类公司起源于15世纪，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大约有不少于34家公司获得了特许状。这些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大体可以分成“控管”和“合股”两种类型，其体制与它们所建殖民地的政府形式有直接的关联。公司的最高权力属于由特许状设立的“股东大会”，管理机构则由一名总督和若干名助理组成，均由公司成员选举产生。总督常住伦敦，设代理总督于具体的贸易口岸，处理日常事务。合股公司的成员均持有一定的股份，商业交易活动则由公司官员负责。1599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在合股公司中乃是声名最为显赫的一家。

严格说来，这些商业公司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组织，而拥有较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功能，同当时的市镇和学校一样，属于“社团”的范畴。商业公司正是由于具有商业以外的多重功能，它们在动员移民和建立定居地方面就具有较多的优势。它们用商业手段进行运作，利用分红吸引股金，能够筹集到大笔资金，其财力为以往个人冒险家所望尘莫及。而且，它们依靠发达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力，形成了相对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机制，这也远非个人冒险家所能比拟。最早的永久定居地终于由商业公司所建成，实在是理有固然的。

17世纪初，英国各阶层对美洲殖民和贸易的兴趣更趋浓厚。连篇累牍的宣传品大肆施展渲染夸张的技巧，将美洲描绘为毫不费力便可发财的富饶之乡，激发了许多人的求富之心，愿意花钱购买商业公司的股份，以期获取大利。在17世纪的前30年，约有来自各阶层的5000人投资于新建的贸易和殖民公司，其中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有1200人，而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则达到1600人。(5)每股的份额并不大，如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份从12镑10先令起价，据该公司估计，大致相当于运送一个移民到弗吉尼亚的费用，这在许多人是承受得起的。根据公司1606年的特许状，5年以后，投资者可按股份分享公司从贸易和开采贵金属矿藏中取得的利润，而且股东还可根据股份获得北美的土地。

当时有两个商人团体尤其热衷于向美洲发展。一个是以牧师哈克卢特和托马斯·史密斯为首的伦敦集团，其兴趣集中在切萨皮克湾和卡罗来纳地区。另一个是由西部人士组成的普利茅斯集团，将发展的目标定在新英格兰的北部地区。这两个集团虽然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和摩擦，但还是在1606年10月联合向英王申请到一份特许状。根据特许状的授权，伦敦集团可在北纬34～41度之间的地区殖民，普利茅斯集团可在北纬38～45度之间的地区活动。(6)那时，英国政府对北美地理缺少确切知识，在殖民活动方面也没有长远的规划，以致此次授权地区的边界极为笼统模糊，竟包括从缅因的帕萨马阔迪湾到北卡罗来纳的菲尔角河之间的辽阔地域，而且一直向西延伸至太平洋海岸。特许状同时授权分别组成以伦敦和普利茅斯为中心的两个移民公司，具体实施移民和开发。

伦敦集团成立了伦敦弗吉尼亚公司，通称弗吉尼亚公司，其成员多为当地的大商人、律师和政府官员等显要人物。得到特许状以后，他们马上着手筹划向切萨皮克地区移民，招募移民，采购给养，准备船队，并酝酿未来殖民地的管理机制。弗吉尼亚公司最初采用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希望像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南美那样，尽快在北美大陆获得一笔财富。可是，实际情况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北美与西属美洲迥然不同。西属美洲拥有丰富的贵金属矿藏，而且土著人口密集，殖民者能便利地使用当地的劳动力，通过开矿而快速致富。而在北美并未发现金银矿藏，而且当地印第安人部落也不能为公司提供劳动力，投资者们一举致富的想法很快化成了泡影。1612年以后，英国投资者的热情开始降温，弗吉尼亚公司难以补充新的资金，以致债台高筑，无法兑现分红的许诺，最终只能以北美的土地来抵偿股份。

普利茅斯集团则组建了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通称普利茅斯公司；1620年改组为新英格兰理事会，并获得了英王的特许状。这个殖民团体的多数成员为土地业主，不太重视商业贸易，也不擅长商业运作，一时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组织移民。由牧师约翰·怀特等人创立的多切斯特公司，打算在新英格兰建立定居点，以便为捕鱼船只提供补给和过冬地点。他们于1622年从新英格兰理事会得到许可，赴安角建立定居点，但未获成功。1628年，原属多切斯特公司的一批清教徒，另行成立了新英格兰公司，并从新英格兰理事会获得梅里马克河与查尔斯河之间的土地，有意在北美开辟一个“清教王国”。1629年，他们又从英王那里得到一份单独的特许状，将新英格兰公司更名为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摆脱了对新英格兰理事会的依附，公司总部也随移民一同迁往北美，不再受母国商人的控制。新英格兰理事会对这一局面感到不满，一度谋求取消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特许状。1684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特许状终于被吊销，公司亦不复存在。

3.弗吉尼亚的考验

弗吉尼亚曾有“新不列颠”之称，最初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整个北美。1607年，一群移民在切萨皮克湾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一个定居点，经过数十年苦苦挣扎，人口不断增多，地域逐渐扩大，并保留了“弗吉尼亚”这个名称。而且，它后来成了英国在北美大陆的第一个王室殖民地，故有“老领地”之称。

1606年圣诞节将临之际，伦敦集团控制的弗吉尼亚公司组织144名移民，分乘“苏珊·康斯坦特号”、“顺风平安号”（Godspeed）和“发现号”3艘船，在克利斯托弗·纽波特的指挥下，扬帆驶向美洲大陆。经过近5个月的艰难航行，船队于1607年4月26日进入切萨皮克湾。5月12日，移民在距詹姆斯河河口近50英里的一个小岛落脚，建立了定居点，并以授予特许状的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名字，把它命名为詹姆斯敦。活着抵达的移民共105人，全部为男性，其中有姓名可稽者67人。他们当中有29人被称作绅士，6人为地方委员会成员，另有木匠4人，牧师1人，劳工12人，医生1人，铁匠1人，海员1人，理发师1人，泥水匠2人，石匠1人，裁缝1人，商贩1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农业劳动者很少。这表明，弗吉尼亚公司起初并不想在北美建立一个农业社会。(7)

在詹姆斯敦的选址问题上，移民领导人颇费周折。船队进入切萨皮克湾后，最先抵达的是亨利角，而那里的印第安人怀有敌意，把他们赶回到船上。他们只得继续沿詹姆斯河航行，来到一个不大的岛上。这里离海有数十英里，可以避免西班牙人从海上进攻；又有河水与陆地相隔，便于防备印第安人的袭击；而且河面宽阔，有利于后续船只顺利到达。最初，这个地方给移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里“土地很好，很肥沃”，有“非常不错的树木”，大片草地可供放牧，到处都是各种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和野生水果，(8)草莓不仅比英国的大几倍，而且质量更好。(9)当然，移民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有利于防卫，“不须费多少力气就足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不受敌人攻击”。(10)5月14日（一说24日）所有移民都离船登岸，并构筑了防备印第安人进攻的围栏。随后，纽波特带领一批人，在一位印第安人向导的指引下，溯詹姆斯河进入内地探查，以确立英国对这个地区的“主权”。

新建的詹姆斯敦乃是弗吉尼亚公司的私有产业，其直接目的在于获致财富。他们想象中的财富，是指可能在北美发现的金银宝藏和各种值钱的货物，以及从西班牙人那里抢夺的财货，而开发土地和发展种植业，最初并不在重点考虑范围。殖民地的最高管理权掌握在设于伦敦的公司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成员来自购买12镑10先令以上股份的人，以及公司所邀请的一些可能对发展有帮助的人。为了执行公司的意图和实现公司的利益，在殖民地设立一个委员会，成员由伦敦总部任命，并推选一名主席主持，负责管理殖民地的具体事务。1609年，公司用总督取代了委员会。由公司运来的移民，在性质上属于公司雇用的劳工，他们在公司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所获须入公司府库。他们在到达弗吉尼亚以后的7年内，一切物资均由公司府库供应，所有货物须经公司的仓库向外运送。

可是，弗吉尼亚最初带来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严酷的生死考验。在离开英国之前，移民对“新大陆”全然无知，听信各种宣传，以为那里真有人间的伊甸园，黄金比英国的铜还要多。可是，一旦踏上北美的土地，他们发现身边的环境十分危险和恶劣。在他们尚未完全安顿之际，就陆续有人死去。据说，“有许多次，一晚上就死掉了三四个人，早上他们的尸体被拖出他们住的小屋，像狗一样被埋掉”。(11)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有21人死去；到9月底，死者总共达到46名。至转年1月第一艘补给船到达时，仅余38人在死亡的边缘艰难地挣扎。(12)定居地食物匮乏，疾疫肆虐，一派惨象。移民领导人彼此不和，更加剧了局面的混乱。

正当危难之际，移民们“在凡间的敌人”印第安人，带着食物来“解救”他们，给他们“许多面包、玉米、鱼和鲜肉”。他们承认，如果没有“上帝派来的这些人”救助，“我们全都会灭亡”。从当时的记载来看，给移民提供过帮助的印第安人不止一支。据说，移民“结识了当地不少君王，他们送给我们大批供给，使我们深感舒服”。(13)其中“野蛮人国王”波哈坦对移民“亲热接待”，“给一块很大的土地供他们居住”；“可怜的野蛮人就他们所能提供了救济”。(14)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移民大量死亡呢？通常认为“罪魁祸首”乃是饥饿，但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因为当地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坐任饿死而不加以利用，显然有悖常理。移民领导人约翰·史密斯对此有一番解释。他说，河里确实有鱼，林中也确实有野生动物，但移民们身体过于虚弱，又缺乏猎捕的技术，因而“不能去过于打搅它们”。(15)更多的人相信，疾病无疑是比饥饿更可怕的杀手。当时，致命的疾病有伤寒、痢疾和盐中毒等多种。据说，疾病的起因与饮用詹姆斯河水有一定关系，因为河水“在涨潮时含盐很多，在落潮时则尽是黏液和污物”，“导致我们中许多人死去”。(16)

同时，弗吉尼亚公司和定居地管理混乱，举措失当，这对不幸的移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最初，管理殖民地的机构是由公司任命的委员会。但委员们热衷于钩心斗角，未能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以致定居地陷于一派混乱。用约翰·罗尔夫1616年的话说，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猜忌、纷争和口角”每天都在殖民地管理者中间散布。(17)普通移民面对陌生而艰险的处境，更是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以致人心涣散。总之，詹姆斯敦陷于激烈的“派别之争和混乱无序”，变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营地”。(18)

为了避免覆灭，殖民地领导人开始采用军事化管理，用强制手段迫使移民耕种，并维持严格的劳动纪律。他们把移民分成若干劳动小组，生产的盈余全部上交公司，日用品则从公共府库定期领取。移民没有自主的选择，也不能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好处，不免懒散懈怠，一时怨声四起。1610年5月10日，托马斯·戴尔来到弗吉尼亚，开始实施更为严厉的军法统治。根据1611—1619年间实行的“戴尔法”，居民夏季每天工作5～8小时，冬季3～6小时；每天击鼓作息，上午和下午各有宗教仪式，不按时作息和参加宗教活动者，要受到严厉处罚；居民未经公司允许不得返回英国，他们的信件必须先寄到伦敦的公司总部，然后才能转投收信人；诋毁公司官员和殖民地官员，私自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逃往印第安人部落，偷盗，未经允许而宰杀牲口，供应品的管理者弄虚作假，都属于犯罪行为，轻者被处以在船上服役、取消配给或鞭笞等刑罚，重者则难逃一死。为了避免引起印第安人的猜忌和报复，“戴尔法”还禁止抢夺前来交易的印第安人的任何东西，违者处死。(19)戴尔甚至为每个人确定了军阶和固定的职责，把定居点变成了一座军营。

前来弗吉尼亚的移民，大多是富于冒险精神的绅士和莽汉，他们并不打算以北美为家，而一心想寻找金银，像西班牙人一样快速发财，然后返回英国的老家。但弗吉尼亚的情形大大出乎他们的想象和期望。于是，有人抱怨“严格的纪律、严酷的法律、艰苦的生活和过多的劳动”。(20)尤其是那些原本家境不错的人，何曾料到等待他们的乃是如此恶劣的处境，不免满腹牢骚和怨愤。有个叫做爱德华·希尔的移民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真实情况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基督徒所经历的最可怕的时代。”(21)无法忍受的人，有的逃往印第安人部落，有的则悄悄返回英国。此时，殖民地领导人才意识到，弗吉尼亚需要的并不是一群寻宝者，用约翰·史密斯的话说，“一个能使用鹤嘴锄和铲子的普通士兵，要胜过五个骑士”。(22)

詹姆斯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同当地土著部落的关系。移民希望和平地在这个地区立足，一开始极力谋求与当地部落敦睦修好。然则詹姆斯河谷印第安人之强大，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想象；他们对待移民的态度，也比英国人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起初，当地部落首领波哈坦并不信任这些新来者，他悄悄组织了一次突袭，但遇到移民船上火炮的还击，只得放弃了消灭或赶走这些外来者的打算，转而向他们示好，并运用各种手段来促使英国人“归顺”于他。他看到英国移民没有种植粮食，只能依靠印第安人提供的玉米充饥，便以此在同英国人的交易和谈判中施加压力，令史密斯等人颇为头疼。此外，他还利用“女色”和收养等手段，来争取白人的“臣服”。(23)

在移民和当地部落的交往中，波哈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约翰·史密斯记载，有一次，他被波哈坦判处以木棍击打头部的死刑，幸得波卡洪塔斯以身体掩护，才免于一死。后来，她多次从部落送来食物，“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24)她与首倡种植烟草的约翰·罗尔夫结婚，学会了英文，熟悉英国人的生活习惯，并曾访问伦敦，见到了当时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在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她成了一个联系的象征。

可是，时日渐久，两个差异甚大、互不了解的人群，在交往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麻烦。彼此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容易产生误解；双方不时发生小的冲突，导致仇怨不断加深。而且，在这个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欧洲人的文化势能尚未施展，如何保住自己的文化阵地，如何维系英国人所期望的社会特性，同样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有一些不习惯也不愿意劳动的移民，看到印第安人不费力气就能维持生存，不免心生艳羡，悄悄逃奔当地部落。殖民地领导人对此十分恼怒，用酷刑对付被抓回的逃跑者。1612年春天，一批逃往土著部落的人被抓获，遭到了严厉惩处：有的被绞死，有的被烧死，有的被车轮碾死，有的被绑在柱子上示众，有的则被乱枪射杀。殖民地领导人当然希望迅速消除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戴尔曾建议，将英国监狱里放出的两千名犯人运送到北美，以一举击溃波哈坦联盟，或使之永久臣服，从而消除对殖民地安全的威胁，为移民开辟更广阔的定居土地。(25)还有人提出，采用文化改造的方式，向土著儿童传授英语和基督教原理，“用智慧和判断来赢得成年人”。(26)但这些举措都无法立竿见影，移民仍不得不用礼物来笼络部落首领，极力显示友好的姿态。

詹姆斯敦建立以后的艰难处境，使公司的投资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指望从贸易和金银矿藏中获得财富，并在两年内收回投资，只是纯粹的空想。公司总部及其支持者对弗吉尼亚的局面深感震动，开始设法加以挽救。1609年，他们申请到第二张特许状，划出了弗吉尼亚的边界，改革了公司的管理，任命能干的托马斯·史密斯为司库，并以总督制取代原来的委员会制，指派在公司董事会颇有影响的托马斯·韦斯特（德拉瓦尔勋爵）出任第一任总督。同时，公司大力募集资金，组织新的移民，以补充劳动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殖民地面临的难题。疾病和死亡依然是最大的威胁。1609年7月，先后有300余名移民到来，但存活者仅有80～100人。(27)1610年，居民的死亡率仍在50%以上。到1616年，“新大陆”的英国人仍然只有351人。(28)这些迹象表明，弗吉尼亚作为一个永久拓殖地存在下去的希望，仍然难以预测。

在随后的10余年里，情形并未根本好转。疾疫流行，时有饥馑，以致死亡枕藉，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对新到的移民来说，最大的考验是时人所谓“服水土”（seasoning）。南部夏季炎热，热带疾病盛行，欧洲人难以抵御，一旦暴发，便夺走许多人的性命。据说，弗吉尼亚公司由于财务亏空，在运送移民时不能配备充足的给养，而船主为了赚钱又超载运送，以致移民在海上饱受折磨，病弱不堪，登岸以后自然无力抵御当地疾病的侵袭。1608年抵达詹姆斯敦的移民约有244名，不久就有144人死去。(29)随后饥荒接踵而至，又有大批人相继死去。(30)根据美国学者的估算，在1618—1624年间，死于疾病者达2538人，死于其他原因或返回英国者有1332人。因此，迄于1624年2月，弗吉尼亚仍只有欧洲裔居民1275人。(31)

弗吉尼亚公司和殖民地领导人当然不肯坐以待毙。投资者的压力促使公司努力摆脱困境，而生存的欲望则推动殖民地居民利用当地资源寻求谋生之道。大致在1618年前后，公司对殖民地的管理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而殖民地则找到了在新环境中谋生自立的办法，人口逐渐增加，于是，弗吉尼亚的命运迎来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机，而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事业也就呈现了一条可能成功的道路。

移民们看到寻找金银财宝的打算落空，不得不将眼光转向肥沃的土地，希望以种植作物来解决生计，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当地遍布各种野生葡萄，有人用来酿酒，发现味道并不逊于欧洲的某些产品。于是，急于摆脱困境的殖民地当局，便鼓励居民发展葡萄酿酒业。为了改良葡萄品种，弗吉尼亚公司专门从法国请来葡萄种植专家，当局还制定法令，要求每户每年种植10根葡萄藤，直到建成一个有规模的葡萄园。可是，这一产业并未带来人们所预期的价值。此外，居民还做过养蚕、制盐和捕鱼等尝试，效果也不理想。

未曾料到，最终帮助弗吉尼亚走出困境的法宝，居然是最初不被英国人看好的烟草。北美出产烟草，印第安人把它作为神圣之物，用于献祭和祈祷。16世纪80年代，到罗阿诺克岛冒险的英国人把它带回国内，罗利本人嗜好此物，不久吸烟就成了一种时尚。英国人还相信烟草有药用价值。于是，烟草的市场趋于扩大，价格十分可观。最初行销的烟草来自于西属西印度群岛，而且供不应求。弗吉尼亚的约翰·罗尔夫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看到英国人喜好烟草，而当地印第安人又懂得种植这种作物，于是把两者联系起来，从中悟出了致富之道。他发现当地的烟草品种味道过于辛辣，不合英国人的口味，就从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奥里诺科引进新品种。经过两年的种植实验，他终于收获了第一批产品，共4包烟叶，于1614年销往英国市场。(32)

烟草的经济潜能一开始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詹姆斯一世讨厌吸烟，鄙夷地把烟草称作“可恶的野草”。还有人觉得，烟草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能用作装饰，在化成一股青烟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实在是无益的浪费。(33)后来的结果表明，种植烟草虽然不能像开采金矿那样迅速致富，但解决了弗吉尼亚缺乏依托性产业的问题，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定居，也有利于招徕更多的投资。种植烟草的人越来越多，产量不断扩大，最好的烟草在英国能卖到每磅3先令。1618年，弗吉尼亚的烟草出口量为5万磅，到1626年翻了6番。(34)约翰·波利在1619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目前我们的所有财富乃由烟草构成”。(35)此外，为了缓解北美缺少大型牲畜的困难，弗吉尼亚公司还不断运来牲口。1619年，有112头菜牛和4匹雌马被运到弗吉尼亚。1620年，公司计划从威尔士运来200头菜牛和400只山羊，从法国运来20匹雌马和80头驴。是年，詹姆斯敦的菜牛达到了500头。(36)

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以刺激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并吸引更多的移民，特别是有家室的移民，因为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更能安心从事生产劳动。在弗吉尼亚生命如此没有保障的时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移民源源不断地前来呢？主要的吸引力来自于土地。约翰·罗尔夫在1616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看到在英格兰有那么多贫穷的农民终年劳碌，早起晚睡，生活拮据，向他们的地主缴纳租税就是一个大难题，此外每天还要为养家糊口而操心劳累；他们要是在弗吉尼亚真是何等幸福，在这里他们不承担任何义务就能得到土地，需要考虑的仅是他们施肥耕种的能力，以及能否用一半的劳动就得到更多的果实和利润。”(37)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宣传意味，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一方面，弗吉尼亚的耕作是一桩胼手胝足的劳动；另一方面，殖民地最初的土地制度对移民获得土地施加了许多限制。

弗吉尼亚公司曾许诺向移民分配土地，一个健康的男子及其妻子和能劳动的孩子，每人可得到100英亩土地，但没有兑现。殖民地土地由公司控制，移民必须在公司的土地上劳动，劳动所得归公司所有，由公司统一安排使用。公司类似大业主，移民则近乎强制劳工，受到沉重的剥削。1613—1614年间，公司开始给居民分配小块园圃，并将公司土地划分为3英亩的地块，分别出租给81个佃户。佃户每年为公司劳动一个月，并以两桶半玉米棒子作为地租。1616年，在埃德温·桑兹爵士的主持下，公司根据股份多少将土地授予股东。此后，公司又向引进100名以上移民的人授予土地，建立了一些“半公共性”的合股种植园。这种土地政策仍无法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也不能吸引更多人前来定居。

1618年，新任总督乔治·亚德利奉公司的旨意，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化，采用“人头权利”的原则，实施计口授地。(38)根据这个新的原则，当局制定了分配方案：凡1616年以前自费迁来的“老种植者”，每人可获得一份100英亩的土地，永久免租；他们中的公司股东，还可额外购买100英亩土地；由公司出资迁来的“老种植者”，在公司土地上劳动7年以后，可以得到100英亩土地，每年租金2先令；1616年以后自费迁来的人，均可分到50英亩土地，每年租金1先令；1616年以后由公司出资迁来的移民，在为公司服役7年以后，可获得50英亩土地；契约仆服役期满后可成为自由人，并得到一份土地；此后，任何自费移民或支付一名移民的迁移费用者，都可从公司领取50英亩土地；任何贸易商人只要勤奋经商，亦可从公司得到一座房子和4英亩土地；对每50英亩土地，公司每年征收1先令的代役租。(39)土地私有化的推行，意味着社团性拓殖方式的失败；从此，殖民地生存和发展的希望，被寄托于私人性开发之上。这一重要的转变，为北美欧洲裔社会的未来展现了某种光明的前景。

在推行“人头权利”的同时，弗吉尼亚当局还向官员赠送大片土地，连带授予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在7年内实行五五分成的租佃制。总督可获得3000英亩和100名佃农；司库可获得1500英亩和50名佃农；军事长官可获得1500英亩和50名佃农；牧师可获得100英亩和6名佃农。(40)授予官员土地的目的，据说是防止他们掠取民财。实际上，殖民地官员往往运用手中的授地权，将大片土地划到自己的名下。在授地时，公司保留了一部分公共土地。当时设有4个区（borough），各区保留3000英亩土地作为公司财产，并把1万英亩留作建立“开化”印第安人的学校之用。

土地的私有化和宽松的授地制度，刺激了英国人前来北美定居和开发的兴趣。同时，公司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来组织移民。1612年，公司再度更新了特许状，扩大了股东对公司事务的权利，以吸引更多人购买股份。移民的对象不再是绅士和冒险家，而是具备各种生产技能的农业劳动者。公司曾尝试多种办法募集移民。1609年，有人从里斯本写信说，葡萄牙人曾把1500名10岁以上的儿童送到自己的殖民地，这种做法值得弗吉尼亚借鉴。英国政府也想把一些穷人输往北美，以缓解国内压力。1617年，伦敦市府筹集了500镑资金，用以支付运送100名儿童去弗吉尼亚的费用。这些儿童将在那里当学徒至21岁，期满后可成为拥有50英亩土地的自由人。公司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认为这种做法甚好，应当继续下去。这就是契约仆移民的发端。公司向契约仆移民允诺一些优惠条件，如限定服役年限，为10岁以上的人提供公司的股份等。英国还把一些犯人发配到弗吉尼亚。可是，这些做法也产生了弊端，儿童移民成年后有的返回了母国，而犯人移民则难以管理。同时，女性移民格外受到鼓励，因为此前移民以男性居多，而要使殖民地成为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必须具有相对平衡的性别比例。公司特意把一些不能自付路费的女子运来，卖给男性移民做妻室。不过，及至1624年，弗吉尼亚存活的1250名欧洲裔居民中，成年女性仍不到230名。(41)另外，对神职人员、政府官员、法官、骑士、绅士、医生以及那些“可以提供特殊服务”的移民，公司则根据其价值的大小赠以额外的股份。这些努力似乎收到了显著效果。1619年11月至1625年2月间，约有4800名移民离开英国前往弗吉尼亚，几乎相当于1607—1619年间移民总数的两倍。(42)于是，殖民地的人口数目缓慢上升。

在殖民地治理方式上，公司也做了意义深远的改革。1618年，英国政府批准了关于弗吉尼亚公司权力和殖民地居民权利的章程，结束了军事管制，废止“戴尔法”，推行英国共同法，宣布殖民地居民为英国臣民，得享各项权利，包括参与对自己的管理，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总督、参事会一起组成议会，以制定必要的法律和命令。根据这一授权，1619年7月，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在詹姆斯敦的一座教堂举行。来自11个定居点的22名代表，冒着酷暑开会数周，批准了公司对弗吉尼亚的授权，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令，提交公司批准。这些法令涉及反对懒惰和游手好闲、不准赌博和酗酒、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种植粮食作物、改进仓储管理、不准随意宰杀牲畜、不准向印第安人出售武器等方面的内容。(43)议会还向公司请愿，要求公司在伦敦制定的法令非得到弗吉尼亚议会的同意，不得在殖民地生效。(44)公司于1621年接受了这个动议，从而使当地居民得以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不过，所有这些调整只是转机的征象，并不意味着弗吉尼亚已经摆脱了困境，走上了通向繁荣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定居地的生活依然异常艰苦，人们仍要为生存而奋斗。这时仍有大量居民死去，当时有人从弗吉尼亚公司的记录上查证，从1619年到1622年的短短3年里，殖民地的死亡人数竟达3000人之多。(45)定居地人口仍然不多，而且性别比例失调，以年轻男子为主。居民偏重种植烟草，粮食不能自给，新到的移民更难以得到食物。这一切表明，弗吉尼亚还远远不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

与此同时，另一个严重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虽然殖民地当局极力笼络当地部落首领，但印第安人对白人一直疑虑重重。1618年，对英国人比较克制的波哈坦去世，其弟奥佩堪卡努成为新的首领。他对白人十分反感，决定用武力将他们赶走。1622年3月22日，他在精心部署以后，对白人定居点发动突然袭击。在弗吉尼亚全部1200名白人中，有347人被杀，许多村落和种植园被夷为平地。詹姆斯敦居民从一个告密的印第安人那里得到了消息，立即组织剩余的白人进行抵抗和反击，摧毁印第安人的村庄、船只和作物，杀死了许多土著居民。这次战争使弗吉尼亚大伤元气，印、白之间的仇恨愈益加深。22年之后，年迈的奥佩堪卡努对白人定居地发起最后一击，杀死白人300多人（一说500多人）。此时，弗吉尼亚的白人居民已达到8000余人，实力远在印第安人之上。奥佩堪卡努兵败被俘，为白人处死，强大的波哈坦联盟遂告崩溃，詹姆斯敦附近便不再有任何部落可以威胁白人的生存。在20多年时断时续的残酷厮杀中，印第安人和白人都蒙受了深重的灾难，许多村落沦为废墟，死伤人数在一千以上。

总之，初建阶段的弗吉尼亚留给时人的印象是相当恶劣的，被视为一个混乱无序、私欲横流和前途暗淡的地方。(46)在伦敦，弗吉尼亚公司也深陷困境。多年来，公司将主要财力用于补充给养和移民，以致负债累累，既无法补偿股东的投资，也不能有效地支持殖民地。同时，公司内部纠缠于各种人事矛盾，未能对殖民地进行有序的管理，令许多人深感失望。1622年印第安人的进攻，更是给了公司致命的打击。以沃威克伯爵为首的一些人，对公司和殖民地的领导人大加抨击，力主改组弗吉尼亚公司。1624年5月，詹姆斯一世通过王座法院吊销了公司的特许状，准备对公司进行重组。不久新国王查理一世即位，索性于1625年将弗吉尼亚改为王室殖民地，把管理权收到了政府手中。

弗吉尼亚公司并不是彻底的失败者，它给北美殖民地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遗产。计口授地制度的出台，土地私有化的实施，种植烟草的实验，白人居民代表制的推行，黑人劳工的引进，这一切对于此后英属北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无一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成为王室殖民地以后，弗吉尼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定居地迅速扩展，并在切萨皮克东岸建立了阿科马克县（1643年更名为北安普敦县），烟草种植渐趋兴旺。后来，“老领地”成了英属北美颇具分量的一个殖民地。

4.天主教徒的到来

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在英国失势，甚至为人所恐惧和贬斥，被说成“专制政府的伟大朋友”；加以英国长期同法国、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进行竞争，更恶化了天主教徒在英国的处境。当北美殖民活动略见起色时，天主教徒也希望在那里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弗吉尼亚虽然没有强烈的宗教取向，但那里的居民多为国教徒，非但天主教徒难以立足，其他非国教信徒同样不受欢迎。

幸而天主教徒在政府上层有自己的代言人。第一位巴尔的摩男爵乔治·卡尔弗特本人信奉天主教，在政府担任过许多官职，得到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信任和多次加封。他对美洲有兴趣，曾到纽芬兰进行冒险活动，并有意在切萨皮克地区取得一块土地，为天主教徒建立一个拓殖地。1628年，他为此远赴北美，专程到弗吉尼亚访问。未料他登岸以后，宗教信仰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弗吉尼亚当局要求他按一般移民进行宣誓，所用誓词与国教徒一样，内有奉英王为教会最高领袖一类的词句。他身为天主教徒，自然无法做这样的宣誓，便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仅对国教表示忠诚，但当局不同意这个方案。于是，他无法到弗吉尼亚各地访问，只得匆匆离去。回国以后，他极力向英王申请特许状，但受宗教信仰所累，直到他1632年4月去世，始终未能如愿。

卡尔弗特之子塞西莉厄斯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而且未忘其遗志。1632年6月，英王终于授予卡尔弗特家族特许状，批准在切萨皮克地区建立拓殖地。这片土地南起波托马克河南岸，向东越过切萨皮克湾，北至特拉华湾到波托马克河源头的北纬40度线。卡尔弗特家族将这个未来的殖民地命名为马里兰，以纪念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马里兰是英属北美第一个业主殖民地，根据特许状，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及其后人世代为马里兰业主，其权力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几乎一样：马里兰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不是来自国王，而是由业主授予；业主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转让土地。特许状同时也要求业主召集“自由民”的代表会议，经他们同意而制定法律。这一规定为后来马里兰居民分享和削弱业主权力埋下了伏笔。

年轻的巴尔的摩勋爵塞西莉厄斯，对于未来的殖民地有一个基本的构想。他固然希望把这片土地变成英国天主教徒的避难所，但同时也意识到，马里兰的发展必须依靠来自英格兰各地持不同信仰的移民，因而不拟在宗教上实行排他性的政策，命前往马里兰负责殖民地管理的人，要与其他不同教派的殖民地和睦相处，不得卷入宗教争端。在土地关系方面，他打算移植当时在英国已经处于衰落中的庄园制，按照中世纪分封授地的方式，把土地分给移民，并附加相应的义务，以建立一种封建式的土地制度和等级社会秩序。但是，移民在北美获取土地的途径不止一条，再加上各种政治事件的冲击，卡尔弗特的这种社会构想，后来大部分都没有变成现实。

经过一年多筹划以后，向马里兰的移民方告启动。1633年11月22日，首批移民150余人，分乘“方舟号”和“灵鸽号”两船，启程前往切萨皮克湾。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移民于转年2月27日抵达切萨皮克湾入口处，然后继续行至波托马克河，决定在河岸建立第一个定居点。他们仅用几把斧头和几码布匹，便从当地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换得大片土地，取得了最早的立足之地，取名圣玛丽城，开始了马里兰的创业史。这批移民到达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派美好乐观的景象：土地肥沃，林木茂盛，河水清洌，印第安人十分友好，林间还有他们留下的空地，可供移民种植第一茬作物。随行的安德鲁·怀特神父见状，不禁感叹道：“这真是上帝的荫庇啊！”(47)

他的话经随后的历史验证，并不完全是空言。马里兰比此前建立的各定居地都要幸运，移民落脚的地方没有强大而敌视白人的土著部落，于是避免了詹姆斯敦初期那种严酷的生存威胁；加上有弗吉尼亚的实验在前，移民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谋生和发展上比他们的先行者略为顺利。他们早已懂得，在北美不可能依靠寻找和开掘金矿致富，所携带的物品也不是挖掘金矿的镢头，而是可提供生存资源的果树树种和玉米种子。他们落脚以后，很快就解决了生计问题，没有发生詹姆斯敦那种掘尸而食的惨剧。

不仅如此，他们还吸收了弗吉尼亚居民摸索出的烟草种植技术，在谋生之外又获得了生财之道。到1639年，马里兰出口的烟草就达到了10万磅，合每个纳税人600磅。同时，新的移民相续而至，虽然初期的人口死亡率与弗吉尼亚相仿，但居民人数仍在持续增加，1640年达到2000人左右，1660年更增至8000到1万人。业主和移民建立的各级政府，也开始有效地运转。在第一批移民登岸后12个月内，有居民代表参加的议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百户村和县等地方行政单位相继建立，庄园在政治和司法上也发挥了作用。巴尔的摩勋爵指派其弟担任总督。此后，许多总督都是出自卡尔弗特家族。

卡尔弗特家族不仅希望从殖民地获得财富，而且立志将马里兰建成天主教徒的乐园。但以天主教在英国的不利地位，要实现这个想法难免困难重重。新教徒对天主教的仇视和攻击，长期困扰着卡尔弗特家族。英国内战期间，清教徒得势，天主教徒遭到前所未有的忌恨。在北美，奉国教为正宗的弗吉尼亚，不仅一直反对将马里兰授予卡尔弗特家族，而且从宗教上对近邻进行渗透。巴尔的摩勋爵为了天主教的生存，在宗教上显示宽容，因而马里兰建立之初就有大批清教徒迁入，其人数很快超过了天主教徒。1652年，受国内清教徒掌权的激励，马里兰的清教徒一度控制了政府。随后，教友会、洗礼派、长老会、胡格诺派和德意志归正派的移民相继进入，同清教徒一起构成了居民的多数。马里兰当局旨在保护天主教信仰自由的法令，几度遭到废除。1689年，英国推行宗教宽容法，但天主教仍不在宽容之列。可见，马里兰的政治和宗教格局的演变，完全与巴尔的摩勋爵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清教殖民地的建立与扩展

新英格兰原本属于罗利所命名的“弗吉尼亚”的范围，自1614年约翰·史密斯给这个地区取了一个新名字以后，它才有了独立的身份。这个地区在纬度上和英国接近，最初英国人觉得这里是建立拓殖地的理想场所，故有“新迦南”之称。(48)1605年，乔治·韦茅斯率人来到缅因，在当地作了探查，并与印第安人开展贸易。1607年，普利茅斯集团派出两条船，把120名移民运送到缅因境内的萨加达霍克河（今肯纳贝克河）畔，建立了一个移民村落，包括一座要塞，一座教堂，一个店铺，以及15处住所。可是，普利茅斯集团资金不足，组织不善，加以移民食物匮乏，内部纷争四起，幸存者最后于1608年和1609年分两批撤回了英国。直到1620年，才有一群“误入歧途”的英国清教徒来到远在缅因之南的普利茅斯湾，在新英格兰建立了一个永久定居地。

1.“清教徒始祖移民”

最早在普利茅斯湾安家落户的英国人，是一群被称为“始祖移民”的分离派清教徒。实际上，首批在“普利茅斯石”登岸的清教徒，并非全都是“始祖移民”，拥有这种荣誉的只是其中一批中坚人物。他们原本居住在位于伦敦以北150英里的斯克鲁比，于1607年退出当地教区教会，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教派。由于为当局所不容，他们在当年夏天迁居宗教上较为宽容的荷兰，暂居于莱顿。他们的领袖是牛津大学出身的约翰·鲁滨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莱顿始终有一种异国漂泊感，挂念那些滞留在英国的同道，于是萌生移居北美的念头，希望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实行起来十分艰难。他们必须首先从英国获得土地许可证，然后还要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迁徙和安家。从1617年开始，他们通过两位英国代理人向弗吉尼亚公司申请北美的土地，屡遇挫折，直到1620年才获得批准。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们又和伦敦商人不断接触，最终争取到有钱的商人托马斯·韦斯顿作后援，筹措到了移居的费用，条件是定居地建立后7年内的一切收入，均归韦斯顿所有。

1620年，36名清教徒自莱顿出发，在“老”普利茅斯和来自伦敦及南安普顿的移民会合，组成一支104人(49)的移民队伍，乘坐“五月花号”(50)前往北美。他们于9月起航，正当大西洋上自东而西航行十分危险的季节，船只顶风逆潮而行，航速甚慢。他们在海上苦熬了66天，于11月9日终于看到了陆地。但那是科德角，而不是原定的目的地。移民们经过商议，决定向南航行到哈得孙河一带。由于风向改变，他们只得折返，于11日再次抵达科德角。这个地区是新英格兰理事会的地盘，他们在此落脚，可能会遇到麻烦。但当时形格势禁，已经别无选择。

由于船只没有按计划抵达预定的目的地，他们的土地许可证就失去了效力，于是移民中间萌生不满情绪，离心倾向不断增强。有人扬言上岸后要自行其是，不服任何管束，“因为没有人有权力来指挥他们”。(51)移民领袖威廉·布拉德福德、威廉·布鲁斯特等人熟知詹姆斯敦和萨加达霍克的教训，为避免今后发生内讧和混乱，决定为未来的定居地制定管理规则，以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他们在离船登岸以前共同签订了一个协议。船上的移民中有41个人在公约上签字，其中19人来自莱顿，16人来自伦敦；4人为仆役，2人为海员。他们全部为男性，其中使用“Mr. ”头衔者有11人。(52)协议秉承宗教信念，在对英王表示忠顺的前提下，本着契约的精神，自愿同意在上岸后组成一个“实行公民治理的政治团体”(53)，制定公正平等的法律，服从合法的权威，以推进殖民地的共同利益。(54)

这是北美英裔移民订立的第一项自愿结成社区的自治协议。它的内容并非来自某种深奥的政治或社会理论，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社会失序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在此后新英格兰定居地的建立过程中，以契约或协议的形式结成社区，属于一种常见的做法，其渊源在于英格兰的传统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这种契约乃是“清教徒始祖移民”在情急之下，从当日英裔居民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习惯中所得到的灵感。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考察美国历史的宏观脉络时，把这种协议与一个更宏大的政治传统联系起来，称之为美国民主的一块基石，对它的意义做了超历史的诠释。这显然已超出了“清教徒始祖移民”的料想。在普利茅斯殖民地，这个协议意味着政治社会合法性的来源，因而没有被完全遗忘。提到它时所用的名称是《普利茅斯联合协议》或《联合协议》，直到1793年才出现《五月花号公约》的说法。在美国早期史上，随着“清教徒始祖移民”的经历被逐渐神化，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五月花号公约》的含义作了不同的诠释，导致其地位不断上升。(55)

这群移民在签订协议以后，从科德角出发，行至普利茅斯湾，开始寻找一个适合居住的地点。在全体移民登岸以前，他们派出几批人四处查探。时值隆冬，大雪覆地，寻址工作很不容易。有一次，移民在夜间误入一个印第安人村落，引发一场遭遇战，所幸双方均无人员伤亡。最后，他们选定了一个为印第安人放弃的村落旧址，派人上岸建造住所，首先解决居住避寒问题。在住所建成以前，一部分移民仍留在船上，直到次年3月21日，最后一名移民才上岸。于今，据说是移民当年登岸所踏上的第一块巨石，已经成为各地游人瞻仰的文物。当今天的游人面对这块灰白的石头做浪漫的想象时，恐怕难以体味当年移民所经受的种种艰难困苦。

根据订立的协议，移民们选举约翰·卡弗为当年的总督。转年，新英格兰理事会正式接管了这个殖民地。这个新建的清教徒移民定居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求生的努力。远在切萨皮克湾的英裔居民处境正在好转，而这些初到普利茅斯湾的移民，却遇到了詹姆斯敦开始时同样的困难。首批移民有一半在两三个月里相继死去，到第二年仅有50人存活。(56)在这个陌生而严酷的环境中，移民们得到了当地部落的帮助，才得以免成饿殍。

在移民开始建造住所时，常有印第安人远远地观望。他们没有对这群疲惫衰弱、人员日减的陌生人发动攻击，这真是清教徒们最大的幸运。转年3月，移民们盖好房舍，略为安顿，这时定居点中间的街道上走来一位印第安人男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移民打招呼。他叫萨默塞特，此前和英国人有过接触，略通英语。他向移民介绍了本地的情况，移民则用他们带来的饮食招待他，并留他过夜，临别时还送给他一些礼物。他答应带更多的印第安人回来和移民做买卖。次日，他如约而来，有5名印第安人随行。随后，他又向移民引见了斯匡托和万班诺阿格人的首领马萨索伊。斯匡托并不是当地印第安人部落的成员，他于1614年遭欧洲探险家绑架，被带到了西班牙和英国，后来又奇迹般地重返新英格兰。他可谓见多识广，拥有同欧洲人打交道的经验，他的出现对这批新到的清教徒似乎是一种天赐佑助。

经过萨默塞特和斯匡托的联络与翻译，移民领袖和当地部落订立了和平互助协议。其要点是：印第安人不伤害移民，如果有人违反此约，交由移民处罚；如果印第安人拿走了移民的物件，部落负责送还，移民一方亦然；任何一方如遭第三方攻击，要彼此援助；马萨索伊将通告他的所有盟友，不得攻击移民；一方到对方访问时，不得携带武器。(57)马萨索伊派一个名叫霍波莫克的人作为部落的代表，常驻移民定居点；斯匡托也留下来同移民一起生活达20个月之久，帮助他们安家和生产。移民能与当地部落修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普利茅斯生存的命运。一群虚弱不堪、一筹莫展的新来者，不仅赢得了和平的环境和开展贸易的渠道，而且得以直接借鉴印第安人的生存经验。尤其是斯匡托所传授的玉米种植和捕鱼的技术，帮助移民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此后，普利茅斯的居民逐渐增加，定居地缓慢扩展。最初，全体居民共有殖民地的所有财产，并共享所得到的收益。1627年，当局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居民可以自己谋利。至1640年，普利茅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1642年，殖民地偿清了所欠韦斯顿的债务。这里的移民大多具有共同的宗教观点，存在协作的基础；总督布拉德福德领导有方，避免了无谓的内耗。殖民地采取自治方式，总督、副总督和助理均由“自由民”选举产生，每个村镇选举2名代表和上述官员组成“大议会”，负责制定法律。但是，普利茅斯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贸易和农业均不发达，居民大多处于贫困状态，有时不得不以向马萨诸塞人出售土地来换取收入。白人同印第安人的关系也不断恶化，摩擦和冲突不时发生。尤其严重的是，普利茅斯一直未能取得英王颁发的特许状，只是一个没有合法地位的小小定居地，不仅没有引起英国的重视，而且时刻有被马萨诸塞这个强大的邻居吞并的危险。普利茅斯的地位既不稳固，领导人对其前途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

2.“山颠之城”的兴废

早在1627年，林肯郡就有些清教徒开始商议向新英格兰移民，一些个人冒险家和商业公司相继卷入。在1628—1629年间，罗杰·科南特在塞勒姆建立了一个小渔村，此后不时有英国人出没在马萨诸塞海湾的岸边。最终长久立足于此的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

根据1629年的特许状，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获得了建立殖民地并行使政治管辖的权利。最初，公司打算按照此前其他殖民公司的方式，将公司总部留在英国，委派人员管理美洲的殖民地；但公司的特许状并未特别规定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所以他们决定将公司总部随移民一起迁入殖民地。此举为后来马萨诸塞自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8)

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的过程中，约翰·温斯罗普是一个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他本是萨福克的一个庄园主，因为家境日益窘迫，便到伦敦寻找发展机会，与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达成协议，参与组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1629年8月26日，温斯罗普、托马斯·达德利和理查德·索顿斯托尔等10多人订立《剑桥协议》，确定了以家庭迁徙方式进行移民、在新英格兰建立定居地的计划。(59)10月，温斯罗普被意外地选为未来殖民地的总督，副总督本来是约翰·汉弗莱，因他决定留在英国，后改选达德利接替。

1630年4月，温斯罗普等人带领来自伦敦及东南各郡的近千名男女移民，分乘4艘船，于6月抵达已有英国人定居的塞勒姆，开始了新英格兰定居拓殖的高潮时代。(60)在登岸以前，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发表演讲，鼓励移民团结协作，通过基督之爱的纽带而彼此连结起来，相互关心和帮助，组成适当形式的政府，致力于建立一座“山颠之城”，以不辜负上帝的眷顾和恩宠。(61)不过，创建这座“山颠之城”并非易事。同此前建立的殖民地一样，移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疾病流行，食物匮乏，许多人相继死去。据达德利估计，到当年12月，定居地损失了200人。当时，第一茬作物尚未种植，他们只得与印第安人交易，换取玉米来充饥。(62)

1630年的移民揭开了清教徒“大迁徙”的序幕。在此后十余年间，有近200艘船满载移民越洋而至。直到1641年前，大规模的移民方告结束。在此期间，约有13000名英格兰人迁来。多数移民的详细情况早已湮没无闻，在留下来的名单中，有姓名可考者仅273人。这些零碎的资料显示，移民大多是30岁以上的中年人，最长者已年逾50岁；多数为自耕农、手艺人和商贩，不属于穷人之列，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旅行费用；(63)大多信奉清教（但不同于移居普利茅斯的分离派），并能识字；通常是举家或一个教区的邻里集体迁徙，有的家庭还带有仆人，移居过程秩序井然。(64)移民的这种显著的共性，使马萨诸塞很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成方式，与切萨皮克地区有着鲜明的差异。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建立以后，居民死亡率很高，人口的增加依靠不断补充新的移民，居民中以单身的年轻人居多，社会走向稳定的过程十分漫长。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同样是一个贸易公司，它向北美发展，固然希望为清教开辟一个基地，同时也有追求利润的意图。不同于其他商业公司的是，在公司总部迁到北美以后，公司和殖民地政府合而为一，使马萨诸塞成为社团殖民地，享有很大的自治权。根据特许状，总督、副总督和18名助理都从“自由民”中选举产生。(65)他们对殖民地大小事务行使管理权，在一个时期内完全避开了英国当局的监督。在殖民地内部，以定居点为单位组成村镇，建立自治的地方政府。1630年，马萨诸塞只有7个定居点，分布在波士顿周围几英里的范围内。(66)10年后，定居点的数目增加了近两倍。由于地广人稀，一个村镇的地域范围很大，如戴德姆居民不过500人，占地却达200平方英里。

马萨诸塞村镇居民的生活，与英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居民的土地分配于不同时期，分成耕地、草场和放牧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段；村镇保留公共土地，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轮作。这些都和英国古老的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除农业外，捕鱼是另一项重要的产业。约翰·史密斯在弗吉尼亚的拓殖中积累了经验，又两度到新英格兰地区考察，遂于1631年发表《为新英格兰没有经验的种植者献策》一书，极力称赞当地的自然条件，建议英国移民利用当地资源，增进英国的财富。他特别提到了那里的渔业资源，认为如果建立发达的捕鱼业，开发腌制鱼产品的技术，那么这个地区就会如同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的金矿一样带来回报。(67)他的劝告是否受到马萨诸塞居民的重视，没有确切的证明；但新英格兰确实很快以出口渔业产品而著称。经过10余年的经营，马萨诸塞已初具规模。1644年9月，温斯罗普致信沃威克伯爵，介绍当地的自然条件、物产和政府体制，满足自得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间。(68)

但是，此时的马萨诸塞实际上已与“山颠之城”的理想相去甚远。居民们开始以个人为基点追逐现世利益，社会发生等级分化，殖民地领导人和“自由民”之间出现矛盾，宗教派别斗争趋于表面化，新生一代在宗教上的虔诚感明显减弱。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山颠之城”这种“中世纪梦想”的破灭，意味着“现代社会”在波士顿的诞生。(69)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变化，新英格兰这个最初有些特殊的社会，才越来越接近北美其他地区。(70)

3.清教殖民地的扩展

马萨诸塞的建成和扩展，使新英格兰由一个地理范围变成一个文化区域。马萨诸塞无疑是这个地域的中心。此前建立的普利茅斯，在1630年以后逐渐感到来自它的冲击；稍后建立的罗得岛、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萨诸塞人口外迁的产物。

马萨诸塞在宗教上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当局为了避免内部纷争，往往将反对派逐出殖民地。大约在1634年，牧师威廉·布莱克斯通对马萨诸塞当局不满，前往普罗维登斯以北的波塔基特定居，打开了通往罗得岛的拓殖之路。不久，清教的另一个反对派罗杰·威廉斯率一部分追随者来此，建立了一个独立于马萨诸塞之外的新殖民地。

威廉斯与温斯罗普过从甚密，可算是一个博学之士，懂得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荷兰文。他在宗教上不断改变立场，最初信奉安立甘派，后来转向独立派，最后成了洗礼派的领袖。他反感于马萨诸塞教会的当权派，认为教会组织不纯，把教会资格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用世俗权力处理宗教事务，这些均与《圣经》不合。他还宣称，英王没有权利将印第安人的土地授予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这些见解当然难以见容于当权者。1635年9月3日，马萨诸塞大议会作出了驱逐威廉斯的决定，限他6周内离开马萨诸塞管辖范围，理由是他“宣传和泄漏各种消息和危险的言论，反对官员的权威”，并且诋毁官员和教会。(71)10月，当局准备将威廉斯送回英国，但他事先得到消息，离开塞勒姆前往纳拉甘西特，当捉拿他的人到达时，他已经逃走3天了。据说，通知他的人可能就是温斯罗普本人。他抛家弃业，经过艰难跋涉，最终和他的信徒一起定居于普罗维登斯。威廉斯为居民起草了一项类似社会契约的协议，确立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制定了社会共同体的运转规则。(72)

随后，在罗得岛境内出现另外几个新的定居点。1638年，被马萨诸塞当权者放逐的另一名清教反对派安妮·哈钦森，在朴次茅斯建立一个定居点。一年后，从哈钦森派内部分裂出来的威廉·科丁顿建立了纽波特。在1642—1643年间，塞缪尔·戈顿建立了沃威克。这4个村镇在此后很长时期内各自为政，没有发生正式的联系。罗得岛不仅没有单独的特许状，而且面临被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蚕食的危险。这种情势使威廉斯急忙联络各个定居点领导人，商议建成一个统一的殖民地。1643年，威廉斯启程前往英国去争取一份特许状。他原想从波士顿登船，未料遭到马萨诸塞当局的拒绝，只好绕道新阿姆斯特丹，从那里渡海抵达伦敦。在威廉斯的故交中，有不少人已是政府要人，其中包括奥利弗·克伦威尔。这些交谊使他很顺利地得到了一份土地证书。1644年威廉斯从英国返回，将沃威克之外的3个村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1647年，4个村镇均派代表在朴次茅斯召开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成立了一个联合的政府。不过，在此后的数年里，各个村镇仍旧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彼此若即若离，科丁顿还曾发动一场分离运动。直到1660年后，罗得岛才最终成为一个稳固的政治联合体。1663年，罗得岛获得了正式的特许状，成为一个自治殖民地。

康涅狄格在初建阶段和罗得岛有着相似的经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的毛皮商人前往康涅狄格河谷活动，荷兰人也在哈特福特河上建立了据点，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马萨诸塞有的居民感到定居地人多地狭，而康涅狄格河两岸土肥草美，特别是经印第安人清除了树木的土地，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起初，马萨诸塞当局不允许居民离开原来的定居点，总督温斯罗普担心居民外迁会导致人口流失。1634年纽敦居民申请外迁，未获当局批准。次年，当局网开一面，同意沃特敦、多切斯特和纽敦等地的居民移居康涅狄格河谷，条件是他们必须继续接受马萨诸塞政府的管理。于是，第一批移民来到法明顿河西岸，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后来发展成温莎。清教少数派牧师托马斯·胡克的到来，是康涅狄格拓殖中的一个转折点。他是最早移居马萨诸塞的元老之一，因与温斯罗普及其他当权者不合，便带着追随者一起移居康涅狄格河谷。随后兴起了一场浩大的移民浪潮，康涅狄格的人口迅速增加。

1638—1639年，康涅狄格各定居点居民推举代表，与总督和助理一起召开大议会，制定《基本法》，成立了一个自治的殖民地。在特许状颁发之前，《基本法》乃是康涅狄格政府的基石。法令没有提及英王，大议会成员由各村镇选举，总督主持会议，只有在票数上出现平局时才能行使表决权。(73)可见，大议会是一个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多种权力于一体的机构。总督由“自由民”选举，任期一年；副总督和12名助理也从“自由民”中选举产生。居民对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而且“自由民”的资格比马萨诸塞宽松，不以加入教会为必要条件。在村镇则实行与马萨诸塞类似的自治体制。1662年康涅狄格取得特许状，已经运转多年的治理体制，得到了英国的承认。(74)

1662年特许状还给康涅狄格带来一份额外的礼物：纽黑文被划入它的管辖范围。纽黑文的起步和康涅狄格大致同时。1638年，清教牧师约翰·达文波特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到塞布鲁克以西的一片土地，组织移民定居开发。1643年，若干分散的定居地联合组成一个拓殖地，称纽黑文。这里的居民仿效马萨诸塞，由选举的总督、副总督及助理组成政府，在地方实行村镇自治，只有教会成员才能成为“自由民”。但是，纽黑文拓殖地没有得到特许状，并不具备合法性。拓殖地领导人于1644年派人到英国争取政府授权，未果。与此同时，康涅狄格极力谋求合并这个拓殖地，却始终受到纽黑文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虽然康涅狄格特许状宣布纽黑文成为康涅狄格的一部分，但达文波特等人拒绝合并。1664年，马萨诸塞当局和英王特使出面干预，以联合防御荷兰为借口，最终迫使纽黑文就范。

新罕布什尔起源于梅森家族的属地。1635年，罗伯特·梅森得到马萨诸塞北面的一片土地，建立了一个拓殖地。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这个地区为马萨诸塞所控制。1679年，梅森家族的后人收回了新罕布什尔的占有权，英国政府则把它变成了一个王室殖民地。1689年，新罕布什尔再度被并入马萨诸塞。根据1691年马萨诸塞的新特许状，新罕布什尔的地位得以最终确定。不过，在1698—1741年间，其总督一直由马萨诸塞总督兼任。当地居民利用丰富的林木资源和优良的港湾条件，向英国和西印度群岛出口木材，向南欧出口干鱼，获利甚厚。其造船业尤为发达，经济生活日趋繁荣。

1639年，曾长期主持新英格兰理事会的费迪南多·戈吉斯爵士，从英王那里得到特许状，在缅因建立了一个由几个村庄组成的拓殖地。1652年以后，马萨诸塞控制了这个拓殖地。1691年，缅因被正式并入马萨诸塞。

建立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殖民地，通常被称作“清教殖民地”，这说明清教体现了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些殖民地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与清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英格兰的清教在教义和组织上与英国清教一脉相承，所不同者乃在于前者享有独立的地位，具备更强大、更普遍的社会功能。对新英格兰多数居民来说，清教与其说是一个教派，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日常的布道中，清教牧师经常发问：“你们来到这块土地上为的是什么？”目的是提醒信众，敬事上帝，保持信仰，乃是他们在“新大陆”生活的根本所在。(75)

但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派。清教徒在移居北美时，并没有统一的教义、制度和组织。迁徙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属于分离派，马萨诸塞则以公理会为主流，罗得岛则由洗礼派（严格说来已不属于清教范畴）所建立。所谓“新英格兰清教”，乃是在许多不同主张和众多领导人的相互较量中逐渐形成的。

公理会和英国独立派或分离派信仰有相通之处，只是没有后者激进。他们虽然不赞同国教的主张和做法，但认为国教仍然是真正的教会。在公理会看来，每个地方教众会本身都是完整而独立的，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不必遵从任何上级教会的权威；所谓“普世大教会”，只是由单独的教众会作为原子集合而成的；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成为教众会的正式成员；现实可见的“显形教会”，应当与上帝的真正使徒所构成的“隐形教会”相吻合；在宗教事务的管理中，教俗两界人士协同合作，教众会的权力属于全体成员；牧师必须来自其所服务的教众会，如果要到其他教众会布道，必须得到邀请。

长老会更强调教会组织的严密性和整体性，坚持“普世教会”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长老和宗教会议高于单个的教众会，长老有权决定吸收教会成员；由长老任命的教士不属于任何具体的教众会，他们在教会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长老会在新英格兰人寡势弱，通常只得服从公理会的观念和规则。不过，马萨诸塞的公理会在组织上日益接近长老会，教会事务逐渐落入少数资深人士的手中。1708年9月，康涅狄格制定了《塞布鲁克教纲》，强调“联合”，即各教众会按县组成联合会，由牧师代表构成的委员会负责对各教众会的管理、监督以及牧师的遴选；各县联合会再派代表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每年召开会议，管理整个殖民地的教会事务。马萨诸塞的英克里斯·马瑟等人也做过类似尝试，但不成功。

清教没有统一的教会，而只有存在于每个村镇的教众会。在较大的村镇，可能有几个教众会。在移民村落建立时，教众会也同步形成。通常是由一批信仰和层次相同的信徒作为“教会的支柱”，发起订立一个共同的信约，组成新的教众会。这些人掌握吸收其他成员的权力。全体教众共同选举教众会官员，选择牧师和教师，并举行授予圣职的仪式，邀请邻近教众会的代表来观礼和布道。在教众会担任各种职务的教俗两界人员，各有不同的职责。牧师负责布道和劝导教民，并有一名教师从旁协助；由俗界人士担任的教长和执事为教众会的领导人；教长有权任命官员，指导日常工作，管理教众会成员，监督其他“圣徒”；执事负责财务，包括牧师的薪俸。可见，俗界人士对于教众会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1628年，马萨诸塞的第一个清教教众会建于塞勒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定居地的扩展，教众会不断增多，到1645年达到了23个。(76)

牧师和教师作为教众会的专职人员，其生活来源由所在社区负责。居民须缴纳税款以支付教堂修缮费用和牧师的薪俸。但社区的资金往往有限，因而牧师的生活大多比较清苦，有的不得不靠种地和教书以补生计。牧师的薪俸、住所以及冬天取暖的劈柴的供应，一般都在牧师的聘任协议中载明。1629年，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决定聘弗朗西斯·希金森为牧师，在聘任协议中对他的任职待遇作了详细规定，包括供应其全家的饮食、住房和木柴，任满3年授地100英亩，任职7年则加授100英亩。(77)

清教的正式成员并非普通信徒，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清教对正式成员有严格的资格要求。清教是由怀有同样信仰的人自愿组成的团体，最初，仅有“虔信者”和“现世圣徒”方可加入。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现世圣徒”呢？他（她）必须用明显的证据向全体成员表明，自己不仅行为端正和信仰良好，而且还经历过一次主动的皈依；在得到全体成员认可后，他（她）便成为教众会的正式成员。一旦获得正式成员资格，他（她）就和普通信徒区分开来，可以领圣餐，其子女可以受洗，在教众会享有许多特权。加入教众会的程序是：首先向教长提出加入的申请，教长们对其宗教知识和经历进行考察，在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便将其申请提交全体成员审议；此时申请者须向全体成员陈述自己的罪过和敬奉上帝的经历（女子可单独向教长陈述，然后由牧师代向全体成员宣读），教众会成员可向申请者提出问题，要求他（她）表白信念，最后全体成员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其加入。获得同意的人即宣誓加入教众会信约，成为正式的教众会成员。这种独特的成员资格限制，原本是为了保证教众会的纯洁和一致性，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如果教众会由清一色的已皈依者组成，那又如何落实“改造罪人”的任务呢？而且，如果加入教众会成为一种特权，那又如何保证社会的和谐呢？

清教有两项主要的圣事：一是圣餐，只有正式成员才有资格领取；二是洗礼，只有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正式成员的孩子才有这种待遇。每个村镇至少有一座会堂(78)，供人们在星期天举行宗教活动。清教虽然没有天主教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但每周的宗教集会还是十分严格的。这种集会通常分为上午和下午两次。仪式开始时由牧师主持祈祷，教师朗读《圣经》的某一章节，接着由一个教长领唱圣歌。上午的主要节目是牧师的布道。下午则由教师发表一篇布道词，如果教众会没有教师，就由牧师再度登台。每次布道结束时都要进行祈祷。听众可以发问，由牧师作答。随着人口增加和定居地的扩大，许多居民远离会堂，日常宗教活动缺乏保证。当局和教众会担心这样会导致道德松弛，滋生离心倾向。因此，新定居地必须修建会堂，在一时没有建成的地方，冬天由其他村镇的牧师前往布道。

在新英格兰，清教是一种相当社会化的宗教。根据“天恩圣约”的观念，上帝在和个人订立契约的同时，也与群体订立了契约，要求每个加入者都必须服从上帝，如果一个人犯有过失，就会累及全体，只有对此人进行惩处，方可保持上帝对全体的眷顾。因此，清教注重对教众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教众会有权为全体社会成员制定行为准则。每个信徒既然与上帝订立了契约，他就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绝对不可能背弃协议，故任何破坏契约的行为，必定都是人的过错。可是，具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只有教众会才有发言权，于是教众会就获得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一个人如果想加入教众会，首先必须对教众会现有成员与上帝订立的契约表示赞同，入教后须服从教众会的规章。教众会有权对违背规章的信徒进行审判。信徒若有过失，须向教众会忏悔，只有忏悔获得通过，才能重新享有信徒的各项特权。在清教徒看来，生活中事无巨细均与宗教相关，因而任何过失都可由教众会过问，如行为不检、偷盗、纵火、斗殴、舞弊、谋杀和忤逆等行为，教众会都有权处理。

清教强调秩序，承认现有的等级和服从格局，要求信众各安其分，这在一起程度上引导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清教徒初到北美，希望建立一个高度一致的清教共同体，他们将基于共同利益的“秩序、安宁与和谐”视为理想的社会状态，要求人们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抑制欲望。但是，这种对一致性的过分追求，导致了信仰的封闭性和社会的排他性。为了保持社会纯一性，信仰成为接纳社会成员的首要条件。在17世纪前期的马萨诸塞，非清教徒很难立足，殖民地当局禁止各村镇接受“陌生人”定居。(79)非清教徒或异端分子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人，遭到无情的排斥。

这种以排除分歧为目标的做法，反而加剧了清教内部的分裂和斗争。正统清教牧师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和方式加以指责，对于背叛本派的行为尤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在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先后出现了两个有影响的反对派领袖，一个是罗杰·威廉斯，另一个是安妮·哈钦森。威廉斯批评教会不按《圣经》办事。哈钦森夫人公开宣称教会的许多领导人和教士都没有得到拯救，而她本人则能直接听到上帝的声音，直接和基督交流。这种说法与清教的正统观念（信徒只能从《圣经》领悟上帝的旨意）大相径庭，被指斥为“唯信论”。清教正统派领袖把反对派看成一种挑战和威胁。温斯罗普对反对派十分蔑视。据说，哈钦森夫人的追随者威廉·戴尔的妻子(80)产下一个死胎，形似怪物，温斯罗普在日志中详加记载，认为是上帝惩罚反对派的证据。(81)反对派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威廉斯于1636年离开马萨诸塞，哈钦森夫人则在1638年遭到放逐。

清教的这种偏执和缺乏包容，难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清教徒自己曾饱受迫害和排斥，何以不能推己及人，在信仰上略显宽容呢？实际上，正是因为清教长期处于受排挤的少数派地位，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担心宽容和混合会导致信仰的丧失，不得不以排他性和封闭性来维护信仰认同。但是，随着定居地的扩展和世代的更替，新英格兰的宗教气氛变得淡薄，居民生活方式中的宗教取向也趋于弱化，社会的包容性逐渐增强。(82)

在新英格兰早期的政治生活中，清教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清教徒秉承加尔文派的理论，认为教会属于精神的王国，而国家乃是现世的王国，两者必须分开，教士不得直接参与现世政治；同时，教会和国家又须密切合作，共同服务于“人的精神福祉和上帝的荣耀”。清教徒还相信，教会和国家可以相互加强，国家保护教会，而教会则应协助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教会自命为道德风尚的卫士，过问各种刑事犯罪。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初期，知名牧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约翰·温斯罗普在处理世俗政治事务时，十分倚重约翰·科顿等教界人士，以致他们被人称作“老板”（masters），而不是牧师（ministers）。这些牧师经常出席大议会，与官员会谈，提出各种建议，而且认为官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政治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呈错综复杂之势时，牧师的态度可以导致局面的改观。(83)此外，即使是清教牧师手中控制的吸收教众会成员的权力，也可对宗教事务以外的领域发挥影响。同时，俗界领导人大多带有强烈的宗教取向，清教观念在殖民地的法律和政策中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然则这是否意味着清教殖民地实行的是神权统治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新英格兰，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加尔文那样集教俗权力于一身的宗教领袖，牧师也没有现世的政治权力，而俗界人士反而可以介入宗教事务。而且，清教领袖还认为，英国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界线过于模糊，国王充当教会首脑，牧师和教会官员对地方干预过多。在马萨诸塞，虽然担任公职者必须是教众会成员，但牧师不得直接参政，不得当选大议会代表，不得担任任何世俗官职，在涉足地方事务时也不得违背当地居民的意志。教会不但无权干涉或剥夺居民的现世权利，而且其自身的权利还需要世俗的法律提供保障。新英格兰也没有设立教会法庭，即便是异端事件等宗教性的案件，也须由俗界法庭审理。地方事务则基本上属于俗界官员的权限之内。(84)

4.新英格兰联盟

同北美其他地区相比，新英格兰是一个具有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区域；但在这个地区内部，各殖民地之间围绕信仰、边界和土地权利等问题，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冲突。必须要有一个突出的共同难题，才能使它们克服分歧，形成某种联合的机制。印第安人对定居点愈益严重的威胁，一度充当了推动新英格兰各殖民地谋求联合的主要动力。

1639年，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曾提出联合的动议，但因双方各怀心事，以致无果而终。稍后，外敌的威胁日趋严重，联合的必要性随之增强。英国内战开始后，殖民地难以指望从母国得到可靠的保护，只得谋求自保。1643年，经马萨诸塞倡议，各清教殖民地组成了一个“为了进攻和防卫的牢固而永久的友好亲睦同盟”，称“新英格兰殖民地联盟”。加入者有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普利茅斯和纽黑文，不包括罗得岛。联盟的领导机构为8人委员会，每年开会一次，并可随时召开紧急会议；委员会中如有6人达成一致，便可就战和问题作出决断。联盟成员分担战争负担，任何成员受到侵略时，其他成员必须援助。除军事目的外，联盟还可协调相互的争端，引渡逃亡契约仆，促进共同的宗教和其他利益。(85)

新英格兰联盟成立以后，经历了四个演变阶段。在1643—1653年间，联盟在外交、和战等问题上发挥了半主权实体的作用；在1653—1672年间，联盟出现危机，一度停止了活动；随后进入恢复阶段，但在复辟王朝时期再受重创；在新英格兰领地崩溃后，各清教殖民地试图重建联盟，但没有成功。(86)

在鼎盛的时期，联盟致力于调解各殖民地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关系纠结复杂，不时发生纠纷。从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沿康涅狄格河运出的货物，须在康涅狄格境内缴纳货物税，令马萨诸塞居民颇为不满。于是，马萨诸塞作出激烈的反应，对联盟所有成员进入波士顿港的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经过联盟的调处，马萨诸塞取消了报复性关税，而康涅狄格也不再对过境货物征税。另一个引发矛盾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处置从皮阔特人那里夺取的土地。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都声称自己对打败皮阔特人贡献最大，要求得到更多的土地。起初，联盟委员会以皮阔特河划界，以西地区归康涅狄格，以东地区则交给马萨诸塞。可是，康涅狄格当局鼓励居民迁往河东地区。联盟委员会只得重新确定以米斯蒂克河为界。1662年，康涅狄格获得了特许状，其边界推移到纳拉甘西特湾。

联盟的共同敌人是印第安人和荷兰人。荷兰人在哈得孙河流域和特拉华河流域建立了殖民地，并与一些土著部落结为同盟，对边界一带的清教徒居民构成威胁。荷兰人声称，哈特福德一带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并想得到由纽黑文居民占有的海岸土地。双方在贸易上也有摩擦和冲突。1650年，英荷双方在哈特福德签订条约，划定边界，暂时排解了纠纷。但矛盾并未消除。1652年，英国与荷兰发生战争，新英格兰联盟也对新尼德兰伺机行动，夺取了荷兰人在康涅狄格河上的一些贸易据点。

殖民地居民与当地部落的关系，更是愈益紧张。在马萨索伊于1661年去世后，当年“清教徒始祖移民”和印第安人建立的友好关系，逐渐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万班诺阿格人的新任首领美塔科姆（白人称“菲利普王”）对白人定居点的扩大深感不安，担心有朝一日他的部落会完全失去家园，同时对白人向他的部落出售烈性酒也大为不满。他联络从哈得孙河到肯纳贝克河这一广大地区的各个部落，试图一举驱逐白人。从1675年夏天开始，印第安人对新英格兰各地的白人定居点发动袭击，仅有罗得岛因威廉斯对印第安人较为友好而得以免于战火。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他们想用奖金诱使纳拉甘西特人攻打万班诺阿格人。但前者站在菲利普王一边，殖民地居民对此十分愤怒，便攻破了该部落的核心据点，放火焚烧房舍，致使500名妇女和儿童葬身火海。另有约500名土著武士战死，殖民地民兵也损失了207人。在战争前期，印第安人一度很有声威，前锋直逼波士顿。及至1676年夏天，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白人的方向转化。一个接一个的部落被打败，菲利普王的妻儿也为白人捕获，其他亲人则遭到杀害。不久，他的武士纷纷投降，而他本人坚持与白人周旋，多次死里逃生。最后，他在一次逃跑时为同伴所杀。他的头颅被悬挂示众，妻儿被卖为奴，其他被俘的印第安人也大多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场历时一年的战争，以土著部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战争对新英格兰联盟也是一场严峻考验。战争初期，虽然联盟向各成员分配了兵力份额，但由于在指挥权上存在分歧，各殖民地自行其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盟友，暴露了联盟的虚弱和本位主义的强盛。尽管土著部落最终被打败，但联盟也受到了严重削弱。

三、第二次殖民浪潮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再度活跃起来。在短短20余年里，北美大西洋沿岸一线出现了纽约、宾夕法尼亚、特拉华、新泽西、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等6个新殖民地，几乎达到13个殖民地的一半。

1.从新尼德兰到纽约

纽约的前身是荷兰人建立的新尼德兰。1609年，英国人亨利·哈得孙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支持下，对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河流及沿岸地区进行了考察，发现那里有美妙的草地、鲜花和茂密的林木，自然条件优越，开发毛皮贸易的前景尤为可观。随后，荷兰人开始进入这个地区。1614—1618年间，新尼德兰公司在卡斯尔岛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存在时间甚短。1624年，荷属西印度公司在今奥尔巴尼建立了贸易站，此后到那一带活动的荷兰商人接踵而至，垄断了当地的毛皮贸易。1625年，荷兰人打算在曼哈顿岛建立定居点，并于次年以价值60弗罗林的货物，从当地部落换取该岛，建成阿姆斯特丹要塞。(87)接着陆续有荷兰人迁来开荒种植。到1630年，哈得孙河口地区演变为半定居的殖民地，称新尼德兰，由荷属西印度公司管理。公司注重贸易，对定居开发投入甚少，以致新尼德兰在经济上长期不能自给。定居地居民多为外籍移民和流浪的单身汉，并无在当地安家立业的长久打算。这些都限制了殖民地的发展。1630年，新尼德兰居民约300名，10年后增至500名，到1664年还不足9000名。(88)而在1660年，弗吉尼亚已有27020人，马萨诸塞有20082人。(89)居民稀少，开发缓慢，使新尼德兰在同英属殖民地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在很大程度上，新尼德兰命运取决于英荷关系的变化。1660年以后，荷兰这个新兴的海上帝国，成了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连续推出《海上贸易条例》(90)，一心要与荷兰争夺海上贸易的垄断权。同时，英国人对新尼德兰也有图谋。在哈得孙北美之行以后，荷兰即宣称对北纬40度至54度之间的土地拥有独占权，而新尼德兰的边界并不明确，英国则坚持把北纬34度至48度之间的地域算在自己的名下。英裔居民逐渐渗透到荷属北美的边缘地带，许多新英格兰人移居长岛。新尼德兰总督彼得·斯图维森曾与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当局谈判，签订了一个边界协议。新英格兰并未将协议提交英国审批，因而不具有牢靠的法律效力。英王查理二世之弟詹姆斯（封约克公爵）是一个强硬的反荷派，对荷兰的海上优势尤为眼红。1664年3月，他从英王那里领取一份特许状，在北美获得一片辽阔的土地，从康涅狄格河西岸一直延伸到特拉华湾东岸，包括长岛、南图克特岛、马撒葡萄园岛和缅因东部在内，地理范围远远大于后来的纽约。(91)特许状还授予约克公爵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命所有官员，制定各种法律和规章，决定除须上诉到英国的案件以外的一切司法问题，控制贸易和确定关税，管理土地授予。特许状没有提到在殖民地设立议会的问题，约克公爵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处理殖民地的各项事务。这就使约克公爵成为北美权力最大的业主。

1664年4月，约克公爵指定理查德·尼科尔斯为副总督，率领4艘船，运载450名军人，前往新阿姆斯特丹夺取他的封地。荷兰人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荷属西印度公司也未派出援军，英国人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新尼德兰。依照约克公爵在英国封地的名称，新阿姆斯特丹被易名为纽约（新约克）。根据1664年8月荷英订立的投降协议，新阿姆斯特丹现有荷裔居民仍为自由民，仍得占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货物和船只等财产；他们还享有信仰自由，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和习俗。(92)同年10月，荷兰人与英国人订立另一项协议，再度宣布保护荷裔居民的人身、财产和宗教信仰。(93)虽然荷兰殖民地被英国人征服，但荷裔居民并未沦为被征服者，而是享有同等权利和保护的自由居民。荷兰殖民地前总督斯图维森也留在纽约，在英国人治下安度余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先例，意味着英属殖民地有很强的开放性，可以接纳和包容外国的移民，即使是战败者也不例外。当然，这决不是说英国的征服对于荷裔居民的生活毫无影响。实际上，面对新的统治者以及新来的英国人，有的荷裔居民可能受到了重新界定身份的困扰。(94)

尼科尔斯在纽约所面对的问题，与那些新建的殖民地迥然不同。他的当务之急，不是要设法在恶劣环境和土著部落的双重威胁中寻求生存，而是如何在族裔成分复杂的居民中间确立英国的权威。新尼德兰的居民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其中有长岛和韦斯特切斯特的英裔居民，纽约城和哈得孙河两岸的荷裔居民，以及在特拉华河以西和以南地区的瑞典、芬兰等国的移民。尼科尔斯颇有眼光，觉得如果对荷裔居民处置得当，就可以将他们变成英国的可靠臣民。他决定采取宽松而灵活的措施，经约克公爵同意，对原有居民实行宽大政策，凡愿意离开者一律放行，并可携带财产迁徙；留下的人只须作起码的效忠宣誓，并不强迫他们为英国而战，也不触动他们的宗教信仰；在荷裔居民集中的地区，荷兰法律依然有效。对于英裔居民，尼科尔斯另有政策。他召集13个英裔居民村镇和4个荷裔居民村镇的34名代表开会，讨论他主持草拟的关于地方政府、商业、贸易、司法、民事、刑事和印第安人问题的法令，这些法令在公布后得名“公爵法”。其中部分法令是以新英格兰的法律为蓝本而制定的，授予村镇居民选举官员、建立教众会及征税以供养牧师的权利，但未提及设立民选议会、召开村镇会议和征税须经居民同意的原则，令新英格兰移民感到不满。他们显然希望移植新英格兰的制度和习惯，而尼科尔斯则更注重恢复英国的传统，尽可能建立“合乎王制的政府”。(95)

荷兰人当然不甘于拱手出让新尼德兰。1672年，英荷再度爆发战争；次年，荷兰人围攻纽约，迫使英国人投降。可是，英国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荷兰只得于1674年2月再度交出新尼德兰。荷兰人这个收复失地的短暂插曲，并未在纽约留下多少痕迹。1685年，约克公爵即位成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纽约随之由业主殖民地转变为王室殖民地。

2.卡罗来纳的创建

卡罗来纳的开端，牵涉到英国许多著名的权势人物，其中一位是内战期间流亡到巴巴多斯的约翰·科利顿爵士。他在那里拥有一个种植园，发现当地白人人口过剩，想在弗吉尼亚南面建立新的移民点。(96)为此，他和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往来密切，并联络乔治·卡特利特爵士、约翰·伯克利（伯克利男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后来受封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爱德华·海德（克拉伦敦伯爵）、乔治·蒙克（阿尔伯马尔公爵）、威廉·克雷文（克雷文伯爵）等8人，结成一个利益团体，借助他们与查理二世的亲密关系，于1663年3月24日取得了卡罗来纳特许状，获准在北纬31～36度之间的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拓殖地。这片土地包括后来的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他们计划建立若干个业主殖民地，自己坐镇英国，借土地投机而大发其财。

第一个来到卡罗来纳定居的白人，名叫纳撒尼尔·巴茨。他于1655年在阿尔伯马尔海峡西岸筑屋而居，与印第安人做买卖。但是，随后的移民工作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卡罗来纳的业主不愿投入更多资金，在菲尔角落脚的巴巴多斯人也被迫于1667年迁走。而且，参与创建卡罗来纳的各个群体，对于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土地关系各有主张。具有新英格兰背景的移民，希望仿效新英格兰的自治体制，于1663年提出了一份《声明与建议》，主张未来的居民有权向业主提出总督和参事会成员的候选人。1665年，来自巴巴多斯的一群人又签署了《特许与协议》，以取代1663年的《声明与建议》。在一个时期内，卡罗来纳的白人居民仅是早年移居阿尔伯马尔的弗吉尼亚人，因而在时人的观念中，这个地区不过是弗吉尼亚的南部边陲。

1669年，阿什利·库珀成了卡罗来纳业主团体的领头人，卡罗来纳的移民开发渐有起色。阿什利·库珀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辉格党人，他理想中的卡罗来纳，应是一个由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的权势集团所统治的社会。他试图采用弗吉尼亚式的“人头权利”，以吸引英国国内的移民。他还邀请当时年仅37岁的约翰·洛克协助起草了《卡罗来纳基本法》。(97)根据这个文件，卡罗来纳将建立民主制和贵族制混合的政体，在宗教上实行信仰自由，任何教派，甚至异端都可以合法存在。其他业主则坚持在《基本法》加入一条：安立甘派为卡罗来纳的“官方教会”。阿什利·库珀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刻意在当地培植一个贵族集团。卡罗来纳特许状允许业主授予贵族头衔，而《基本法》则创造了“领主”和“卡西克”两个贵族等级。这两种贵族的产生，与阿什利·库珀对土地关系的规划有直接的关联。根据《基本法》，卡罗来纳分成若干个县，每县土地的五分之一保留在业主手中，五分之一分给贵族占有，余下的五分之三则在普通居民中间分配。所有自由持有者每年须按每亩1便士向业主缴纳代役租。(98)按照业主们的初衷，这种土地政策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要求，既能吸引有钱人投资，又能招募普通移民前来定居。在1669—1698年间，《基本法》至少经过5次修改，但从未完全实施。一旦移民大量涌入，情势就不再以业主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卡罗来纳实际形成的社会，与《基本法》的构想大有出入。多数居民为普通自由持有者，而大地产占有者为数不多。

1669年以后，陆续有移民从英国出发来到卡罗来纳。最初，卡罗来纳的定居地集中在阿尔伯马尔地区，但这里的居民曾饱受旱涝和飓风的袭扰。在卡罗来纳南部地区，直到1670年，才有白人在阿什利河畔建立了第一批定居地。虽然一开始也受到疾疫流行、食物匮乏的困扰，但移民们的处境远胜于詹姆斯敦。英国人在北美积累的拓殖经验，以及初具规模的海外贸易体系，都给卡罗来纳这些后建的殖民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在《基本法》中没有提到卡罗来纳的南北分界问题。当白人移民增多后，北部的阿尔伯马尔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各自的议会和参事会，但由同一个总督管辖。从1710年开始，两个殖民地有了各自的总督。但这两个殖民地的政治地位长期没有确定。北卡罗来纳深陷各种势力的激烈冲突之中。在南卡罗来纳，来自巴巴多斯的移民和业主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他们集中居住在库珀河的古斯克里克一带，在当地人口中占很大比重，不少地方官职由他们担任。他们极力阻止或拒绝实施《基本法》以及业主制定的其他法规。后来，来自新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移民相继迁入，逐渐抵消了巴巴多斯移民的势力。

北卡罗来纳北部地区最初的居民，大多来自弗吉尼亚。1700年以后，弗吉尼亚人口增加，土地短缺，越来越多的人南下北卡罗来纳，有些弗吉尼亚人由此很瞧不起北卡罗来纳，用弗吉尼亚总督托马斯·卡尔佩珀的话说：“北卡罗来纳向来是美洲的藏污纳垢之所，是我们那些离经叛道之辈的栖身之地。”(99)1701年，英王派到殖民地的代表爱德华·伦道夫也说，“北卡罗来纳居民不多，分散在湖畔河边。他们很贫穷，所以安全无忧”。(100)1725年后，许多南卡罗来纳人迁居到南、北卡罗来纳交界的菲尔角地区。在此后的30年里，这里的人口增长极快。此外，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瑞士移民以及教友会信徒也来此定居，使这里的族裔和宗教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阿尔伯马尔地区受弗吉尼亚影响，重点发展烟草种植业；菲尔角一带则以输出造船物资闻名。与南卡罗来纳相比，北卡罗来纳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种植业，因而奴隶劳动也不及前者普遍。

起初，南卡罗来纳居民曾颇费周折地摸索生财之道，尝试种植过甘蔗、靛蓝、烟草、棉花和生姜等多种作物，也曾发展养蚕和酿酒业，最后才发现种植稻米最有前途。关于南卡罗来纳水稻种植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据一种传说，1694年，有个从马达加斯加来的船长抵达查尔斯顿，将一袋稻谷交给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史密斯的大农场主，史密斯遂将稻种分给他们的几个朋友尝试栽种，结果获得了成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因为弗吉尼亚早就进行过种植水稻的实验；南卡罗来纳建立以后，也一直在探索水稻种植技术，17世纪70—90年代的许多文献都提到了水稻。另外，1696年3月当地有法令规定，水稻可以作为缴纳代役租的实物。由此推断，南卡罗来纳种植水稻的历史，肯定早于1694年。有可能是在1694年左右引进了较好的品种，并于转年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植。(101)稻米最初向葡萄牙出口，并且很快独占了那里的市场。稍后又大量销往西印度群岛。1704年，英国将稻米列为不得由殖民地直接出口国外的商品。1731年，英国又将稻米从“列举品”名单上除掉，加上脱粒去壳技术的改进，水稻种植者颇受鼓舞，扩大了种植面积，出口量有明显的增长。于是，稻米种植成为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经济支柱。稻米种植需要繁重的劳动，种植者使用大量的田间奴隶，从而使南卡罗来纳成为英属北美奴隶制最盛行的殖民地。

3.“神圣的实验”

教友会(102)是英国宗教改革后出现的一个小教派，其领袖人物为乔治·福克斯，主要活跃于威斯特摩兰、坎伯兰、约克、兰开斯特及东南各郡。教友会与英国国教存在明显的分歧。他们认为，《圣经》只是宣布了信仰的“源泉”，而不是“源泉”本身，因而不能把它视为所有真理和知识的来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世界”，在接近宗教真理方面，不存在教士和俗人的差别；上帝将“灵气”平等地赋予了每个人，而无分种族、性别和阶级，因而人人都要受到其同伴的平等对待。此外，他们讲究勤劳俭朴，谴责享乐偷闲；崇尚友爱和平，厌恶战争和暴力；追求信仰自由，反对宗教迫害。(103)这些横生旁出的原则和主张，当然不能见容于英国的权势集团和主流教派，被视为异端而受到了迫害。在复辟王朝时期，至少有1.5万名教友会信徒遭到监禁，大约450人死于狱中。(104)然则迫害非但未能遏止教友会的发展，反而使信奉者不断增加。在1660—1680年间，教友会信众的数目翻了一番。据说，1678年，仅伦敦一地就有1万名教友会信徒。(105)

宾夕法尼亚虽为教友会所创建，但教友会之在北美活动，却先于这个殖民地的建立。从缅因到卡罗来纳的广阔地域，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在新英格兰的遭遇，尤其引人注目。新英格兰本是清教徒的一统天下，而教友会传教士仍不惜代价地到那里传教。为了引人注意，他们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策略，如故意打断清教的仪式，或在会堂走廊上脱衣行走。殖民地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但这些富于殉教精神的人不久再度回来，令当局十分恼怒，决定严加惩处。

教友会传教士克里斯托弗·霍尔德和约翰·科普兰，曾因在马萨诸塞传教而受到鞭笞和驱逐；1658年6月，两人再度进入马萨诸塞传教，在戴德姆被捕，并被押解到波士顿。清教徒在这里举行了公开大会，向他们宣传清教信仰，但他们不为所动。当局遂割去他们每人一只耳朵，以示惩戒，并在驱逐他们时威胁说，如果在马萨诸塞再见到他们，就处以死刑。是年10月，马萨诸塞议会制定法律，可用死刑对付第二次进入的异教传教士。1659年9月，当局驱逐了3名教友会传教士，他们是威廉·鲁滨逊、马默杜克·斯蒂芬森和玛丽·戴尔。不久，这3人再次出现在波士顿，马上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行刑时，戴尔被缚手蒙面。当两名同伴被绞死后，她获得了释放。一年后，她又在波士顿被捕，而且拒绝发誓不再回来，于是当局决定绞死她。当她站在上绞刑台的梯子上时，行刑者给了她在生死之间作出选择的最后机会：只要答应回家并不再来马萨诸塞，就放她一条生路。她断然地答道：“不，我不能。”最后慷慨赴死。

戴尔之死在清教徒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传出了要求废止用死刑对付教友会传教士的呼声。1661年5月，马萨诸塞制定《大车和鞭笞法》，对入境的教友会传教士取消死刑，改为将他们绑在大车上送出境外，一路鞭打示众。这类针对教友会的严刑峻法，引起了英王查理二世的关注，曾派人加以干预。但是，所有压制措施并未阻止教友会在新英格兰的活动。1672年，乔治·福克斯亲赴罗得岛访问；向来以倡导信仰自由著称的罗杰·威廉斯，提议两人进行一场宗教辩论。但信未能送到福克斯手中。后来，威廉斯还是与福克斯的3个门徒举行了几天的辩论，结果他并未占据上风。这表明教友会在罗得岛已经颇有声势。1674年，教友会信徒在波士顿集会。次年，马萨诸塞当局立法禁止此类集会，并责令保安员到各处巡查，驱散教友会的集会。直到1677年，马萨诸塞才停止了对教友会信徒的迫害。

最终促成宾夕法尼亚建立的机缘，并非来自教友会在北美的活动，而得益于威廉·佩恩的努力。佩恩在当时可算是才智之士，曾受教于牛津大学，系王家学会的成员。他交通王侯，与约翰·洛克、威廉·配第等人亦有往来。他的阅读兴趣相当广泛，从弥尔顿的诗歌到李维的著作，都在他读过的书单之上。他拥护英国的混合制衡政体，相信社会契约学说，认为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乃在于增进幸福和保障权利。他强烈反对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称《大宪章》追认了在英国古已有之的自由。他还坚持信仰自由，立志要捍卫教友会的权利。同时，他对北美殖民很有兴趣，在1680年发表了《论殖民地的裨益》一文，赞同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海外殖民可以加强母国的实力。他既是教友会的领袖，又懂得经营实业，有志向、而且有能力在美洲开展建立理想社会的实验。他的父亲威廉爵士系查理二世的近臣，是一个铁杆保王党人。借助这种特殊关系，佩恩在1681年3月顺利地获得了一份特许状，可在北美建立一个业主殖民地。

当时，业主殖民地的形式在英国国内已招致不满，而佩恩却仍能获得特许状，不免使人对国王的动机做出种种揣测。有人说，国王要用美洲的土地来偿还他所欠威廉爵士的债务；还有人说，他想借机把非国教教徒转移到国外。不论真相如何，这次授地使佩恩得到了一个进行社会实验的好机会。为纪念其父威廉爵士，佩恩将未来的殖民地命名为宾夕法尼亚。不过，佩恩还是受到了反业主殖民地风气的影响，与以往的业主特许状相比，他获得的授权和特权较少，而限制却很多。特许状要求业主遵守和实施《海上贸易条例》，允许王家海关官员进入殖民地港口，要向伦敦派一名常驻代表，殖民地通过的法律须经国王批准，在业主、总督和当地议会的同意下，国王可根据英国议会的法令向殖民地征税。尤其是关于殖民地立法须经国王批准的条款，在此前的业主特许状中未曾出现过。(106)

佩恩本着建设理想社会的愿望，苦心孤诣地为未来的宾夕法尼亚设计适当的政体。他希望未来殖民地的政府，既能使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又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福祉。他为此起草了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经过十余次修改方得成形。每一稿的内容均有所不同，有的倾向于以业主权力为核心的贵族制政体，有的则带有强调“自由持有者权利”的民主色彩。“政府框架”的最后一稿形成于1682年，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将一系列关键性的权力赋予了总督和参事会。

在起草和修改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佩恩受到了什么影响，感到了何种压力，今天已无从稽考。佩恩虽然富于理想主义精神，但他显然明白，未来的殖民地能否建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友会上层人士和大商人的支持。因此，他在设计殖民地的政体和土地政策时，必须照顾到上层人士的利益。他曾允诺向在宾夕法尼亚购买大量土地的人授以官职。实际上，在1684年以前，所有在殖民地购买5000英亩以上土地的人中，仅有4个没有得到重要的职位。同时，佩恩认同于英国政体及其社会基础，怀念“旧时的贵族与乡绅”，相信贤人政治，认为只要统治者人好，政府就不可能变坏。(107)这一切都促使佩恩最终采纳了贵族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

佩恩还对未来殖民地的社区作了规划。按照他的设计，每个村镇占地5000英亩，呈正方形，居民住所有序地建在中央。但是，实际的移民和定居不可能如此按部就班地展开，许多人在土地测量开始前就已定居开荒，而边疆地区的局面更加难以控制。因此，最后建成的村镇，还不如新英格兰有规则。

获得特许状以后，佩恩亲自出马开展宣传，发起了向宾夕法尼亚移民的运动。很快，这里的居民开始增加，到1685年，移民总数达到8000人。(108)早期的教友会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社会的中下层，自耕农较少，而以农业劳工、手艺人和仆役居多，其中一半左右是以家庭为单位迁徙的。(109)富饶而廉价的土地，无疑是吸引移民的最大磁力。1684年3月16日，有个移民在信中写道：“不管是谁，如果他自己花钱来到这个地方，他就会变得相当富有；如果他能把家人或者几个男仆带来，就尤其能够致富，因为仆役在这里太昂贵了。”(110)这封信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宾夕法尼亚土地肥沃，只要投入足够的劳动，发家致富并非难事。

宾夕法尼亚的顺利建成，得益于此前几个殖民地的经验。佩恩本人于1682年来到宾夕法尼亚，召集各县的代表开会，讨论和通过在英国已获同意的“政府框架”和“四十法令”，并于1683年3月召开了议会。佩恩不在北美期间，殖民地事务被交付5名受托人掌管。这几个人都是他的私人朋友。另外，还有“业主代表”负责出售土地，参事会则操持行政事务。1688年，佩恩决定任命一位副总督(111)行使管理权。

佩恩主持的“神圣的实验”，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和阻力。早在1682年12月批准“政府框架”的会议上，来自“下游各县”的非教友会代表，就对业主的权势发出了挑战。议会代表中有一半为非教友会信徒，他们力图制定一项新的文件取代“政府框架”，以重新分配权力。1684年佩恩返回英国后，远隔大洋，指挥不灵，殖民地官员拒不执行他的命令。留下来的老一代教友会领袖或死或走，新兴的教友会领头人物占据了由此出现的权力空间，往往不与业主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佩恩对殖民地的局势几近失控。非教友会居民增多，也引发了宗教和利益的冲突。佩恩注重有序地分配土地，指示下属官员测量土地，登记授地情况，并征收租税。这种政策不利于普通移民获得土地，也延缓了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佩恩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和谐，始终只是一个梦想。

不过，宾夕法尼亚的社会和经济得到了稳步而快速的发展，这是此前建立的任何殖民地都无法比拟的。早在草创时期，这里的生产就出现了盈余；在18世纪的前75年，农业生产率更是以每年2%～3%的速度增长。商业贸易也趋于兴盛，费城渐成中部最大的商业重镇。1684年佩恩返回英国时，费城还是一个很小的城镇；15年后他再度来到特拉华河畔，看到的是一座人烟阜盛的“大”城市，规模已在纽约之上，直与波士顿相埒。这里的商人同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出口猪肉、牛肉、面粉和木材等产品。宾夕法尼亚以其土地肥沃、经济兴旺、宗教宽容和财产分布相对均衡，对普通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有“穷人的乐园”（best poor man's country）之称。(112)

4.新泽西和特拉华

1664年6月，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一带有一片土地，被查理二世授予卡罗来纳业主卡特利特爵士和约翰·伯克利勋爵，作为他们忠诚于王室的奖励。这里原本是约克公爵领地的一部分，面积不大，但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对农业定居者很有吸引力。卡特利特以他曾经守卫过的泽西岛来命名，称作新泽西。(113)不过，业主当时并未得到正式的特许状，他们对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大的兴趣。1665年，业主们参照卡罗来纳的《特许与协议》，制定了关于新泽西的管理和移民的规章，奉行自由贸易和信仰自由，免除关税，选举代表组成议会以实行自治，自由移民和服役期满的契约仆均可得到土地，每英亩缴纳半便士代役租。(114)

未料新泽西不久就陷入了混乱状态。伯克利勋爵为了偿还债务，在1674年出让了他名下的土地权利。后来又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落入一群教友会成员手中，其中包括威廉·佩恩。卡特利特的领有权暂时未变。1676年，新泽西一分为二，卡特利特领有的地区成为东新泽西，而教友会控制的地区则叫西新泽西，两个殖民地各有其政府。

佩恩家族利用和王室的特殊关系，于1677年为教友会取得了向西新泽西移民的许可。按照《西新泽西业主和自由持有者及居民的特许与协议》（又称“《西新泽西宪章》”或“《基本法》”）的规定，殖民地设立立法机构，居民享有信仰自由，实行以“人头权利”为基础的授地制度。这个文件的前言中特别指出，要保障居民作为人和作为基督教徒的自由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权利、必须经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权利等。(115)这些原则后来成为新泽西政制和法律的组成部分。随后，西新泽西的教友会居民大量增加，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教友会殖民地。在卡特利特死后，其继承人于1682年将东新泽西卖给了11名教友会信徒，其中又有佩恩。至此，东、西新泽西均为教友会业主所控制。但教友会在东新泽西的势力并不很大。

但新泽西并未由此迎来平稳的发展。新泽西和纽约在边界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加上业主长期没有得到正式特许状，便使近邻纽约有机可乘。纽约总督屡屡插手新泽西事务，加重了局面的混乱。东新泽西于1688年被并入新英格兰领地，1692年重新回到业主手中。西新泽西则几度转手，于1687年为投机商人丹尼尔·考克斯购得，然后转卖给一个48人的伦敦商人集团。经过长期的混乱和派别斗争之后，当地许多人倾向于接受王家政府的管理，甚至连业主总督也持类似的主张。1702年，英国决定将东、西新泽西合并，组成一个王室殖民地，同时保留业主的土地权利和特殊政治地位。

特拉华最早的白人居民来自荷兰。一些在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活动的荷兰人，于17世纪初开始向这里移民。他们在1631—1633年间建立了斯瓦伦达尔，但未能长期存在下来。17世纪初期，瑞典军事上比较强大，而商业能力不足，便与荷兰结为商业伙伴，联合成立了新瑞典公司，准备在北美建立拓殖地。1637年11月，两艘瑞典船从哥德堡起航，于次年3月到达特拉华，建立了永久定居点。1641年，瑞典人购得荷兰人在新瑞典公司的全部股份，将特拉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瑞典。1643年约翰·普林茨出任总督以后，新瑞典出现了生机。普林茨实行高度集权而相当有效的统治，重点发展农业种植，致力于扭转居民因食物匮乏而大量死亡的状况。可是，他未能从母国获得必要的支持。面对荷兰人的觊觎，他对新瑞典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于1653年秋回国。1655年9月，留守的瑞典人向荷兰人投降，新瑞典遂为新尼德兰所吞并。荷兰人于1657年在特拉华建立政府，对瑞典裔居民加以监视，驱逐危险分子，或将他们迁移到新尼德兰。同时，荷兰人、芬兰人也来到特拉华河流域定居，北欧裔居民成为多数。到1663年，特拉华河流域大约有110个种植场，生产谷物和水果。

1664年，约克公爵夺取了新尼德兰，特拉华的地位再次发生变动，变成了纽约的附属。同时，英国加速了对特拉华河流域的瑞典人、荷兰人和芬兰人的英国化。1681年，特拉华在地理上和法律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在各种文件中通常称作“下游各县”，在行政管理上则仍隶属于纽约。1682年，佩恩和约克公爵做了一桩土地交易，获得了特拉华。但是，巴尔的摩勋爵也声称自己对这个地区拥有领有权，双方发生了持续的争执，不过并没有动摇佩恩对特拉华的管辖。特拉华居民一度选派代表参加宾夕法尼亚议会。1702年，特拉华的代表拒绝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在一起开会，两地在立法上出现了分立，而共一个总督。特拉华议会改在纽卡斯尔开会，宾夕法尼亚总督在议会开会时来此接见议会代表。

特拉华在经济上混合了南北特征，既种植烟草，也生产谷物；既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又存在许多中小农场。特拉华长期被视为宾夕法尼亚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没有独立地位，因而不受英国的重视。1754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列举了英属北美所有的殖民地，唯独未提及特拉华。这种忽视反而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自由的空间，使之与康涅狄格和罗得岛等自治殖民地一样，很少受到外来的干预。

四、动荡与重组

1607—1690年是英属北美初立基业的关键年代。但是，就在各殖民地寻求生存发展的艰难关口，英国国内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动。在前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两度爆发内战，处死了国王，成立了共和国，出现了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不久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最后发生了“光荣革命”，威廉和玛丽入主英格兰。殖民地虽远在重洋之外，但仍不能避免这些事变的冲击。当内战开始时，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尚处在移民社会，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移民也大多在世。他们和母国尚有直接的联系，伦敦政局的变化，不仅关乎他们故乡亲友的命运，而且也波及他们对母国的感情，因而不能不作出反应。在复辟王朝和“光荣革命”期间，许多新建的殖民地尚在襁褓之中，也难免受到母国政情的影响。母国政府更替不已，政策摇摆不定，往往使殖民地当局和居民无所适从。处在动荡之中的英国，也无法顾及北美，任由若干弱小的白人定居地在风雨飘摇中挣扎。可见，1642—1689年间英国政局的变动，极大地增添了殖民地寻求稳定的艰巨性。

1.内战与复辟的冲击

英国内战爆发的消息传来，在殖民地居民中引起了震动。据温斯罗普说，他们中有人考虑要回到英国去。(116)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的居民中，确有不少人返回英国，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马萨诸塞返迁的人口尤多，在有的村镇高达10%。(117)有个出生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托马斯·维纳，在17世纪40年代末期返回伦敦，积极从事宗教和政治活动，主张在人间建立基督的千年统治。1661年，他组织了一场“为基督王而战”的起事，有四五十人参加，在伦敦街头战斗了3天，最后失败，他本人被当局处死。(118)在殖民地，有的地方居民之间因立场不同而发生争执，地方政府的权威也遇到了考验。(119)

各殖民地当局一开始对母国的事态持谨慎态度，仅有弗吉尼亚明确表示支持国王。在查理一世遭斩首之祸以后，英国新政权要求弗吉尼亚表态顺从，但遭到拒绝。在任总督威廉·伯克利拥护王权，反对共和国议会通过的《海上贸易条例》，认为那是伦敦商人玩的花招。1651年，英国新政府派特使来到弗吉尼亚，会见了殖民地官员，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同时，议会还把舰队派到了弗吉尼亚。弗吉尼亚议会同意效忠新政府，以理查德·贝内特取代伯克利出任总督。议会乘此机会获得了一些行政和立法权力，宣布自己为人民的代表，是“本地最高的政府权力机关”。(120)但是，当得知克伦威尔去世时，议会马上邀请伯克利再度出山，以便博取复辟君主的信任。但伯克利对于议会的示好似乎并不领情，而表现出强烈的反议会倾向，与之处于持续摩擦之中。弗吉尼亚议会曾向英国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回伯克利总督。

马里兰业主的地位和天主教徒的处境，在内战中更是大起大落。起先是退休船长理查德·英格尔带领一批雇佣兵，攻陷了圣玛丽城，放火抢劫一通，然后押着几个俘虏返回了伦敦。在内战后期，几股政治势力在马里兰争斗拼杀，使这里长期陷于动荡不宁。直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卡尔弗特家族才恢复了对马里兰的控制。

不过，殖民地在母国政治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砝码，无论是新英格兰支持共和的倾向，还是切萨皮克地区拥护王党的态度，都未对英国政局发生多大的影响。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随即着手整饬殖民地。对于曾经积极支持共和的殖民地，查理二世采取宽大政策。他于1662年6月给马萨诸塞大议会发出指示，对内战期间反对英王的人加以赦免和宽恕。(121)为了探明这些殖民地对复辟王朝的真实态度，他还派人前来视察当地政情，未料调查专员在马萨诸塞受到了冷遇。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在得悉斯图亚特君主复位后，率先表示拥护王权，获得了国王的好感；同时又托人游说，从查理二世那里领到了特许状，不仅取得稳固的法律地位，而且维持了早已实行的制度和习俗。查理二世还授权建立了纽约、卡罗来纳、新泽西、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成为英国在北美殖民史上签发特许状最多的国王。

2.民众起事与社会动荡

弗吉尼亚在复辟王朝时期渐趋稳定的政治秩序，在“培根起事”中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次事件与居民的利益分歧、东部和西部的地域矛盾、殖民地当局的政策、同土著部落的关系等多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看上去是边疆中小种植园主向东部权势集团发难，而实际情形远非如此简单。

在查理二世登基后乘势再起的威廉·伯克利，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出身名门，早年就读于牛津，一度涉足文坛，曾有剧作出版。经其兄约翰·伯克利勋爵引荐，他得以出入斯图亚特王朝的宫廷，并获得骑士的封号，于1641年被任命为弗吉尼亚王家总督。他当初因效忠王室而被免职，很自然地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而东山再起。他重新掌权以后，依靠和土生上层人物的联系，构造了一个坚固的权力共同体。他所借重的人大多是大种植园主，他们拥有众多的黑奴，担任参事和各级官员，并以联姻之类的方式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网，有力量使政府的政策向自己一方倾斜，在许多问题上招致边疆地区中小种植园主不满。(122)引发事端的是当局的印第安人政策。

弗吉尼亚的白人定居点已经越出潮汐带，导致白人拓殖者和土著部落的关系日趋紧张。印第安人对殖民地的扩张失去了耐心，反白人情绪不断增强。不过，弗吉尼亚境内的土著部落已经十分衰弱，萨斯奎汉纳人只有100名武士，而向弗吉尼亚当局进贡的19个部落，在1669年所有武士加在一起也不过725人。与此相对照，1674年，弗吉尼亚白人中可以扛枪打仗者达到1.3万人。(123)双方的实力悬殊，印第安人至多只能进行一些零星的袭扰，根本无力阻止白人定居地的扩展。居住分散的边疆居民，往往成为印第安人袭击的目标。他们时刻处于种族冲突的威胁当中，便要求当局对印第安人进行讨伐，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伯克利一度准备出兵攻打萨斯奎汉纳人，可是在队伍即将出发时改变了主意。他主张采取防御性的策略，尤其不希望激怒与殖民地当局保持友好关系的印第安人。1676年3月，议会决定在境内每条大河的上游修建一座要塞，征调500名民兵戍守，以防范部落的进攻。这一战略所费不赀，而效果并不明显，印第安人仍不时报复白人。于是，边疆居民怀疑伯克利和东部权贵集团别有用心，希望维持同印第安人的毛皮贸易，因而不愿对部落用兵。边疆居民承担着沉重的税收，支付边疆防卫的费用，却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恰在此时，弗吉尼亚经济陷入困境，烟草价格低落，许多人的处境每况愈下。另外，议会还不准正规的贸易商和印第安人进行交易，令这些人十分恼怒。从弗吉尼亚社会所郁积的各种不满因素来看，冲突已呈如箭在弦之势。既然弗吉尼亚当局不能有效地处理民众面临的难题，民众就难免自己采取行动。(124)

是年，一些印第安人在边疆地区杀死30余名白人，白人居民呼吁进行报复，纳撒尼尔·培根被一支边疆民众武装推举为首领。培根是一个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人物。他身后没有留下画像、档案和日记一类可以确证其经历的资料，其生平支离含混。后世的历史学家经过考辨，发现了关于他的生平的若干基本史实。他生于英国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早年生活宽裕而放纵，1674年抱着发大财的想法移居弗吉尼亚。他迁徙时随身携带1800英镑，一到弗吉尼亚就跻身于富有者之列。他和伯克利沾亲带故，得到了许多照顾，29岁时就因伯克利提名而进入参事会。他在詹姆斯河上游建了一座种植园，似有和印第安人开展毛皮贸易的打算。这个地区时时处于印第安人袭击的阴影下，培根对印第安人怀有很深的成见，认为土著部落没有好人，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同他们打交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开杀戒。他的这种见解很合边疆居民的脾胃，加上地位显赫，当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攻打印第安人时，就被拥戴为指挥官。

培根既然和伯克利关系非同寻常，也就不想同当局作对。他极力争取获得伯克利的授权，认为如果把民众的注意力转向对印第安人的仇恨，就可以缓解他们对上层的不满。他派人向伯克利表示，如果没有总督的授命，他不会采取行动。但伯克利不为所动，他和参事会都认为，培根那帮人不过是一些最卑贱无耻的穷光蛋，坚决不肯授予培根讨伐印第安人的军事指挥权。培根不免进退两难，他一面向印第安人进军，一面争取与伯克利和解。伯克利难以原谅培根的行为，在5月发布公告加以谴责，并宣布撤销他的参事职务。同时，他宣布议会下院改选，以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培根顶着伯克利施加的压力，继续攻打印第安人，对所有遇到的部落均不放过。伯克利一度表示可以原谅培根的鲁莽，但培根却不愿妥协，仍旧要求当局正式授命于他。这使伯克利甚为恼怒，宣布培根及其随从为叛乱分子。这一声明激化了矛盾，培根等人真的萌发反叛之意，他们在攻打印第安人的同时，开始把矛头指向詹姆斯敦的权势集团。

在应伯克利之命而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培根竟然当选议会代表。6月6日，培根率50名武装随从到詹姆斯敦出席议会会议。他在城中与朋友会面后，被伯克利逮捕。这时，培根和伯克利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培根向总督递交悔过书，使伯克利感到自己的权威得到了尊重；而伯克利则表示宽恕培根的罪行，恢复他在参事会的职位，并同意有条件地授予他指挥权。(125)培根于是离开詹姆斯敦回家，而议会则继续开会。虽然议会的会议由总督主持，但议员中却兴起一股反伯克利的潮流，其骨干力量是中小农场主出身的代表，以及处于伯克利圈子以外的本地上层分子。前者支持扩大选举权，要求缓解债务人的处境；后者则力图打破伯克利集团对权力的垄断。这次议会制定了许多带有强烈政治改革色彩的法令，有的反映了一般农场主的愿望，有的则体现了边疆种植园主的要求。有一项法令废除了限制自由持有者选举权的规定，“自由民”获得了选举教区委员的权利；“自由民”选举的官员可以和当局任命的行政司法官一起主持县法院的事务。还有法令废止了原来东部上层人士所拥有的特权，禁止在殖民地居住不满三年的人出任官职，参事会的成员不得在县法院任职，总督无权任免地方行政司法官和税收官。参事会成员所享有的免税特权也被废除。(126)这届议会因制定的法令与“培根起事”的气氛多有吻合，故有所谓“培根议会”之称。(127)在“培根起事”被平息后，根据英王指示，上述法令均被取消。(128)

伯克利显然没有授予培根指挥权的诚意。培根预感到，伯克利在议会的法令通过后会对他下手，因而先发制人，扩大了起事者的阵容，于6月22日带领500名随从重返詹姆斯敦，再次提出要伯克利授命他指挥手下的队伍。培根的意图无非是要获得合法的身份，不想背上叛乱的罪名。伯克利恼羞成怒，提出要和培根个人决斗以解决冲突。培根仍坚持自己所要求的不过是指挥权而已，伯克利在枪口之下只得让步，向他签发任命书，议会也投票授权他征集所需要的部队。

但这并不意味着“培根起事”取得了合法性。培根的部属除了大肆杀戮印第安人外，还掠劫一切反对者的财货，招致富裕居民的怨愤，起事者被说成最下贱的乌合之众。许多人要求伯克利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伯克利也从未心甘情愿地向培根让步。他发布声明，宣布培根的任命系用武力所夺取，因而无效。培根闻讯调转枪口，再次向东进军。伯克利又一次宣布培根为叛乱分子。培根针锋相对，在7月30日发表“人民宣言”，宣称自己的目标不仅是要彻底消灭所有印第安人，而且还要摧毁同他们的一切贸易往来。宣言对东部权势集团加以谴责：“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掌权和得宠的人物的来龙去脉吧，他们被赋予了处置这些地区的财富的权力；让我们看看他们刚来这里时有多少财产，而现在他们又如何迅速地发家……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出身和教育是否并不低贱，以及他们是怎样假冒具有学识和美德以致如此迅速地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委托和权势……”宣言还宣布伯克利和他身边的参事为“有罪的坏蛋”，勒令他们在4天之内投降。(129)培根就这样在情势的推动下，走上了彻底反叛的道路。他赢得了一些边疆绅士的支持。伯克利则积极组织力量反击。9月19日，培根所部攻入詹姆斯敦，大肆破坏和掠劫，反叛活动达到了顶点。

10月26日，培根死于突发的痢疾，伯克利趁机向反叛者发动猛攻。在英国派出的军队和调查委员会到达以前，他已经恢复了秩序。委员会秉承英王的旨意，想方设法安抚民心，宣布赦免所有自动投降的反叛者。但伯克利是一个心高气傲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他感到自己主政弗吉尼亚30余年，所行均为善政，居然有人公然造反，不免愤愤不平，决意大行报复。他不顾委员会的反对，把许多起义领导者送上了绞刑架，并支持对所有反叛者进行清算。据说，查理二世对伯克利的做法甚感震怒，大骂“这个老笨蛋在那个光秃秃的地方杀死的人，比我因谋害家父一事而杀的人还要多”。(130)对反叛者的清算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他们的家财遭到了报复性的掠劫。英王不得不一再下令禁止这种行为。

伯克利最终并未成为真正的胜利者。经过“培根起事”的扰攘，这位年届七旬、病痛缠身的老总督，不免元气大伤，身心俱疲，在弗吉尼亚的权威也已经崩溃。英国政府只得命他返回伦敦。他在弗吉尼亚的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余年，一度颇有作为，不料竟以这种方式黯然谢幕。而且，社会不满并未随“培根起事”的平息而消弭，在此后若干年里，弗吉尼亚在政治上仍时有动荡。

培根虽曾发表政治主张，但除了坚持不懈地打击印第安人之外，并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目标。他在对付伯克利时往往首鼠两端，举棋不定，几番进军詹姆斯敦，均为情势所迫。他对其手下则缺乏约束，以致麾下人马如同乌合之众。这次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是印第安人。由此可见，“培根起事”与其说是一次下层反对上层的“起义”，倒不如说是一场种族浩劫。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其他一些殖民地。北卡罗来纳的“卡尔佩珀起事”，其影响接近培根在弗吉尼亚的活动。事态同样起于殖民地上层的权力斗争。托马斯·米勒于1670年出任阿尔伯马尔地区的总督，滥用权力，引起反业主派不满。1676年，托马斯·伊斯特丘奇奉命出任总督，米勒改任关税征稽官兼参事会主席。在新总督到任以前，米勒实际上仍然控制着政府。他严厉打击走私，无情对付反对派。1677年，一些反业主分子在议会选举中当选，但米勒宣布选举无效，改以自己的亲信代之。是年12月，米勒以走私的罪名扣押了商船“卡罗来纳号”，令其补交关税。船员发起反击，逮捕了米勒，由此开始了一场大反叛。以约翰·卡尔佩珀为首的造反派起草文书，历数米勒的种种罪状。许多权势人物也遭到逮捕。造反派组成了新政府，以约翰·詹金斯为总督，卡尔佩珀为关税征稽官。伊斯特丘奇抵达詹姆斯敦后，勒令造反派放下武器。但他本人未及亲赴阿尔伯马尔地区平剿反叛，即客死于弗吉尼亚。英国和业主迟迟未对卡罗来纳的事态作出反应，似乎对造反活动置若罔闻，不加追究。造反派因此颇受鼓舞，委派卡尔佩珀于1678年11月赴伦敦说明殖民地的局势。但在英国等待他的却是逮捕。直到1680年，业主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造反派不是叛乱分子，他们受米勒乱政之害，将他就地免职并组成新政府乃为合宪之举。1683年，业主委派的新总督到达殖民地。可是，6年后这里又发生了暴动，民众再次逮捕业主总督，对他进行审判。阿尔伯马尔地区长期未能摆脱混乱的困扰。(131)

巴尔的摩家族统治下的马里兰，也长期处在政治紧张之中，业主和反业主两派之间的斗争很少停息。业主在复辟王朝的支持下恢复了权势以后，在当地民众中引起不满。有人指责业主是马里兰的“绝对君主”，他对其佃户的权力较之英王对其臣民的权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32)另外，高税收和印第安人政策也招致民怨。因此，“培根起事”在马里兰得到了响应。1676年9月，卡尔弗特县一群民众集会，发表陈情书，抨击业主对选举的干涉和过重的税收。当局认为这是反叛，勒令他们放下武器。不少人见状便解散回家。当局抓捕一些领导人，并将威廉·戴维斯和约翰·佩特送上了绞刑架。弗吉尼亚新任总督托马斯·卡尔佩珀发现，马里兰存在“分崩离析的巨大危险”。(133)

民众反叛在殖民地虽然没有普遍性，但反映了殖民地统治秩序的脆弱和政治关系的紧张。政府不能有效应对社会局势，而民众对统治权威仅抱有限的尊重，一旦政府不能及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他们就自行其是。这种局面表明，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还是殖民地自身的政治秩序，都需要进行调整和改进。恰在此时，英国政局再次发生变动，并在殖民地引发连锁反应，给重组带来了契机。

3.北美的“光荣革命”

在复辟王朝末期，英国着手调整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以加强管理和控制。1684年10月，英国吊销了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特许状，还打算取消所有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的特许状，同时在北美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设立三个大政府，以便实行更有效的统治，增加关税收入，建立更强有力的防卫体系。1686年，英国首先建立了“新英格兰领地”，以波士顿为中心，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出任大总督。最初“新英格兰领地”的成员有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后来把普利茅斯、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也囊括进来，覆盖宾夕法尼亚以北的整个地区。这些殖民地的特许状被吊销，原来所享有的自治权利也告丧失。殖民地本来就不稳固的政治秩序，经过这种专断独行的改组，陷入了更深的危机。

安德罗斯忠实地执行国王交给他的使命，对殖民地政治进行改造，从而使之完全成为母国的附属品。各殖民地原来的议会被取消，新英格兰的自治体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以往税收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核定征稽，而“新英格兰领地”不设议会，违背了英国内战前即已确立的“无议会不征税”的原则。领地政府对地方自治进行限制，只允许村镇会议每年开会一次以选举官员。安德罗斯极力提高安立甘教会的地位，引起清教徒的反感和不安。他还调整土地政策，要求新授予的土地缴纳2先令6便士代役租；原来获得的土地证书必须重新确认，缴纳由总督确定的手续费。这些举措违背惯例，激起公愤，被指责为“专断统治”。(134)清教领导人感到，“我们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被摧毁了”。(135)

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奥伦治的威廉作为詹姆斯的女婿，携妻玛丽共同入主英国。英国议会在迎驾的同时，替自己争取了若干重要的权力和豁免，为议会政治的全面兴起作了准备。这一消息最早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到了北美，詹姆斯二世的忠臣安德罗斯立即成为众矢之的。一直对詹姆斯二世的政策心怀不满的清教徒，决不愿错过赶走安德罗斯的良机。当时到处传说安德罗斯要与法国人、印第安人联手，支持保王党和天主教会，这使各殖民地大为震动。1689年4月18日，波士顿居民听到鼓声，纷纷涌上街头，包围了安德罗斯所在的市政厅。商人、牧师和原殖民地领导人出面掌控局势，囚禁了安德罗斯、英王代表伦道夫和其他20余名官员，成立安全委员会，以马萨诸塞原总督、年逾八旬的西蒙·布拉德斯特里特为主席，宣称要在接到英国的指示之前管理马萨诸塞。安德罗斯见大势已去，令其部下投降，避免了流血冲突。普利茅斯、罗得岛、康涅狄格等殖民地，也乘势恢复了原来的政府。

这次行动显然经过了酝酿和准备。起事者当日就发表声明，详细列举了安德罗斯的种种“恶行”，并阐述了他们反抗的“正当理由”：自安德罗斯出任总督以后，就开始了一种“更极端、更专断”的统治，“新英格兰的人民全都是奴隶”；未经议会同意而肆意征税，不设陪审团进行审判，侵犯居民的宗教习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36)当地一些村镇要求恢复原来的特许状，并使原任总督和最后一次按特许状选出的议会复职，然后解散安全委员会。东山再起的清教领导人，打出了恢复“英格兰的自由”的旗帜，争取重新获得被取消的特许状。(137)波士顿的事变在纽约长岛的萨福克县得到了响应，那里的自由持有者在5月发表声明，宣称有必要使英国人摆脱天主教、奴役和“比土耳其人更残暴的”外国入侵的威胁，以确保自由权和财产安全。(138)5月2日，波士顿安全委员会召集各村镇代表会议，表决恢复原来的政府，但未提及发还特许状一事。12月3日，马萨诸塞当局宣布，英国新国王同意他们临时托管政府，造反取得了合法性。

马里兰的局势在1676年事件以后并未得到改善，少数人垄断官职的现象愈演愈烈，宗教矛盾和海关问题也招致不满。1688年英国君主易人，马里兰当局并未及时宣布。相邻的弗吉尼亚和纽约都相继表态拥戴新国王，而巴尔的摩勋爵却迟迟未见反应。(139)关于天主教徒和法国人、印第安人密谋联手对付新教徒的传闻，也在马里兰居民中引起了不安。新教各派居民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向当局发难。

1689年7月，约翰·库德等人率众起事，发布宣言，声称其目的是要推翻天主教业主的不公正统治，拥护新国王对马里兰的主权，维护新教，使居民免受压迫和毁灭。起事者攻占殖民地政府所在地圣玛丽城，逮捕了总督，并于8月自行召开“联合者大会”，建立临时政府，任命地方官员，承认除天主教徒以外的所有现任官员，同时表示要等候英国政府的命令。虽然业主对当地居民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但一时难以平息反对派的愤怒。一段时间过去，英国政府对马里兰的局势仍未表态，以致临时政府控制殖民地达两年之久。于是，造反派差人前往英国争取支持，对新王即位表示祝贺，声称他们已从英王的敌人那里夺回了马里兰，结果博得了英国新政府的同情。1690年春天，起事者接到英王威廉指令，授权他们以王室的名义管理马里兰，直到对事态的调查取得明确的结果。起事者闻讯大受鼓舞。

纽约的起事者却没有波士顿和马里兰的造反派那么幸运。纽约自英国人接管以后，在体制和利益分配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民选议会迟迟未能建立，少数特权人物垄断经济，税收和关税弊病丛生。其中有的问题在1688年以前得到了解决，但所留下的不稳定因素一经刺激，就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动荡。纽约被并入新英格兰领地以后，经济萧条和印第安人的威胁接踵而至，民众情绪激荡，当局处境不妙。1689年4月下旬，波士顿人扣押安德罗斯的消息传到纽约，同时还盛传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正准备联合攻打奥尔巴尼，以致民众惊恐不安，相继起事。

德裔移民雅各布·莱斯勒成为起事的首领。他于1660年移居新阿姆斯特丹，当时不过是一名普通军人。3年后，他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一跃而成为略有家产的商人。起事者打出了拥护英国新国王的旗号，声称要粉碎天主教徒和法国人控制纽约的阴谋。6月上旬，起事者组成安全委员会，代理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逃出纽约，安全委员会接管了政权，莱斯勒被任命为总司令。1690年2月，莱斯勒下令举行议会选举，未得到响应。4月，他再度发出选举号召，选出了新的议会，制定了一些法令，莱斯勒本人出任总督。他极力争取英国当局的认可，反复声明自己对英王威廉和玛丽的忠诚，要求英国批准议会下院提出的参事会人选。对于反对他的种种势力，他也没有轻率地使用武力，表示不想使纽约“浸泡在鲜血里”。(140)可是，他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徒劳。支持他的人基本上限于荷兰裔居民，这些人被他的反对者说成“愚昧无知之辈”。(141)按照当时的观念，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造反，很容易被视为“暴民叛乱”。他不仅难以得到纽约上层人士的认可，派到伦敦的代表也遭到英国的冷遇。相反，他的反对者在伦敦积极奔走，很快取得了英国当局的信任。

1691年春天，国王任命的新总督亨利·斯劳特抵达纽约。在组织政府时，莱斯勒被排斥在外，而在波士顿被民众赶下台的约瑟夫·达德利以及其他原属詹姆斯二世阵营的人，反而获得了参事会的席位。莱斯勒派经过一番徒劳的抵抗后，于1691年3月投降。当局指控莱斯勒发动战争反对英王，伪造纽约官玺，实行谋杀。莱斯勒本人极力否认有意对抗英王，称自己为英王手下的合法官员。(142)另有7名起事领导人和他一起被捕。最后，莱斯勒和他的女婿雅各布·米尔本一起被酷刑处死。他们在刑场上慷慨激昂，气度从容。纽约当局对莱斯勒的处置引起了其他殖民地的关注。马萨诸塞的英克里斯·马瑟后来谈到，莱斯勒死于“野蛮的谋杀”。康涅狄格的詹姆斯·弗莱彻也说，莱斯勒和米尔本被非法处死，令“国王和王后感到很不高兴”。(143)

从波士顿到圣玛丽城，民众自发起事，推翻了詹姆斯二世营建的殖民地秩序。起事者打出了三大旗号：拥戴新国王，反对专断统治，粉碎天主教徒的阴谋。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秩序的愿望和设想，主要意图不过是恢复詹姆斯二世改组以前的状况。他们的行动为殖民地的重组创造了新的契机。

4.殖民地的重组

长期以来，英国对殖民地的局面深感不满。新英格兰有着强烈的自治倾向，《海上贸易条例》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国教牧师不经过伦敦的核准就走马上任，这些都削弱了母国的权威。1688年以后对殖民地的重组，主要目标是改进英属北美的管理体制，将某些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变成王室直辖的殖民地，以便于加强控制。但这种意图与殖民地居民的期盼，不免大相径庭。

新英格兰领地解体以后，马萨诸塞居民煞费苦心地谋求发还自治特许状。英克里斯·马瑟等人奉命前往伦敦，奔走游说于管理殖民地的机构和英王座前，极力强调海湾殖民地的特殊性，试图说服英国发还原来的特许状。但是，在波士顿起事中被囚的安德罗斯和伦道夫等人，返回英国后对马萨诸塞大加指责，将它说成蔑视母国权威、践踏《海上贸易条例》的“独立之邦”，从而加深了英国当局对马萨诸塞自治倾向的猜忌。威廉三世最终决定将马萨诸塞变成王室殖民地。在起草新特许状的过程中，马萨诸塞代表和英国官员讨价还价，尽可能维护殖民地原来的制度和议会的权力。但他们的意见大多没有得到采纳。(144)1691年10月，英国正式向马萨诸塞颁发新的特许状，宣布它为王室殖民地，总督不再经选举产生，改由英王任命，并授予总督否决议会法律的权力；要求实行宗教宽容，禁止以宗教信仰来限制选举资格；同时也保留了自治时期形成的一些制度和习惯，包括由民选代表组成议会下院，以及由下院代表推举参事。(145)

一直没有得到特许状的普利茅斯，在被并入新英格兰领地后丧失了政治地位，居民被迫纳税维持一个他们并不拥护的政府。殖民地的领导人得知“光荣革命”的消息，马上采取行动，极力争取恢复原来的政府，同时向英国当局申请正式的特许状。英国非但没有授予特许状，反而在1691年将普利茅斯划归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居民中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抗议活动，但无力改变最终的结局。

在经历了“莱斯勒起事”的冲击之后，纽约的荷兰裔居民在政治上开始认同英国体制。1691年，纽约确立了新的司法制度，逐步推行英国的共同法，当地居民的权利得到承认。1710年印刷出版了圣公会的祈祷书。纽约社会各方面的英格兰化不断得到推进。纽约当局还在波士顿一带发布传单，宣传在纽约定居的优厚条件。一些移民沿哈得孙河向上游推进，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则从海上进入长岛，在那里按照他们熟悉的方式建立村镇。随着新英格兰移民不断进入，纽约的英裔人口趋于增加。此外，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德意志移民也先后到来。

宾夕法尼亚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但也未免于动荡。佩恩任命的副总督约翰·布莱克韦尔，在1689年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一个由教友会大商人和大土地占有者组成的地方利益群体，崛起于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舞台上，对业主的权势发起挑战。英国新政府注意到宾夕法尼亚的政治局势，计议收回业主特权，把它变为王室殖民地。1693年，英国指派纽约总督本杰明·弗莱彻兼任宾夕法尼亚总督。弗莱彻到任后，旋即取消了业主特许状和“政府框架”，重组殖民地政府。1694年，佩恩向枢密院请愿，收回了对宾夕法尼亚的统治权。但是，从参事会、议会到地方政府的实际政治权力，此时都已落入本地精英的手中。佩恩本人于1699年12月重返北美，试图整顿宾夕法尼亚的政治秩序，未料遇到了本地议会成员的掣肘。他又得知英国贸易委员会否认他统治“下游各县”的权利，于是匆匆离开北美，返回英国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临行前，议会中的反业主派和他折冲樽俎，最终迫使他接受了反映本地政治势力立场的新“政府框架”。这个文件也称作“特权宪章”，它赋予议会许多类似英国议会的权力，改变了原来的土地政策，允许特拉华河下游各县立法自治，扩大了殖民地的自治权。(146)这个宪章在宾夕法尼亚深得人心，当它颁布50周年时，当地人专门在费城铸造一口大钟作为纪念。1776年，这口钟又被敲响，宣告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因而得名“自由钟”。

地位起伏不定的东、西新泽西，终于在1702年合并组成一个王室殖民地，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混乱状况，初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不过，合并后的新泽西在政治上长期依附于纽约，其总督也由纽约总督兼任，直到1738年才有单独的总督。

马里兰业主的地位也陷入了危机。巴尔的摩勋爵想从造反派手中夺回统治权，为此对英王作出承诺，决不追究约翰·库德等人，并任命一位信奉新教的总督。造反派对此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库德本人于1690年秋亲赴伦敦，在英国官员面前与巴尔的摩勋爵当面对质，指斥业主统治黑暗、混乱和不忠，建议英王取消业主的特权。英王欣然予以采纳，以管理不善为由，吊销了卡尔弗特家族的特许状，并任命莱昂内尔·科普利为王家总督接管政府，卡尔弗特家族仅保留了土地领有者的权利。在此后的25年中，马里兰成了王室殖民地，首府由圣玛丽城迁至安纳波利斯，国教成为官方教会，天主教的活动受到严厉禁止。1714年，汉诺威的乔治一世入主英国；两年后，改宗新教的巴尔的摩勋爵恢复了业主地位。此时，马里兰已经走出了混乱局面，虽然统治权重新回到业主手中，但卡尔弗特家族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715年，南卡罗来纳发生与雅马西印第安人的战争，致使殖民地元气大伤，反业主风潮再度兴起。种植园主指责业主在战争期间未能给予有效的支持，要求取消业主地位，变南卡罗来纳为王室殖民地。殖民地议会下院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了领导者。1717年12月，议会下院成员向总督表示，他们不承认业主是他们的“主人”。(147)在老一代业主去世以后，新的业主对南卡罗来纳日益失去兴趣，在殖民地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少。1719年，业主一连否决了议会制定的关于进口税、代役租和选举的几项法令，把殖民地推到了造反的边缘。是年11月，关于西班牙人即将入侵的谣言在南卡罗来纳广泛流传，反业主派借机开始行动，推举新总督，并向贸易委员会上书请愿，要求王室接管。贸易委员会以加强南部边疆防卫为由，建议取消业主地位。1720年8月11日，枢密院正式宣布南卡罗来纳成为王室殖民地，并任命了第一位王家总督。1726年5月，业主试图恢复对南卡罗来纳的控制，遭到殖民地当局和枢密院的反对，只得作罢。

在北卡罗来纳，业主和民众的斗争左右着当地的政治局势。在“卡尔佩珀起事”以后，另一位业主总督又被一群种植园主推翻。1711年，这里再度发生反业主的起事。业主对殖民地的严重失控和管理不善，成了北卡罗来纳的头号难题。于是，英国政府要求业主将卡罗来纳的土地权利出卖给王室。经过多年反复的商议，7份业主权利中有6份为王室收购，仅有卡特利特继承人的业主权利得以保留。1729年，北卡罗来纳变成了王室殖民地。此时，北卡罗来纳人口不过3.6万人，是北美大陆居民最为分散的殖民地。由于英国政府未对北卡罗来纳各级政府作出大的调整，所以从业主控制向王室管理的过渡，并未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

总之，“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对殖民地的重组，乃是英国自北美拓殖地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作，对英属北美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这次调整，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保持了自治殖民地的地位，马里兰、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留在了业主手中，而其他殖民地均成为王室直辖的殖民地。至此，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体系基本确立。同时，殖民地经过长期的动荡，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大体稳定下来。英格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经过同商业公司、业主和英国安排的管理者的抗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赢得了一系列个人权利，使英属北美社会走上了一条私人化和分散化的发展道路；不仅英国没有建立控制英属北美的统一机制，而且各殖民地内部还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利益。

【注释】

(1)通常所说的英属北美，在不同时期所指的地域并不一样。在1660年以前，英属北美不过是散布在弗吉尼亚、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等地的若干移民定居点。到1691年，英属北美扩大到从缅因至萨凡纳河以北的大西洋沿岸地带。在1733年佐治亚建立后，13个殖民地从南到北依次排列在英属北美的版图上。在1763年以后，新斯科舍、魁北克、佛罗里达也成为英属北美的一部分。在13个殖民地独立后，英属北美就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在13个殖民地中，弗吉尼亚、马萨诸塞为商业冒险公司所建，马里兰、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纽约、特拉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为业主所建，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移民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后来，所有公司殖民地和多数业主殖民地为王室接管，契约殖民地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最终得到了英国的承认。从总体上看，英国政府对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工作既缺乏长远而系统的规划，也很少提供物资方面的支持。13个殖民地的建立大多为各种机缘所促成，依靠的是私人和民间的力量，仅有佐治亚在初建时得到过政府的财政援助。在13个殖民地宣告独立之际，英国人意识到当初殖民地建立的私人性和自发性，给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事业埋下了麻烦的种子。参见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导言”第xv页。

(2)G. R. 埃尔顿：《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伦敦：梅休因公司1974年版，第350页。

(3)参见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15～16页。

(4)罗阿诺克岛移民失踪一事，引起了广泛的好奇。18世纪初弗吉尼亚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弗利第二推测，印第安人看到移民得不到本国的补给，便乘机把他们杀了。这个解释曾长期为人们所接受。戴维·奎因在他1974年出版的《英格兰和美洲的发现》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移民离开了罗阿诺克岛，移居到伊丽莎白河一带的切萨皮克印第安人中间，并与他们通婚，接受了土著生活方式；但在詹姆斯敦建立前夕，整个切萨皮克地区的部落都被波哈坦铲除，加入其中的英国人也随之消失。参见沃伦·比林斯等：《弗吉尼亚殖民地史》，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KTO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5)西奥多·拉布：《1575—1630年英国人对海外事业的投资》，见彼得·霍弗编：《殖民运动的背景：关于向北美殖民时期的英国的论文集》，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18页。

(6)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7卷，第3783页。另据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英王颁发特许状的日期为1606年4月10日，普利茅斯集团殖民区域在北纬38～43度之间。见该书第50页。

(7)西格蒙德·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17世纪的弗吉尼亚》，见保罗·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纽约：霍尔德-莱因哈特-温斯顿公司1967年版，第116页。

(8)《乔治·珀西关于到弗吉尼亚的航行以及在殖民地的最初日子的描述》，见沃伦·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1606—1689年弗吉尼亚历史文献》，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4页。

(9)迪博：《美国印第安人史》，第39页。

(10)《乔治·珀西关于到弗吉尼亚的航行以及在殖民地的最初日子的描述》，见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第23页。

(11)《乔治·珀西关于到弗吉尼亚的航行以及在殖民地的最初日子的描述》，见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第26页。

(12)卡维尔·厄尔：《弗吉尼亚早期的环境、疾病和人口死亡》，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97页。

(13)《乔治·珀西关于到弗吉尼亚的航行以及在殖民地的最初日子的描述》，见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第26页。

(14)《弗吉尼亚的新生活：关于拓殖地的成绩和前景的说明》，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9页。

(15)韦斯利·克雷文：《17世纪的南部各殖民地》，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00页。

(16)《乔治·珀西关于到弗吉尼亚的航行以及在殖民地的最初日子的描述》，见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第26页。

(17)乔恩·库克拉：《早期美国的秩序与混乱：英国王位复辟以前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2期（1985年4月），第283页。

(18)《弗吉尼亚的新生活：关于拓殖地的成绩和前景的说明》，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10页。

(19)“戴尔法”（1611年），见杰克·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纽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66年版，第39～42页；另参见《弗吉尼亚的新生活：关于拓殖地的成绩和前景的说明》，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13页。

(20)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20页。

(21)转引自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28页。

(22)转引自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17页。

(23)凯瑟琳·M·布朗：《有用的主妇、下贱的婆娘和焦虑的家长：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性别、种族和权力》，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72页。

(24)约翰·史密斯：《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默岛通史》，安阿伯：大学缩微胶卷公司1966年版，第49页。

(25)克雷文：《17世纪的南部各殖民地》，第104页。

(26)《弗吉尼亚的新生活：关于拓殖地的成绩和前景的说明》，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18页。

(27)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17页。

(28)约翰·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29)厄尔：《弗吉尼亚早期的环境、疾病和人口死亡》，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06页。

(30)卡维尔·厄尔不同意饥荒之说，他认为死因仍是疾病。参见其论文《弗吉尼亚早期的环境、疾病和人口死亡》，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96～125页。

(31)厄尔：《弗吉尼亚早期的环境、疾病和人口死亡》，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19页。

(32)关于罗尔夫的第一批烟草运达英国的时间，其说不一，有1613年、1614年和1615年多种说法。见刘易斯·格雷：《1860年以前的美国南部农业史》，纽约：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1941年版，第1卷，第22页。

(33)查尔斯·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1卷，第153页。

(34)R. C. 西蒙斯：《北美殖民地：从移民定居到独立》，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6年版，第14页。

(35)《约翰·波利信件》（1619年9月30日），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45页。

(36)格雷：《1860年以前的美国南部农业史》，第1卷，第28页。

(37)转引自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第1卷，第56页。

(38)W·基思·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纽约：切尔西书屋1973年版，第3卷，第1876～1883页。

(39)《弗吉尼亚公司给乔治·亚德利的指令》，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43～44页；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17世纪的弗吉尼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26～127页；埃德蒙·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考验》，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5年版，第93～94页。

(40)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97页。

(41)参见布朗：《有用的主妇、下贱的婆娘和焦虑的家长》，第82页。

(42)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28页。

(43)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3卷，第1885～1889页。

(44)约翰·波利：《弗吉尼亚议会记录》（1619年7月30日至8月4日），见梅里尔·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伦敦：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55年版，第283～303页。

(45)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101页。

(46)参见弗吉尼亚·伯恩哈特：《17世纪弗吉尼亚的贫困与社会秩序》，《弗吉尼亚历史与传记杂志》，第85卷第2期（1977年4月），第143～144页。

(47)奥布里·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KTO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8)托马斯·莫顿：《新英国的迦南，或新迦南》，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2卷。

(49)一说出发时为101人，在路途有1人死去，另有2名婴儿出生，故到达普利茅斯时有102人。

(50)在当时的文献中，“五月花”可能指铃兰或黄花九轮草，有时甚至指都铎王朝的象征物玫瑰，也有人认为应当是山楂花。当时名叫“五月花号”的船只不止一艘，在1620年普利茅斯港的记录中，出现了3艘叫“五月花号”的船，故难以确定清教徒移民乘坐的究竟是哪一艘。参见克里斯平·吉尔：《记忆中的五月花号：普利茅斯始祖移民史》，纽约：塔普林格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60页。

(51)威廉·布拉德福德：《普利茅斯殖民地史》，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12年版，第189页。

(52)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第1卷，第291页。

(53)原文为“civil body politick”，或译“民间政体”，不确。见R. C. 西蒙斯：《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朱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页。

(54)《新普利茅斯定居者之间的协议》，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811页。

(55)参见马克·萨金特：《保守的契约：〈五月花号公约〉在美国神话中地位的上升》，《新英格兰季刊》，第61卷第2期（1988年6月），第233～251页。

(56)埃瓦茨·格林等：《1790年联邦人口普查以前美国的人口》，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第10页。

(57)布拉德福德：《普利茅斯殖民地史》，第199～203页；另参见吉尔：《记忆中的五月花号》，第85页。

(58)马萨诸塞特许状中未载明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这究竟是移民领袖有意争取的结果，还是英王无意的疏忽，史学界没有定论。据温斯罗普本人说，弗吉尼亚、百慕大和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的特许状，均规定将统治的权力置于设在伦敦的公司手中，而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费了很大劲”才“删除了”这一规定。这显然是说，他们经过努力才将公司总部搬到了殖民地。参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70页。

(59)《哈钦森文件集》，纽约：伯特·富兰克林1865年版（1967年重印），第1卷，第27～28页。

(60)埃德蒙·摩根编：《马萨诸塞的建立：历史学家和历史资料》，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布斯-梅里尔公司1964年版，第160页。

(61)约翰·温斯罗普：《基督仁慈的一个榜样》（1630年），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2卷，第282～295页。

(62)摩根编：《马萨诸塞的建立》，第163、164页。

(63)据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估计，每户的旅行费用为8～10英镑，其他供给的费用则需17英镑。见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33页注35。

(64)关于马萨诸塞大移民的情况，参见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13～31页。

(65)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852页。

(66)摩根编：《马萨诸塞的建立》，第161页。

(67)约翰·史密斯：《为新英格兰没有经验的种植者献策》，伦敦：约翰·哈维兰1631年版，第12～40页。

(68)《温斯罗普致沃威克伯爵》，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91～493页。

(69)达雷特·拉特曼：《温斯罗普的波士顿：1630—1649年一个清教城镇的素描》，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279页。

(70)参见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120～121页。

(71)纳撒尼尔·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波士顿：威廉·怀特出版社1853年版，第1卷，第160～161页。

(72)参见查尔斯·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第2卷，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7～8页。

(73)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19～523页。

(74)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29～536页。

(75)詹姆斯·阿克斯特尔：《山颠上的学校：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教育与社会》，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6年版，第4页。

(76)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29页。

(77)《哈钦森文件集》，第1卷，第26～27页。

(78)原文为“meetinghouse”，它不同于一般的教堂建筑，既用于宗教活动，又是村镇会议的开会场所。

(79)马克斯·法兰德编：《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第49页。

(80)名叫玛丽·戴尔（Mary Dyer），后来改奉教友会，多次在波士顿传教，于1660年被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处死。

(81)理查德·邓恩等编：《约翰·温斯罗普日志（1630—1649）》，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96年版，第253～255页。

(82)参见迈克尔·朱克曼：《宁静的王国：18世纪新英格兰的村镇》，纽约：艾尔弗雷德·A·洛弗公司1970年版，第7页。

(83)戴维·霍尔：《忠实的牧人：17世纪新英格兰牧师史》，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4年版，第121～123、130～131页。

(84)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20、527页。

(85)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77～81页。

(86)哈里·沃德：《“不联合即灭亡”：1690—1763年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纽约州华盛顿港：肯尼卡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87)曼哈顿的购买者传为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但实际上此人买下的是斯塔滕岛，而购买曼哈顿的人是威廉·维哈尔斯特（William Verhulst）。

(88)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38页。

(89)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期到1970年》，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75年版，第2卷，第1168页。

(90)原文为“Navigation Acts”，通译“航海条例”。不过，在17世纪的英语中，“navigation”可指用于航海的器具，再揆之“Navigation Acts”的实际内容，似以译作“海上贸易条例”为宜。

(91)1664年约克公爵实际夺占的地区较小，因为新泽西已另有归属。后来，纽约的辖地进一步缩小，特拉华被划归威廉·佩恩治下（1681年），马撒葡萄园岛、南图克特岛和缅因东部则并入了马萨诸塞（1691年）。

(92)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2卷，第800～801页。

(93)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2卷，第804页。

(94)参见唐娜·默韦克：《一个文书的自杀：殖民地时期纽约的语言、个人身份和征服》，见罗纳德·霍夫曼等编：《透过一片幽暗的玻璃：关于早期美国个人身份的思考》，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53页。

(95)参见金承福（译音）：《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公爵法”，见《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奥尔巴尼：詹姆斯·B·莱昂1894年版，第1卷，第6～66页。

(96)巴巴多斯岛长21英里，宽14英里，面积仅166平方英里；1660年左右白人居民超过2万人，黑人数目大体相当，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英里250人，为英属美洲人口最稠密的殖民地。参见邓恩：《糖与奴隶》，第75～76、87页；恩格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殖民地时代），第274页。

(97)关于洛克在《卡罗来纳基本法》的起草中所扮演的角色，英美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洛克当时是阿什利·库珀的家庭教师兼私人医生，同时还是卡罗来纳业主集团的书记员，《基本法》最初稿本确为洛克的手书，洛克本人也称这一文件系他所起草。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稿本乃由阿什利·库珀口授，经洛克记录而成，所以其基本思想出自阿什利·库珀。不过，这个文本并未得到其他业主的认可，经过修改后才于1670年得到了批准。业主们希望以此作为未来卡罗来纳政府的永久框架。实际上，后来卡罗来纳社会并未按照《基本法》设定的路线发展。

(98)《卡罗来纳基本法》（1669年），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772页。

(99)转引自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44页。

(100)转引自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47页。

(101)参见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277～278页。

(102)英文为“the Society of Friends”，或译“公谊会”。其信徒称“Quakers”，故也将该派叫做“贵格会”。

(103)参见托尔斯：《会堂与账房》，第5～9页。

(104)约瑟夫·伊利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史》，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之子公司1976年版，第7页。

(105)托尔斯：《会堂与账房》，第29页。

(106)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3035～3047页。

(107)参见加里·纳什：《1681—1726年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与政治》，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7页。

(108)纳什：《1681—1726年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与政治》，第50页。

(109)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434～438页。

(110)转引自阿瑟·卡尔霍恩：《美国家庭社会史》，纽约：巴恩斯-诺布尔公司1945年版，第1卷，第204页。

(111)原文为“deputy governor”，或译“代理总督”。

(112)参见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163～164页。

(113)最初的正式名称是“Nova Caesariea”。

(114)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535～2544页。

(115)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548～2551页。

(116)鲍威尔：《清教村落》，第101页。

(117)格林：《对幸福的追求》，第20页。

(118)J. C. D. 克拉克：《自由的语言：1660—1832年英美世界的政治话语和社会动力》，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119)参见詹姆斯·佩里：《1615—1655年弗吉尼亚东岸社会的形成》，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25页。

(120)奥斯卡·汉德林等：《自由与权力》，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7页。

(121)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1314页。

(122)关于伯克利早年的经历及其主政期间弗吉尼亚精英阶层的形成，参见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207～225页。

(123)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52页。

(124)参见威尔康·沃什伯恩：《总督和叛乱分子：培根反叛史》，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19～38页。

(125)沃什伯恩：《总督和叛乱分子》，第51～52页。

(126)威廉·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纽约：R-W-G. 巴托1821—1823年版（1969年重印），第2卷，第356～358页。

(127)沃什伯恩认为，在这次议会中根本没有所谓“培根派”，而且培根本人对于政治改革毫无兴趣，故“培根的法律”的说法实在是一个错误。见沃什伯恩：《总督和叛乱分子》，第49、55页。

(128)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2卷，第425页。

(129)《纳撒尼尔·培根的宣言》（1676年7月30日），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180、183页。

(130)转引自汉德林等：《自由与权力》，第75页。

(131)参见萨利·史密斯·布思：《愤怒的种子：1607—1771年北美的造反》，纽约：黑斯廷斯书屋1977年版，第121～128页。

(132)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78页。

(133)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83页。

(134)约翰·布罗德黑德编：《从荷兰、英国和法国获得的关于纽约州殖民地时期历史的文献》，奥尔巴尼：韦德-帕森斯公司1853年版，第3卷，第577页。

(135)戴维·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81页。

(136)《波士顿关于不满情由的声明》（1689年4月18日），见迈克尔·霍尔等编：《光荣革命在美洲：关于1689年殖民地危机的文献》，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46页。

(137)《关于新英格兰最近革命的描述》（1689年6月6日），见霍尔等编：《光荣革命在美洲》，第48～53页。

(138)布罗德黑德编：《从荷兰、英国和法国获得的关于纽约州殖民地时期历史的文献》，第3卷，第577页。

(139)据说，巴尔的摩勋爵曾两度派人前往马里兰宣布新国王登基的消息，但均未到达殖民地。

(140)杰罗姆·赖克：《莱斯勒反叛：1664—1720年纽约民主制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12页。

(141)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第300页。

(142)赖克：《莱斯勒反叛》，第116、117页。

(143)赖克：《莱斯勒反叛》，第125页。

(144)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第340～347页。

(145)《1691年马萨诸塞特许状》，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2卷，第1870～1886页。

(146)《1701年威廉·佩恩颁布的特权宪章》，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3076～3080页。

(147)M·尤金·西尔曼斯：《殖民地时期南卡罗来纳政治史》，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21页。

第三章　土地、劳动和经济发展

北美同英国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土地辽阔而富饶，而最大的难题则是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从而使土地产生价值。对于北美经济的发展来说，土地和劳动是两个最根本的因素。普通的自由持有者依靠自己或家人的劳动，可以获得维持生存的资源，进而有所盈余；而那些大土地占有者，则必须使用众多的人手，才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推行优惠的土地分配政策以吸引较多移民前来定居，同时建立适当的劳动制度，一直是英国和殖民地当局孜孜以求的事情。最后，契约劳工制和种族奴隶制成为主导的劳动形式，并与当时的土地占有制相结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殖民地不仅很快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加入到大西洋经济圈中，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的不断成长，自然也壮大了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势能，使他们不仅在同印第安人的生存竞争中拥有愈益显著的优势，而且最终具备了与母国分庭抗礼的物质实力。

一、土地的占有和开发

在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土地是一个核心角色。土地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土地的占有决定了具体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勾画出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则不仅关乎欧洲移民的生存，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1.土地的分配

在今人看来，17、18世纪的北美地广人稀，移民获取土地应当易如反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移民落脚的地方，除一些为印第安人所放弃的“废地”外，大多处于当地土著部落的控制中，因而定居点的建立和扩展，必须首先实现土地主权的转移。印第安人虽然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但他们对于本部落的土地范围却有着明确的意识。切萨皮克地区的波哈坦联盟就有很强的主权观念，与落脚于詹姆斯敦的英国人进行了许多交涉和斗争。(1)爱德华·温斯洛在1624年谈到，新英格兰每个部落的首领对于本部落的边界十分清楚，这是他从先辈那里继承的遗产。(2)这种边界通常以山岭或溪涧为标记，非部落成员擅闯领地，可能会被处死；白人如果未得到印第安人的同意而在部落的土地上定居，就会引发流血冲突。最初人数不多的移民，可以在印第安人放弃的村落旧址和废地上落脚；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以及本地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不断扩大，就必须从印第安人那里取得越来越多的土地。

英国当局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印第安人的土地主权，以特许状的方式将根本不属于英国的土地任意授予本国的个人和团体。英国人制造了一套否认印第安人土地主权的逻辑。他们依据“文明的权利”和“宗教的优越性”，认为印第安人对土地只有实际的占有权，而不存在合法的所有权，因为印第安人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对上帝和基督教浑然无知，未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土地，也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和制度。用约翰·科顿的话说，这种土地就是“空地”。(3)这套逻辑在一些特许状中有明确的体现。(4)约翰·温斯罗普也曾写道：“新英格兰的土著没有圈围任何土地，他们既没有定居下来，也没有驯化的牲畜来改良土地，因而他们对于这个地方所拥有的只不过是自然的权利；只要我们留下足够他们使用的土地，我们就能合法地取得其余的，而这里的土地面积超出了他们和我们的需要。”(5)这种逻辑的漏洞，在今人看来乃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个时代的人则通过它获得了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理由和依据。仅有罗杰·威廉斯和威廉·佩恩等为数不多的人，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和尊重。

但是，印第安人部落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乃是英国当局和移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们在进行分配之前，必须首先使占有这些土地的部落让渡权利。英国和殖民地当局通常以条约的方式从部落购买土地。在1715—1773年间，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的印第安人各部落，同殖民地政府签订的转让土地条约，至少有38项。(6)但是，白人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远远抵不上土地的实际价值，加上订约和购买中多有欺诈和舞弊，因而这种买卖就称不上公平交易。(7)1737年，特拉华部落首领同意将一个人一天半步行所及范围的土地售予威廉·佩恩的几个儿子；结果，担负步行任务的这个人，在一天半的时间里竟走了64英里，致使印第安人失去了特拉华河和利哈伊河之间的利哈伊河谷地段。这一称作“步行购买”的著名事件，只是白人当局从土著部落“骗购”土地的一个缩影。从部落取得土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占有权的转移问题。一旦需要新的土地，殖民地当局或获得当局授权的居民，便设法从当地部落购买。另外，由于疾病、战乱和灾荒，大西洋沿岸许多部落人口锐减；还有许多印第安人放弃种植地，深入内陆为白人捕猎毛皮兽；这样所空出的土地，为欧洲裔居民和土地投机者作为无主土地而占用。

不过，由于从部落获取土地涉及种族关系、殖民地的安全和上层人士的特殊利益，殖民地当局通常不允许个人及民间团体染指。马萨诸塞大议会1633年和1637年规定，“事先未得大议会许可，无论何人均不得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土地”。(8)纽约的“公爵法”也明文禁止未经总督批准擅自向印第安人购地。(9)英国政府不希望殖民地就土地争端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从而加重防卫负担，因而也极力杜绝居民擅自夺取或购买部落土地的行为。可是，欧洲裔居民对土地的渴望无法遏止，这类措施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私自取得印第安人土地的现象始终存在。有时，殖民地当局已将土地分配给居民，而印第安人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并未终止，于是引出许多纠纷和冲突。

而且，即使是不涉及印第安人的土地主权，辽阔而广袤的土地也并非直接对单个的移民开放，任由他们自行占有和耕种。殖民地的土地在理论上归英王所有，英王将土地授予商业公司、业主和其他社团，而获得土地的社团和业主再把土地分配给个人和团体，以促进定居和开发，其具体方式几乎不受英国政府的干预。各殖民地最初主要以授地方式来分配土地，后来才出现土地的租佃和买卖。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某些由新英格兰移民建立的社区，授地分两级进行，所建立的大多是中小土地所有制。在其他殖民地，土地多由殖民地当局直接授予个人。在授地的过程中，王家官员以及那些和英国及殖民地当局关系密切的人，往往能得近水楼台之便，成为大地产占有者。一片“无主的”土地，在变成私人财产之前，必须经过测量和划分，并要到殖民地当局办理相关的法律手续。至于那些私自占地的人能否最终取得合法的所有权，则取决于当局的态度和政策。

新英格兰盛行自由持有制，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完全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这里土地的分配通常分两步进行：殖民地当局将土地授予村镇的业主(10)，业主再分配给村镇居民。在耕地和草地的分配中，根据土地的位置和质量，按片划分，各户所得的面积，依据宅基地的大小而定，宅基地大的人，获得的土地也多。在安多弗村1662年以前的历次土地分配中，一个在首次分配中得到4英亩宅基地的人，此后分别得到了4、4、16和80英亩，加上10英亩草地和4英亩沼泽地，其土地总面积为122英亩；一个首次分得20英亩宅基地的人，此后分别得到了20、20、80和400英亩，外加50英亩草地和20英亩沼泽地，其土地总面积达到610英亩。(11)不过，一个村镇的土地不能全部用于分配，而需要留出公共用地，并要把一部分土地留待以后陆续分配，其分配过程通常持续数年，有的长达100年以上。这种分配方式的后果是，各户拥有的土地不能连成一片，类似英国的敞田村落，而且以中小地产居多。以最初分配的土地而论，纽伯里为人均80英亩，伊普斯维奇约为人均97英亩，大地产为数甚少。(12)到18世纪下半叶，新英格兰的家庭农场大小一般不过100英亩，其中三分之一为未开发的林地和荒地，三分之一为放牧的草地，可耕地仅占三分之一。(13)后来，新英格兰也出现了土地集中的现象，敞田村落走向衰落。在有的村镇，从一开始实行的就是圈地制。由英王或殖民地当局直接授予个人土地的情况，在新英格兰比较少见，但并非绝无仅有。在1632年、1634年、1638年、1639年以及此后的若干年份，殖民地当局多次向个人授地，其中最大的一次为700英亩。(14)1640年，马萨诸塞当局一次授予约翰·温斯罗普的妻子3000英亩土地。(15)在新英格兰，这就属于很少见的大地产了。

纽约素以大地产甚多而闻名。在新尼德兰时期，荷属西印度公司的股东，如果向殖民地输入50名成年移民，就能取得“恩主”(16)的身份，可向印第安人购买大片土地。英国接管后，为了争取荷裔大土地占有者的合作，不仅认可原有的土地关系，而且继续向权势人物授予大地产，建立了英国式的庄园制。庄园设有民事和刑事司法机构，一个庄园可以向议会选派一名代表，而不必向分封者承担军事义务，这是与中世纪庄园制最大的不同之处。纽约的庄园土地辽阔，1685年授予范伦塞勒家族的一个庄园，面积竟达到100万英亩。庄园制之出现于纽约，并非单纯移植母国制度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总督们利用大地产奖励亲信的产物。将大量土地授予庄园主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致力于组织移民，加速定居开发。事实证明，通过建立庄园制以推动移民，确实是有效之举。庄园制的第二个作用是加速经济发展。在毛皮贸易急剧衰落以后，纽约亟待发展多样化的经济，尤其是小麦种植和面粉加工。另外，纽约当局当然还希望培植一个大土地所有者群体，作为统治的基础，抑制议会中民选代表力量的增长。后来，拥有大庄园的菲利普斯、利文斯顿和德兰西等家族，的确在纽约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佩恩在宾夕法尼亚推行了多样化的土地政策，包括出售、租佃和授地等多种形式。1681年，佩恩将总数30万英亩的土地卖给250名来自英国南部的教友会成员。他还按每英亩1便士的租金出租土地，但每户所租的土地不得超过200英亩。他采用过类似“人头权利”的授地方式，向携带仆役移居的主人分配土地，每一名仆役配送50英亩，仆役服役期满后也可以得到50英亩土地。(17)此外，他还将大量土地授予亲朋和教友会上层，在宾夕法尼亚造成了一个大土地所有者群体。

在中部各殖民地，也广泛存在自由持有的中小地产。由新英格兰移民建立的定居点，特别是纽约的长岛和韦斯特切斯特县，以及新泽西东北部的一些村镇，土地的分配和占有与新英格兰没有多少差别。在非新英格兰移民定居的地区，殖民地当局通常不采用两级授地的方式，而直接将土地授予个人。东新泽西在1665年的《特许和协议》中规定了类似“人头权利”的土地分配办法。(18)但是，中部殖民地领取授地的手续费较高，在18世纪初，领取一块200英亩的授地须缴纳9英镑手续费，相当于同样面积的农场一年的现金收入，这是一些人所无法承受的。(19)

巴尔的摩勋爵最初想在马里兰培植一个土地贵族阶层，作为其权力的基础。他先后分封了约60个庄园，庄园主大多是殖民地权贵和业主的亲戚。他还将大量土地保留给自己家族的成员。1670年，业主又规定，每县均须为业主保留6000英亩庄园土地。1679年，业主再度指示在每县建立2座庄园。业主还要求在庄园建立庄园法庭，以发挥地方政府的功能。到1767年，马里兰有业主庄园23个，土地面积达到19万英亩。(20)不过，由于管理不善和佃户过少，庄园的大片土地并未得到开垦，有的庄园受到了占地者和放牧人的蚕食，还有许多私人授地越过了庄园的边界。到18世纪中期，不少庄园土地被出售。在庄园制以外，马里兰在初期还采用“人头权利”授地，业主保留对每百英亩土地征收2先令代役租的权利。1683年以后，业主取消了“人头权利”，代之以缴纳保证金领取土地的办法。在这种自由持有的土地上，兴起了大批中小种植园，一般面积在125英亩左右。大种植园也并不罕见。在17、18世纪之交，由乔治王子县选入议会的16名代表中，拥有土地不到1000英亩者仅有2人，而在4名参事中，有3人的地产在6000英亩以上。(21)

弗吉尼亚从1618年开始实行“人头权利”授地制，但其中存在的弊端越来越严重。最常见的问题是，一个人几度入境，每次都领取一份“人头权利”；船长用船员的名字冒领土地；船主、商人和种植园主分别用同一个移民的名义领取土地；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县同时领取土地；两个主人共同买下一个契约仆，却能领到两份土地；殖民地书记官利用职权，以1至5先令一份的价格出售“人头权利”；更有胆大者用墓碑上的名字骗取土地。同样的弊端也发生在其他实行“人头权利”的殖民地。1715年以后，“人头权利”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出售成为土地分配的主要方式。弗吉尼亚也兴起了许多大地产，少数人利用“人头权利”的集中积聚了大量的土地，而当局授予个人的土地面积也越来越大。17世纪30年代，平均每份授地的面积为400英亩；在1666—1679年间，上升到890英亩。(22)1701年9月，议会下院提出一个授地方案，最小的一份授地为80英亩，而最大者达到4342英亩。(23)这与新英格兰的授地情形很不一样。据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村镇档案的记载，当地的授地分多次进行，每次授地面积很小，一般只有数英亩，最少的仅为半英亩。(24)

卡罗来纳业主在《基本法》中设计了一种贵族土地制方案，但未能有效实施。在先后获得分封的25个领主中，有11人为殖民地总督，其余均为业主的朋友或对殖民地有“特殊贡献”的人。业主允许在庄园设立领主法庭，行使地方政府职能。(25)但是，不少保留给贵族的土地从未有人认领，有些认领的土地也很少得到定居和开垦。庄园土地辽阔，而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并不与面积成正比。后来，有些庄园变成了种植园。卡罗来纳业主还允诺实行“人头权利”。(26)北卡罗来纳于1729年变为王室殖民地后，“人头权利”虽未被废止，但已经不是重要的措施，购买成了居民获得土地的主要方式。这里的大地产在数量上远不及弗吉尼亚，面积也较小。1743年选举法规定的议员财产资格，仅为自由持有100英亩土地，远远低于南部其他殖民地。(27)南卡罗来纳为了吸引白人移民，授予土地特别慷慨，不管申请土地的人已经拥有多少土地，只要有一名奴隶，就可得到50英亩土地，以致每次授地的面积都很大，造成了大批的大地产所有者。

但是，很多占有大片土地的人，往往不在自己的地产上居住和生活，这些人被称作“不在地主”。在南卡罗来纳，有的富户拥有几处种植园，有的常年生活在查尔斯顿，将土地留给监工管理，因有“不在地主”之称。其实，北美最大的“不在地主”应是业主。佩恩家族占有的土地超过4千万英亩；卡特利特家族、卡尔弗特家族和费尔法克斯勋爵在殖民地的地产，也多达数百万英亩。这些家族的成员大多不是北美的常住户。

英属北美和当时的英国一样，土地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和实际占有权是彼此分离的。英王乃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有人在名义上都是英王的佃户。在一些特许状中，殖民地的土地在整体上被界定为“自由索克领”，而不是英王直接占有的土地。(28)这在中世纪的土地关系中，是一种依附性最小的形式。这种土地不是英王的私产，而是以向英王承担义务为条件的封地。土地占有者必须以提供劳动和军事义务来表达对英王的忠诚；如果缴纳相应的租金，即可摆脱（quit）这些义务，故这种用以替代义务的租金就叫做“代役租”（quitrent）。在王室殖民地，代役租直接入王室账户；在业主殖民地，则由业主征收。一般的定居者须用现金缴纳代役租，数额上大体相当于英国的一半，100英亩每年的代役租为2～4先令。由于代役租所象征的封建义务和权利关系在殖民地并非现实可见，因而殖民地居民对于征收代役租的合理性有所怀疑，甚至深感不满。仅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少数几个殖民地，代役租的征收具有常规性。到独立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每年所征收的代役租为1万～1.5万镑。(29)即便在这里，代役租也引起了种植园主反感，觉得它是对其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并设法逃避或减轻这一负担。(30)有的居民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里土地如此之多，为什么还要我们交地租？”(31)新英格兰居民信奉自由土地占有制，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从未征收过代役租；新罕布什尔经历过业主阶段，保留了征收代役租的习惯。纽约和新泽西的土地投机者和一般定居者也反对代役租。在弗吉尼亚以南地区，代役租也有名无实，收税人员大多知道这种租税多么不得人心，因而不肯卖力征收。

照常理推断，在北美获得土地十分便易，不应当有无地的人。但是，自由持有土地受到财力、自然条件和安全防卫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人人都能轻易地占有自己的土地。随着人口增加和浪费性开发的加剧，大西洋沿岸许多定居地出现人多地少的状况，被比喻成“蜜蜂过多的蜂房”。(32)康涅狄格的肯特在1739年成为村镇时，土地相对充足；到第三代人成年时，村镇就变得十分拥挤，留下来的许多人陷于贫困。(33)在马萨诸塞的戴德姆，到1730年，每10个人中就有1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安多弗，儿子不得不向父亲购买土地，以建立自己的农场。(34)在弗吉尼亚，17世纪60年代以后获得自由的契约仆，往往难以找到安身的土地，他们有的租种他人的土地，有的只得移居到边疆地区。1703年，在萨里县的422户居民中，拥有土地的只有266户。(35)在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1705—1776年占有土地的户主由65%下降到45%。(36)无地者的构成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手工工匠和劳工，有的则是租种他人土地的佃农。

从总体上看，英属北美的土地关系与母国有明显的不同。这里传统的封建义务较轻，继承的限制较为宽松，独立农场主和租佃农场主在人口中的比重远远高于母国。那些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处境艰困的“农民”（peasants），在移居北美以后，由于获得了“自由持有的”土地，变成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农场主”（farmers）。于是，一个在英国趋于消失的社会阶层，在“新大陆”实现了“再生”。(37)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生存依托和财富来源的时代，英属北美的这种土地关系，塑造了一个与母国和欧洲很不一样的社会。

2.租佃制

土地租佃制广泛存在于英属北美，在纽约、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尤为常见，但远不及英国那样普遍。英国只有30%的土地属于自由持有，70%的土地由佃农租种，而北美的比例正好是倒过来的。

租佃制最初是大土地占有制条件下刺激开发的一种手段。在纽约，大土地占有者将土地划分为小块，交给佃农租种，条件是承担一些带有中世纪色彩的义务，例如必须使用地主的磨坊，必须将剩余产品首先出售给地主，转租或出卖租地都要向地主缴纳手续费，这种费用可高达农庄价格的三分之一。有的地主为了推动开发和定居，确定了比较优厚的租佃条件。1737年，菲利普·利文斯顿把土地出租给一些德裔居民，允诺最初9年免交租税，并为每个佃户提供3匹马、2头牛和一年的补助。3年后，他为了吸引“良民”前来定居，更以免租10年的优惠出租土地。即便是收取租金，额度也相对较低，纽约有的地方100英亩土地的租金只有2～4英镑。(38)

马里兰的庄园大部分由佃农耕种。1683年，业主给马里兰总督发出指令，要求将庄园土地出租，佃户可订立为期31年或3代人的租约，每份租地最大可到200英亩，每百英亩每年缴纳100磅烟草或1蒲式耳玉米作为地租；如果佃户答应每百英亩每年缴纳200磅烟草的租金，其子孙后代可以得到永久租佃权。(39)实际上，一份租地的面积通常为100英亩，但许多佃农一般不止租种一份。根据对马里兰8座庄园的308份租地的统计，平均每个佃农租种的土地为140.33英亩。(40)后来，马里兰的地租有所变化，在1720—1765年间，每百英亩的租金为10先令至10镑不等；在巴尔的摩附近有一块地，每英亩租金达到1镑现金。(41)

佃农的构成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所有佃农都是穷困无助的人。在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从17世纪50年代到17、18世纪之交，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租种他人的土地，但其中仅有10%的人是真正的佃农，多数人自己原本拥有土地，租种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42)纽约佃农的成分更为复杂。在17世纪末，要建立一个规模不大的农场，需投入50～60英镑；到18世纪中期，这笔开支增至200～500英镑。这对于那些缺乏资金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于是，不少人选择租种他人的土地，因为启动资金、农具和其他设施，均可从地主那里获得。至于那些穷困的移民，租佃制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立足的机会。有些原本略有家资和土地的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为了靠近亲戚朋友，也加入佃农的行列。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威廉斯的农场主，自己在贝德福德拥有50英亩土地，18世纪初年，他又在菲利普斯堡租种151英亩。还有一个叫做约翰·加恩齐的康涅狄格人，卖掉了原来的小农场，迁居到纽约，从大庄园主约翰·范伦塞勒那里租种400英亩土地，以便改善其家庭的经济和生活境况。有的新移民随身携带一些资金，但开始时并不熟悉当地的情况，在购买农场之前，就以租种土地作为过渡。《美洲农场主信札》的作者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雷弗克(43)曾向新移民推荐这种办法。更有一些富于经营头脑的人，通过租种土地来建立商业性农场。有的佃农多年后获得了自由持有的土地，但仍然保持原来的租约。(44)这种情况也见之于马里兰的一些庄园，这里有少部分佃农作为庄园的长期佃户，在获得自己的土地以后，并没有放弃原来的租约。在比弗丹等8个庄园的307名佃农中，有115人实际上是自由持有者，占37.46%。(45)这些佃农可能并不住在庄园，其处境略好于庄园住户。

纽约有不少佃农境况不错。庄园主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第三曾说：“许多佃农都很富裕，他们全都有很好的房子和谷仓，家业繁荣兴旺。”1780年冬天，有一位旅行者看到，利文斯顿庄园“道路很不错，这个地区很富裕，开发得很好。我们经过了好几个很大的村子，村子里的房子都很漂亮和整洁，每一件东西都在宣示这里的繁荣。”(46)在当时一些涉及佃农的记载中，经常可见“利润可观”、“富裕”、“兴旺”、“繁荣”、“轻松”和“独立”一类的字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佃农的处境。有的学者认为，纽约佃农在整体上经济状况较好，这说明租佃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阻碍人们实现在经济上不断改善的目标，佃农的地位也不像以往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糟糕。(47)

不过，佃农的经济状况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十分富有，有的则甚为贫困。1775年，纽约佃农中财产最少的仅有8英镑，而多者则达到7500英镑，差距之大，无疑是一目了然的。不同庄园的情况也不一样。在利文斯顿庄园的佃农中，有63.3%的人拥有价值100～349英镑的不动产，有59.1%的人拥有同等价值的动产，拥有350～1000英镑动产的人也有28.0%。在伦塞勒庄园，拥有价值100～348英镑不动产的佃农有38.8%，而拥有350～3000英镑不动产的佃农达到21.1%。(48)但是，马里兰的佃农处境在整体上要逊色得多，多数佃农没有自己的奴隶和仆役，无力种植经济作物，终年劳作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也没有能力离开庄园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而且，他们不能给子弟提供更好的条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庄园里。

英属北美的佃农和地主的关系，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这种租佃关系具有较多的商业性质，地主出租土地所图的是经济收益，而租佃者也不必以承担社会政治义务为条件。他们享有较多的自主权，有关农场的建筑，种植的品种和数量，以及产品的销售，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佃户在租地上修建的住所、谷仓、栅栏、果园和其他农业设施，在习惯上归他们自己所有。佃户在转让租约时，可以将土地上的房屋设施一起出售；在有的地方，这种买卖还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市场。地主对土地的权利，只有在收取租金时才有意义。佃户也可以转让租约，在纽约租约易手更是常见的事。在1709—1786年间，利文斯顿庄园的租约平均每11年转手一次；伦塞勒庄园每19年转手一次；科特兰每10年转手一次。(49)租佃关系的经常变动表明，租佃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寻求经济改善的一个过渡阶段。在马里兰，佃农死后无嗣时，租地会被转卖。有时，负债的佃农也将租种的土地出售。从理论上说，土地租佃权在转手时，佃农须向地主缴纳一笔手续费。

3.土地投机

英属北美始终存在活跃的土地市场，土地投机乃是一项重要的职业，越到殖民地后期，土地投机就越有规模。投机者大多是一些有眼光的冒险家，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廉价买进大量土地，然后设法促成移民来定居开发，在转卖中获得差价。在切萨皮克各殖民地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利用“人头权利”进行土地投机，曾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也是导致这种土地分配方式最终被废除的重要原因。(50)马里兰的律师和官员丹尼尔·杜拉尼（1685—1753），曾以每百英亩5英镑（外加手续费）的代价获得了大片土地，而转手卖出的价格则为每百英亩30英镑。由于政治权力直接决定土地分配，因而政府官员和那些与当局关系密切的人，就容易获得大面积的廉价土地，通过转卖而得到大笔的利润。在17世纪中后期的马萨诸塞，从总督西蒙·布拉德斯特里特到理查德·史密斯等当地头面人物，都在土地投机公司占有股份。布拉德斯特里特曾从马萨诸塞大议会获得3000英亩以上的授地，其他权势人物也极力向大议会施加影响，在边疆地区取得了大面积的土地，借助各种途径开展土地交易。这些人因为土地投机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权力网络，在马萨诸塞拥有左右政局的能量。(51)

对于拥有启动资金的人来说，土地投机是一个利润可观的行当。一些殖民地当局对西部土地的处置比较草率，使投机者可以轻易得利。18世纪40年代，弗吉尼亚在分配阿勒格尼山以西的土地时，当时的议会下院议长及其亲友得到了10万英亩。1749年，弗吉尼亚参事会有一天所授予的土地，就超过了100万英亩。(52)有的土地投机者还能以一人之力来建立一个村镇。不过，土地投机并不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活动，许多普通人也热衷于此道。土地买卖手续相当简便，而且价格一直都在上升，稍一染指就能获利。历史学家卡尔·布里登博在涉及弗吉尼亚的土地问题时写道：“在一种不断扩展的农业经济中，获得新的土地总是最快、最保险的致富之道，这使绅士们实际上都成了土地投机者。”(53)在康涅狄格的肯特，许多当地居民参与了土地买卖。在1739—1742年间，这里的36名“初始业主”做成了234起买进土地的交易和227起卖出土地的交易，平均每人12起。(54)这种土地交易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财富。

殖民地的土地市场竞争激烈。新英格兰当局把村镇的土地划分成若干块，公开向外发售，有的人买到土地后就定居安家，有的人则大量购入再转卖他人，从中获取差价。1644年罗得岛大议会立法规定，获得授地的人要到殖民地政府登记，转卖他人后要及时到政府办理手续，留下适当的记录。(55)伊普斯维奇在建立后的40年中，至少有28个人进行过100英亩以上的土地买卖，其中理查德·索顿斯托尔一人买进的土地达到2200英亩。(56)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异。18世纪初，在马里兰可用5英镑（英币）买到100英亩土地，而在弗吉尼亚买100英亩仅需10先令。后来，获取土地越来越困难，土地的价格也就不断上涨，在老定居地尤其如此。在安多弗，见于财产清单的土地，1660—1710年平均每英亩价格不到2英镑，到18世纪40年代上涨到11英镑。(57)在1730—1760年间，宾夕法尼亚南部的地价上涨了300%。(58)在弗吉尼亚萨里县，位于詹姆斯河流域的土地，在17世纪70年代每英亩平均售价为44.8磅烟草，17世纪90年代上涨到51.1磅烟草；位于布莱克沃特河流域的土地，17世纪70年代每英亩平均价格为9.8磅烟草，20年后上升到16.9磅烟草。(59)地价上升，增加了新移民和年轻一代获得土地的难度。

到18世纪40年代，有组织的土地投机活动兴起。殖民地一些显要人物和商人成立了土地投机公司，结成合伙关系。1747年成立的弗吉尼亚俄亥俄公司，就是一个由权势人物组成的土地投机团体，时任弗吉尼亚参事会主席的托马斯·李为其骨干，成员包括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北卡罗来纳总督阿瑟·多布斯和英国大商人约翰·汉伯里。他们于1748年从英国政府得到了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的俄亥俄河流域的20万英亩土地，以及对另外30万英亩土地的优先权，条件是须在7年内安置200户移民和修建一座要塞。在1754年同法国发生武装冲突后，公司的计划严重受挫。另一家是1753年成立的萨斯奎汉纳公司。这个公司的持股人包括康涅狄格的许多头面人物。他们于1754年从易洛魁人手中买下萨斯奎汉纳河上游的怀俄明谷地区，准备向那里移民。但宾夕法尼亚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正当的权利，因而与康涅狄格发生冲突。此事引起英国当局的重视和干预，争议长期悬而未决。在1760年以前，这里并没有白人定居者的踪影；直到1772年，来自康涅狄格的移民才建立了永久定居地。

在有些历史学家的笔下，土地投机者被描绘成普通移民的“天敌”，据称他们垄断土地资源，抬高土地价格，打击占地者，阻碍土地开发，操控当地政府。总之，土地投机反映了东部权贵与边疆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60)但是，投机的限度在于有人愿意而且能够购买，如果将地价抬到无人敢于问津的地步，投机者也就根本无利可图。因此，投机者转卖的土地，有时价格并不很高，而且还有付款的优惠条件。丹尼尔·杜拉尼在马里兰西部曾以低价向德意志裔、苏格兰裔和爱尔兰裔出售土地，有一次他卖给20名德意志裔移民数千英亩土地，所得的款项竟远远抵偿不了买进的花费。(61)另外，投机者为了赚钱，还积极参与组织移民。他们在边疆地带取得了大量土地，然后设法吸引移民，向他们出售土地，造就了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弗吉尼亚总督威廉·古奇和罗伯特·丁威迪都认为，将大面积土地授予投机者对穷人有好处。古奇还强调说，投机者必须开发土地，从而有利于社会下层前去定居。(62)实际上，确有不少投机者颇费心思地修筑道路和磨坊，提供贷款，并为出售农产品创造便利，以吸引买主和促进开发。(63)一些个案研究还表明，土地投机者作为“不在地主”，在边疆地区占有的土地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多，他们同当地居民之间也不存在多么激烈的利益冲突。(64)因此，土地投机者的形象并不像一般描绘的那么可恶；相反，土地投机活动对北美的移民定居，发挥了不能抹杀的刺激作用。(65)

4.土地的开发

土地只有得到开发才能带来财富，而殖民地时期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方面分配出去的土地并未得到充分开发，另一方面许多人又没有足够的土地安家。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第一代居民获得的土地，只有少部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得到开发利用。(66)纽约的庄园通常有大片土地长期闲置，租佃出去的土地不多。1732年，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在一份报告中罗列了纽约土地政策的弊病，认为授予土地的面积和获得者的开发能力相脱节，造成大量土地未得到利用，而本殖民地的年轻人则只能到邻近的殖民地购买土地，导致劳动力流失，使英王损失许多代役租收入。他提出，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确定代役租的额度，强化征收，迫使大土地所有者开发土地，或者放弃土地权利。这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开发进度，而且还能增加王室的收入，以支持殖民地政府。(67)

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方面的弊端，曾指示殖民地总督切实监督获得土地的人，尽快对土地加以开发和利用。(68)一些殖民地当局在授予土地时，也以限期定居开发为附加条件。弗吉尼亚的居民取得土地后，应当在自己的土地上“落户”，也就是要修建住宅和种植作物，每年向英王缴纳每百英亩2先令的代役租。“人头权利”的获得者通常要在3年内到土地上落户。这项规定最初没有得到切实执行。1666年，弗吉尼亚当局出台正式法令，对“落户”作了界定：在获得的授地上开垦并种植1英亩，同时修建一所房子。但据一位英国收税员1696年的描述，这些种植者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过是砍倒几棵树，盖一个小棚屋，种几株玉米，将几头猪放到树林里；他们没有好好照管庄稼，大部分土地并未得到利用。(69)1713年，弗吉尼亚当局进一步规定，居民所获得的部分可耕、部分只适合放牧的土地，必须在每50英亩中垦殖3英亩；在只能放牧的土地上，则须在3年内放养3头牛和6只羊。马里兰和卡罗来纳也有关于开发的规定。康涅狄格从一开始就规定，获得土地的人必须自己或找人到土地上居住和开发，否则将失去土地权利。该殖民地1650年的法典规定，一个人在获得土地后，必须在12个月内建立住宅。此后当局对不遵从规定的居民实行罚款或没收土地。

开发土地的最大障碍是树木。北美东部林木茂密，一个定居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林中开辟土地，并清除周围的树木，以便作物得到充足的日照。英裔居民和苏爱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了一种技巧，先在树干上剥去一圈树皮，使汁液流出，让树枯死，然后将树连根拔出，或者就在枯萎的树干之间种植作物。至于清除林间的灌木杂树，则通常采用放火焚烧的办法。这种方法直到18世纪仍然流行于边疆地区。瑞典移民将斧头带入丛林，其他人纷纷仿效，用以砍伐树木。德意志移民则习惯于精细劳作。他们先把树砍倒，然后将树桩挖出，放火烧掉灌木，使土地更干净平整，第二年就可用于耕种。

清理和开辟土地需要付出繁重而艰苦的劳动，速度十分缓慢。一个劳动力一年通常只能开辟1～3英亩，照此进度，在茂密的林地中间开辟一个略有规模的农场，大约需要50年时间，而且成本甚高。据纽约总督估计，在1699年开垦一英亩土地的代价为4英镑10先令；在1740年，那些位置偏远、树木丛生和土质坚硬的土地的开垦费用，每英亩可高达50英镑以上。(70)居民需要在开辟出来的土地上打栅栏，这不仅是财产权利的标志，更是防范牲口和野兽损坏庄稼的必要设施，一些殖民地对此作过强制性的规定。(71)新英格兰有的地方用石块垒成围墙，但一般高度不足以挡住牲口和野兽，所以还须辅以栅栏。当局对于栅栏的修建和维护十分重视，村镇专设“栅栏督察”，议会还制定了要求居民注意维护栅栏的法令。(72)

殖民地居民大多以为土地取之不尽，不注重土壤的改良和保护，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彼得·卡尔姆认为，本来英国的农业水平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但英国移民在北美得到的土地误导了他们，使他们变成了“粗枝大叶的农夫”。(73)他们轻易放弃地力减弱的土地，很少有人愿意尝试欧洲流行的精耕细作，原因是改良土地显然比获取新土地代价更高。农场主掌握的施肥手段不多，缺少动物粪肥，以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不断降低。近海的居民学习印第安人的方法，用鱼作为肥料。1750年以后，有人开始用石灰、石膏和泥灰岩等含钙物质改良土壤。可是，更多人宁可开辟新的土地，而不肯改良和保护现有土地。在切萨皮克地区，种植者大多没有长久在一块土地上耕作的打算。他们一般是先开垦一小块，简单地清除地面上的树木，将树桩和树根留在土里，种植3～4轮烟草，再种几年小麦或玉米，待肥力消失后，就开垦另外一块，而让先开垦的土地休耕。几年后，休耕地上又长满杂草灌木，于是又回过头来再度开垦和利用这块土地，直到所有土地都耗尽了地力。这时，他们或从头开发休耕的土地，或迁移到更远的地区。这种耕作方式需要较大的土地面积作为保证。到18世纪初，潮汐带适合种植烟草的土地已经不多，导致烟草产量下降。在北卡罗来纳的农业生产中，根本谈不上科学种植和土壤改良，一块土地在年复一年的耕作中逐渐耗尽地力，直到独立战争前夕才出现了精细合理的轮作。新英格兰有些地方曾实行轮作，但很快被放弃。费城周围的农田在1750年时产量明显下降，已没有多少耕作价值。到18世纪末，纽约和波士顿附近的土地，肥力也十分薄弱。

二、仆役劳工和自由劳工

殖民地的劳动制度可以区分为自由劳动、强制劳动和半强制劳动三种形式。自由劳工包括自由持有者和工资劳动者，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不可忽视，但其重要性不及强制劳工和半强制劳工。强制劳动表现为种族奴隶制，而半强制劳动则盛行于欧洲裔居民中间，这种劳工通常被称作“仆役”。用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摩根的话说，就劳动力的招募而言，英属美洲并不是一个自由人之乡，而毋宁是一个不自由的地方。(74)

1.仆役的来源

仆役为主人服役乃出于自愿，主人所占用的仅是其劳动，而不是人身。他们服役期满便可获得自由，这是与非洲裔奴隶在身份上的根本区别。同时，他们在服役期间受主人的控制，不能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与自由的白人劳工又有很大的不同。(75)就其直接功用而言，半强制劳工乃是英国历史上的仆役劳动制度和北美的劳动力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有助于缓解殖民地劳动力的匮乏。而且，在交通很不便利的17、18世纪，迁居北美需要很大一笔旅行和安家的费用，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担；而从欧洲输入半强制白人劳工市场的形成，为那些没有财力跨海远行的人开辟了移居北美的渠道。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自己支付到北美的旅费的人，仅占移民的少数。可见，这种存在明显道义缺陷的半强制劳动制度，在北美移民和殖民地开发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则通常所说的“契约仆”，并不能涵盖所有半强制的白人劳工。作为半强制白人劳工的仆役，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在前往北美之前与负责运送的商人或船主订立契约，同意以若干年的无偿劳动来抵偿路费，到岸后，他本人连同这份契约被卖给需要劳动力的人。这类仆役因而得名“契约仆”。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有的仆役没有订立文字的契约，他们在殖民地按照当地的习俗，用一定期限的劳动来偿付路费，故称作“习俗仆”。后来这类仆役人数增多，而习俗的约束力量显然不足以规范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议会便专门立法加以管理，对他们的服役年限、犯罪处罚以及主人的责任等问题做了规定。(76)进入18世纪20年代以后，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德意志的仆役趋于增多。他们大多举家迁徙，由于无力支付全部的路费，便在本国以外的港口与船主达成协议，同意在到达北美后偿付所欠路费，如果不能立即付清，便以劳动来抵偿；其服役的期限取决于所欠路费的数额，大体上短于契约仆。这种仆役因有“赎身者”之称。殖民地还有许多未成年的学徒劳工，他们的地位、待遇也有契约规定，因而在性质上类似于契约仆。学徒制的目的既在于训练熟练的劳动力，同时也是一种济贫措施，使孤儿和贫困儿童生活有所依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但是，一些商人借机在乡间拐骗儿童，将他们卖为契约学徒以牟利，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1645年，英国议会制定了打击绑架的法令。1682年，英国枢密院发布命令，规定只有在英国地方官监督下签署的契约才有效，地方官要将签订契约的人记录在案；14岁以下的儿童须有父母到场和同意方可订立契约。(77)

殖民地还存在犯人劳工，其身份近似于仆役。这种劳工有少量是来自殖民地本地的债务人或其他犯人，大部分系从英国输入。在17—18世纪的英国，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十分严厉，以致监狱人满为患。1717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对某些犯人作宽大处理，将他们运送到北美充当劳工。据估计，在1718—1775年间，英国向美洲输出犯人约3万名，其中2万名进入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为下层种植园主做工。(78)尽管犯人劳工颇受某些种植园主和农场主的欢迎，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不安。18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据称乃是犯人移民增多的结果。于是有人认为，将犯人输入殖民地实为不当之举。

当时有关的文献对仆役的出身和品质评价很低，称他们为“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愚昧无知的人”，“宁肯要饭也不愿工作”。有人把将他们贬斥为“各式各样的囚犯、穷光蛋和放荡之徒”。(79)还有人甚至说他们的经验和品质还不如犯人劳工，因而“犯人是更有利可图的仆役”。(80)后来的学者不接受这类说法，发现仆役几乎来自贵族以下所有的社会阶层，因为自中世纪以来，通过卖身以学习某种技艺早已成为风气，算不得什么羞于见人的事情。(81)仆役实际上是“中等阶级，是农场主和熟练工人，是英国劳动阶级中具有生产能力的群体”。(82)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仆役的构成和来源的确是多种多样的。据伦敦的仆役移民登记，他们的职业有34种；在布里斯托尔的仆役移民名单上，更是出现了66种职业。他们中半数为非熟练劳工，其余来自农业和其他行业。仆役移民多为儿童和未婚青年，年龄常在15～24岁，以男性居绝大多数。在1654—1699年离开英国的13191名契约仆中，男性占76.7%；在1700—1775年迁往美洲的7466名仆役中，男性更是达到了90.2%。(83)

仆役移民抵达北美某个港口后，其命运要等待购买者来决定。身强力壮者首先被选中，而病弱者则须等候多时，而且买主往往出价甚低。买主上船购买仆役，如同挑选牲口，特别注重查看肌肉和牙齿，考察智力和恭顺的程度。被选中者难免家人离散。有一种专门做仆役转手买卖的中间商人，他们从船主那里购买仆役，然后加价卖给需要劳动力的人。一些染有严重疾病的仆役，在抵港后还要受到隔离；在那些重要的移民登陆地，专门建有这类隔离设施。此外，殖民地还存在一个仆役交易的市场，一个已经适应北美环境的仆役，价格远远高于从欧洲新来的移民。在弗吉尼亚，一个刚从英国来的仆役，在17世纪30年代的价格为600磅烟草，在17世纪40—50年代上涨到1000磅烟草以上；而一个在“新大陆”经过季节病考验、还有3年以上服役期的仆役，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可卖到1500～2000磅烟草。(84)主人购买仆役的支出，再加上仆役的生活费用，当然要低于仆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否则仆役劳工就不会给主人带来任何好处。一名仆役的运送费用大约是6英镑，每年生活开支大约为13～14英镑；而他（她）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则远远超过两个数目之和。在马里兰，一个非熟练劳工一年的劳动价值也有50英镑（英币）。据有的学者研究，许多契约仆实际上只需要4年就可以偿清迁移的路费。(85)使用仆役劳工固然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仆役随时可能因病死去，也有不少仆役逃跑，但相对而言，获利的机会仍然很大。

不少论著提到，殖民地时期多数移民都是以仆役的身份来到北美的，但这个结论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作为依据。后世的学者就此做过多种推测。有的指出，17世纪进入切萨皮克地区的移民，约有70%～85%为仆役。(86)有的估计，1700年以前，有13万～15万名欧洲人移居切萨皮克地区，其中80%～90%为仆役。(87)有的提到，1780年以前到达北美的欧洲裔移民共约52.8万人，而在1580—1775年间，契约仆移民大约有35万名，占移民总数的66%左右。(88)还有的认为，在美国革命以前进入13个殖民地的全部移民中，有近四分之三在身份上属非自由人，其中包括奴隶、契约仆和犯人；而在17世纪，契约仆的比例尤其高。(89)显然，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仆役在整个移民中所占的比重都是相当可观的。

在英属北美，仆役的分布存在地区差异。新英格兰农场面积不大，商品化农业不够发达，使用仆役劳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比较有限。当时有人谈到，新英格兰人觉得自己的子弟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劳动，因而农户很少拥有一名以上的仆役。(90)中部各殖民地则有较多的仆役劳工，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尤以德意志裔的“赎身者”居多。切萨皮克地区一度存在大量仆役劳工，后来黑人奴隶逐渐增多，而仆役劳工并未随之消失。在下南部，种植稻米的种植园主要使用黑人奴隶，白人仆役相对少见。(91)

2.仆役的法律地位

仆役的法律地位来自契约、习俗和殖民地法令的规定。契约仆的身份、义务和权利，均在契约中有所体现。根据契约，仆役出卖的只是固定时限内的自由和劳动。服役期间，其劳动的价值由主人占有，其生活费用也由主人负担；如果主人违背契约，契约仆可以向当局提出申诉；如果仆役犯有过失，则会招致包括人身处罚、延长服役期限在内的惩罚。

契约的形式五花八门，文字表述各不相同，但基本内容则大致相似。1662年，弗吉尼亚兰开斯特县的托马斯·盖纳，与来自布里斯托尔的仆役乔治·汉考克订立了一份契约，内容是：汉考克在到达弗吉尼亚后为盖纳服役4年，承担盖纳分派给他的工作，而盖纳则同意支付汉考克的路费，保障他在服役期间的衣、食、住，在他服役期满时向他提供一把斧头、一把锄头、一年吃用的双份开支和50英亩土地。(92)当然，契约的约束力取决于主人的态度，如果契约得不到严格执行，受害的一方总是契约仆。而且，契约仆在服役期间不过是主人的一种财产，与牲口、奴隶和谷物等一起列在财产清单上。

仆役服役期满，可以得到一份土地、一些生产工具以及衣物之类，其中由主人提供的东西，叫做“自由应得”。这种“自由应得”见之于法律的规定。1700年，宾夕法尼亚有法律规定，服役期满的仆役在离开主人时，须得到两套衣服，一把新斧子，一把掘地锹和一把除草锄。18世纪40年代，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都有法令规定，仆役服役期满时，主人须提供3英镑现金；在北卡罗来纳，还要外加一套衣服。根据“人头权利”的原则，仆役在获得自由的同时，还应分得50英亩土地。在17世纪的马里兰，一个仆役服役期满后，只要出示原主人开具的自由证书，就可到负责土地事务的书记官那里办理领取50英亩份地的手续。不过，由于分配的份地大多质量很差，因而有些仆役不得不另行购买较好的土地。(93)在1667—1681年间，英国政府指示北卡罗来纳总督，在仆役获得自由时要授予50英亩土地。1715年以后，北卡罗来纳的“自由应得”为三包玉米和两套新衣，1741年后变成了3英镑现金和一套衣服。(94)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保证仆役获得自由后能够独立谋生，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

从理论上说，仆役获得自由以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可能获得改善。在早期的历史记录中，的确可以找出一些契约仆成功发迹、出人头地的例子。切萨皮克东岸的戴维·戴尔，原是富商约翰·尼尔的仆役，1644年他从主人那里得到了300英亩土地，主人去世后他又娶得其遗孀，并将原来得到那300英亩土地，转赠予已故主人的女儿。(95)迈尔斯·吉布森在17世纪60年代以前以契约仆的身份来到马里兰，此后的两次婚姻给他带来可观的财富，终于进入了当地士绅的行列，担任过本县的治安法官、议会代表和县治安官。当他在1692年去世时，其名下的地产超过2000英亩，个人财产在600英镑以上，其中包括9名奴隶。(96)像吉布森这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获得成功的前仆役，自然不止一人。在1660—1689年马里兰的各级官员中，有8%的人出身于契约仆。(97)在17世纪中期马里兰有确切记录可查的158名服役期满的契约仆中，有22人担任过治安法官、议会代表、县治安官、参事会成员和民兵指挥官等职务。(98)

不过，绝大多数仆役可能没有戴尔和吉布森那样幸运。1767年，有个殖民地官员曾感叹说，各个行业中来自欧洲的契约仆，一旦服役期满，马上就脱离原来的主人，取得一小块土地，这真是一件十分奇异的事情。(99)可是，在英属北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仅有小块土地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摆脱贫困。不少人在领到土地后，旋即将它出卖以换取现金，并未变成真正的自由持有者。有一位学者对一组仆役的结局做了研究，发现10人里仅有1人成为稍有家产的农场主，另有1人成为工匠或监工，其余8人有的死于服役期间，有的返回了英国，有的则沦为“贫穷白人”。(100)尤其是在早期，死于服役期间或期满后返回故土的仆役，所占比例都比较高。在马里兰，服役期满的仆役可能有三种选择：做挣工资的劳工，租种土地，在别人的种植园当一个分成农。(101)在弗吉尼亚，获得自由的仆役很少有成为独立种植者的机会，有人估计其比例不会超过6%；因为他们得到的土地大多位于边疆地区，而那里环境很不安全，他们只好留在开发较早的地方当佃农，或在大种植园做监工。(102)

3.仆役的处境

仆役的具体境遇可能因主人而异，但他们在整体上都受到了严酷的压榨。他们的劳动报酬既以迁徙费用的方式预付，主人就难免会最大限度地榨取其劳动。处境最为艰苦的无疑是在南部种植园服役的仆役，他们与奴隶一起生活和劳动，受到监工的驱使。从事家务劳动和学习技艺的仆役，其境况大抵好于田间劳动者。虽然契约是保护仆役不受过分压榨的屏障，但这道屏障十分脆弱，因为契约仆往往没有个人隐私权可言，契约有可能被主人偷走或毁掉。许多殖民地都有保护仆役的法律，而实际效果则难以一概而论。

马里兰业主为了吸引移民，曾资助乔治·艾尔索普于1666年出版一本题为《马里兰纪实》的小册子，将契约仆的境况描绘得十分诱人：夏天只劳动5天半，最热时中午可以得到3小时的休息；冬天的工作不过是劈取暖的木柴和到林中狩猎而已。(103)契约仆的实际生活远非如此轻松。1679年，有人在马里兰旅行时看到，契约仆吃的是玉米面包，喝的是清水，被迫从事极为艰苦的工作。(104)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更是以残暴对待仆役而恶名远扬。仆役在这里的处境比英国更为恶劣。曾在弗吉尼亚服役的契约仆返回英国后，声称他们曾受到奴隶一样的待遇。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处境比奴隶还要恶劣，因为奴隶乃是主人的永久财产，过度使用容易导致“财产损失”；而仆役的劳动只在有限的时期内为主人所拥有，因而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受到了虐待。(105)英国有人指责弗吉尼亚人过分压榨仆役，提醒那些打算移居弗吉尼亚的人，当心在那里受尽虐待而丢了性命。有的船主甚至拒绝为弗吉尼亚运送仆役。弗吉尼亚议会通过法令，警告主人不可虐待仆人；未得到法官的命令，不可使仆役赤身露体地受到鞭打。其他殖民地当然也存在虐待仆役的现象。1686年，英国指示纽约总督唐甘制定一项法令，限制主人虐待仆役和奴隶。(106)1741年，北卡罗来纳关于契约仆的法令规定，主人不得辞退生病的仆役，违者要受处罚。(107)

18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贝弗利认为，仆役在弗吉尼亚受到法律的保护。(108)这种情况显然也存在于其他殖民地。1643年，弗吉尼亚议会规定，仆役如果受到主人的残暴对待和不合理役使，或者未得到足够的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可以向当地治安法官提出申诉。(109)1639年，马里兰有法令对仆役的服役期限作了详细规定。(110)纽约的“公爵法”中提到，契约仆如受到虐待，可以向地方治安员或督察员申诉，如果多次受到虐待，则可得到地方官的保护；但契约仆如果不能提供必要的证据，就要受到延长3个月服役期的处罚。(111)由于最后一条的规定，本来旨在保护仆役的条文，可能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习俗也能给仆役带来一些保护。根据习惯，主人不能使仆役受冻馁之苦，星期天不能让仆役干活，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必须给仆役放假。如果主人违背习惯，仆役同样可以诉诸法律。另外，仆役的地位和黑人奴隶有所区别。弗吉尼亚有法令禁止黑人奴隶拥有个人财产，但保护白人仆役的财产。在宾夕法尼亚，契约仆所得到的法律保护可能略胜于其他殖民地。教友会素以倡导兄弟之爱而闻名，佩恩也曾呼吁主人对契约仆“兼具仁善和威严”，要求把所有契约仆的姓名、服役时间、报酬和付酬日期登记在册。1700年，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未经本人和两名治安法官的同意，不得将任何契约仆卖到宾夕法尼亚以外的地区。(112)

仆役虽然有权利就主人的虐待行为向当局陈情以寻求保护，但实际后果则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法院受理的虐待案件数量有限，即便接到申诉，也未必认真加以处理。马里兰乔治王子县的契约仆哈马德·戈弗雷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1744年，他因无力维持生计，只好和妻子一起在约翰·库克的种植园做契约仆。两年后，他不慎扭伤了腰，从此厄运便接踵而至：由于他的劳动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库克对他十分不满，削减了他的供给份额；他的妻子儿女生病时，主人不闻不问；在1748年的一天，库克无端地多次鞭打他和他的妻子。他在求告无门之际，只得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库克对他一家所受的伤害作出赔偿，结果为法院所拒绝。(113)

随时间的推移，仆役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变，这是一个很难断定的问题。在南部，人的寿命较短，不少契约仆尚未获得自由就已死去。在17世纪中叶移居马里兰的契约仆中，约有40%死于契约期满以前。(114)后来，由于黑人奴隶的增加，契约仆的劳动强度有所减轻，但身份并无变化。在17世纪60—70年代，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仍在立法加强对契约仆的控制。仆役的各种过失都会招致处罚。仆役杀死他人一头猪，须赔偿1000磅烟草，或为猪的主人服役1年，还要给报告者同样的报偿。理查德·希格比杀了主人3头猪，被判为主人额外服役6年。(115)仆役如果未经主人同意而结婚，可被认定为“通奸”，按习俗要受鞭笞之刑。如果主人和女仆野合生子，主人会受到处罚，而仆役则会被转卖。

有一些有勇气的仆役，选择以逃跑的方式来摆脱难以忍耐的虐待或无法承受的劳动，寻求更好的机会。但是，逃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殖民地均要求所有出外的人持有“通行证”，逃跑者很容易被识别；协助或藏匿逃跑仆役的人，也会受到罚款和体罚。尽管如此，逃跑的仆役仍然为数众多。各地报纸上经常可见缉捕逃跑仆役的广告。在1748—1757年的《纽约报》上，刊登的悬赏逃跑仆役的广告共558条，平均每年55条。(116)1753年，《宾夕法尼亚报》刊登的类似广告竟有555条之多。(117)

逃跑的仆役一旦被抓获，所面临的通常是延长服役期限的处罚。1670年，弗吉尼亚通过一项新的处置逃逸仆役的法令，规定逃跑者不仅要加倍服役，以补偿逃跑所损失的劳动时间，而且还须用劳役来偿付抓捕的费用。有个叫做詹姆斯·格雷的仆役，逃跑22天后被抓回，被判额外服役15个月，其中3个月用来弥补逃跑给主人造成的损失，12个月则用于补偿抓捕他回来的开支。1766年，纽约有一项法令规定，逃跑的契约仆在原定服役期满后，还要加倍补偿其逃跑期间所耽误的服役时间。(118)

4.自由劳工

自由劳工受雇于人，领取报酬，但也受到契约的约束。面积较大的农场或手工作坊，通常雇用人数不一的劳工。在早期的新英格兰，由于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一般农户无力使用长期劳工，一种短期佣工制于是应运而生。中部和南部的农场或种植园所使用的农业雇工的数量，远远超过新英格兰。各种工场的生产规模不大，所雇用的人手也不多。造船厂的劳工人数大多在5～20名之间，很少超过25名；锯木场和磨坊的人手更少，大体上只有1～2名成年劳工，外加1～2名儿童做帮手。纺织工场的雇工则大多是妇女和儿童。

殖民地普遍缺乏劳动力，熟练劳工尤其珍贵。熟练劳工不仅来源有限，而且经常流失。英国为了保护本土工业，禁止熟练工人迁徙出境。1699年，贸易委员会要求议会禁止从事羊毛纺织的工人出境。1718年，英国开始限制各种熟练工匠迁移到英国以外的地区。此后，这一政策不断得到强调和调整，虽然执行中存在漏洞，但无疑限制了英属北美熟练劳工的来源。在殖民地，放弃技艺转而务农的人较多，导致了本来就稀缺的熟练工匠的流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现，北美的劳动从来不会很廉价，人们不愿长久替他人干活，都会购买自己的种植地。(119)新罕布什尔总督约翰·温特沃思也说，人们并不十分喜欢制作活动，一个鞋匠或一个银匠，一旦有能力买到一块土地，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手艺，马上到荒野中重新安家。纽约总督亨利·穆尔在1767年致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信中谈到，北美“劳动的价格异常之高，它一直构成人们打算在此建立的任何制造业的最大障碍”。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这里土地甚多，人们总是乐于从事农业，尤其是那些契约仆，在获得自由以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农业。他还提到，一个玻璃店老板因所雇人手纷纷离去，以致最后破产。(120)为了缓解熟练劳工的匮乏，有的殖民地曾立法禁止熟练技工转行。弗吉尼亚和罗得岛分别于1632年和1647年制定法令规定，在建筑业中，雇主如使用脱离本行的工人，可处5镑罚款。弗吉尼亚还有法令禁止技工放弃本业而从事农耕；1726年和1748年又分别立法，对那些不肯从事本行的工匠和工资劳工加以处罚。南卡罗来纳则不允许某些特定行业的技工经营酒馆。南部殖民地鉴于白人技工太少，还将黑人奴隶训练为工匠。

在英属各殖民地，80%的劳动力集中于农业，在土地上劳动的自由劳工也就为数甚多。在新英格兰，中小农场和家庭劳动构成农业的基础，父母、子女和家庭仆人一起，担负了农场的主要的工作，通常只在农忙季节才临时雇用人手。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子弟的劳动既可靠又廉价，乃是家庭兴旺与否的关键。有的学者据此指出，子弟的劳动在新英格兰的重要性，与契约仆在切萨皮克地区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121)子女较多的家庭，有时把多余的人手短期租与邻居使用，借以增加收入。切萨皮克地区也存在广泛的劳动交换活动，中下层种植者运用自己的技术为大种植园主服务，他们的妻女则为富裕的邻居纺织。(122)

自由劳工的报酬没有一致的标准，但可以肯定地说，多数劳工收入微薄。这与当时英国对劳动工资的认识有一定的联系。在17—18世纪的英国，存在一种为劳工低工资辩护的奇特逻辑：如果穷人一周工作两天的收入就可以维持生计，他们就不愿多劳动，于是就会滋生懒惰。(123)各殖民地对劳工的工资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有关的立法并没有什么系统性。在新英格兰，搬运工、车夫、磨工、铁匠、烟囱清理工和掘墓人等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劳工，其报酬由各村镇自行规定；屠宰、磨面和锯木等公共服务性行业的收费标准，也由地方政府确定。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针对建筑工匠十分缺乏的状况，把木匠、装修工、泥水匠、锯木工和盖顶工的日工钱确定为2先令。(124)1641年，康涅狄格规定木匠、箍桶匠、铁匠和泥水匠在夏天工作11小时的工钱为20便士，冬天工作9小时的工钱为18便士，其他工匠和劳工的工钱为每天14～17便士不等。(125)这类规定实行的时间不长。切萨皮克殖民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措施，而实行的时间更加短暂。中部各殖民地没有出现统一的工匠报酬立法。

农业劳工的收入不高。在美国革命前夕，新英格兰不由雇主提供食宿的农业劳工，每日可挣1先令8便士（英币），如果每周工作6天，在理论上一年可得到30英镑。实际上，农业劳动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因而一个劳工一年的工钱达不到这个数目。据估计，新英格兰农业劳工的平均年收入在10～24英镑（外加食宿）。在中部，不熟练的农业劳工每日可挣1先令6便士（当地货币），而熟练劳工一天可挣2～3先令，外加食宿。纽约有个店主雇用一个邻居，每月付工钱2英镑（当地货币）。宾夕法尼亚有一个农场主付给其雇工的年工钱为30英镑（当地货币，合英币18英镑）。越往南去，非熟练农业雇工的工钱就越低。(126)总之，农业雇工的经济地位较低，财产有限，而且一般没有自己的土地。

城镇普通劳工的工资不一定高于农业雇工，而且常有失业之虞，加以开支较大，因此照样难以发家致富。各类工匠和技工的收入较有保障，要高于一般劳工。一般的木工每天可挣2先令6便士到3先令。在南卡罗来纳，技术出众的木工每天可得到6先令甚至更高的工钱。据估计，一个由雇主供给食宿的技术工匠，每年的工钱约为25～30英镑（英币）；如果食宿自理，其收入则可达到40～45英镑（英币）。因此，技术工匠比一般劳工更有可能集聚财富，购置产业。一个木工一生留下100～200英镑的财产，乃是寻常的事，有的人甚至积累了1000英镑个人财产。据美国历史学家杰克逊·梅因的看法，工匠虽然收入和经济境况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属于小财产所有者的行列。(127)

不过，劳工的报酬并非总是以货币支付，早期劳工得到的可能是玉米、小麦、燕麦和烟草等作物，也可能是皮革、鲸油、羊毛和木材等产品，有时甚至是牲口和土地。在南部，有的农场雇工得到的工钱是一部分收成。实物工资有许多弊病：价值难以确定，价格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一旦积压就会造成损失。

在当时留下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关于劳工的收入和生活的描述。1622年，彼得·阿伦德尔写道，在弗吉尼亚，“任何一个勤劳、诚实的人在短期内就能致富”。(128)1680年，康涅狄格总督威廉·利特在向英国的贸易和拓殖地部门委员会汇报时说，“这里很少有人需要救济，因为劳动力十分稀缺，劳动一天能挣2先令，有时能挣2先令6便士，而生活物资则很便宜”。1699年，马里兰有一份报告提到，当地需要劳工，而劳工却不愿工作；当地见不到乞丐，老弱人口得到了很好的照顾。(129)1698年，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谈到，在宾夕法尼亚，贫穷的男女通过劳动所能得到的报酬，要比他们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挣的工资高3倍。(130)后来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上述说法固然夸张和笼统，但并非纯属虚妄。从一些可以确定的工种来看，北美劳工的工资比英国劳工高出30%～100%。(131)殖民地劳工，特别是技术工匠，由于工资较高，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社会广泛承认其劳动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赢得的尊重也超出英国劳工。(132)

劳工和雇主都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按照英国都铎时代的法令，劳工对约定的报酬不满而拒绝工作，属于违法行为；劳工也不得联合起来以争取较高的报酬；劳工必须按事先的协议工作到雇用期满，并得到一份自由的证明，否则不得寻找新的工作。这些限制劳工的措施在殖民地大多得到沿袭。同时，都铎时期英国还有法律禁止雇主任意解雇雇工，禁止雇主赶走受伤或生病的雇工。这类法律也在殖民地得到采用。有的雇主因未对生病或受伤的雇工与仆役尽责而受到了处罚。

在殖民地时期，偶尔也有劳工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有特殊技能的工匠，通过联合来实现行业性垄断。马萨诸塞初期的清教徒工匠，不允许非本地居民进入他们的行业。1648年，波士顿的制鞋匠组成行会，对该城的制鞋业加以控制。费城的木匠在1724年建立木匠公会，以培训建筑技能和帮助受伤的从业者。还有一些类似的组织规定了本行业的价格和工钱。有些白人劳工为了抵制黑人工匠的竞争，曾采取联合行动。还有短工也组织起来争取改善工作条件。

三、黑人奴隶制的形成

奴隶制在古代盛行于许多地方，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未曾绝迹。现代美洲奴隶制的形成和长期存在，可能与古代奴隶制的观念和制度有着一定的渊源，但同殖民征服、种族歧视以及大西洋经济体系的形成和运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早在1501年，加勒比海地区就出现了非洲奴隶；在此后近4个世纪的时间里，黑人奴隶制扩展到整个美洲大陆。它的兴衰牵涉到美洲、非洲和欧洲三个大陆，是一种集强制移民、人口买卖、人身奴役和种族压迫于一体的制度。虽然其首要功能是提供大宗经济作物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但当它在一个社会扎根以后，就成了一种具有全局性和渗透性影响的历史要素。就美国而言，奴隶制几乎在它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殖民地时期自不例外。

1.奴隶制的由来

最早在詹姆斯敦探索烟草种植技术的约翰·罗尔夫在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在1619年8月底，有个荷兰人将20余名黑人运到了詹姆斯敦。(133)这批黑人系荷兰人从加勒比海岛抢夺而来，因未能在其他地方出售，便机缘巧合地被卖到了弗吉尼亚。以往国内外美国史学者一直认为，这批黑人的输入，标志着英属北美奴隶制的开端。但美国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619年以前，弗吉尼亚就已经存在非洲裔人口。(134)而且，弗吉尼亚也不是英属北美最早出现黑人劳工的地方，早在1526年，首批黑人劳工就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了今佐治亚州的萨佩洛湾。(135)

长期以来，围绕弗吉尼亚最初的黑人劳工的法律身份，以及连带产生的奴隶制与种族歧视的关系问题，美国历史学家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讨论，在许多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136)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曾普遍认为，这些人就是奴隶。后来有学者提出，他们不过是和白人契约仆一样的劳工，奴隶制并非随第一批黑人的到来而确立，而是逐渐形成的；最初“黑人的地位乃是仆役，而且直到17世纪60年代他们都是被这样认定和对待的”。(137)有的学者认为，北美的种族偏见并非产生于对黑人的奴役，因为在黑人被作为奴隶对待以前，种族偏见就已经存在；相反，种族偏见参与了北美奴隶制的塑造过程。(138)另有学者强调，虽然弗吉尼亚的黑人在最初几十年里的身份难以确定，但他们遭受了明显的种族歧视。(139)学者们还就奴隶制与早期殖民地社会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北美奴隶制和种族偏见的起源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140)

从17世纪北美的社会状况来看，奴隶制和仆役劳工一样，也是应对劳动力匮乏而出现的，其形成固然同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有密切关联，却不单纯是歧视黑人的产物。起初，英国曾有人提议，将国内那些穷困游荡的人作为奴隶运送到美洲，以消除他们对社会的潜在危害，同时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过，白人奴役自己同胞的制度最终没有出现。1495年，哥伦布把大约500名美洲土著奴隶运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并设想把美洲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奴隶来源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白人也曾尝试将印第安人作为奴隶使用。在“菲利普王之战”中，新英格兰人把至少400名土著俘虏作为奴隶，将其中一部分卖到了西印度群岛。直到美国革命爆发前，在《波士顿新闻报》上还可以看到寻找逃跑的印第安人奴隶的告示。(141)在南部边疆地区，把捕捉来的印第安人卖为奴隶，一度是一种很兴隆的生意。在18世纪20—30年代，土著奴隶的价格曾呈上升的趋势。南卡罗来纳曾用土著奴隶种植水稻和生产造船物资，1700年该殖民地有这类奴隶200名，1710年增至1500名，1720年大约有2000名；此后人数不断减少，到1740年仅有500名。(142)土著奴隶制给奴隶主带来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印第安人体弱而多病，缺乏白人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习惯，而且，他们由于熟悉当地环境而可以轻易逃跑，乃至回头对主人进行报复。(143)因此，土著奴隶没有成为北美奴隶制的主体，而黑人奴隶的数量则不断增多，广泛见之于各个殖民地。有的白人认为，黑人的体质适合在炎热气候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44)有许多工作白人不能胜任，非使用黑人劳动不可。(145)随着黑人成为北美奴隶的主体，奴隶制逐渐与黑人直接联系在一起，并助长了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

黑人劳工自1619年开始出现于弗吉尼亚以后，并未在短期内显示出突出的重要性。1650年，弗吉尼亚居民为18731人，而黑人仅有405名；1660年，黑人仍只有950名。(146)因此，在烟草地里见得更多的是白人契约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止一端，而远离奴隶市场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市场在巴西，离北美最近的奴隶市场也远在巴巴多斯。英国王家非洲公司介入奴隶贸易的初期，将大量奴隶运往西印度群岛。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居民很难买到奴隶。后来，白人移民不断减少，获得自由的契约仆大多离开了原来的种植园，留下的劳动力空缺，只有通过大量引进黑人来填补。正当此时，英国的贩奴商人开始打破王家非洲公司的垄断，直接开往北美的运奴船数量大增，种植园主可以比较便利地买到奴隶。1670年，弗吉尼亚的黑人为2000名，1680年达到3000名，1700年增至16390名，1740年更增至6万名。(147)到1755年，切萨皮克地区每10名劳动力中，就有近6名是奴隶，比1700年翻了一番。(148)1680年以前，弗吉尼亚的黑人大多来自巴巴多斯和其他加勒比海岛。奴隶主觉得，这样的黑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较能抵御季节病的袭扰，而且略通英语，便于交流。此后，直接来自非洲的奴隶越来越多。1700—1740年间，大约有5.4万名黑人被运到切萨皮克地区，其中4.9万名来自非洲。在1727—1740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黑人中，来自非洲的黑人占90%。(149)

与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也逐渐采用了奴隶劳动。1642年，首批13名黑人进入圣玛丽城；到1660年，马里兰的黑人共有758名。(150)1663年，马里兰总督查尔斯·卡尔弗特说，当地居民虽然愿意使用奴隶劳动，但钱袋不够充裕，不能大量购买。(151)但是，使用奴隶的长远效益显然胜过契约仆：购买奴隶是一次性投入，可以获得其终身的劳动；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干活，又不必花钱去教育他们的后代。而且，奴隶每天劳动的时间更长，每周劳动的天数更多，一年中享有的节假日则更少，因而同样数目的奴隶，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152)于是，奴隶的数目逐年增多，到1700年，黑人达到3227名。(153)黑人在马里兰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长，1704年占12.8%，到1762年达到30.3%。(154)随着奴隶劳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马里兰的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在原来以中小种植园为主体的经济中，崛起了大地产经济。

南、北卡罗来纳的经济格局差异甚大，因而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北卡罗来纳除北部有一些种植烟草的种植园外，大多数农场面积不大，使用黑人劳动的必要性，也就远不如北面的弗吉尼亚和南面的南卡罗来纳。就劳动制度和社会构成而言，南卡罗来纳是大陆殖民地中最接近海岛殖民地的一个。它自建立时起，就大量引进非洲裔人口；在众多的水稻和靛蓝种植园中，奴隶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南、北卡罗来纳的这一差别，可以从黑人的数量上得到验证。1680年，南、北卡罗来纳的黑人都只有200名左右，到1700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达到了2444名，而北卡罗来纳仍只有415名；1720年，两个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分别为1.2万名和3000名。此后差距逐步缩小，到1770年方相差无几。(155)南、北卡罗来纳最初的非洲裔奴隶，也大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在那里经过了“服水土”的过程，引进后就可以直接成为劳动力的主体。

中部各殖民地也大量使用黑人劳工。1628年以后新阿姆斯特丹就有黑人，只是难以断定他们成为奴隶的确切的时间。1665年以后，纽约成了特拉华以北奴隶最多的一个殖民地。1711年，纽约城出现了一个奴隶交易市场。到18世纪中期，在纽约城和奥尔巴尼一带的老居民区，奴隶在人口中占20%，有30%～40%的家庭拥有奴隶。(156)1698—1771年间，黑人在纽约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10%～15%之间。(157)不过，纽约的奴隶分布和南部有很大的不同，据1755年的一次不完全调查，绝大部分奴隶主都只有1～2名奴隶，拥有10名以上奴隶者仅7人。(158)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居民虽以仁爱著称，但仍未能抗拒奴隶劳动的诱惑。1684年，第一艘贩奴船将150名黑人运到费城，此后教友会商人不断从西印度群岛引进黑人奴隶。18世纪中期以后，奴隶劳动的重要性下降，教友会信徒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了各殖民地中对奴隶制批判最为激烈的人。

新英格兰也形成了奴役黑人的制度。1638年，威廉·皮尔斯的“欲望号”从中美洲运来第一批黑人。但马萨诸塞禁止其居民直接从非洲抓捕黑人为奴，1646年有两名海员因此而获罪，他们贩来的两名黑人也被送回了非洲。1652年，罗得岛有一项法令禁止将任何人当作奴隶。然则黑人奴隶制仍悄悄地在新英格兰生根。大致在17世纪中期，黑人奴隶出现在财产清单上。1698年，马萨诸塞的法令中使用了“黑人奴隶”一词。但一些殖民地的文书中提到黑奴，多称“仆役”。黑人集中于城镇，乡村的黑人相当分散。他们除担负农场和家务劳动外，还从事铁匠和木匠等各种手艺工作。虽然新英格兰本地的奴隶为数甚少，但这里的商人在奴隶贸易中却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他们和英国奴隶贩子一起，占据了北美的奴隶市场。

从较长时段和较大范围来看，奴隶制在英属北美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及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南美洲。大西洋奴隶贸易兴盛于1451—1810年，这一时期输入美洲的黑人奴隶，绝大多数进入了英属北美以外的地区。刺激奴隶贸易的主要经济因素并不是烟草和棉花种植，而是甘蔗和食糖的生产。由于缺乏有规模的食糖产业，英属北美奴隶制无论在绝对人数上还是相对影响上，都无法与那些甘蔗殖民地相提并论。(159)这当然不是说，奴隶制在英属北美是一种无足重轻的现象。到18世纪之初，奴隶制已深深扎根在北美的经济和社会之中。1760年，在北美的全部黑人中，有58.18%集中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29%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在人数上超过了白人。在北部和中部各殖民地，黑人比例最高的是纽约，占人口的13.9%。(160)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倾向于强调奴隶制在南部社会的重要性，而未对中部和东北部的奴隶制予以充分的关注。近来的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表明，奴隶制在整个英属北美各个地区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是在规模、程度和方式上不完全一样。当今的历史学家为了突出这些差别，通常把中部和东北部称作“有奴隶的社会”，而把南部界定为“奴隶社会”。(161)

奴隶制在英属北美的确立，得到了法律和强制性权力的支持。在奴隶的法律地位明确以前，主人在实际使用中已经对黑人劳工和契约仆作出了区分。后来有关奴隶制的立法，似乎是对此前惯例的肯定。1639年，马里兰有两项法令均使用了“奴隶除外”的说法，(162)而这里所谓的“奴隶”，可能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1640年，弗吉尼亚有一项法令规定，“主人”应为自己及其家人、包括其契约仆提供武器装备，但黑人除外。同年，弗吉尼亚有3个仆役逃跑被抓，其中2人为白人契约仆，1人为黑人，而当局对他们的处罚并不一样：两个白人在受鞭笞之刑后，被判延长服役期4年，黑人则被判终身为奴。1649年，马里兰有一项法令不仅规定黑人仆役终身服役，而且明确其地位为世代相袭。17世纪40—50年代，弗吉尼亚的法庭记录和个人遗嘱也表明，一些被卖为奴的黑人都是终身服役的。(163)这些材料说明，黑人劳工和契约仆在1660年以前就已判然有别。

1661年，一部完整的奴隶法典问世于巴巴多斯，它界定了奴隶和契约仆的区别，黑人的奴隶地位得以确立。(164)对其他海岛殖民地和奴隶较多的大陆殖民地来说，这种奴隶法典无疑是一个可供仿效的蓝本。1662年，弗吉尼亚有一项法令规定，白人男子和黑人女子的后代，其身份随母亲而定。1669年，弗吉尼亚又有法令允许将奴隶处罚致死。1670年，弗吉尼亚还有法令对印第安人奴隶和黑人奴隶做了区分：从陆地上运来的非基督徒劳工（即本地以外的印第安人），应服役12年，儿童则须服役到30岁为止；从海上运来的非基督徒劳工（非洲黑人）则须终身服役。(165)168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还提到，“尼格罗人”和“奴隶”两个词在习惯上是可以互换的。(166)1705年，弗吉尼亚当局将分散的有关奴隶制的法令集中起来，编成了一部“奴隶法典”，一直通行到19世纪。17世纪90年代，南卡罗来纳议会照搬了巴巴多斯的黑奴法典，以加强对黑人奴隶的控制。

黑人对奴隶角色的接受和认同，同样是奴隶制确立的一个关键因素。奴隶必须按照主人所设定的行为规范和思想逻辑行事，绝对服从主人的意志。第一代黑人奴隶的适应过程显然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首先是要适应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黑人死去，其比例高达四分之一。其次是接受新的姓名，主人通常用英文姓氏为奴隶命名，但黑人私下里仍然使用原来的名字，于是第一代黑人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另外还有语言问题，第一代黑人不懂英语，无法与人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苦恼。有个黑人回忆说，他12岁时被卖到弗吉尼亚，感到“我此时格外不幸，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同伴处境更糟，因为他们相互能够交谈，但我没有人说话，谁的话我也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抑郁寡欢，身心憔悴，一心只想死掉”。(167)不适应种植园生活的黑人，经常结伴逃跑。土生黑人由于直接进入已经定型的奴隶生活环境，适应过程相对容易。奴隶主虽然无法根除黑人从非洲带来的习惯和风俗，但极力使他们接受和认同于奴隶的规范，有效地承担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教会在黑人中传播基督教，教导他们从“良心的原则”出发服从于主人。

2.对黑人的控制和歧视

白人社会需要黑人的劳动，但对大量奴隶的存在又始终感到恐惧不安。为了保证奴隶制成为一种有效而安全的劳动制度，白人社会逐步树立了奴隶主的绝对权威，摸索出了许多控制和处罚黑人的手段，并调动全部的习俗和思想意识的力量，来确立白人的优越地位，使黑人屈从而温顺，从而铸造了一种将黑人固定在低下地位的种族关系格局。

奴隶主的权威和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控制权，有奴隶法典作为依据。人们通常把奴隶法典看成剥夺黑奴权利和自由的工具，而历史学家温斯罗普·乔丹提出，奴隶法典实际上是针对白人的，因为它要求白人承担控制和处罚黑奴的义务。(168)白人社会构建了一整套剥夺黑人行动自由和控制他们行动的体制。在劳动中，主人雇用监工驱使黑人，迫使他们尽最大能力完成主人分派的工作。任何奴隶没有主人或监工开的路条，不得在种植园以外走动。任何白人都有权盘查身份不明的黑人。黑人不得成群结伙，不得携带刀、枪和棍棒等武器。(169)有的殖民地当局不准向黑人出售烈性酒，有的则禁止黑人晚上9点以后出门，还有的殖民地要求白人在夜间组织巡逻。纽约对奴隶的控制起初相对松弛，而奴隶则表现得不够“安分”，引起白人社会的很大不安。1702年以后，纽约殖民地当局加强了对黑人的防范，禁止3名以上的奴隶集聚，奴隶不得赌博和买酒。新英格兰对黑人的控制没有南部那么严厉。一开始当局要求黑人和白人一样在民兵中接受训练，但后来也禁止黑人携带武器，要求他们外出时携带通行证，任何白人均有权盘查黑人。控制黑人的目的是防备奴隶起事。随着黑人奴隶的增多，白人社会对奴隶暴动的担忧日趋强烈。对敢于反抗的黑人，当局施以严酷的处罚。1767年，弗吉尼亚北部几名监工被毒杀，许多涉嫌的奴隶被捕，有些遭受极刑，头颅被悬挂在法院屋顶的烟囱上示众。(170)

任意处罚奴隶的权力，不仅是主人权威的直接体现，也是奴役黑人的体制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撑。奴隶主处罚奴隶，经常采用的手段是当众鞭笞，目的是在管教犯下“过失”的奴隶的同时，震慑其他黑人。南部种植园主普遍相信，对黑人管束愈紧，处罚愈严厉，就愈能显示主人的权威，愈能保证奴隶的驯服。有一次，弗吉尼亚的大奴隶主罗伯特·卡特请求法庭允许他处罚两个“难以调教”的奴隶，在获得法院同意后，他砍去了他们的脚趾。以富于教养和情趣著称的威廉·伯德第二，常因小小的过失而鞭打家务奴，有一次他还迫使一个奴隶喝下一品脱小便，以示惩戒。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以读到处罚奴隶的记录。(171)主人在“教训”奴隶时，如果失手导致奴隶死亡，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不过，奴隶主显然不肯自毁“财产”，一般不会轻易打死自己的奴隶，而且他们还要求当局慎用死刑对付“犯罪”的奴隶。1708年3月，宾夕法尼亚议会应一些奴隶主的要求，同意用伤残肢体替代死刑来对付“犯罪的”奴隶。(172)在弗吉尼亚和下南部，当局为因犯罪而被处死的奴隶提供金钱补偿，一方面以弥补奴隶主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则避免他们因不愿失去“财产”而藏匿犯罪的奴隶。(173)

在一个种族混居的社会，殖民地当局极力维持严格的种族界线，严厉禁止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通婚。禁止种族通婚的法令于1691年出现于弗吉尼亚，1705年出现于马萨诸塞，1715年出现于马里兰，此后，几乎所有殖民地均颁布了这类禁令。弗吉尼亚1691年的法令不仅禁止黑人、穆拉托人、印第安人与英裔居民及其他白人通婚，而且不允许他们发生非法的性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跨种族的性关系只能表现为非婚姻的形式。虽然白人男子和黑人妇女发生性接触可以平安无事，但白人妇女如果与黑人或穆拉托人有染，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若与黑人或穆拉托人生下孩子，罚款15英镑；如无力缴纳罚款，则将被卖为仆役，服役5年。(174)这种措施与其说是防患于未然，不如说是亡羊补牢。在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18世纪20—30年代有16个白人妇女和黑人生下了25个混血私生子，这些女子中12人为契约仆，另外4人为贫穷白人的女儿。(175)作为跨种族性关系的后果，黑白混血人在南部随处可见。1755年马里兰的人口调查表明，当地的黑人中有8%是穆拉托人。(176)不过，英属北美的混血人口，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对奴隶的限制和歧视也延及自由黑人。这一点体现了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联系。自由黑人大多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或混血黑人，他们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有的自由黑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向当局纳税，可以到法院出庭，签署法律文件，甚至还占有奴隶和仆役。但到17世纪末，奴隶主授予奴隶自由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自由黑人的地位急剧下降。(177)在奴隶主看来，自由黑人为奴隶树立了一个足以引发动乱的榜样，可能诱使奴隶造反，或帮助奴隶逃亡，因而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等殖民地，有的要求获得解放的黑人尽快离开，有的禁止自由黑人未经允许在其境内居留，有的甚至不准任何自由黑人落脚。马里兰和佐治亚没有类似的限制。自由黑人虽然拥有自由，但仍是黑人，故不能享有同白人一样的权利。自由黑人不得和白人发生性关系，不得占有地产，纳税比例高于白人，在司法上也受到不公的待遇。南部各殖民地均不允许黑人在涉及白人的案件中出庭作证。(178)有些殖民地明文禁止自由黑人参加选举投票。

3.奴隶的劳动和生活

在南部各殖民地，奴隶劳动无疑是商业性农业的基石。当时有人不无夸张地评论说，在切萨皮克地区和下南部，繁重而艰苦的工作多由黑人担负，他们几乎是唯一的劳动人群。(179)今天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在内战以前的南部，如果没有黑人的劳动，离开了对奴隶的压榨，就没有奴隶主的富足，也无从谈及南部经济的发展。烟草、水稻和靛蓝乃是种植园主的财富之源，也是殖民地时期南部经济的支柱，而这些作物的种植均需要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劳动。其中水稻和靛蓝的生产完全是依靠奴隶劳动而兴起的，烟草种植在较长时期内并未直接与奴隶劳动挂钩，但在黑人奴隶取代契约仆而成为主要劳动力以后，这种工作也就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属于烟草种植区。烟草是一种“非常娇贵的植物”，对土壤、气候和生长环境要求甚高，种植和加工的过程漫长而繁难。种植一季烟草所需的时间，介于靛蓝和稻米的生产周期之间。每年1月中旬开始在特殊的苗床上播种，到4～5月份将烟苗移植到事先整理好的地里。这时奴隶的劳动强度很大，无法忍受的黑人就选择逃跑，因而这是一个逃奴明显增多的季节。随后，烟草田需要不断松土和除草，并定期剪除新叶以防止烟草过度生长，还要时时消除虫害。及至夏末，烟叶开始变黄，便进入了最繁忙的收割季节，这时奴隶一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5个小时。他们用一定的技术将成熟的烟草砍倒，由于单株烟草的成熟有迟早之别，这一工作通常要持续到9月。烟草在地里略事晾晒以后，由奴隶运到专门的烟草房里晾挂和加工。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仔细认真地完成，因而奴隶往往在严密的监督下劳动。收获之后，奴隶并不能轻闲，而需要为来年的种植作准备。一些没有奴隶的家庭，则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种植烟草。当越来越多的种植园主转向小麦等谷物的生产以后，种植和收割的繁重工作仍然由奴隶承担。(180)

水稻种植技术在西非早已相当成熟，这种作物在下南部的推广，可能同来自西非的黑人奴隶所掌握的种植技术有密切联系。种植水稻需要奴隶常年不歇地劳动。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最初把水稻种植在较高的旱地，依靠雨水灌溉；随后他们发现内陆的沼泽湿地更适合种植水稻，于是调动奴隶排干积水，砍掉树木，修筑堤坝，以人工水渠将稻田分割为方块，同时建成以水库和池塘为中心的人工灌溉系统。(181)种植的准备工作始于冬天，要放火烧掉上一季收割后留下的稻茬，并以犁耙来平整田地。早春时即开始播种，同时还需要疏浚沟渠，以利于灌溉和排水。此后，稻田需要不断地放水、排水、松土和除草。在6、7月间，下南部炎热难当，而此时水稻最需要人工照管，劳动的强度是可想而知的。在最后一次放水和排水后，就要进行收割。稻子割下以后，打捆晒干，然后运到磨坊，经过脱粒、去壳和筛簸，最后打包存放。在采用机器脱粒和去壳之前，这些工作须由奴隶手工完成，据说是稻米生产中最艰苦的环节。(182)

在下南部，靛蓝的生产仅仅兴盛了短短几十年。这种产品不仅需要投入很多的劳动，而且有复杂的工艺要求。靛蓝的生长期较水稻为短，一般在4月初播种，6、7月即告成熟。但这种作物比水稻需要更为精心的照护，因而劳动的强度并不低于水稻种植。在其生长期间，奴隶必须时刻在田间除草，锄头是他们很少离手的工具。防治虫害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毛毛虫和蝗虫尤其是靛蓝的天敌，如不加提防，可能会使之毁于一旦。到7月初，奴隶把成熟的作物连根砍倒，尽快置于大桶中，加水使之发酵；然后将水抽干，用专门的木板抽打植物，使染料完全渗出；再加入石灰水，使蓝色物质沉淀，将水滤干后就得到糨糊状的染料，装入袋中，制成方块，干透后再打包存放。所有这些工序须到10月方能完成，奴隶既要有细致的技术，又需付出繁多的体力，其辛劳是不难想见的。靛蓝发酵后产生腐臭气味，令人难以忍受；而且这种气味还吸引蚊虫，导致疾病传播；废弃的茎叶则滋生苍蝇，危害人畜。种植园主通常把生产地点放在远离其住处的地方，而奴隶则必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劳动。由于靛蓝生产期较短，在每年剩余的时间里，奴隶还要种植粮食和蔬菜，饲养牲畜，以及生产造船物资。(183)

种植园的奴隶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种植园主对奴隶劳动的组织和管理，通常采用“班组制”和“定额制”两种形式。(184)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园往往采用前者，即把奴隶编成小组，每组6～17人不等，通常为9～12人。(185)劳动小组由工头来指挥和监督，他们又叫“监工”或“头领”。有时种植园主也从奴隶中挑选一些“驱奴者”，协助工头维持劳动纪律。工头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充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大种植园，奴隶和主人接触不多，常年受工头监督和约束。有些新来的奴隶还记不住主人的姓名，但能说出工头的名字。他们清晨即起，日落收工，连吃饭的时间都很有限。(186)在下南部的水稻种植中，通常实行定额制。奴隶在劳动时一般不受多少监督，只要完成了指派的工作，就可以得到较多自主支配的时间。在南卡罗来纳，奴隶星期天能得到休息，有时星期六只劳动半天。女奴和孩子也常在田间干活，少数女奴纺纱织布，或充当家务奴。第一代来自非洲的奴隶大多从事田间劳动，土生黑人中有的担负家内劳动，有的做主人的贴身仆人，有的是工匠、马夫和车夫，还有的喂牲口或做缝纫。在18世纪40年代以前，黑人工匠甚少；18世纪中期以后，大种植园主让黑人随白人工匠学艺，黑人工匠渐多。有手艺的奴隶绝大多数是男性黑人，他们在奴隶市场上有很高的身价。

关于奴隶劳动与自由劳动何者更具效率，美国学者中间历来存在争论。本杰明·富兰克林1751年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奴隶劳动的成本高于自由劳动。这种观点虽然缺乏坚实的论证，但却影响了他同时代不少人的见解，包括亚当·斯密。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多有讨论，但长期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187)其中最为振聋发聩的见解，是罗伯特·福格尔等人在1974年得出的结论。他们基于翔实的资料和精密的计量方法，明确指出奴隶制农业比北部农业更有经济效益，而奴隶工作勤奋，其生产效率高于白人自由劳工。(188)以常理推断，在北美殖民地，土地易得，而劳动力难求，如果不持续不断地引进黑人奴隶，土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大为延滞。众多农场主和种植园主之所以不惜成本地购买黑人劳工，目的无疑在于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是否如通常想象的那样“野蛮”和“残暴”呢？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无疑是野蛮而残暴的；但对于具体的奴隶主来说，奴隶是一种可以“带来巨大利润”的财产，他们可以野蛮而残暴地对待奴隶的人格和精神，而一般不会轻易毁伤奴隶的肢体。因此，虽然奴隶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遭到了横暴的剥夺，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一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据18世纪20年代来自英国的牧师休·琼斯所言，弗吉尼亚的奴隶主“有义务”照管好自己的奴隶，不能使他们过度劳动，也不得让他们挨饿；此外还要用其他的“小恩小惠”来取悦他们。他认为，这些“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履行；但也有一些“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和声誉的主人”，对自己的奴隶表现得“过于残酷和漠视”。(189)除了供应衣食之外，奴隶主通常允许奴隶建立家庭，积攒财物。经主人许可，奴隶们还可以自己饲养牲口和家禽，种植瓜菜和水果，并将剩余品拿到集市出售。此外，还常有奴隶同主人、邻居和外来的旅行者进行交易，有的奴隶甚至因此而小有积蓄。(190)

早期奴隶的生活情况较少见诸史籍。奴隶住在简陋的房舍里，饮食质量相当恶劣。较大的种植园通常都是新、老奴隶混合，或用年头长的奴隶充当工头，在白人监工的监督下，带领新来的奴隶劳动。土生黑人往往熟悉白人文化，受过洗礼，有的还组成了家庭。他们有时会和那些新来的黑人发生冲突。大种植园的黑人奴隶数目较多，集中居住在奴隶棚屋区，以家庭为中心而形成社区，他们相互往来，夜晚还在一起交谈和唱歌。班卓琴和巴拉弗是他们最喜爱的乐器。有时他们在节日里举行庆祝活动，在班卓琴声中跳舞。奴隶虽然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财产，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乃是有语言、思想和情感的人类，因而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主人之间，在相处中自然会衍生出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婚姻和血缘关系的扩展，黑人社会网络逐渐越出单一的种植园，有的逃奴利用这种社会网络，隐藏在较远地区的朋友或亲戚那里以躲避抓捕。不少黑人逐渐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教义，其传统的信仰仍旧流传，并和基督教相混合，形成黑人教会。有的黑人假意信奉基督教，以保全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有的黑人对魔术和法术有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来解决内部纠纷或对付凶残的主人。主人有义务照顾年老体弱的奴隶，马里兰议会曾制定法令，对不履行这一义务的行为进行处罚。奴隶有时也和主人交涉，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的条件。

北美黑人来自非洲不同地区，文化多种多样，而且居住分散和隔离，文化融合的进程相当缓慢。从外表看，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但其内部并无统一的文化。最初来到北美的黑人，使用各式各样的本族语言，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后来他们逐渐掌握了英语，用它作为共通的交际工具，但在发音、用词和语法上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他们还保留了许多来自非洲的音乐、舞蹈、游戏和民间故事。奴隶主担心黑人联络反叛，禁止各种植园的奴隶彼此往来，以致黑人内部缺乏联系和沟通，难以形成团体意识和文化认同。这种情形在切萨皮克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奴隶分散在各个规模较小的种植园中，居住在相互隔离的奴隶棚屋区，并且受到白人的直接干预和控制，黑人文化认同的形成因此而受到延滞。在下南部地区，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奴隶众多的大种植园明显多于切萨皮克地区，黑人得以相对集中地生活和劳动，而且所受白人的干涉略少，与白人的接触也不多，因而易于形成一种较切萨皮克地区奴隶更具自主性的黑人文化。(191)但如果与海岛殖民地的奴隶制相对照，那么北美奴隶生活和劳动的单位普遍不大，同主人的接触更为密切，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其文化中的非洲成分也就少得多。(192)

4.奴隶制的社会反响

黑人对奴隶制的反应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少美国学者强调，在探讨奴隶的心理状态时，一定要首先考虑到他所在的种植园的情况，因为不同的奴隶主和监工对奴隶的态度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往往影响奴隶的反应。同时，还要注意不同的奴隶群体的态度差别，如新到的奴隶通常带有更强的反抗倾向，而那些已经习惯种植园生活的奴隶则显得更“听话”；学得一技之长的奴隶更懂得如何与白人社会打交道，他们逃走或获得自由的机会相对要多一些。

美国有的历史教科书把黑人奴隶描绘成“温顺”而“快乐”的“孩子”，说他们总是唱着歌儿愉快地去劳动；他们在故乡时并不了解“文明的快乐和舒适”，较之古罗马的奴隶，他们对艰难处境和低下地位的适应要容易一些。(193)据有的学者描述，“Sambo”在南部乃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形象，他“温顺但不负责任，忠诚但是懒惰，谦卑但时常说谎和偷窃；他的行为充满婴儿那样的傻气，他的话里满是孩子似的夸张。他和主人的关系完全是依赖和孩子似的依恋”。(194)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温顺而依赖”的黑人形象不过是南部奴隶主刻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强调奴隶主对于黑人的重要性；而且，“温顺而依赖”只是黑人形象的一个极端的侧面，奴隶中也有纳特·特纳那样的反叛者。(195)事实上，各殖民地均存在形式、程度和规模不一的奴隶反抗活动。黑人被白人社会当成最大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黑人多于白人的南卡罗来纳，白人时时感受到真实的或假想的“黑人威胁”。威廉·伯德第二在1736年写道，在他们周围有那么多可以扛枪的黑人，如果有某个“不轨之徒”出来振臂一呼，便会挑起一场奴隶战争，白人就会血流成河。(196)由此可见，奴隶主对黑人的反抗是深怀恐惧的。

逃跑是奴隶采取的一种相对温和的反抗方式。悬赏逃奴的广告充斥各地的报纸，可见逃奴的确很多。奴隶逃跑通常是零星的，缺乏组织性，以新来者居多，与19世纪上半叶那种组织严密和规模浩大的“地下铁道”运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奴隶主个人而言，逃走一名奴隶，就等于损失了一笔财产；对白人社会来说，逃奴则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奴隶主和殖民地当局毫不留情地对逃奴实行缉捕和处罚。为了对付逃奴，他们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17世纪60—70年代，弗吉尼亚议会要求将逃奴的名字在各县的每一教堂张榜公布，倘若逃奴不肯返回，任何人可用任何方式杀死他（她），主人还可从当局得到赔偿。任何不能证明其身份的黑人，都可能被认定为逃奴。1741年，北卡罗来纳有一项法令规定，任何黑人如果不能讲英语，并说不出其主人的姓名，就可被断定为逃奴。(197)南卡罗来纳当局要求，对逃跑四次的奴隶，应在鞭笞之外再割掉左耳，并在左脸上打上“R”字印记。

更激烈的反抗就是暴力行动。奴隶日常的暴力反抗方式，主要有毁坏主人的作物，烧毁谷仓，偷走主人的财物到黑市出售。1732年，南卡罗来纳有个奴隶主迫使奴隶在水稻田里劳动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的谷仓就化成了灰烬。大规模奴隶暴动也不时发生，使整个白人社会深陷恐慌之中。纽约市在1712年发生了一起奴隶暴动，20余名黑人在一座建筑里放火，杀死9名白人，并将冲进去救火的人全部打伤。事后造反的黑人被酷刑处死。1741年，纽约市又接连发生多起纵火和盗窃事件，白人社会怀疑黑人正在酝酿大的暴动“阴谋”，于是发动了一场搜捕和处置黑人疑犯的运动，致使许多黑人受到牵连。有25名白人和150名奴隶被捕，其中4名白人被处极刑，13名黑人被吊死，18名黑人被烧死，70名黑人被放逐到西印度群岛。1711年，南卡罗来纳一群黑人手执武器在几个种植园抢劫，其首领被处死。1739年9月，在查尔斯顿西南15英里处发生了“斯托诺奴隶造反”。一位名叫杰米的黑人，在斯托诺桥率50～100名黑奴攻取一座店铺，杀死老板，抢得武器弹药，扛着旗，敲着鼓，直奔西班牙人控制的佛罗里达寻求自由。他们沿路杀掉所遇到的白人，但放走了一名“善待其奴隶”的小店主。殖民地当局组织民兵进行镇压，双方发生激战，40名黑人和20名白人阵亡。这是殖民地时期最大的一次黑人暴动。次年，又有一名奴隶告密说，150名奴隶正在密谋起事，当局立即搜捕，50名黑人被捕，并遭到绞杀。是年，查尔斯顿发生火灾，当局把几名奴隶当作纵火犯处死。与巴西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暴动相比，北美奴隶的反抗不仅次数少，而且规模小，逃跑的人次也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北美奴隶“温顺”。加勒比海列岛和拉美奴隶人口众多，在巴西等地甚至超过白人，其反抗更为频繁和激烈，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白人社会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并不一致。在以奴隶劳动为经济之本的南部，不仅奴役黑人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而且经常能听到敏感地为奴隶制辩护的言论。奴隶主对于奴役和压榨黑人大多觉得心安理得。威廉·伯德第二曾踌躇满志地对人说：“我有一个大家庭，我的门总是对所有人开放，而且我也没有欠账……作为一个家长，我有自己的一群子女和仆人，有自己的男女奴隶，我自己的仆役中干各种手艺的人都有。因此，我在生活中除了听从神意，就不依附于任何人了。”(198)的确，是奴隶制给奴隶主带来了经济富足、社会地位和个人独立性，也使他们意识到自由的可贵。

谴责奴隶制的声音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中部地区。曾参与塞勒姆巫觋审判的马萨诸塞法官塞缪尔·休厄尔，对奴隶贸易十分反感，于1700年发表了一本题为《出卖约瑟》的小册子，将奴隶贸易和《圣经》中约瑟被其兄弟贩卖为奴的故事联系起来，指出，“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属于同一后裔，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以及其他外在的生活快乐”。但他同时也强调，黑人决不可和“我们”通婚和混血，而只能作为一个特别的血统留在“我们的”政治实体当中。(199)这本小册子在当地引起了反响。波士顿的约翰·萨芬是一位年迈的商人兼奴隶主，他对休厄尔的说法不以为然，写了一份答词为奴隶制辩护。他认为把奴隶制和约瑟被卖的故事联系起来是不妥的，而宣称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则违背了上帝为世界规定的等级次序。他在讲了一番“王侯将相，确有其种”的道理以后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而且要终身为奴”。(200)较之休厄尔的文章，萨芬的意见或许更能反映当时的舆论气候。(201)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居民对奴隶制的谴责最为激烈。他们认为，人类奴役自己的同类是极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眼中所有人同属一家，相互要有兄弟之爱。有篇文章指出，“俗话说，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要怎样对待所有人，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代，来自何处，或是什么肤色”。(202)在有的教友会信徒看来，占有奴隶会带来许多潜在的危险，对他们的道德纯洁和居家安全都不利。费城的教友会年会把奴役黑人视为一种“罪过”，要求信众不再参与奴隶买卖。教友会反奴隶制的代言人约翰·伍尔曼，自18世纪50年代起陆续发表言辞犀利的小册子，揭露奴隶制的不合理，指出它对白人社会自身的危害，其言论广为人知。他说，白人儿童无论出生在多么低贱的家庭，都不会成为终身奴隶的候选人，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将奴隶制和黑肤色联系在一起，而把自由和白人等同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纠结于白人意识中的错误观念。(203)

当殖民地居民以自由和权利相号召来反对英国统治时，奴隶制的正当性遇到了更严峻的挑战。殖民地人士指责英国政府蓄意要使他们成为“奴隶”，可见，在他们的意识中，一旦“自由”不保，就会变得和黑人奴隶同样不幸。根据这样一种逻辑，他们身边有数十万黑人被剥夺了自由和权利的现实，就是无法回避的了。他们难以回避理查德·韦尔斯提出的问题：如何调和实行奴隶制与宣称崇尚自由之间的矛盾？(204)1773年2月18日，有人在《马萨诸塞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北美的人们声称热爱自由，并用各种手段维护自由，要将它传给子孙后代，但他们却不仅对无数同胞身陷奴役状态熟视无睹，而且自己就占有奴隶，真是令人吃惊；他问道：“这样一种行为能和对自由的热爱相协调吗？”(205)本杰明·拉什医生也撰文呼吁废止奴隶制，他说：“自由这株植物天性柔弱，它与奴隶制为邻，是不能长久茂盛生长的。要记住，整个欧洲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当自由的支柱在全球各地坍塌以后，人们指望在这个地方为自由保留一个避难所。”(206)纳撒尼尔·奈尔斯牧师更尖锐地指出：“上帝给了我们自由，而我们却奴役自己的同胞。难道我们不害怕报复的法则就要在我们身上实施吗？……我们不是要享有自由吗？那我们就必须将它给予他人。”(207)可是，这种推己及人的好意，并不能赢得南方奴隶主的理解，奴隶制最终并未随英国的统治一起在北美崩溃。

四、经济生活的变动

随着英国拓殖地的建立和扩展，北美大陆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迅速突破了渔猎和粗放种植的限制，进入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市场谋利为取向的阶段。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英属北美的白人居民在整体上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人群之一。

1.地域性经济差异的出现

英属北美在经济上存在十分鲜明的地域差异。有的学者按照产品类型将北美划分为5个经济区域：一、从哈得孙湾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毛皮产区；二、从纽芬兰到马萨诸塞的渔业区；三、从纽约（或康涅狄格）到弗吉尼亚北部的谷物产区；四、从马里兰潮汐带到北卡罗来纳中部的烟草产区；五、从菲尔角河下游到佐治亚的稻米和靛蓝产区。(208)这种划分当然是相对的和粗线条的，实际上，即使在某一殖民地内部，经济生活往往带有混合性，如特拉华出产大量烟草，弗吉尼亚的谷物种植在18世纪也很有规模。而且，产品类型的不同，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各殖民地在土地占有、生产方式、市场关系和劳动制度各个方面，均有程度不一的差别。新英格兰盛行中小土地占有制，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形成了农业、畜牧业、捕鱼业、商业和制造业并举的多样性经济格局。中部的庄园和家庭农场成为北美乃至整个英属美洲的粮仓，那里生产的谷物和粮食制品远销各地，商业贸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北起特拉华河谷、南至北卡罗来纳北部，出现了一个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烟草种植区，农业的商业化和劳动的强制性，塑造了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北卡罗来纳及其以南地区，遍布种植水稻和靛蓝的种植园，到处可见成群的黑人奴隶在田间劳动。独立的中小农场也存在于切萨皮克及其以南地区，但一直处在大种植园的巨大阴影下；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也淹没在种植大宗经济作物的茫茫田野中。南部广泛采用基于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制度，这是南北经济的根本差异所在。

新英格兰经济的特征是逐渐形成的，畜牧业、捕鱼业和进出口贸易最终成了三大经济支柱。这里山石嶙峋，灌木丛生，土地相对贫瘠，英国人一度认为，这里是“英属大陆殖民地中最少活力的地区”，“饥荒和不幸伴随着它”。(209)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发展商品化农业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因而作物种植逐渐退居辅助性地位。当地居民在英国经验的基础上，引进新的牧草品种，解决了牲口过冬的难题，马、牛、羊和猪等牲畜的饲养于是趋于兴旺。从17世纪末开始，畜牧业成了许多居民的生财之道。许多村镇全力发展畜牧业，甚至放弃了粮食种植，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口食物。土地的使用情况反映了这种经济格局。1751年，马萨诸塞各县用于耕种的土地平均为18%，草地和放牧地则分别占36.6%和42.9%。(210)

捕鱼业从17世纪40年代初开始走出困境，1645年，渔产品的出口值达到1万英镑，此后一直没有停止迅速增长。(211)捕鱼业和与之相关的加工业，给新英格兰带来大量财富。当地出产鳕鱼和鲸，鳕鱼经腌制晾干，成为出口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产品；鲸则用以提炼鲸油和加工各种有关制品，也多供出口。到18世纪中期，渔业产品和鲸制品给新英格兰带来了一半左右的出口值，而畜牧业和木材业的出口值加在一起，才大体相当于捕鱼业。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当地约有10%的成年男子在渔船上工作。(212)

新英格兰的制造业起步甚早，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木工、制皮、打铁、纺织、屠宰和烘焙等行业随处可见，糖类加工、朗姆酒蒸馏、磨面、制鞋和造船等产业也渐有规模。虽以家庭作坊生产为主，但产品在满足本地消费之外，尚有剩余可供出口，尤以鞋类、船舶和朗姆酒的出口为多。

以波士顿等港口城镇为中心，新英格兰兴起了活跃的商业贸易。清教的伦理和社会观念不容许将牟利置于公共福祉之上，甚至将勤劳致富与贪欲混为一谈；教会还直接干预商人的活动，将过度赢利视为罪过，这使第一代商人感受到利润和道德的冲突所产生的巨大压力。(213)但是，社会现实最终迫使清教观念与商业利益达成了妥协。早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波士顿商人就开始把巴巴多斯的糖、弗吉尼亚的烟草和新阿姆斯特丹的毛皮运往伦敦，把本地的渔业产品、食品、木材制品和马匹运销到其他英属殖民地，并把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葡萄酒、水果、盐、糖、糖蜜、朗姆酒、棉花、染料及其他产品运到北美大陆。波士顿商人很快就成了“新大陆”商业的主力军，到1700年控制了殖民地船只货运能力的40%。进入18世纪，波士顿的贸易垄断地位遇到许多城市的挑战，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一些较小的港口，进出的商船逐渐增多；中部一些新兴港口城市，特别是纽约和费城，在北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扩大。

经过几十年的创业，新英格兰初步出现了经济繁荣。桑德威奇伯爵在1671年就曾断言，新英格兰不出20年就很可能变得强大而富足，不再注重保持他们对母国的依赖了。他的预言部分是准确的：新英格兰在英国殖民体系中的经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其他殖民地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1689年，英国派驻马萨诸塞的代表爱德华·伦道夫指出，如果没有新英格兰，其他美洲殖民地就无法生存，因为新英格兰为它们提供了牛肉、猪肉、鱼、食物、木材和马匹等各种产品；是新英格兰使其他殖民地得享繁荣。(214)而且，这种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的商业经济的形成，意味着早期清教领导人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已然式微，新英格兰进入了同北美其他地区一样的社会发展轨道。

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土地肥沃，林木茂密，河流纵横，无论是发展农业或商业，都有极好的自然条件。英、荷、德和瑞典等国移民带来的农业经验，在这里融合汇聚，使农业具备很大的优势。农业种植主要依靠家庭农场，奴隶劳动没有南部种植园那么普遍。宾夕法尼亚居民种植蔬菜、牧草、水果和小麦，尤其是小麦的产量很大，出口到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新泽西盛产水果，遍布桃树和苹果树。鲜桃由于不便于储存和运输，浪费严重；苹果则用于酿酒，然后销往西印度群岛。纽约出产的牛奶、面粉、啤酒和牲畜，在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谷物出口的增长给农场主们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小麦价格在18世纪20年代以前曾大幅度下跌，此后则持续稳定地上涨，1750年费城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比1720年高出50%，1770年的价格则是1720年的两倍。(215)

中部各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同样十分兴旺，费城和纽约逐渐成为与波士顿并驾齐驱的商业贸易中心。费城的教友会商人以勤劳、节俭、诚实、谨慎和友爱为美德，同时又富于商业头脑，很快在贸易方面崭露头角。他们参与殖民地内部贸易，把当地所产小麦和面粉运销到新英格兰等地，从那里换回英国的制成品。他们也同外部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初主要与西印度群岛开展贸易，同英国的直接往来不多。1748年，彼得·卡尔姆初到费城，发现那里的商人“从西印度群岛贸易中获利甚巨”。(216)七年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开始和伦敦及其他欧洲城市发生广泛的贸易关系。1750—1754年，从费城运出的2.52万吨货物中，到达英国和其他欧洲城市的仅有5300吨，占21.3%；1772年运出的4.58万吨货物中，则有1.4万吨到达英国和其他欧洲城市，占31.4%。(217)纽约更是一座商业城市。17世纪下半叶有人发现，“该城的人……几乎都是买卖小商品的商人”。(218)到了18世纪，这里逐渐成为一个联结北美和欧洲及西印度群岛的大商港。中部殖民地还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像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大城市自不待言，一些小城镇也有自己的制造业。据卡尔姆说，日尔曼敦的多数居民乃是“手艺人”，制作的东西品类繁多，质量很好，不久就会使这个殖民地不再需要从母国购买什么产品了。(219)

在切萨皮克地区，围绕烟草的种植而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特征的种植园经济。进入17世纪，吸烟之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传播渐广，到17世纪60年代，英国有25%的成年人每天要吸一支烟；到1750年，烟草的消费量在整个欧洲都达到了这个水平。(220)消费推动市场的扩大，弗吉尼亚烟草的出口量因之不断增长：1622年为6万磅，1628年为50万磅，1637—1640年的年均出口量达到139.5万磅。(221)进入18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出口量虽有起伏，但总趋势呈上升状态：1700年为3200万磅，1730年为4380万磅，1750年达到6620万磅。(222)1760年，烟草为切萨皮克地区创造了43.625万英镑的财富。(223)烟草的确是一个改变历史的角色，由于它的出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而且逐渐成为北美最富庶的地区。有的学者认为，相对于棉花对内战前南部社会的意义来说，在殖民地时期的切萨皮克地区，烟草更是一个“大王”。(224)

不过，在产量增长的同时，烟草价格一度大幅下降。1680年弗吉尼亚总督卡尔佩珀写信给英国当局说，如果烟草价格持续低落，将很快导致“这个一度很壮观的殖民地”的毁灭。(225)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价格低迷主要是生产成本下降和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而且价格降低促成市场的扩大，刺激了生产，导致烟草产量持续增长，种植园主在总体上获利甚丰。(226)为了提高烟草价格，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当局分别于1730年和1747年制定烟草检验法，在各县设置烟草检验员，就地销毁品质低劣的烟草，销毁量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一。只有检验合格的烟草方可出口，而品质的提高有助于价格的上升。但是，这一措施损害了小种植者的利益，因为他们种植的烟草通常达不到法令所要求的品质。于是，他们就以砍倒或焚烧大种植者的烟草作为报复。美国革命以后，两州的立法机构修改政策，允许品质较差的烟草在本地销售。(227)

大力发展烟草种植的另一个后果是，切萨皮克地区的经济结构一度呈单一化局面，粮食长期难以自给。伯克利任总督期间，在弗吉尼亚鼓励经济多样化，并且初见成效。18世纪初，切萨皮克地区出现了多样化的农业，粮食作物的种植和牲口的饲养得到重视。弗吉尼亚最终成为北美主要的玉米和小麦产地，其小麦总产量几乎赶上了纽约。马里兰靠近宾夕法尼亚的几个县也盛产谷物，高质量的面粉在加勒比海地区颇受欢迎。据有的学者估计，1768—1772年间，弗吉尼亚每年生产的谷物价值为86.4万英镑，而烟草价值则只有49.3万英镑；但90%的玉米和83%的小麦用于本地消费，因而在出口价值上烟草仍然高居首位。(228)即便如此，到1768—1773年间，切萨皮克地区的小麦和面粉出口量，仍达到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出口量的25%。(229)

北卡罗来纳在经济上接近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占有重要地位。1753年，从北卡罗来纳各港口运出的烟草为10万磅；1772年增至150万磅。这些数字并不能全面反映北卡罗来纳的烟草产量，因为有不少烟草是经弗吉尼亚的港口运出的。北卡罗来纳还盛产玉米，出口西印度群岛，出口量在1768年为117389蒲式耳，1772年为176742蒲式耳。皮德蒙特地区出产的小麦也大多进入市场，1772年的出口量超过1.3万蒲式耳。(230)从整体上看，北卡罗来纳经济在南部属于落后之列，较南卡罗来纳尤为相形见绌。例如，1768—1772年间，南卡罗来纳白人出口产品的人均价值为9.13英镑，而北卡罗来纳仅有1.17英镑。(231)1765年，有位法国来的旅行者发现，北卡罗来纳富人很少，是“一个穷人的好地方，但不适合有钱人”。(232)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北卡罗来纳贫困农户比例最高，大奴隶主的人数较少；在西部地区，每10户中仅有1户拥有奴隶。

南卡罗来纳则远比其北邻富庶。据《美洲农耕》的作者分析，同英国相比，南卡罗来纳的土地价格不高，而且税额很轻；由于使用奴隶，劳动的成本比较低廉；而生产的产品却能够卖出很高的价格；这三大优势给当地的种植园主铺就了一条致富的坦途。(233)使用奴隶劳动来种植大宗经济作物，无疑是南卡罗来纳财富的主要来源。17世纪90年代水稻种植成为经济支柱，出口量逐年递增，1710年超过150万磅，1720年达到600万磅，1730年接近2000万磅。大致到18世纪40年代末，稻米在下南部的出口货物中所占份额接近60%。在1770年左右，随着靛蓝出口量的上升，稻米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仍占一半以上，在北美出口货物中仅次于烟草和小麦而居第三位。(234)水稻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得到了不断改进，灌溉设施的建设，种植区内移，品种的改良，除草和治理病虫害技术的改善，以及脱粒去壳技术的进步，给稻米生产开创了巨大的前景。水稻成为大宗经济作物，为下南部殖民地的永久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使这一地区变得像弗吉尼亚一样，形成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社会呈严重两极化的局面。

下南部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卡罗来纳地区盛产靛蓝。以往，法属西印度群岛几乎垄断了染料市场。随着英法在北美的竞争日趋激烈，英国政府从1748年开始提供补贴，支持种植和加工靛蓝。于是，靛蓝成为下南部一种主要的出口物资。在1747—1754年间，查尔斯顿的靛蓝年均出口量约为6.5万磅。(235)向英国出口鹿皮，也一度为南卡罗来纳人带来了大量财富。在1699—1715年间，运销英国的鹿皮有5.3万张，价值约为3万英镑（英币）。雅马西战争使鹿皮贸易受到打击，但在18世纪30、40年代，出口英国的鹿皮仍然很多，只是在当地经济中所占地位有所下降。(236)下南部也是造船物资的生产地。中小农场主利用农闲时节生产柏油、松香等产品，作为农业的补充。1718年，从查尔斯顿出口的沥青和柏油为5万桶，18世纪20年代中期接近6万桶。(237)北卡罗来纳的造船物资出口量居各殖民地之首，在英属北美出口到英国的相关产品中，柏油的十分之七、松节油的一半以上以及松脂的五分之一，都产自北卡罗来纳。(238)沿海地带茂密的松林，当初被视为人类生活的巨大障碍，此时变成了当地居民的滚滚财源。

当然，英属北美各大经济区域之间，也具有一些明显的共性。就财产关系和经营方式而言，北美土地私有化和经济自由的程度，均超过同时期欧洲许多国家。各殖民地经济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市场取向，大宗作物种植、畜牧业和捕鱼业等支柱性产业，都与外部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英属北美内部市场经过长期的发育，也逐渐具备了一定的容量，各殖民地之间的货物交换日趋频繁。不过，内部市场的扩大，并没有减弱北美经济对英国殖民贸易体系的依赖。相反，即便是地方性的市场，也脱离不了母国的影响。例如，一个南部的小店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烟草，与自己种植的烟草一起出售，换回的可能是产自母国的货物，于是，他就和母国主导的外部市场建立了某种联系。(239)

2.母国与殖民地经济

英国人向来十分重视殖民地的经济意义。美洲被视为英国财富的源泉，1756年以后甚至有人说，英国一半以上的商业依赖于殖民地。(240)因此，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一贯性，力图使殖民地在经济上既依赖于母国，又具有互补性，为母国创造财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贯彻《海上贸易条例》，在殖民地设立海关，制定和施行限制殖民地制造业发展的措施。

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上体现了重商主义的原则。殖民地向母国输出原料和半成品，而大量进口母国的制成品，在贸易上始终存在入超。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先后制定若干项《海上贸易条例》，规定：一、严禁在外国注册的船只在属于英帝国的港口进行贸易；二、殖民地不得直接从欧洲大陆国家进口制成品，这种贸易必须首先经过英国港口；三、奖励殖民地生产英国所稀缺的物资；四、将若干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货物定为“列举品”，包括毛皮、桅杆、稻米和烟草等，这些货物只能运往英国港口。

这种贸易政策对殖民地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美国史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海上贸易条例》给殖民地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引起殖民地居民起来反对母国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这种政策给殖民地经济造成的限制并不严重，相反，它还具有某些积极的效应：南部的造船物资和靛蓝生产受到鼓励，烟草、稻米等产品获得了可靠的市场；北部船运业主则得免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商船的竞争。(241)

对英国来说，实施《海上贸易条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国不仅要控制殖民地的海外贸易，还须对殖民地之间的沿海贸易进行管理，需要投入很大的财力和人力。1673年，英国议会通过《殖民地关税法》，在生产“列举品”最多的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等地设立关税征稽官和督查员，以保证法令的实施。为了激励他们多收关税，其薪俸按所征收的税款提成，在弗吉尼亚征稽官可得征收额的八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归督查员）；在南、北卡罗来纳则可得二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归督查员）。于是，这些职位成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肥差。(242)虽然殖民地本地人偶尔也能得到这类职位，但任职者大多来自英国，因而这些官员乃是母国权威在殖民地的象征。到1678年，各殖民地均设立了这类职位。1696年，英国议会进而在北美设立若干海事法庭，可不用陪审团审理走私案件。18世纪初，英国财政部还在殖民地设立南、北两个关税管理区，每个港口都有英王任命的海事官员，对进出港船只及其目的地进行登记。北美沿岸50个城镇都设有海关办事处。至此，英国在北美的关税体系最终确立。

但是，英国和殖民地相距遥远，所派官员大多营私自肥，所征关税尚不足以抵偿征收的开支。更重要的是，殖民地居民长期以来对母国的控制甚为反感，各地走私贸易盛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糖蜜和荷兰的茶叶，是两种最常见的走私商品。在17世纪，马萨诸塞曾公开宣称不服从《海上贸易条例》，陪审团总是宣判走私商人无罪。英国派到殖民地的海关官员招致当地居民痛恨，曾有一名海关官员在北卡罗来纳被控犯有叛国罪，还有一名收税官在马里兰被杀。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看到了体制的漏洞和措施的疲软，着手改革对殖民地贸易的管理，无奈为时已晚。

尽管如此，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英国大体上还是控制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使殖民地在经济上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在英国的进口贸易中，美洲和非洲的货物在1633年仅占3%，1699—1701年间增至19%，1772—1774年间达到37%；在英国的出口贸易中，美洲和非洲在1663—1669年所占份额为8%，1772—1774年间增至42%。不过，欧洲始终是英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即便到了1774年前后，英国对欧洲的进出口贸易在其贸易总额中仍占50%左右。(243)

殖民地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英国、南欧和西印度群岛，出口的大宗货物有烟草、面包、面粉、稻米、干鱼和靛蓝等，这几种产品在1768—1772年间占殖民地出口总值的60%。(244)在各种出口产品中，烟草、林木产品、毛皮、靛蓝、鲸油、钾碱和柏油等为“列举品”，不能直接从殖民地销往英国以外的市场，故其出口量的90%以上进入了英国。(245)各殖民地的出口价值大小不一，南部超过英属北美其他地区。在1768—1772年间，新英格兰地区每年的出口额为48.9万英镑，中部为57.2万英镑，上南部为118.1万英镑，下南部为61.4万英镑。其中，弗吉尼亚的年均出口额达到78.3万英镑，在英属北美独占鳌头。(246)13个殖民地也是英国产品的重要消费者，在北美的进口贸易中，英国和爱尔兰的货物所占比重最大，在1768年其价值为257.3万英镑，而西印度群岛和南欧等地的货物相加也只有62.7万英镑。(247)英属北美的进口货物，主要有南欧的盐和葡萄酒，西印度群岛的咖啡、棉花、糖蜜、朗姆酒、盐、糖和葡萄酒等，英国和爱尔兰的亚麻及羊毛纺织品、铜铁制品、帽子、玻璃制品、瓷器、纸张、弹药、丝绸、皮革及皮革制品、药物等。南部是英国制成品的重要消费市场，1772年的进口量占英国当年海外贸易额的16%。(248)

从整个英帝国的范围来看，北美为母国创造的价值远不及西印度群岛，它对母国经济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购买母国生产和再出口的产品方面，也就是说，北美作为母国的消费品市场，其重要性超过了西印度群岛。在1700—1701年，北美出口到母国的产品的年均价值为37.2万英镑，进口母国生产和母国再出口的产品的年均价值为36.2万英镑；在1750—175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7.7万英镑和135.5万英镑；到了1772—1773年，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44.2万英镑和298.2万英镑。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美从母国的进口价值愈益超过向母国的出口价值。(249)

于是，殖民地贸易的入超越来越大。在1721—1730年间，年均贸易赤字为6.7万英镑，到1751—1760年间，增加到89.6万英镑。(250)其中，北美与英国之间贸易的逆差最大，在1768—1772年间达到了146.8万英镑；其次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入超为1.1万英镑；仅与南欧及非洲的贸易出现顺差，为35.9万英镑。(251)殖民地有人对这种贸易入超深感不安，觉得“英国的贸易如果不用我们本地的产品来加以平衡……这种贸易肯定会毁了我们”。(252)据有的学者研究，殖民地经济中存在着补偿入超的途径，如建造和出口船舶的收益，其他隐形服务的收入，再加上英国在北美驻扎军队和维持政府的各项费用，抵消了殖民地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入超。也就是说，殖民地的贸易赤字并非像以往学者所说的那样庞大。(253)

英国在控制殖民地贸易的同时，对北美的制造业也施加了许多限制。英国有人认为，南部殖民地生产的产品对英国有利，而北部殖民地则可能在制造业方面对母国构成挑战。出于这种考虑，英国在大力推动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对殖民地的制造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254)1699年5月，英国议会制定《羊毛制品条例》，限制爱尔兰和北美的呢绒生产，以免与英国产品竞争。(255)不过，北美的呢绒生产规模有限，而且该法仅适用于从产地由水路运出的呢绒产品，对殖民地内部市场不构成限制，因而与北美没有多大的关系。(256)1732年6月，英国议会接受制帽商的要求，制定了《制帽条例》，对北美处于兴盛中的制帽业施加限制，仅允许某一殖民地生产的帽子在本地销售，不得出口到其他殖民地。(257)1750年，英国制定《炼铁条例》，不准殖民地加工铁器产品。(258)

同英国相比，殖民地的制造业的确不够发达。这是否就是英国限制的结果呢？答案似乎并不简单。英国有关政策是否得到切实执行，执行的效果如何，都是值得考察的问题。从殖民地本身来看，劳动力稀缺、资金短绌和市场狭小等因素，同样对制造业形成制约，其程度或许超过英国的政策。就实际后果而言，制造业不发达并未给殖民地经济和居民生活造成重大的损害。亚当·斯密谈到，殖民地的土地一直廉价，而劳动力昂贵，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不仅质量较好，而且价格比自己制造要便宜得多。(259)富兰克林则从另一角度看待发展制造业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土地少而人口密度大的国家，才必须以制造业来养活其居民；美洲有着充足的土地，因而“这里决不会出现什么有规模和价值的制造业”。(260)直到革命前夕，殖民地居民才开始对英国限制其制造业的政策提出公开的质疑，如1771年夏《宾夕法尼亚报》上有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如果不是英国的阻挠，宾夕法尼亚的“制造技艺马上就可以达到极为完善的程度”。(261)

有一种理论认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都是以掠夺为特征的；但在运用这种理论评估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经济关系时，则需要做具体的分析。英国当然需要殖民地为它提供自己不能生产的原料和产品，同时大量购买母国的制成品，从而为母国创造财富。这的确是英国一以贯之的政策。从这种利益需求出发，以种植业为主的海岛殖民地和北美南部，被认为是对母国最有益的地区。然则正是这些殖民地成了英属美洲最富庶的地区，那里的大种植园主往往富甲一方。可见，虽然殖民地经济对母国具有依附性，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互惠的关系。难以想象那些渴望致富的英国人千里迢迢地迁居美洲，不过是自投罗网地去接受母国的“掠夺”。同时，殖民地和母国的经济关系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恶性因素。英国对殖民地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这一方面构成母国的一项重要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象征。在17世纪60年代，英国对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所征关税，约占英国关税收入的25%，在同期英国政府的总收入中占5%。(262)而且，关税不是基于烟草的价值来确定的，而是按重量征收，因而烟草价格的起伏对英国的关税收入毫无影响。烟草给英国带来了财富，而烟草种植者却成了英国商人的债务人。1757年，切萨皮克地区居民向英国商人负债100万英镑（英币）；1776年，他们的债务更达到200万英镑以上。(263)1760年，殖民地的总债务为200万英镑；1772年英国发生信用危机，导致北美债务激增，一跃而至400万英镑。(264)殖民地的庞大债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英国对殖民地的货币管制政策。

3.货币问题

英属北美长期缺少硬通货，货币流通量不足，交换媒介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早期阶段尤其如此。纳税、缴纳各种费用以及日常的交换，都只得借助实物作为中介。常用的货币替代物有烟草、河狸皮、贝壳、铁钉和弹药等。乡村店主出售货物收到的可能不是现金，而多为黄油、奶酪、亚麻籽、谷物、羽毛和蜂蜡等当地的产品。弗吉尼亚用烟草支付官员、牧师的薪俸和其他临时性工作的报酬。(265)在1640年以后的若干年间，马萨诸塞曾实行实物货币标准，以玉米、小麦、裸麦、大麦、豌豆、大麻和亚麻籽等作为纳税和偿付公共债务的手段，统称“本地支付”（country pay）。哈佛学院的学生曾用谷物缴纳学费。实物支付存在很多弊端：价值不易确定和统一，虽然各殖民地通常制定法令来规定某一产品的价值，(266)但同一产品有明显的质量差别，常有人用质量差的物品来支付税收或偿还债务；实物体积笨重，运送不便，不易保存，容易损失，如马萨诸塞的斯普林菲尔德有一次收到150蒲式耳豆子的税款，在水路运送时进水，导致豆子变质。威廉·佩恩的代理人在1704年写道，“不论地租还是其他收入，得到的都不是金钱；而存放了两年的小麦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267)但是，正是这种弊病很多的实物支付方式，在17世纪勉强维持了殖民地的内部贸易和政府税收。

造成硬通货匮乏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殖民地不出产贵金属，而英国政府又对贵金属和硬币的出口加以严格限制，不允许向北美出口纯金纯银。在1663年以前，英国禁止任何硬币流向北美，此后则不准英国硬币进入殖民地。反过来，殖民地不得阻止贵金属出口英国。(268)殖民地金属货币的来源，主要依赖与欧洲其他国家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硬币的种类甚多，价值不一，包括西班牙币、法国币和葡萄牙币等，在使用中产生很大的麻烦。而且，数量本来有限的硬币，又多用于购买进口的货物，流向境外，加剧了硬币的短缺。因此，殖民地不得不经常放弃硬通货标准。例如，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仅有50年可以说是实行了基于白银的硬通货标准，多数时间采用的是实物或纸币标准。(269)

对那些没有卷入市场的人来说，货币短缺并没有带来很大的不便。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年到头经手的现金寥寥无几。但是，那些具有市场取向的农场主和商人，则深受交换手段不足之苦。他们缺乏周转资金，在同英国商人交易时只得欠账，于是成了英国商人的债务人。他们得到的硬币，大多以偿还债务的方式落入英国商人的手中。由此可见，硬币短缺对商业所造成的限制，远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之上。

为了缓解货币的匮乏，殖民地当局有时自铸硬币或发行纸币。铸币本是英王的特权，马萨诸塞乘英国王权被推翻之机，在1652年率先设立铸币厂，虽然其铸币活动一直持续到1684年，但所有硬币的铸造日期都标作1652年。(270)王权复辟后，马萨诸塞的做法便遭到禁止。马里兰业主曾在英国自铸硬币，但尚未在马里兰流通就被英国取缔。发行纸币也是由马萨诸塞率先尝试的。1690年，马萨诸塞当局为了偿付远征魁北克的费用，一次发行了7000英镑纸币，可用来缴纳税收；一俟全部收回，即行销毁。可见，纸币在当时只是一种暂时的应急手段。此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马萨诸塞当局便援引这一先例，又曾几度发行纸币，到1702年纸币的总量已达8.2万英镑。(271)而且，纸币还成了流通和结算的手段。到18世纪上半叶，许多殖民地相继效法。弗吉尼亚在1755年发行烟草券，可在当地流通，并用以纳税。至此，每个殖民地都发行了某种形式的纸币。北美因此而成为世界上较早大量使用纸币的地区。但纸币价值很不稳定，容易贬值，在债权人中间逐渐失去了信用。另外，各殖民地发行的纸币价值各异，一般人很难鉴定不同货币的比价。

随着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多数殖民地还建立了与纸币直接相关的土地银行制度。土地银行的理念出自17世纪中期的英国，而北美的第一家公共土地银行，于1712年建立于南卡罗来纳。此后，马萨诸塞（1714年）、罗得岛（1715年）、新罕布什尔（1717年）、宾夕法尼亚（1723年）、新泽西（1723年）、北卡罗来纳（1729年）、马里兰（1731年）、康涅狄格（1732年）和纽约（1737年）也先后建立了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类似某种公共信贷机构，它在殖民地政府的主持下，以土地、农场、房屋或其他不动产为担保，以低于私人借贷的利息率提供本地纸币贷款，其目的是缓解硬通货不足造成的困难，促进本殖民地的贸易和生产。但在其实际运作中，土地银行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还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马里兰等4个殖民地，贷款数额适中，加上担保的土地价值较高，因而有利于本地货币的稳定，受到了许多阶层的欢迎。相反，在新英格兰和卡罗来纳地区，对贷款额度缺乏限制，而担保的土地价值又不高，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引起商人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使得当地的土地银行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整个土地银行制度在历史上的形象。(272)

在英属北美，货币问题并非仅只是一项经济事务，同时还具有敏感的政治含义。纸币的发行触及殖民地不同群体的利益，有时会成为政治争议的主题。在18世纪20、30年代，波士顿人围绕纸币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发表了许多辩论文章。(273)弗吉尼亚议会面对七年战争中的资金需求和衰退的经济形势，曾多次发行货币或延长纸币流通期限，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端，并在英国商人、英国贸易委员会、殖民地议会和总督几方之间，衍生出复杂的政治纠葛。(274)美国史学界一度将纸币立法视为不同经济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有的认为它体现了债务人的利益，有的相信它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这类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质疑。有的学者指出，将殖民地社会划分为“债务人—农场主”和“债权人—商人”两大集团，缺乏足够的依据；各殖民地发行的纸币，大体上既是需要流通中介的结果，也是政府处理金融问题的工具。(275)由于殖民地几乎不存在资本和货币市场，政府信用也处在原始状态，当局很难以债券方式从民间募集资金，一旦因战争等紧急事态而产生资金缺口，就只能依靠增发纸币来缓解困难。马萨诸塞当局在1750—1763年间曾发行短期有息公债，并大量增加税收，以满足七年战争造成的资金需求，但这种做法在其他殖民地并不常见。(276)

另一方面，纸币问题还牵涉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英国从一开始就反对北美土地银行制度，指示王家总督加以控制，并于七年战争期间彻底停止了土地银行券的发行。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英国又对殖民地发行纸币加以限制。1751年，议会制定了一项针对新英格兰纸币贬值的法令，将新英格兰4个殖民地新近发行的纸币有效期限定为2年，并禁止在私人交易中使用纸币作为法币。七年战争期间，各殖民地大量发行纸币和其他代金票据，其发行量在纽约为53.5万英镑，在宾夕法尼亚为54万英镑，在弗吉尼亚为44万英镑。(277)战争结束后，纸币量虽有收缩，但较战前仍然数额巨大，对英国商人在北美的投资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英国议会决定终结这种局面，于1764年通过《货币条例》，将1751年在新英格兰实行的货币政策，推广到中部和南部所有其他殖民地。法令规定，各殖民地自当年9月1日起不得再发纸币；尚在流通中的纸币到期后自行废弃，其使用期限不得延展；不准用纸币偿还私人债务和支付公共收费。(278)

当时，一些殖民地的经济正处在七年战争后的衰退中，纸币流通量的急剧削减，对许多人的经济境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货币条例》的出台在北美激起了广泛的不安和不满，许多殖民地纷纷表示抗议和抵制，抱怨该法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在随后的几年里，虽然英国的征税措施吸引了殖民地居民的注意力，但货币问题并未被遗忘。有的殖民地并不理会英国政府的限制，允许到期的纸币继续流通。有的则寻找其他途径以缓解流通中的难题。一些殖民地向英王请愿，并通过其驻伦敦的代理人奔走游说，力图促使英国议会废除该法，但没有收到效果。为了寻求缓解通货短缺的办法，富兰克林还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大陆土地银行的设想。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新的法令，对《货币条例》略加修改，允许新英格兰以外的各殖民地自行决定是否以纸币作为支付公共收费的法币。但英国的这一让步，对于修复早已危机重重的帝国内部关系，并没有多大的补益。(279)

4.经济发展的水平

关于英属北美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英美学者作过多种推算，所得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出入。就经济增长率而言，据有人估计，在1650—1770年，整个英属美洲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7%，而英属北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则达到3.2%。(280)到18世纪70年代初期，13个殖民地的年生产总值为3500万英镑左右，约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281)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英属北美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增长的高峰期：各殖民地在建立后的头30年普遍出现过较快的增长；从18世纪40年代至美国革命这一时期，北美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

英属北美国民收入的增长，留下了超过同期欧洲各国的记录。关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是在0.3%左右，另一种是在0.6%上下。(282)鉴于当时英、法等国的增长率都不高，英属北美这一增长率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乃是当时各国所无法比拟的。据有的学者估算，美国革命前夕殖民地人均国民收入在742～866美元之间，(283)如取其中则为804美元，如果按年均增长0.3%计算，可以得出各个时期殖民地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1650年为550美元，1720年为681美元。如果按年均增长0.6%计算，165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384美元，1720年为579美元。参照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可推算出1774年殖民地的国民总产值为18.92亿美元。如果年均增长率为0.3%，那么16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00万美元，1720年为3.27亿美元；如果年均增长为0.6%，则1650年为2.2亿美元，1720年为2.78亿美元。(284)上述推算所依据的人口基数包括黑人奴隶在内，并不能准确反映殖民地的实际情况，因为黑人在国民总产值中的实际占有份额，与白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只考虑自由居民，数字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16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72美元，1720年为826美元，1774年为1043美元；而长期年均增长率就会达到0.49%。(285)故有的学者认为，以177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殖民地居民的境况胜于欧洲大部分人口；其人均财富占有量，甚至和包括贵族在内的英国人均水平没有多大差距。(286)而且，殖民地很少吸收外来的投资，其资本的积累完全依靠自身财富的增殖和储备。

但是，英属北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裨益，并未为所有居民同等地分享。那些地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的地区的大农场主和大种植园主，随着经济的整体发展而逐渐聚集了大笔的财富，他们的家庭因之得以享有富足甚至豪奢的生活。广大黑人奴隶和底层劳工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改善，与上面这些人相比不免有天渊之别，他们大体处在维持基本生存的边缘。即便是对作为殖民地社会中间的“自由持有者”而言，能够占有足够的财产，获得充足的收益，从而保持一种超乎基本生存之上的生活，也就是使他本人及其家庭享有“令人惬意的独立”，乃是一种必须全力追求、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的理想。在早期英美的语言中，这种经济境况叫做“competency”，(287)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丰衣足食”。

在前工业社会，农业的技术状况和生产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英属北美的农业生产工具多为农家自己制作，粗糙简陋在所不免，其技术含量和实用效力也比较低下。最初的移民大多没有犁等重型农具，翻地靠的是锄头和镐一类的工具，入土不深，轮番反复，不出几年地表的肥力即耗尽，土地遭到侵蚀。这种情况到殖民地后期也未得到根本改变。“清教始祖移民”在建立定居地以后的12年里，一直用锹和锄头翻地；1636年，整个马萨诸塞仅有30张犁。(288)迟至1752年，一位到北卡罗来纳旅行的人，从伊登顿到蓝岭山区，一路上连耕犁的影子都没有见到。罗伯特·卡特从事大面积的小麦种植，曾经以锄头为基本工具，收获时主要靠奴隶头顶肩扛将粮食搬进谷仓。当时广泛使用的“凯里犁”，构造笨重，与泥土的摩擦甚大，需要2～3匹马或4～6头牛来牵引。“布尔犁”的效率较高，只需2～4头牛牵引，但要两个人才能控制。一个农夫用这种工具一天能犁地1英亩。然则春季播种期不长，北方尤短，因而一个家庭一年只能耕种10英亩左右。另据克雷弗克所说，到1770年前后，中部的农场一般有各式各样的犁，用于翻耕不同地形和土质的土地。(289)收割同样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因为成熟的作物如不尽快收割就会烂掉，但一个用镰刀收割的人，无论如何卖力，一天也只能收割半英亩。18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大镰刀（俗称“cradle”），使收割的效率提高了三倍。伐树开荒需要斧子，移民们从欧洲带来的斧子很笨重，殖民地的工匠加以改进，制造出较薄而锋利的阔刃斧。马和牛提供了主要的动力，牛在田间引犁，而马则更多用于拉车和骑乘。1683年，威廉·佩恩谈到宾夕法尼亚的情况时说，“人们大多用牛引犁耕地”。另有人在谈到宾夕法尼亚的马时写道，“我们的马是很有用的牲口，适合于牵引和骑乘，种植者骑上没有钉脚掌的马，一天能跑50英里”。(290)

同英国相比，殖民地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科学农业，尚不为北美居民所知。毕业于耶鲁学院的贾里德·埃利奥特在他的《新英格兰农耕论集》中，提醒农场主饲养山羊，啃啮灌木杂草以清除土地；用牲畜的粪便来增强土地的肥力；多用牛耕地以改良土壤；此外还论及羊的饲养、杂草的防治、排涝以及一些作物的栽种方法。这本书流传甚广，但普通农场主是否采纳他的主张，则不得而知。当时人工施肥不足，普遍采用休耕来恢复地力。休耕期的长短取决于土地的多寡。随着人口增加和农场单位面积的缩小，北部的休耕期由原来的7～15年缩短到1～2年，这样给耕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地力未得到充分恢复，必须用深耕和施肥等办法来弥补；以往大片休耕地为牲口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而休耕期的缩短，减少了牲口的饲料来源，许多牲口在冬天因缺乏饲料而死掉。有些人甚至不得不改用牛为主要畜力，因为它所需的饲料仅为马的一半。在当时一些来北美旅行的欧洲人看来，北美的农业生产存在许多弊端：投入太少，劳动力不足，工具简陋，方法粗劣，人工施肥未得到重视，轮作制不合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291)不过，北美土地廉价而劳动昂贵，这一重大的区别就使得欧洲传统的农耕方式失去了可行性。因此，欧洲旅行者对北美农业的观察和评论，可能是一种以欧洲农耕为标准而形成的偏见。(292)

毋庸讳言，工具和技术的落后确实制约了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以致北美农业长期仅凭土地辽阔的优势，以广种薄收来获得较大的总产量。在康涅狄格土质较好的地方，玉米的产量为每英亩20～25蒲式耳；小麦的产量为每英亩15～20蒲式耳；裸麦的产量为每英亩10～15蒲式耳。(293)中部小麦产量为每英亩10～15蒲式耳；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有时低至每英亩6蒲式耳。宾夕法尼亚的德意志裔居民善于精耕细作，小麦产量较高，达到每英亩20～30蒲式耳。纽约长岛农场主用鱼做肥料，提高了小麦的亩产，可达到每英亩40～50蒲式耳。新英格兰的小麦产量高于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不过，种植小麦的土地的地力通常在一般之上。(294)南部烟草的亩产，从17世纪到内战前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每英亩出产1000磅，就算是不错的收成。(295)17—18世纪水稻的产量比后来略低，据有人在1710年谈到，每英亩的水稻产量在30～60蒲式耳之间。18世纪末又有人提到，产量约为20～40蒲式耳。(296)一个人手可以种植2～3英亩水稻，按照1768—1772年间的价格计算，人均创造的价值为15英镑左右。(297)靛蓝每英亩产量从30磅到70、80磅不等。(298)

如果就整个殖民地时期而言，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趋于逐步提高的。在最初使用锄头等简单工具、依靠休耕来提升地力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自然难以形成规模，其商品化的程度也就相当有限。在17世纪的马里兰，种植园主普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展生产的，虽然烟草从一开始就是商品，但谷物等作物的种植，则仅能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需。进入18世纪，随着耕犁的大量使用、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马里兰的农业生产发展成为“规模经济”，粮食出口量大增，而烟草的产量并未受到削减，给富裕的种植园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299)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的农业，也经历了一个大致相似的规模扩大的过程，尽管在时间上不完全一样。中部各殖民地那些生产谷物的大农场，最终也达到了很高的商品化程度。据估计，在宾夕法尼亚东南各县，农业生产者有40%的产品可以走向市场；在弗吉尼亚，45%～50%的烟草、玉米和小麦销往海外市场。(300)

但是，广泛存在于各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和边疆地区的中小农场经济，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带有商业化的倾向，却长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小农场主具有个人主义和商业取向，致力于追求利润。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殖民地农场主并无追逐利润的取向，他们所强烈关心的是维持生计和农场的长远保障，希望尽量避免冒险，对各种革新疑虑重重，不想最大化地生产可以换取现金的作物，而只向市场出售剩余产品。(301)实际上，在生存性农业和商品化农业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前者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向后者转化。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交通条件的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资金投入的增加，对面积较大的农场来说，商品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当然，这种转化受到地区差异和市场需求的直接制约。一般说来，土地肥沃而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路运输通畅）的地区，这种转化比较顺利。1750年以后，由于北美城市的扩大以及欧洲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北美商品化农业的前景更加光明灿烂。不过，在一个生产大宗经济作物的大种植园和一个略有剩余产品的中小农场之间，市场和商品化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完全是为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而存在的，而后者通常与海外市场没有联系，只不过是把自给的剩余就近出售，以换取现金来完税，并购买不能自己生产的生活物资或新的土地。

在初级资源基础上进行加工和制造的能力，也能反映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各地存在多种形式的加工业和制造业。丰富的资源为加工和制造提供了原料，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带来了可供利用的空闲劳动，与英国经济的互补性则创造了很大的市场空间。殖民地的加工或制造产品也是各色各样的，主要有面粉、烟草、牲畜、肉制品、皮革、鞋类、鲸鱼产品（如照明用油、蜡烛）、蒸馏饮料、精炼糖及其他食品、毛纺织品、棉纺织品、亚麻制品及其他纺织品、锯木产品、木桶及其他容器、造船木料、沥青、柏油、松香、纸张、报纸、期刊、书籍、工业化合物、日用化合物、盐、建筑材料、陶瓷及玻璃制品、贵金属、钢铁产品、机械、工具、火器、水陆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设备。这些行业大多依托本地的物产和资源，规模较小，加工程度较低，原料和半成品居多，制成品较少，而且局限在与英国制造业互补的领域，因而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

大西洋沿岸平原森林密布，各地依靠这一资源开发林木产品加工业，从作燃料用的劈柴到日用的家具，从制桶材料到木桶成品，从造船物资到木船，从马车到建筑板材，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劈柴的市场一般在本地，需求很是可观。一般农户在农闲时节利用木材加工桶板，供箍桶匠拼合成木桶，作为运输和储藏的基本容器，需求量也很大。生产建筑木材的锯木场遍布各地，其产品除供本地消费外，还大量出口到海外。殖民地生产的家具，大多出口到西印度群岛。陆地运输用的马车和水上交通用的船舶，同样离不开木材，用于造船的物资尤其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其生产受到英国的直接控制。1705年，英国制定《造船物资条例》，鼓励殖民地以造船物资换取英国的羊毛制品和其他货物，旨在改变以往从瑞典等国购买造船物资的局面。(302)这一政策使该行业出现了更为兴旺的景象。同时，殖民地自己的造船业也在飞速发展，据估计，在1763—1775年间，殖民地每年造船的吨位为4万吨，价值达到30万英镑，其中至少有1.86万吨船舶供应海外市场。(303)到1775年，英国商人所拥有的全部商船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殖民地制造的。(304)

谷物的初级加工，在殖民地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产业。在乡间到处都有小小的磨坊，不仅为当地的居民加工谷物，而且还有剩余的面粉、食品和谷物出售。有的磨坊主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直接卷入海外贸易。他们大量收购谷物，加工后销往海外市场，于是，乡间的小磨坊逐渐发展成了商业性谷物加工场。特拉华境内建在布兰迪万河上的商业性磨坊，后来成为该州工业的基石。

殖民地的炼铁业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北美煤、铁矿藏甚为丰富，而且多为浅表性矿藏，几乎在各殖民地都有发现，加上英国鼓励在殖民地生产半成品，所以炼铁业便在18世纪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弗吉尼亚在1620年曾建立一座炼铁炉，毁于1622年的种族战争。1645年马萨诸塞的索格斯建立了第一座炼铁炉。(305)到1775年，北美共有82座木炭炼铁炉，每座的年生产能力为300吨生铁。另外还有175座铁厂，生产较为柔软的铁条。无论从生产单位的数量还是产量来看，殖民地炼铁业的规模都在英国和威尔士之上。据估计，1775年英属美洲的铁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的七分之一（约合15%）。(306)在美国革命前的十年里，从北美殖民地输入英国的生铁和铁条价值约合5万英镑。(307)当时英国本土冶铁业规模有限，因而鼓励殖民地发展炼铁业；但同时不准在殖民地进行铁制品的加工，以免冲击英国国内的制造业。1750年，议会制定《炼铁条例》，一方面免除了出口英国的生铁和铁条的一切关税，另一方面禁止殖民地兴建加工铁制品和炼钢的设施。(308)不过，这条禁令并没有完全阻止北美铁制品加工业的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在马里兰、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大约有100个以上的钢铁制品生产地，其产品行销于殖民地市场。(309)

其他类型的加工和制造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新英格兰有工场利用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糖提炼糖蜜，以酿造朗姆酒。1770年左右，波士顿每年酿制110万加仑糖蜜，销往各地市场，与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生产者展开竞争。马萨诸塞林恩的商人力图把殖民地的制鞋业组织起来，占领英属北美的鞋市场。另据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爵士18世纪60年代向贸易委员会汇报说，马萨诸塞最大的制造业为波士顿的亚麻纺织；日尔曼敦还建立了玻璃瓶制造业。(310)康涅狄格的钟表业从17世纪起步，到1720年以后具有商业性质，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均有很大改观。当地的白铁业始于1740年，生产的白铁器具颇受一般家庭欢迎。到19世纪，这两个产业成为康涅狄格闻名遐迩的特色行业。

各地农场还广泛存在家庭制造活动。农户通常自己制作简单的农具，自己纺织和缝衣以供家人所需。有些农户还将剩余的制成品拿到市场出售，有些则为较大的工场作分散加工。七年战争前夕，有人在特拉华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自己制作自己的衣服”。(311)克雷弗克认为，北美农户须竭尽一切可能自己制作家庭必需品，如果不得不花钱去购买这些用品，那就等于是在“替别人工作”，与“傻瓜和奴隶”没有差别，因为农业生产的利润“微不足道”，倘若用于无谓的开销，就难免终年劳累而所余无几。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真正讲究节俭和效用的农场”，一般都有专门的织布间，里面放置织布机，供主妇们使用。(312)

【注释】

(1)霍恩：《征服伊甸园：早期弗吉尼亚的占有和支配》，见阿佩尔鲍姆等编：《构想一个英帝国》，第47～48页。

(2)詹宁斯：《对美洲的入侵》，第67页。

(3)詹姆斯·亨利塔等：《演进与革命：1600—1820年的美国社会》，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D. C. 希思公司1987年版，第23页。

(4)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3页；第3卷，第1677页。

(5)温斯罗普：《到新英格兰参与建立拓殖地的人们的缘由》，见曼考尔编：《想象中的美洲》，第137页。

(6)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41页。

(7)1686年5月，英国在给纽约总督托马斯·唐甘的指令中说，如果可用很少的代价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大面积土地，就决不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参见布罗德黑德编：《从荷兰、英国和法国获得的关于纽约州殖民地时期历史的文献》，第3卷，第374页。

(8)约翰·库欣编：《1641—1691年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汇编》，威尔明顿：学术资源公司1976年版，第1卷，第41页；另见小奥斯卡·巴克等：《北美殖民地》，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8年版，第314页。

(9)《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40页。

(10)这种“业主”即村镇的发起人，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负责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土地，或者出面向殖民地当局申请土地权利，取得合法手续后，便发起组建村镇。他们人数不多，在一个村镇通常为5、6名。

(11)小菲利普·格雷文：《四代人：马萨诸塞安多弗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土地和家庭》，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58页。

(12)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第128页。

(13)詹姆斯·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一项跨学科的分析》，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D. C. 希思公司1973年版，第15页。

(14)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96、114、240、262页。

(15)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195页。

(16)原文为“patroon”，相当于英语中的“patron”。

(17)珀西·比德韦尔等：《1620—186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华盛顿特区：华盛顿卡内基学会1925年版，第61页。

(18)威廉·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纽瓦克：日报集团1880年版，第1卷，第37～39页；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541页（颁行年代作1664年）。

(19)爱德华·普赖斯：《划分土地：我们的私有财产拼图在早期美国的开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20)格里戈利·斯蒂弗森：《丰饶之乡的贫困：18世纪马里兰的租佃制》，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21)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与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65页。

(22)普赖斯：《划分土地》，第174页。

(23)H. R. 麦基尔韦恩编：《弗吉尼亚议会下院记录》，里士满，1913年版，第282～284页。

(24)《1630—1703年马萨诸塞坎布里奇村镇档案》，坎布里奇，1901年版，第4～5、10～13页。

(25)威廉·桑德斯编：《北卡罗来纳档案》，罗利：P. M. 黑尔1886年版，第1卷，第188～191页；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375页。

(26)桑德斯编：《北卡罗来纳档案》，第1卷，第45页。

(27)沃尔特·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戈尔兹伯德：纳什兄弟公司1904年版，第23卷，第208页。

(28)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679、1848、3789页。

(29)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385页。

(30)菲利普·布鲁斯：《17世纪弗吉尼亚经济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895年版（1935年重印），第1卷，第560页。

(31)巴克等：《北美殖民地》，第319页。

(32)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第40页。

(33)查尔斯·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102页。

(34)格雷文：《四代人》，第134～135、142页。

(35)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21页。

(36)阿伦·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1680—1800年南部文化的发展》，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37)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4页。

(38)米尔顿·克莱因：《殖民地时期纽约的民主与政治》，见迈克尔·坎曼编：《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民主抑或是服从？》，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温斯顿公司1967年版，第57页。

(39)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373页。

(40)斯蒂弗森：《丰饶之乡的贫困》，第30页。

(41)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406页。

(42)埃德温·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3页。

(43)他用的笔名为J·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弗克。

(44)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42～249、266页。

(45)斯蒂弗森：《丰饶之乡的贫困》，第39页。

(46)转引自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59页。

(47)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78页。

(48)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74、276～277页。

(49)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61页。

(50)参见阿博特·史密斯：《17世纪马里兰的契约仆和土地投机》，《美国历史杂志》，第40卷第3期（1935年4月），第467～468页。

(51)西奥多·刘易斯：《土地投机与1686年达德利理事会》，《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1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58～270页。

(52)比林斯等：《弗吉尼亚殖民地史》，第260页。

(53)布里登博：《神话与现实》，第10～11页。

(54)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第57、84页。

(55)约翰·巴特利特编：《罗得岛殖民地和普罗维登斯拓殖地档案》，普罗维登斯：A·克劳福德·格林兄弟公司1856年版，第1卷，第127～128页。

(56)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第131页。

(57)格雷文：《四代人》，第129页。

(58)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41页。

(59)凯文·凯利：《17世纪弗吉尼亚萨里县的定居模式》，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97页。

(60)柯蒂斯·内特尔斯：《美利坚文明的渊源：北美殖民地生活史》，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劳夫茨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529～530页。关于美国史学界在土地投机问题上的各种见解，参见罗伯特·斯维伦加：《关于土地投机及其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的史学》，《西部史季刊》，第8卷第3期（1977年7月），第283～302页。

(61)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54页。

(62)罗伯特·布朗等：《1705—1786年的弗吉尼亚：民主制还是贵族制？》，密歇根州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7页。

(63)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56页。

(64)查尔斯·格兰特：《1738—1760年的土地投机与肯特定居点的建立》，《新英格兰季刊》，第28卷第1期（1955年3月），第51～71页。

(65)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65、69页。

(66)格雷文：《四代人》，第67页。

(67)E. B. 奥卡拉汉编：《纽约州历史文献集》，奥尔巴尼：韦德-帕森斯公司1850年版，第1卷，第252～254页。

(68)伦纳德·拉巴里编：《1670—1776年英国给英属殖民地总督的指令》，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公司1935年版，第1卷，第528～529页。

(69)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20页。

(70)金承福：《纽约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和佃农》，第251页。

(71)戴维·霍克：《美国早期的日常生活》，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页。

(72)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106页。

(73)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97、307页。

(74)菲利普·D·摩根：《奴隶对比法：18世纪切萨皮克和下南部的黑人文化》，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xv页。

(75)基于这些理由，不宜将“indentured servants”译作“契约奴”。另外，“契约佣工”的译法也不确切，因为他们在服役期间与主人不属于雇佣关系。

(76)弗吉尼亚议会于1658—1666年间规定，没有契约的仆役，如到达时年龄为19岁或以上者，须服役5年；如年龄在19岁以下者，则须服役到年满24岁为止。见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16页。

(77)参见戴维·加伦森：《北美殖民地的白人仆役：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附录，第190～192页。

(78)理查德·邓恩：《仆役和奴隶：劳动力的招募与雇用问题》，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170页。

(79)詹姆斯·霍恩：《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仆役移民》，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56～57页。

(80)威廉·埃迪斯：《美洲来信》，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81页。

(81)詹姆斯·霍恩：《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仆役移民》，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94页。

(82)米尔德里德·坎贝尔：《早期某些美利坚人的社会起源》，见史密斯编：《17世纪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63～89页。

(83)加伦森：《北美殖民地的白人仆役》，第24、25页。

(84)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176页。

(85)加伦森：《北美殖民地的白人仆役》，第12页。

(86)詹姆斯·霍恩：《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仆役移民》，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54页。

(87)格林：《对幸福的追求》，第10页。

(88)吉姆·波特：《人口发展和家庭结构》，理查德·邓恩：《仆役和奴隶：劳动力的招募与雇用问题》，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135、136、159页。

(89)阿伦·福格尔曼：《从奴隶、犯人和仆役到自由旅客：美国革命时期移民的转变》，《美国历史杂志》，第85卷第1期（1998年6月），第43、44页。

(90)恩格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殖民地时代），第224页。

(91)参见理查德·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纽约：八角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313页。

(92)参见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68页。

(93)史密斯：《17世纪马里兰的契约仆和土地投机》，《美国历史杂志》，第40卷第3期，第469～472页。

(94)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第23卷，第63、196页。

(95)佩里：《1615—1655年弗吉尼亚东岸社会的形成》，第53页。

(96)拉赛尔·梅纳德：《从仆役到自由持有者：17世纪马里兰的地位流动和财产积累》，《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0卷第1期（1973年1月），第37页。

(97)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和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52页。

(98)梅纳德：《从仆役到自由持有者》，《威廉-玛丽季刊》，第30卷第1期，第43页。

(99)转引自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96页。

(100)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一幅社会图景》，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71年版，第60页。

(101)梅纳德：《从仆役到自由持有者》，《威廉-玛丽季刊》，第30卷第1期，第50页。

(102)布林：《清教徒和冒险者》，第131页。

(103)乔治·艾尔索普：《马里兰纪实》，伦敦，1666年版。

(104)参见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75页。

(105)埃迪斯：《美洲来信》，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81～282页。

(106)布罗德黑德编：《从荷兰、英国和法国获得的关于纽约州殖民地时期历史的文献》，第3卷，第374页。

(107)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第23卷，第193页。

(108)罗伯特·贝弗利：《弗吉尼亚的历史与现状》，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第272～274页。

(109)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69页。

(110)威廉·布朗编：《马里兰档案：1638—1664年马里兰议会的会议记录和制定的法案》，巴尔的摩：马里兰历史协会1883年版，第80页。

(111)《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48页。

(112)伊利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史》，第114～115页。

(113)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95～296页。

(114)洛伊丝·格林·卡尔等：《移民与机会：马里兰殖民地早期获得自由的人》，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08～209页。

(115)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17～218页。

(116)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444页。

(117)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448页。

(118)《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4卷，第924～925页。

(119)本杰明·富兰克林：《论人类人口增加和各国居民分布》，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52页。

(120)克林顿·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美国政治自由传统的起源》，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公司1953年版，第78页。

(121)维克斯：《在一种处于发展中的经济里的田间劳动》，见英尼斯编：《美国早期的工作和劳工》，第68页。

(122)洛伊丝·格林·卡尔：《1650—1820年切萨皮克地区的经济多样化和劳动组织》，见英尼斯编：《美国早期的工作和劳工》，第146页。

(123)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61页。

(124)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58页。

(125)罗伯特·泰勒：《康涅狄格殖民地史》，纽约州米尔伍德：KTO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126)杰克逊·特纳·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

(127)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77、79、83页。

(128)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45页。

(129)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45页。

(130)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状况》，见艾伯特·布什内尔·哈特编：《当时人所见之美国史（第1卷）：共和国的建立（1689—1783）》，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899年版，第120页。

(131)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82页。

(132)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50～51页。

(133)韦斯利·克雷文：《白人、红种人和黑人：17世纪的弗吉尼亚人》，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1年版，第77～78页。原文为“20.And odd Negroes”，许多论著均作“20名”，不确。

(134)迈克尔·J·顾厄斯科：《与奴隶制共存：早期盎格鲁大西洋世界的人类奴役》，见阿佩尔鲍姆编：《构想一个英帝国》，第236页。

(135)菲利普·D·摩根：《关于早期美国奴隶制的再思考》，见卡拉·加迪纳·佩斯塔纳、沙伦·V·塞林杰编：《早期美国的不平等》，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36)关于这场讨论的各种论著和观点的评述，参见奥尔顿·沃恩：《起源之争：17世纪弗吉尼亚的奴隶制与种族主义》，《弗吉尼亚历史和传记杂志》，第97卷第3期（1989年7月），第311～354页。

(137)奥斯卡·汉德林等：《南部劳动制度的起源》，《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7卷第2期（1950年4月），第199～222页。

(138)卡尔·德格勒：《奴隶制与美国种族偏见的形成》，《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2卷第1期（1959年10月），第49～66页。

(139)奥尔顿·沃恩：《关于最初十年弗吉尼亚黑人的札记》，《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9卷第3期（1972年7月），第469～478页。

(140)参见克雷文：《白人、红种人和黑人》，第75页；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温斯罗普·乔丹：《白高于黑：美利坚人对黑人的态度》，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7年版。

(141)乔伊斯·查普林：《早期北美对印第安人的奴役：没有留下记述的绑架》，见伊丽莎白·曼克、卡罗尔·沙马斯编：《不列颠大西洋世界的创建》，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142)恩格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殖民地时代），第287、288页。

(143)这种淡化印第安人奴隶制的重要性的观点，在美国史学界受到了质疑。参见查普林：《早期北美对印第安人的奴役：没有留下记述的绑架》，见曼克等编：《不列颠大西洋世界的创建》，第56～58页。

(144)牧师亚历山大·休尔特虽然在道义上反对奴隶制，但他在解释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实行奴隶制的必要性时也认为，白人在南部那种炎热气候下劳动，可能还来不及替自己掘墓穴；如果不使用黑人劳动，卡罗来纳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就会长期停留在荒原状态。见乔丹：《白高于黑》，第262页。

(145)佐治亚的詹姆斯·哈贝谢姆1768年发表过这种意见。见詹姆斯·奥克斯：《统治的种族：美国奴隶主史》，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82年版，第34页。

(146)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147)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148)库利科夫：《烟草和奴隶》，第74页。

(149)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20页。

(150)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151)参见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72页。

(152)参见洛伊丝·格林·卡尔等：《马里兰早期的土地、劳动和规模经济：切萨皮克农耕体制中对增长的某些限制》，《经济史杂志》，第49卷第2期（1989年6月），第415页。

(153)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154)罗伯特·韦尔斯：《1776年以前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7页。

(155)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156)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第165页。

(157)韦尔斯：《1776年以前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第112页。

(158)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第100页。

(159)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斯坦利·恩格曼：《磨难时代：对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研究》，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4年版，第20～22页；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既未经同意也没有契约：美洲奴隶制的兴衰》，纽约：W. W. 诺顿公司1989年版，第18～19、29～34页。

(160)根据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编《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有关数据计算。

(161)戴维·戴维斯：《非人的奴役：新世界奴隶制的兴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9页。

(162)布朗编：《马里兰档案》，第41页。

(163)乔丹：《白高于黑》，第75页。

(164)邓恩：《糖与奴隶》，第238～241页。

(165)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329页。

(166)乔丹：《白高于黑》，第97页。

(167)转引自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35页。

(168)乔丹：《白高于黑》，第108页。

(169)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第23卷，第201页。

(170)赫伯特·阿普特克：《美国人民史：殖民地时代》，纽约：国际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45页。

(171)阿普特克：《美国人民史》，第42～43页。

(172)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2卷，第1213页。

(173)摩根：《奴隶对比法》，第262～266页。

(174)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335页。

(175)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86～387页。

(176)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第285页。

(177)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2～13、15～16页。

(178)新英格兰允许黑人奴隶出庭作证。

(179)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46页。

(180)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64～175页。

(181)乔伊斯·查普林：《热切的追求：1730—1815年下南部的农业改进与现代性》，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182)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47～159页。

(183)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59～164页。

(184)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79页。

(185)洛伊丝·格林·卡尔等：《1650—1820年切萨皮克地区的经济多样化和劳动组织》，见英尼斯编：《美国早期的工作和劳工》，第162页。

(186)里斯·艾萨克：《弗吉尼亚的转变》，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6页。

(187)福格尔：《既未经同意也没有契约》，第72～80页。

(188)福格尔等：《磨难时代》，第5、191～257页。

(189)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75页。

(190)摩根：《奴隶对比法》，第366～376页。

(191)摩根：《奴隶对比法》，第2、39～41、559～658页。

(192)福格尔等：《磨难时代》，第22～24页。

(193)奥利弗·奇特伍德：《北美殖民地史》，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61年版，第351～352页。

(194)斯坦利·埃尔金斯：《奴隶制：美国制度和智性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纽约：环球文库1963年版，第82～83页。

(195)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第190～192页；戴维斯：《非人的奴役》，第51～52页。

(196)乔丹：《白高于黑》，第111页。

(197)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第23卷，第198页。

(198)转引自亨利塔等：《演进与革命》，第89页。

(199)塞缪尔·休厄尔：《出卖约瑟》（1700年），见卡拉·马尔福德主编：《美国早期作品》，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9～651页。

(200)约翰·萨芬：《简短而坦诚的答复》（1701年），见马尔福德主编：《美国早期作品》，第652～655页。

(201)关于这场论辩的讨论，参见奥克斯：《统治的种族》，第3页；乔丹：《白高于黑》，第195～196页。

(202)乔丹：《白高于黑》，第195页。

(203)乔丹：《白高于黑》，第274～275页。

(204)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67年版，第239页。

(205)查尔斯·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183页。

(206)本杰明·拉什：《就蓄奴问题向英属美洲居民发表的演讲》，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229页。

(207)纳撒尼尔·奈尔斯：《布道词》（1774年6月5日），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275页。

(208)参见雅各布·普赖斯：《跨大西洋经济》，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23页。

(209)斯蒂芬·英尼斯：《缔造共同体：清教新英格兰的经济文化》，纽约：W. W. 诺顿公司1995年版，第8～9页。

(210)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第231页。

(211)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99页。

(212)亨利塔等：《演进与革命》，第69页。

(213)伯纳德·贝林：《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4页。

(214)英尼斯：《缔造共同体》，第22、20页。

(215)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70页。

(216)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27页。

(217)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96页。

(218)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98页。

(219)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49页。

(220)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65页。

(221)刘易斯·格雷：《殖民地烟草的市场过剩问题》，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317页。

(222)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62页。各个年代的出口量为每5年的平均数。

(223)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62页。

(224)洛伊丝·格林·卡尔等：《罗伯特·科尔的世界：早期马里兰的农业和社会》，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225)格雷：《殖民地烟草的市场过剩问题》，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319页。

(226)参见恩格曼等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殖民地时代），第262页。

(227)萨森：《英属美洲1500—1800》，第66页。

(228)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32页。

(229)亨利塔：《美国资本主义起源论文集》，第94～95页。

(230)休·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之子公司1973年版，第156～157页。

(231)A·罗杰·埃科克：《“贫穷的卡罗来纳”：1729—1776年北卡罗来纳的政治和社会》，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232)埃科克：《“贫穷的卡罗来纳”》，第27页。

(233)佚名：《美洲农耕》，第302～303页。

(234)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76页。

(235)韦尔：《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46页。

(236)韦尔：《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43页。

(237)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80页。

(238)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61页。

(239)达雷特·拉特曼：《小世界，大问题：对1600—1850年美国早期社会史的探讨》，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40)迈克尔·克劳斯：《18世纪大西洋文明的起源》，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1页。

(241)关于美国史学界就《海上贸易条例》与殖民地的关系的不同看法，参见拉里·索尔斯：《〈海上贸易条例〉再探》，《经济史评论》，第45卷第2期（1992年5月），第262～264页。

(242)托马斯·巴罗：《贸易与帝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海关》，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4页。

(243)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40页。

(244)詹姆斯·谢泼德等：《北美殖民地的船运业、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245)参见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83～1184页；普赖斯：《跨大西洋经济》，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27页。

(246)谢泼德等：《北美殖民地的船运业、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第47页，表3.2。

(247)根据谢泼德等著《北美殖民地的船运业、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第104、113页表6.2、6.3整理。

(248)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32页。

(249)雅各布·普赖斯：《1700—1776年的帝国经济》，表4.3和表4.4，见马歇尔主编：《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第101页。

(250)谢泼德等：《北美殖民地的船运业、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第42页；加里·沃尔顿等：《美国早期经济的崛起》，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251)沃尔顿等：《美国早期经济的崛起》，第99页。

(252)J. E. 克劳利：《18世纪北美居民对经济生活的认识》，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253)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82页。

(254)18世纪初年，弗吉尼亚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曾极力说服英国贸易委员会批准在该地建立铁厂，熔铁制造铁条，决不以成品出口。但贸易委员会仍不批准。见比林斯等：《弗吉尼亚殖民地史》，第179页。

(255)《羊毛制品条例》（1699年5月4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4～415页。

(256)参见卡尔·厄布洛德：《1607～1763年的美洲殖民地和英帝国》，纽约：托马斯·Y·克罗韦尔公司1968年版，第63～64页。

(257)《制帽条例》（1732年6月1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5～416页。

(258)《炼铁条例》（1750年4月12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6～417页。

(259)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310页。

(260)布尔斯廷：《美利坚人：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第157页。

(261)约瑟夫·厄恩斯特：《“思想意识”和关于革命的经济解释》，见艾尔弗雷德·扬编：《美国革命：美国激进主义史研究》，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8页。

(262)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193页。

(263)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122页。

(264)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38页。

(265)1701年9月，弗吉尼亚议会下院决定付给测量帕芒基印第安人土地的詹姆斯·明3292磅烟草。见麦基尔韦恩编：《弗吉尼亚议会下院记录》，第284页。

(266)参见莱斯利·布罗克：《1700～1764年北美殖民地的货币：殖民地金融问题和帝国关系研究》，纽约：阿诺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

(267)转引自汉德林等：《自由与权力》，第194页。

(268)内特尔斯：《美利坚文明的渊源》，第263页。关于内特尔斯的这种解释，美国有学者认为缺乏充分的证据，不过是采信了当时某些宣传品和陈情书中的说辞。见罗杰·韦斯：《马萨诸塞殖民地时期的货币标准》，《经济史评论》，第27卷第4期（1974年11月），第578页。

(269)韦斯：《马萨诸塞殖民地时期的货币标准》，《经济史评论》，第27卷第4期，第591页。

(270)内特尔斯：《美利坚文明的渊源》，第269页。

(271)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72页。

(272)西奥多·塞耶：《北美殖民地的土地银行制度》，《经济史杂志》，第13卷第2期（1953年春季），第145～159页。

(273)参见加里·纳什：《城市熔炉：社会变迁、政治意识与美国革命的起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139页。

(274)约瑟夫·厄恩斯特：《1764年〈货币条例〉的缘起：弗吉尼亚的纸币与对英国投资的保护》，《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2卷第1期（1965年1月），第33～74页。

(275)参见布罗克：《1700—1764年北美殖民地的货币》，第528～563页。

(276)埃尔穆斯·威克：《殖民地货币标准的对比：来自七年战争的证据》，《经济史杂志》，第45卷第4期（1985年12月），第869～884页。

(277)E·詹姆斯·弗格森：《通货问题》，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357页。

(278)《1764年货币条例》，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649～650页。

(279)关于1764年《货币条例》在北美殖民地引起的反响，参见杰克·格林等：《帝国—殖民地关系中的1764年〈货币条例〉》，《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18卷第4期（1961年10月），第485～518页；约瑟夫·厄恩斯特：《废除〈货币条例〉运动：1764—1767年的帝国政治与革命危机研究》，《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5卷第2期（1968年4月），第177～211页。

(280)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53页。

(281)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64页。

(28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采用多种方法，试图对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作出较为可信的推算。雷蒙德·戈德史密斯、乔治·罗杰斯·泰勒、罗伯特·高尔曼、艾丽斯·汉森·琼斯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约翰·麦卡斯克等人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殖民地时期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在0.3%～0.6%之间的估算。见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68页。

(283)按1980年价格计算，下同。

(284)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55～57页。按照艾丽斯·琼斯的推算，1774年北美殖民地的有形财富（奴隶除外）为8800万英镑。见艾丽斯·琼斯：《美国建国前夕的财富：革命前夕的北美殖民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285)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59页。

(286)琼斯：《美国建国前夕的财富》，第298、341页。

(287)参见丹尼尔·维克斯：《丰衣足食与竞争：美国早期的经济文化》，《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47卷第1期（1990年1月），第3～4页。

(288)比德韦尔等：《1620—168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第35页。

(289)丹尼斯·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290)比德韦尔等：《1620—186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第31页。

(291)参见比德韦尔等：《1620—186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第85页；佚名：《美洲农耕》，第55～63页。

(292)参见卡尔等：《罗伯特·科尔的世界》，“序言”第xvii-xviii页。

(293)泰勒：《康涅狄格殖民地史》，第93页。

(294)比德韦尔等：《1620—186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第101页。

(295)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218页。

(296)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284页。

(297)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58页。

(298)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第297页。

(299)卡尔等：《马里兰早期的土地、劳动和规模经济》，《经济史杂志》，第49卷第2期，第407～418页。

(300)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48页。

(301)参见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97～298页；亨利塔：《美国资本主义起源论文集》，第71～120页。

(302)《造船物资条例》（1705年3月14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7～418页。

(303)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321页。

(304)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79页。

(305)一说1643年建于马萨诸塞的林恩（Lynn）。

(306)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326页；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23页。

(307)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23页。

(308)《炼铁条例》（1750年4月12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6～417页。

(309)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23页。

(310)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418页。

(311)约翰·芒罗：《特拉华殖民地史》，纽约州米尔伍德：KTO出版社1978年版，第199页。

(312)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52～53、62页。

第四章　政治自主性的成长

那些远涉重洋、背井离乡的英国移民，在到达“新大陆”以后，除立足谋生之外，还必须结成政治社会，确立适当的治理机制。在各个殖民地，各级政府的建立和运作，既遵从了英国政治的惯例，也体现了殖民地居民对母国传统的改造。经过一个时期的探索之后，各殖民地都形成了以本地精英主导的议会下院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的维持，又有赖于殖民地多数白人成年男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他们有权利选举殖民地议会的议员，并在地方事务的治理中扮演某种角色。本地人在殖民地政治中的积极作为，不仅过滤和减弱了宗主国的控制力，而且促进了殖民地政治自主性的成长。一旦时机成熟，从这种政治自主性中，就能顺理成章地生成新的政治秩序，彻底取代母国的统治。(1)

一、殖民地政府的形成

在英属北美各殖民地中，除纽约系英国动用国家力量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之外，其余均由私人或民间团体筹划和出资建立。殖民地不是由英国政府资助建立，而且远离本土政治权力的控制，这对其合法政治权威的建立来说，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难得的机遇。一方面，私人和民间团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殖民地确立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多数“自由民”所希望的方式）来探索政治社会的治理体制。正是这种考验和机遇的结合，给殖民地政治自主性的发育成长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1.合法权威的起源

在17、18世纪英国的政治文化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能建立在纯粹的民间行为的基础上，而必须具有更高的来源。这个更高的来源就是英王的授权。根据英王的授权，殖民地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君主政体的要求，由总督代表英王行使统治权，辅之以参事会和民选议会；而殖民地居民则享有英国国民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各个殖民地建立的具体情形不一，有的殖民地得到了英王的直接授权，而有的在开始时只是民间行为，最后才得到母国政府的认可。因此，殖民地合法权威的起源，不止一种模式。而且，在确立合法权威的过程中，殖民地对英国的制度和习俗进行了调适，没有使殖民地的政治结构成为母国的简单翻版。

英王以特许状的形式，向私人或民间团体授予建立、管理和享有殖民地的权利。多数殖民地的政治权威源自特许状。特许状在其生效的殖民地具有基本法的地位，除英国当局之外，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权加以改变或取消；在业主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更改特许状需得到该殖民地居民的同意，或者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殖民地违反了契约。特许状通常规定了殖民地政府的形式与原则，列示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英国根据特许状和相应的惯例对殖民地进行管辖，而殖民地则根据特许状组成政府，制定和实施不违背英国法律和习俗的法令规章。殖民地还可就违背特许状的事由向英国当局申诉。特许状在殖民地的这种至高地位表明，时人相信可以依靠一种至高的法律文件而进行合法有序的统治。这种信念和态度，构成后来形成的宪政主义的核心要素。

王室殖民地在理论上是王室的产业，由英王委派的官员代表王室进行治理。但是，英属北美没有一个殖民地是由王室建立的，后来的8个王室殖民地，都是从其他形式的殖民地转化而来的。多数殖民地在建立时乃是业主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类似中古的封地，虽然英王仍保留对土地的最后所有权，但其直接统治权则属于业主。业主通过协议的形式，将特许状授予他的政治权力转换为可以操作的统治机制。马里兰作为最早的业主殖民地，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样板。马里兰特许状载明，英王将“自由、完全、绝对的”立法权授予业主；鉴于那里地域广阔，所有自由持有者(2)或他们的代表不能直接开会立法，因此，必须由一些官员来负责制定法令的工作。(3)依据这一规定，业主建立了由总督、参事会和民选议会共同行使立法与行政权力的机制。此后的业主在获得特许状的授权后，通常和居民订立“特许和协议”一类的文件，对业主的权力、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政府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此确立合法的统治。纽约、新泽西和卡罗来纳等殖民地建立之初，业主均发布过这类文件。不过，这类文件的效力和稳定性远不如特许状，而且多数业主殖民地后来改由王室直辖，原来的业主授权自然失效。

在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业主还试图用成文宪法的形式设计政府的模式。约翰·洛克受业主之托，起草了《卡罗来纳基本法》，计划在卡罗来纳实行民主制和贵族制相混合的政体。《基本法》规定，自由持有者选举的代表组成议会下院，当选代表必须拥有500英亩以上的土地；人数较少而财富很多的贵族，乃是社会的主导力量，组成类似英国议会上院的大参事会；议会下院和大参事会共同掌握立法权。贵族和自由持有者这两个阶层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据《基本法》的前言所称，其目的是使殖民地政府切合君主制，防止出现人数众多的民主制。(4)这种预先设计的政府方案，往往难以适应殖民地建立后的复杂局面和不断变化的情势，因而《基本法》在南、北卡罗来纳都未得到真正实施。

威廉·佩恩在获得英王授权以后，数度起草名为“政府框架”的基本法，煞费苦心地设计宾夕法尼亚未来的政府。他在第一稿中提出，宾夕法尼亚的政府由总督、参事会和议会构成，议会分成两院，第一院由拥有5000英亩以上土地的业主组成，第二院由拥有50英亩以上土地的“自由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两院在权力上相互制约。(5)1682年3月的第十稿对政府的框架作了更具体的设计：总督、共同参事会和大议会共同掌握立法权和人事权；共同参事会成员72名，由殖民地的“自由民”于1683年9月1日开会选出，有权提出法案和监督执法，其成员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大议会则由“自由民”每年选举产生，负责对参事会提交的法案进行表决。(6)这种议会体制源自哈林顿的“大洋国”方案，与美国建国后的国会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佩恩设计的参事会掌握着更关键的权力，包括立法动议权和执法监督权，而民选议会代表的作用则无足轻重。随后，佩恩召集了一次会议来批准这个“政府框架”，这表明他打算在殖民地实行某种形式的代表制。

普利茅斯、罗得岛、康涅狄格和纽黑文等殖民地，在建立时没有获得英王的授权，但同样需要树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威。这类殖民地采用民众契约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缔约者同意遵守根据多数人意志制定的法律，服从共同推选的官员，从而形成政治和社会秩序。1620年移居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所订立的《五月花号公约》，就是这种民众契约中的第一项。(7)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曾满怀激情地写道：《五月花号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大众宪政自由的诞生”；“在五月花号的船舱里，人类恢复了自己的权利，并把政府置于‘为了普遍福祉’的‘平等的法律’基础之上”。(8)这种浪漫和夸饰议论，显然抬高了清教徒移民所订立的那个契约的影响。实际上，《五月花号公约》所针对的不过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一小群身处异乡、孤立无助的移民，如何避免内讧和混乱，建立有利于维持生存的社会秩序。后来，这个小小定居点发展成一个殖民地，这个文件便成为整个殖民地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依据，经常被提及和援引。可是，普利茅斯始终未能得到特许状，其统治的合法性始终停留在民众契约的基础上，因而地位很不稳定，起先为新英格兰领地所控制，随后又被马萨诸塞合并。

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则比普利茅斯幸运。这两个殖民地都是由马萨诸塞外迁的居民所建，最初也没有得到英王的授权，居民便通过订立共同协议的方式，确立了政治统治的机构和程序。1637年8月20日，罗杰·威廉斯和他的追随者签订了《普罗维登斯协议》，签署者自愿同意服从由多数户主共同制定的法令和规章。(9)1640年，这个协议经过扩充，成为罗得岛政治共同体的基石。1638—1639年，康涅狄格居民们推举代表召开大会，制定《基本法》，宣布自愿结成“一个邦国或共同体”，由“自由民”选举代表和官员组成大议会，掌握统治权。(10)这个文件虽然也是由民间自行制定的，但与以往的民众契约相比，更加完备和系统，具有成文宪法的性质。在17世纪60年代，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先后获得了特许状，使民众契约的原则得到宪政文件的支持，巩固了此前形成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另一个由民众自愿组成的殖民地纽黑文，也在1639年6月召开全体“自由种植者”会议，商讨建立一个公民政府。有人在讨论中提出，当选的官员必须敬畏上帝，如果不经“自由种植者”的“同意”，就什么也不能做；如果一些事情不能有序地进行，“自由种植者”就要将权力收回。(11)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欧洲思想家所阐释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理论的大众版。纽黑文的起步和康涅狄格相似，但命运却大不一样。由于没有得到特许状，纽黑文最后反而成了康涅狄格的一部分。

2.政府的构成

就直接渊源而言，最初几个殖民地的政府，乃脱胎于建立殖民地的商业公司的体制。商业公司设有总督、理事会和股东大会，这种体制被移植到殖民地以后，具备了政治统治的功能，并与英国的体制和惯例相结合，形成了以总督为核心、辅以参事会和民选议会的政府体制，三者共同组成立法机构，称“大议会”。(12)弗吉尼亚最初没有独立的政府，一切决策均来自设在伦敦的公司总部。1619年以后，弗吉尼亚设立了“大议会”，由总督、参事会和民选代表构成。马萨诸塞初期的政府，与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体制完全一样，总督、副总督、助理和代表均经选举产生，在正式文件中称“马萨诸塞海湾管辖者和公司”，其中“管辖者”指总督、副总督和助理，“公司”指全体“自由民”。后来，这些由商业公司建立的殖民地，在政府形式上和其他殖民地大致趋同：总督掌握执行权，参事会和民选代表构成立法机构的上、下院，总督则根据英国“王在议会”的惯例，召集并出席议会的会议。

一般认为，殖民地的政府结构是对母国政体的模仿，也是一种混合平衡的政体。但是，殖民地政府三个部门的权力和影响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关系格局也随时代而演变，故不宜笼统地以混合平衡政体视之。殖民地平民的力量十分强大，而贵族则微不足道，参事会虽然在形式上近似英国议会的上院，其实际作用却大不一样。各殖民地议会下院最初比较弱小，到18世纪中期才在权力结构中取得了中心位置。只有在马萨诸塞（1691年以前）这样的自治殖民地，总督不是王权的代表，各类官员均由民选产生，因而其政体具有比较明显的混合平衡性质，也就是温斯罗普等人所说的“混合的贵族制”。(13)

从总体上说，各殖民地政府都是有效的政府，它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发挥了正常的功能。它们创设地方社区，分配土地，调节经济，担负修筑道路、救济穷人和维护秩序等各种职责。而且，各殖民地政府都规模不大，开支较少，专职官员屈指可数，没有给居民造成沉重的税收负担。因此，从经济和效率两方面看，各殖民地的治理都可以说是成功的。

在各殖民地最初的权力结构中，总督居于中心位置。总督在王室殖民地由英王任命，在业主殖民地由业主挑选，在自治殖民地则经选举产生。(14)英国政府在颁发给总督的任命状中，对其头衔、职权、责任以及参事会和议会的组成，均有具体的说明。此外，母国还就具体政策随时对总督发布指令。在制度上，总督是母国在殖民地的代表，掌握着指挥军队、召集或解散议会、否决立法、任命下级官员、指导财政事务和最后的司法裁断等重要的权力；在礼仪上，总督是殖民地的头号显要人物，可享受17响礼炮的待遇。担任总督的人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曾长期在军队供职的英国人，任命他们充当殖民地的总督，一方面是对他们多年服役的奖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强殖民地的军事防卫。第二类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关系而获得任命的英国人，他们有的是英王的近臣及其子弟，有的则是在英帝国殖民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第三类是殖民地社会的上层人士，自治殖民地的总督自然属于这一类，而王室殖民地的总督中也有土生精英，如马萨诸塞的10位王家总督中，有4人为本地人。

以英国上层社会的观点来看，殖民地总督并不是一个十分显赫的职位。总督的年薪通常在1000～2000英镑之间，(15)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财富。但是，他们往往利用非法贸易、操纵走私和自授大面积土地等手段，积累许多钱财。(16)对来自英国的总督而言，最大的难题是远离母国，前途艰险莫测，因而从英王那里得到一个总督的任命状，并不被视为多大的荣耀。有时，英国政府找不到合适的总督人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所任非人的事经常发生。这样一来，在殖民地居民的心目中，有的总督就很难得到充分的敬重。另外，一个总督要在殖民地立足，要有效地行使职权，就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特别是上层人士的合作。威廉·伯克利1641年出任弗吉尼亚总督后，把自己的利益和殖民地显要人物的利益结合起来，成功地培植了一个以他本人为中心、吸收许多当地要人参加的权势集团，因而他担任总督前后达27年之久。并非所有的总督都能看到或做到这一点，在有的殖民地，总督像走马灯一样经常更换。

参事会(17)是一个兼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特权机构。按照英国政府的设计，参事会有权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辩论和投票表决。(18)对总督来说，参事会既是一个咨询机构，也是一种制约的力量。参事会对人事任命享有建议权，在议会构成上院，还与总督一起组成审理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参事会一般由12人构成（1700年弗吉尼亚参事会成员增至17名）。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参事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在其他殖民地，则由业主或英王根据总督的提名任命。(19)参事会成员的遴选和任命，往往是总督和殖民地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的一个主题。弗吉尼亚的参事会自比英国议会上院，在1650年以后，其成员几乎都是本地常住居民。在1689年以前，他们控制了一些重要官职的任免权，为自己取得大片土地，与总督分享管理殖民地的权力。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任总督期间，在人事任命上撇开参事会，在重大决策上对参事会的意见置若罔闻，导致双方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以致在1703年6名势力甚大的参事会成员联名向英王请愿，控告总督专权。(20)迫于他们的压力，尼科尔森被调离弗吉尼亚。在此后一个时期，弗吉尼亚参事会权势大增，有4年时间既无总督到任，议会下院也不开会，大小事宜全由参事会决断。马里兰的参事会有时和议会下院联手，共同对付业主，谋求自身的利益。可见，参事会作为由本地人组成的机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议会下院存在合作的余地。

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为议会，由总督、参事会和民选代表共同组成，有权制定不违背英国法律和习俗的法令。有的殖民地的议会是奉英王、业主或公司的旨意而创设，有的则是由当地居民发起召开的。到后来，除宾夕法尼亚之外，各殖民地的议会都演变成两院制，上院为参事会，下院由民选代表组成。在最初建立的几个殖民地，民选议会代表的产生，乃是殖民地“自由民”和设在伦敦或北美的寡头式治理方式（公司总部或业主）抗争的结果，标志着殖民地自治的起步。

有民选代表参加的议会始于1619年的詹姆斯敦，是弗吉尼亚的移民经过与总督的斗争，向伦敦总部争取得来的一项权利。此后，弗吉尼亚议会的权势逐步扩大。在1623—1624年，议会获得了征税权，而且议员在开会期间享有免于被逮捕的权利；它还有权确立选区，规定选民资格，裁定选举争议，但不能决定自身开会和选举的周期。1624年，弗吉尼亚公司被解散，议会也暂告中断。许多当地人士力争使议会永久化。1639年，英王查理一世批准了民选议会的长期合法性。当1643年3月议会开幕时，民选代表脱离参事会和总督，组成了单独的下院，由此开启了英属北美殖民地议会的两院制，后来就成为其他殖民地纷纷援引的先例和榜样。(21)1666年，在弗吉尼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了“公民代表院”的提法。(22)代表由各县选出，每县2名。复辟王朝时期，特别是“培根起事”以后，下院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查理二世曾试图加强对下院的控制，要求它只有在接到国王的指示时方可开会，并不得提出法案，旨在将它变成一个听话的表决机器。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强大压力下，这个方案未能有效实施。

最初，马萨诸塞的政治权力掌握在总督、副总督和6名助理手中，他们组成“助理大会”，决定殖民地的各种事务，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1630年8月23日，第一届助理大会在查尔斯敦举行，集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于一体。另有根据特许状设立的大议会，但它和助理大会是由同一批人组成的。1632年，沃特敦的居民对助理大会的税收政策不满，因为“自由民”在制定税率的过程中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机制。次年，殖民地当局规定，在涉及税收事务时，各村镇可选派代表与大议会协商。两年后，这些选派的代表要求亲眼验看特许状有关殖民地权力机构的规定，因为此前只有助理大会成员才了解特许状的内容。结果他们从中发现，立法权应属于由总督、副总督、助理和“自由民”组成的大议会，而不是助理大会。由于“自由民”人数太多，便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由每个村镇的“自由民”选举代表参加大议会。于是，在1634年5月的大议会上，出现了民选的代表。(23)1635年，助理和民选代表分开表决，这是议会两院制的雏形。1644年，议会正式分成上院和下院。每个村镇可以选举至多2名代表参加议会下院。这不同于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以县为选举单位的做法，是一种更彻底的地方代表制度。

康涅狄格的议会与马萨诸塞有细微的差别。这里的“自由民”选出总督、行政司法官员和代表共同组成大议会，每年4月和9月两度举行会议。(24)大议会是一个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体的机构。参加大议会的行政司法官员，有时也叫做“助理”，在1698年以后组成参事会，但不同于其他殖民地那种协助总督的参事会。参事会和总督及其副手一起构成议会上院；民选代表组成下院，可以选出自己的议长。

马里兰特许状第8条规定，由“自由民”或他们的代表组成的议会，可根据需要开会制定法律。(25)1635年2月26日，建立仅11个月的马里兰便召开了第一届议会，全体“自由民”均可出席。但议会的立法权受到业主巴尔的摩勋爵的限制，他认为，既然英王授予业主在“自由民的建议、同意和核准下”制定法律的权力，就意味着法律从根本上须由业主制定，议会至多只能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因此，他拒绝批准议会制定的法律，并于1638年1月召集新的议会来批准他自己拟定的法律。许多忙碌的“自由民”没有出席这届议会，那些自始至终参加会议的人，实际上就成了议会代表。这时的议会属于一院制，总督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参事会成员坐在他的周围，与“自由民”在同一个房间里开会。在这次议会上，“自由民”和业主就立法权展开了激烈斗争，他们推翻了业主拟定的法案，自行设立委员会重新草拟法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议会接受部分由业主提出的法案，同时通过了一些自己拟定的法案。在最后通过的43项法案中，仅有17项出自业主。这说明议会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捍卫了由当地人掌握立法首倡权的原则。民选代表经过力争，于1650年4月获准单独开会，并推举了自己的议长，正式成为议会下院，而总督和参事会则构成上院。1660年，下院自称是不依赖于任何权力的合法议会。上院认为，下院如果撇开总督和参事会，就是效法内战中的英国议会废除上院的举动；下院如果否认业主的权威，也就无异于英国议会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行径。结果民选代表只得再度和总督、参事会一起开会，回到了一院制。但民选议员并未放弃争取权利的努力，不时和参事会发生冲突。

纽约在英国人接管近20年后，才召开正式的议会。约克公爵原本怀有强烈的反议会倾向，不想设立议会给他的统治制造麻烦。但是，民众（特别是长岛的英裔居民）坚持没有议会便不纳税，一些官员也支持设立议会。于是，在托马斯·唐甘出任总督后，经约克公爵同意，于1683年10月17日召开了第一届议会。这届议会存在了近两年，制定了许多法令和规章，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和特权宪章》。这个文件确立了政府的框架，规定由总督、参事会和民选代表组成永久的立法机构；民选代表称“在大议会集会的人民”或“大议会中的人民代表”，他们有权确认代表的资格；公爵有权否决议会制定的法律；议会至少每3年举行一次，议会成员在开会期间得免于被捕；议会享有提出财政法案的权利；代表由殖民地所有自由持有者选举产生。(26)一年后，约克公爵签署了这一文件，并加盖印鉴，准备发还殖民地。恰在此时他继位成了国王，纽约便由业主殖民地变成了王室殖民地，其政治和法律地位需要重新界定，《自由权与特权宪章》就被扣未发。1686年5月正式宣布了这一结果，已于前一年10月休会的议会就再也没有开会。

宾夕法尼亚在1683年3月举行了第一届议会，成员包括18名业主的亲信和36名来自各地的民选代表。业主根据特许状可以对议会的立法加以否决，还可在参事会的建议和同意之下采取重大的立法行动。佩恩不太重视民选代表的作用，对他们扩大权力的做法颇为不满，认为他们只有说“是”或“否”的表决权，而不能开展辩论或提出异议，否则就会推翻特许状。也就是说，民选代表只有“接受的权力”。(27)佩恩希望培植一批听命于他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从而牢牢控制殖民地的权力。但事与愿违，“下游各县”非教友会居民反业主的情绪甚为强烈，已呈与业主分庭抗礼之势。他们选出的议会代表致力于扩大自己的权力，大力争取立法首倡权。(28)1701年，佩恩出让大量权力，其中许多实际上落到了议会手里。不过，由教友会信徒控制的议会，更像一个防范侵害居民权利的卫兵，在立法的主动性方面不及其他殖民地议会。

其他殖民地从建立初期起大多召开了有民选代表参加的议会。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各殖民地议会下院都很不成熟，议员们缺少立法技巧和政治经验，受到总督和参事会权势的压制，在殖民地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配角。而且，议员尚未成为专门职位，两院的成员通常都不止担任一个职位，上院成员可兼任司库或书记官，下院成员则通常担任治安法官一类的职务。不过，民选代表参与立法的机制，给殖民地本地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开辟了一条渠道，其中潜藏着一个改变北美历史进程的重大机缘。进入18世纪，下院的地位不断上升，不仅成为总督和参事会的制衡力量，而且代表殖民地“自由民”分享广泛的权力。总督的薪俸来自下院拨款，因而常常受到民选代表的挟制。参事会长期为出席人员不足所困扰，12名成员中通常仅有5、6人出席会议，不免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29)因此，随着议会下院权势的上升，在殖民地权力关系中，总督和参事会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境地。

3.法治的雏形

关于英国法在殖民地的影响，美国法律史学界看法颇不一致。传统的观点认为，从移民定居点建立伊始，共同法就得到移植。有的学者提出，殖民地在建立后很长时间内实行的是自己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与英国法有明显的不同，只有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殖民地居民才逐渐接受了英国的共同法。还有学者谈到，殖民地的法律乃是移民从英国带去的地方法，而不是共同法。(30)最近又有学者指出，在17世纪前期，殖民地法律制度的形成受到了多种资源的滋养，显示了一些不同于英国法律的特点；到17世纪末期，这些资源逐渐枯竭，共同法成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唯一的法律资源。这一变化预示着商业化的广泛扩展，以及对英国式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复制。(31)征之于史，殖民地最初的法律确实有着复杂多样的来源，其中既有共同法的因素，也包含其他法律乃至宗教的成分。从总体上说，殖民地法律制度的形成，乃是创造性利用英国的法律资源和法治传统的结果。

在最初的移民中，仅有极少数人在英国学过法律，阅读过英国的法律文件，并有在各类法院办案的经验。英国法的移植，就是以他们为中介进行的。1619年，英国人迈克尔·多尔顿出版的《乡间法官》一书，以字母为序，分述各种法律知识，是一本地方法院人员的实用手册，在殖民地也深为从事司法事务的人所借重。不过，17世纪50年代左右在英国一版再版的一些重要的法学著作，多数为拉丁文，在殖民地很少有人注意。

殖民地在逐步建立法治的过程中，并非一切皆奉英国法为圭臬，而是力图使法律适合本地的情势和需要。1640年，英国政府指示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一定要按照“英国法律”进行司法。(32)纽约和马里兰接受的共同法成分较多，而马萨诸塞等清教殖民地，则更多地吸收了英国地方法，同时受到宗教意识的强烈影响。1661年，马萨诸塞一项法令宣布：“我们认为，一切违背我们的任何公正法律、但并非与英国法律不合的不当征派，乃是对我们权利的侵害。”(33)这就是说，英国法并不能一成不变地施行于北美，而立法须以本地需要为取向。殖民地的刑法就反映了对英国法的实用性调整。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刑法规定的死罪多达31种，而新英格兰仅有12种。(34)1681年，马里兰有文件对此做了解释，认为英国法律的严厉性仅适用于人口密度大的国家，而殖民地人口稀少，不宜采纳这类严刑峻法。有时，地方官员对某项法律抱有不同看法，他们坚持按自己的理解办事，并不拘泥于英国法的条文。

许多殖民地将法令汇编成册，印刷出版，供当地居民参考。1638年，康涅狄格大议会规定，在大议会结束后20天内，殖民地书记员要将所有法令汇编成册，送到各村镇治安员手中；而治安员须在4天内向居民公布，并且备案存档，以备今后使用；同时还要求治安员每年宣读一次全部有效的法律。(35)康涅狄格于1639年编辑了法令集，并在1673年、1702年、1715年和1750年数度出版法令汇编。马里兰在1700年印刷出版了《马里兰法律全编》，供各县法院使用。

殖民地之施行法治，在一定意义上乃出于民众保障自身权利的实际需要。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形成了一些规则和惯例，可以保护个人的财产和利益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而且，随着自由观念的演化，这些规则和习惯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殖民地居民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法律不单纯是维系社会秩序、贯彻国家意志的手段，更是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马萨诸塞《自由权法典》的编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1634年以前，马萨诸塞的一切事务均由总督、副总督和助理控制，民选代表直到1634年才进入大议会。他们感到，必须遵循英国的传统制定若干法令，以保护“自由民”的权利，限制官员的权力。在民选代表的大力争取下，大议会于1635年5月决定任命一个4人委员会，负责起草若干法令以供大议会审查。但历时一年而没有结果。大议会接着组织了另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这项工作，仍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1639年，大议会约请约翰·科顿和纳撒尼尔·沃德两位牧师分别起草法典。他们根据《圣经》的有关内容，吸收英国的法律、共同法、殖民地的习惯以及大议会此前制定的法令，各自起草了一部法典。科顿的法典虽然于1641年在伦敦印刷出版，但未为大议会采纳。沃德起草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自由权》，则在1641年为大议会接受，经过修订后成为《自由权法典》。

《自由权法典》共98条，前17条宣布了居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官员不得侵害；第18—57条涉及司法权及其体制；第58—78条具体阐述了“自由民”的权利；第79—91条规定了妇女、儿童、仆役和外乡人的权利；第94条为刑法；第95条宣布了教会的权利。(36)大议会将该法典送交各村镇讨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对法典的某些条文不甚满意，有些人则担心这种和英国法律相抵触的法典违背了特许状。后来，法典中仅有刑罚部分得以流传，其他内容没有印刷出版。为了使之更加完善，大议会又多次组织人对法典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于1648年公布，通称《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1660年和1672年当局对法典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成为马萨诸塞1692年之前民法和刑法的基础。

经过这些立法行动，马萨诸塞根据英国地方法院的模式设立了民事司法制度，引进了陪审团制度，(37)废除了刑讯，规定只有法院才能扣押财产和人身，对被捕者必须进行迅速而公开的审判，被告有传唤证人和宣誓作证的权利。而且，马萨诸塞法令还特别规定，该殖民地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无论是否居民，都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和司法权利。(38)这样就确立了保障居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基本的法治得以形成。

其他一些殖民地也有类似的立法。纽约议会于1683年通过的《自由权和特权宪章》，不仅是一部基本法，而且包括一份“权利法案”，规定总督和参事会必须按法律进行统治，民众享有多种个人权利，如陪审团审判、信仰自由、援引《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的权利等。在这个法案被詹姆斯二世取消以后，纽约议会又于1691年5月制定了一项宣告本地居民权利的法令，其中规定，未经适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土地权、租佃权和继承权，不得遭受监禁、驱逐和伤害，等等。(39)威廉·佩恩为宾夕法尼亚起草了《法律、许可和协议》，就土地分配和政府结构作了规定，同时十分详细而明确地列举了居民的“基本权利和特权”，按照英国的传统，以法律来保障居民的各项自由。马里兰议会在1639年制定了一项关于居民自由权利的法案，明确宣布保护“自由民”的权利和特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自由民”的财产和将其放逐。(40)这些法律和马萨诸塞的《自由权法典》一样，涉及人身保护的内容。可见，在1710年英国政府正式把“人身保护状”推广到北美以前，殖民地就已经形成了一定形式的人身保护制度。

从英国引进的陪审制度，在殖民地受到特别的重视。据1606年英国颁发的文件，在即将建立的詹姆斯敦，所有刑事案件须由12人陪审团进行审理。此后，许多殖民地的文件也规定了陪审制。(41)普利茅斯于1636年宣布，要遵循英国先例实行陪审制。(42)普利茅斯于1636年宣布，要遵循英国先例实行陪审制。(43)罗得岛在1642年规定，各村镇“自由民”有权利选择陪审员。(44)新泽西1683年的《基本法》规定，非经陪审团的合法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不得将任何人驱逐出境或处死。(45)宾夕法尼亚1715年一项关于“自由民”权利的法律规定，任何审判如无陪审团则为无效。(46)殖民地居民把陪审制度和自由联系起来，认为陪审员乃是英王和他的臣民之间的“仲裁者和裁判员”，是自由的柱石，是抵御暴政和奴役的堡垒。(47)英国在北美设立的海事法庭一直没有实行陪审制度，这在后来成为殖民地居民反英的一个重要理由。

不过，殖民地初期的法律受到了宗教的强烈影响。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乃是最高的立法者，《圣经》就是基本法。在马萨诸塞及其他清教殖民地，《圣经》一度成了立法的依据。温斯罗普曾说，上帝是唯一的立法者，他赋予人类解释他的法律的权力和才能。(48)而且，那时专门的法律人才甚少，牧师作为最有知识的人，自然参与法律的起草和解释。约翰·科顿在其法典草案的结尾处引用《圣经·以赛亚书》中的话说：“主是我们的法官，主是我们的立法者，主是我们的王，他会拯救我们。”(49)一些殖民地早期的刑法也带有宗教取向，以维护宗教信仰和道德风习为首要目标。普利茅斯1636年的死刑法所列举的死罪，包括巫术、强奸和通奸等；(50)康涅狄格1642年规定的死罪包括信奉非基督教神祇、亵渎上帝、兽奸、已婚男女通奸、子女诅咒和殴打亲生父母等。(51)马萨诸塞法律规定的死罪，不少也是根据《圣经》确定的，在名目上和其他殖民地如出一辙。(52)纽约的“公爵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文。(53)但是，由于各种案件十分复杂，许多问题无法从《圣经》中找到依据，于是，法律和《圣经》开始分离，在新英格兰以南的各殖民地，这个过程尤其明显。

各殖民地最初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立法、行政和司法诸权掌握在同一个机构手中，法院系统后来才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54)在17世纪，弗吉尼亚的司法系统由大议会和县法院构成，前者为最高司法机构，由总督和参事会构成，每季度在詹姆斯敦开庭，故又有“季度法院”之称，受理1600磅烟草以上的民事案件和涉及伤亡的刑事案件，将英国的大法官法庭、王座法庭、民事法庭、理财法庭、海事法庭和教会法庭等多种职能集于一身。县法院只审理较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但可以宣判黑人奴隶的死刑。县法院的主持者在下诺福克称“首席法官”，在其他县则叫做“法院主席”。(55)弗吉尼亚议会下院也受理上诉案件。马萨诸塞的大议会最初具有大法官法院的职能，1685年的法令将这一职能交给各县法院的官员分担。(56)康涅狄格最初也是由大议会行使司法权，后来根据特许状，由总督和行政司法官员组成“助理法院”，负责审理上诉案件、涉及杀人和致残等重大刑事案件，并可作出驱逐某人的判决。1711年，“助理法院”为最高法院所取代。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4名法官组成，每年两次轮流到各县所在地开庭，类似巡回法院。首席法官为副总督，法官几乎都是殖民地的助理。大议会作为最高上诉法院，可以接受上诉，经常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可命令进行重审。另外，地方社区也担负一定的司法职能，每个村镇都设有治安员维持治安，对于达到一定财产额度的案件，则交法院审理。

最初，各殖民地普遍缺乏合格的法官和律师，这是在司法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虽然在1700年前后殖民地出现了职业化的法律人员，但不少法官在法学上是门外汉，时因误判而引起当事人不服，有时甚至不得不提交英国有关机构仲裁。律师大多也未经正规训练，其法律知识来自于经验或阅读法律书籍。很少有律师和法官能熟练地引用法典和判例，许多人不了解法律和衡平之间的区别。有些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债务案。切萨皮克地区的法院，忙于处理邻里之间由土地边界、债务、牲畜毁坏作物、牲口标记和诽谤中伤所引起的纠纷。还有人利用法律来牟取私利，随意就一些小事上诉法院，这类人被称为“讼棍”。他们在当地引起公愤，当局指控他们扰乱秩序。

法律和法院的权威在各殖民地均得到承认。但是，殖民地居民坚持他们有不服从不公正法律的权利，这种权利有时会导致暴力和混乱。各地偶尔发生一些蔑视法律和法庭判决的事情，有时地方法院甚至要求当局派民兵来协助地方维持秩序。1700年，新泽西一个名叫塞缪尔·伯韦尔的男子被指控不抚养其私生子，他的朋友们不服法庭的判决，冲进法庭大打出手，把法官拖下席位，撕破他们的帽子，折断他们的佩剑，并释放了伯韦尔。据有的美国学者所言，有些人反对某些判决，绝对不是要推翻法律，而不过是坚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已。(57)

4.社会治安秩序

克雷弗克在谈到北美的社会治安时写道：“在这里你很少发现犯罪现象；它们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生根。”(58)但实际上，北美并不是安宁太平的“君子国”，各殖民地均有严厉的刑法，在各地法院的记录中，各类刑事案件比比皆是。

从各地法庭的审案记录可知，纵火、强奸、抢劫、杀婴、谋杀以及其他各种暴力犯罪行为都时有发生。在殖民地法律中，没有出现像英国那么名目繁多的死罪；而实际发生的恶性案件，也确实少于同期的英国。在1663—1775年间，康涅狄格由白人犯下的杀人案仅有12起，其中5起为蓄意谋杀。这在各殖民地中大概是最佳的治安记录。因此，乔纳森·爱德华兹把康涅狄格描绘成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社会成员根据各自的才能获得官职和地位，人人各安其位，有序地处理各自的事务。(59)

其他殖民地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在1637—1675年间，弗吉尼亚下诺福克县法院审案483起，其中暴力案件53起，占案件总数的11%，具体是谋杀案13起，伤害案23起，强奸案1起；财产案件65起，占案件总数的13.5%，具体是盗窃案29起，宰杀他人牲畜案24起，纵火案1起；性关系案件145起，占案件总数的30%，具体是通奸案12起，私生子案70起，未婚私通案56起；诽谤案件113起，占23.4%；藐视法庭和挑衅官员案件58起，占12%；其他案件49起，占10.1%。同期，弗吉尼亚兰开斯特县法庭受理案件186起，其中暴力案件占21.5%，财产案件占26.3%，性关系案件占20.4%，藐视法庭和挑衅官员案件占14%，其他案件占3.8%。在1637—1675年间，马里兰法院审理案件229起，其中暴力案件69起，占30.1%；财产案件44起，占19.2%；性关系案件28起，占12.2%；诽谤案件55起，占24%；藐视法庭和挑衅官员案件22起，占9.6%；其他案件11起，占4.8%。(60)在18世纪60、70年代，南卡罗来纳白人犯罪率大约是暴力犯罪1.6‰，财产案件1‰。(61)可见，南部殖民地的治安均没有达到康涅狄格的水平。

在很长一个时期，殖民地对罪犯的惩处是十分严酷的。对债务犯和候审者实施监禁，而对其他罪犯的惩罚方式则有死刑、罚款、公开羞辱、戕残肢体和其他肉体处罚。这些刑罚在今天看来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但当时的法官和行政当局并不研究刑罚学，他们所依据的是英国惯例和边疆习俗，其出发点不仅仅是维护治安和秩序，而且多少带有一些报复的意味。马萨诸塞援引中古宗教裁判所的做法，对“巫觋”实行火刑。纽约当局对“莱斯勒起事”骨干成员处以肢解的酷刑，更是反映了刑罚的残酷性。这些人被拖至刑场，先被吊起来，身体被剖开，在他们还未断气时，将其肠子挖出，当面烧烤，最后将他们的头砍下，将身体剁成四块。随时代的演进，各殖民地对死刑的使用日趋慎重，动用极刑惩处的犯罪主要是纵火、海盗和谋杀。烙火印和戕残肢体的做法也越来越少见。

在早期的新英格兰，虽然法院很少判处伤残肢体的刑罚，但许多处罚带有人身侮辱性质，如鞭打、游街示众和佩戴特殊标记之类。在康涅狄格，犯强奸罪的男子要被判处在绞刑台上示众一小时，挨39次鞭打，将右耳钉在木柱上并割掉，最后再鞭打39次，并驱逐出殖民地。1682年新罕布什尔有法律规定，对于通奸的已婚男女，除了罚款之外，还要在外衣的显著位置缝上“A. D. ”两个代表通奸（adultery）的大写字母。(62)

总之，从社会治安秩序的角度来看，殖民地居民生活的环境比同期的英国要略为安全，在城市尤其如此。对殖民地居民安全的威胁来自其他方面，如野兽侵害、战争和种族暴力等。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殖民地政府不断增强的政治控制能力有关，但更多地似乎是源自这个社会自身的特点。殖民地资源较为丰富，机会相对开放，因而白人居民中困苦无告者较少，针对资源和机会的竞争就相对不太激烈和残酷。相对安定的治安秩序，反过来又有助于政治上的稳定。

二、母国的政治控制

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英国政府虽然很少直接出资或出力，但它通过特许状的方式，将统治殖民地的最高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然则殖民地远在大洋彼岸，母国如何实施有效的政治控制呢？英国决策者长期在苦心孤诣地进行探索，但直到独立战争爆发，也未能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1.殖民地的性质和地位

当英国在北美建成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之际，世界历史上早已有建立殖民地的先例和经验。历史上的殖民地有若干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完全是由母国人口外迁而形成的海外拓殖地，不仅居民和母国人口出自一源，而且在政治管理上也同母国一脉相承，因而是母国领土和主权的一种延伸。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曾出现过许多这种类型的殖民地。另一种是一个国家对其他主权实体实施征服而建立的殖民地，征服者实行直接统治，或者利用被征服者中的上层进行统治，以实现宗主国的利益。这种殖民地往往需要用武力作为后盾。(63)还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殖民地，既对被征服者实行剥夺和压榨，又从母国输出人口进行拓殖。西属美洲可以说是这种殖民地的典型。西班牙在美洲征服和统治土著居民的同时，迁入本国移民进行拓殖，既对土著居民实行压榨，又在移民及其后裔中间移植母国的制度。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采用了一种不同于西属美洲的模式，而与古代地中海的某些殖民地具有相似性。

北美大陆分布着众多的印第安人部落，各个部落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主权观念，但对各自的活动范围有着习惯上的划分。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类似阿兹特克人和印卡人的那种庞大的政治实体，而且，英国人在刚开始进行殖民活动时，就决定采用贸易与和平移民的方式。其结果是，英属北美并非以征服的方式一举建成，而是借助和平移民而逐渐蚕食土著居民的土地和主权，经过漫长的年代才最终形成。在理论上，英国人从自己所持的主权观念和宗教意识出发，否认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和文化地位；但是，一旦移民拓殖活动开始，印第安人部落的实际存在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政府和移民领导人均将部落视为主权实体，常以君主之礼对待部落首领，用外交方式来处理和部落的关系，借助条约来“购买”部落的土地。而且，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当局牢牢控制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力，不准私人擅自插手。英属殖民地的建立和拓展，的确给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胁，但英国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并没有建立统治和奴役印第安人的制度，因此，英属北美不是在征服土著居民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异族”统治的殖民地。

那么，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这个问题对于理解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全都是由个人和民间团体建立的，这是否意味着殖民地居民乃是这些个人和团体的臣属呢？这些个人和团体是否可以据此建立合法的统治、取得控制殖民地社会的全部权力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英国将殖民地界定为本国居民在本土以外建立的拓殖地，是母国领土和主权的延伸，因而其土地的最终归属、统治权力的来源及行使，均不属于私人范畴，而与以英王作为象征的英国国家直接相关。私人所拥有的只是殖民地土地所带来的部分收益。

根据特许状和其他宪政文件，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都是由英王创设的“法人和政治实体”(64)或“永久政治实体和法人团体”。(65)所谓“法人和政治实体”，是指一些自然人通过法律自愿或强制结合起来，为实现某种经济的、精神的或政治的目标而组成群体，可以在特定领地范围内行使政治管理权。(66)具体来说，一方面殖民地是一种经济组织，旨在为建立它的私人或团体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政治社会，拥有实行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力，这种权力来自英王的授予。因此，殖民地并不是全体英国人的属地，而与英国本土一样是英王的领地，殖民地居民在政治和法律上与英国国民没有从属关系，他们都只服从英王的统治。从这一界定出发，殖民地依照英国的政体和习惯，建立了以总督、参事会和民选议会下院所构成的政府，其中总督代表英王，参事会代表社会精英，而议会下院代表民众，三者构成一种类似英国政体的“混合政府”。可见，每个殖民地政府在形式上均以英国政府为对应，其自主性和完整性要高于英国的地方政治单位。英国政府则以管理海外领地的方式，确立了一套控制殖民地的机制，要求殖民地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母国的法律和习俗。

关于殖民地性质的这种界定，决定了殖民地居民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他们和英国本土居民一样都是英王的臣民，享有英国国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而且可以自由返回本土。1584年英王授予罗利的特许状，对移居和将要移居“新大陆”的英国人作了这种界定，(67)此后其他殖民地的特许状也反复提到这一点。1606年弗吉尼亚特许状并非仅仅授予后来建立的弗吉尼亚，而是针对当时所有有意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团体的，其中规定：凡定居于将来在北美建立的各个殖民地的英国臣民及其后代，享有英国人的全部自由、公民权和豁免。(68)1632年马里兰特许状更是用一大段文字说明，移居马里兰的英国臣民及其子女、已经在那里出生或将来出生的人，乃是英国的“土生居民和忠实臣民”，他们将得到和英国本土出生的臣民同样的待遇和尊重，享有英国本土臣民的全部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69)1662年康涅狄格特许状声明，移居该地的英国人及其后代，都是英国“臣民”，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和豁免”。(70)1663年罗得岛特许状中也有类似的条文。(71)这类文字还出现在1732年佐治亚的特许状中：居住在北美的英裔居民乃是英王的“忠良臣民”。(72)这些条文明确无误地宣示，殖民地居民和英国本土居民同为英王臣民，前者不是后者的臣属，两者在法律上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殖民地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界定同样得到了体现。马萨诸塞当局宣布，承认和保护居民作为人和公民的各种权利、豁免和特权。(73)马里兰1639年的一项法律声称，除奴隶以外的所有居民均享有英国国民的一切“权利、自由、豁免和特权”。(74)英国政府后来在给南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佐治亚等殖民地总督的指令中，要求将人身保护状推广到殖民地。(75)这意味着英国当局承认殖民地居民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在实际政治中，殖民地居民享有比母国更为普遍的选举权，本地精英逐渐获得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同英国政府一起分享对殖民地的统治。这些事实为殖民地居民的地位界定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注脚。

不仅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享有英国臣民的权利和平等保护，非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也是一样。英属北美不同于西属美洲，它在移民问题上具有开放性，允许外国人进入和定居，并有相应的入籍程序来保障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1629年马萨诸塞特许状提到，进入新英格兰的非英国人，也可以成为英国“忠良的臣民”。(76)1665年东新泽西业主颁行的《特许和协议》，规定了外来者的入籍程序和权利，承认他们在入籍后享有和“英王的正常臣民”同样的自由和特权。(77)卡罗来纳早期的文件中常见类似规定。(78)这样就避免了在白人居民中形成“半岛人”和“土生白人”之间的那种身份等级差别。

由此可见，英属北美和欧洲国家在亚、非等地建立的殖民地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英国人建立、英国人定居和英国人统治的海外拓殖地。从理论上说，“殖民地”一词意味着“依附”和“低等”，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不可能和母国享有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北美殖民地在母国的保护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本地人分享了很大一部分统治权。在和平时期，英国没有在北美驻扎常备军，殖民地居民对英国主权的认同和服从，并非强制或武力威慑所致，而是自愿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2.管理体制的演变

在授予罗利的特许状中，英王要求未来的殖民地在法律上不违背英国成例，在宗教上维持国教信仰，在政治上永远忠于王室。(79)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英国对殖民地的制约，而且确立了英国管辖殖民地的合法权威。此后的特许状一方面列示殖民地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明确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控制权。1606年授予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载明，英王保留视情况对殖民地管理事务发布命令的权力。

从理论上明确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权力，自然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问题是，殖民地远在大西洋的另一侧，中间隔着浩瀚的大海，以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手段，英国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辐射到如此遥远的地域呢？要使母国的意志在殖民地得到贯彻，就必须在英国政府内建立适当的机构和机制，在殖民地确立有效的政治权力，并借助畅通的联系渠道，使英国的权威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影响殖民地的权势集团，以实现英国的意图。然而，在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并没有找到一种有序和有效的管理方式。

英王作为殖民地的最高所有者，自然是殖民地事务的主要监督人。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初，英王个人或英王咨议会掌握着殖民地管理的全部权力。但由于殖民地的重要性并不突出，管理也比较简单，英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地过问殖民地事务。在内战和共和期间，英国陷于动荡不宁的局面，政府变换不定，自然也未能顾及殖民地事务。复辟王朝时期，殖民地的意义开始得到关注，海岛殖民地尤其吸引了英国人的注意力，有所谓“王冠上的宝石”之称。在君主身边有一些对殖民地和海外贸易颇感兴趣的人，他们在关于殖民地的决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了两个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机构，一个是境外拓殖地委员会，另一个叫做贸易理事会，两者在组成人员上互有交叉。前一机构在理论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控制殖民地的政治、宗教和商业等各方面的事务，但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少作用，于1665年被撤销。5年后，这个机构一度恢复，在1672年又与贸易理事会合并，组成“拓殖地和贸易委员会”。其成员有10名，负责就贸易和殖民地事务向国王提供情况，并“关照”殖民地的“福利”。1674年，这个机构也寿终正寝。次年，枢密院设立了贸易与拓殖地部门委员会（简称Lords of Trade），致力于使殖民地的管理系统化。1679年，枢密院对王室殖民地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决定在美洲设立督查员和审计员，以保证王室的收入。(80)但是，殖民地的地域在不断扩大，人口在持续增加，贸易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而《海上贸易条例》又得不到有效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改进管理体制就成了当务之急。

威廉和玛丽入主英国以后，北美一些殖民地的地位发生变动，而英国的管理体制并无很大改变。威廉三世依照此前惯例，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殖民地的管理。权势处于崛起之中的议会下院，也对殖民地管理的改革产生了兴趣，筹划设立一个叫做“贸易理事会”的机构，以便把控制殖民地事务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中。此时，威廉三世意识到调整殖民地管理机构的必要性，于1696年4月决定成立“贸易和殖民地事务部门委员会”，简称“贸易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成立，标志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走上了常规化的轨道。(81)

贸易委员会隶属于枢密院，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最初由2名枢密院成员和5名熟知殖民地与贸易问题的人士组成，但不包括和殖民地有贸易联系的商人的代表。它的职责范围包括照管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参与安置贫困人口，处理与殖民地有关的事务，而以管理殖民地为主。它负责起草给殖民地总督的书面指示，接受殖民地报送的各种文件和记录，听取殖民地居民的申诉，提出殖民地官员的任命人选建议，就更有效地监督和指导殖民地事务提供信息，并评议殖民地的立法。贸易委员会通过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而获取信息，在王室殖民地增多以后，它又要求殖民地议会两院将会议记录和法案一起上报。

从工作程序上看，贸易委员会是一个中介机构。英国要求殖民地将所制定的法令上报审核，这些法令首先递送到贸易委员会，然后转交国王手下负责司法问题的官员评议；若法令涉及关税和防卫等问题，就需经它提议而转交相应的部门审查。贸易委员会并没有多大的实权，如果某事关系重大，或者牵涉到其他部门的职权，它就无权作出决定，而只能提出建议或发出请求，由相关部门采取行动，或交由国王裁断。而且，贸易委员会长期没有人事权，殖民地重要的王家官员人选的确定，由南方部国务大臣(82)所控制，凡想在殖民地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南方部。这无疑削弱了贸易委员会在殖民地官员中的影响力。另外，这个机构还受到政党兴替和权力斗争的影响，在18世纪上半叶长期为辉格党内阁所控制，其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1748年，乔治·邓克（哈利法克斯勋爵）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致力于提高这个机构的地位，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他制定了若干计划，力图限制殖民地议会下院的权力扩张，扩大了贸易委员会的职权范围。1752年，贸易委员会获得了殖民地总督和其他官员的提名权，加强了它在管理殖民地事务中的作用。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英国议会对殖民地事务的干预不断增强，直属于枢密院的贸易委员会的作用趋于下降，特别是其多数成员并不熟悉殖民地事务，更是无法抗拒议会权势的扩张。

殖民地事务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除贸易委员会以外，还有许多部门和机构分享了管理的权力。枢密院设有“听取殖民地上诉和申述部门委员会”，从职能上看类似高等上诉法院，目的是保障英国的特权和商业利益不受殖民地的损害。枢密院还有权受理与殖民地有关的申诉。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经枢密院处理的这类案件不到200起。财政部负责处理与殖民地有关的财政问题，在战争时期其作用尤为重要。财政部下设关税委员会，负责执行《海上贸易条例》和征收关税，对殖民地总督下达有关贸易和岁入的特别指令，并向政府其他部门提出有关商业的政策建议。财政部还向殖民地派驻审计核查官员，负责征收和监督属于王室的税款。这种职位并非无关紧要，实际上乃是英国常驻北美的官方代表。海上贸易和军事防卫在殖民地事务中意义重大，因而海军部和陆军部同样与殖民地发生联系。海军部负责保护英国的海上贸易，防卫海岸线和港口，处置海上走私、海盗活动、私掠及海上争端等问题。陆军部则参与殖民地的防卫，组织和装备英国驻扎在北美的军队。伦敦大主教在殖民地管理中也有发言权。在17世纪70年代，伦敦大主教获得了管理殖民地国教教会的权力；后来，他成为贸易委员会的成员，给总督的指令中涉及宗教的部分，须得到他的认可。但国教在北美殖民地的势力不大，伦敦大主教对殖民地事务的影响也就受到了限制。

所有这些部门和机构的职能各有不同，而总的任务和目标则是一致的，就是共同维护英国的殖民体系，使殖民地更好地服务于母国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些机构分工并不明确，职权也多有重叠，因而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在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上，它们更容易产生分歧，相互掣肘，严重减损了效率。另外，英国决策者往往把相关的职位作为政治奖赏，分派给各自需要报答的人；而获得这些职位的人，则不愿以勤勉尽职来招致额外的政治麻烦。这种人事上的弊端，也妨碍了对殖民地事务的有效处理。

在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事务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尤其是1714—1748年间，来自母国的干预和控制更少，各殖民地拥有较大的自由，经济和社会也获得了稳步的发展，因而有“有益的忽视”之说。(83)这当然决不意味着母国对殖民地完全放任不管，也不是说英国的政策全然以殖民地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北美任职的某些官员，不断呼吁对殖民地加以重组，调整管理机制，提高控制力度，但一时未能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84)1748年乔治·邓克主持贸易委员会以后，开始着手强化母国在殖民地的权威。但他的举措在殖民地遇到了抵制，被认为破坏了母国和殖民地的传统关系。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后，他的政策调整便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尝试的失败，使英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若要有效地控制殖民地，就必须采取更加全面有力的措施。能够完成整顿殖民地的任务的机构，显然不可能是贸易委员会或其他机构，而只能是英国议会。于是，在1763年以后，议会出面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政策，以致最终引发了殖民地的全面反叛。(85)

3.控制的效果和限度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鲁斯在比较英、法两国对待殖民地的不同策略时写道，“英国对殖民地贸易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在国内各港口征收更重的关税，但她很少干预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对于人口流动、政府援助及维护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关心”；这样就使英属美洲殖民地变成“自我依靠、自我治理和自我维持”的群体，具备独立的精神，对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的能力充满信心。(86)也就是说，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在整体上是消极的，其主旨在于防止殖民地摆脱对母国的忠诚和依附，保护殖民地不受欧洲其他殖民国家及印第安人的攻击，而不是主动地规范其社会发展道路。因此，英国对殖民地内部事务干预甚少，使殖民地居民获得了很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英国从本土控制殖民地的一个基本手段，就是对殖民地的法令行使审查和废止的权力。根据在弗吉尼亚确立的惯例，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令，经总督同意后即可生效，但同时须报请英王审查和核准。在理论上，英王有权取消殖民地的任何法令。王室殖民地自然必须遵循这一规定。在马里兰、康涅狄格和罗得岛这样的业主或自治殖民地，其特许状虽未明文规定法令必须送交英王审查，但英国仍根据惯例对它们制定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

从整体上看，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法令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在1696年以前，审查法令的权力由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贸易委员会在成立以后即接手这一事务。在审查中，一般要征询有关专家的看法，由贸易委员会提出具体的意见，最后经枢密院和英王核准。英国政府要求总督在法令通过后3个月内将副本送往伦敦，否则将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抄送副本时，还须将殖民地参事会和议会下院的有关记录附上。在殖民地一方，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未收到英国的决定，即可认为法令得到了默许。

殖民地议会的法令在伦敦一般会遇到三种命运：批准，废止，或交还殖民地议会再度审议。实际上，遭到废止的法令仅是极少数。在1691—1776年间，殖民地提交英国审查的法律计有8563项，其中469项被废止，占5.5%。具体到每个殖民地，其法律被母国废止的比例分别为：新罕布什尔7.2%，马萨诸塞2.8%，纽约3.4%，新泽西4.5%，宾夕法尼亚15.5%，弗吉尼亚4.3%，北卡罗来纳8.8%，南卡罗来纳4.9%，佐治亚9.4%。(87)殖民地法令之所以遭到废止，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有损母国对殖民地的权力，如纽约和新泽西曾立法固定议会的开会时间，英国认为这类法令侵夺了总督召集或解散地方议会的权力；二、在宗教政策上和英国惯例相抵触，如1696年马里兰当权的新教徒立法严厉限制天主教徒，即为英国所制止；三、损及英国的物质利益，如北卡罗来纳曾规定可以用相当价值的实物交纳代役租，英国认为只有英国议会方有权确定外国货币的比价，而且该法令对实物的价值规定过高，有可能减少王室的收入；四、与英国法律相悖。(88)

殖民地议会在立法技巧和政治权谋逐渐成熟后，找到了许多对付英国审查的办法，以贯彻自己的立法意图。宾夕法尼亚议会利用特许状中关于法令须在5年内送交审查的规定，延长法令的执行期限，或延迟报审的时间。在其他殖民地，许多法令在英国开始审查时即已经期满失效。有的殖民地则将被母国取消的法令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通过，这种做法虽受到英国的明令禁止，但殖民地议会仍然我行我素。有时，英国的废止决议在殖民地得不到及时和认真的执行。(89)

母国控制的限度取决于多种因素。殖民地和母国之间横亘着茫茫大海，而两地之间的交通和通讯又很不方便，大大减弱了母国政治控制的有效性，扩展了殖民地的自治空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不断向各殖民地总督发出征询调查的指令，要求他们和母国的大臣保持经常的联系，提供关于殖民地的各种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得到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总督们总是有选择地汇报，另一方面也受到通讯能力的限制。在1755年以前，大西洋上没有固定的邮递服务，邮件往来依靠商船，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港口城市，乃是主要的邮件集散地。康涅狄格的总督所收到的英国邮件，大多从波士顿转来；而弗吉尼亚人则必须通过纽约才能得到来自英国的邮件。然则商船的航线、日程和停靠地点都不固定，给邮件的传递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混乱，经常发生延误和丢失邮件的事情。因此，英国国内无法及时而准确地了解殖民地的情况，殖民地当局则难以得到切合事态变化的恰当指令。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745年，贸易委员会批评北卡罗来纳总督马修·约翰逊连续3年未送来一封函件，约翰逊闻讯颇感惊讶和委屈，因为他3年来从未中断与英国有关部门的正常通讯。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所有的邮件都在路上丢失了。(90)

代表母国权威的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其政治影响受到殖民地自治倾向的抑制。特别是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的薪俸，须由殖民地议会拨付，这使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受到本地政治势力的挟制。为了摆脱这种制约，英国政府在18世纪致力于寻求将王家官员的薪俸固定化：一方面要求殖民地议会将官员的薪俸拨款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力图在殖民地建立稳定的岁入制度以为官员的薪俸提供财政来源。但是，所有的尝试都遭到殖民地议会的强烈抵制，只有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殖民地官员的薪俸具有永久性；北卡罗来纳则以代役租来支付王家官员的薪俸。1732年，纽约的科尔登曾提出建议，改革土地制度以增加代役租收入，并用这笔收入来支付王家官员的薪俸。他同时又预言，这种做法可能遇到反对，因为人们会认为官员得到了固定的薪俸，就会摆脱对“人民”的依赖，而失去这种依赖，“人民”就会成为一群贪官暴吏的猎物。(91)

另外，英国统治机制本身存在的弊端，也削弱了控制的效力。有的总督对英国的指示阳奉阴违，乃至公然抵制。(92)总督和参事会虽然都代表母国的利益，但彼此经常发生摩擦。英国在选任官员时，并不十分注重素质和能力，而是用殖民地的官职来奖励政治忠诚和照顾私人关系。在殖民地的政治斗争中，政敌之间通常利用和英国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来打击对手，或谋取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导致王家官员低能低效，贪赃枉法，损害了母国在殖民地的权威，

还有一个问题是，各殖民地在政治上自成体系，各自为政，英国在处理殖民地事务时，必须与不同的殖民地政府打交道，增添了管理的难度。而且，各殖民地的性质和政府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使问题变得尤其复杂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曾谋求在北美建立一个统一的殖民地政府。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所有殖民地都改由王室直辖。在这方面，英国有西印度群岛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些海岛殖民地均采用王室直辖的体制，母国的政策意图比较容易贯彻。贸易委员会力图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北美大陆，因而对自治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不断发动攻击。1701年，英国议会有人提议废除所有殖民地的特许状。迫于种种情势，许多业主殖民地陆续放弃了原来的特许状。到18世纪中期，13个殖民地中有8个变成了王室殖民地。1721年，贸易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在北美建立一个殖民地联盟，将从新斯科舍到南卡罗来纳的所有殖民地囊括在内，以强化管理，发展贸易，更有效地征收代役租。联盟事务由一位常驻北美的大总督主持，向各殖民地总督发布命令；其薪俸不受殖民地议会制约；各殖民地派两名参事组成大总督的咨询机构。(93)1753年，联盟的计划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哈利法克斯勋爵对此颇有兴趣，提出了新的设想，并加以大力推动。(94)后来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对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设想作了改进，但由于没有得到各殖民地的赞同，未能获得实施的机会。

4.殖民地的态度

英国在殖民地没有驻扎常备军，其殖民地政策并不是借助武力来推行的，而通常是以温和的方式来贯彻的。即便如此，母国的政策在殖民地仍经常遭到规避和抵制。这表明，殖民地居民争取政治自主性的努力，是何等地坚忍不拔。从总体上看，在独立运动兴起以前，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统治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草创时期，殖民地居民必须依赖英国的保护和支持才能立足，实际上也无力对抗英国的政策，因而在这个阶段较少与母国发生政治争端。到17世纪中叶以后，在建立较早的殖民地，本地政治势力趋于成熟，不再对母国一味地俯首听命。不过，17、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君主为中心的“人格化国家”，效忠国王构成国民身份的标志，因此，殖民地居民既为英王臣民，虽然对母国的具体政策阳奉阴违甚或公然抗拒，但在1776年以前绝少否认对英王的效忠。直到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反英人士一直采取只反议会、不反国王的策略。

在1684年以前，马萨诸塞一直顽强地抗拒母国的权威。1661年，大议会发表一个关于殖民地权利的宣言，表达了强烈的自治要求：“根据特许状，总督和公司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权创设自由民”，而“这些自由民则有权每年选择一名总督、一名副总督、若干名助理以及他们选出的代表和代理人”；“总督、副总督、助理和选出的代表或代理人，拥有立法和行政的全部权力和权威，以管理这里的全体人民”；这个政府还有保卫本殖民地不受侵略的防卫权。(95)据1665年一个前往新英格兰调查的王家委员会在报告中说，马萨诸塞人坚持认为，查理一世在特许状中赋予了他们立法和执法的权力，他们除了向英王上交所发掘的金银的五分之一以外，根本不受英王及其大臣的管制。(96)马萨诸塞总督和参事会也未把这些王家调查专员放在眼里，一些向王家调查专员陈情和申诉的人，受到了当局监禁。英王对于马萨诸塞的自治倾向以及对王家专员的怠慢颇为不满，于1666年4月就此提出了警告。(97)英王代表爱德华·伦道夫刚到马萨诸塞就发现，这里的人对“英王陛下及其议会的法律持保留态度”。(98)马萨诸塞法官丹尼尔·古金甚至宣称：“英王陛下和这里毫不相干，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群自由的人民。”(99)马萨诸塞对母国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猜忌和指责。伯克利就曾说，弗吉尼亚人向来遵守英国法律，而新英格兰人却践踏它们。(100)后来马萨诸塞被变成王室殖民地，在一定意义上是这种“违逆”行为招致的惩罚。

其他殖民地也存在类似倾向。马里兰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对殖民地和母国分庭抗礼的做法十分不满，指责道：“我已经注意到，这些殖民地有许多人觉得，未经他们同意的英格兰法律不应约束他们，在业主殖民地以及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人们的这种想法更为突出；因为他们愚蠢地认为，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代表派到英国议会，于是把英国制定的、对他们施加任何限制的所有法律，都看成很大的磨难。”(101)他的话从反面映衬出殖民地居民在政治意识上的觉醒。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英国的政策评头论足，不平则鸣，忍无可忍时则起而抗议。1752年，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宣布，英王批准了殖民地1748—1749年间通过的一些法律；当地人士对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因为根据惯例，英王只有权废止、而不是批准殖民地的法令。于是，这种“批准”之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论。在许多殖民地，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的失当之举，往往被殖民地居民指责为阴谋、腐败和图谋不轨。不满和叛逆的潜流在蓄积能量，一旦遇到更大的刺激，就会高涨为反英的巨浪。

殖民地精英向母国争取更大权力的努力，也一直未曾间断。他们对缺乏获得官职的机会感到愤愤不平，反对母国垄断殖民地的官职。在法官的任命问题上，殖民地和母国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冲突。冲突的焦点是，殖民地法官的任期究竟是取决于英国政府的意志，抑或是法官个人的良好行为？1759年9月，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法官的任期取决于他任职期间的表现，而不能单凭业主的意愿来决定，只有经议会下院提出方可将法官免职。这一法令遭到业主和贸易委员会的坚决反对，未获得批准。纽约议会在1760年提出了类似的法案，总督科尔登和议会讨价还价，要求议会将法官的薪俸永久化，而他则同意议会关于法官任职的规定。议会对他的提议不加理会，此事便陷入僵局。(102)北卡罗来纳和新泽西等殖民地也出现类似的争端。英国在这类问题上坚守防线，对殖民地议会关于王家官员任职的法案，都毫不手软地予以取消。

各殖民地还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英国的决策。各殖民地都雇请一些了解英国政治和政府运作程序的人常驻伦敦，作为本殖民地的代理人。在17世纪，各殖民地在伦敦只有临时代理人；到18世纪，向伦敦派遣常驻代理人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英国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鼓励，因为它有助于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沟通信息。代理人的职责是在母国代表本殖民地，使双方互通声气，并且关照本殖民地的商务、财政和司法各方面的事务，采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和推进本殖民地的利益。在殖民地议会和总督关系趋于紧张以后，议会也向伦敦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到1776年，共有8个殖民地的议会在伦敦有自己的常驻代表。不过，对代理人影响英国议会决策的能力，不宜做过高的估计。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反映的是帝国的利益，往往不以殖民地居民的愿望为转移。殖民地代理人和其他支持北美的人构成所谓“北美利益集团”，但他们在英国政府高层中很少有盟友，因为他们不像西印度海岛种植园主或东印度公司一样，可以拿出大笔钱财来影响议员选举，他们与伦敦的商业集团以及政府权势人物的联系也不十分密切。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可以花钱来游说和贿赂议员，但并不能左右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政策的方向。

三、自治能力的增强

殖民地居民的自治能力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较之英国本土居民，殖民地普通民众拥有更为广泛的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渠道；另一方面，殖民地精英积极发挥政治主动性，逐渐在英属北美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

1.民众参与

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乃是在地方和殖民地的选举中投票。地方官职的选举在新英格兰较为普遍，而其他殖民地许多官职都是任命的。在整个英属北美，议会下院成员的产生都采取选举的方式。因此，选举是殖民地政治中的普遍现象。(103)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丁金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作为使得殖民地居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获取更大自治的手段，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04)

然而，选举权在各殖民地都是一种特权，有年龄、性别、财产、居住地点、公民资格、种族和宗教等多方面的限制。1680年，新罕布什尔的《基本法和自由权法》规定，“自由民”和选民的资格条件是：一、英格兰人；二、新教徒；三、本殖民地村镇的居民和自由持有者；四、年满24岁，生活正派；五、拥有价值20英镑的纳税财产；六、宣誓效忠英王。(105)1743年，北卡罗来纳选举法确定的选民资格为：年满21岁，在本地居住6个月以上，至少在投票前3个月就“自由持有”50英亩以上的土地。(106)1750年，康涅狄格的一项法令把村镇会议选民的资格定为：一、当地的合法居民和房主；二、在公共账册上“自由持有”50先令财产或拥有40镑个人财产；三、年满21岁。(107)1761年，佐治亚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年满21岁、在本地居住6个月以上、拥有50英亩土地的自由白人，才有权参加投票。(108)所有这些关于选民资格的规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财产、宗教、种族、性别和其他限制，把半数以上的成年人摒除在政治的大门之外。

在选民资格的种种限制中，关于财产的规定尤其引人注目。在17—18世纪英国和殖民地的政治中，把财产占有状况与政治权利挂钩是一种通行的理念，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1670年，弗吉尼亚议会的法令中提到，只有拥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因为只有自己拥有财产的人，才能致力于公共福利。(109)18世纪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在他的《英国法律释论》中说：“对投票者在财产方面提出资格要求的真正原因，在于要将那种处于十分贫贱的境地而被认为不会有自主意愿的人排除在外。”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在政治上也就难免为人所操纵，因而对选民规定财产资格，正是要防止有产者扩充权势和破坏政治的纯洁公正。(110)在弗吉尼亚建州时，有人谈到，本州宪法的制定者通过剥夺佃户和仆人的选举权，以抑制大土地所有者在选举中的影响，因为那些贫穷的佃户往往仰其地主的鼻息，按地主的意志投票。(111)这种思想逻辑，与布莱克斯通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规定选民的财产资格，也是为了与英国的惯例保持一致。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初，英国政府曾向许多殖民地总督发出指令，要求殖民地将选举权和英国一样限定在自由持有者的范围内。(112)普利茅斯自1658年开始对选举权施加财产资格限制，1670年有一项法令规定，只有拥有价值20镑地产的“自由民”或自由持有者，才能参加村镇会议的表决。(113)1658年，马萨诸塞规定了新移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资格，要求拥有价值20镑的地产。(114)1689年，康涅狄格采纳了英国盛行的“40先令自由持有”的惯例。(115)1669年，马里兰规定选民必须“自由持有”50英亩土地或价值40英镑的个人财产。1677年，英国政府给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的指令中，进一步强调议会代表的选举要尽量合乎英国惯例，即只有自由持有者才能投票。(116)到18世纪，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将占有一定的财产作为选民的基本条件。

不过，在选民的财产占有量和计算方式上，各殖民地并不统一。有些殖民地遵循英国的惯例，以年收入为基准，按“40先令自由持有”来确定选民资格。有些殖民地则以拥有的财产（土地面积或土地价值）作为标准。还有一些殖民地则兼用两种方式。新罕布什尔、罗得岛、新泽西、特拉华、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7个殖民地，规定选民必须拥有地产。1683年，新泽西的《基本法》规定，选民必须占有50英亩土地，其中必须有10英亩得到开发；或者拥有一所房子和3英亩土地；或者拥有50英镑现款。(117)1736年，弗吉尼亚有法令规定，在殖民地议会议员的选举中，投票者必须拥有100英亩自由持有的未开垦土地，或拥有25英亩已定居开发的土地（自己占有或由佃户占有均可）。(118)1762年，又将条件放宽，未开垦土地的面积降至50英亩，而已定居开垦的土地仍为25英亩。(119)另一些殖民地还允许拥有其他形式的个人财产者参加投票。只要把占有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选民的财产资格，实际上就意味着扩大了选民的来源。因为在英属北美获取土地的机会较多，多数成年男性都是土地所有者，因而财产资格对选民人数的制约，远不及英国之甚。

就选民的宗教和道德提出要求，也曾是许多殖民地通行的做法。1691年以前，马萨诸塞曾把教会成员作为选举权的条件。普利茅斯曾禁止教友会等“腐败的人”成为“自由民”和参加选举。(120)1777年以前，纽约长期禁止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参加选举；在1734年以前，还要求教友会信徒宣誓后方可投票。马里兰、罗得岛和南卡罗来纳也曾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选举。1646年，康涅狄格当局规定，凡有道德过失的人，在当局解除限制以前不能参加投票。

选举权也是一项种族特权。多数印第安人不在殖民地的管辖之下，自然无从谈及参加殖民地的选举，只有在新英格兰曾有过印第安人参加投票的记录。(121)黑人奴隶处于非人的地位，也没有政治权利可言。在有的殖民地，自由黑人和混血人曾享有选举权。明文禁止非欧裔居民投票的法律，也见之于许多殖民地。1716年，南卡罗来纳立法将投票权限定为白人的特权；1762年，弗吉尼亚列举的不能投票的人，包括妇女、21岁以下者、罪犯或在英国和爱尔兰犯有前科的人、自由黑人、穆拉托人和印第安人等。(122)佐治亚也禁止自由黑人投票。在有的殖民地，甚至非英裔白人的选举权也遭到了剥夺。1739年，纽约有犹太人参加了一次选举，在反犹太主义情绪的支配下，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到1740年，犹太人在纽约被正式剥夺了选举权。在宾夕法尼亚，德意志裔居民不得竞选议会代表。

妇女不得参加选举，在当时是一种天经地义而习以为常的习惯，多数殖民地都没有在法令中作出明确规定，仅有弗吉尼亚在1699年明令禁止妇女投票。(123)1733年，在南卡罗来纳的一次选举中，有个女子试图投票，结果导致整个选举被宣告无效。妇女参加投票乃是零星而偶然的事，仅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有过富裕寡妇参加选举的记录。

对选民实行各种限制的结果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享有政治权利。在讨论殖民地的选民人数时，一般将妇女、黑人和未成年人排除在外，而仅考虑成年男性白人的情况。由于缺乏充分的选民登记资料，关于选民人数及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同学者的估算往往有很大的出入。(124)有的学者推测，1633年，在普利茅斯的几个定居点，大致每5个男性纳税人中有4个“自由民”或打算成为“自由民”的人；在那里，一度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可以成为“自由民”。(125)另有学者谈到，在马萨诸塞，由于土地廉价，工资较高，经济机会很多，因而95%的成年男子都是选民。(126)但有的学者发现，在纽约，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年满21岁的成年男性没有任何政治权利。(12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选民的比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新英格兰的多数村镇，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民”，在成年男性中达到60%～70%；(128)有的认为18世纪中期北美成年白人男子中，拥有选举权的人在50%～80%之间。(129)无论依据何种估算，较之英国当时90%的人无权参加选举的状况，在殖民地居民中政治权利都具有相对的广泛性。

根据现存的有限的选举资料，只能管窥殖民地选民参与投票的大致情形。1735年，纽约市1465名成年白人男性中，有812人参加了投票，占55.4%；1761年，2581名成年白人男性中有1447人参加了投票，占56.1%；1768年，3589名成年白人男性中有1924人参加了选举，占53.6%；1769年，3733名成年白人男性中有1515人参加了投票，占40.6%。1733年，在纽约韦斯特切斯特县的一次选举中，1276名成年白人男性中仅有420人参加了投票，占32.9%。(130)1748年，在弗吉尼亚7个县的议会选举中，缴纳什一税的成年男子中有48.8%的人参加了投票；1752年，8个县参加选举的成年男子占45.4%；1755年，10个县的投票者所占比例为37.4%。(131)当然，这些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选民的实际状况，因为享有投票权的人并不一定都参加选举，而未参加投票的人并非没有选举权。例如，1669年，康涅狄格大约有70%～80%的成年男性符合“自由民”的标准，但仅40%的人进行了登记。(132)

在实际的选举中，投票权的行使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投票的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对投票行为发生影响。当今美国政治中各种影响选民、争取选票的竞选技巧，在殖民地时期大多不为人所知，像爱德华·希彭这样的绅士，甚至觉得出面为自己拉票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133)不过，并不是所有候选人都不在乎选票。有些人同选民见面、握手和交谈，或者在报纸上刊登告选民书，对他们以往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他们的关照。这些属于正当的拉票手法。另有候选人以饮食来笼络选民，带有某种贿选的性质。在南部朗姆酒和葡萄酒很受欢迎，北部人则更喜欢苹果汁和啤酒。候选人就投其所好，用这些饮料来招待选民。在18世纪中期的纽约，收买选票的现象相当普遍。大地产所有者为得到其佃户的选票，有时只需用一点啤酒和白兰地，或者一磅牛肉，或请他们吃顿饭。据说，罗伯特·利文斯顿曾对一位有意竞选议员的朋友说，如果他不能筹措足够的经费用于选民身上，选举就会失败。(134)鉴于这类弊端，不少殖民地议会曾立法禁止贿选行为。1683年，新泽西的《基本法》规定，一切选举都必须是“自由和自愿的”，在选举中行贿、受贿或用其他间接手段影响投票的人，一经证实将被永久取消选举或被选举的资格。(135)弗吉尼亚议会于1699年通过法令，禁止议员候选人向有投票权的人提供金钱、食品、饮料、礼物、奖赏或其他实惠，从而获得他们的选票。(136)特拉华也有类似规定，对贿赂选民者要处以10英镑罚款。康涅狄格议会在1765年通过法令，以制止选举中的贿赂和腐败行为。1766年，宾夕法尼亚议会再度制定改进选举的法令，旨在革除选举中存在的“弊端与不便”。(137)

除选举外，民众还可以借助请愿陈情表达意愿和影响政府决策。弗吉尼亚议会下院设有建议与民情委员会，负责听取民众对现有法律的意见以及关于制定新法律的建议。1705年，弗吉尼亚对此加以制度化：民间的陈情书在经县政府证明之后，可提交议会，下院通过表决来确定是否接受该陈情书；建议与民情委员会对经议会接受的陈情书进行审议，其决议最后交下院实施。弗吉尼亚议会下院曾声称，其法案“主要是基于人民的陈情和建议”而制定的。(138)康涅狄格议会收到的陈情书数量甚大，内容从财产处置到税收豁免，包罗甚广。马萨诸塞议会规定递交陈情书必须交费，一般的陈情书每份收费2先令6便士，涉及撤销罚款、减轻处罚、债务以及团体和村镇之间纠纷的陈情书，每份收费10先令。(139)

2.精英统治

然则民众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渠道，并不意味着殖民地实行的就是民主政治。民众参与的规模有限，对政治的影响也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民主并不是一种得到殖民地居民认可的政体。相反，殖民地时期流行的政体观念为混合政体论，(140)民主被普遍视为一种无效而危险的政体。殖民地社会精英接受了欧洲自古以来就通行的关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界定与区分，相信这三种政体都存在走向堕落的危险，君主制变成专制，贵族制演化为寡头政治，民主制则导致平民专政或暴民统治，最终都会走向暴政，使人民失去自由和安全。最好的政体是将三种政体的长处集合起来，使权力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俾其彼此制约，相互平衡，既能保证效率和秩序，又可以防止滥用权力和侵害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混合政体观反映了社会精英对民众的不信任。他们认为民众的意志是腐败的，普通民众既不能管理自己，更无法治理社会；他们看不见公共利益，而只关注党派的好处，只有热情推进本党派的利益，而不顾公共福祉；总之，“人民中的派性和放纵情绪对公共幸福的基础所造成的破坏，从效果看和统治者的暴政并无二致”。(141)洛克在协助阿什利·库珀设计卡罗来纳的政体时，也以混合贵族制为指向，而佩恩在“政府框架”中所构想的政府模式，最后十分接近《卡罗来纳基本法》的思路。费城商人、反业主派主将弗朗西斯·罗尔曾宣称，非混合的民主制很容易沦为“杂牌政制”，也就是乌合之众的统治；这种政制“通常都处于混乱的边缘，很难持久”。(142)根据混合政体的理论，殖民地政府事务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民众的影响仅限于某些职位的选举。即便是选举，民众也往往受到精英的制约。

各殖民地都对选举权规定了财产资格要求，而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更高。因此，能够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只能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精英。议会代表候选人的财产资格，在新罕布什尔为拥有300镑不动产，在南卡罗来纳为拥有500镑不动产或500英亩土地，在新泽西为拥有500镑动产和不动产或1000英亩土地。在纽约，有85%的议会代表来自富裕的阶层。(143)1761年，佐治亚规定议员必须拥有500英亩以上的地产。(144)参事会成员有更高的财产要求。弗吉尼亚总督尼科尔森曾就议会下院议长入选参事会一事评论说，此人虽然表现甚佳，但财产不足，建议英王任命他担任较低的职位。(145)

由于财产资格的规定，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之间就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富有者比较容易得到担任官职的机会，而担任某些官职的人又可以利用职位来获得财富。在马里兰，1660—1689年任职于参事会的32人中，有40.6%的人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地产，地产少于1000英亩者仅为6.2%；在1700—1715年的参事会成员中，土地少于1000英亩者只占5.5%。(146)在弗吉尼亚的下诺福克、兰开斯特、诺森伯兰和约克等县，1634—1676年的215名法官和参事，平均占有地产超过1000英亩，为一般种植园主土地面积的两倍。(147)迄于1705年，弗吉尼亚占有土地在2000英亩以上的种植园主中，有五分之三担任过法官或议员。(148)来自弗吉尼亚奥古斯塔县的8名议会成员，平均地产为3787英亩。(149)在南卡罗来纳，民选议员大多为商人和种植园主。在1711—1719年的议员中，商人占22.99%，种植园主占75.86%；在1721—1775年的议员中，商人占19.57%，种植园主占65.32%。而且，议员中富有者的数目不断上升，到1761—1775年间，全部议员占有地产的价值都在2000英镑以上。至于在议会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人，则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两个群体。(150)在马萨诸塞，来自西部村镇的议会代表很少能够进入领导集团；1749年，马萨诸塞议会各委员会50%的委员席位，为12个哈佛出身的富有的东部议员所占据。(151)在新罕布什尔，虽然农场主占人口的多数，但多数议会代表却不是从他们中间产生，而是来自商人、律师、医生、磨坊主和小制造业主等职业。殖民地议会中来自一般农场主的议员，在新罕布什尔、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等殖民地，大致占18%～26%。在全部民选议员中，大土地所有者占的比例最高，达到44%；此外，商人占八分之一，职业人员占15%。(152)

高级官职和某些关键的职位，往往可以带来获取财富的巨大机会。伯克利担任弗吉尼亚总督时，除得到1000英镑年薪外，还能得到各种有价值的赠予。卡尔佩珀1678年上任后，将总督的年薪提高到2000英镑，外加150英镑租房补贴。总督一职收入不菲，以致弗朗西斯·霍华德总督给家人写信说，感谢上帝赐予他一个如此荣耀和收入丰厚的差事。(153)弗吉尼亚的书记官则可通过办理各种手续的收费而致富，到17世纪末，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每年可从各种收费中可得到13.5磅烟草，价值600～1200英镑。参事会成员每人每年可得350英镑酬金，同时还能借担任其他公职而获利。不过，新英格兰官员的薪俸远不及弗吉尼亚。以总督的年薪而论，在马萨诸塞为120英镑，在康涅狄格为80英镑，在罗得岛仅为10英镑。(154)

获得和占据官职，乃是许多社会精英致力以求的事。在特拉华，行政司法官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职位，许多人为此不惜采取贿赂之类的手段。兰登·卡特和乔治·华盛顿等人，都把供职于议会视为一种荣誉和责任。至于那些位高权重、利益可观的官职，往往为上层人士所垄断。血缘和婚姻都是获得官职和扩充权势的重要媒介，任用私人，荫庇亲友，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18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绅士们借助婚姻等方式来维持财产上的优势，并谋取对权力的垄断，以致法官、议员和一些地方官职在他们中间世代相传。有些官职为某一姓氏的人占据达若干年之久，家族世袭的现象可见之于议会下院、县和村镇的各类职位。在1728—1781年间，弗吉尼亚的加罗林县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法官来自泰勒、托利弗和巴克纳三大家族。1757—1775年间，在弗吉尼亚任命的1600名法官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55个父系家族，平均每个姓氏至少有5名；尤其是华盛顿、卡特、李、梅森和伦道夫等家族，出任法官的人更多。(155)弗吉尼亚议会下院的领袖人物大多来自鲁滨逊、伦道夫和李等几个家族。1720—1776年间，在弗吉尼亚议会的630名成员中，只有110人属于主导下院议程的群体。(156)在以平等和自治著称的康涅狄格，18世纪50年代，村镇以上600个官职的担任者也不出400人。约翰·亚当斯在建国后谈到新英格兰的地方政治时说，那里的治安法官和议员虽然一直是由民选产生的，但任职者仍然一代复一代地来自四五个家族。(157)

对有些人来说，担任一般官职可能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负担。1684年，新罕布什尔总督把任命某人担任低级官员作为一种处罚手段。18世纪初，弗吉尼亚一位总督说，那些获得行政司法官任命的人竟然任意表示拒绝，他建议立法规定担任公职为一项不可推托的义务。在费城，有一次曾以100英镑年薪“招聘”市长，竟然无人问津。1747年，一个名叫莫里斯的人听说要选他出任公职，居然藏匿起来。纽约有个人觉得担任议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希望有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爱德华·希彭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他并不很想当议员，因为在议会供职既耗费时间，又没有好处可得。(158)

但就总体而言，政治权力在殖民地社会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面对社会精英对这种资源的垄断，普通民众并非总是毫无怨言地加以接受。在殖民地时期，普通民众曾以多种方式向精英的权势发出质疑和挑战。在宾夕法尼亚的选举中，盛行由非正式的核心小组确定候选人名单的做法。1725年，一位小册子作者对这种做法加以批评，称不少人觉得只有少数人才有权利制定选票，而其余的人则只能从这些选票中挑选，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稍后，一些边疆居民同费城的技工和小商贩一起，抨击“商人、律师、磨房主和农场主”垄断议会席位的局面。还有一个技工呼吁把他们自己的人选入议会，以打破“头面人物”对选举的控制。(159)

3.地方自治

殖民地自治能力的培养，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在英属北美，地方政府均享有程度不一的自治权，殖民地最高权力机关对地方事务的控制相对微弱，居民在本地事务中拥有较为广泛的发言权。自治的传统源自英国。英国自中古时代就形成了乡村自治的习惯，区、村镇和教区等地方社区，按惯例享有若干不受外来干预的权利，自行处理和决定自己的事务，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足的小共同体。这种自治所根据的并非民主的原则，而是一个近乎常识的信念：一个人只有能够对和他有关的事情发表意见，才能对他所处的社区保持责任感。移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了这种传统，在新的土地上建立了自治制度，并发展了自治的能力。在地方自治得到充分发展的殖民地，基层政治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居民拥有选举本地官员的权利，许多人担负没有报酬的公职，管理具有较大的公开性，居民对地方事务的重视远胜于对整个殖民地政治的关心。

新英格兰向来被视为地方自治的典范。这里的县只是一个司法和军事单位，县法院很少承担具体的管理职能，诸如维护道路、救济穷人、维持治安、基础教育、土地交易及登记、估税和收税之类的事务，均由村镇担负。在17世纪上半叶的康涅狄格，只有殖民地和村镇两级政府，县是后来才建立的。村镇的自治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60)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建立初期，定居地狭小，殖民地政府和村镇的关系密切，不仅殖民地官员对地方事务发挥很大的影响，有时殖民地政府甚至直接行使地方政府的职能。大议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如处罚某个逃跑的契约仆或酗酒者一类的小事，都由大议会直接作出决断。(161)1636年，波士顿制定了一项为当地教师提供支持的计划，负责人由总督、副总督和当地村镇行政委员组成。(162)1691年马萨诸塞更换特许状以后，殖民地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上分离，殖民地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减弱，村镇的自主性增强，成为近乎独立的居民共同体。居民自订规约，村镇会议拥有十分广泛的决策权，其行政管理也自成系统。村镇内部拥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

村镇会议乃是地方权力的源泉，村镇的各项事务均由村镇会议来决策。大至道路或学校的修建，小到一桩土地买卖或某一新移民的迁入，都须经村镇会议讨论和决定。村镇官员由村镇会议选举，选举日期通常在每年的3月。由村镇会议选出的行政委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最初各村镇的行政委员人数不一，在坎布里奇为7名，波士顿曾有10名，塞勒姆有13名，康涅狄格的村镇一般为3～7名不等。他们一般每月开会一次。在有的村镇他们的权力十分宽泛，在有的村镇则受到许多限制。此外还有许多不付报酬的小官员照料各方面的事务，如治安员、收税员、测量员和栅栏督察(163)等，几乎每一件可以想到的公共事务，都设一名官员负责。各村镇的官员数目不等，少者寥寥无几，多者如马萨诸塞的伊普斯威奇，1720年有常任官员97名。(164)而且，官员数量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在1640年只有官员8名，1681年选举后增至25名，1730年上升到62名，1770年更达到76名。(165)

村镇政府体制并非静止不变。随着时代的嬗递，行政委员的任期缩短，作用下降，管理趋于专门化。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定居地的扩大，地方事务趋于复杂，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更加繁杂，因而村镇会议开始在行政委员之外任命专门委员会，以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村镇会议在政治上的主动性也有所降低，如沃特敦的村镇会议，自1700年以后制定的地方法规不断减少，所涉及的主要是一些日常事务。更重要的是，殖民地当局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自17世纪末开始，地方政府相对孤立的状况逐渐消失，殖民地内部的统一性增强，社区事务日趋复杂，需要上级政权的干预。但自治的传统在新英格兰一直不曾中断，那里的居民很为这种制度而骄傲，相信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中部各殖民地的起源比较复杂，地方政府的形式最初也是多种多样。经过一个时期的演变，县和村镇成为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纽约实行县制，1691年建立了10个县，其官员和英国大致相同，均由总督任命。其中行政司法官的作用特别突出，负责发布所有公告，监督选举，执行所有的司法和行政决定，维护各种法律，征收王室税款，收押各种犯人。这是和南部殖民地不同的地方。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并不统一。在长岛和韦斯特切斯特、乌尔斯特、奥伦治、奥尔巴尼等县，居民的多数为新英格兰移民，他们早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就要求仿照新英格兰建立村镇体制，许多村镇获得了自治的特许。“公爵法”承认了这些村镇的自治体制。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纽约议会对地方事务的权力不断扩大，县和村镇的功能受到削弱。庄园上的居民也组成村镇会议，成立地方政府，不过功能比较有限。在新泽西的一些地方，很早就出现了新英格兰式的自治村镇。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政府分县、村镇、区和市四种形式，而以县为主。殖民地时代末期县的数目达到11个。村镇和县的关系十分密切。这里以分散的家庭农场居多，像新英格兰那种人口相对集中的村镇难以生根。虽有村镇会议的形式，但作用不如在新英格兰那样大。特拉华曾是宾夕法尼亚的“下游各县”，故县政府的地位和功能十分突出，县法官拥有的权力是其他殖民地所不能比拟的。他们既不受上级的干预，也没有来自下级的挑战，是特拉华的主要管理者。

切萨皮克地区各殖民地下设县和教区，其自治色彩要逊于新英格兰。弗吉尼亚最初并没有设立地方政府的打算，1634年才开始以县为地方政府的基本设置。(166)县的作用在新英格兰并不重要，较英国的郡有所下降；但在弗吉尼亚，县的功能比英国的郡大为增强。县是一个军事、司法、行政和选举单位，到17世纪末成了地方政治的中心。县政府称县法院，由8名或12名以上的治安法官组成，其人选由治安法官自己推荐，经总督和参事会正式任命，这样就使县法院成为一个由当地绅士所操纵的封闭式机构。县法官不仅是地方权势人物，而且经常出任殖民地议会下院议员。县的另一种官员为行政司法官，其产生程序是，先由县法院每年从法官中推荐三名候选人，最后由总督从中挑选一人。(167)到18世纪中期，在开发较早的县，县法院担负着纷杂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如操持选举、召集民兵、举办市集、出售奴隶、拍卖马匹、组织斗鸡和开招待会等；其他如酗酒、吵架、斗殴、通奸和不去教堂之类的道德事务，县法院也出面过问。不过，在同期的卢嫩堡这样的边疆县，县法院的事务要少一些，其法官的权势也要弱得多。(168)马里兰的情况与弗吉尼亚相似，地方事务也主要由县法院处理。

弗吉尼亚在县以下设有教区。“教区”一词最早于1623年出现在弗吉尼亚议会的一项法令中，据此推断，教区制的建立当在此之前。(169)当1634年开始实行县制时，弗吉尼亚至少已设立10个教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此时的教区数目不少于22个。(170)教区的宗教和世俗事务均由教区委员经手。殖民地的教区虽以英国的教区为模式而建立，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殖民地的教区不像英国教区那样处于上级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而拥有较多的自主权。而且，教区的权力没有任何具体的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方面享有很大的行动自由。英国的教区委员一般是负责救济穷人一类的事务，而殖民地的教区委员则往往是掌管本教区事务的唯一人员。教区委员的职责是，聘用牧师并保障其生活，组织修建教堂，监督居民的道德行为，照顾穷人、老年人和生病者，征收地方税款，并有权对某些情况特殊的人免税。在17世纪，教区税款经常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救济穷人。(171)另外，教区和县一起，还负责修建和维护道路、渡口、桥梁等公用设施。教区委员通常兼任治安法官、行政司法官和议员，在当地和整个殖民地政治中都颇有影响，连总督对他们也不得不另眼看待。马里兰的基层行政区最初叫做“百户村”，1692年也开始实行教区制度，由自由持有者选出的6名教区委员负责本教区的各项事务。不过，马里兰的教区委员在权力和作用上不及英国，更不能和弗吉尼亚相提并论。

北卡罗来纳的地方政府体制接近弗吉尼亚，而南卡罗来纳的地方政府则有自己的特点。南卡罗来纳的县政府一直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许多县长期没有建立法院，行政和司法事务均受查尔斯顿的控制。1769年以后才在查尔斯顿以外的县设立法院，但治安法官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作用比较小。18世纪初叶开始在县以下设立教区，在1700—1770年间共有23个教区。(172)教区官员包括2名教会俗人执事和7名教区委员。教区委员每年选举一次，教区内所有自由持有者和拥有纳税财产的人均可参加选举。教区委员和俗人执事的担任者，大多是本地的富人：在有的县主要是种植园主，在有的地区则主要是商人。教区委员负责照顾本地穷人，雇用教师，处理小案件；俗人执事则主持济贫税的征税和分配，监督议会代表的选举。南卡罗来纳教区的功能弱于新英格兰的村镇，殖民地议会行使许多地方政府的职能，县治安法官也可以干预教区事务。

可见，各殖民地的地方自治在程度和形式上均有很大差别。大致说来，新英格兰的地方自治最发达，对英国的传统进行了改造，进一步强化了村镇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朱克曼所说，“18世纪的村镇既不受波士顿、也不受伦敦的干预，享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也许从未是完整的，但总是很实在的”。(173)不过，新英格兰村镇的自治程度也因地而异。在罗得岛，村镇会议甚至有权复议和否决殖民地议会的法令；而在康涅狄格，殖民地官员往往兼任地方官员，这意味着殖民地当局对地方事务可以施加直接的影响。南部的地方自治则有很大的局限。这里的种植园相当分散，数英里之外看不到邻居，一个种植园就是一个村落，没有条件形成自治的村镇。英国政府和弗吉尼亚当局对这种分散性并不满意，他们同样希望以英国的村镇作为地方社区的基本模式，认为这样有助于形成商业中心，便于防卫，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也可使殖民地更像母国。在17世纪，弗吉尼亚议会致力于在各县设立村镇，使之成为货物进出的口岸。但所有的努力都收效甚微。(174)

4.议会下院的崛起

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议会下院进入了权力扩张的新阶段。18世纪50年代，布莱克斯通在谈到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政府时说，殖民地的议会下院“乃是他们的平民院”。(175)实际上，殖民地议会下院的确以英国议会下院自比。南卡罗来纳议会在1735年的一项决议中声称：“根据英国和南卡罗来纳的法律以及古老的惯例和习俗，南卡罗来纳议会的下院在有关钱财的法案方面，拥有英国议会下院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176)马萨诸塞议会则自称为“英王陛下的平民院”，将他们开会的地方叫做“国务大厅”。(177)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王家官员对这种趋向深感不安。枢密院在1745年指出，纽约议会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行政部门。1748年，南卡罗来纳总督詹姆斯·格伦抱怨“人民掌握了整个政府”，而他所说的“人民”，就是指民选的议会下院。1757年，贸易委员会在谈到马萨诸塞的政治局面时指出，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任何行动，无论涉及的是政治和司法，还是军事，都必须由大议会表决，而民选议员通常起了决定作用。(178)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议会下院在各殖民地权力结构中已经取得中心地位。到1760年左右，除马里兰和佐治亚以外，多数殖民地的议会都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其中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由于一直拥有自治权，因而议会下院的地位尤高，非其他殖民地可以望其项背。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议会下院也获得了很大的权势。

在殖民地议会下院所获得的各种权力中，控制财政事务的权力最为重要。殖民地最初的宪政文件将财政拨款权、征税权授予议会，(179)但一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意义。在18世纪，议会下院仿效英国议会平民院的榜样，力图控制本地一切资金的征集和使用，声称所有涉及钱财的议案，只能由议会下院提出和修改。1711年，纽约议会下院宣称，未经“人民”的同意不得处置他们的财产；而议会乃是经“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而有权控制资金的使用。(180)议会下院逐渐懂得运用各种机制，对与财政有关的各种事务施加影响，如对负责财政的官员进行财务核查，通过批准特别拨款和任命负责财政的官员来控制财政开支，批准发行纸币，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议会下院运用拨款权来控制总督的薪俸，借以抑制其权势。到最后，除弗吉尼亚和佐治亚以外，所有其他殖民地总督的薪俸均受到议会的支配，其他官员的报酬也仰赖议会下院的拨款，这使下院得以干预官员的任命。(181)彼得·卡尔姆在谈及纽约政府时特别提到，总督获得薪俸的多少，取决于他赢得当地居民信任的能力。(182)

到七年战争结束时，多数殖民地议会下院都牢牢地掌握了对公共开支的决定权，财政权力成为议会和总督进行斗争、发挥政治影响的重要武器。马萨诸塞总督塞缪尔·舒特向英王诉苦说，最近一届议会下院没有给他拨付薪俸，主要是因为他抵制议会对“陛下的特权的侵夺”，招致议会的报复，薪俸和补助都遭到了削减。(183)纽约总督乔治·克林顿向贸易委员会汇报说：“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向你们各位大人报告，本殖民地议会使所有官员都在薪俸和服务报酬上完全仰赖议会，并掌握了所有官员的提名权……借此来不断蚕食英王陛下在本殖民地的特权和权威。”他指责议会拒不接受对其拨款法案的任何修改建议，把官员的薪俸和任命一起下达，不经总督核准就批准拨款。他认为，这都是对英王权力的蚕食。他还在信中谈到了议会和总督斗争的策略：议会将官员的薪俸和维护边疆要塞的费用置于同一拨款法案中，如果总督因为不满薪俸拨款而否决法案，同时也就得不到加强防卫的资金。他一方面表示议会的这种策略使他“陷于巨大的难题中”，另一方面又宣称要阻止议会对行政权力的得寸进尺的侵蚀。(184)1763年以后，英国政府试图利用殖民地的税收来支付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的薪俸，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不安和抵制。他们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对他们权利的侵害，目的是使王家官员摆脱人民和议会的控制，使议会在与总督的斗争中失去杀手锏。

此外，议会下院还逐渐获得了其他一些权力。它有权确定议会选举的选民资格，规定选举的期限和议会开会的间隔，并完全控制了议会内部的程序。议会下院插手所有与税收有关的官员的提名和任命，要求对所有公共工程和服务进行监督，对派驻伦敦的代理人施加影响，还试图涉足军事、印第安人事务和宗教问题。下院议员还援引英国的成例，获得了在议会的自由辩论权和人身保障权。议员在辩论中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不会因言获罪；而且，议员在开会期间不得被捕。不过，议会下院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消极性，它主要关注如何防止暴政和对民众权利的侵夺，而不是寻求以“民意”为基础进行更主动的立法。(185)

议会下院权力的扩张，是在与总督的较量中逐渐实现的。根据英国的设计，总督的权力是绝对凌驾于议会之上的，他不仅握有行政全权，而且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可以提出立法建议，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186)在殖民地议会政治尚显幼稚的时期，这些权力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议会政治的发展和议员政治技巧的成熟，总督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逐渐处于下风。总督在涉及自己在殖民地政府中的地位时，往往比附英王在英国的地位；但有的议会成员不接受这种比附，理由是英王和他的臣民在利益上是不可分割的，而对一些总督来说却不是这样。(187)反过来，议会总是自比英国议会下院，借以扩大权力。不过这种比附也遇到了质疑，有人认为英国议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而殖民地议会则是根据特许状组成的，在特许状所授予的权力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力。(188)

对于议会权势的扩张，许多殖民地总督往往痛加指责，并极力加以抵制。1732年，马萨诸塞总督乔纳森·贝尔彻在致贸易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一个殖民地所有的事务都由一个众议院做主，那么国王的总督就变得无足轻重了。”(189)南卡罗来纳总督格伦抱怨议会扩张太甚，他认为一些不好的先例使议会产生了误解，误以为自己对一切事务都拥有唯一的指导权。(190)新泽西总督刘易斯·莫里斯曾警告议会，只有根据英王的授权文件和指令，殖民地居民才有立法的权力；他进而宣称，英王赋予他召集、中止和解散议会下院的绝对权力，议员们必须服从。纽约总督乔治·克林顿甚至威胁议会说，“以法律的眼光来看，立法机关的每个部门……都可能是有罪的，会有（某种）权力来处罚你们的”。(191)英国当然是大力支持总督对抗议会的。1753年，英国在给纽约总督丹弗斯·奥斯本的指令中，批评议会侵夺了属于总督的权力，如通过立法来处置公共资金，提名所有官职的人选，指导民兵，等等；要求总督对议会通过的法令加以制约，拨款须经总督核准，以此来抑制议会的权势。(192)总督和议会的权力斗争一直持续到革命时期。英国政府的“新殖民地政策”使殖民地议会下院大为警觉，议会下院长期以来所享有的立法权受到挑战，获取新的权力的途径也被堵塞。此时，总督被视为实行“压迫”的母国权威的代表，而议会则成了捍卫殖民地权利的中坚。

英国和总督还想借助参事会来扼制议会下院，同样遭到了下院的猛烈反击。1756年，英王在给南卡罗来纳总督的指令中提出，参事会和下院在提出财政法案方面拥有同等的权利。此事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关注，有文章评论说，指令是针对由英王任命的总督和参事会而发的，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法律或规则；“但是，如果指令对这个殖民地的人民也是法律或规则的话，那就不必有议会了，我们所有的法律和税收就可以通过一道指令而制定和征收了”。(193)此外，参事会并非总是总督可靠的同盟者。参事会成员虽然曾宣誓要维护王室或业主的利益，但作为殖民地本地人，他们同样感受到地方的压力，同样需要顾及个人的利益，因而在很多的场合站在了下院一边。

议会下院扩张权势的宪政依据，来自英国的惯例和特许状。1734年，纽约的约瑟夫·默里强调说，殖民地议会下院的权力来自“英格兰的共同习俗和法律，认定这是英国人生而具有的权利，按照远古以来的英格兰习俗，一直就是如此”。(194)1739年，南卡罗来纳有议会下院议员也谈到，根据特许状，殖民地居民拥有和英国居民一样的权利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代表权；英王的任何指令，都不能改变这一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根本权利。(195)在英国，民选的平民院一直分享立法权，何以英属北美应当成为例外呢？纽约下院议员威廉·史密斯声称，议员们坚定地认为，“殖民地的居民拥有英国人的一切特权；他们有权分享立法权力”。(196)于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效仿英国议会平民院，争取了许多重要的权力，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1760年，南卡罗来纳总督阿瑟·多布斯抱怨说：“议会认为他们享有类似英国议会下院的所有特权，因而不应比英国下议院议员更多地服从国王陛下的枢密院，或服从英王陛下给这里的总督和参事会的指令。”(197)

对本地民众和地方利益的代表，乃是议会下院更深层的权力来源。1754年，弗吉尼亚议会下院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题是“一个议员是否必须听从其选民的指引，即便违背自己的理智和良知也在所不惜，还是应受其良知的支配？”持正面观点的人认为，代表制的目的在于避免因人多而造成混乱，因而议员必须收集民情，按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办事。持反面意见的人则说，如果问题仅仅涉及其选民的利益，议员当然要听从选民的指引；但倘若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利益，议员就必须用自己的良知来作判断，看是否合乎全体人民的利益。(198)这场辩论固然有其复杂的背景，但双方都承认选民意志的重要性，即便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也承认议员在表决时应当以选民的意愿为依据。在实际政治操作中，议会下院议员十分注重民情，比较关心地方性的事务。1699年，马里兰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在一份报告中说，议会下院大力推动有利于本地的立法，甚至和英王的利益大相径庭也在所不惜；受其影响，总督必须获得当地人民的热爱，参事会也和议会下院一样致力于本地的事务。(199)议会开会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来自民众的“陈情”。议会在收到陈情书后要尽快给予答复。议会还要向外界公布议事记录和投票情况，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批评，从而表明他们确为民众的代表。实际上，殖民地议会的代表性大大超过了英国议会下院。同一时期，英国约每1.43万人中才有1名议员，而在英属北美，1名议员代表的人数大约只有1200人。(200)

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下院内部的制度建设也有明显的进展。议长逐渐演化为一个重要的职位，委员会制成为常例，对各种事务的处理走向专门化，议员的立法技巧也不断趋于成熟。在1680—1720年间，纽约、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等殖民地议会下院的议长，不仅代表下院与总督交涉，而且有权确定议会议程，任命委员会成员。(201)在各殖民地议会下院，委员会制采用的年代不一，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弗吉尼亚议会下院的委员会制较为发达，共设6个较大的常设委员会，即选举委员会、建议与民情委员会、公共申诉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宗教委员会。下院还倡导议员薪俸制，不仅让普通人能够出任议员，而且促进了议员职位的职业化。后来，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不再允许县行政官员（行政司法官及其副手、烟草视察员等）担任议员，这些人必须在离职两年以后方可参加议员选举。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北美议会政治正朝着职业化和专门化的方向演进。

议会下院还是殖民地政治领导人的摇篮。议会政治造就了一批出色的本地政治精英，美国革命时期的许多领导人即出身于议会下院，如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纽约的威廉·利文斯顿，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南卡罗来纳的约翰·拉特利奇等，都曾是议会下院议员。在这些人中，不少来自当地有权势的富裕之家，曾反复多次当选议员，在议会下院早已是活跃的角色。

总之，议会下院的崛起，反映了殖民地自主性的增强和自治能力的提高。这对于北美历史的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格林所指出的：“殖民地居民通过其议会下院，在18世纪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在1763年以后，当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英王和议会的挑战时，是议会下院率先起来加以捍卫，而且它还是培养一批杰出的政治领导人的基地，是他们引导我国人民度过了最初25年的种种危机。”(202)

四、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英属北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当时的欧洲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些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上占有优势的少数人，在政治权力格局中同样居于有利地位；反过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谋取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当权力乃是一种具有巨大诱惑力的稀缺资源时，围绕它而发生激烈的争夺，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政治派别之争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北美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有以利益为轴心而联结起来的政治派别。从17世纪末期开始，这种派别渐次出现于各个殖民地，有的联系松散，聚散无常；有的则相对稳定，活动频繁。殖民地社会精英围绕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竞争，既是派别形成的动因，也是其存在和活动的依托。

党派活动曾长期是一种有争议的现象。在英国，从詹姆斯·哈林顿、波林布鲁克到约翰·特伦查德、托马斯·戈登，都对党派持贬斥态度，认为党派必受少数领导人控制，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英国政府也不希望殖民地因党派斗争而陷于混乱，致力于使英国权威成为殖民地一切政治活动的指归。1701年，英国政府在给殖民地总督的指令中，严厉禁止王家官员参与党派活动。指令还强调说，王家官员所代表的王室利益是超越党派的，政府中绝对不应有党派，这是一条根本原则。(203)

殖民地居民对党派大体上也感到厌恶和鄙视。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中偶有讨论党派问题的文字，大多对党派在历史上造成的破坏和罪恶表示深恶痛绝。中部殖民地的党争历来激烈，当地人对党派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1733年《纽约公报》有一个专栏讨论党派问题。有篇文章肯定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认为在自由政府中必然存在反对派，因而党派、团体和密谋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的反对派和党派在动机上不完全出于公共利益，但党派之间可以相互制约，使彼此的野心不致越出界线，这样就有助于维护自由；“反对”是公众热情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没有“反对”，公众热情就会萎谢和衰亡。总之，党派实为必要之物，对党派本身和公众都有裨益。在同一时期，宾夕法尼亚有人提出，有自由就必有派别，要消灭派别就必须用奴役取代自由。若干年后，纽约的报纸上又出现了肯定党派积极意义的文章。(204)威廉·利文斯顿和彼得·范沙克都从正面看待党派，认为它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和制约的力量，有助于避免压迫的出现。(205)反对者则把党派当成私利、贪欲和混乱的代名词，预言派别斗争必定带来灾难。1760年，康涅狄格有个牧师在布道时说，当地出现了“一种自私的、分裂的党派精神”，“像一只熊一样带来威胁”，会把人撕成碎片。(206)

实际上，派别斗争并没有造成如此可怕的后果。分歧和较量有时固然十分激烈，而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则不多见。在多数场合，不同派别往往采用辩论的方式来申述自己的立场，争取舆论的支持。在18世纪20年代，纽约发生了一场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何者有利的辩论，对立的双方均用小册子来表达各自的立场，展示了一种政治理性的精神。殖民地印刷和出版业的进展，为公开的政治辩论提供了平台和传播渠道。当反英运动兴起以后，殖民地居民不仅采取抵制母国政策的行动，而且也没有忽视言辞的辩论。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殖民地人士写作的辩论文章，可能超过了此前一百多年的总和。

在中部各殖民地，党派斗争自18世纪初以来愈演愈烈，党派的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随着议会的崛起和经济利益集团的组合，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观点和利益的分歧，一些精明的政治领导人利用这种局面，把相近立场的人组织成一个派别，在议会选举和政治运作中，借助群体的力量和声威，以争取有利的位置，扩大自己的利益和权势。关于这些党派的性质，美国史学界有“宗派”、“松散的联合体”、“利益集团”和“帮会”等多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派别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有一个从宗派向政党演进的过程。(207)

纽约的派别之争向来至为激烈，派别组合变动不居，各种势力轮番登场。17世纪90年代，莱斯勒派和反莱斯勒派的较量，塑造了纽约政治的基本面貌。进入18世纪，先后出现了科斯比派对莫里斯派、科尔登派对德兰西派、德兰西派对利文斯顿派的斗争，而以刘易斯·莫里斯所率领的派别在纽约政治中最为引人注目。1732年以后，当地人借用英国的政治术语，将莫里斯派称作“乡村派”，而把与之对立的阿道夫·菲利普斯一派叫做“宫廷派”，认为前者倾向于乡村利益，后者则代表城市集团。不过，莫里斯派和菲利普斯派的矛盾，远不如莫里斯派和总督威廉·科斯比的纠葛具有戏剧性。

1732年，纽约总督威廉·科斯比到任后不久，即提出追讨薪俸的诉讼，而时任纽约首席法官的莫里斯，却做出了不利于总督的判决。科斯比随即施以报复，撤销了莫里斯的法官之职。两人由此结怨，也引发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端。莫里斯派采取了诉诸舆论的策略，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攻击总督，指斥他蔑视法律，任用心腹，操控纽约的司法体制。在1731年之前，纽约的报纸上很少刊登政治辩论文章；而在这次争端中，报纸成了主要的阵地。在1732—1736年间，大约有40种小册子和政治公告借报纸而面世。总督派和莫里斯派各有自己的喉舌。前者利用官方印刷商威廉·布拉德福的《纽约报》，后者则借约翰·曾格之手新创办了《纽约周报》，作为反击政府当权派的舆论先锋。恼怒不堪的科斯比利用职权，不仅下令焚烧《纽约周报》，而且以“煽动性诽谤”的罪名逮捕了曾格，将他关押达12个月之久。在案件的审理中，莫里斯派从费城请来了能干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使他无罪获释。在案件结束后，纽约当局并未着手修改关于毁谤罪的法律，可见，曾格的胜利并未产生即时的效应。但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法院最终做出有利于曾格的判决，标志着新闻自由原则的胜利。对莫里斯派来说，这无疑更是一桩大快人心的喜事。莫里斯派斗争的目标，并不止于攻击总督，而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他们倡导一年一度选举议会成员，并采用秘密投票方式，以保证普通民众没有顾虑地选择他们“热爱”的人。在1743年的议会选举中，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涉及经济问题的方案。(208)

按照传统的说法，纽约的政治派别的组合，是以家族和血缘为轴心的。利文斯顿家族的支持者来自哈得孙河流域的社会上层，在宗教上属于与主流相对立的少数派；其对手是以德兰西家族为主的集团，宗教上属于圣公会派，得到商业集团和威斯特摩兰县的土地所有者的支持。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导致纽约政治派别分野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利益、民族和宗教的差异，特别是土地利益集团和商业利益集团，构成两支基本的政治势力，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交错得势。(209)还有学者指出，利文斯顿和德兰西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并非因私人或个人因素而起，围绕他们而形成的政治派别，乃植根于政治和经济的实质性分歧之中。仅就血缘而言，两大家族相互通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血缘纽带并未消除利益和观点的分歧。(210)

随着居民构成和利益的多样化，宾夕法尼亚的政治斗争也日趋复杂。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农业集团和工商业集团、教友会派和非教友会派、议会下院和总督及参事会、业主派和反业主派等不同群体之间，互争雄长，盘根错节，此消彼长，变幻不定。其中，教友会派和非教友会派、业主派和反业主派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而且两组势力在阵线上时有交错重叠。教友会在战争、防卫和印第安人政策方面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引起其他居民不满，也导致非教友会派的总督和教友会派主导的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教友会议员在许多实际问题上进退失据，又得不到伦敦总部的有力支持，于是在1756年一度集体退出了议会。

业主派和反业主派的斗争，长期是宾夕法尼亚政治的一条主线。自这个殖民地建立以来，两股势力的较量就未曾停息，到18世纪中期更呈白热化之势。深得威廉·佩恩器重的詹姆斯·洛根，带领一群费城商人大力拥护业主，而费城以外的土地利益集团则与业主对抗。两派的阵营并不十分清晰，而且经常处在变化之中。业主派的支持者来自安立甘教徒、长老会派和边疆地区的德意志裔居民。佩恩家族借助官职任命权，网罗了一批很有实力的地方精英，人称“业主党”。但实际上，他们中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党派认同，“业主党”云云，不过是徒具其名而已。教友会信徒则是反业主派的骨干，故有“贵格党”之称；又因他们以议会为阵地，也称“议会党”。这一派的主将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在1754—1764年间势力如日中天。他们的旗号是反对业主蚕食人民的宪法权利，要求将宾夕法尼亚变成王室殖民地。为此，富兰克林等人于1764年专程到伦敦奔走游说，以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不过，他们对不得人心的《印花税法》表示支持，顷刻间暴露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业主派乘机把反业主派与英国的“新殖民地政策”联系起来，在反击反业主派的同时，把宾夕法尼亚反英运动的领导权揽到自己手中。当独立运动兴起后，业主派发现自己的权势面临灭顶之灾，便改变了反英的立场。与此同时，富兰克林等反业主派领导人，便因时顺势地转换成激进的革命派。(211)

其他殖民地也出现了形式不同、烈度各异的派别斗争。在18世纪上半叶，罗得岛不存在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议会在政治舞台充当主角，议会中又有分别代表工商业和农业的两大派别，围绕各自的利益而在立法活动中相互较量，而乡村社区选出的议员经常占居优势。马里兰的派别斗争也和业主有关，支持业主的势力被称作“宫廷党”，反对派则自称“乡村派”。1771年，有位作者自署“第一公民”发表文章，指责杜拉尼家族为“宫廷党”，正在玩弄摧毁自由政府的阴谋。此后，“第一公民”一词在安纳波利斯一度成了一句流行的祝酒辞。北卡罗来纳早期的派别之争也很激烈，那些在特许状颁发以前移居的人组成平民派，反对业主干预地方事务；而在1663年以后移居的人则多为业主的受惠者，自然拥护业主，被视为权贵派。两派的争斗致使业主政府陷于瘫痪，最终使殖民地为王室所接管。在南卡罗来纳，派别斗争曾长期是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以议会下院为据点的反对派，与参事会和总督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720年导致业主政府的垮台，在1728年又使王室政府崩溃，以致社会陷入混乱。直至1743—1763年间，原来的派别分歧方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相对的内部和谐。

较之现代政党政治，殖民地的党派斗争固然有着天渊之别，但其中显露了后来美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特点。没有不变的原则，也没有恒定的成员组合，唯有利益和主张才是党派的黏合剂。获取权力乃是党派存在的目的，所采用的通常是合法手段，并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很少发生以暴力打击对手的事件。议会成了党派斗争的主要阵地，议会政治和党派活动同步发展，议会头面人物往往充当党派的领袖。不过，在殖民地时期，党派活动集中于城镇，对乡村地区则影响甚微。乡村地区的政治斗争，在方式和烈度上都很不一样。

2.民众的造反

如果说政治派别斗争通常以社会精英为骨干，那么在众多大小不一的造反活动中，普通民众则充当了主力。诚然，许多造反事件很难界定为单纯的民众行为，而往往由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发起，但造反者提出的主张，则更多地体现了民众的要求。这些事件起于具体的事由，争取具体的利益，一般转瞬即逝，并没有系统的纲领和长远的目标，因而很难把它们和改变北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联系起来。在这些事件中，有些属于单纯的非法民间暴力，有些则包含较为强烈的经济或政治诉求。参与造反的人各色各样，其主体是农业劳动者、海员、技工、仆人和黑人等下层民众，但有时其中也有一些拥有财产和地位的体面人士。因此，在看待殖民地时期的民众造反活动时，不宜不加分辨地把它们置于民众与精英（政府）对立的范畴。

土地关系中存在的弊病，构成民众暴动的重要诱因。纽约佃农和领主的矛盾向来尖锐，一些领主用强行终止租约、捣毁租地上的房屋和破坏作物等手段对付佃农，激起佃农的强烈不满。1766年，在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达奇斯和奥尔巴尼等县发生抗租暴动，许多佃农卷入。当局调动民兵方平息暴动。这些农业劳动者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限于减轻租税，而是要取得土地权利，从而不交任何租税。(212)小罗伯特·利文斯顿的庄园受到了佃农的冲击，有200人向他的住所挺进，扬言要杀死他并铲平他的住宅，结果遭到驱散。还有传闻说，各地佃农要捣毁城里领主的宅邸。有的起事者带有强烈的反权威情绪，声称：“让你们的总督、法律、国王、参事会和议会统统见鬼去吧！”起事者还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有个名叫莫斯·肯特的人在1766年一次法庭作证时说，那些被领主赶走的人本来是有土地权利的，但他们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维护，因为他们是穷人；而“穷人总是受到富人的压迫”。起事领导人威廉·普伦德加斯特总结性地指出，“没有法律是为穷人的”。(213)

18世纪中前期，新泽西也发生了一系列土地暴动。在新泽西初建的过程中，好几个业主从英王那里获得了土地，后来出于各种不同的缘故，他们名下的土地经多次转手，以致有些地方的土地占有界线混乱不清，而殖民地当局又没有建立有效的地产登记制度，由此埋下了引发土地权利争端的根源。在18世纪30、40年代，伊丽莎白城和纽瓦克等地的一些自由持有者，组成伊丽莎白城合伙人等土地集团，提出自己的土地诉求，并自行测量和分配土地，对业主所声称的土地占有权利构成直接的挑战。他们在土地权利未经法院核准的情况下，就在几个县出售或出租土地，使那些获得土地的人在法律上处在不利的地位。及至1745年，约有50万英亩土地的占有出现类似的法律问题，使许多人的财产处在随时可能失去的危险当中。当业主以追讨代役租的方式伸张自己的土地权利时，冲突就变得难以避免了。在新泽西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群体性暴力事件，普通自由持有者和业主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对抗。1746年1月16日，纽瓦克约有300人起事，攻打当地监狱，要求释放因土地纠纷而遭监禁的人。零星分散的暴力反抗也见之于其他许多地方，时断时续达数年之久。直到1755年，因土地纠纷引起的乡村动荡，方趋于平息。起事者并未形成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反业主联盟，其造反取得的实际成果也相当有限。不过，殖民地当局为了止息动乱，不得不改善土地登记制度，这无疑有利于中小土地占有者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214)

宾夕法尼亚的冲突发生在教友会居民和其他族裔的居民之间。七年战争结束后，边疆白人居民愈益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印第安人的威胁。1763年12月，兰开斯特县的苏爱人不满教友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多次聚众袭击受教友会保护的和平印第安人部落，杀死数人，其中包括儿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得名“帕克斯顿健儿”。他们认为议会对印第安人过于友好和软弱，未能有效保护边疆居民的安全。他们自行组织民间武装，对付他们所仇视的部落，杀戮和平的印第安人。总督要求地方官员出面查处，但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相反，边疆武装民众准备进军首府的消息，不时在费城引起恐慌和混乱。议会为此制定了“反暴动法”。1764年2月，一支200余人的边疆队伍即将开进费城，以消灭一群在兵营里受当局保护的基督徒印第安人。总督组织城内居民加强防卫，打击来自边疆的武装民众，流血冲突迫在眉睫。富兰克林临危受命，带领几人出城与起事领导人会面，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偃旗息鼓，并称当局将改善边疆防务，认真考虑引起边疆居民不满的各种问题。最后，起事者答应不再进攻费城，并派人留下来起草陈述不满情由及要求的请愿书。随后，其他边疆县的请愿书也纷至沓来。(215)“帕克斯顿健儿”并不仅仅将眼光局限于防卫和经济问题，他们不满边疆居民在议会的代表比例不足，要求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他们在请愿书中提出，作为自由人和英国臣民，边疆居民与费城等地的居民享有同样的特权与特免，不应被排斥在“十分重要的立法特权”之外。(216)不过，尽管他们采取了多种行动，但他们取得的实际收获却微乎其微，代表比例不足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因各种具体问题而起的民间造反，在其他殖民地也时有发生。1722年，康涅狄格哈特福德县一些人，因不服法院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判决，进行了暴力反抗。在18世纪中期，纽约边疆居民和新罕布什尔的“绿山健儿”，为了争夺弗蒙特的土地而进行了多年的拼杀。相对而言，东部滨海人口密集的城镇，更是民众造反的频发地区。1710年、1713年和1729年，波士顿曾发生多次因食品短缺而起的民众暴力事件。当地一些名声不佳者的住宅，也成为民众冲击的目标。从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一些城镇，也经常传出民众起事的消息。1774年1月，马萨诸塞梅布尔海德的居民对建于附近一个岛上的天花病医院感到不安，他们阻止天花病人从未经允许的地点入城，焚烧了医院的船只，并惩处盗窃天花病人衣服的疑犯，最终迫使当局将医院关闭，并派武装人员在夜间维持当地的治安。数年前，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此外，在1765年以前，北美还发生过数起反对母国政策的民众暴力事件。这类活动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得到了延续。(217)

3.“自订约章者”运动

在英属北美南部内陆的“边远地区”，当18世纪60年代之际，由于缺乏有效的常规治理机制，罪案频发而得不到及时控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于是，当地一些有财产和地位的人士，就出面组织居民自行执法，惩处犯罪，代替法院和监狱来维持社会治安。他们惩处“罪犯”常用的手段，乃是鞭笞和焚烧房屋。这些私自执法的人叫做“regulators”，中文通常译作“自订约章者”。(218)然则在18世纪60—70年代，北卡罗来纳西部奥兰治县一带的“自订约章者”，其活动就不仅限于自行维持治安，还把矛头对准了当地政府和东部权势集团，力图改进地方事务的治理，推动政府走向廉洁和公正。这场“自订约章者”运动，就成了一场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的民众造反，其规模和影响远在一般维持地方治安的行动之上。从表面上看，“自订约章者”运动是一个发生于北卡罗来纳西部的地域性事件，其实则有着更广阔的社会背景。(219)

北卡罗来纳的东部和西部的确存在许多差异。东部居民多为英格兰裔或苏格兰高地人，而西部以苏爱人和德意志移民居多；东部以种植园经济为主，西部则多为小农场经济；东部人倾向于欧洲风尚，向往贵族政治，而西部民众则要求参与政治和实行自治；东部盛行安立甘教派，西部居民则多为长老会和洗礼派信徒。差异可能引发分歧和冲突，诚然毫不足怪；但如果导致的是规模较大的民众造反，就可能有更直接和更深刻的原因。从“自订约章者”所表达的不满和主张来看，政治权力分配不公和严重的政治腐败，是引起民众造反的主要因素。

某些权势集团牢牢控制殖民地各级政府，这是最令西部居民愤恨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土地、宗教、货币和地方政府等方面的难题，都是由此引起的；如果西部居民在殖民地立法、行政和司法各部门获得了平等的地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权势集团为了保证对殖民地政治的控制，长期不肯实行平等的代表权。北卡罗来纳的议会议席是以县为单位分配的，东部的县原本多于西部，当西部随着人口增长而建立新县时，议会在东部也不断增设新县，因而东部的代表始终占居议会的多数。在1740年以后的15年中，西部建立7个新县，而东部也增设了6个县。这样，西部各县在议会的议席就和人口数量不成比例。1754年，西部6县人口共2.2万人，议会代表名额只有12个；其余各县人口4.3万人，议会代表却多达45名。到1771年，西部诸县的人口已居北卡罗来纳之半，而在议会仍然只有17席，其余各县的代表则有61人。从议员和人口的比例来看，东、西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各县每1700人有1名议员，西部各县每7300人才有1名。权贵集团不独控制了议会，而且担任总督、参事、司库和法官等各种重要职务。这种状况使西部居民相信，少数特权人物垄断了全部政府事务。1766年，议会决定以位于东部的新伯尔尼为首府，拨巨款大兴土木，将总督的官邸装修得如同宫殿，其结果是加重了居民的税收负担。西部居民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方案，认为总督官邸是一座“不必要的建筑”。这件事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对殖民地政治的观察，对于其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情，无异于火上浇油。

更有甚者，一些外来的权势人物迁入西部，控制了当地的地方政府。北卡罗来纳的地方官员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县法院的治安法官由总督任命，而县法院又有权任命或向总督推荐下级官员。由于三分之二的治安法官乃是议会代表，因而在立法机构和地方官员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互配合，把北卡罗来纳的各级政治权力部门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西部民众眼里，这些外来者一个人担任多个职务，以权谋私，贪污自肥，毫不关心地方利益。1765年，有人初到北卡罗来纳，就在一个婚礼上听到了一首讽刺奥兰治县官员埃德蒙·范宁的歌谣，生动地反映了民众的情绪：

范宁初到奥兰治，面无血色白如纸；

补丁破衣披在身，胯下母马老又疲。

我常听人如是言，人马不值五镑钱，

可他做官如打劫，于今衣服镶金边。(220)

1769年，安森县一份有260人签名的陈情书指出，边疆居民受到无情的压迫，他们的自由和权利遭到那些明知犯罪而不肯自责的官员的侵夺。陈情书表达的主要不满是：对穷人的税收超过比例，而且必须用现金缴纳；缺乏公正的法治；不合法的收费甚多。他们还提出了相应的匡正措施。(221)

1766年，奥兰治县的种植园主赫尔曼·赫斯本德建立了桑迪克里克协会，其宗旨是在选举中击败把持本县政府的范宁等人，清除地方政府的腐败，拓展当地农场主参与地方政治的渠道，由此揭开了“自订约章者”运动的第一幕，奥兰治县也就成为这场民众运动的策源地。(222)起初，运动的领导者采取和平手段，多次向总督和议会递交陈情书，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但是，这些请愿没有得到当局的理会，于是，“自订约章者”运动开始向激进方向转化，其声势趋于扩大，西部其他几个县的居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768年1月，运动参与者发布“自订约章者第4号公告”，阐述了他们的立场：一、拒绝缴纳任何法律规定以外的和目的不明的税收；二、拒绝缴纳任何法律规定以外的官员收费；三、只要情况允许就要参加会议；四、发生分歧时要由多数来裁定。(223)同年4月8日，大约70名“自订约章者”以武力对付一名强行征税的治安官，并向他们所痛恨的范宁的住所开了数枪。范宁曾就读于耶鲁学院和哈佛学院，年仅三十出头，在皮德蒙特地区是出了名的权势人物，担任奥兰治县的多种重要职务，并与总督本人过从甚密。在“自订约章者”眼里，他成了欺压盘剥当地人的外来权贵的代表，他们把满腔怒火发泄到他头上，自然是不足为怪的事。临近的安森县也发生了类似的民众暴力事件。

当时年未及四十的总督威廉·特赖恩，起初对民众提出的不满缘由置若罔闻，待到民众行动起来，又一心要用强硬手段平息事态。他于4月27日发布公告，要求聚集的民众解散回家，同时征召数县民兵准备镇压。1768年5月1日，范宁在特赖恩的支持下，趁着夜色悄悄逮捕了赫斯本德等人，这在奥兰治县的运动参加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但运动的领导人仍然希望通过合法方式来解决问题。5月21日，他们起草了一份新的陈情书（后来被称作“自订约章者”第11号公告），对所引起的“骚乱”表示歉意，声明他们反对的只是那些居心不良、唯利是图的官员，要求消除他们巧取豪夺、欺诈腐败和劫贫济富的行为。特赖恩表面上答应要认真对待民众的申诉，实际上则反映冷淡。他要求民众不得再用“自订约章者”这个名称，并缴纳各种税收。

是年夏天，特赖恩亲自巡视西部边远地区，一方面以公告形式命官员不得征收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则张扬政府的权威，试图整饬边疆地区的秩序。民众并不满意特赖恩的公告所产生的效果，民众和官员的对立在不断发展，以致气氛愈益紧张。特赖恩暗地里征集民兵以对付“自订约章者”，并对几名运动领导者提出起诉。9月中下旬，赫斯本德和几名运动领导人一起受审，范宁也因横征暴敛而被起诉。结果范宁被处以象征性的罚款，赫斯本德无罪获释，其他人则被判监禁和罚款。10月，特赖恩发布通告，宣布赦免所有运动领导者。年底，特赖恩向英国的上司汇报了自己一年的业绩，对自己处置边疆事态的表现感到满意。(224)

“自订约章者”希望在接下来的议会选举中反映自己的主张，于是停止了抵制活动，照章纳税不误，并致力于推动地方政治改革。在1769年夏天的议会选举中，奥兰治等西部4县的当选者多为“自订约章者”及其同情者，而范宁等人则纷纷落选。各地民众纷纷召集会议，向他们的议会代表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建议。但“自订约章者”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微不足道。是年10月开幕的议会，并没有根据边疆民众的要求通过相应的法案。许多起涉及官员滥收费的案件，也都做出了有利于官员的判决。进入1770年，“自订约章者”的绝望和愤怒情绪不断增强，他们感到通过合法途径无法获得他们所要求的“公正”，于是再度发起抵制行动，有几个县还发生了民众冲击法庭的事件，其中希尔斯伯勒暴动最为出名。1770年9月24日，由于不满设在希尔斯伯勒的高等法院一再作出不利于民众的判决，一百余名“自订约章者”闯进法庭，揪出躲藏在里面的范宁，拖着他游街示众，一路施以拳脚。许多在场的其他地方官员也遭殴打，法官则逃往他处避祸。次日，民众闯进范宁的住处，销毁了他的文件，砸烂了他的家具，最后还拆掉了他的房子。这些“自订约章者”直到26日才撤走。

这些暴力活动使北卡罗来纳当权者深感恼怒。他们把赫斯本德视为“暴乱”煽动者，将他从议会驱逐出去，并以毁谤罪逮捕了他。1771年1月，议会应特赖恩的要求通过了《约翰逊反暴动法》，对造反者实行十分严厉的打击。“自订约章者”把这个法令称作“血腥法案”。当局的高压促使更多人加入了“自订约章者”的队伍。在有的县，“自订约章者”拒绝缴纳一切税收，阻止所有法院开庭，扬言要杀尽法官和律师。他们表示，如果总督执意用武力迫使他们屈服于“暴政”的话，他们将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战；因为“我们的公民自由对我们来说，当然比某个统治者的好印象更加珍贵”。(225)同时，运动领导人仍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在发生正面交火的前一天，他们还在向总督递交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情由，希望避免兵戈相见。

但心高气傲而脾气暴躁的特赖恩，早已对民众的活动失去了耐心，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1771年5月，他亲率1400名民兵前往镇压，于19日在阿拉曼斯与大约2000名“自订约章者”遭遇，经过短暂的交战，装备甚差的造反者被击溃。民众以武力直接对抗殖民地王家政府，按照当时英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属于“叛国”的性质，当受到严惩。(226)特赖恩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他未经审判就下令绞死了一名被捕的“自订约章者”，以威慑其他的暴动参加者；同时命获胜的民兵队伍开赴造反活跃的地区，并以鞭打人身和破坏财产来报复运动的参与者。他发布公告，要求所有“自订约章者”放下武器，宣誓效忠政府。6周内有6400多名“自订约章者”投降。随后，他又快马加鞭地组织审判，把另外6名被俘的暴动参加者判处绞刑。曾饱受“自订约章者”冲击的范宁，到现场亲眼观看了整个行刑过程。

随着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平息，运动的镇压者特赖恩和许多运动的参加者，先后离开了北卡罗来纳。特赖恩早已在暗中谋求调任纽约总督，在亲自监督绞死了6名“自订约章者”以后，随即赴纽约就任。接任的乔赛亚·马丁就职后，采取安抚策略，并亲赴西部考察，了解激起民众反抗的真实原因。(227)许多“自订约章者”（据说有1500户）远走他乡，到田纳西落户。赫斯本德遭到悬赏通缉，但他事先逃走，迁徙到宾夕法尼亚西部。20年后，他参与了当地的另一场民众造反，并再度被捕；一年后出狱回家，在途中病故。(228)

“自订约章者”并非一群乌合之众，其领导者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接受了英国“乡村派”的思想，用这种理论来观察北卡罗来纳的政治，得出了和“乡村派”关于英国政治的见解相类似的看法。他们甚至把自己的行动和英国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他们要求改革北卡罗来纳的政治制度，使自己的声音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声称要“摆脱沉重的枷锁”，恢复“自由臣民”的“古老的自由和权利”。他们自称是为“宪法权利而战”。(229)在行动策略上，他们仿效东部的“自由之子”，希望用合法而和平的方式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不是把自己视为政府的颠覆者；武力对抗是在形格势禁的情势下采取的不得已之举。(230)他们的立场得到其他殖民地一些人的理解和支持。罗得岛的报纸上有文章抨击北卡罗来纳的政治腐败。《宾夕法尼亚日报》的文章则声援造反者，指斥那些把持政府、镇压人民的人为真正的叛乱分子。(231)

“自订约章者”运动从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771年，席卷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安森、罗恩三县，参加者不仅有贫穷的农场主和占地者，还包括一些地方行政司法官和法院官员。这几个县的纳税人口约为8000人，而运动的支持者据说达到6000～7000人，(232)足见运动的群众基础之广泛。“自订约章者”采用了司法程序、合法抵制、选举、请愿直至武力对抗等多种斗争方式，把殖民地时期民众造反的水平推到了极致。

【注释】

(1)在本书的初版中，本章的标题为“政治文化的演进”，与本章的内容和主旨并不完全吻合，特改为现在的标题，同时还对本章的主旨做了重新表述。

(2)自由持有（freehold）的含义是，土地占有者对其所占有的土地拥有所有权（a right of title to land）。

(3)《马里兰特许状》，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679、1680页。

(4)《卡罗来纳基本法》（1669年），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772页。

(5)《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第一稿），见理查德·邓恩等编：《威廉·佩恩文件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163～165页。

(6)《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第十稿），见邓恩等编：《威廉·佩恩文件集》，第2卷，第197～202页。

(7)其他定居地在建立时也订立了类似的契约或协议，如1637年的《普罗维登斯协议》和1639年的《吉尔福德信约》。见唐纳德·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费城：人类事务研究所1986年版，第115、147页。

(8)乔治·班克罗夫特：《自美洲发现以来的美国史》，波士顿：查尔斯·C·利特尔和詹姆斯·布朗出版社1839年第4版，第1卷，第310页。

(9)《普罗维登斯协议》（1637年），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115页。

(10)《康涅狄格基本法》（1638—1639年），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19～522页。

(11)《纽黑文基本条款》（1639年6月），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156页。

(12)原文为“general court”或“general assembly”，原为商业公司的股东大会，在北美各殖民地转指由总督、参事会和民选代表组成的政府。当议会中的民选代表崛起后，通常将议会下院称作“assembly”。

(13)温斯罗普认为，在马萨诸塞，官员和自由民共同构成政府，前者拥有权力，后者则拥有自由，他们共同组成大议会，都受到某些规则的制约，所以这种政体是“混合的贵族制”（mixt Aristocratie），而决不是“专断政府”。约翰·科顿也提出，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并非民主制的当然标准，虽然人民可以选择他们的统治者，但只要政府不是由人民直接统治的，而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统治者治理的，那么这种政体就不是民主制，而是贵族制。见温斯罗普：《论专断政府》，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82页；约翰·科顿致塞伊和西尔勋爵（1636年），见托马斯·哈钦森：《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史》，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重印，附录，第416～417页。

(14)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总督每年一选，其权力较小，但受英国的节制也较少。虽然是每年选举，但连选连任的机会很大。康涅狄格在1689年后的近100年间，仅有11位总督。见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253页。

(15)埃瓦茨·格林：《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总督》，纽约：拉塞尔拉塞尔公司1898年版（1966年重印），第60页。

(16)参见伦纳德·拉巴里：《美洲的王室政府：1783年以前的英国殖民体制研究》，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公司1930年版，第37～42页。

(17)原文为“council”，或译“政务会”。

(18)伦纳德·拉巴里编：《1670—1776年英国给英属殖民地总督的指令》，第1卷，第47页。

(19)马萨诸塞的情形有所不同。根据1691年的特许状，该殖民地的参事会由28人组成，每年由大议会选举产生，总督对人选拥有否决权。

(20)《关于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施行恶政的请愿书》，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254～260页。

(21)库克拉：《早期美国的秩序与混乱》，《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2期，第289页。

(22)格林：《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总督》，第42页。

(23)参见库欣编：《1641—1691年马萨诸塞的法律和自由权法》，“前言”第14～15页。

(24)J·哈蒙德·特朗布尔编：《康涅狄格殖民地公共档案》，哈特福德：布朗-帕森斯1850年版，第1卷，第21页。

(25)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2卷，第1679页。

(26)《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111～116页。

(27)赫伯特·奥斯古德：《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1957年版，第2卷，第259页；切斯特·扬：《1682—1748年宾夕法尼亚议会下院的演进》，见彼得·霍弗编：《商业与社区：关于大西洋沿岸中部殖民地的论文集》，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66页。

(28)纳什：《1681—1726年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与政治》，第67～70页。

(29)拉巴里：《美洲的王家政府》，第152页。

(30)参见小泽卡赖亚·查菲：《殖民地法院和共同法》，见戴维·弗莱厄蒂编：《美国早期法律史论文集》，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61、64、76页。

(31)小威廉·M·奥法特：《大西洋规则：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法律转向》，见曼克等编：《不列颠大西洋世界的创建》，第161～162页。

(32)《致威廉·伯克利爵士的指令》（1641年8月），见比林斯编：《17世纪的老领地》，第51页。

(33)《大议会的一项法案》（1661年6月10日），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352页。

(34)朱尔斯·赞格尔：《早期马萨诸塞的犯罪与刑罚》，《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2卷第3期（1965年7月），第471～477页。

(35)特朗布尔编：《康涅狄格殖民地公共档案》，第1卷，第39页。

(36)参见库欣编：《1641—1691年马萨诸塞的法律和自由权法》，“前言”第16～17页。

(37)据18世纪出版的约翰逊《英语字典》，英国当时存在议会裁决、决斗裁决和陪审团裁决三种审判方式；陪审团通常由12人或24人组成，他们参与刑事或民事案件的审理，听取事实陈述，并基于证据作出裁决。见塞缪尔·约翰逊：《英语字典》，伦敦，1755—1756年版，第1卷，“jury”条。

(38)法兰德编：《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第1、50、32页。

(39)《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246页。

(40)布朗编：《马里兰档案》，第41页。

(41)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5卷，第2549、2551页。

(42)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2页。

(43)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2页。

(44)巴特利特编：《罗得岛殖民地和普罗维登斯拓殖地档案》，第1卷，第124页。

(45)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第1卷，第406～407页。

(46)詹姆斯·米切尔等编：《宾夕法尼亚法规大全》，费城：克拉伦斯·M·布希1896年版，第3卷，第31页。

(47)汉德林等：《自由与权力》，第217页。

(48)温斯罗普：《论专断政府》，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80页。

(49)《哈钦森文件集》，第1卷，第205页。

(50)戴维·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纽约：AMS出版社1968年重印，第2卷，第12页。

(51)特朗布尔编：《康涅狄格殖民地公共档案》，第1卷，第77～78页。

(52)法兰德编：《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第4～6页；《马萨诸塞殖民地法律汇编》，波士顿：1887年版，第14～15页。

(53)《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20～21页。

(54)“court”一词具有“委员会”、“法院”等多重含义。在殖民地，所谓“general court”，实际上是政府的总称，可译为“大议会”；而“county court”就是县政府，可译为“县法院”。温斯罗普说，马萨诸塞的“court”分为两种，一种是“general court”，负责立法和征税；另一种“court”则负责司法。《温斯罗普致沃威克伯爵》，见《温斯罗普文件集》，第4卷，第493页。

(55)菲利普·布鲁斯：《17世纪弗吉尼亚制度史》，纽约：G. P. 帕特南父子公司1910年版，第1卷，第502页。

(56)奥斯古德：《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第1卷，第192页。

(57)汉德林等：《自由与权力》，第222页。

(58)J·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弗克（笔名）：《美洲农场主信札》，纽约：福克斯达菲尔德公司1904年（1782年初版），第57页。

(59)参见理查德·布什曼：《从清教徒到扬基佬：1690—1765年康涅狄格的特征和社会秩序》，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60)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46～347、352～353页。

(61)韦尔：《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225页。

(62)《新罕布什尔的法律和自由权》（1682年），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403页。

(63)爱尔兰曾是这种类型的殖民地。在1692—1769年间，英国在爱尔兰驻扎一支1.2万人的常备军，以维持对爱尔兰人的统治。

(64)《1662年康涅狄格特许状》，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30页。

(65)《1732年佐治亚特许状》，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2卷，第766页。

(66)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698页。

(67)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3页。

(68)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7卷，第3788页。

(69)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681页。

(70)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33页。

(71)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6卷，第3220页。

(72)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2卷，第765页。

(73)《1641年马萨诸塞法令》，见《马萨诸塞殖民地法律汇编》，第1页。

(74)布朗编：《马里兰档案》，第41页。

(75)拉巴里编：《1670—1776年英国给英属殖民地总督的指令》，第1卷，第334、336页。

(76)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3卷，第1855页。

(77)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第1卷，第34页。

(78)桑德斯编：《北卡罗来纳档案》，第1卷，第77、166、169页。

(79)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55页。

(80)赫伯特·奥斯古德：《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第1卷，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1958年重印，第25页。

(81)关于殖民地管理机构的沿革，参见奥利弗·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克利夫兰：阿瑟·H·克拉克公司1912年版，第17～20页；I. K. 斯蒂尔：《关于殖民政策的政治：殖民地管理中的贸易委员会》，英国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68年版，第3～18页。

(82)当时英国有两个处理对外事务的部门，一个是北方部国务大臣，负责北欧事务；一个是南方部国务大臣，负责南欧及殖民地事务。在汉诺威王朝时期，北方部也涉足殖民地事务。

(83)伊恩·K·斯蒂尔：《授予的、任命的和选举的：1689—1784年英帝国的治理》，见马歇尔主编：《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第114～115页。

(84)埃德蒙·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革命的前奏》，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19页。

(85)杰克·格林：《不平稳的联系：关于美国革命前提条件的分析》，见斯蒂芬·库兹等编：《美国革命论文集》，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5～74页。

(86)查尔斯·安德鲁斯：《美国革命的殖民地背景》，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2年修订版，第75页。

(87)埃尔默·拉塞尔：《英王咨议会对美洲殖民地立法的审查》，纽约：八角图书公司1976年（1915年初版），第221页。

(88)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第228～238页。

(89)参见拉塞尔：《英王咨议会对美洲殖民地立法的审查》，第207～217页。

(90)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第135页。

(91)奥卡拉汉编：《纽约州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254页。

(92)例如，“培根起事”以后，英王派出委员会来弗吉尼亚进行调查和善后，总督伯克利并不把委员会放在眼里，甚至拒不离职返回英国。

(93)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第214～215页。

(94)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第221页。

(95)《大议会的一项法案》（1661年6月10日），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351～352页。

(96)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139页。

(97)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145页。

(98)迈克尔·霍尔：《爱德华·伦道夫与北美殖民地》，纽约：W. W. 诺顿公司1969年版，第24～25页。

(99)转引自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第125页。

(100)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第131页。

(101)转引自伊利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史》，第61页。

(102)迪克森：《1696—1765年美洲殖民地的管理》，第201、202页。

(103)参见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90～91、96页。

(104)罗伯特·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1689—1776年13个殖民地的选举研究》，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页。

(105)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377页。

(106)克拉克编：《北卡罗来纳州档案》，第23卷，第208页。

(107)坎曼编：《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第43页。

(108)艾伦·坎德勒编：《佐治亚州殖民地时期档案》，亚特兰大：C. P. 伯德1910年版，第18卷，第465～467页。

(109)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77页。

(110)奇尔顿·威廉森：《美国的选举权：从财产到民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111)查尔斯·西德诺：《绅士自由持有者：华盛顿时期弗吉尼亚的政治实践》，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23页。

(112)拉巴里编：《1670—1776年英国给英属殖民地总督的指令》，第1卷，第93页。

(113)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224页。

(114)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5卷，第336页。

(115)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在一年中可以带来40先令的租金和收入，或生产相当于40先令的产品。各殖民地对于不同的产品所折合的价值有具体的规定。

(116)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2卷，第425页。

(117)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第1卷，第397页。

(118)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4卷，第475页。

(119)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7卷，第518页。

(120)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77页。

(121)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第32页。

(122)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7卷，第519页。

(123)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3卷，第172页。

(124)在20世纪初年，J·富兰克林·詹姆森和艾伯特·麦金利等学者提出，投票权在成年男子中十分普遍。卡尔·贝克尔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纽约成年男子中有投票资格者不足50%。克林顿·罗西特谈到，能够参加殖民地一级选举投票的成年男子不过四分之一。稍后，罗伯特·布朗、理查德·麦考密克、米尔顿·克莱因和戴维·洛夫乔伊等学者指出，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新泽西、纽约和罗得岛等殖民地，享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达到85%～90%。关于以上各种意见的评论，参见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第41页。

(125)小乔治·兰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选举权与政治民主》，《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0卷第4期（1963年10月），第522页。

(126)罗伯特·布朗：《1689—1780年马萨诸塞的中等阶级民主和革命》，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21～37页。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估计，认为布朗使用的方法有缺陷，利用的资料也不全面；如果依据另外的资料，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大多数成年男性被剥夺了投票权。见约翰·卡里：《统计方法和布朗关于殖民地民主的假说》，《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0卷第2期（1963年4月），第251～264页。

(127)卡尔·贝克尔：《纽约殖民地政党史，1760—1776》，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09年版，第11页。

(128)格林：《对幸福的追求》，第25页。

(129)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248页。

(130)米尔顿·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纽约殖民地史论文集》，纽约州华盛顿港：肯尼卡特出版社1974年版，第24页。

(131)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第148页。

(132)参见泰勒：《康涅狄格殖民地史》，第26页。

(133)琼·德·劳迪斯·伦纳德：《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时期的选举》，《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11卷第3期（1954年7月），第389页。

(134)米尔顿·克莱因：《纽约殖民地时期的民主和政治》，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453页。

(135)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第1卷，第397页。

(136)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3卷，第173页。

(137)米切尔等编：《宾夕法尼亚法规大全》，第7卷，32～40页。

(138)坎曼编：《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第74页。

(139)库欣编：《1641—1691年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汇编》，第1卷，第63页。

(140)英国的政体被视为混合政体，其中英王代表君主制，议会上院代表贵族制，而议会下院则代表民主，反映了王室、贵族和平民三种社会力量的平衡。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在回答议会19条时阐述了这种见解。他认为，君主握有一系列行政大权，议会的平民院代表着民众的自由权利，而贵族院则是一个中间的隔离层。《1642年6月18日国王答19条》，见J. P. 肯尼恩编：《关于斯图亚特王朝宪政的文件与评论》，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1～23页。

(141)布什曼：《从清教徒到扬基佬》，第269页。

(142)转引自罗伊·洛肯：《殖民地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概念》，《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16卷第4期（1959年10月），第572页。

(143)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第60页。

(144)坎德勒编：《佐治亚州殖民地时期档案》，第18卷，第467页。

(145)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09～210页。

(146)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和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65页。

(147)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40页。

(148)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68页。

(149)小艾伯特·蒂尔森：《绅士和百姓：1740—1789年弗吉尼亚一个边疆地带的政治文化》，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150)理查德·沃特豪斯：《新世界的绅士：1670—1770年南卡罗来纳商人和种植园主阶级的形成》，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1、163、168页。

(151)艾伦·罗杰斯：《帝国与自由：1755—1763年北美居民对英国权威的抵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152)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12页。

(153)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07页。

(154)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208页。

(155)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73页。

(156)杰克·格林：《1720—1776年间弗吉尼亚议会下院政治权力的基础》，《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16卷第4期（1959年10月），第485页。

(157)转引自J. R. 波尔：《历史学家和美国早期民主问题》，《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第3期（1962年4月），第646页。

(158)丁金：《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投票问题》，第64页。

(159)伦纳德：《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时期的选举》，《威廉-玛丽季刊》，第11卷第3期，第388～389页。

(160)关于新英格兰村镇的起源，美国学术界多年来争论不休，有“条顿起源说”、“英格兰起源说”、“北美本地起源说”等各种不同意见，还有“教会起源说”和“世俗起源说”的分歧，不一而足。参见约翰·费尔菲尔德·斯莱：《1620—1930年马萨诸塞村镇政府》，康涅狄格州哈姆登：执政官图书公司1967年版，第52～74页。

(161)参见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112页。

(162)朱克曼：《宁静的王国》，第16页。

(163)每个村镇都有供居民放牧或种植玉米用的公地，为了使牲口不致损坏公地以外的庄稼或者进入公地损害里面的庄稼，村镇要求每个成年男性居民每年出工在公地上修建和维护栅栏。栅栏督察的职责就是负责监督这一工作。

(164)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25页。

(165)布鲁斯·丹尼尔斯：《康涅狄格殖民地时期地方政府的结构》，见布鲁斯·丹尼尔斯编：《村镇与县：北美殖民地地方政府结构论文集》，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韦斯利恩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166)弗吉尼亚的“县”最初作“shire”，后来改称“county”。

(167)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3卷，第246～247页。

(168)理查德·比曼：《弗吉尼亚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冲突：1746—1774年的卢嫩堡县》，《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5卷第3期（1978年7月），第458～461页。

(169)布鲁斯：《17世纪弗吉尼亚制度史》，第1卷，第55页。

(170)伯恩哈特：《17世纪弗吉尼亚的贫困与社会秩序》，《弗吉尼亚历史与传记杂志》，第85卷第2期，第146页。

(171)伯恩哈特：《17世纪弗吉尼亚的贫困与社会秩序》，《弗吉尼亚历史与传记杂志》，第85卷第2期，第149页。

(172)沃特豪斯：《新世界的绅士》，第128页。

(173)朱克曼：《宁静的王国》，第32页。

(174)约翰·雷恩博尔特：《17世纪弗吉尼亚村镇的阙如》，见彼得·霍弗编：《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关于南部殖民地的论文集》，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1～108页。

(175)I. R. 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1754—1783年间的大不列颠和北美殖民地》，纽约：W. W. 诺顿公司1966年版，第22页。

(176)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6页。

(177)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79页。

(178)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21页。

(179)怀特黑德编：《新泽西州殖民地时期历史文献》，第1卷，第34页。

(180)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56页。

(181)拉巴里：《美洲的王家政府》，第270页。

(182)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137页。

(183)《舒特总督致英王的备忘录》，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264页。

(184)《乔治·克林顿致贸易委员会》（1748年10月20日），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363、365页。

(185)本杰明·拉巴里：《美利坚国家形成时期（1607—1780）》，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6年版，第82页。

(186)参见格林：《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总督》，第143～163页。

(187)18世纪20年代马萨诸塞总督和议会发生争议时，就出现了这种说法。参见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60页。

(188)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72页。

(189)《贝尔彻总督致贸易委员会的信》（1732—1733），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265页。

(190)《詹姆斯·格伦致贸易委员会》（1748年10月10日），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360页。

(191)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56～157页。

(192)《给纽约总督丹弗斯·奥斯本爵士的指令》，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370～371页。

(193)转引自杰克·格林：《议会下院在18世纪政治中的作用》，见杰克·格林编：《美国革命再探讨》，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98页。

(194)莱德：《变迁的维度》，第156页。

(195)杰克·格林：《追逐权力：1689—1776年南部王室殖民地的议会下院》，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14页。

(196)转引自格林：《追逐权力》，第15页。

(197)转引自格林：《追逐权力》，第1页。

(198)布朗：《1705—1786年的弗吉尼亚》，第236页。

(199)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和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71页。

(200)坎曼编：《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第111页。

(201)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107页。

(202)格林：《追逐权力》，“序言”第i页。

(203)伯纳德·贝林：《美国政治的渊源》，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68年版，第129～130页。

(204)贝林：《美国政治的渊源》，第126、127页。

(205)本杰明·纽科姆：《北美中部殖民地1700—1776年的政党政治》，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206)布什曼：《从清教徒到扬基佬》，第270页。

(207)参见纽科姆：《北美中部殖民地1700—1776年的政党政治》，第1～8页。

(208)纳什：《城市熔炉》，第141～143页。

(209)帕特里夏·博诺米：《有派性的人民：纽约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7～97页。

(210)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第13、15、25页。

(211)G. B. 沃登：《1754—1764年宾夕法尼亚的业主集团》，《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1卷第3期（1964年7月），第367～389页。

(212)博诺米：《有派性的人民》，第225页。

(213)爱德华·康特里曼：《“超越法律的范围”：18世纪北美的土地暴动》，见扬编：《美国革命》，第45、47、49页。

(214)托马斯·珀维斯：《1735—1754年新泽西乡村动荡的起源和模式》，《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9卷第4期（1982年10月），第600～627页。

(215)布鲁克·欣德尔：《帕克斯顿健儿的进军》，《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卷第4期（1946年10月），第462～486页。

(216)转引自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6页。

(217)波林·梅尔：《18世纪北美的民众起事和政府权威》，《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27卷第1期（1970年1月），第4～11页。

(218)雷切尔·克莱因：《整饬边远地区：南卡罗来纳的自订约章活动》，《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8卷第4期（1981年10月），第661～662页。

(219)关于“自订约章者”运动的根源，美国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西部居民反对东部权贵的地域分歧，有的视之为下层居民反对上层集团的阶级冲突，有的则认为是种植园主对律师和商人等新兴势力垄断地方政治权力所作的回应。另有学者从边疆居民在土地权利、税收、债务方面的困境以及“大觉醒”运动的影响的角度，来解释民众造反的由来。参见詹姆斯·惠滕伯格：《种植园主、商人和律师：社会变迁与北卡罗来纳自订约章者运动的起源》，《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4卷第2期（1977年4月），第215～238页；马霍莱恩·卡斯：《一起挣脱束缚：革命前北卡罗来纳的“自订约章者”造反》，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0)帕尔默·赫德森：《北卡罗来纳自订约章者的歌谣》，《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4卷第4期（1947年10月），第477页。

(221)塞缪尔·莫里森编：《关于美国革命和联邦宪法形成的资料与文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7页。

(222)他们直到1768年3月22日发布的第6号公告中，才首次使用了“Regulators”这一名称。

(223)参见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231页。

(224)卡斯：《一起挣脱束缚》，第148～160页。

(225)马文·凯：《1766—1776年北卡罗来纳的自订约章者运动：一场阶级斗争》，见扬编：《美国革命》，第101页。

(226)布雷德利·查普林：《殖民地和革命时期美国反叛国法的起源》，《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17卷第1期（1960年1月），第4页。

(227)关于“自订约章者”运动的具体经过，参见卡斯：《一起挣脱束缚》，第133～214页。

(228)特里·布顿：《驯化民主：“人民”、建国者与美国革命的烦难结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229)埃科克：《“贫穷的卡罗来纳”》，第186页。

(230)卡斯：《一起挣脱束缚》，第133～134页。

(231)埃科克：《“贫穷的卡罗来纳”》，第201页。

(232)凯：《1766—1776年北卡罗来纳的自订约章者运动》，见扬编：《美国革命》，第73页。

第五章　多样性的发育

英属北美在社会文化上呈现出斑驳纷杂的面貌，其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居民的种族、族裔、宗教、性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上，而且与地域和经济生活的不同也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在17、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社会多样性的真正含义是社会不平等。构成多样性的各个群体和各种文化成分，在势能和影响力方面都很不均衡，并未对英格兰特性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和挑战。因此，英属北美显然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多元文化社会，而只是显现了向多元文化格局演化的潜在可能性。就长远的历史进程而言，殖民地时期这种初露端倪的多样性，不仅在美国建国的历程中留下了印记，而且预示了独立以后美国发展道路的某些特点。

一、社会力量的增长

各殖民地在初建时，都不过是一些居民稀少的移民村落，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口的增长。最初，白人定居点远离母国的保护，环境险恶，时时处在印第安人的威胁之中，如果不在人口上取得优势，就难以存在下去。而且，北美地广人稀，各殖民地都需要充分的人手来开发资源，使之转化为财富。随着人口构成的变化和数量的增长，英属北美变成了一个多种族、多族裔的社会，并且从移民社会转化为本地人社会。

1.人口的变动

1607年以后，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人口地理发生了急剧变化：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不断增长和扩散（见下表）(1)，而印第安人的人口则出现锐减。到独立战争爆发时，大西洋沿岸几乎成了后来者的一统天下。

表5—1　　1620—178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估算）

各殖民地的建立有时间先后的不同，而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也有迟早之别。在新英格兰和上南部，大致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部和下南部各殖民地人口的大量增加，则是17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的事情。那些建立较早的殖民地，都曾经历过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移民大量死亡，人口自然增长十分缓慢，不断涌入的移民构成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状况在弗吉尼亚表现得尤为突出。

弗吉尼亚在建立后的数十年间，一直为死亡率过高所困扰。后来，移民及其后代对“季节病”的抵御能力逐渐增强，特别是第二代的适应力有所提高，寿命稍长。居民大量种植果树，以果汁酿造饮料，而不再直接引用河水，降低了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大西洋上的交通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移民上岸时身体状况较好，能够比较顺利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且，殖民地当局要求新移民尽量避免在夏天入境，以躲开热带疾疫流行的季节。17世纪60年代以后，移民船只多在秋天或初冬到来。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死亡率，使人口出现稳步增长。到1660年，弗吉尼亚的居民达到27020人，1690年增至53046人，为当时北美人口最多的一个殖民地。(2)至此，弗吉尼亚才走出死亡的阴影，实现了人口的再生产。

新英格兰的情况和弗吉尼亚迥然不同。自17世纪40年代第一次移民高潮止息以后，后续到来的移民甚少，而人口仍以每年大致2.4%的速度增加。1640年，马萨诸塞的人口达到了8932人，比早建立20余年的弗吉尼亚，只少1500人。1660年，马萨诸塞的人口增至20082人，1690年更达到49504人，在人口上乃是仅次于弗吉尼亚的第二大殖民地。(3)这里的人口之所以能依靠自然繁殖而稳步增长，与自然条件及移民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新英格兰地处北部，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此外，清教徒移民大多举家迁徙，男女比例相对均衡，居民家境较为富裕，这都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之后建立的各个殖民地，特别是中部各殖民地，人口增长更为迅速。在1698—1771年间，纽约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1%。(4)宾夕法尼亚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18世纪20年代为5.3%，30年代为5.2%，40年代为3.4%，50年代为4.4%。(5)南部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黑人奴隶数量的增加。新英格兰和中部固然也有奴隶，但总数既小，增加也慢，大致每年在3%左右。南部奴隶数量原本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年均增长率又达到4.5%上下，所以其人口中黑人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780年已达总人口的40%。(6)

在整个英属北美，18世纪是人口增长很快的时期。在1700—1775年间，13个殖民地的人口由25万增至250万，年增长率为3%，大致每25年人口就翻一番。(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殖民地居民开始寻求独立的1763—1775年间，北美人口的增长同样十分惊人。如果以每10年计，1740年13个殖民地的人口比1730年增加了43.8%，1750年比1740年增加了29.2%，1760年比1750年增加了36.1%，1770年比1760年增加了34.8%，1780年比1770年增加了29.4%。(8)及至1774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白人数量相当于母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等于英属加勒比人口的60倍。就地域分布而言，1700年切萨皮克地区有居民88164人，占总人口的35%；新英格兰有居民92763人，占总人口的37%；中部殖民地有居民53537人，占总人口的21%；下南部人口为16424人，占总人口的6.5%。(9)到1770年，人口较多者依次为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和马里兰，这4个殖民地共有1124980名居民，占13个殖民地人口总数的52.37%。人口最少者依次为佐治亚、特拉华、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四地人口相加为179463人，与康涅狄格的人口大致相当，而不足弗吉尼亚人口的半数。(10)

欧洲裔居民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时人的关注，使他们对北美社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有人感叹说，北美人口“增长之迅速，在历史上或许罕有其匹”。1745年，马萨诸塞总督威廉·雪莉预测，英属北美居民的数量很快就会超过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法国。1770年，后来出任耶鲁学院院长的埃兹拉·斯泰尔斯在日记中写道，英语有可能成为除中文之外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11)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断言，再过一百年，北美的人口将超过英国，到那时多数英格兰人将在大洋的这一边。(12)

关于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时人提出了多种解释。富兰克林谈到，较之欧洲，北美结婚的人较多，初婚年龄较小，一对夫妇所生的孩子则更多，这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他进而预测，北美人口每20年就能翻一番。(13)1774年，从北卡罗来纳调任纽约总督的特赖恩，在论及纽约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时说，当地劳动力价格很高，而土地又很廉价，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使人的结婚年龄早于欧洲人，出生率提高，从而加快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同时，不断有移民从其他殖民地和欧洲进入纽约。(14)他们的说法触及了移民和自然增长，这两个因素的确是殖民地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移民始终是推动英属北美人口增长的因素。在1607—1775年间，英属北美接纳的外来人口总数约为78.42万，其中奴隶为31.16万，占39.7%，其余为各种类型的欧洲移民。(15)就欧洲人向北美的迁徙而言，在1776年以前出现过3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607—1650年间，主体是英国移民；第二次移民高潮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多数移民仍来自英国，而德意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大量增加；在1760—1775年间，兴起了一次新的浪潮，其规模远在此前历次移民浪潮之上。在1760年以前，英属北美各类移民总共约70万人，平均每年约4500人；而在1760—1775年间，进入北美的移民就达到22.15万人，平均每年14767人。(16)这些移民大多为农夫和工匠，他们中很少有人滞留在东部各港口城市，而是深入内地以获取土地，在“边远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定居点。

在18世纪以前，多数移民进入了南部各殖民地。据估计，在1630—1700年来到北美的15万名移民中，有11.6万人落户于南部。(17)可见，在这个时期，移民对南部人口增长的意义远胜于其他地区。另外，南部人口的增长，与奴隶贸易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据估计，在1626—1780年间，英国输入美洲的非洲人约为148.2万名，其中122.5万名被卖到海岛殖民地，24.5万名进入了南部。(18)在1701—1775年间，南部进口的奴隶约占输入英属美洲黑人总数的20.5%。(19)不过，离开欧洲或非洲前往北美的人数，同在北美实际定居的人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为有许多人死于迁徙途中或到达初期，即所谓“门口死亡率”。至于具体的数目，尚未见到可靠的估算。(20)

北美之所以吸引移民，奥秘就在于土地丰富而廉价。罗杰·威廉斯曾说，“土地在新英格兰是一个神”。(21)英克里斯·马瑟用不满的口吻说：“土地！土地！它一直是新英格兰许多人的偶像。”(22)在17世纪60年代，托马斯·伍德沃德谈到卡罗来纳的移民时说，“唯有土地才是他们来此的目标”。(23)简而言之，“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以摆脱对地主的依附，这是吸引人们来到美洲的主要原因”。(24)当某个殖民地需要吸引移民时，通常是在土地问题上做文章。一枚铸于1647年的硬币上镌刻着：“在弗吉尼亚，土地免费，劳动力稀缺；在英国，土地稀缺，劳动力过多。”(25)这种对比再清楚不过地提示了移居北美的好处。精于理财的富兰克林更明确而具体地揭示了这一点：

在美洲土地这样多，价格又那么便宜，那种懂得耕作的劳动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攒够钱去买一块足以建一个种植场的新土地，能够养活一家人，要结婚成家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即使他们往远处着想，顾及他们的孩子在长大成人后能够得到什么，他们也会看到，无论情况怎样，他们都能同样容易地获得较多的土地。(26)

相对移民而言，自然增长对于北美人口变动的意义更为重大。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自第一次移民高潮过去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移民甚少，其人口的增加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在中部各殖民地，尤其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在建立后不久就实现了人口的再生产，外来移民和自然增长相结合，使中部成为北美人口增长最快、最稳定的地区。英属北美人口的自然增长，得益于一些有利的条件。殖民地没有发生严重的生存危机，食物总量可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生存需要；居民的营养得到改善，其身体素质和抵御疾病的能力都有所增强，死亡率低于同期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现象不断缓解，到18世纪达到了基本的平衡；男女初婚的年龄均小于欧洲，一对夫妇生养的子女也较多。

在英属北美，多生多育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突出特点。北美大陆地广人稀，劳动力就意味着财富，因而一般家庭都希望有较多的子女，男孩尤其受欢迎。一个家庭里有6～10个孩子，乃是常见的现象；多者可达20余个，如威廉·菲普斯竟有亲生兄弟姐妹26人。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平均每次婚姻带来的孩子，在1650—1659年间为5.8个，1660—1669年间为5.3个，1670—1679年间为5.7个。在马萨诸塞的另一村镇戴德姆，1636—1668年间每次婚姻带来的孩子为4.8个。到18世纪，安多弗的出生率有所下降，在1710—1739年间，每次婚姻带来的孩子减少到4.7个，而到1740—1769年间只有4.1个。也就是说，安多弗的家庭规模在不断变小。按活到21岁的孩子计算，第一代居民家庭子女平均为7.2个，到第三代只有5.1个。(27)普利茅斯的情况则相反，第一代居民每户平均生育子女7.8个，第二代8.6个，第三代上升到9.3个。(28)育龄妇女生育十分频繁。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1664—1669年间成家的妇女，每胎的间隔期为28个月；照此推算，一个18岁结婚、活到至少45岁的妇女，一生可能生育12个孩子。(29)用菲利普·文森特在17世纪30年代的话说，新英格兰的家庭所生的小孩，要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30)18世纪初，有个到北卡罗来纳旅行的欧洲医生看到，“女人十分多产，大部分的房子里尽是小家伙”。(31)虽然有的妇女有意识地避孕，或采用药物和运动（如骑马、跳绳等）来中止妊娠，但这对出生率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32)

高出生率产生的一个显著后果是，英属北美的人口相对年轻化。1764年，马萨诸塞16岁以下的白人占47.9%。在1703—1771年间，纽约人口中16岁以下者所占的比例从未低于46%。18世纪上半叶，马里兰16岁以下的人口也达到40%～49%。(33)当然，由于环境艰苦和医疗条件限制，许多儿童未能长大成人。虽然一个妇女生育的胎数很多，但真正成年的子女却要少一些。17世纪50年代，马萨诸塞安多弗有记录的7起死亡中，5起为儿童；17世纪60年代死去的18个人中，12个为儿童。据推算，安多弗1640—1669年出生的孩子，每1000名中约有877～907名可以活到20岁或20岁以上；在1730—1759年出生的孩子，1000人中仅有662人能活到20岁。(34)即便如此，高出生率对人口增长的推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

英属北美的非洲裔人口也呈持续增加之势。通过奴隶贸易而源源不断地输入黑人，(35)加上黑人的自然增长，使得非洲裔的人口数字不断增大。对于黑人来说，自然增长是经过长期的苦难挣扎才出现的结果。在17世纪，南部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其人口的自然增长一度都呈负数；但黑人人口自然增长正数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晚于白人。(36)大致到17世纪60—90年代，切萨皮克地区和下南部的黑人在整体上分别出现了男女比例的粗略平衡；在某些具体的种植园，奴隶的性别比例也呈基本平衡的局面，多数奴隶都按家庭而生活在一起。(37)性别比例大致平衡，又有一定的家庭生活，才有利于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在18世纪的头80年中，英属北美引进的黑奴为25万余名，而黑人的数量却由2.8万名增至56.7万名。(38)1755—1767年间，北卡罗来纳很少输入奴隶，但黑人人口仍增长了87%。(39)土生黑人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大，而且，土生黑人对黑人人口的增长有着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在1728年，切萨皮克地区每5个成年黑人中，有3个是在非洲出生的；到1740年，非洲出生的成年黑人下降到一半；10年后，属于移民的成年黑人仅占三分之一。(40)海岛殖民地的情形，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整个17、18世纪，进入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黑人，绝大多数去了海岛殖民地。(41)及至1780年，那里输入的黑人共计122.5万名，但当年黑人总人数仍只有34.6万。(42)在大陆殖民地中，南卡罗来纳的情况最接近海岛殖民地。它输入的黑人明显多于切萨皮克地区，而新来者的死亡率也较高，因而在18世纪有近一半的年份，黑人人口的自然增长呈负数。(43)从总体上说，北美黑人的人口再生产能力要大大低于白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经济中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需求，这就是何以奴隶贸易长期具有巨大诱惑力的缘故。(44)

在白人和黑人的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印第安人的人口却急剧减少。1669年切萨皮克地区印第安人的数量，仅为1607年的三分之一。1642年，马撒葡萄园岛的万班诺阿格人有3000人左右，1720年减少到800人，到1764年只剩下313人。1662年，罗得岛的布洛克岛的土著人口有1000余人，到1774年仅有51人。(45)造成印第安人人口剧减的原因，一是白人对其生存环境的破坏，二是流行性疾病的大面积传播，而以后者的危害更大。印第安人原本体格健壮，令欧洲人感到惊奇；但他们对于从欧洲传来的疾病却无法抵御，一旦流行，死者甚众。1585年英国人在罗阿诺克岛登陆定居后不久，当地印第安人中就爆发了流行病，许多人无助地死去。1738年切罗基人中间流行天花，整个部落有一半人因此死去。在1759年的一次天花流行中，南卡罗来纳的卡托巴人也有半数人丧生。1763年，英国人将染有天花病毒的毯子送给俄亥俄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不久那里的部落中就出现了天花。麻疹、流感、霍乱、猩红热和黄热病等，也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另外，印第安人由于沾染酗酒习气，身体健康和意志均受到很大的损害。有个名叫约翰·赫克威尔德的白人说，“我们的恶习比我们的刀剑（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更大的毁灭”。(46)到独立战争前夕，原本土著人口密集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印第安人已经十分稀少；他们原来的狩猎和种植地，大多落入白人手中。有的美国学者据此宣称，欧洲人得到的美洲土地并非“处女地”，而毋宁是“寡妇地”。(47)

2.移民社会的转化

任何一个殖民地在建立的初期都是移民社会。移民带来了母国的制度和习俗，自然而然地按照他们所熟悉的方式结成社区，进行生产和交换，作出政治上的安排，重建生活的秩序。因此，移民社会带有浓厚的母国特点，而且很不成熟和稳定。当然，环境的作用和生存的压力，在无形中对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使重建的移民社会并不完全是母国的翻版。但是，直到土生白人取代移民而成为社会主体以后，殖民地社会才步入迅速发展的阶段。

在英国人最早建立的几个定居点，最初所有的居民都是移民。他们刚刚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危机四伏，生计无着，不断有人被各种疾病夺去性命。这一切给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心理冲击，可能是后世的人所无法完全了解的。1623年，有一个名叫理查德·弗雷桑的青年给他远在英国的父母写信，倾诉自己在弗吉尼亚的悲惨遭遇，称自己处在“最悲惨的境地”。由于气候恶劣，病痛袭扰，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同时，食物单调而不足，劳动沉重而长久，并时刻惧怕“敌人”的袭击。他衣不蔽体，身无分文，感到“在这里能够得到的只有疾病和死亡”，境况比在英国时要差很多。最后，他恳求父母把他从这里解救出去。(48)当弗雷桑向自己的父母诉苦之际，正值弗吉尼亚拓殖史上最为凄惨晦暗的日子，定居地风雨飘摇，刚刚遭到印第安人的血洗，公司管理混乱无序，因而新生活可能给移民带来了格外惨痛的感受。1630年，马萨诸塞沃特敦的一位英格兰移民，也有一封给父母的书信留传下来。在谈及自己在定居地的生活时，他的语气没有弗雷桑那么悲苦凄凉，但他对于自己能活多久，以及拓殖地能存在多久，同样没有多少信心。(49)

即使是在定居地的生活得到改善以后，第一代移民仍然难免有异乡之感。他们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有他们过去生活的记忆；他们怀念母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里。1725年，宾夕法尼亚有个威尔士移民回忆说，他的父辈们十分挂念故土，“在冬天那漫长的夜晚，他们常常以愉快的心情谈论他们的老家，一直谈到半夜；甚至在他们休息以后，有时还要恋恋不舍地回忆（老家的）某个人，或某座山冈，某个屋子，或某块石头”。(50)他们中有许多人并不打算在北美终身定居，而把迁徙看成改变处境的权宜之计。多数人在迁移前将所有财产变卖，只留下可以随身携带的衣服、器物和工具。有的人则留有土地或房屋，委托人照看，以备有一天自己回来。后来，他们在“新大陆”站稳了脚跟，才出卖或在遗嘱中处理这部分作为退路的家产。弗吉尼亚的上层移民尤其喜欢母国的事物，从家具、衣服、书籍到劳动力，都从英国订购。那些稍有家资的人，总想一旦机会成熟就返回英国；即便自己不能回去，也要设法将子弟送回去。而且，他们习惯于以母国的标准对待殖民地的生活，一个在弗吉尼亚做了30年高级官员的人，对当地的风俗仍不以为然。(51)可见，第一代移民或多或少怀有某种漂泊感，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没有把北美当成真正的家园。(52)

更重要的是，成年移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母国时即已形成，他们在新的环境中也尽量按原有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加以调整和变更。尤其是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移民领袖，带着他们在欧洲形成的社会理想来到美洲，用历史学家佩里·米勒的话说，他们并非“殖民者”，因为他们始终都没有“美洲化”。(53)新英格兰和中部各殖民地的农场主，最初在生活方式上与英国自耕农并没有根本差别。他们同样种植小麦，喂养牲畜，有所剩余则走向市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土地面积大于英国自耕农，种植的作物也更适应北美的自然条件和生活需求。马萨诸塞的罗利最初的居民大多来自英国约克郡的霍尔姆一带，他们在北美安家以后，经济生活一如既往，以敞田制农业为基础，种植小麦，饲养牲口；在各种牲口的饲养比例上，罗利和霍尔姆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个地区的经济作物都是大麻和亚麻；罗利的土地制度乃是霍尔姆的翻版；两地在政治制度、官员设置以及地方法规方面也有相同之处。另一个叫做欣厄姆的村镇，其居民多从英国诺福克郡的欣厄姆迁移而来，他们像在老家一样以畜养奶牛和其他牲口为主，辅以谷物种植和家庭羊毛纺织。两地居民在家庭财产清单上所列项目，也是惊人地相似，大多包括牛、猪、鸡、羊、木材和布匹之类。所不同的是，欣厄姆居民所种植的谷物中增加了印第安人的玉米。(54)

然则北美毕竟不同于英国。这里的环境和自然条件为移民所未见，他们在利用资源谋生时，不得不对原来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加以改变，他们学会了伐树、烧荒和打猎之类的技术，以适应在新环境中的生存需要。他们种植的作物除了英国带来的品种外，还有印第安人的玉米、南瓜和豆类，生产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的移民在英国时缺乏林木，房屋和围栏多用砖石垒砌；来到北美后发现，茂密的林木成了农耕的最大障碍，伐木成了定居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有足够的木材来建房屋和栅栏。林木资源丰富，还使居民在炊事和取暖上有充足的燃料，用1630年马萨诸塞一个移民的话说，这里一个仆人享用的木料和木柴，连英国的富贵人家也无法比拟。(55)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英属北美也有许多地方不同于母国。殖民地的地方自治程度略高。北美几乎不存在高高在上的贵族集团，多数居民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相对接近，因而社会对抗也弱于英国。尤为重要的是，北美地广人稀，当局对迁移的限制较少，因此居民拥有极大的迁徙自由和改善处境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国的色彩在他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化，例如，新英格兰原来的一些种植活动，后来为更大规模的放牧所取代，各村镇从英国继承的社区特征日渐消退，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统一性变得日益明显。

3.本地人的崛起

不过，对北美社会的成长而言，移民由适应环境而出现的变化，较之本地出生的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崛起，意义就要略逊一筹。本地出生的人口逐渐增多，为殖民地社会走向有序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本地出生的白人在当时被叫做“土生子”、“克列奥尔人”或“本地生人”；有时也用他们的出生地来称呼，如“弗吉尼亚人”、“马萨诸塞人”等等。在英国人的眼中，本地生人在生理上不同于英国人，文化也较为低下，缺乏良好的教育，对高深雅致的艺术一无所知；他们不讲究礼仪，缺乏教养；本地出生的领导人显得自私，没有能力处理公共事务；有个弗吉尼亚总督曾抱怨他们没有见识，不懂得保卫帝国利益的重要性。(56)但是，本地生人显然比移民更能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感染北美各种疾病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其男女比例相对均衡，家庭生活具备更可靠的基础。土生人口的寿命比移民长，据弗吉尼亚和马里兰4个县的材料，土生白人一般比移民要多活7年。而且，第二代土生白人的寿命，又要长于第一代土生白人。在马里兰的查尔斯县，第二代土生白人比第一代平均多活4.6年。(57)

尤为重要的是，土生白人没有第一代移民那种英国背景和乡土情结，他们与母国在感情上和血缘上日益疏远。他们的父辈在母国有兄弟姐妹，而他们的基本血缘亲戚都在本地。英国人对他们的“英国特性”表示怀疑，固然带有歧视的意味，但也触及了问题的要害。本地生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把北美当成自己的真正家园，关心本地的事务，注重本地的利益，开始采用有别于英国的办事方式。本地生人在数量上的增长，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意识的成熟，乃是“美利坚人”形成的真正开端。

不过，在各个殖民地，这一转变的实现过程各有不同。初建时期的英属北美存在十分明显的地域差异。据历史学家杰克·格林研究，在17世纪60年代以前，切萨皮克地区和新英格兰“相互之间差异极大。切萨皮克社会十分讲究实利，在世俗性、竞争和开发方面甚于（新英格兰）无数倍，它全力倾注于为外部市场而进行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而死亡率又很高，使得这里的人口大多是男性，年轻人和单身者居多，以移民为主，而且流动性很大。家庭的形成过程缓慢。社会制度脆弱，政府权力微小，个人主义甚烈。由于仅有一种发展迟缓的社会意识，社会纷争倾向乃是切萨皮克地区一个鲜明的特点”。而在新英格兰，“死亡率低，人口增长很快，所处环境疾病较少，识字读书的人很多而且增加很快，在这点上其社会带有旧世界的风格”；“在社会和家庭方面发展十分迅速”。因此，“很难想象，两个几乎完全由英国人构成的移民社会，竟会有如此无以复加的差别”。但到了1660年以后，两个地区社会在发展中变得越来越接近。(58)这个接近的过程，与本地人社会兴起和成熟正相吻合。

新英格兰较快完成了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这里的居民仅用了30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社会的重建，并进入了稳步的发展阶段。最初的移民经济地位比较接近，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相对纯一，能够更有力地承担共同的责任。他们从一开始就和英国有某种离心倾向，致力于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其社会重建的过程显得井然有序。更为关键的是，在短暂的移民浪潮过后，本地出生的人口迅速增加，在居民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马萨诸塞议会，本地出生的人在17世纪80年代就已占据主导地位。在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大致在50～60年内，移民的第三代便已取得了统治地位。(59)这些人一方面神化他们先辈的那次大迁徙，以此作为群体认同的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又挑战和变更先辈留下的规则，争取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

新英格兰第一代移民制定的入教条件十分严格，限制了第二、三代居民的权利，引起他们的不满。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在17世纪中期已经成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中许多人不是教会的正式成员，因而其后代就不能受洗。这势必使教会的成员大减，削弱教会的影响力，有可能使清教随“现世圣徒”的死去而消亡。而且，由于入教和享受政治权利相连，选举权便成为一种少数人垄断的特权。在这种情势下，1662年的坎布里奇宗教会议制定了所谓“半路规约”(60)，规定教会“选民”的子女只要受过洗礼，并且过着基督徒的生活，虽未经皈依仪式，也可以享受教会成员的部分权利，成为所谓的“半路”成员，他们的子女也能接受洗礼。(61)最初俗界领导人拒绝批准这个文件，尚在人世的第一代清教领导人约翰·达文波特也表示坚决反对。但殖民地当局支持这一规约。到1700年，规约为新英格兰多数教众会所接受。(62)放宽入教限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17世纪末，波士顿一批有影响的人认为，古老的信约观念已经过时，任何儿童都可以受洗，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详细考察其皈依经历而领圣餐。北安普敦的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甚至允许所有行为正派的人领圣餐。

这些发生在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变动，表明本地出生的人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如果用马萨诸塞创立者的标准来衡量，这一代人已经和清教的初衷背道而驰。第一代清教领袖极力坚持他们迁徙前的宗教和社会理想，希望把新英格兰建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宗教共同体。但他们的后代对于成为教会正式成员逐渐失去了兴趣，不满村镇创立者制定的许多清规戒律，表现出很强的反叛情绪。商人们主张自由放纵，追求现世享受，其宗教立场和生活方式，对清教观念和社会纯一性都是一种挑战。利益的巨大驱动力，在商业活动和土地投机中得到了突出体现，追逐个人利益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指南。

这种状况令清教领袖们忧心忡忡，认为这实在是一种道德和信仰的堕落，表明创业者们的精神和原则正在式微，先辈所高扬的德行和所追求的纯一性已经岌岌可危。1657年，已进入风烛残年的理查德·马瑟感到，对现世事务的追求，很容易导致“宗教的生命和力量”的丧失，虔敬的“灵魂和生命”就会被吃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外在的躯壳。(63)1691年，经商致富的乔舒亚·斯科托声称，波士顿已经是一个“消失的城市”，那里的人中间存在着“偏向、背教、无神论、偶像崇拜、通奸、宗教形式主义、从肉欲和虚荣上相信教会特权、忘记了上帝是我们的基石”以及其他许多可恶的东西，因此，“老人们为他们的精神式微而流泪，同时担心他们及其后代背离新英格兰的最初原则”。(64)英克里斯·马瑟也感叹道，新英格兰的第一代基督徒已经退出了舞台，取代他们的是罪恶更深的另一代人。(65)埃利埃泽·马瑟认为，上帝曾与新英格兰第一代清教徒在一起，但他“可能会离我们而去”。(66)

恰在此时，新英格兰境内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菲利普王之战”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一场大火把波士顿不少房屋化为灰烬，流行病又夺去了上百人的生命。在虔诚的清教徒看来，这都是上帝惩罚世人过失的征兆。因此，清教牧师在布道中常以“堕落”为主题，痛惜世风日下，抨击道德沉沦，告诫人们要忏悔原罪，改良行为，否则，曾赐福于先辈的上帝就会惩罚他们。带有同样思想倾向的传单和小册子也不时出现。这些清教牧师坚持要使新英格兰保持“宗教殖民地”的面貌，避免沦为“商业殖民地”。实际上，清教随本地人崛起而出现的转化，正是它获得生命力的关键；从“山颠之城”变成“商业王国”，则为新英格兰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机遇。

在最早建成白人定居地的切萨皮克地区，本地人社会的形成反而晚于新英格兰，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出现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在整个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一直处于移民社会阶段。死亡率过高，女性短缺，以及初婚年龄偏晚，乃是延缓切萨皮克地区人口本土化的重要因素。(67)在1630—1680年间，有7.5万名英国人迁来；在1680—1699年间，又增加了3万名移民。(68)据估计，进入切萨皮克地区的移民是清教徒殖民地移民的8倍。(69)新来移民中未婚男性居多，男女的比例为6∶1，因而成家生子的机会很少。那些得以结婚的男女，在婚后9～13年里夫妻中就有一方死去，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时间不长。在本地出生的人中，约有一半在20岁以前即死去。于是，出生率不足以抵消死亡率，只有不断补充移民，才能保持社会的赓续。由于人的寿命短暂，在上一代精英去世时，本地出生的下一代年纪尚幼，不能继承父辈的职位，留下的空缺只能由新来的移民填补。1660—1689年，在马里兰参事会、议会下院和法院任职的人中，有77.7%～81.7%的人是成年后迁来的。(70)此外，种植园分散在各地，长期不能形成人口和政治的中心，无法实现社会的整合。直到17世纪结束时，切萨皮克地区的土生白人才超过移民，移民社会的色彩才趋于淡化。

这一社会转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所体现。自1624年特许状被吊销以后，一直没有新的法律文件来重新界定弗吉尼亚的地位。在1674—1675年间，弗吉尼亚议会下院为此委派3名代表赴伦敦，请求国王颁发一份新的特许状。他们所设想的特许状的核心内容包括：肯定本地议会的权威，确认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保障殖民地居民作为英国人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承认殖民地在帝国体系中的平等地位。(71)虽然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此举意味着殖民地居民在政治意识上的觉醒。同时，弗吉尼亚的本土文化也逐渐形成。来自英国的牧师休·琼斯于1724年谈到，弗吉尼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各门手艺和科学，各行各业，以及各种有用的发明，在这里都有了一定的根基，只要培育得当，今后一定能兴旺发达。在他看来，弗吉尼亚是一个“规模很大、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和令人愉快的殖民地”。(72)琼斯写作《弗吉尼亚现状》一书，旨在为弗吉尼亚作宣传，以扭转英国国内对这个殖民地的无知或误解，其行文容或有所夸饰和渲染，但总体上仍能反映一个基本事实：此时的弗吉尼亚，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稳定和繁荣的本地人社会。

就整个北美的情况而言，本地人社会的形成迟早不一，表现各异。本地势力的强弱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状况。那些迅速发迹致富的大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在“光荣革命”以后北美发生的动荡中，这些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崛起乃是殖民地新秩序的基石。在一个本地势力发育较晚的地方，社会和政治秩序也迟迟难以确立。(73)

二、地域的扩展

人口的增长和扩散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定居地的扩展。在17世纪，定居地大体分布在从马萨诸塞湾到查尔斯顿湾一线的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进入18世纪，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居民开始向北、向南和向西各个方向迁徙，落脚于往日人烟稀少或人迹罕至的地方，英属北美的实际地域范围得以迅速拓展。

1.佐治亚的建立

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北美建成了13个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将英属北美的地域扩展到西属美洲的北部边缘地带。在18世纪30年代前后，南卡罗来纳人呼吁加强南部边疆的防卫；而英国社会的贫困和犯罪问题所造成的压力，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宣泄口。这两种要求的汇合，促成了佐治亚的建立。

在英属北美和西属美洲之间，存在一大片有争议的土地，西班牙人和法国人都有意涉足这个地区。靠近西属美洲的卡罗来纳的业主，希望在南面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作为卡罗来纳和西班牙人之间的一个屏障。但他们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资金来实施这一计划。卡罗来纳一些居民热衷于鹿皮贸易，他们要求摆脱西班牙人的威胁，呼吁英国在南部边疆设立防卫性的定居点。1720年1月，南卡罗来纳议会提出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南部边疆的防卫问题，提出要在萨凡纳河与奥尔塔马霍河设立两个据点，以防范西班牙人对南部边疆的威胁，推进与印第安人的贸易。实际上，此时在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若干白人定居点。在1729—1730年间，南卡罗来纳总督罗伯特·约翰逊几度向贸易委员会进言，提议在南部边疆建立10个农业移民村镇，其中3个建在萨凡纳河畔。贸易委员会对此很感兴趣，并作出了更周密的规划：为了防止南卡罗来纳居民大量流失，上述新村镇的土地只能授予来自欧洲的新移民。

与此同时，英国穷困人口甚多，监狱犯人激增，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向北美转移囚犯和负债的穷人。议会下院于1729年和1730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在军人出身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主持下，对英国监狱的状况进行调查。委员会提出建议说，可将负债的穷人和从监狱放出的犯人安置在北美边疆地区，在那里建立一个慈善性的殖民地。这个设想得到牧师托马斯·布雷的赞同。布雷本人于1730年初去世，他的朋友建立“布雷博士同人会”，推进他所开创的事业。报刊上也出现了有关的宣传，把佐治亚描绘成穷人的庇护所。在奥格尔索普的支持下，“布雷博士同人会”出面向国王申请特许状。至此，边疆防卫的要求和安置穷人的需要，终于找到了结合点。

1732年6月，枢密院颁发了经国王签署的佐治亚特许状。按规定，佐治亚的建立和管理由21～24名“受托人”全权负责。被提名为“受托人”的人，均为“布雷博士同人会”的成员，有的还曾在奥格尔索普的委员会里工作，都是热衷于佐治亚殖民事务的人士。这些“受托人”在21年内对佐治亚拥有最高控制权，期满后将政治管辖权归还国王，只保留对土地的控制权。不过，“受托人”本人不能在殖民地占有土地，也不得担任官职和接受薪俸，他们必须为殖民地的福利和英国的利益而工作。对授予的土地面积也有严格的限制，以避免出现大土地占有制。此外，特许状没有提及设立民选立法机构的问题。(74)这些都是佐治亚与其他业主殖民地的不同之处。

1732年11月17日，“受托人”出资组织的第一批移民共114人，乘坐“安号”前往佐治亚。奥格尔索普随行，对移民的照顾甚为细致，使这次航行十分成功，仅有两名婴儿在旅途中死亡。次年1月，移民船抵靠查尔斯顿港。南卡罗来纳议会通过决议，向移民赠送牲口、稻米和船只等物，并派15人协助移民寻找合适的定居地。2月1日，移民抵达离萨凡纳河口17英里的地方，决定在此落脚。当晚，他们搭起了4个大帐篷，度过了在新定居地的第一个夜晚。奥格尔索普对这个地点十分满意。他在一周后写道，这里离海大约10英里，萨凡纳河呈半月形，南岸有50英尺高的平坦原野，向内地延伸5～6英里；河面甚宽，河水清澈，吃水12英尺的船可以停靠在距河岸10码的地方。(75)他指挥移民伐树开荒，筑屋安居，修建防卫据点，准备种植谷物、蔬菜和果树。第一个移民村镇于是得以建立。由于有以往的移民经验，加上邻近殖民地的支援，因而佐治亚的开端相当顺利。不过，水土不服所造成的死亡率仍然很高，新生婴儿和母亲尤其受到死亡的威胁。

按照奥格尔索普和其他“受托人”的希望，佐治亚要成为一个稳定而有序的慈善殖民地。他们于1735年1月制定法律，禁止奴隶制，不准销售和购买朗姆酒、白兰地、烈酒及其他含酒精的饮料，由政府统一管理和印第安人的贸易，强制居民养蚕和生产生丝。英国议会则为佐治亚提供补助，至1752年，累计拨款126608英镑。(76)这笔数目仍不敷用，需要补之以私人捐款。这里的人口不断增多，但预想中的繁荣却迟迟没有到来。许多无望的人迁往南卡罗来纳。当地较有势力的农场主感到，致富之路乃在于效法南卡罗来纳，鼓励大地产和允许奴隶制，同时大量引进契约仆移民，通过发展种植业而增益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佐治亚当局于1740年取消了对授地面积的限制，最大的地产由500英亩上升到2000英亩；1750年8月又废除了禁止蓄奴的法令。于是，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种植园很快兴起于萨凡纳河一带，佐治亚因此变成了标准的南部社会。

2.内陆边疆的开拓

先于佐治亚而建立的各个殖民地，一直存在活跃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定居开发较早的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可利用的土地减少，一些人不得不离开定居地寻找新的土地；另一方面，欧洲各国的新移民络绎不绝地到来，他们自然无法在老定居地立足，而只能到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安家。就总的趋势而言，殖民地的人口流动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人口从密集的沿海地区向边疆地区移动，而且这种移动并不局限在单一的殖民地领域之内，而是跨越殖民地的边界，路向众多，彼此交错，一个殖民地有大量人口迁出，同时又在边疆地区接纳大量外来移民。例如，康涅狄格人移居到宾夕法尼亚西北部和纽约与佛蒙特交界地区的极北部；弗吉尼亚人大量进入北卡罗来纳；大批新英格兰人移居新斯科舍，使那里变成了“新新英格兰”。这种跨殖民地的、多路向的人口流动，不仅加速了边疆的开拓，使各殖民地的边界线不断向内陆推移，而且加强了各地的联系，有利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不过，向内陆迁徙实在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各殖民地的内陆边疆地区，通常叫做“the backcountry”，也就是“边远地区”的意思。在一般人心目中，那里是充满危险的未知地带，到处都是对白人怀有敌意的土著部落，气候恶劣，野兽出没，除了探险家、毛皮兽捕猎者和贸易商外，很少有人敢于涉足。然而，生存的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要向内陆发展，仅有勇气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启动资金乃是迁徙的前提，因为到达边疆以后需要添置牲畜和生产工具，在第一季谷物收获以前必须购买粮食，取得土地还要付手续费或购置费。缺乏财力的穷人，就只能冒险迁移到人迹罕至的荒地，自行占地，造屋开荒，过着筚路蓝缕的拓荒生活。当大批移民到来后，测量和登记土地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占地者如果没有资金办理合法占有土地的手续，就有失去所占土地的危险。

尽管如此，向未开发地区迁徙的人潮仍呈高涨之势。各种移民团体应运而生，皮德蒙特高地、俄亥俄河流域和谢南多厄谷等地区，成为越来越多的移民的目的地。这些移民有几点突出的特征：多数为年轻人，非英格兰裔居多，大多略有家财。为了保障边疆安全，边疆居民要求英国和殖民地当局防范法国人，打击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英国和殖民地当局则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往往持一种复杂的态度：边疆的拓殖固然有助于和法国、西班牙的竞争，但却损害毛皮贸易，增加防卫的负担。因此，边疆居民有时难以得到政府的充分援助，这使他们深为不满。

新英格兰人一般以团队方式向内陆迁徙，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兴建村镇的一种习惯性的模式。马萨诸塞的居民最初向本殖民地西部迁移，然后再流向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以寻找更廉价的土地。还有不少移民朝东面的缅因边界一带移动。(77)新的村镇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居民日趋分散，这与早期清教领导人对于社会凝聚性的追求背道而驰。按照传统的观点，新英格兰从一开始就以集中居住的村镇为主，但后来有学者研究了英国和新英格兰的村落模式，认为集中居住只是新英格兰多种定居模式中的一种，而分散居住的村落也广泛存在。(78)在最初，清教领导人确实不希望居民过于分散，一方面为了便于防卫，另一方面则想加强教会和社区内部的凝聚性。普利茅斯当局对村镇的扩展深感苦恼，批准新村镇时显得很不情愿。对家庭来说，父母既需要借子弟以补劳动力的匮乏，也希望下一代即便在结婚以后也仍然在原来的村镇附近居住。新英格兰各殖民地当局一度对村镇管理甚严，不准居民离开村落单独生活。在各地的档案中，有不少当局命令远离定居点的人返回原来社区的记录。(79)马萨诸塞在1635年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居民在离村镇中心半英里以外的地方居住。可是，人口的增加使这一法令窒碍难通，在1640年即告废止。

新村镇的增加是一个难以遏止的趋势。原来的老村镇承受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土地既不敷用，一些人就只能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如马萨诸塞的安多弗，1685年有居民600名，1725年达到1305人，1755年更增至2135人。因此，这期间不断有人迁出。(80)新来的移民所居住的地方日益远离原来村镇的中心，逐渐形成了新的中心，于是就从原来的村镇分离出来，组成新的村镇。1660—1710年间，新英格兰共建立新村镇209个，平均每年4个。18世纪上半叶，新英格兰的新村镇以平均每年6个的速度增加。在1760年以后的15年中，由于人口增长很快，新村镇随之大增，平均每年大约建立18个新村镇。(81)进入18世纪以后，新建的村镇大多出现在西部各县。在1741—1780年间，马萨诸塞新建的定居地中，有90%位于伍斯特县及以西地区。(82)

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西部，长期存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威胁，许多军事要塞阻断了移民西去的路线。在17世纪40年代，虽有移民沿哈得孙河抵达萨拉托加，但这两个殖民地更多的移民流向了其他殖民地，特别是南部的“边远地区”。1730年，一群宾夕法尼亚的德意志移民，在亚当·米勒带领下进入谢南多厄谷，不久教友会信徒和苏爱人接踵而至。还有一些苏爱人来到萨斯奎汉纳河上游，并于1738年南迁，抵达哈里森堡以南地区。

弗吉尼亚最初的定居地集中在詹姆斯河流域，后来扩展到波托马克河谷，1648年在南岸地区建立了诺森伯兰县；随后，波托马克河和拉帕汉诺克河之间以及约克河以北的地区，也逐渐散布着许多白人定居点。在弗吉尼亚的瀑布线和蓝岭之间的地区，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也很快布满了定居点。内地的新县不断成立，1763年县的数目达到了54个，(83)到1782年更增至72个。(84)弗吉尼亚参事会在1743—1760年间授予个人和团体的土地，达到300多万英亩。(85)位于皮德蒙特地区的詹姆斯河谷地段，1700—1770年间的劳动人口增加了29倍。(86)从马里兰的北部边界到萨凡纳河这一大片地区，人口也逐渐增多。奴隶制随着白人移民而扩展到边疆地区，那里的黑人人口不断增加。在弗吉尼亚南部边疆的卢嫩堡县，1750年黑人在人口中的比重只有22%，到1769年就达到了53%。(87)1775年，马里兰西部和弗吉尼亚谷地区的奴隶有12758名。(88)

北卡罗来纳的西部接纳了众多不同族裔的移民。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来自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马里兰的大批移民，陆续抵达北卡罗来纳的皮德蒙特地区，其中多数是早年移居北美的苏爱人和德意志人。他们沿着“大车道”，从费城经弗吉尼亚进入北卡罗来纳，然后分散到西部地区。许多寻求廉价土地的弗吉尼亚人，也纷纷涌入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境内的蓝岭山区，在1746年据说仅有百余名白人猎手出没；7年之后，定居者即达到3000余人，其中多数为德意志裔和爱尔兰裔居民。(89)他们最初在山脚下结庐安家，开荒种植，随后到来的人则不断向山里推进，使白人定居点逐渐分布在山谷的各处。在1750年以后，以摩拉维亚教徒为先导，开始有移民越过蓝岭，进入更西的地区。1752年，北卡罗来纳的代理总督纳撒尼尔·赖斯在给贸易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域内平安无事，西部地区定居甚速，其景象轰轰烈烈。”(90)1740年北卡罗来纳有12个县，到1764年又增加了13个。(91)1767年，家住北卡罗来纳罗恩县的丹尼尔·布恩，深入肯塔基一带探查，回来后宣称，那里土地肥沃，动植物丰美，这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居民的胃口。此后，他多次到西部活动，并开始组织移民前往肯塔基和田纳西一带。到1773年6月，已有120户来自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偏远之乡的白人，定居于密西西比河畔的波因特库佩。

内陆边疆的开拓改变了人口的地域分布，西部边疆地带人口有明显的增长。1760年，缅因和佛蒙特地区的白人居民分别为20000人和0人；到1770年，分别增至31257人和10000人；到1780年，分别达到49133人和47620人。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肯塔基和田纳西地区，在1760年时尚无白人居民，到1770年，定居者分别为15700人和10000人；10年后又激增至45000人和10000人。(92)从马萨诸塞北部边界到康涅狄格河和哈得孙河一带，出现一个长达150英里的V字形扩展地带，那里的白人居民一年多似一年。在1760—1780年间，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了59%。纽约西部，特别是摩霍克河谷一带的肥沃土地，吸引许多人前去定居开发。1760—1770年间，纽约的人口增加了39%；此后10年又增加了29%。宾夕法尼亚在建立后的80余年中，居民集中在东南一隅；1760年以后，人口向西扩散的趋势十分强劲，到1771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边疆地带居民达到1万户，宾夕法尼亚的总人口在1760—1776年间增长了40%。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谷及其他边疆地区，居民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776年，谢南多厄谷的居民达到3.5万人。在18世纪60年代，整个弗吉尼亚西南地区的人口以每年9%的速度增加。南北卡罗来纳的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景象，来自老定居地和欧洲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西去，使那里的白人社区不断扩展。新近建成的佐治亚，地旷人稀，成为移民向往的地方，其居民在1760—1773年间翻了3番以上。(93)

18世纪初弗吉尼亚的殖民地官员威廉·罗伯逊谈到，将居民禁锢在一个缺少土地的狭小区域是绝无可能的，殖民地当局如果不能实行开明的土地政策，其居民就会流向可以给他们提供土地的地区。(94)各殖民地的边疆地区之能吸引大量移民，其关键正在于容易获得土地。那里地广人稀，一户能够占有较大面积的土地。无地者较少乃是边疆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康涅狄格边疆地带的沃灵福德，上层居民可得到476英亩土地，中层居民可获得357英亩，下层居民也可得到238英亩。(95)边疆地区的地价低廉，土地投机者出售土地时索价甚低，通常还有较长的付款期，即便是没有什么资财的人，也能轻易地置地立业。在18世纪中后期，新英格兰未开垦的土地价格从每英亩3先令到12先令不等。独立战争前夕，纽约的詹姆斯·杜安以每100英亩80英镑的价格出售土地，允许买主在10年内付清。据稍早的纽约报纸上刊登的土地广告，每英亩售价为6～15先令。在纽约的怀俄明河谷，甚至可用5英镑买到100英亩土地，而且可在15年内付清，不加利息。(96)在弗吉尼亚的卢嫩堡县，1740—1750年间每英亩土地的平均售价为2～3先令，到18世纪70年代上涨到9先令。(97)当然，在土地质量相当的情况下，距离市场的远近乃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离市场越近的土地价格越高。一些财力充实的人，往往先在边疆地区购买廉价土地，待开发获得进展、道路较为通畅以后，他们才迁入这个地区。

内陆边疆的开拓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边疆生活危险而艰苦，几乎是殖民地早期居民经历的重演。来自爱尔兰的罗伯特·威瑟斯庞，于1734年在南卡罗来纳边远地区落户，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边疆生活的感受：“由于种种缘故，我们为恐惧所苦，尤其是害怕被印第安人杀掉，遭蛇咬，被野兽撕碎，或者在树林中迷路和消失……”(98)在弗吉尼亚西部山区，不少居民一度以打猎为生。1749年，一些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詹姆斯河上游支流地区买不到面包，农户只有一些剩余的熊肉，居民过的是一种近乎“野蛮人”的生活。(99)边远地带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白人居民和当地部落不时发生冲突，边疆实际上是沿着种族冲突的血迹而移动的。边疆定居地远离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建立之初往往缺乏必要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多数居民处于生存的边缘。据《美洲农耕》一书所述，俄亥俄地区最初的白人移民不讲法治，没有建立政府，无法无天之风很盛，并且不断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100)在南卡罗来纳西部边远地带，多种生存方式并存，猎户和种植园主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当地社会治安也受到各种匪盗行为的威胁，以致当地富户不得不自行组织人员来对付犯罪活动。(101)另外，边疆居民和东部居民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也存在矛盾，他们为自己所理解的平等权利而抗争，给独立战争前夕的北美社会增添了动荡色彩。

3.城市的兴起

在人口向内陆边疆扩散的同时，居民众多的城市相继兴起于东部滨海地带。1690年，波士顿有居民7000人，费城4000人，纽约3900人，纽波特2600人，查尔斯顿1100人。半个世纪以后，这5座城市的人口分别增加到15601、12654、10451、5840和6269人。在18世纪40年代以前，波士顿的人口数量在英属北美城市中一直独占鳌头；到1760年，纽约和费城后来居上，居民分别达到18000人和23750人。(10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士顿已经衰落，而只是扩展的步伐略慢而已。1759—1760年，英国人安德鲁·伯纳比在北美旅行，在他眼里，波士顿乃是“马萨诸塞湾上的大都市”，属于北美最大、最繁盛的城市之列。(103)

城市的兴起首先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北美内部的人口流动就出现了不同的走向：在土地资源紧缺的乡村，不断有居民外迁到土地丰富的内陆边疆地区；同时，许多乡村人口进入市场较发达、职业多样化的城镇，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后一种人口流动的结果就是，有些村落逐渐变成了城镇，城镇进而扩展为大城市。(104)同时，滨海地区的城市大多是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出现的，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莫不如此。在整个南部，稍具规模的城市相对较少，而查尔斯顿是一个例外。这座城市的兴起，与下南部的稻米、靛蓝的出口及奴隶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中不仅居住着南部的种植园主，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和欧洲的人，也喜欢在这里逗留；输入北美的奴隶大多在此登岸，因有“黑人的埃利斯岛”之称。

不过，虽然城市居民大量增加，但城市人口在殖民地总人口中的比重并没有大幅度的上升。据估计，北美5个最大城市的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1690年为9%，1720年为8%，到1775年反而降至4%。(105)除若干较大的城市外，18世纪中期还出现了一些中小城市，如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马萨诸塞的塞勒姆，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康涅狄格的纽黑文、新伦敦和哈特福德，纽约的奥尔巴尼，等等。纽黑文1771年的人口为8295人，塞勒姆在1776年约有5337名居民，同年奥尔巴尼的居民约为4000人。(106)

北美城市的迅速兴起，令许多欧洲来访者惊叹不已。1748年，彼得·卡尔姆初到费城，对它的“宏伟和完善”大为赞叹，说它在“美好的面貌、良好的管理、有利的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贸易、财富和实力”等方面，决不逊色于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是最古老的城市。(107)12年后，伯纳比也到了费城，他看到在这80年前还是“一片蛮荒而未开发的原野”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不由得感叹道，这实在应当成为“每个人称奇和羡慕的对象”。(108)一位英国海军军官1756年访问纽约，看到那里屋宇气派，街道宽敞，帆樯如林，觉得英国很少有城市在外表上能和它媲美。(109)伯纳比对纽约也有正面的评价，称赞其街道平整干净，虽然多数比较狭窄，但包括百老汇大街在内的几条街道则很宽敞。(110)

城市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场所和时尚先导。查尔斯顿是南部的最大城市，也是一个社交和时尚中心。每年夏天，南部的有钱人纷纷到此避暑；一些富裕的商人和律师，仿效英国的式样修建漂亮豪华的宅邸。不过，城市居民的多数系社会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终年辛苦劳作，无法追随欧洲时尚。城市的面貌在不断改变。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数量日增，式样翻新，质量也得到改善。据说，费城在1770年以前每年要新建200座房屋。许多城市在18世纪初开始规划街道，修建公路、桥梁、码头和渡口。用石头铺成的街道渐多。纽约的街道在1720年以前基本上用大卵石铺成。波士顿在17世纪就建成了公园，此后其他城市也竞相仿效。城市中常见酒馆一类的公共消闲场所，那里的生意相当兴旺。

城市的兴起也带来了许多伴生的新问题。人口集中，事务繁杂，管理远比乡村复杂和烦琐，对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居民中贫困人口的比例高于乡村，而且随人口增长而同步增加，给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城市住房普遍短缺，不少穷人没有安身之所，许多人居住拥挤。犯罪问题也比乡村严重，特别是职业犯罪和集团犯罪初露端倪，盗马、诱拐奴隶和窃取财物的案件时有发生。防范火灾尤为城市大计。1698年，查尔斯顿发生一场大火灾，以致许多人无家可归。1711年以前，波士顿已经发生了若干次大火灾。为了减少火灾，有的城市对建筑材料、火炉和烟囱的设计作了规定。18世纪中期以后，消防设施在各大城市开始受到重视。城市居民的燃料供应是维系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口的不断增加，使木柴需求愈益扩大，价格随之上涨，居民的日常生活难免受到影响。在1736—1737年，波士顿曾设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改善木柴供应问题。费城能够从特拉华河谷得到充足的木柴供应，因而未受匮薪之苦。罗得岛适合作木柴的树木，在1738年时就已经砍伐净尽。煤在18世纪上半叶开始成为燃料，但价格昂贵，仅有富裕之家才能使用。城市的夜生活提出了街道夜间照明的要求。费城较早在街道上安装了油灯，18世纪中期其他城市纷纷仿效。费城街道夜间的照明，给来自英国的伯纳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111)

殖民地时期城市的面貌，同当今城市判然有别。最初城镇的居民大多来自乡间，还保留了许多乡村生活的习惯，许多日常消费品并不是从市场购买，而是自己制作和生产。居民自己养牛以获取鲜奶，猪和鸡常在街上游走。由于缺乏公用设施和市政管理，城市环境混乱而恶劣。排水设施不足，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波士顿在排水方面做得较好，而其他城市，特别是费城，在初期排水不畅，每逢下雨，街道即成水潭泥沼。18世纪中期，费城开始修建砖石结构的地下排水通道。卫生问题也愈益突出。居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街道上到处都是牲口留下的粪便。有的城市街道秽物成山，污水四溢，死狗遍地。波士顿有的街道几年没有得到清扫。有的城市雇用人工清扫街道。费城1712年立法要求居民清扫门前的马路。但到了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造访费城，看到的街道仍然“大多没有铺设，很脏，堆满垃圾和木头，让人难以通行”。(112)

4.纠纷与联合

英属北美各殖民地之间没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它们是彼此平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共同从属于英国主权。随着定居地的扩大和内陆边疆的拓殖，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边界纠纷、经济关系和联合防卫，都是各殖民地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

相邻殖民地之间的边界纠纷，长期困扰许多殖民地和英国当局。纠纷的种子埋藏在特许状之中。当初英王在授予土地时，对授地的边界没有作出准确和细致的划分，尤其是没有限定各殖民地的西部边界。在各殖民地的居民尚集中于东部一隅时，因边界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就开始暴露；待到大批移民定居内地，冲突就更加激烈。相邻殖民地的居民在边界附近的土地犬牙交错，牵涉到个人的土地占有权和政治管辖权的归属问题。

在新英格兰，与众多殖民地接壤的康涅狄格，乃是边界纠纷的一个焦点。它和马萨诸塞长期存在边界纠纷，为此双方经常谈判协商。18世纪初的一次测量发现，马萨诸塞当局将属于康涅狄格的一块1万英亩的土地授予了本殖民地居民，只得从西部划出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补偿康涅狄格。1747年，4个位于马萨诸塞管辖内的边界村镇，因向往康涅狄格的低税收，申请加入这个相邻的殖民地，而康涅狄格则在1749年表示接纳。马萨诸塞闻讯后向国王请愿，抗议康涅狄格的做法。康涅狄格也不甘示弱，同样上书英王，并在1755年得到了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在边界问题上也并非相安无事。1703年，双方达成边界协议，大体确定了罗得岛的版图。但在边界的实地勘测中，双方仍不时发生争执。康涅狄格和纽约之间也存在边界争端。1683年双方达成边界协议后，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实地勘测，划出的边界线大体沿哈得孙河以东20英里的地带延伸。关于西南角一块61440英亩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双方意见不一，直到1731年才尘埃落定，这片有争议的土地被划归了纽约。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在边界问题上也纠缠不清。前者根据特许状中关于“从海洋到海洋”的条款，声称对宾夕法尼亚北部三分之一的土地拥有管辖权。这种边界之争，通常还与土地投机公司的活动、新英格兰人在边疆的占地以及当地部落的土地权利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直到独立战争爆发也没有得到解决。

切萨皮克地区的马里兰，则是边界纠纷的另一个中心。17世纪60年代，马里兰的居民开始在东岸的下端定居，建立了萨默塞特县。该县的边界和弗吉尼亚的阿科马克县之间交错不清，经过几年的协商，划出了分界线。在实地测量中，负责此事的弗吉尼亚测量总长爱德华·斯卡伯勒暗中作弊，使巴尔的摩勋爵损失了1.5万英亩土地。不过，马里兰业主遇到的更大麻烦，来自与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的关系。根据马里兰的特许状，特拉华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位于当年授予巴尔的摩勋爵的范围之内。在特拉华依附于纽约的时期，卡尔弗特家族自然不是约克公爵这位国王胞弟的对手，未能要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特拉华落入了威廉·佩恩的掌握之中，这位在宗教和政治上以宽容见称的新业主，在土地问题上并不大度。双方不仅对特拉华部分土地的归宿互不相让，而且在各自的边界上大打出手。双方几度就此事会谈，均未达成协议。佩恩于1684年回英国就此事周旋，由于马里兰在1690年被王室接管，佩恩的活动一时没有奏效。1715年，卡尔弗特家族恢复了对马里兰的主权，边界冲突更是纷至沓来。鉴于接连不断的冲突，枢密院曾发布禁令，不准在特拉华和有争执的边界地区建立新定居点或出售土地。1732年，巴尔的摩勋爵和宾夕法尼亚业主达成协议，前者放弃了对特拉华的土地要求。1763年，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业主共同雇用两名英国人勘定边界线，这条边界线因测量者的姓氏而得名“梅森-狄克逊线”，后来成了南北之间的分界线。

经济关系也在殖民地之间引发冲突。各殖民地在经济类型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彼此的经济往来经常遇到障碍。波士顿是大西洋中北部地区的经济中心，纽约市一些以捕鲸为业的居民，将产品销往波士顿，并从那里购买制成品，使纽约商人损失了很大的市场。纽约盛产谷物，而波士顿商人则不愿购买纽约的面粉等谷物加工产品，喜欢将谷物运回波士顿自己加工。在这种贸易格局中，纽约的硬通货严重流失，在与波士顿的竞争中处于下风。面对这种情况，纽约当局采取地方保护主义，于1715年制定法令，对经波士顿转口而来的英国货物征收5%的关税，对马萨诸塞船只直接从西印度群岛向纽约进口的货物每吨征收3先令关税，使从波士顿转口来的酒、蒸馏酒精和可可等产品的价格，比从原产地直接进口要高出两倍。当然，除竞争之外，各殖民地在经济上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和依存性，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南卡罗来纳等地离不开纽约的小麦和面粉，其他殖民地则从新英格兰进口牲畜、肉类和鱼干。

相对说来，各殖民地在安全防卫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各殖民地均面临来自印第安人和欧洲其他殖民势力的威胁，虽然有人担心联合不利于地方自由，但在共同的危机面前，仍不得不克服差异和分歧，谋求合作和结盟。

当殖民地之间纷争不已之际，东北部印第安人中却存在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即易洛魁联盟，这对一些殖民地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刺激。1744年，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同易洛魁联盟领导人开会商议订立《兰开斯特条约》，到会的奥农多加部落演说家卡纳萨特戈对白人代表发表了演讲。他在颂扬了先辈们建立联盟的睿智和裨益之后，开导白人说：“如果你们遵循我们的先辈采用的方法，你们也能获得强劲的实力，这样一来，无论你们遇到什么，相互之间都不会发生纷争。”(113)不知与会的白人对这位印第安人智者的言论作何感想。

富兰克林是殖民地联合的主要倡导者。他曾感叹道：“愚昧的野蛮人中有六个部族尚且能够确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框架，得以有效地付诸实行，已经存在了漫长年月，而且显得牢不可破；各殖民地更有必要组成一个类似的联盟，这样必定能带来更大的好处，如果这个设想在10个或12个殖民地中间却窒碍难通，那就真是咄咄怪事。”他认为，就联合而言，英属北美面临三个当务之急：一是加强殖民地的防卫力量，法国人之所以公然进入俄亥俄河流域，就是利用了英属北美的分散状况；二是建立一个与英国议会对等的殖民地大议会，以解决殖民地居民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权的问题，因为“由殖民地居民得到很好代表权的议会来统治各殖民地，更能得到人民的认可”；三是进一步强化殖民地和英国的联系，使他们认识到不列颠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属于一个拥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以避免将来出现分离的危险。(114)

最终促使各殖民地走向联合的动力，来自防卫和安全方面的迫切需要。马萨诸塞的年历编印商纳撒尼尔·埃姆斯写道：“如果各殖民地不联合起来，我们的众多的人口就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处于分裂状况，居民的力量就像非洲的小国一样支离破碎。”(115)面对威胁英属北美各个殖民地安全的强敌，如果不借助联合来集中力量和协调行动，殖民地就可能被各个击破。这种愈益严峻的现实危险，把联合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753年，为了应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进逼，英国官员指示几个殖民地领导人开会协商，以便与易洛魁人签订条约。1754年6—7月，来自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一说未参加）、康涅狄格和罗得岛等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的奥尔巴尼举行会议，商讨英属北美的联合问题。会议以富兰克林提出的方案为基础，拟定了一个殖民地联盟草案。根据这个方案，联盟涵盖除新斯科舍和佐治亚以外的所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由英王任命一位大统领为联盟首脑，并由各殖民地议会选派代表组成大议会，行使立法权；大议会协助大统领签订或执行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条约，制定管理印第安人贸易的法令，向部落购买土地，授予土地以建立新的定居点，制定管理新定居点的法令，并有权征收关税及其他内部税。(116)

这个方案在殖民地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不少有影响的人士持否定态度。(117)康涅狄格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方案加以研究，发现联盟规模过大，不能有效管理；联盟首脑的权力过于宽泛；联盟的征税权违背了“英国人的权利”和康涅狄格特许状；而且联盟有可能导致独立倾向的发展，损害英王的利益。因此，康涅狄格指示其在英国的代理人，千方百计阻止联盟计划在英国议会得到批准。罗得岛对方案的态度和康涅狄格大同小异。总督威廉·格林甚至相信，联盟计划的目的乃在于剥夺罗得岛由特许状所授予的权利。马萨诸塞总督雪莉十分赞成联盟方案，但大议会最终没有通过它，理由是联盟权力过大，不仅可能危害“人民”的自由，而且会破坏马萨诸塞的宪法。雪莉鉴于这种局面，主张由英国将联盟强加于各殖民地。(118)

英国贸易委员会在收到“奥尔巴尼联盟计划”以后，对其细节进行了认真审议，发现其中包含了英国政府曾经设想的许多内容，也有不少英国政府不曾想到的东西，如以大议会为最高立法机构。内阁此前曾酝酿过类似的联盟方案，对这个方案却并未进行讨论。富兰克林等人苦心孤诣构思的联盟计划，最终付诸东流。

三、族裔与文化的多样化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演进，各殖民地的居民成分日益复杂，宗教和文化日趋多样化。不过，由于英裔居民在人口中占多数，加上英国在政治上的控制，文化的多样性并未改变整体的文化关系格局，英格兰特性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从南到北，英裔居民的制度、习俗、语言、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决定着北美文化的基调。而且，英裔居民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对印第安人进行持续的文化征服，对黑人则实行严厉的种族歧视和控制，少数种族在文化上根本不能对英格兰特性构成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殖民地在政治上诚为“英属”，在文化上何尝不是如此。

1.非英裔居民的增加

英国在北美的移民政策方面具有某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像新法兰西和西属美洲那样，对外国移民持排斥态度。英国政府向来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到英属美洲定居。在17世纪80年代，英国商界和宗教界曾募捐资助法国胡格诺教徒迁居北美。移居北美殖民地的非英格兰移民，均能取得合法身份，使其财产得享安全的保障。而且，对于入籍通常没有严格的教派资格限制，入籍者可以担任各种官职，有人甚至尚未入籍就成了殖民地的官员。(119)1740年，英国议会第一次制定了殖民地入籍法，规定：1740年6月1日以后，任何在英国境外出生的人，如已在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居住满7年、而且7年内离开所居住殖民地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在经过宣誓等简单的手续后，即可归化为英国臣民。(120)显然，这种移民政策有利于欧洲各国的移民迁居英属北美。与此同时，各种关于英属美洲的宣传品，包括旅行记、小册子、文章和书信，在欧洲各地流传。这些作品大多以渲染而夸饰的笔法，称赞北美的山川风物和经济人文，使不少生活不如意的欧洲人把北美视为“穷人的乐园”，一旦做出迁徙的决定，就选择那里作为目的地。(121)在17世纪，迁入北美的多为英格兰移民。自18世纪开始，来自英格兰的移民明显减少，(122)而德意志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苏爱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纷纷到来，与原来的英裔、荷裔、瑞典裔和芬兰裔居民一起，构成了一幅五色缤纷的族裔风情图。

德意志人向美洲的迁徙，受到欧洲政局和宗教形势的推动。法国在路易十四执政后，与德意志发生了时断时续的战争，莱茵河两岸烽烟迭起，城郭丘墟，田园荒芜，许多人流离失所。当地的居民早已信奉路德派或德意志归正派，新任选帝侯约翰·威廉却于1690年要求他们改宗天主教。于是，不少人只得远走他乡，有的进入不列颠诸岛，有的则迁往英属北美。当时，威廉·佩恩的著作已经译成德文，他的“神圣的实验”在西欧广为人知，大量德意志移民便投奔宾夕法尼亚。1683年左右迁入的德意志移民，聚居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建成日尔曼敦，这里便成为后续德裔移民的中转站。1708年以后，德意志移民人数大增，大多进入宾夕法尼亚、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西部。许多人入境时的身份是“赎身者”。他们在边远地区种植谷物，饲养牲畜，所修建的高大谷仓，成为当地风景的点缀。他们在文化上的韧性，要大大超过其他许多较早实现英格兰化的族裔。据估计，在18世纪头75年，大约有8.45万名德意志移民来到英属北美，其中87%是在1730—1769年间迁入的。宾夕法尼亚接受的德意志移民最多，到1790年，这里的德裔居民占总人口的38%。(123)到独立战争爆发之际，在英属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全部居民中，将近10%的人的母语为德语。(124)

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以后，许多苏格兰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宗教上都感到很不如意，加上远洋船主和土地经纪人的组织动员，有些人便迁徙到北美殖民地，在那里寻求新的立足之地。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有大批苏格兰人来到北美，多数落户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交接地带，以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评论说，弗吉尼亚应当称作苏格兰殖民地，而不是英格兰殖民地。(125)北卡罗来纳当局对于苏格兰人表示欢迎，并采取优惠措施加以鼓励。1740年，有350名苏格兰人集体迁来，北卡罗来纳总督支持议会立法，免除他们10年的公共税收。在1700—1775年间，大约有3.53万名苏格兰人迁入英属北美。同期来自威尔士的移民也为数不少，达到2.9万。(126)另外，早年移居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即所谓苏爱人，从18世纪初开始也大量移居北美。在1717—1718、1725—1729、1740—1741、1754—1755、1771—1775年间，出现了若干次苏爱人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有的在新英格兰落脚，有的在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马里兰安家，还有的则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境内。他们大多生活在环境相对险恶的边疆地带，以耕牧结合的方式进行生存型农业生产。(127)爱尔兰天主教徒在17世纪就开始迁往北美，到18世纪，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也纷纷到来。在1700—1776年间，大约25万～40万名爱尔兰人离开故土进入美洲，其中约有1万人的身份为犯人。(128)但迁入13个殖民地的爱尔兰人只占一小部分，约有11万人。(129)

族裔的多样化使北美的人文景观变得色彩斑斓。新英格兰的英裔人口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族裔相对单纯的地区。(130)南部除英裔和黑人外，在边远地区还散居着许多非英裔的欧洲移民。中部殖民地的族裔和文化都最为复杂。纽约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就以文化的多样性而闻名，据说，1643年有人发现新尼德兰的语言达18种之多。(131)在英国人接管新尼德兰以后，虽然公共生活很快实现了英国化，但私人生活中的荷兰文化还延续了一个世纪，因而浓重的荷兰风情构成了早期纽约文化的一个特色。(132)荷兰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讲荷兰话的居民分布在哈得孙河两岸。不过，荷兰特色在许多地方被其他族裔文化成分所冲淡。纽约市的居民中，除有英裔和荷兰裔以外，还有法裔、瑞典裔、犹太人、爱尔兰裔和黑人。纽约城1703年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荷兰裔占42%，英格兰裔占30%，非洲裔占18%，法裔占9%，犹太裔占1%。(133)而且，这些不同族裔的居民相互通婚，例如，在152名被认为属于荷兰裔的男子中，有115人与荷兰裔女子结婚，有31人娶的是英裔女子，与法裔和德意志裔女子成婚的分别为4人和2人。(134)在17世纪末，纽约就有人抱怨说，“我们这里最令人不快的事就是民族混合太厉害”。(135)1760年，有位英国人在纽约旅行，感到不知如何来描绘纽约人，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宗教，要说出他们的准确和确定的特点，几乎是不可能的”。(136)宾夕法尼亚人口的多样性并不逊于纽约。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费城一家餐馆吃饭，发现在座的是“一群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混杂同伴”，从国籍上说，有苏格兰人、英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从宗教上说，有罗马天主教徒、长老会信徒、教友会信徒、新光派、监理派、洗礼派和犹太教等等。(137)

不过，这些不同族裔的移民纷纷涌入，并没有给英属北美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各殖民地最早的移民大多来自英格兰（纽约、特拉华和北卡罗来纳的情况略有不同），早在非英裔移民到来之前，英裔居民已经在人口、体制和生活方式各方面确立了优势，非英裔移民作为后来者，一时难以撼动他们的主导地位。相反，由于英裔在人数和文化上占居绝对优势，少数族裔或多或少感受到文化的压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英裔居民的语言和某些习俗。而且，非英裔移民大多前往闭塞偏僻的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形成了明显的族裔聚居地带。在族裔最为多样的宾夕法尼亚，英裔居民集中于东部，德意志裔多在北部，苏爱人则聚居于西部。尤有进者，英裔居民对非英裔人口的增加颇为反感和不安。他们将殖民地视为“英属”，在许多场合刻意将英格兰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把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打入另册，对德意志移民更是心存疑惧。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官员詹姆斯·洛根在1729年说，如果爱尔兰人持续不断地迁入，他们就会成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138)富兰克林对大量德意志人移居宾夕法尼亚感到不满，他觉得宾夕法尼亚本为英格兰人所建，为何应当变成一个“外人”的殖民地？(139)他担心德裔居民很快就会超过英裔居民，使英裔的语言和政府都有不保之虞。不过，他本人后来对这种反德意志移民的态度感到懊悔。(140)在弗吉尼亚的南部边疆，苏爱人被英裔居民说成愚昧无知、懒惰卑贱和信奉异教的人。(141)

由于族裔的多样化，特别是非英裔人口的迅速增加，语言问题也随之复杂化。有的族裔移民长期保留自己的母语，在那些人口相对集中的族裔聚居区，人们使用母语的时间更长。例如，居住在北卡罗来纳的苏格兰高地人，长期讲盖尔语，牧师用这种语言布道，印刷所用这种语言出版各种读物；直到1828年，来这个地区旅行的人发现仍有不少人只会讲盖尔语。德意志裔移民的情形大致相同。他们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不肯轻易放弃本族的语言。17世纪上半叶移居北卡罗来纳的德意志人，在此后一个世纪内一直使用本族的语言。移民的后代在成年以后，一般能同时使用本族语言和英语。那些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少数族裔居民，可能在更长时期内只能使用母语，而不会英语。有的印刷商专门用他们的母语印制宗教读物和年历。富兰克林曾谈到，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德意志裔儿童很少有人懂英文，当地的6个印刷所，有两个完全印制德文读物。(142)摩拉维亚教徒在教堂使用德语的习惯，一直持续到1856年。在北美的生活经验使一些少数族裔认识到，为了在“新世界”更好地生存，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英语。本杰明·拉什发现，德意志人相互之间用德语交流，当到城镇访问交易时，多数人都能讲英语。(143)而且，殖民地当局也希望少数族裔能够接受英语。纽约在18世纪初曾设法加强学校的英语教学，力图使荷兰裔和法裔儿童掌握英语。到1730—1750年间，英语在纽约市的荷兰裔居民中间渐趋流行。(144)

2.纷繁复杂的宗教

“新大陆”最初的欧洲裔居民，面对艰苦险恶的陌生环境，时常处在生存危机的阴影当中，容易产生心理学家所说的“紧张”感和“异化”感，需要以宗教信仰来抚慰心灵和确定生活方向。在殖民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宗教可以说无处不在。在沿海的城镇，随处可见教堂高高的尖顶，不时听到从教堂传来的钟声。布道会通常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集会，布道词是最常见的出版物。据现代学者估计，在18世纪，大多数成年居民经常去教堂。(145)殖民地居民的族裔成分多种多样，不同国家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使北美成为基督教各种教派的陈列馆。但是，在这个陈列馆中并非一切都和谐有序，而是长期存在宗教迫害和教派斗争。众多教派寻求和谐共处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局面。

主流教派和政治权力结合而成为官方教会，排斥或迫害其他教派，这曾是欧洲宗教史上的惯例，也为北美一些殖民地所承袭。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宣布英国国教为本殖民地的正统教派；后来，又要求“所有牧师都要遵循英国国教的准则”。(146)从1642年开始，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强化国教的正统地位，阻挡清教和教友会移民进入，防范马里兰天主教的渗透。(147)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步弗吉尼亚的后尘，均以一定的方式确立了国教的正统地位。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则将公理派定为正统教派。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仅有罗得岛、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新泽西没有设立任何形式的官方教会。

英国在宗教上的不宽容，曾迫使许多人迁居北美；而英属北美的宗教迫害，较母国一度毫不逊色。主流教派或官方教会偏执于一元宗教观，视本派教义为唯一真理，其他教派均被贬为异端，排斥和迫害非主流教派的事情经常发生。1649年，有300余名清教徒因不能承受巨大的宗教压力而被迫离开弗吉尼亚。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则执著于信仰的纯一性，把加入清教教会作为“自由民”的条件。1642年，康涅狄格动用死刑对付异端和亵渎上帝的行为。(148)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先后绞死了6名教友会的传教士，并对本派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清洗，发起过残酷的迫害巫觋运动。(149)在17世纪的马里兰，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错综复杂，天主教徒几乎失掉了他们在北美的“避难所”。总之，在“大觉醒”以前，殖民地在宗教上的包容性甚至不及母国。

然而，北美广阔的生存空间，为非主流教派提供了躲避迫害和寻求发展的余地。罗杰·威廉斯、托马斯·胡克和威廉·希尔顿及其信徒，在受到排斥和迫害时，就集体迁徙而创立新的定居地，保存了本派的信仰，并推动了宗教多元格局的形成。在18世纪，边疆地区成了少数教派的“庇护所”。确立和维持官方教会的努力，在各殖民地均遇到不同形式的抵制。经过各教派的长期斗争，到18世纪上半叶，许多殖民地相继取消了非主流教派纳税支持官方教会的义务。与此同时，非主流教派在各地蓬勃兴起，形成了众多教派并存的局面（见下表(150)）。

表5—2　　1700—1780年北美教会组织的数量

教派的多样性存在于各个殖民地，尤以中部最突出。1776年，宾夕法尼亚有403个不同的教会组织，其中德意志归正派106个，长老派68个，路德派63个，教友会61个，福音派33个，洗礼派27个，摩拉维亚派14个，门诺派13个，德美浸礼会13个，天主教9个，荷兰归正派1个。(151)荷兰归正派在英国人入主纽约后得到继续发展，1664年有11个教会组织，1701年增至29个，1740年达到65个。(152)其他教派在纽约也得到了发展空间。彼得·卡尔姆在介绍纽约的市容时提到，那里有老荷兰教堂、长老会教堂、德意志路德派教堂、德意志归正派教堂、法国教堂、教友会会堂、犹太教堂等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153)南部也存在许多非主流教派。据时人估计，1710年南卡罗来纳居民中的教派分布为：长老会占45%，安立甘派占42.5%，洗礼派占10%，教友会派占2.5%。(154)

非主流教派的抗争和实验，乃是促成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重要力量。马里兰业主为了保护天主教的合法性，力主实行宗教宽容。1639年，马里兰议会制定《宗教权利法》，宣布任何信仰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免于干涉和迫害，不得强迫任何人参加其本人不同意的宗教活动。(155)由洗礼派建立的罗得岛，在17世纪乃是北美宗教宽容的典范。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进行宗教自由的实验，树立了一个众多教派和平相处的样板。出于吸引移民的考虑，一些业主和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以宗教信仰为接纳移民的标准，从而打破了主流教派的一统天下。卡罗来纳的业主最初奉国教为正统，后来清教徒、胡格诺教徒、荷兰加尔文教徒、苏格兰加尔文教徒、教友会教徒、洗礼派教徒、摩拉维亚教徒和德意志路德教徒纷纷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宗教的纯一性，就必须赶走十分之九的居民，而这对急于加速定居开发的业主来说，无异于自戕之举。于是，宗教宽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纽约在英国人接管时已是诸派并存，詹姆斯二世指示纽约总督实行广泛的宗教宽容，任何教派只要不破坏治安，就允许其在纽约合法存在。(156)弗吉尼亚后来也承认了清教、教友会和洗礼派等教派的权利，并向非国教教派的牧师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合法布道。英国对北美宗教宽容局面的形成也起了推动作用。最初，英国为了使国教能够在非国教殖民地立足，要求各殖民地实行宗教宽容；1689年，英国议会制定了《宗教宽容法》，并要求殖民地加以遵循。总之，北美所具有的优越条件和有利机缘，最终促成了宗教多元主义的格局。

到18世纪上半叶，英属北美的宗教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欧洲宗教改革以后，获得既得利益的教会偏向于保守，注重形式主义，引起了激进派的批评。在英国国教内部也产生了反对派。欧洲宗教中的这些动向，在殖民地也激起了反响。一些牧师意识到本地教会的形式主义之弊，力图使教义更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时，急剧的社会变动在许多人的内心造成了不安和紧张，特别是疾病流行和经济波动，使人急于从宗教中寻找慰藉。而且，传统道德受到冲击，有人生出世风日下之叹，希望通过复兴宗教信仰来补救道德的失落。但是，殖民地的教会刻板僵化，热衷于无谓的派别之争，不能满足民众的心灵诉求，使许多人颇感失望。例如，公理派牧师在布道时，往往照本宣科地诵读教条化的布道词，枯燥干瘪，死气沉沉，无从激发听众的热情。这时，有一些新派牧师采用新的方式巡回布道，将关注的重点从“上帝的意志”转向“人的本性”，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很快在民众中间掀起一股信仰复兴的浪潮，史称“大觉醒”。

在18世纪20年代，荷兰归正派的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充当了信仰复兴运动的先驱。稍后，长老会的威廉·坦南特和吉尔伯特·坦南特父子，公理派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以及英国福音派的乔治·怀特菲尔德，都成了运动的主将。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出色的演说才能，善于采用交互式的布道方式，令听众如痴如醉，情绪亢奋。喜欢巡回布道的怀特菲尔德尤其是一个演讲天才。据爱德华兹的妻子描述：“他不像我们美利坚的布道者那样讲一大套教义原则，而更多地注重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完全就是音乐。他大声宣讲《圣经》的至为简单明了的真理，使听者十分着迷，那真是妙不可言。我曾看到上千人屏声敛气地追随他的言辞……”(157)他的布道方式很快征服了一批年轻的牧师，他们纷纷仿效，深入偏僻的边疆地区，在居民中间激起一阵阵虔信的热浪。布道会的听众来自各个阶层，既有绅士名流，也有契约仆和黑奴，甚至还有不懂英语的新移民。他们有的来自城镇，有的来自边疆定居点。这种景象为欧洲所罕见，在殖民地也是前所未有的。

到1743年，复兴主义开始成为殖民地各种宗教会议中激烈争议的主题。复兴主义有“新光”或“新派”之称，但并非一个意见一致的阵营，其内部分为许多支派。反对派在新英格兰被称作“旧光”，在中部殖民地被叫做“旧派”。这一派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拥护“大觉醒”以前的状况，另一部分人受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影响，属于宗教自由主义者。

新、旧两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741年，长老会在费城开会，向坦南特派牧师摊牌，新派被逐出会议。新派毫不退让地与旧派对抗，并逐渐获得了优势。到1758年长老会重新统一时，新派已成为主体。1742年，康涅狄格议会立法禁止巡回布道，怀特菲尔德于1744年重返该地布道时，许多教堂都对他关上了大门。他的朋友也警告说，他在许多地方被看成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公理派新派牧师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建立的教堂，被当地的法律宣布为“非法宗教集会场所”。新派发动反击，要求废除禁止巡回布道的法令。在地方一级，各派为争夺牧师职位而展开竞争。在弗吉尼亚，由安立甘派所控制的议会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令，不准所谓“长老派传教士”从边疆地区到东部来传教。双方的斗争也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较量，新派牧师巡回布道，往往不经当地牧师的同意就聚众开讲，改变了教士和信众的关系，直接挑战当地牧师的权威，争夺他们的信众。

“大觉醒”刺激了北美教会的分化和重组，许多新的教派应运而生，不少信众改变了信仰。这一方面增添了教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宗教宽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新教内部的分裂，加剧了教派的斗争。吉尔伯特·坦南特谈到，美洲基督教会出现的“派别众多的可耻分裂”，这会使基督教本身深感痛苦，使它的朋友深感悲哀，而它的敌人则会把这种状况当成一种“嘲弄”。(158)另外，复兴主义并未席卷英属北美的每一个角落。教友会由于内部组织严密和具有高度的封闭性，没有受到宗教复兴运动的冲击。在上南部，新派牧师的布道没有足够的听众，加上国教势力的有力抵制，复兴运动也未取得很大的进展。

欧洲新教各派随移民而进入北美，虽然在初期经过了无意识的调适，但在本质上还是欧洲式的信仰，与北美生活的隔膜随时代变迁而加深。这次复兴运动冲击了原来的宗教观念，使新教虔信主义在北美大行其道。这种虔信主义不仅主张宗教宽容，而且要求国家和教会截然分离；在得救的途径上，更注重信仰和个人皈依的经历，而贬低良好工作和正当生活的价值。俗界人士也得到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在宗教事务中的作用呈加强之势，这一点让保守派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对教会事务的控制。复兴派强调个人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打破了教士对信仰活动的垄断，使许多人对教士引导信众得到上帝恩宠的效力产生怀疑。既然“我的看法和任何人一样好”，于是信仰活动就越来越成为个体性的事情，这对世俗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也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在复兴派牧师的宣传下，抽象神秘的教义变成了人人皆懂的常识，于是宗教走出教堂，愈益深入人的日常生活。复兴派还把新的宗教观念带到了边疆，推动了宗教活动的进一步平民化，过去许多和教会很少联系的人，都受到了新的宗教热情的感染。此外，爱德华兹和坦南特等复兴派的著作传入欧洲，向“旧世界”展示了“新大陆”宗教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觉醒”实际上是北美新教的一次本土化运动，它使新教更牢固地扎根于“新大陆”的土壤之中。

3.文化接触和种族冲突

在1585年以后有很长一个时期，印第安人各部落和英属北美是分立、平行的政治实体，各有其领地范围和管辖权力。在各殖民地的建立和扩展中，白人和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土地转移、政治联合、武力冲突和文化交流，曾经是一些颇受双方重视的问题，给北美社会打上了难以抹去的印记。

殖民地和土著部落的关系格局，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而导致变化的主要因素，乃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和利益冲突的烈度。刚刚闯入印第安人中间建立定居地的白人，极力为求生立足而挣扎，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根本无法抵御当地部落的攻击；他们所身负的欧洲文化尚未在北美适应“水土”和生根成长，面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冲击，随时可能解体和崩溃。印第安人对于这些需要他们接济的白人，不仅具有心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也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在建立之初的詹姆斯敦，有一些不堪其苦的移民逃到了当地部落。1633年，有一群威科米斯印第安人杀了几个白人和他们的一些牲口，马里兰总督要求部落将当事人交给英国人处罚，得到的答复是：“既然你们在这里是外来的人，到了我们的土地上，你们就应当遵循我们这里的习惯，而不能将你们的习惯强加给我们。”(159)这表明印第安人对于白人居民保持着一定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各殖民地普遍重视处理与部落的关系，极力避免正面冲突。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英国和各殖民地当局的基本政策是，尽力安抚印第安人，通过和平的途径获得土地，利用部落资源开发毛皮贸易，争取和较多部落结盟以对付竞争对手，尤其是极力笼络实力强大的部落，不使其成为其他欧洲殖民势力的盟友。印第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十分注重利用欧洲不同殖民势力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中间折冲樽俎，寻求最有利于本部落的敌友格局。一般说来，印第安人和白人移民在接触初期拥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中间地带”，在那里他们相互认识、交流、混合、合作和竞争，共同创造出某些“共享的意义和方式”。然则一旦两者之间力量失衡，印第安人就无法继续使白人进入或留在“中间地带”，敌对、冲突和排斥就成了种族和文化接触的主题。(160)

白人和印第安人共处同一个地区，而双方在生活方式、技术、制度和习俗各方面均有天渊之别，基于对资源的争夺而形成激烈的生存竞争，就是势所必然而难以避免的事。细小的摩擦不断发生，日积月累便酿成重大的冲突，以致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拼杀。白人饲养的牲畜家禽在林间草地出没，印第安人有时把它们当成野兽猎杀；印第安人饲养一种半狼半狗的动物，它们有时咬伤白人的家畜和家禽；白人的牲口有时踏坏和吃掉印第安人的庄稼；定居者购买印第安人的货物而久不付款，后者就去抢夺前者的财物来抵账。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久而久之便引发了相互的血腥报复。印第安人惯于袭击战，他们的攻击往往悄然而至，令殖民地居民提心吊胆，不得不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在切萨皮克湾东岸地区，周边部落相对和平友好，但当局仍提醒居民保持警惕，不要轻易外出。许多殖民地总督系军人出身，防备部落袭击乃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在殖民地的基本物资补给中，枪支弹药是重要的一项。同时，各殖民地均严格限制将武器弹药出售给印第安人。殖民地的军事体制以民兵为主体。他们自备武器，定期接受训练，一有需要即听从调遣。从17世纪初到1754年以前，北美发生了若干次重大的种族战争，其中包括1636—1637年发生在康涅狄格河谷的皮阔特战争，1675—1676年新英格兰地区的“菲利普王之战”，1711—1715年北卡罗来纳境内时断时续的印第安人战争，1715年南卡罗来纳的雅马西战争。这些战争均以印第安人的失败而告终，有的部落竟在战争中消亡。

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都受到了白人的剧烈冲击，向着不利于其传统乃至生存的方向转化。由于白人在和部落交往时，坚持只和男子打交道，因而妇女在部落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减弱。同时，男子外出作战或为白人捕捉毛皮兽，种植、采集等经济活动更多地落在妇女身上，妇女成为主要的劳动者。不少部落因此而逐渐走出了母系时代。在和白人的交往中，印第安人逐渐发现其技术和器物的长处，其中一些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越到后来，那些最初只是觉得“便利”的东西，就越为他们的生活所必需；他们对欧洲物品以及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就越来越具有依赖性。(161)在来自欧洲人的各种器物中，枪支、毛毯和酒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和命运产生较大的影响。枪支提高了狩猎的效率，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也颠覆了印第安人原来的生存方式。毛毯成为主要的御寒之物，白天披在身上是衣服，晚上铺在地上可以当床。酒给印第安人带来的则完全是负面后果。许多印第安人嗜酒如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个平生只喝醉过两次的奥奈达人，竟成了印第安人中少见的饮酒节制的典范。(162)酒消耗了印第安人的财富，损害了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甚至使有的部落陷入崩溃，更加无力抵御白人的进逼。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技术和器物越多，对白人的依赖就越强，因为这些器物他们自己不能生产，完全依靠白人的供给。于是，白人可以对他们说，“我们没有你们也能生活，而你们离了我们就活不下去”；因而“你们坚持反抗（我们）乃是徒劳的”。(163)

更严重的是，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扩张，破坏了印第安人传统生活的物质环境。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建立在“流动而弹性地使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而欧洲人的不断增加，使这种生活方式愈益难以为继。在许多地区，河狸在过度捕杀中灭绝，由此引起了连锁性的生态改变，以致不少禽鸟和鱼类随之消失，印第安人的渔猎资源因此而遭到削减。印第安人粗放的农业种植富于弹性，须借助较大土地面积才能维持；而白人的农业方式早已趋于固定，他们把土地圈围起来，进行相对的精耕细作，逐步压缩了印第安人种植的空间。白人的牲畜和家禽往往放养在山间野地，任其自由游荡和觅食，抢占了原来属于野生动物的食物，也使得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野生猎物不断减少。(164)诸如此类的改变不断累积，最终给那些处在白人定居地周边的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不过，也不能就此认为，种族和文化的接触所带来的后果全都是负面的。印白文化虽以冲突为主调，但同时也存在相互交流和彼此渗透。欧裔居民和印第安人在生活方式上有一定的互补性：白人在粮食匮乏时，曾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玉米；印第安人的狩猎活动，减轻了狼等野兽对定居地的危害。印第安人的玉米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北美的历史进程。在东部许多部落和早期白人社区，玉米乃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它生命力旺盛，易于种植，产量较高，而且营养丰富。曾在北卡罗来纳定居的英国旅行家约翰·劳森，1701年在南卡罗来纳见到大片玉米地，不禁感叹道：“印第安人玉米，或叫玉蜀黍，经证明乃是世界上最有用的谷物，如果没有这种丰饶多产的作物，美洲某些殖民地的拓殖，会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165)欧洲裔居民引进了黑麦、大麦、小麦、燕麦、各种蔬菜、块根作物以及相应的种植技术，改变了北美农业的结构。欧洲人还带来了各种牲畜，引进了过冬的牧草，包括六月禾、黑麦草、苇草和白三叶草等，不断扩大了人工放牧的规模，使北美的生态发生了连锁的变化。从欧洲移植的物种和北美原有的物种相互混合，塑造出北美物质文化的新特色。

白人和印第安人在频繁发生暴力冲突的同时，还一直进行着活跃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所谓“文明”和“野蛮”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那些处于白人社会之外的白人，特别是印第安人贸易商，在许多方面和白人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例如，南卡罗来纳的印第安人贸易商人“比野蛮人更容易干出残暴野蛮的事情”，是一些“无赖”、“匪徒”和“盗马贼”。(166)边疆白人被认为和印第安人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在穿着、饮食、劳动、行为、外表乃至思维方面，都很接近土著居民。(167)同时，有的白人承认，土著生活方式确有其魅力。富兰克林曾不无夸张地说，“凡尝过野蛮生活滋味的欧洲人，没有一个此后还能忍受我们社会的生活”。(168)有的白人不愿忍受定居地生活，逃到部落以寻求解脱。有个女契约仆逃到一个部落后，对新的生活感到相当满意，她说：“我在这里没有主人来管我，我和部落的其他妇女是平等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说三道四，我干活只是为了自己，我想结婚就结婚，不想了就可以离婚。在你们的社会里，有哪个女子像我一样独立吗？”(169)

北美的人种混合虽然远不及西属美洲那样普遍，但有时在一些城镇的街道上也可以看到，往来的行人中有白人和黑人，还有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在波士顿的一所教堂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和一个印第安人并肩而坐，一起聆听一个爱尔兰牧师布道。在18世纪纽约的摩霍克河谷，白人和印第安人的贸易十分活跃，通婚现象也较为常见。印第安人绑架和收养白人，为本部落增添了白人的血统。约翰·罗尔夫和波哈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结婚，其子托马斯·罗尔夫后来经商发迹，成为弗吉尼亚几个名门世家的先祖。17世纪初，毛皮贸易商人托马斯·莫顿进行种族混合的实验，在新英格兰的“快乐山”建立一个定居点，让白人男子和土著妇女共同生活。新英格兰当局指控莫顿诱奸土著妇女和向印第安人提供武器，将他驱逐出境，定居点也被撤销。约翰·劳森认为，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乃是共处和通婚，使两个种族合而为一。(170)但是，殖民地当局通常反对种族通婚，弗吉尼亚还在1691年制定了禁止白人和黑人、穆拉托人及印第安人通婚的法令。因此，劳森的提议就只能是一种幻想。

但是，白人受其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利益需求的驱使，对印第安人文化怀有很大的误解和偏见，力图以“文明开化”来改造印第安人，促使他们实现文化的转换。宗教和教育乃是“文明开化”的重点，这两项工作通常由传教士一身兼任。马里兰的安德鲁·怀特神父学习当地部落的语言，并编了一部字典和一本语法书。他的传教活动略有效果，成功地使当地一位酋长接受了白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在17世纪，新英格兰曾建立了众多的文化改造据点，称“祈祷城”。1674年，在马萨诸塞共有祈祷城14座，土著居民达1100人，其中有45人受洗，64～74人领了圣餐。(171)这些“祈祷城”中，以约翰·埃利奥特的纳蒂克庄园最为出名。另外，一些人数较少的“友好”部落的成员，被殖民地当局安置在白人家庭，以便他们学习“文明”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脱离部落的人生活在白人中间，有的也住在白人家里。

印第安人对于“文明”生活的反应不一。有的印第安人对基督教抱有兴趣，是因为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获取白人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精神优势”。(172)还有的印第安人对传教士提出了一些奇异的问题：“一个好人可不可以有时犯点罪过？”“如果一个人犯下一桩罪过时，并不知道那是罪过，上帝会怎么说？”“上帝在六天中的某一天里造了地狱，为什么上帝在亚当犯下原罪之前就造出了地狱？”(173)当然，也有不少印第安人对基督教加以抵制。约翰·温斯罗普在1638年的日志中记载，一些同白人一起生活的印第安人，受到一个他们称作“Hobbamock”的鬼怪的恐吓；这个鬼怪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要求他们远离英国人，不要参加他们的集会，不要学习认字读书。(174)还有的印第安人采取调和立场，试图将基督教和本族的传统信仰结合起来，并不因为信奉基督教而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例如，在马撒葡萄园岛的印第安人中，许多人改信了基督教，使基督教成为印第安人自己的宗教，牧师、教堂执事都由印第安人担任，信教者仍旧居住在原来的棚屋中，有欧洲式姓名，但在日常生活中仍旧使用原来的名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种族和文化接触所创造出来的，的确是一个“殖民地居民和印第安人都未曾想象到的新世界”。(175)但是，这个“新世界”既非印第安人所想望，也未使他们从中获得多少裨益。而且，由于这个“新世界”的出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最终变成了“陌生人”，落到了被驱赶和消灭的境地。虽然他们并没有驯服而被动地接受这些新的变化，但他们主动改变自己命运的种种努力，却大多以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而告终。

4.种族意识与种族主义

殖民地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但显然不是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欧洲裔居民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印第安人处于殖民地的政治管辖之外，非洲黑人则是白人的奴隶和财产。白人基于对人种、文化和宗教差异的理解，逐渐使种族观念演化为种族主义，为种族歧视的合理性制造了系统的依据；而种族歧视的强化，又使种族主义深入到殖民地居民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176)

欧洲人的种族意识与他们对肤色的重视有关。非洲人的“黑人”之名，印第安人的“红种人”之名，均由肤色而来。印第安人最初见到欧洲人时，很自然地注意到他们的肤色和生理特征，但表现出的主要是好奇，甚至有某种神秘和敬畏之感。他们还把欧洲人当成“自己人”对待，有时甚至力图把他们变成“真印第安人”。(177)而欧洲人却大多心存偏见，以肤色定高低，从而使肤色的观念成为种族主义的基石。在16世纪的英语中，非洲人皮肤的黑色是和“肮脏、愚蠢、邪恶、死亡”相联系的；而白色是一种美好的颜色，象征纯洁、美德、美丽和善良。于是，白和黑的反差成了道德优劣的依据，并最终被说成“上帝和魔鬼”的对立。(178)不过，英裔居民对美洲土著居民的肤色并不反感，他们试图证明印第安人也是诺亚的后裔。还有人解释说，印第安人原本是白皮肤的，由于他们喜欢涂面，结果使肤色不断变深，最后成了红种人。(179)

对文化差异的扭曲性观察，也是促成种族意识向种族主义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白人用当时流行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把凡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文物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合的东西，都视为异端和野蛮。黑人在行为、生活方式和宗教方面与白人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完全是异端邪教。白人从一开始就用“野蛮”、“原始”、“邪异”、“迷信”和“愚昧”之类的字眼来描述印第安人，认为印第安人尚未得到“开化”，较之“文明”的白人，还生活在黑暗和不幸当中，需要白人来拯救。他们用“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愚昧”这样相互对立的概念来描述不同文化的差异，将不同文化分出等级和定出优劣，实际上就是定白人自己的文化于一尊，歧视、排斥或力图改造其他文化。当18世纪开始之时，塞缪尔·休厄尔诗兴大发，吟出了一首表达“四海一家”理想的诗歌：要使印第安人睁开眼睛，看到生活的光明；要使世界上不再有偶像崇拜；到那时，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四大洲就会同声歌唱基督。(180)他的诗句表达了尚未脱离襁褓的北美白人所怀有的文化使命意识。

白人出于对生理和文化差异的过度关注，在自己心目中形成了一道鲜明的种族界限：他们是“英格兰人”，是“基督徒”，是“自由民”，而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是异类，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人皈依基督教，但白人所谓“基督徒”显然不包括他们。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是“野蛮人”；黑人则是“非洲人”或“尼格罗人”。到17世纪下半叶以后，“基督徒”的提法日益少见，“白人”一词成为一个种族优越性的醒目标志。一个黑人或印第安人可以变成基督徒，但决无可能成为“白人”。这样就彻底划清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在殖民地初期，种族关系尚略具弹性。那时白人契约仆和黑人奴隶一起劳动，一起娱乐，甚至一起逃亡。(181)到了18世纪，基于偏见和歧视的种族界限，在北美各地、特别是在南部，已变得十分严格而牢固，黑人和白人生活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白人对种族通婚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的种族意识。印白通婚曾一度有之，后来却在一些殖民地遭到禁止。黑白通婚虽然不乏个别的例子，但在习惯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特别是白人女性与黑人男子的结合，往往被白人社会视为一种奇耻大辱。到18世纪初，几乎所有殖民地均立法禁止黑白通婚。据后来的学者研究，这并非完全是种族观念起作用的结果，不存在跨种族通婚的必要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种族之间不存在实际的性关系。实际上，在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白人契约仆和黑人奴隶之间发生性关系乃为常事，甚至还有不少白人女子和黑人男子通好的记录，黑白混血的后代也随处可见。至于奴隶主家里的白人男子对黑人女性奴隶的“性剥削”，则是一种与奴隶制共生的现象，在南部更成了一种常见的“习俗”。(182)

白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在制度和心理等多个层面均有表现。白人可以将黑人和印第安人作为财产占有，而印第安人和黑人则不得购买基督徒为奴仆。(183)白人在议论其他种族时，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负感。约翰·罗尔夫在谈到自己的土著妻子波卡洪塔斯时，言辞中充满轻蔑，指斥她教养粗劣，习惯野蛮，生理可憎；称她“在所有的教养上都和我大相径庭”。(184)汉密尔顿医生在新英格兰看到一些印第安人，认为“他们是懒惰闲散的一代，任何时候都宁愿饿死也不肯工作，但他们对我们那些豪华高档的东西并不熟悉，他们在本性上没有多少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185)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兰敦·卡特，觉得黑人决不可能是诚实的，他在日记中经常抱怨黑人懒惰和忘恩负义。(186)18世纪初，出门旅行的萨拉·赖特在路上见到一个土著男子，称之为“一个像印第安人的动物”，并用一种极其轻蔑和鄙视的笔调描绘他的穿戴和举止；稍后，她又抱怨康涅狄格的农场主过于“溺爱”奴隶，居然允许他们同主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让“黑爪子和白手一样随意地伸进菜碟里”。(187)她把印第安人叫做“animal”，又用“hoof”来指黑人的手，可见，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她心目中并不属于人类。这种态度在南部更为普遍，让一些来自欧洲的旅行者颇感意外；他们看到黑人被作为动物对待，不免大为惊讶。(188)

观念上的种族偏见，在殖民地普遍外化为制度性和习惯性的种族歧视。对黑人的歧视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从生到死都是如此。奴隶母亲的子女，包括混血的后代，通常从出生即被认定为奴隶；黑人的墓地和白人总是分开的，有的殖民地甚至从法律上作出这样的规定。白人社会对其他种族总是门户紧闭的。弗吉尼亚曾制定法令规定印第安人的地位，将他们定为地位低下的“非白人”，不得携带武器、出庭作证和自由结婚，也不得成为奴隶。1705年，弗吉尼亚还有法令要求印第安人服从“黑人法典”。对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运动的兴起，对黑人的全面奴役的完成，乃是种族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

白人社会虽然在对待黑人和印第安人时均奉行种族主义，但在策略上存在一些差别：他们在极力将黑人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同时，却千方百计要把印第安人吸纳到“文明生活”中来。他们认为，黑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接近猴子”，他们即便接受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不可能被同化；而印第安人在根本上和白人是一样的，只要他们采纳了白人的习俗和基督教，就可以融入“主流社会”。(189)另外，黑人是白人社会的奴役对象，是财产而不是人，白人所需要的仅是他们的劳动，故选择的是奴役而非同化；印第安人长期以来独立于白人社会，在法律上和白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而白人社会希望将他们改造成能“和平相处”的“文明人”。

四、社会结构的变迁

殖民地居民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有别于英格兰人的“新人”。在1776年以前，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他们大多没有背离传统、建设新社会的打算。相反，他们一心要在北美的“荒野”中重建母国式的社会。他们移植了母国的制度、习俗和观念，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等级差序视为天经地义。所以，殖民地和当时的英国一样，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全体幸福的理想社会。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地位悬殊和性别不平等之类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北美社会。所不同的是，殖民地存在较大的社会流动空间，人们改变处境的机会相对较多。

1.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

殖民地居民中存在着鲜明的群体差异和阶层分野。根据当时通行的划分标准，北美社会有所谓“富人”、“中层”和“穷人”三大群体之分。有时用“第一等级”、“较好的”和“上层”来指“富人”，用“较低的”或“较低贱的”来称呼“穷人”。“穷人”这种说法比较中性，仅涉及财产占有状况，标准具体，边界明确；而“较低的”或“较低贱的”一类的字眼，则带有负面的价值指向。从这些词汇的可互换性来看，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广泛使用的“普通民众”一词，所指很不确定，有时将所有社会上层以外的人都包括在其中，有时仅指社会的最下层，有时又包括中等地位的、可以投票的人群。“中等的”这个概念，大致涵盖自耕农和技工等小财产所有者。“上层”的标准也相当模糊，但无疑只有非常富有、地位重要的人才能位列其中。在南方，“上层”有时等于“大种植园主”。

时人对社会分层从不同的角度有所观察。科尔登在1765年向英国贸易委员会汇报时，将纽约居民分成4个阶层：一、拥有土地在1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二、律师和法官；三、商人；四、农夫和工匠。他特别提到，最后一个阶层构成居民的主体，是这个殖民地的力量所在，他们乃是“最有用、最有道德的人”。(190)他的这种分类没有将穷人、仆役、奴隶包括在内，实际上只是“中层”以上的人群。托马斯·安伯里和J·F·D·史密斯到弗吉尼亚旅行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有三个层次之分：一是上层阶级，他们是来自富有家庭的绅士，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优雅，车马华贵，使用银器，其人数多于其他殖民地；二是中等阶级，约占人口的一半，他们混合了高雅和粗俗的品质，喜欢斗鸡走马，有时粗野横蛮，他们中有的人的财富超过第一个等级，但由于家系不够古老，所以仍属中等；三是下层阶级，他们在弗吉尼亚人数较少。(191)托马斯·杰斐逊对弗吉尼亚社会也有自己的划分：在这里的自由人口中，最高层是大土地所有者，其次是未继承其先辈的财产但继承了其骄傲感的贵族的次子次女，再次是那些因发家致富而图慕虚荣的假冒贵族，复次是独立的自耕农，最后是那些堕落和不守规矩的人。据说，这种描述也适用于马里兰社会。(192)

以上各种划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均忽略了种族和性别因素，而且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北美社会分层时，采用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和标准，有的从职业的角度着眼，有的侧重社会地位，有的则以收入和经济地位为依据。但是，单纯根据职业来考察社会分层，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一个人的职业很可能多种多样，而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经济状况上可能迥然不同。例如，同是经商，沿海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商人，与一个内地的小店主，其富裕的程度自然是判若云泥；同为农场主，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土地所有者，与南部的大种植园主在财富占有量上更有霄壤之别。因此，在考虑分层标准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包括种族和性别地位）。

时人在谈到社会不平等时，首先涉及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差别。美国建国初期有人写道，“在费城，是财富造成了所有的阶级差别”；“尽管美国的法律并未承认差别，但财富和职业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阶级”。(193)这些见解，同样可用于描述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状况。在农业社会，土地占有状况就是一个人的地位标识。土地乃是自由和独立的依托，只有拥有土地，才有社会安全感和荣誉感。在南部，土地加上奴隶，构成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基础。在城镇，土地不再是识别不同阶层的主要依据，经济收入和社会评价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在17世纪下半叶的滨海城镇，奴隶、契约仆、学徒、佣人、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手艺人、职业人员和商人，从低到高依次排列在社会层级结构之中。(194)

从现存资料来看，财富占有的不均衡的确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1640年的马里兰，最上层的10%的居民（主要是业主分封的庄园主）占有全部财富的63%；到1670年，这部分人占有的财富下降至50%，但比例仍旧很高。(195)在马萨诸塞的伊普斯维奇，1640年以前移居此地的居民中，10%的人占有整个社区财富的一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社区的12%。那里最富裕的居民，如乔纳森·韦德，家产超过7326英镑，而贫穷者中有的负债达30、40英镑。马萨诸塞其他村镇的贫富悬殊没有这么严重，但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状况仍然存在：17世纪，罗利和纽伯里最富有的8个人占有全村镇财富的三分之一；欣厄姆和沃特敦最富有的8个人占有全村镇财富的四分之一。(196)在北卡罗来纳西部的奥兰治县，1762—1772年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是：最底层的30%占有财富的比重为6%，而最顶端的10%占有43%。(197)宾夕法尼亚的切斯特县的财富分配状况，在1693—1782年间有一些明显的变化：10%的最上层纳税者所占有的财富，从23.8%增至33.6%，最低的30%的纳税人占有的财富，从17.4%下降到4.7%，居中的60%的纳税人所占比重从58.8%增至61.8%。(198)城市中的富裕人口也逐渐增多。1730年以前，北部城市中财产在5000英镑（英币）以上者并不少见；而到1750年，财产达到2万英镑者为数不少，多者可达5万英镑以上。(199)而且，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1687年，波士顿30%的纳税财产属于5%的富有纳税人；到18世纪70年代，5%的富人占有的财富上升到49%。费城也有同样的现象：占人口20%的社会上层占有财富的比例，在1693—1774年间从33%增加到55%。(200)

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言，殖民地白人社会分层的特点是，最上层和最下层人数较少，而中间阶层十分庞大。据历史学家杰克逊·梅因估计，在美国革命时期，财产达到2000英镑或以上的人，在新罕布什尔占人口的3%，在马萨诸塞占7%，在新泽西占14%，而在整个北部则占10%；财产在500～2000英镑之间者占30%，小财产所有者的比例与此相同；最富有的10%的居民所占有的造册财产的比例，在马萨诸塞约为50%，在新罕布什尔为40%，在新泽西为45%，在整个北部为45%。(201)另据梅因在一篇论文中提供的数字，1700年康涅狄格居民中全部财产不足50英镑的人占19%，全部财产在500英镑以上者占13%，在100～500英镑之间者占53%；1750年上述三类人的比例分别为22%、17%和48%。(202)他还提出，美国革命前后，社会下层在白人中占五分之一，中层占一半以上；地产和个人财产达到5000英镑或以上的人，在13个殖民地至多占人口的3%；如果把黑人包括在内，所谓下层阶级占总人口的30%～40%。(203)当然，并非每个殖民地的社会分层，都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例如，马里兰的财富分配状况表明，中间阶层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下层则为数众多（见下表）。(204)

表5—3　　马里兰的财富占有状况

（按地产折合的英币计算，在考察群体所占的百分比）

在论及英属北美社会分层的整体特征时，有论者使用了“中等阶级社会”的提法。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指出，对这个概念须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它是一个由上层阶级统治的中等阶级社会；其次，只有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社会对比，“中等阶级社会”的概念才有意义。(205)其实，还应加上另一个限定：这个概念只适用于白人男性户主。也就是说，在考察北美社会分层时，必须把种族关系和妇女地位等因素考虑进来，才能得出相对全面的看法。在英属北美所有人口中，有20%的人困于种族奴隶制的枷锁当中；在南部，这一没有自由、没有财产和没有人格的群体更占到人口的40%。即使在白人社会内部，也一直存在众多没有自由和财产的仆役，他们和黑人一起构成社会的底层。另外，妇女、未成年人也不能和户主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北美社会分层的复杂性，因而不能简单地套用“中等阶级社会”这个概念。

对白人社会的这种“中等”特征，时人亦有论及。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曾说，“和欧洲国家相比，各殖民地财产的分配要平等一些，在马里兰以北的地区尤其是如此”。(206)1756年《宾夕法尼亚日报》有篇文章写道，该殖民地的居民一般都是中等阶层，“他们大多是勤劳的农场主、工匠或手艺人”。(207)富兰克林也说，欧洲社会贫富悬殊，富者人数不多而生活奢华，大部分人则甚为贫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英格兰，“这里人人都是自由持有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都可投一票，住在整洁温暖的房子里，拥有富足的食物和燃料，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可能是自己制作的衣服鞋帽”。(208)他的结论是，“我没有看到有哪个欧洲国家像美利坚这样存在如此普遍的舒适和幸福”。(209)《美洲农耕》一书在论及新英格兰的社会状况时反复强调，一方面，这里由于劳动力价格很高，消除了乞讨和贫困这些在英国常见的现象；另一方面，这里的农场主虽然过着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但很少有人集聚财富而成为富人。这与英国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作者还谈到，宾夕法尼亚的居民和北美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是“一群幸福而自由的人”，虽然并不特别富有，但也没有什么穷人，乞丐之类的人更是少见。(210)

虽然处在社会下层的穷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较小，但贫困现象仍然不能忽视。1767年，费城有人谈到当地穷人的状况时说，“世界上一半的人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一无所知……当那些大人物的小小不便被夸大为大灾难的时候，当悲剧之口在堂皇的旋律中吟出其痛苦的时候，穷人的不幸遭到了忽视；然而，一些底层的人们在一天中所经受的实际困难，比那些地位更高贵的人一生所遭遇的还要多”。(211)英属北美的穷人可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穷人，如老年人、寡妇、孤儿和残疾人等；另一类是因无业、失业或收入低而沦入贫困的人。在弗吉尼亚，一些刚刚摆脱契约仆身份的“自由人”，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可以安身的土地，就成为四处游荡的闲人，做出一些危害公众安全的事，被当局视为社会大患。1723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济贫法指出，当地存在“各种懒惰和不守规矩的人”，他们能够劳动，但没有地产，没有工作，到处闲荡，不爱劳动，没有登记在税收名册上，即便登记在册，也不能纳税。(212)纽约1768年的济贫法也论及，在乌尔斯特县和奥兰治县，穷人的数量比以前大为增加，因而专门为这两个县制定了济贫法。(213)

至于穷人的确切数目和比重，也缺乏可靠的数据。据杰克逊·梅因的估算，在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的贫困人口约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整个北部的穷人，如果包括契约仆，则接近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整个英属北美，贫困人口在白人中约占20%；如果以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口为基数，贫困人口就达到了40%。这里所说的穷人，是指自己没有土地、每年仅有几英镑或完全没有现金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人。不过，这些人或为奴隶，或为契约仆，或为雇工，他们维持生存的基本衣食由主人或雇主提供，在外行乞者不多。还有一种穷人，他们或多或少占有一些土地，或者租佃他人的土地，只是境况不佳。这种穷人包括私占土地者、佃农、收入很少的小农场主等，他们大多集中在南部。(214)

对于穷人，特别是第二类穷人，殖民地居民抱一种鄙视的态度。时人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把贫困和个人的懒惰、无能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以北美的资源和机会之丰富，只要勤劳努力，再穷的人也能做到生计无忧。因此，救济穷人的措施主要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旨在惩戒懒惰和维护社会安定。济贫首先是地方社区的责任。17世纪，新英格兰的村镇将穷人安置在境况较好的家庭，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健壮者或儿童必须与接受他的家庭签订契约，身份类似契约仆或学徒。此外，村镇还为穷人提供衣食和木柴方面的补助。在南部，教区委员担负照顾本教区穷人的任务。减免税收也是一种济贫的措施。康涅狄格曾授权村镇行政委员减免那些赤贫者的税收。弗吉尼亚当局对穷人减免税款，并发放实物。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做法。

济贫工场或济贫院是一种从英国引进的社会济贫方式，具有救济贫困和惩戒懒惰的双重功能。1658年，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了一个惩戒所，收容流浪汉、懒惰者、不服管教的儿童以及那些不愿自食其力的仆役。1668年，弗吉尼亚议会曾要求各县按英国济贫院的模式建立穷人工场，授权县法院将穷人的子女送到工场劳动。1767年，查尔斯顿接受照顾的穷人约有200名，其中50名在济贫工场做工，31名儿童由教会抚养；为济贫而筹集的资金，在1775年为3000英镑，次年翻了一倍。1771年，费城一个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有286人获准进入济贫院，每个济贫院平均供养321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能提供任何劳动。(215)纽约城在1730年修建了济贫院；1772年居住在济贫院的赤贫者有425人。18世纪，在各殖民地的城市和村镇，济贫工场的数目迅速增加。

有些殖民地和地方政府还发明了一些控制穷人的办法。驱逐或不准穷人迁入，就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宾夕法尼亚议会在1718年规定，穷人不得在村镇、县和殖民地之间迁徙，不服从者要被强制遣返；同时还要求所有接受地方政府救济的穷人佩戴徽记，或在衣服上缝一个大写的“P”（“pauper”的头一个字母）以及所在地的名称；如果有人不佩戴标记，则要被扣减救济。(216)1735年，该殖民地议会制定新的法令，加强对救济穷人工作的管理和对流浪者的处罚，不仅重申了遣返流动的穷人，而且禁止居民随意接待没有取得合法定居证明的外来者。(217)新泽西也有要求穷人佩戴标记的规定。弗吉尼亚甚至强迫一些贫穷的移民返回英国。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穷人行乞，以致危害社会治安。

2.性别关系和妇女的地位

以性别差异来确定社会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在欧洲社会流传已久，殖民地在这方面自然是一脉相承的。17—18世纪仍是一个男权的时代，在大西洋两岸，妇女的地位和角色没有本质的差别：她们在家要服从父亲和丈夫，其主要职责是生儿育女和照管家务，不能涉足政治和其他社会事务。康涅狄格总督的妻子沉湎于阅读和写作，约翰·温斯罗普便指责她不守本分，头脑发昏，没有将自己的才能用于上帝为女人所安排的事情上；他认为男人的心智较为强大，阅读和写作乃是男人的专利。(218)约翰·科顿也说，“女人是这样一种生物：没有她们男人就不会有舒适的生活……坏东西总比没有好”。(219)这些看法并非来自于他们个人特有的偏见，而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性别观念和社会伦理。女性的言行如果不能满足这种观念的要求，就必然招致非议和谴责。美国有学者进而提出，通行于英美世界的以贬抑和排斥女性为特征的“性别话语”，对于殖民地奴隶制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0)

在普通的家庭，女子的一切教育和训练，都是以培养合格的家庭主妇为指向的。18世纪有人谈到，当一个年轻人请求父亲同意他和一个自己挑选的女子结婚时，父亲不问该女子的贫富，而只关心她是否勤劳，是否熟悉一个好家庭主妇所应承担的责任。(221)那些有身份和地位的家庭，对女子则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限制。17—18世纪有一些介绍男女规范的书籍和手册，要求女子必须了解男女地位和责任的差别，同时具备许多重要的品质：优雅贤淑、贞洁自爱、温柔文静、虔诚信教和服从丈夫。在这种“性别指南”一类的书籍中，理查德·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理查德·阿勒斯特里的《男子的全部义务》和《女士的天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女士的新年礼物：给女儿的忠告》、无名氏的《女士文库》和威廉·肯里克的《妇女的全部义务：16～60岁女性指南》影响甚大，一再重印，广为流传。富兰克林曾在信中要求他的女儿萨利“反复熟读”《男子的全部义务》和《女士文库》。(222)让女子了解男子的义务，目的是明了男女差别和服从的必要性。这些读物还告诉妇女如何穿着打扮，如何准备晚餐，如何与人交际谈话，如何选择恰当的游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读物的作者均为男性；由男子来教导妇女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娱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差序的表现，更何况其中所订的种种行为规则，都是以男性的标准为出发点，并且以男性的利益为核心，而没有顾及妇女的人格尊严和权利。

这种状况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角色地位的规定。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女士的新年礼物》中写道，性别不平等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局面，女子在智性和体质上都是虚弱的，需要男性的理智来指导行动，也需要男子的力量来提供保护；而男子则需要女性的温柔来慰藉和得到快乐；如果发现丈夫不忠，妻子要佯装不知；如果丈夫是个酒鬼，她就要快乐地认为这一缺点抵消了她自己的若干不贞之处；如果丈夫脾气暴躁和缺少幽默感，她就应当尽力避免出言不慎，而且要用微笑和奉承来抚慰他；如果丈夫缺少智慧，她就要想到，“妻子通常被造就成较好的人，因为她的丈夫没有出息”。(223)这番劝导的主旨在于消除妇女的个性，要求她放弃自己的权利和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对男子的服从作为行为的准则。那个时代的人希望用这样一些原则来建立一种稳定的性别秩序。

对妇女的角色规定限制了妇女享有正当的权利，使她们不能享有应得的社会资源，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剥夺女性权益的根据。时人普遍认为女性在智性上比男性低劣，但实际上女子的智慧根本得不到开发和展现的机会。她们一般只能念完小学，所学也多限于一些实用性的知识。按照当日的理解，女孩子之所以有必要接受有限的教育，主要是因为她们成人后要做母亲，要担负教导子女的重任，懂得基本的文化知识乃是她们承担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女子最为人看重的是生养孩子的能力和嫁妆的价值，她如果不安本分，竟然热衷于读书和其他非女性所应做的事，那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和家庭的惩罚。马萨诸塞的哈钦森夫人之受到迫害，主要的指控就是她做了为上帝所不容、也不适合其性别的事情；而她的丈夫也因对妻子管教不严而受到指责。(224)1737年，有个女孩因为喜欢读小说和诗歌，结果在其父的强迫下接受了一桩不幸的婚姻。

妇女之被禁止行使基本的政治权利，可见之于一些殖民地的法律条文。妇女在法律上也没有独立的身份，虽然某些女子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拥有一定的财产，(225)但对已婚女子来说，财产和收入均受其丈夫的控制，甚至不能单独以司法手段来争取或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单身女子而言，虽然没有法律禁止她们在法庭独立出面，但很少有人做这类尝试。(226)在经济活动上，妇女也受到很多限制，只有极少数能干和大胆的妇女，因机缘巧合而成就了一番事业。有的家庭没有男性子嗣，女儿代父亲管理产业，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权力。如南卡罗来纳的伊莱扎·卢卡斯·平克尼，其父在西印度群岛做副总督，母亲卧病在床，她便担负起管理3个大种植园的工作，后来她甚至坚持由自己选择未来的丈夫。有些寡妇接手经营其亡夫留下的店铺，这种人被称作“女商人”。1733年，纽约一群“女商人”给约翰·曾格的报纸写信说，她们是一些寡妇，除照管家庭之外，还经营亡夫留下的产业，照章纳税，以某种方式支持了政府，但她们总被忽视，不像男性商人那样得到政府的邀请去参加一些娱乐性的活动。(227)这表明，女子一旦获得了经济的独立，就可能萌发追求社会平等的愿望。此外，还有的妇女打破世俗陈见，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罗得岛的萨拉·惠顿在丈夫去世后以教学谋生，后来在“大觉醒”运动的激励下，创立了北美第一个女子宗教团体。她还不顾社会压力，在黑人中开展教育活动。

普通劳动妇女婚后在家庭中充当主妇和劳动力。她们担当生儿育女、教养后代、做饭烧菜、缝补浆洗和照顾家庭的重负，终年劳碌。有的家庭的主妇还要抽空下地干活。在南部，12～13岁以上的女奴隶通常下地干活，女契约仆也要从事田间劳动。家境稍好的家庭主妇，常担负管家的职责。在南部，一个种植园的主妇所负担的工作至为烦琐艰巨，据说她们是整个殖民地责任最重和最为操劳的妇女。约翰·劳森在1714年出版的《北卡罗来纳史》中写道，那里的妇女最为勤劳，持家有方，还缝制家庭成员的衣服。(228)在西部边疆地区，妇女要分担一些男子的工作，如划独木舟、打猎和田间劳动等。东部一些土著部落（如阿尔冈奇各部落）的性别分工不同于白人社会，田间劳动由女性承担，而男子只负责打猎和捕鱼。这在白人男子看来，当然有悖常理，认为土著女子处在“奴役”状态，而男子则过于“悠闲”。反过来，在印第安人眼里，英格兰裔妇女则是“懒婆子”，他们指责白人男子“惯坏了一种很好的劳动工具”。(229)

怀孕、生产和哺乳被视为妇女的天职，而这些没有一件是轻松的事情。时人把怀孕当成一种疾病对待，相信放血可以防止流产。分娩多在家中进行，通常有接生婆从旁协助，痛苦而危险，母婴死亡率很高。婴儿多以母乳喂养，如母亲不能哺乳，便请乳汁丰富的妇女充当奶妈。上层社会的女子担心哺乳损害体型，她们仿效欧洲的风气，雇奶妈或用女奴哺育子女。在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卡特的家里，不少孩子就是吃女奴的乳汁长大的。

不过，与同一时期英国和欧洲的妇女相比，北美妇女的社会地位可能略高一些。她们在生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17世纪初，几乎和男子承担同样的劳动。在性别比例失衡的时期，女性人数少，增加了她们的社会价值。在北美那种艰苦险恶的环境中，许多事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处理和协商决定，这也给妇女在家庭中带来了一定的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北美妇女拥有财产继承权。北美的财产继承制度虽然受到母国的影响，同样存在长子继承制和限定嗣续法的痕迹，但在施行中有不小的变通。一般来说，长子只是在继承序列和份额上享有优惠，而没有遗产独占权；寡妇和其他子女也能得到部分财产。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一般都在遗嘱中给妻子留下足够的财产，使之能够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并在子女离家后生计无忧；寡妇还可以同子女一起继承地产和动产。普利茅斯当局规定，寡妇可在有生之年获得亡夫土地的三分之一。(230)弗吉尼亚哈利法克斯县本杰明·特里1771年所立遗嘱，具体反映了遗产继承的情况。根据遗嘱，特里的妻子得到四名奴隶、六头牛、全部牲猪、一床鸭绒被、一些家具、一口煎锅、两口铁锅、铁钩、全部劳动工具、一匹母马以及它所生的两匹小马；他的五个儿子各得到面积不等的土地和两名奴隶；五个女儿（包括一个两度结婚的女儿）各得到两名奴隶。(231)妇女，特别是寡妇名下的财产，使她们成为男子追逐的对象；殖民地历史上许多留名人物，就是通过同寡妇结婚而跻身于富人之列的。

虽然妇女在总体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她们那些为社会所承认的权利，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权利，普遍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她们的财产权、继承权、婚姻权、订约权和出庭作证权等，逐渐越过共同法的限制而有所扩大。女方因丈夫离家数年或与人私通，可以提出离婚上诉；丈夫不能履行责任，女子可以向政府递交陈情书。如有确切证据表明错误确在男方，法院通常倾向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1665年，普利茅斯法院受理一名男子控告其妻与他人私通生子的案件，经过调查，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而该男子一直虐待其妻，最后，经过多次审理和调解，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同时对该男子处以罚款。(232)另外，男子因殴打妻子而受到鞭笞的事例，在各地法庭的记录中也颇为常见。

3.等级格局

等级差序不仅体现在种族关系、财富分配和性别地位等方面，而且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制度、生活习俗、日常人际交往和人的观念之中。可以说，不平等是一种普遍存在而且广为接受的社会现实。

殖民地社会曾经存在一个不稳定的贵族等级。英国希望在殖民地培植一个贵族阶层，作为联系的纽带和统治的基础。弗吉尼亚建立之初，吸引了一批地位甚高的贵族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绅士；可是，未出30年，这些头面人物或走或死，从英国直接移植的贵族秩序即告瓦解。马里兰业主曾从英王那里得到授予贵族头衔的权力，不过，他从未真正行使这种权力。卡罗来纳建立时曾尝试推行贵族制，也没有成功，大致到1718年，贵族头衔就被弃置不用了。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1764年向英国政府建议，虽然北美还没有达到分封世袭贵族的程度，但可以由英王分封一些终生贵族，有助于稳定和巩固北美的政府体制。(233)殖民地有不少人白手起家，其富有的程度赶上了英国的贵族，但很少有人获得英王封赐的爵位。终殖民地时期，仅有极少的几个人享有这种荣誉，其中包括弗吉尼亚的约翰·伦道夫爵士。那些家资甚巨的人，虽然没有爵位，却极力模仿贵族派头。有个到南部旅行的人发现，那里富裕的种植园主的所思所为，都与其他国家的贵族没有差别。(234)但是，对这些居于殖民地社会顶端的人来说，所缺乏的不仅是贵族头衔，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贵族生活中心和时尚样板的宫廷。他们远离母国，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王室的邀请而参加宫廷社交。正因为他们远离宫廷，因而君主在他们心目中就显得更加神秘，更能激起他们的崇拜之情，一心以母国上流社会的风尚为效法的楷模。(235)即便那些有幸位至贵族的人，他们和母国贵族也还有另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地位不是来自家族的血统，而是凭借自己的奋斗。用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的话说，殖民地的权势人物的势力，“根植于他们处理荒野定居地的生活问题的能力之中”。(236)而且，他们也不能把地位和官职传给后代。所以，北美的上流社会没有英国那么稳定。殖民地没有世袭的贵族，这意味着在白人男性中间不存在制度化的等级差别。

尽管如此，实质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仍广泛存在于各个殖民地。早期的新英格兰社会在经济上最具平民色彩，社会分化不明显，“即便最穷的人也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生产的面包，尽管牲口并不太多”。(237)但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实现了人人平等。清教领袖最初希望使新英格兰成为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需要有两方面的保证：一是人们在信仰上有一致性，二是人人在地位上要各安其分。温斯罗普曾要求清教徒们像一个人那样联成一体，基于爱、联合和秩序而建立政府。(238)他同时又指出，“万能的上帝以其至为神圣和明智的意旨，早已对人类的状况作出了安排，在所有时代都必定有人富裕和有人贫穷，有人在权力和地位方面高贵而出名，其他人则处于卑贱和服从的位置”。(239)可见，身份和地位的差别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在殖民地这一层面，上层人士掌握大部分政治权力，清教领袖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各个村镇，居民们对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也有切身的感受，因为在村镇分配土地时，社会地位是一个重要的参数。那些财力富足、在当地具有感召力的人往往是新社区的策划者，享有优厚的土地占有权，故有“业主”之称。他们是村镇契约的签订者，可以多次参加村镇的土地分配，其子孙能够继承更多更好的土地。例如，在波士顿最初的几次土地分配中，约30户士绅家庭得到了村镇授地的一半。(240)会堂座位的安排也反映了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在马萨诸塞，会堂的座位由专门的委员会来安排，所依据的是居民的年龄、财产、荣誉和作用。有的村镇则将财产作为主要的依据，特别是到了18世纪，财产多寡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座位一旦排定，不得变动或转让，一个人如果占用不属于他的座位，可被课以很重的罚款。而且，由于人口增加和财富状况的变动，每过几年就要对座位安排作出调整，这就使座位的安排成为村镇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制度直到美国革命前后才在各村镇渐次废除。(241)这一切都时时在提示人们，村镇居民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在18世纪的哈佛学院和耶鲁学院，都盛行以家庭背景作为学生分班的主要标准。学生中也有等级之分，哈佛的新生在户外见到高年级学生，必须脱帽以示恭敬，在老生面前也不得随意谈笑。(242)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为的等级之分在新英格兰趋于淡化，因积聚财富而跻身上层社会者不乏其人。据时人记载，新英格兰到处可见“绅士的住宅”，那些大产业的所有者，在生活上与英国的“乡村绅士”没有两样。(243)

纽约社会同样等级分明。科尔登指出，纽约人可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一是拥有10万英亩以上土地的大业主，一是由农场主和工匠构成的民众主体。(244)纽约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纽约市的大商人、大律师一起，构成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特殊阶层。最有名的大土地所有者大多出自斯凯勒、德兰西、利文斯顿、比克曼、菲利普斯、劳埃德、范科特兰、史密斯、希思科特、莫里斯和范伦塞勒等家族；以工商业和法律事务闻名的大家族则有克鲁格、范霍恩、范达姆、弗洛伊德、贝亚德和沃尔顿等。这些大家族之间往往相互通婚，结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网，在利益和资源的分配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虽以崇尚平等著称，但社会的分化同样是不可扼制的趋势。教友会移民大多出身低微，有意追求一种“平常的生活”；但是，一些迅速发家的大商人和大地产所有者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成了核心角色，罗尔、诺里斯、彭伯顿、卡伦德和洛根等家族的人，在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方面享有极大的优势。在教友会内部也产生了等级差别，一些有影响的教徒被推举为监督员，负责监督普通教徒的工作、行为和纪律。在教徒每月例会之前，教内一些有地位的人召开预备会议，确定例会的议程和其他事务；知名的教徒或教士通常撇开其他教徒自行开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会事务。

南部社会具有更浓的等级色彩。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建立者都曾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式进行社会重建，使之成为一个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社会。但这种意图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原因是英国的社会上层大多不肯移居充满危险的“荒野”，使得这里未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封闭的上层；构成社会主体的是那些中下层的种植者，他们中间有少数人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上层。这里崇拜贵族的风气很盛，当个别英国贵族来访时，所到之处必刮起一股旋风。不过，南部社会的上层在各方面都更接近英国的乡绅。在弗吉尼亚，普通民众和所谓“有势力的绅士”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当地教堂的座位安排，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等级格局：富裕的绅士占有教堂最好的座位，和其他人明显隔开；圣餐桌上的座位也是按照信徒的重要性来安排的，教区委员、绅士、商人和自耕农都各有其固定的位置。在上教堂时，一般信众总是让教区的重要人物先进和早走。时人用“优雅之辈”和“普通人”来分别指地方领导和一般居民，以显示他们在地位、权利和责任方面的区别。(245)出身于木匠家庭的弗吉尼亚人德弗罗·贾勒特成年后曾回忆道：“我们习惯于把那些所谓的‘优雅之辈’看成高人一等的人，我在他们面前感到很胆怯，很自卑地保持一定的距离。”(246)在当时人看来，南卡罗来纳社会的分层也是一目了然的。1773年，乔赛亚·昆西到那里访问，不满当地居民对英国政策的态度，认为这与其社会的构成有关联，因为当地居民分成“生活奢华、气派十足的种植园主”、“贫穷的、无精打采的白人”和“卑贱的奴隶”。(247)

在社交和其他公共场合，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使用不同的头衔和称号，这使殖民地社会的等级格局进一步外在化。按照英国的惯例，贵族可以使用“勋爵”的头衔，其妻子可称作“夫人”；但是，在殖民地能够享有这种尊荣的人，显然是凤毛麟角。殖民地居民所能使用的最体面的称号是“Esquire”，放在姓名的后面，可译作“士绅”。有的学者认为，“士绅”只能用于治安法官、法官和议会上院成员，而不能因为某人富有就称他为“士绅”。实际上，这个头衔的使用并无一定之规，因时因地而异。在康涅狄格，最初只有总督和副总督才能使用这个头衔；到1701年左右，所有的殖民地官员都可称“士绅”，而下院议员通常只能用“先生”。新罕布什尔的议员无缘得到“士绅”的称号，而新泽西的议员则人人都能享有这种荣誉。有时，人们在使用这个头衔时，比较注重经济地位，而不在意家庭背景。“绅士”可用来称呼家产殷实的人。牧师可以得到“先生”或“尊敬的”的称号。“Mr. ”乃是“Master”和“Mister”的缩写，还可加在各类有产者的名字前面，有的地方甚至用来称呼一般的劳工。那些略有家资的人，可以得到“良民”一类的称呼。“自耕农”或“农场主”之类的称号，只是一种职业的标记，并没有多少社会含义。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对于他人和自己的身份无疑都比较敏感。1652年移居马里兰的罗伯特·科尔，10年后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一个小农场。他在遗嘱中从未称自己为“先生”（mister或gentleman），而是用“自耕农”（yeoman）；而在1658年以后，他在一些公共文件中偶尔也被称作“先生”。(248)在康涅狄格，一般人向议会请愿时，只能用名和姓。在许多官方文件中，出现的人名有的前面冠以“先生”，有的则只有姓名，这也是地位差异的反映。在美国革命以后，以上各种称号的地位标识意义逐渐淡化。

尊贵者的地位必须通过卑贱者来衬托。种植园主从对奴隶的役使中感到了主人的权势和威严。许多人身不自由的仆役的存在，使“自由民”获得了一种地位上的优越感。因此，对社会下层的鄙视和对权贵的尊崇是一种伴生的现象。1763年《南卡罗来纳报》上署名“菲罗波利斯”的文章中说，大城市的工匠、劳工和仆役构成民众中“没有文化的和下等的层次”，这些“普通民众”不能受伦理和宗教动机的控制，必须使用武力管制；而在人类优秀的上层中，依靠宗教、教育和好的血统就可以保持良好的秩序和尊严。(249)1765年，有位南卡罗来纳的牧师在谈到北卡罗来纳的人口素质时说，那里的人一般说来教养极差，卑贱可鄙，整个北卡罗来纳不啻是一个放荡淫乱的舞台。他觉得情况只能是如此，因为这些人都是被其他殖民地抛弃的社会渣滓。(250)

等级的意义必须借助尊敬和服从而得到体现，并通过要求人们恪守本分来加以维持。权势人物时刻不忘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1705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一行骑马而行，见有几辆马车迎面过来，便让其子命令车夫让路。其中有个车夫表示不满，称“我的血肉和你的一样好，我不让路，你们可以躲开嘛”。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几乎动起手来。随即来了一位治安法官，把车夫们抓了起来。车夫们解释说，骑马让路比赶车让路要容易一些。最终他们获得了释放。马萨诸塞另一位总督托马斯·波纳尔下楼时遇到一位绅士，此人没有认出总督，也没有脱帽致敬，波纳尔便照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把他的帽子都打掉了。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当局还试图通过服装来明确地位的差别，不允许普通人穿戴绅士的服饰。弗吉尼亚有个裁缝由于参加赛马而受到处罚，因为这是只有绅士才可以从事的运动。

4.社会流动

英属北美社会固然存在等级差别，但在白人社会内部，等级并不是人为的和固定的，不存在无法逾越的等级鸿沟。各殖民地人口迁徙十分频繁，这种横向流动可以带来经济境况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同时，白人社会具有开放性，也有利于形成活跃的纵向流动。

对殖民地居民来说，经常变换居住地点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英国和殖民地一方面防范可能造成危害的人任意流动，一方面又为合法移民敞开大门。英国法律中有处罚任意游荡的陌生人的条款，这种法律在殖民地也能找到。约翰·温斯罗普曾对要求自由流动的主张加以谴责，新英格兰的村镇一般不收留流动人员，甚至包括那些躲避印第安人袭击的难民。马里兰在1661年规定，任何人如欲离开，必须在3个月前通知当局并取得通行证。这些规定旨在防范“无业游民”的流动，合法移民则不在此限。

实际上，人口的流动在各殖民地都是普遍现象。有的学者对切萨皮克地区某些村落的居民变动情况作了研究，发现迁徙十分频繁。以马里兰的圣克莱门特庄园为例，1659—1661年居住在这里的44名成年男子中，10年后只有8人仍然留在原地；1672年在这里生活的84名男子中，只有10人是10年前本地居民的儿子或女婿。弗吉尼亚的兰开斯特县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1665年居住在拉帕汉诺克河北岸的弗里特湾和摩拉蒂科河之间的居民中，5年后有三分之一不是死去就是迁往其他地区；到1664年，有近一半的人已不再是这里的居民了。(251)迁徙的目的在于获得土地和寻求改善。当然，并不是所有迁徙的人都能获得很好的机会；但就殖民地人口流动的大趋势而言，多数人迁移到了土地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这就意味着迁徙者大多能够如愿以偿。

社会纵向流动当然不单纯是横向流动的结果。殖民地社会比母国具有更大的开放性，普通人可以获得较多的改善的机会。18世纪有法国人到英国旅行，发现只要是充满活力和富于才干的英国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较低的阶级升迁到较高的阶级；而同一时期到北美游历的英国人则感叹，殖民地居民所拥有的上升机会，远非英国人所能比拟。殖民地的普遍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发现，即便是地位很低、经济状况很差的人，也没有生计之忧，而社会的底层总有改善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1665年，曾长期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移民中间生活的英国人约翰·哈蒙德谈到，这个地区不少人在英国时家境贫寒，从事十分低贱的工作，但此时已成为大商人，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科尔登在1765年也说过，纽约的一些殷实之家，乃是从地位极低的人中间崛起的。(252)

他们的观察的确可以得到许多例证的支持。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名门望族的先祖，当初出身低微，全凭机缘和自己的努力而成家立业，过了几代便颇有家产，有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出人头地。马萨诸塞的托马斯·达格特，于1637年作为仆人随主人一起迁居塞勒姆，几年后离开主人，通过婚姻和几度迁徙，获得了很大的地产，并当选为村镇行政委员，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有个名叫亨利·施林普顿的移民，原是伦敦的一个铜匠，1639年移居波士顿，27年后去世时，已积聚近1.2万英镑财产。其子继承家业，后来成为波士顿最富有的市民。马萨诸塞的贝尔彻家族为巨商大贾，其中乔纳森·贝尔彻做过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及新泽西的王家总督，参与创办了新泽西学院，但这个家族的先祖当年不过是坎布里奇的一个小旅店主。托马斯·汉考克起初学做书商，1764年去世时把10万英镑财产留给了他的侄子约翰·汉考克，此人后来成为走私大王，也是独立战争时期马萨诸塞的主要领导人。《独立宣言》起草小组的成员罗杰·谢尔曼，当年做过鞋铺学徒。

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也是许多著名人物的发迹地。利文斯顿家族的发家人罗伯特，本是苏格兰一个穷牧师的儿子，1673年来到纽约，在一个边疆小镇做职员，21年后竟挣得一份16万英亩的产业。刘易斯·莫里斯的父亲原是英国内战时的一名下级军官。斯蒂芬·德兰西1686年作为胡格诺教徒来北美避难，全家的财产不过300英镑。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的将军约翰·拉姆，其父原是伦敦的一个窃贼，1724年被处绞刑，后改为发配海外做契约仆。诺里斯家族的先祖艾萨克1691年抵达费城时，口袋里不过100英镑左右，不到25年后，他就成了宾夕法尼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独立宣言》的签字人乔治·泰勒，1736年以契约仆身份从爱尔兰来到北美，开始时在宾夕法尼亚一家炼铁厂谋生，不久与人合伙经营炼铁，很快就发家致富。至于富兰克林的发迹史，更是尽人皆知的传奇事例。

南部也有许多白手起家的故事。弗吉尼亚最初移民中的名门望族留下来的很少，后来那些上层社会的成员，大多是凭借苦心经营而发迹的。(253)他们中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照样成为巨富。田连阡陌、位高权重的亚伯拉罕·伍德，初到北美时仅是一个种植园的仆役。约翰·卡特移居弗吉尼亚时囊中羞涩，但后来他的儿子罗伯特却被时人称为“卡特王”，死前已拥有30万英亩土地、700名奴隶以及2000头牲口。到1787年，他的14个孙子和曾孙都在当地100名最富有者之列。在马里兰众多的中小农场主中，有少数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崛起为大种植园主。大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丹尼尔·杜拉尼（1685—1753），1703年由爱尔兰来到北美时，乃是一个18岁的契约仆。他在服役期满后只用了10年，就成了县法院一名知名律师。同时，他先后与几个富裕人家的女子结婚，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财富。他凭借做律师的报酬，购买了若干个小种植园，到1720年，他已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大种植园主。乔纳森·鲍彻1759年新来作牧师时一文莫名，到1772年就积累了3500英镑财产，外加他作为牧师的收入。南卡罗来纳的马尼高尔特、奥尔斯顿和劳伦斯等家族的兴起，所走过的也是一条相似的道路。托马斯·埃尔夫曾是查尔斯顿一个技术熟练的工匠，他用做工积攒的钱购买土地，在1775年去世时留下了一座种植园和城里的3处产业，个人财产达到17176英镑12先令8便士，可算是相当富有的人。(254)

因此，北美被描绘为“希望之乡”，是各色人物寻找机会、追求理想的好地方。1772年，苏格兰移民詹姆斯·艾尔德尔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谈到，如果在英格兰，他就会继续停留在依附和不稳定的处境，而在北美他拥有独立的收入，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因此，一个年轻的国度是适合没有财产的年轻人的地方，一个人无论开头多么没有前途和多么不顺利，只要坚持不懈，到头来总能获得成功。(255)当然，全凭个人之力而步步高升的人，可能为数不多。许多人的发迹都有各种机缘和因素起作用，适当的婚姻，权贵的提携，都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富兰克林的成功，就离不开达官富贾的扶持。

社会流动的程度无疑存在地区性差异。一般说来，边疆地区的社会流动比开发较早的东部要更加活跃。以弗吉尼亚的卢嫩堡县为例，在边疆时期，当地居民的经济境况和社会地位变化很快，1764—1782年间，这里的土地所有者翻了一番；在1764年尚无土地的150人，至少有四分之三到1782年时已成了土地所有者；在原来就拥有土地的人中，地位的升降也十分明显，有些人的名字从后来的税册上消失了，有些人的土地面积则有所增加；在1764年的所有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到1782年仍保持原来的地位，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地位下降，三分之一的人地位上升。与卢嫩堡县形成对照的是里士满县。这是弗吉尼亚一个开发较早的地区，在1765—1782年间，居民的社会地位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动，拥有土地的家庭和他们各自拥有土地的数量，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兰开斯特县的情形和里士满相近。康涅狄格的戈申在18世纪中期是一个边疆村镇，当时贫困人口较多，到1771年，仍留在这里的无地居民中，有71%的人获得了土地，这时村镇里的穷人大多是从别的村镇迁徙而来的新住户。(256)当这些社区走出边疆时代而趋于稳定后，好地已经有主，地价居高不下，人们地位上升的余地就不大了，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的程度大大降低。

城市的发展机会往往多于乡村。一个技艺熟练的劳工，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小作坊的老板。据对费城1769年税册上所列的100名工匠的追踪研究，在可以确认的人中，有45%的人在1774年获得了财产。波士顿一批工匠的升迁情况与此大体相似。城市商人的变化也是如此。在美国革命前纽约的商人中，约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人是白手起家的。南方农业地区靠自身努力而致富的人，较之城市要少得多，这种人在弗吉尼亚仅占10%，而在费城则有三分之一。(257)

【注释】

(1)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2)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3)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4)韦尔斯：《1776年以前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第111页。

(5)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02页。

(6)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19页。

(7)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9页。

(8)根据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Z系列1～19”有关数据计算。

(9)根据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Z系列1～19”有关数据计算。

(10)根据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Z系列1～19”有关数据计算。

(11)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9页。

(12)富兰克林：《论人类人口增加和各国居民分布》，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52～253页。

(13)富兰克林：《论人类人口增加和各国居民分布》，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52页。

(14)奥卡拉汉编：《纽约州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517页。

(15)福格尔曼：《从奴隶、犯人和仆役到自由旅客》，《美国历史杂志》，第85卷第1期，第44页，表1、表2。

(16)伯纳德·贝林：《渡海西去的人：革命前夕美洲的一次人口定居》，纽约：同时代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24～25、26页。

(17)吉姆·波特：《人口发展和家庭结构》，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135页。

(18)理查德·邓恩：《仆役和奴隶：劳动力的招募与雇用问题》，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165页。

(19)菲利普·柯廷：《大西洋奴隶贸易：人数统计》，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页。

(20)殖民地时期的移民人数缺乏系统而可靠的统计数据，本书所引数字乃是由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做出的估算，因而前后容或有所出入。关于欧美学者就18世纪移民所作各种估算的评介，参见阿伦·福格尔曼：《关于1700—1775年进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移民人数的新估算》，《跨学科历史杂志》，第22卷第4期（1992年春季），第691～709页。

(21)转引自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第1卷，第57页。

(22)转引自佩里·米勒：《新英格兰精神》，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53年版，第37页。

(23)转引自巴克等：《北美殖民地》，第312页。

(24)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95页。

(25)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代》，第1卷，第57页。

(26)富兰克林：《论人类人口增加和各国居民分布》，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52页。

(27)格雷文：《四代人》，第23～24、183、201页。

(28)约翰·迪莫斯：《一个小共同体：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生活》，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92页，附表1。

(29)格雷文：《四代人》，第30页。

(30)约翰·沃特斯：《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家庭、继承和迁徙：来自康涅狄格吉尔福德的证据》，《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9卷第1期（1982年1月），第64页。

(31)鲁思·B·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美国妇女历史文献集》，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32)参见苏珊·克莱普：《特拉华河流域地区早期的避孕和堕胎技术》，见朱迪思·麦高编：《美国早期的技术：殖民地时期到1850年人们制造和做事的方式》，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113页。

(33)韦尔斯：《1776年以前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第83、116、152页。

(34)格雷文：《四代人》，第25、26、191页。该书作者认为，安多弗在这方面的情况不仅好于欧洲，也胜过北美某些开发较早的地区。

(35)最近几十年，美国学术界通常把通过奴隶贸易而进入北美的非洲裔奴隶同样称作“移民”，可能是为了消除移民史中的种族主义态度，以显示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平等立场。实际上，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神话”。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非洲裔奴隶是通过“拐卖人口”这种非人道、不道德的方式输入北美的，他们在当时的身份绝对不是“移民”，贩运和购买奴隶的人，也没有把他们当作“移民”对待；就价值取向而言，把非洲裔奴隶纳入“移民”的范畴，淡化甚至抹去了奴隶贸易的血腥和残暴，似乎非洲人是像欧洲人一样迁徙的“移民”。至于“强制性非洲移民”这样的提法，也带有某种非历史的意味。从英国输入北美的犯人，属于“强制移民”的范畴，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人”；而非洲人是被当作“货物”贩卖到北美的。鉴于以上考虑，本书采用“奴隶贸易”这种历史词汇来描述非洲人进入北美的过程。

(36)福格尔：《既未经同意也没有契约》，第123页。

(37)摩根：《奴隶对比法》，第3～4页。但到17世纪末，随着新来黑人的增多，切萨皮克地区非洲裔人口中的性别平衡被打破，种植园奴隶中男性再度大大超过女性。

(38)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57页。

(39)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85页。

(40)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71、72页。

(41)参见詹姆斯·霍恩、菲利普·D·摩根：《定居者和奴隶：现代早期英属美洲的欧洲和非洲移民》，表1.2，见曼克等编：《不列颠大西洋世界的创建》，第24页。

(42)理查德·邓恩：《仆役和奴隶：劳动力的招募与雇用问题》，见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第165页。

(43)摩根：《奴隶对比法》，第59、84页。

(44)大西洋奴隶贸易兴盛于1451—1810年，这一时期输入美洲的黑人奴隶，在输入奴隶总数中占到75%以上。但美国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见福格尔：《既未经同意也没有契约》，第18～19页。

(45)詹宁斯：《对美洲的入侵》，第26、27页。

(46)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37页。

(47)詹宁斯：《对美洲的入侵》，第30页。

(48)《理查德·弗雷桑致其父母》（1623年），见约翰·迪莫斯编：《显著的神意：早期美国历史读物》，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1页。

(49)《[？]·庞德致其父母》（1630年），见迪莫斯编：《显著的神意》，第51～53页。

(50)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6～7页。

(51)沙玛斯：《世纪之交弗吉尼亚的英国出生和土生的精英》，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80页。

(52)事情当然不是绝对的，移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大多能很快把“新大陆”当成自己的家园。如罗杰·克拉普在1630年到达多切斯特后便表示，“我不记得自己曾对来到这个地方感到后悔，也不记得曾想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见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5页。

(53)米勒：《新英格兰精神》，第6页。

(54)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第26～30、45～54、55～81页。

(55)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8页。

(56)沙玛斯：《世纪之交弗吉尼亚的英国出生和土生的精英》，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86页。

(57)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61页。

(58)格林：《对幸福的追求》，第26～27、171页。

(59)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和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43～244页。

(60)“半路规约”这个名称在当时并不存在。在18世纪，一些反对这一文件的人用这个名称来嘲笑坎布里奇宗教会议降低了教会的标准。历史学家借用它来指17世纪60年代清教发生的变化。

(61)埃德蒙·摩根：《现世圣徒：清教一个观念的历史》，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132页。

(62)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30页。

(63)米勒：《新英格兰精神》，第4页。

(64)贝林：《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第123页。

(65)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198页。

(66)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199页。

(67)参见卡尔等：《罗伯特·科尔的世界》，第157页。

(68)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2、39页。

(69)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100页。

(70)戴维·乔丹：《马里兰的政治稳定和土生精英的出现》，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51页。

(71)洛夫乔伊：《北美的光荣革命》，第37～40页。

(72)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46、102页。

(73)强制迁徙到北美各殖民地的非洲裔黑人，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且他们的本土化对于北美社会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奴隶制的章节中对此有所涉及。

(74)《佐治亚特许状》，见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2卷，第756～777页。

(75)肯尼思·科尔曼：《佐治亚殖民地史》，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之子公司1976年版，第26～27页。

(76)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93页。

(77)道格拉斯·琼斯：《村落和港口：18世纪马萨诸塞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78)约瑟夫·伍德：《新英格兰早期的村落和社会》，见罗伯特·圣乔治编：《1600—1800年美国的物质生活》，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7页。

(79)参见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126页；卡文纳编：《关于北美殖民地建立的历史文献》，第1卷，第409页。

(80)格雷文：《四代人》，第176页。

(81)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93、18页。

(82)琼斯：《村落和港口》，第116页。

(83)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88页。

(84)罗伯特·惠勒：《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的县法院》，见丹尼尔斯编：《村镇和县》，第112页。

(85)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美国》，第160页。

(86)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52页。

(87)理查德·比曼：《一个南部偏远之乡的变化：关于1746—1832年弗吉尼亚卢嫩堡县的个案研究》，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

(88)布里登博：《神话与现实》，第168页。

(89)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08页。

(90)转引自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09页。

(91)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88页。

(92)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1168页。

(93)贝林：《渡海西去的人》，第10、12、14、15、19页。

(94)威廉·罗伯逊：《关于在弗吉尼亚获得和登记土地的方式……的说明》，《威廉-玛丽季刊》，第2系列，第3卷第2期（1923年4月），第140、141页。

(95)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8页。

(96)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9～10页。

(97)比曼：《一个南部偏远之乡的变化》，第64页。

(98)转引自克尔比·米勒：《移民和流放者：爱尔兰和爱尔兰人向北美的出走》，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

(99)小蒂尔森：《绅士和百姓》，第10页。

(100)佚名：《美洲农耕》，第200～201页。

(101)参见克莱因：《整饬边远地区》，《威廉-玛丽季刊》，第38卷第4期，第661～680页。

(102)卡尔·布里登博：《荒野中的城市：美国城市生活的第一个世纪》，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60年版，第143、303页；卡尔·布里登博：《造反的城市：1743—1776年美国的城市生活》，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68年版，第5、216页；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178页。

(103)安德鲁·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伦敦1798年第2版，第102页。

(104)参见琼斯：《村落和港口》，第55～69、104页。

(105)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50页；布里登博：《荒野中的城市》，第144页。

(106)布里登博：《造反的城市》，第217页。

(107)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33页。

(108)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59页。

(109)布里登博：《造反的城市》，第42页。

(110)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81页。

(111)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59页。

(112)卡尔·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旅行记》，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8页。

(113)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88页。

(114)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88页；罗杰斯：《帝国与自由》，第11页；《富兰克林致威廉·雪莉总督》（1754年12月22日），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378页。

(115)纳撒尼尔·埃姆斯：《关于北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1757年），见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380页。

(116)索普编：《美国联邦和各州宪法、殖民地特许状和其他基本法汇编》，第1卷，第83～86页。

(117)参见沃德：《“不联合即灭亡”》，第16页。

(118)罗杰斯：《帝国与自由》，第17、18、19、20页。

(119)参见詹姆斯·凯特勒：《美利坚公民资格的发展1608—1870》，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8～112页。

(120)赫伯特·奥斯古德：《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第2卷，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1958年重印本，第528～529页。

(121)库利科夫：《从不列颠农民到美洲殖民地农场主》，第192～194页。

(122)在1700—1775年间，从英格兰和威尔士迁入13个殖民地的移民只有7.31万人，而同期来自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移民达到14.39万人。参见霍恩：《不列颠大移民：1680—1815年迁出英国的移民》，表2.2，见马歇尔主编：《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第32页。

(123)福格尔曼：《关于1700—1775年进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移民人数的新估算》，《跨学科历史杂志》，第22卷第4期，第698～699、701页。

(124)A. G. 罗伯：《“我们中间所有非英格兰的东西的渊源”：英属美洲殖民地讲荷兰语和讲德语的人们》，见伯纳德·贝林等编：《领地上的陌生人：第一英帝国的文化边缘带》，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125)埃里克·理查兹：《苏格兰和对大西洋帝国的利用》，见贝林等编：《领地上的陌生人》，第68页。

(126)福格尔曼：《关于1700—1775年进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移民人数的新估算》，《跨学科历史杂志》，第22卷第4期，第698页。

(127)参见马尔德文·琼斯：《英属美洲的苏爱人》，见贝林等编：《领地上的陌生人》，第284～313页。

(128)米勒：《移民和流放者》，137、144页。

(129)参见霍恩：《不列颠大移民：1680—1815年迁出英国的移民》，表2.2，见马歇尔主编：《牛津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第32页。

(130)到1760年，新英格兰居民中有30%属于外来人口，非洲裔、苏格兰裔、苏爱人和爱尔兰裔在马萨诸塞占15%，在康涅狄格占25%，在罗得岛更占到35%。见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10页。

(131)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第118页。

(132)罗伯：《英属美洲殖民地讲荷兰语和讲德语的人们》，见贝林等编：《领地上的陌生人》，第221页。

(133)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9页。

(134)乔伊斯·古德菲尔德：《先于熔锅：纽约市殖民地时期的社会与文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135)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150页。

(136)转引自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第119页。

(137)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20页。

(138)布思：《愤怒的种子》，第254页。

(139)乔丹：《白高于黑》，第102页。

(140)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第23页。

(141)比曼：《一个南部偏远之乡的变化》，第23页。

(142)托马斯·沃滕贝克：《殖民地文化的黄金时代》，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5页。

(143)斯蒂法妮·沃尔夫：《带连字符的美利坚：一种18世纪德意志-美利坚文化的缔造》，见弗兰克·特朗勒等编：《美洲与德意志人（第1卷）：移民、语言和族裔性》，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144)参见古德菲尔德：《先于熔锅》，第190～199页。

(145)帕特里夏·博诺米：《在天堂的穹顶下》，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146)桑福德·科布：《美国宗教自由兴起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02年版，第80～81页；埃瓦茨·格林：《宗教与国家：一种美国传统的塑造和检验》，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33～34页。

(147)科布：《美国宗教自由兴起史》，第84～85页；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1卷，第533页。

(148)《康涅狄格死刑法》（1642年12月），见卢茨编：《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撰写的政治基础文献》，第195页。

(149)在新英格兰的巫觋事件中，以塞勒姆巫觋审判最为著名。1692年，马萨诸塞的塞勒姆村有几个女孩控告一些人是与魔鬼相勾结的巫觋，由此引起了一场牵连很广的巫觋迫害运动，席卷马萨诸塞东部地区。在被控的165人中，有20人被当作巫觋处死，许多人被迫承认对他们的指控，甚至总督夫人也未能摆脱干系。这种近于疯狂的巫觋迫害，是许多因素促成的，如民众对巫术的相信，欧洲迫害巫觋的传统，地方家族之间的仇怨，以及居民对不利处境的不满，等等。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反映了清教的褊狭和脆弱。

(150)据克雷明《美国的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第492～493页有关图表整理。

(151)威廉·斯威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宗教》，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之子公司1949年版，第163页。

(152)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85页。

(153)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132～133页。

(154)韦尔：《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210页。

(155)布朗编：《马里兰档案》，第40页；博诺米：《在天堂的穹顶下》，第22页。

(156)斯威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宗教》，第36页。

(157)转引自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22页。

(158)艾伦·海默特：《宗教与美利坚人的思想：从大觉醒到美国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159)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23页。

(160)关于“中间地带”的阐述，参见理查德·怀特：《中间地带：在大湖区活动的印第安人、各个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ix-xvi、50～93页。虽然该书讨论的是大湖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但“中间地带”的概念大体上也可用于描述早期北美其他地区的情况。

(161)里克特：《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第174～175页。

(162)沃尔特·皮尔金顿编：《塞缪尔·柯克兰日记》，纽约州克林顿：汉密尔顿学院1980年版，第315页。

(163)转引自詹姆斯·梅里尔：《“我们家园的习惯”：北美早期的印第安人和殖民地居民》，见贝林等编：《领地上的陌生人》，第134页。

(164)里克特：《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第53～59页。

(165)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52页。

(166)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117页。

(167)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4、6页。

(168)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55页。

(169)转引自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62～163页。

(170)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179页。

(171)詹姆斯·阿克斯特尔：《从内部入侵：北美殖民地各种文化的较量》，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172)阿克斯特尔：《超越1492年》，第117页。

(173)卡洛威：《大家的新世界》，第76页。

(174)邓恩等编：《约翰·温斯罗普日志（1630—1649）》，第246页。文中提到的“Hobbamock”（又作“Hobomok”或“Abbamocho”），乃是当年常驻普利茅斯白人定居点的一个当地部落代表的名字，后来在新英格兰地区被某些印第安人妖魔化，变成了一个邪恶之神的代称。参见弗兰克·舒费尔顿：《印第安人魔鬼与清教徒始祖移民：斯匡托、霍波莫克与英国人对印第安人宗教的认知》，《新英格兰季刊》，第49卷第1期（1976年3月），第108～116页。

(175)里克特：《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第53页。

(176)“种族主义”这个词直到1936年才在美国使用，但它所指的种族意识和种族偏见，却已有很漫长的历史。参见戴维斯：《非人的奴役》，第48页。

(177)阿克斯特尔：《超越1492年》，第52～53、101～102页。

(178)乔丹：《白高于黑》，第11页。

(179)17—18世纪英裔居民对印第安人肤色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参见沃恩：《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第3～33页。

(180)《塞缪尔·休厄尔日记》（1701年1月1日），见艾伦·海默特等编：《清教徒在美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81)戴维斯：《非人的奴役》，第131～132页。

(182)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0、398～412页。但福格尔和恩格曼认为，白人男子对黑人女性奴隶的“性剥削”，并不像通常所说那样经常和普遍；当奴隶主和监工寻求性满足时，更倾向于以白人女子为对象。见福格尔等：《磨难时代》，第130～135页。

(183)弗吉尼亚1670年的一项法令有此规定。见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2卷，第281页。

(184)沃恩：《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第12页。

(185)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72页。

(186)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387页。

(187)小萨金特·布什编：《赖特女士日记》，见威廉·安德鲁斯编：《新世界之旅：早期美国妇女纪事》，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00、104～105页。

(188)摩根：《奴隶对比法》，第272页。

(189)沃恩：《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源》，第5页。

(190)加里·纳什编：《美国早期的阶级与社会》，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70年版，第23页；格林编：《从定居地到社会1584—1763》，第299～300页。

(191)布朗等：《1705—1786年的弗吉尼亚》，第32～33页。

(192)阿瑟·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28～529页。

(193)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29页。

(194)纳什：《城市熔炉》，第13～18页。

(195)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71页。

(196)艾伦：《采用英格兰方式》，第134页。这些数据是根据有限的样本计算出来的，并不一定全面和准确。

(197)凯：《1766—1776年北卡罗来纳的自订约章者运动》，见扬编：《美国革命》，第109页。

(198)詹姆斯·莱蒙、加里·纳什：《美国18世纪的财产分布：宾夕法尼亚切斯特县一个世纪的变化》，见纳什编：《美国早期的阶级和社会》，第177页。

(199)加里·纳什：《社会变迁与革命前城市激进主义的兴起》，见扬编：《美国革命》，8页。

(200)纳什：《社会变迁与革命前城市激进主义的兴起》，见扬编：《美国革命》，第7页。

(201)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42页。与此相对照，1929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为64%。

(202)杰克逊·特纳·梅因：《康涅狄格殖民地时期的财产分布》，见詹姆斯·马丁编：《建国中人的因素：北美殖民地和革命时期论文集》，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1976年版，第59页。

(203)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12～113、161、272页。梅因在同一著作中又说，中层在白人中达到70%。他还把中层有分为上、中、下三等，在白人中分别占10%、40%和20%。见该书第273页。

(204)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162页。

(205)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第132页。

(206)转引自布朗：《1689—1780年马萨诸塞的中等阶级民主和革命》，第10页。

(207)转引自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106页。

(208)转引自布朗：《1689—1780年马萨诸塞的中等阶级民主和革命》，第9页。

(209)转引自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112页。

(210)佚名：《美洲农耕》，第53、67～68、131页。

(211)转引自厄恩斯特：《“思想意识”和关于革命的经济解释》，见扬编：《美国革命》，第181页。

(212)摩根：《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第339页。

(213)《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4卷，第1060页。

(214)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41、156～157页。

(215)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56页。

(216)米切尔等编：《宾夕法尼亚法规大全》，第3卷，第222～223、224～225页。

(217)米切尔等编：《宾夕法尼亚法规大全》，第4卷，第266～268页。

(218)参见卡尔霍恩：《美国家庭社会史》，第84页。

(219)转引自埃德蒙·摩根：《清教家庭：17世纪新英格兰的宗教和家庭关系》，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44年版，第29页。

(220)布朗：《有用的主妇、下贱的婆娘和焦虑的家长》，重点参见第1～9页。

(221)卡尔霍恩：《美国家庭社会史》，第202页。

(222)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31页。

(223)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28～130页；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31页。

(224)海默特等编：《清教徒在美洲》，第156页；摩根：《清教家庭》，第44页。

(225)参见劳瑞尔·撒切尔·乌尔里克：《汉纳·巴纳德的衣橱：18世纪新英格兰的女性财产和身份》，见霍夫曼等编：《透过一片幽暗的玻璃》，第273页。

(226)玛丽·贝思·诺顿：《已结婚的或将要结婚的：早期美国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见佩斯塔纳等编：《早期美国的不平等》，第25～40页。

(227)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11～112页。

(228)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06页。

(229)玛丽·贝思·诺顿：《创建之母与创建之父：性别产生的权力与美利坚社会的形成》，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弗公司1996年版，第5页。

(230)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3页。

(231)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12页。

(232)海伦娜·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美国早期的家庭和社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233)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北美和母国争端的历史》，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10卷本），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850—1856年版，第4卷，第27页。

(234)参见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一幅社会图景》，第165页。

(235)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15～16页。

(236)伯纳德·贝林：《弗吉尼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见史密斯编：《17世纪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14页。

(237)转引自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5页。

(238)参见布什曼：《从清教徒到扬基佬》，第4页。

(239)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27页。

(240)拉特曼：《温斯罗普的波士顿》，第87页。

(241)罗伯特·丁金：《马萨诸塞早期会堂的座位安排》，见圣乔治编：《1600—1800年美国的物质生活》，第407～416页。

(242)阿克斯特尔：《山颠上的学校》，第228页。

(243)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27页。

(244)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26页。

(245)小蒂尔森：《绅士和百姓》，第18页。

(246)转引自约翰·米勒：《最初的边疆：北美殖民地生活史》，纽约：德尔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111页。

(247)乔赛亚·昆西：《小乔赛亚·昆西南行日志》，《马萨诸塞历史协会学报》，第XLIX卷（1915年10月—1916年6月），第454页。

(248)卡尔等：《罗伯特·科尔的世界》，第28～29页。

(249)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31页。

(250)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76页。

(251)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48页。

(252)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35～536页。

(253)据有的学者研究，切萨皮克地区在最初的20～30年间，贫困的人改善其处境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较大，而此后社会差距拉大，而且趋于固定化。参见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428页。

(254)关于以上各个人物的发迹史，参见布林：《清教徒和冒险者》，第60页；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36～538页；博诺米：《有派性的人民》，第8页；布里登博：《神话与现实》，第68～69页。

(255)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67页。

(256)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70、174、179、176页。

(257)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85～186、189、192页。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场景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英属北美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统一世界，而存在着若干个界线分明而交错穿插的世界。就种族和族裔而言，欧洲人，印第安人，非洲裔黑人，甚至欧洲人中各个非英格兰裔，都有各自生活的天地；在地域的层面，新英格兰、中部、南部和边远内地的居民，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居住地来看，乡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在这些不同的世界中，社会生活所呈现的场景自然是迥然有别的。换言之，北美居民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生活方式，而是拥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相互联系，并且彼此渗透。正是这些在生活方式上差别纷繁的居民，最终在北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一、家庭生活

在清教殖民地，家庭有“小教会”和“小共同体”之称，被视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基石。(1)稳定的婚姻关系和有序的家庭生活，两者都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同时，婚姻关系和家庭也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基本格局。在现代早期的英语世界，存在着一整套关于家庭的政治理论，其要点是，家庭的运行离不开等级秩序，丈夫或父亲或主人乃是家庭活动的主持者，妻子对丈夫的服从是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基础。(2)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理论成为确立家庭模式的准则。在殖民地寻求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婚姻和家庭的意义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1.婚姻与夫妻关系

关于殖民地的婚姻问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由于对劳动力有着十分急迫的需求，因而殖民地居民的初婚年龄一般低于欧洲人，十几岁就结婚的人比比皆是。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依据，但多少有些笼统。据有的英国学者估计，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代的英国女子初婚年龄一般为24岁，而男子则为28岁。(3)在英属北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在初婚年龄上也有所不同。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14名第一代移民女子的初婚年龄为19岁，81名第二代女性的初婚年龄为22.3岁。(4)普利茅斯妇女初婚的平均年龄，在1650—1675年间为21.3岁，在1675—1700年间为22.3岁。在1640—1690年间，马萨诸塞的戴德姆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2.5岁。(5)这和英国的情况略有差别。在上南部，本地出生的女子的初婚年龄大多在15～20岁之间，比第一代移民女子要早6～10年。威廉·伯德的长女23岁尚未结婚，他把她叫做“古董处女”。在北卡罗来纳，有的女子在13、14岁就结婚；一个女子如果20岁还未出嫁，就会被看成是“蔫了”的老处女，成为无足重轻的人。(6)显然，南部女子的初婚年龄大大低于同期的英国女子。

对初婚年龄发生影响的因素不止一端，而经济状况、特别是土地占有状况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7世纪，各殖民地男女的初婚年龄都较小。在弗吉尼亚潮汐地带，男子的初婚年龄在23～24岁。到18世纪，男子的初婚年龄不断提高，一般在25岁左右，有的迟至30岁。导致这个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取得土地的机会不断减少。男子结婚意味着自立，如果没有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只能推迟结婚。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历书》中有句谚语说，“在有房子（和炉火）安顿妻子之前，千万不要结婚”；(7)就北美的情况而言，如果将“房子”换成“土地”，也许更为恰当。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有个叫约瑟夫·阿博特的男子直到45岁才结婚，他的几个兄弟结婚时也都到了28～30岁。当地一个名叫亨利·霍尔特的人有8个儿子，其中4人在婚后等了7～17年才有自己的土地。(8)在马萨诸塞的港口村镇贝弗利，富裕之家男子所娶的妻子结婚时大多很年轻，一般刚刚二十出头；而另一村镇的底层女子，初婚时的年龄则明显偏大，因为她们中有人须先做一段时间的女佣才能出嫁。(9)

婚姻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同时也与爱情相关联。在17—18世纪，殖民地居民如何对待爱情和婚姻，可从一些零星的记载窥得一斑。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青年男女在结婚以前应有一个追求的过程，只不过父母或其他长辈可以对他们的“恋爱”活动进行监督。南部种植园的青年男女，往往通过烧烤聚会和舞会等社交场合结识异性伴侣。在确定婚姻的意向时，对方的吸引力、相互爱慕的程度以及其他实际考虑，都会发生作用。18世纪中期有人写道，“相互的爱慕和尊敬”乃是“婚姻幸福的最好黏合剂”。(10)男子似乎更注重女子的容貌。罗伯特·卡特的儿子鲍勃是个花花公子，他罗列了一份当地年轻女子的名单，对其妍媸逐一加以评点。(11)男女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成为追求的主动者。科顿·马瑟在日记中记载，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20岁女子拼命追求他，以致他感到十分为难。(12)从现存的一些求爱信中，可以约略看出当时年轻人在恋爱时的心态。在独立战争中一度叱咤风云、后来当了叛徒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年轻时给他的恋人写信表白道：

有20次我拿起笔给你写信，但我那颤抖的手总是不听我心的指挥……亲爱的女士，你的魅力已经在我的胸膛点亮了一堆火，永远也不会熄灭；你那圣洁的形象深深印在我心中，难以磨灭……我的幸福取决于你一个人，难道你要使我在绝望中饱受折磨吗？难道我无法指望这份最真诚、最热烈、最无私的感情得到回报吗？对这个愿为你的幸福而死的男人，你温柔的心中就没有一点怜悯吗？……(13)

这种情书的行文措辞带有古典风格，感情炽热，情调浪漫。

热恋的情人难免作出越轨之事，而婚前性行为在当时却是一个关涉道德和风化的严重问题。在16、17世纪的英国，正式订婚的男女发生性关系，虽然不见容于教会和政府，但为民间风俗和习惯所默认，因而未婚先孕属于常见现象。据研究，当时英国有10%～30%的女子在结婚时已经怀孕。(14)北美各地的婚前性行为同样普遍。在有的教堂的忏悔记录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婚前性行为的坦白。从教会的处罚记录来看，马萨诸塞的婚前性行为屡见不鲜。在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尔，1740—1760年间结婚的妇女中，有一半人在婚后8个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在马萨诸塞的欣厄姆，婚前怀孕的比例由1700年的10%上升到1750年的30%。(15)新英格兰还流行一种叫做“和衣同床”风俗，未婚的情侣在晚上可以不脱衣服而睡在一起。(16)这种习俗最初在下层居民中间流行，后来出现于各阶层。情侣和衣同床，不免引出未婚先孕的问题。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写道：

可是，老天！和衣同床真是个巫婆，

那个男人心中燃起欲火，

无耻之徒就受到了诱惑，

他的那个她于是就怀上了私生货。(17)

因此，这种风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在“大觉醒”运动期间，牧师们更是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在切萨皮克地区，性别比例长期失衡，而大量女性契约仆在服役期间又不得结婚，因而未婚先孕和野合生子的现象，远比英国及其他殖民地突出。在马里兰的萨默塞特县，17世纪下半叶移民女子先怀孕后结婚的比例高达36.8%，私生子的比例比同期的英国高2～3倍。(18)这种现象也受到了社会的谴责，女子一方更易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地方政府的记录中，女子因生下私生子而遭鞭打的事例不胜枚举。特拉华一个法院在处罚未婚生育的女子时毫不留情，宣称不想使人认为这里乃是“荡妇的庇护所”。(19)

虽然包办婚姻不是常态，但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不能证明得到父母认可而结婚的人，往往会受到当局的处罚。子女如果违背父母的意愿而结婚，就有可能失去本来应当得到的财产份额。1670年，弗吉尼亚有法令规定，未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不得领取结婚证明。(20)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有权迫使子女接受他们所不愿意的婚姻。在马萨诸塞，父母不能强迫年轻人违背自己意愿而结婚，否则子女可以向当局申诉。(21)1664年，马萨诸塞的伊普斯维奇有个人不准其女嫁给一个男子，该男子向法院起诉，最终如愿以偿地娶到了自己中意的新娘。在南部，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不及北部，因为人的寿命普遍偏短，未及子女达到成婚年龄，许多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仆役的婚姻必须得到主人的批准，否则就是非法。1643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法令，禁止仆人之间“秘密结婚”。在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为秘密结婚的仆役举行婚礼的牧师，要被处以罚款；其他从旁协助的人，也会受到查究。

在英国，一桩婚姻大体要经过订婚、公布婚约、执行婚约、教堂婚礼、婚礼庆典和圆房等步骤，而各地的风俗略有不同。殖民地英裔居民的婚俗源自英国，但其间有不少变化。在切萨皮克地区，订婚和圆房之间通常没有太多的中间环节。婚姻的合法性来自在教堂举行的婚礼，凡经过这种仪式的婚姻，就得到法律的保护。弗吉尼亚1662年有一项法令规定，凡未经牧师主持的婚姻就是秘密婚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其子女也被视为私生子，男女双方都要受到处罚。(22)但是，由于缺少可以主持婚姻的教士，许多人就按习惯方式自行举办结婚仪式，如折断一种银器以表示他们已结为夫妇，或者在治安法官主持下完婚。在有些地方，结婚往往无须正式的证明，一对男女如自己声称已经结婚，并且得到了邻里的承认，便是合法的婚姻。特拉华河谷地区的教友会居民，把婚姻视为一种“爱的协议”，而这种“爱”并非男女之间的情爱，而是信徒之间的一种宗教情感。因此，与非教友会信徒之间的婚姻是受到禁止的。一桩标准的教友会信徒的婚姻，从订婚到新家的建立，通常要经过不少于16个步骤；虽然结婚仪式相当简朴，但仪式的前后却有许多复杂的社会性礼节和程序。(23)

在殖民地时代早期，婚姻关系是相当脆弱的，在南部尤其如此。由于死亡率甚高，很少有夫妻能够白头偕老。持续时间很短，这曾是切萨皮克地区早期居民婚姻生活的最大特点。在马里兰的某县，一半的婚姻仅持续7年便有一方死去；而同期英国婚姻平均持续时间为17～20年。(24)鳏夫和寡妇的再婚，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一生结婚多达6～7次者，也并不罕见。在切萨皮克地区，男子早亡的比例很高，以致寡妇多于鳏夫；据估计，再婚的寡妇和再婚的鳏夫之比为3∶1。(25)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通常会很快再婚，最短的在丈夫死后5天就改嫁。由于妻子可以继承丈夫的部分财产，因而一个几度改嫁的妇女，凭借从每一任丈夫那里获得的财产，最终可变得相当富有；而一个富有的寡妇，在婚姻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北美早期史上，许多名声显赫的人物都曾娶寡妇为妻。马萨诸塞“马瑟王朝”的开创者理查德·马瑟，在第一个妻子亡故后与约翰·科顿的遗孀结婚，而他和前妻所生的英克里斯·马瑟，又与约翰·科顿的女儿玛丽·科顿结婚，生下了科顿·马瑟。在“建国先辈”中，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妻子都曾是寡妇。再婚不仅限于女子。在北卡罗来纳，一个没有经历两次婚姻的男子是很少见的，结婚次数最多者达到三四次。为了防止再婚给孩子带来虐待，有的男子在遗嘱中确定了孩子的监护人以及财产的处置办法。

新英格兰早期男女的婚姻状况，远比南部稳固和持久。据马萨诸塞安多弗的材料，在34名第一代男性居民中，有23人终身只有一个妻子，占67.6%；结婚两次者有9人，结婚三次者仅2人。在89名第二代男子中，有66人终身只结婚一次，占74.2%；另有16人结婚两次，2人结婚三次，1人结婚四次。(26)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两个地域的社会发展。在新英格兰，婚姻和家庭的稳定，使当地社会较早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

恋爱和求婚阶段的浪漫情调，在结婚以后往往会被一种更实际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所取代。根据当时的观念，夫妻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妻子应当服从丈夫，丈夫则有责任照护妻子。在时人看来，一个称职的丈夫应当对妻子表示爱怜和尊重，为她提供与自己的能力相应的生活保障，与她共同抚养和教育后代。不过，生儿育女则仅只是妻子的事，丈夫无须分担；有的男子甚至避免和怀孕的妻子同时露面，还有的以照顾产后的妻子为耻。(27)清教牧师塞缪尔·威拉德认为，夫妻双方如果忽视各自的义务，不仅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错误，而且也破坏了上帝的法则，会招致上帝的愤怒。(28)在新英格兰，一个户主如果不承担责任，就会受到当局的追究。马萨诸塞伊普斯维奇的塞缪尔·珀金斯，因为未能履行“作为丈夫、父亲和主人”的义务而被捕，直到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才得以释放。(29)

有的作者写文章说，夫妻之间应当充满“巨大而温柔的爱和依恋”，夫妻如果相互缺乏爱意，就谈不上承担各种义务；因此，在婚姻中不仅要强调夫妻等级和丈夫的权威，而且也要承认夫妻互利和互为伙伴的关系。(30)在实际生活中，夫妻相处的情形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有的丈夫用“可爱的”或“最心爱的”来称呼妻子；有个女子在信中称丈夫为“我最甜蜜可爱的丈夫”。1775年，马萨诸塞革命运动领导人詹姆斯·沃伦给妻子写信说，“我很想见到你。我渴望和你一起坐在我们的葡萄藤下，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担惊受怕”。(31)可见，夫妻之间是存在尊重和关爱的。

从民间到当局都希望社会稳定和谐，融洽的夫妻关系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夫妻争吵则被说成“做坏事”，“使上帝蒙羞”，会带来许多的弊端。(32)然则这类“坏事”总是难以避免。威廉·伯德第二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妻子的争执和不快，说自己受到了妻子的“虐待”。(33)殖民地当局有时还对夫妻不和加以干预。马萨诸塞早期明令禁止夫妻斗殴；新泽西的法院有调解失和夫妻的记录；普利茅斯对于夫妻间的相互虐待都予以处罚。对于有通奸行为的人，只要能与原配偶重归于好，法院通常会取消处罚。在普利茅斯，夫妻不得长久分居，法院可以命令长期分开的夫妇团聚。

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婚外的性关系。根据当日的社会道德规范，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要受到舆论、教会和政府的严厉惩处。新英格兰清教徒视通奸为“一件最愚蠢、肮脏的罪过”，一度用极刑来对付。(34)1638年3月，马萨诸塞大议会下令驱逐3名通奸的男女，令其永不得返回，违者处死；同时，重申了1631年关于用死刑惩处与已婚妇女通奸的男子的法令。(35)普利茅斯殖民地规定，对通奸者处以鞭笞，然后在其外衣的衣袖或背部缝上用布做的“AD”两个字母，代表“通奸”。(36)波士顿曾有女子因通奸被迫在市场上挂牌示众。1700年，马里兰有个名叫约翰·斯纳格的男子和一个已婚女子保持性关系，被指控为有辱“基督教的极大丑闻”，是对社会安定的破坏。(37)但是，非婚的性行为总是禁而不止，各殖民地的法庭记录中，可以看到许多惩处私通者的材料。(38)

按照殖民地时期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每一桩婚姻都应长久保持稳定，但婚姻的破裂总是在所难免的。在普利茅斯，重婚是导致婚姻终结的一个因素。在康涅狄格，夫妻之间出现通奸、欺诈性婚约、离弃家庭达3年或7年等三种情况，就可以离婚。在马里兰，决定离异的夫妻只须到县政府有关职员面前声明，不再承认某某为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并保证今后不再干预或妨害其生活，夫妻关系即告结束。只有在极少见的情况下，离婚才会成为必须经过法院判决的案件。有时，有的人采取逃跑的办法来摆脱不满意的婚姻。有时，有的夫妇也通过亲戚和邻居来仲裁婚姻。在北卡罗来纳，没有关于离婚的法令，但如果男方性无能或一方离弃和不忠，法院也会宣布婚姻无效。在早期的纽黑文殖民地，允许妻子因丈夫性无能而提出离婚。但在17世纪70年代，马萨诸塞有位妇女因丈夫性无能而提出离婚，却未得到法院的批准。(39)

从殖民地当局的角度来看，婚姻的稳定关乎社会秩序、道德和经济各个方面，因而在离婚问题上往往采取谨慎而严格的态度。这个时期，所谓离婚通常是一种夫妻分离的协议，其中可能涉及财产的分配和妻子的生活安排之类的问题，通常不允许任何一方再婚。殖民地法院有时承认居民自行确立的婚姻关系，有时也认可自行订立的离婚协议。(40)

2.家庭的规模和功能

在英属北美的早期阶段，家庭的规模同样存在地域的差别。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母国时的家庭模式，家庭成员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子女的繁衍及婚娶，很快进入了良性的循环，人口稳步增长，多数家庭人丁兴旺。切萨皮克地区最初的移居者大多是年轻的单身男女，其中四分之三为契约仆，在服役期间不能结婚，获得自由后还需若干年才能积攒足够的财产，所以结婚时年纪偏大。马里兰的女子多在25岁左右结婚，生育的年头也就短得多，子女自然要少一些。而且，居民的寿命仍然较短，一般人只能活到四十多岁，不少在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婚姻生活持续不长，因而生育的子女较少，家庭规模也就小于北部。另外，由于再婚的比例较高，因而在一个家庭中，常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更严重的问题是男女比例失衡，有的地方达到6∶1，最好时也在3∶1左右。许多男子终身没有机会娶妻生子。在17世纪下半叶留下遗产的死者中，有四分之一终身未婚。(41)到18世纪初，性别比例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以马里兰为例，1704年成年男子占人口的36.7%，成年女子占23.3%；到1755年，成年男女的比重分别为27.3%和24%；两者愈益趋于接近。(42)女性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为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创造了条件。到后来，本地出生的人初婚年龄降低，子女数也多于其父辈，有七八个孩子的家庭也不鲜见。

同英国一样，殖民地也广泛存在核心家庭这种形式。(43)1689年，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尔作了一次较为完整的人口调查，发现当地421名居民分属70个家庭，平均每户6人；已婚的68对夫妇均有自己单独的住处，家庭成员以儿童居多，还有一名仆人，一般是送来学习谋生技艺的亲戚。(44)另据托马斯·哈钦森记载，新英格兰的2.12万名居民，分属大约4000个家庭，平均每户5人。(45)普利茅斯的家庭也大多是由父母和子女所组成，一旦子女成年结婚，父母便为他们提供单独的住房。(46)一桩婚姻通常意味着原有家庭的析分和新核心家庭的组成。不过，也有年轻人结婚后没有安家的土地，只得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47)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一起居住的现象同样存在。一般的家庭还有仆人，他们与所在家庭长期在一起生活和劳动，实际上成了家庭的成员。(48)

不过，关于核心家庭是否就是一种普遍的家庭模式，在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相信，新英格兰地区的家庭规模并不大，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是一种基本的家庭模式。但另一些研究新英格兰地区家庭的学者认为，殖民地家庭相对比较稳定，财产和责任代代相传，许多人实际上生活在扩展家庭中，信守传统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且，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交替经历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生活。年幼时生活在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成年后分家自立，组成了核心家庭；及至晚年，成家的子女仍然留在家里，于是又形成了新的扩展家庭。此外，家庭的财产状况，也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形式。这些学者研究的取材不同，考察的地区和家庭也不一样，在结论上出现分歧是不足为怪的。这种解释上的冲突，正可说明殖民地家庭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9)

依据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家庭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它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是相吻合的。据有的学者分析，核心家庭对于殖民地社会有着多种积极的意义。它规模小，便于迁徙，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可以随时搬迁。这样就增强了殖民地社会的流动性。另外，在这种家庭中，孩子从小就得到比较平等的待遇，有助于养成平等待人的习惯，有利于培育政治上的平等精神和共和主义信仰。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人，通常倾向于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立，因而崇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50)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无论何种形式的家庭，都具有重要的组织和塑造功能。美国学者约翰·迪莫斯在关于普利茅斯早期家庭生活的著作中指出，殖民地时期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和交换的核心机构，是一个教育子女和学徒的“学校”，是一个对子女和学徒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培训机构”，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是一个革除孩子不良行为的“管教机构”，也是一个照顾老弱的“福利机构”。(51)这是对殖民地家庭功能的全面而精当的概括。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庭的作用难免有许多具体的差别，但在整体上仍然可以置于上述范畴中来看待。

在英属北美，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家庭的首要作用是保障日常生活有序地进行。户主有责任保障家庭成员的生计，安排家庭的各种事务，并承担大部分体力工作；妻子则须细心照料家务，管理家庭收支，还要谦恭有礼和乐善好施。女儿协助母亲持家，而儿子则和父亲一道下地干活。在殖民地初创时期，妻子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环境危险，生活艰苦，需要相互帮助和照顾，而且必须有人来承担做饭洗衣之类的事情。1644年，有个移民抱怨说，在这里没有一个老婆是很难过日子的；1631年有个牧师的妻子死后，旁人都为这个家庭此后的生活感到担忧。

家庭的概念是和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孩子在家庭的地位，以及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构成家庭生活的基本内涵。有一位研究殖民地时期孩子教养方式的学者发现，北美早期的家庭生活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但更多的研究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52)相反，在殖民地家庭生活中，存在着“前现代”的等级和服从色彩。在清教殖民地，关于父母和子女的权利与责任，通常有着明确的划分：父母如果不能对子女的生活、教育和行为尽责，就要受到法院的追究；子女必须学会谦恭、服从和各种社会礼仪，服从和尊重父母。不少读物都表达了这种使儿童从小懂得安于本分的思想，(53)强调一定要使儿童懂得服从父母和克制自己的不当冲动，从而接受上帝的权威。(54)约翰·科顿在他编的《教理问答》中提出，根据“摩西十戒”的第五条，孩子要尊敬和服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所有尊长。(55)科顿·马瑟强调，对于子女而言，热爱基督和服从父母，乃是基本的要求。(56)一些殖民地在建立后不久，即制定法律要求子女服从父母，并规定了对蔑视父母权威的处罚。在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当局甚至动用死刑来对付忤逆的子女。

家庭是儿童最初的学校。父母充当子女的启蒙老师，乃是古往今来家庭生活的通例，而在北美的拓荒生活中，家庭对儿童的知识习得和社会化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儿童从父母那里接受习俗和规范的熏陶，了解外部世界，学到初步的读写知识，在父母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最初级的识字班，往往开设在邻里的厨房里，由某个家庭主妇扮演教师的角色。父母还必须培养子女的生产技能，使孩子在成年后能够独立生活，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这也是当时社会赋予家庭的责任。男孩子一旦年龄稍长，父亲就要向他传授生产技能，教他骑马打猎，交给他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女孩子则随母亲学习家务，并充当帮手。父母还习惯于把子女送到亲戚或邻居家里当学徒，以学习自己家里不能传授的手艺和技术。在南部种植园主的家里，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父母注重培养其独立性、自立精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57)

教导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保持正当的宗教信仰，更是社会对父母的期望和要求。如果孩子在外面闯祸，父母要受到追究。对子女疏于管教被看成甚为愚蠢的事情。父母有权监督子女的谈话、交游和消磨时间的方式，以防止子女误入歧途。言语劝导和训诫是教育子女的主要方式，对子女管教严厉的家庭，有时也使用棍棒。但肉体处罚不受提倡。按照普利茅斯的法律，一方面，子女顶撞父母乃是对社会基本价值的挑衅；另一方面，子女同样享有人身不受伤害的权利。在涉及子女本身的事务时，他们可以在法庭发言，甚至可以提出对自己父母不利的证据。(58)

家庭被视为政府管理的基石和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定居点分散，加以政府功能有限，殖民地当局便将许多社会责任和职能留给家庭。新英格兰的家庭尤其具有家长制和权威主义的性质。人们十分重视树立家长的权威，用科顿·马瑟的话说，父亲的言语必须是子女们的法律。(59)年轻人不得脱离家庭到处走动，有时政府甚至强行把单身居民安置在某个家庭。康涅狄格当局不准单身汉单独居住，要求他们和某个家庭住在一起。纽黑文殖民地也曾制定类似法令。这类措施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在家庭的环境中各安其分，从而保证道德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家庭还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孤儿被分派到各户照顾。穷人的孩子，以及那些被认为不能提供良好教养的家庭的孩子，要被送到有能力抚养和教育的家庭，以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正常的开发，学会谋生的技能。1642年马萨诸塞一项有关教育的法令，批评许多父母和主人严重忽视子女的学习和劳动。1679年，马萨诸塞设立了“十户长”，以巡查和监督父母的行为。当局希望家庭成员各尽其责，家长治家有方，孩子服从父母，仆人忠于主人，使家庭秩序成为社会秩序的缩影和基础。后世学者所谓“家庭治理”，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家庭内部的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夫妇不和，父子反目，都是常有的事情。在殖民地的法庭记录中，有不少关于家庭纠纷的上诉。这种现象使人深为忧虑。有人写文章讨论和睦有序的家庭对社会的重要性，称一个混乱吵闹的家庭，不可能给子女提供适当的教育，必将危害社会利益。有人还写道：“啊，你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们不是在创造世界，就是在毁灭世界：因为如果你们的孩子在你们手上学不到好东西，那他们在你们之后如何成为好父亲呢？”(60)

3.黑人的家庭生活

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奴隶制下黑人的家庭形态及其与黑人不幸现状之间的关联，美国学术界发生过一场讨论。有的学者强调，奴隶制时代黑人家庭大多不完整，只有母亲的家庭颇为常见；白人对奴隶家庭的摧残，给黑人的意志造成了严重的打击。(61)但是，后来关于奴隶制下黑人家庭的许多经验性研究，基本上颠覆了这种论点。计量经济史学者福格尔和恩格曼高度概括地指出，让黑人奴隶组成家庭，对于奴隶主具有三大功能：食物和衣服可以按家庭发放；生活在家庭中的奴隶不会轻易逃走，这样有助于维持种植园的劳动秩序；奴隶家庭能够增添人丁，以补充种植园的劳动力。(62)也就是说，让奴隶拥有某种家庭生活，对奴隶主是一件有利的事情；而故意阻止或破坏奴隶的家庭生活，并不能在经济、社会或心理方面给奴隶主带来什么裨益。当然，奴隶制下的黑人家庭生活，不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形态。就早期的情况而言，有许多不利因素限制和损害了黑人的家庭生活。

限制奴隶家庭生活的首要因素，乃是黑人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在贩奴船运来的黑人中，男女比例通常为2∶1，儿童约占五分之一。在18世纪30年代，马里兰乔治王子县的黑人男女比例为187∶100，在本县9个较大的种植园，男女之比达到了249∶100。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切萨皮克地区的其他县。(63)1756年，纽约16岁以上的奴隶中男女比例为4∶3；同一时期马里兰成年奴隶的男女比例为11∶9。(64)因此，黑人组成家庭的机会受到限制，黑人男子成婚的年龄只得推后，而女子则被迫早婚。黑人女子通常愿意选择土生黑人男子为伴侣，因为他们身体更为健壮，又通晓英语。于是，新来的黑人男子成家的机会就更少。随着土生黑人的增多，黑人的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平衡，在有的地区达到了1∶1或1.1∶1。这是黑人家庭生活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不过，男性黑人结婚的年龄仍旧为20多岁，甚至接近30岁，而女子初婚年龄则通常只有10多岁。具体到某个种植园，奴隶数目的多寡直接影响到黑人的家庭生活。一般说来，有二三十名以上黑奴的种植园，奴隶夫妻得以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更大；而较小的种植园通常没有足够的女黑奴，黑人男子只能和别的种植园的女黑奴成婚，夫妻团聚的时间自然有限。至于以家庭方式生活的黑人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则缺乏精确的统计。据美国学者按照有限的材料所做出的推断，南部黑人家庭的比例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到18世纪中期，多数奴隶享有过某种形式的家庭生活。(65)

奴隶婚姻的合法性来自主人的认可。对于奴隶主来说，允许黑人成家并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可以产生多种好处。有的奴隶主按家庭给奴隶发放生活物资；有的种植园主意识到，让奴隶成家不仅有利于保持奴隶内部的和谐，还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提高生产率。(66)有些种植园允许奴隶举行婚礼，有时甚至请牧师来主持。奴隶们自己也举行婚礼庆祝活动。到18世纪70年代，南部的大部分奴隶都生活在家庭当中。他们的家庭模式和白人一样，大多由父母和子女组成。在奴隶的家庭中，女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她不仅和男性奴隶一样到田间劳动，而且担负维系家庭的职责，因为黑人家庭通常没有保障，子女往往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从母亲那里学会如何应付沉重的劳动，如何同主人及监工打交道。黑人的家庭生活和家系，便以母亲为中心而得以维持。黑人通过婚姻逐渐重建了自己的血亲系统。在一个年轻的黑人周围，除父母以外，可能还有祖父母、叔父、姑母、姨妈、舅舅以及堂、表亲戚。

黑人家庭的规模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第一代女奴生育率较低，因为她们到达北美时大多已经20多岁，生育期较短，平均一生生育的孩子仅有3个。黑人性别比例渐趋平衡以后，土生黑人妇女的生育率上升，土生黑人人口不断增长。土生黑人妇女开始生育的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下，一生生育的子女可以达到六七名。但是，黑人婴儿死亡率很高，能够成年者较少。就有的种植园的情况来看，黑人婴儿在1岁以前死去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在年满15岁以前又有四分之一死去。(67)黑人儿童生长的环境十分恶劣。母亲不得不带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到田间劳动。有人曾在南部的田头看到，黑人婴儿无遮无盖地躺在田边，其母亲在不远的地方干活，要隔一段时间才回到婴儿身边喂奶。稍大的孩子白天留在棚屋区，只有到晚上才能和父母一起吃饭。7～10岁的孩子就要下地劳动，不能干活的则要照顾更小的孩子。10多岁的孩子就有可能离家到别的种植园去工作。

黑人的家庭生活时时处在各种威胁之中，因而极不稳定。下南部的黑人家庭较切萨皮克地区更具临时性。各殖民地的奴隶立法均未提及奴隶婚姻和家庭的合法性问题，这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情况形成对照。根据英属北美的法律，奴隶既为财产，就不能享有订立婚姻契约的权利。法律保护的阙如，使黑人的家庭时时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下。主人可随意将黑奴的家庭成员转卖，使他们骨肉离散。有时，一个种植园的财产在若干继承者中间分配，同一家庭的黑人归不同的继承者所有，也会导致黑人家庭的解体。在较小的种植园，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小种植园主的子弟往往带着奴隶迁徙边疆，使原来生活在同一种植园的黑人家庭成员分开离散，而且再度团聚的可能性极小。这使他们的身心都受到沉重的打击，有的因绝望而做出反常的事情。有的奴隶在得知家庭将被拆散时，会想方设法改变主人的决定，力争与自己的配偶生活在同一个种植园。(68)

4.邻里关系

在交通和通讯的限制下，殖民地居民的交往范围比较狭窄，邻里就成为基本的社交领域，是一个人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之所在。对有的人而言，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有很大的重合，如弗吉尼亚的米德尔塞克斯县有个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兹的女子，通过她本人及子女的婚姻，与当地四分之三的住户建立了亲戚关系。(69)但有的亲缘关系分布较广，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限制，除了相互探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联络手段，因而亲戚之间难免变得疏远。于是，邻里关系的价值就更加重要。它不仅是家庭功能的延伸，而且实际上构成一个对具体个人关系至为密切的小社会，每个人每天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的特点是“面对面”，每个人都是所有人的熟人，他们彼此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乡间村落固然如此，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情况也大体类似。在18世纪中期的费城，有个人声称他能叫出全城所有1.3万个居民的名字，无分男女老幼，包括白人和黑人。这当然是很特殊的事。(70)

邻里关系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邻里之间的往来是形成和维系社区的基本途径。邻里间相互串门，互送食物和饮料，彼此交流信息，商讨问题，征询意见。(71)邻里的评价对一个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得到好评，不仅受人尊敬，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和处理各种事务时也会左右逢源。邻里的舆论具有很强约束力，对维护本地风习有一定的作用。当时并没有隐私权的概念，邻居可以不敲门而入。有个名叫玛丽·索拉斯的妇女路过一个邻居的家门，看见门开着，就走了进去，结果撞见主人夫妇正在调情亲热。普利茅斯有个男子走进邻居家里，见主人不在，仍在里面逗留了片刻。(72)有人选择邻居做子女的教父，或在遗嘱中委托邻居或朋友照顾自己的财产和年幼的子女。在切萨皮克地区，父母早亡是一种普遍现象，监护和照顾孤儿的责任，通常由亲戚和邻里承担。切萨皮克东岸还有人将遗产分给邻居。不少人的婚姻伴侣也来自邻里之间。邻里相互照顾生病的人，在进行较大的工程或农忙时相互帮忙。1646年，马萨诸塞有一项法令要求，村镇的工匠和手艺人在农忙季节帮助他们的邻居收割，以避免损失。(73)

清教徒将和谐紧密的社区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各村镇为了维持社会的纯一性，对外来者十分警惕，甚至采取排拒的态度。1634年，马萨诸塞的多切斯特制定决议，不准其居民将房屋售予外地人。村镇内部往来频繁，居民富于公益意识，社会局面显得比较和谐。1645年，有个名叫休·彼得的英国人在伦敦说，他在马萨诸塞住了7年，从未见到过乞丐，从未听到过骂人，也从未看到过醉汉。(74)教友会的理想是形成“爱的邻里”，虽然他们反对无意义的走亲访友，厌恶过度的谈笑和娱乐，但邻里之间彼此熟悉，相处融洽。一个人在邻里中的口碑，乃是名誉所关的大事。(75)

弗吉尼亚的邻里关系，与新英格兰和特拉华河谷地区形成强烈的对照。由于定居点过于分散和社会等级悬殊，居民之间往来稀少，没有形成新英格兰和中部那种邻里社会。居民往往缺乏公益观念，甚至是直接关乎生存的防卫问题，也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有的学者称这种倾向为“毁灭性的个人主义”，它使弗吉尼亚在17世纪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6)随着世代嬗替，弗吉尼亚的居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了密切的亲缘关系，构成联络聚会、礼尚往来和相互帮助的网络，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居民之间的往来通常遵循等级界限，上层精英交往的范围往往只限于相同的阶层。由于居住分散，教堂、法院和集市就成了交往聚会的场所。平日很少往来的亲朋邻里，都借上教堂和参加法院开庭的机会，叙旧谈心，进行交易，甚至赌博游乐。(77)

然则邻里之间发生纠纷和冲突，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有时一头走失的牲口有几个邻居同时认领，或者某户的牲畜毁坏了邻居田地里的作物，就会引发口角，竟至大打出手。为了某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发生争执的情况，也并非罕见。(78)这类情况显然违背了通行价值观念中对理想的邻里关系的期望。在殖民地当局、尤其是清教殖民地看来，邻里关系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因而十分注重维护和睦的邻里关系，对于在邻里间挑起事端的人，经常予以惩处。在法院档案中，可以看到许多这类案件的记录：某人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邻人；某人肆意破坏邻里间的和睦；某人散布谣言以挑动夫妻失和。(79)在许多情况下，法院和地方官员鼓励通过仲裁来处理邻里纠纷。邻里之间如果因为土地和其他财产纠纷而发生矛盾，法院有时就请几个邻居出面仲裁。通常是由三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当事双方各委派一人，法院任命第三人；他们都是邻里中的德高望重者，多为地方官员或牧师。提出仲裁的双方都必须发誓尊重仲裁的决定。在某些案件的审判中，邻里的证词和意见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法官认定这种证词体现了多年的观察，可信度较高。

二、衣食住行

从整体上说，殖民地居民的生存条件随时间推移而逐步改善，从最初挣扎于生存边缘的窘困，发展到衣食住行均无大忧。不过，在生存条件方面，最能反映北美的社会差别。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生活状况不断恶化。黑人奴隶担负着沉重的劳动，仅能满足最起码的生存要求。即便在白人社会内部，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群，生活质量也大不一样。

1.服饰及其社会文化含义

衣服的最初功能是保暖和遮羞，随着社会的演变，它逐渐具有越来越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在殖民地，服饰是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种族关系和文化接触的一种外在的符号，从这里也能看出英属北美社会的多样性。

生活优裕的人通常比较讲究穿戴。殖民地绅士在正式场合的装束，一般是头戴三角帽，上身内穿绉丝绸衬衣，外着刺绣厚黑呢大礼服，下穿色彩华丽的短裤和带有装饰性袜带的长统丝绸袜，脚蹬饰有金银扣的鞋子。男子一度流行戴假发，不仅社会上层人士喜爱，有的契约仆也有这种爱好，甚至还有儿童戴假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波士顿看到，参加晚宴的男子都戴着扑粉的假发，只有两个费城来宾没有戴假发，他们感到很不自在。(80)有的假发以人发加工而成，有的用马、羊和牛等动物的毛制成，还有的以丝和线为原料。假发很沉，夏天戴着增加热度，购买和维护的费用也很昂贵。有的人同时有8～10顶假发，而每年维护一顶假发就要花费10英镑。随着英王乔治二世率先放弃假发，这种习俗在1754年以后便不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让头发自然生长，扑上粉，结成辫子，或用一个小丝袋把后面的头发套起来。

至于女性的服饰，无分阶层和家庭背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身体包裹得十分严实，连头颈都很少外露。据说是为了防止皮肤受太阳的伤害。上层女子往往是英国最新时尚的热烈追逐者，她们在节日里大多脚穿好看的高跟拖鞋，上衣用进口的缎子、羽纱、薄绸、夏龙绒、花缎、天鹅绒和波纹绸等昂贵的布料制成。她们衣服的胸部和裙摆以鲸骨支撑，显得坚挺而线条分明。她们还特别注意发型，有的人在参加聚会的前夜就把头发梳理停当，晚上为了保持发型，很可能就坐在椅子上过夜。另外，她们还备有多种扇子，在不同场合使用。她们的头巾和围巾也是体现时尚的饰物。

普通人的装束则要简朴得多。男子一般留短发，大多戴着帽子，穿的是粗糙的亚麻衬衣、皮革外套和围腰和手工纺织的袜子，脚上穿的是牛皮鞋，配上鹿皮的马裤。女子衣服的质地也大致如此。在生存性农场，衣服大多由自己纺织和缝制，质地相当粗糙。南部贫穷白人身上的衣服，更有“棉破烂”之称。1767年3月26日，《弗吉尼亚报》上刊登了一则悬赏逃走的契约仆的公告，其中详细描绘了被悬赏者的衣着：一位名叫威廉·戴里斯的男契约仆，上身穿的是粗劣的浅色长布套、蓝条纹的缎子面短上衣、花格呢上衣和褶边很短的白衬衣，下身穿的是皮裤子和白袜子，头戴尖而翘起的帽子；另一位名叫汉娜·戴里斯的女契约仆，身穿旧长外衣和浅色裙子，棉布衬裙的下摆镶着蓝色的织边，还穿一件蓝色条纹缎面上衣和白衬衣，戴着围巾，脚穿白线袜。(81)这种衣着虽谈不上精美体面，而保暖防寒显然是不成问题的。

衣服的质地、式样以及更换的频率，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财富、身份和地位的标记。有钱人家的衣橱里，存放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而一般人在同一季节总穿同样的衣服。不过，即便是富裕之家，每天更换衣服的习惯并不普遍，因为洗涤麻织品和皮革服装相当费力。在新英格兰，普通人只能穿用当地出产的羊毛纺织而成的粗糙衣服，而“绅士们”则使用从英国进口的上好布料。(82)还有一些普通人家就地取材，从树根和树皮中提取各种颜色的染料，与靛蓝等一起使用，给居民的衣服增添了“漂亮的色彩”。(83)热衷于追逐时尚的有钱人，喜欢从欧洲定购衣服。乔治·华盛顿曾叮嘱他在伦敦的代理人，他需要的货物“要时髦、干净和质量上乘”。另据一位英国人1747年谈到，“伦敦流行的时装仅过三四个月就能在波士顿见到”。1771年还有人说，一种时装在北美有钱人中的流行速度，几乎比在富裕的伦敦人中间还要快。(84)

服饰不仅反映了社会差别，而且当局还利用权力来维持这种差别。马萨诸塞议会在1634年制定法律，不准普通居民购买镶有金、银、丝或线边的羊毛、丝绸和亚麻衣服；1651年又不准地位低的男女穿着绅士淑女的服装，有人因为违反这一条而受到法院的追究。1653年，纽伯里有两名妇女因为戴了丝绸风帽和披巾而被带上法庭，结果证实其丈夫拥有200英镑以上的财产，才获释放。

服饰也与道德和风化相关联。17世纪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注重简朴庄重的生活，反对奢靡和铺张，曾有30名年轻人因穿着丝绸衣服、留长发和打扮华贵而受到当局查处。牧师们自然是反对华服美饰的先锋，他们视之为道德崩毁的象征。教友会信徒尤其倡导朴素的穿着。1695年，费城教友会举行年会，提醒男性会众不要穿着长折叠袖子的衣服和两边紧缩的外套，不准在衣服上钉过多的纽扣，帽子上不准缠宽带子，不准戴长而卷曲的假发；妇女不得梳淫荡的发式，不得穿不体面的服装，不得用条纹和绣花的布料，不得穿戴多余和无用的东西。(85)另外，妇女在参加宗教仪式时，必须脱帽，否则是不体面的行为。

多种文化的接触也对服饰产生了影响。白人的服装上留下了印第安人的痕迹，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边疆拓殖者，在装束上深受土著居民的影响。他们采用长达大腿的绑腿，用印第安人的短裤取代原来的衬裤，他们还喜爱鹿皮装，因而得名“穿鹿皮装的人”。弗吉尼亚边远地区的年轻人很喜欢印第安人式样的服装，甚至穿着去教堂。一些民兵也仿效印第安人武士的装束。在印第安人中从事“文明开化”的传教士，极力引导印第安人改穿白人的衬衣、外套、裤子和鞋。在马萨诸塞，有些印第安人在穿着上和白人完全一样，以致经常被误作白人。

服饰还折射出种族压迫的严酷现实。在许多种植园，黑人奴隶的衣着十分破烂；有的种植园主则特别炫耀自己的奴隶穿着如何之好。在较大的种植园，一般要到天气变凉时才给奴隶分发衣服。有的种植园一年只发放一次衣物，以致跟不上季节和气候的转换。发放衣服的多少和好坏，还是奴隶主奖惩奴隶的手段。奴隶获取衣物的情况，可能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下南部，赤裸或半裸的黑人随处可见。有的旅行者在卡罗来纳的稻田里看到，许多劳作的年轻黑人几乎是赤身露体，只有一小块破布遮住羞处。女奴也通常赤裸上身，而黑人孩童在夏天更是一丝不挂。切萨皮克地区的情形与此略有不同。(86)据弗吉尼亚报纸上一则悬赏逃奴的公告描述，一名逃跑的女奴身穿淡绿色裙子；另有一些缉捕逃奴的告示表明，遭悬赏的男黑奴一般身穿衬衫、裤子、鞋袜和夹袄，有的还有外套和帽子。(87)不过，奴隶衣服的布料却大同小异，通常是产自德意志的粗亚麻布和从英国输入的廉价羊毛织品。这类粗劣的布料，因有“尼格罗布”之称。奴隶得到的大多是成衣，有时他们也须自己缝制衣服。(88)

2.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

食物的构成和质量以及饮食的习惯，乃是衡量社会富足程度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虽然有的殖民地在建立初期饱受饥馑困扰，边疆拓荒者长期为糊口而辛劳，但从整体上说，英属北美从未出现大范围的饥荒。相反，食物的供应愈益充足，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18世纪20年代，休·琼斯把弗吉尼亚描绘成一个富饶之乡，称那里到处都种植着各种谷物、瓜果和蔬菜，遍地皆是家养和野生的肉类动物。(89)在《美洲农耕》的作者的笔下，各殖民地也是一幅幅大体相似的景象。(90)可以想见，殖民地居民的食物不仅丰足，而且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告诫人们，如要长寿，就不能吃得太多，所谓“多吃多病，多药少效”；“晚餐吃得少，就会少吃药”。(91)可见，对相当多的人来说，面对的不是吃不饱的困扰，而是不能吃得过多的问题。这可能是英属北美与当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最大区别所在。

北美居民的食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天然物产。山林和水域可以是一个富足的食物储藏地。在各地的丛林和湖泊中，到处可见野鹅、野鸭和鹿等各种飞禽走兽，狩猎便成了一条获取肉食的便利途径。野火鸡成群结队地出现，一只重达30～40磅，比欧洲的家养火鸡肥美。野鹅飞动时遮天蔽日，只要举枪，便能有所收获。据说，有人一周内能猎获100只野鹅，一次打到50只野鸭，另一次打了50只水鸭。(92)野生动物肉食还可从市场上购买，价格也相当便宜。1735年，从佐治亚的印第安人那里买一只鹿只需6便士。沿海和大河中鱼类繁多，因而鱼价也相当低廉。1740年，在波士顿买一条12磅以上的新鲜鳕鱼，只需2便士；买一块14～15磅重的大马哈鱼肉，只要1先令。(93)因此，殖民地居民餐桌上的野味十分丰富。有个到纽约作客的人提到，他曾一顿吃过烤鹿肉、野火鸡、野鹅和浣熊肉，都是“当地的天然出产”。(94)各种野生的果类乃是印第安人的食物资源，白人也学习印第安人的采集技巧，采摘可食用的野生草莓、葡萄和酸苹果之类，以补充家庭的食谱。1630年，有位作者在描述新英格兰的自然条件时，特别提到当地的块根植物、野菜和野生水果十分丰富。(95)在大西洋沿岸平原和阿巴拉契亚山麓，到处生长着糖槭林，是提炼枫糖的原料。

在生活方式上，殖民地居民和印第安人有一个显著差别：他们更多地依靠人工生产来解决食物问题。他们在早期大量借鉴了印第安人的农业经验，印第安人的玉米曾是殖民地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有位美国学者写道：“在北美沿海建立定居点，需要勇气、毅力和玉米。如果没有这种大宗作物，早期的殖民地居民和西部的拓荒者就会感到，荒野中的生活条件几乎是难以忍受的。”(96)1700年，宾夕法尼亚的日尔曼敦有人说，新开辟的土地在第一年既不能种小麦，也不能种黑麦，只能种印第安人的玉米。(97)玉米种植简便，因有“懒人的作物”之称。(98)玉米收获后储存时间较长，加工和食用都很便利。玉米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用来制作面包，俗称“印第安人面包”；玉米粉加水调成糊状，叫做“玉米粥”，和牛奶、黄油一起吃，可作早餐；将玉米和豆子一起烹煮，叫做“青玉米豆子羹”；把玉米放在热灰中烤熟，可作零食；青玉米可以作菜吃；在南方还流行将粗玉米粉制成类似布丁的食品。1704年，萨拉·赖特出门旅行，住在马萨诸塞一家小旅馆，那里提供的早餐当中，就有玉米做的“印第安人面包”。(99)1749年，彼得·卡尔姆在纽约一户人家住了一星期，每天晚餐吃的就是加奶的玉米粥，还有一些面包和黄油。(100)从欧洲引进的谷物品种，在殖民地得到逐渐推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的供应也趋于多样化。据休·琼斯观察，弗吉尼亚一般种植园主家里每天都烘烤制作，因而能吃到很多又热又新鲜的面包。(101)

印第安人的南瓜也是常见的食物。南瓜容易种植，易于保藏，烹制简便。白人仿照印第安人的方法，用南瓜混合其他原料制成南瓜饼。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将南瓜、豆子和玉米放在一起烹制，白人也很喜欢这种吃法。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写道：“我们早上南瓜当饭，中午南瓜当饭；如果没有南瓜，我们就会完蛋。”(102)爱德华·约翰逊也说：“不要拿南瓜来取笑，因为上帝很高兴地用这种果实来喂养他的人民，使他们在玉米和牲口增加以前感到十分满足。”(103)

殖民地居民在自己的园圃中种植各种瓜果和蔬菜。除印第安人的南瓜、豆类之外，常见的欧洲品种有萝卜、洋葱和白菜等。土豆最初从北美传到英国，叫做“弗吉尼亚土豆”；在爱尔兰得到广泛种植，后来又由爱尔兰再传入北美，又有“爱尔兰土豆”之称。南卡罗来纳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以盛产土豆闻名。18世纪下半叶，土豆在北部得到推广，这不仅是北美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使当地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英格兰地区，最早种植土豆的是苏爱人，当地人随即也掌握了种植方法，居民的餐桌上又多了一样食品。彼得·卡尔姆在宾夕法尼亚看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乡绅”，都在园圃中种植了土豆。(104)另外，《美洲农耕》的作者谈到，北美各地都产水果。新英格兰出产的苹果除直接食用外，还被大量用来酿制苹果汁；新泽西则遍种西瓜，产瓜季节，乡间居民整天以西瓜解渴；宾夕法尼亚环境很好，使当地居民“保持餐桌的丰盛”既不困难，也不用花很多钱；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也生产多种水果，其中南卡罗来纳的橙子和柠檬还大量出口。(105)

殖民地居民还大力饲养牲畜和家禽，以满足肉类食物的需求。印第安人驯养了狗，但很少饲养其他种类的家畜。最初，移民船只在装载人员之外，还携带大量的牲畜，使牛、羊、马和猪等大型牲口逐渐在北美繁衍。作肉食用的驯养动物有鸡、鹅、火鸡、牛、羊和猪等。在17世纪末以后，人工饲养的牲畜和家禽，取代野生动物而成为肉类的主要来源。每年的11月叫做“屠宰季节”，居民忙于宰杀牲口，制作各种肉制品。供食用的牲畜还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北卡罗来纳向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大量出口生猪，还有咸肉供应西印度群岛；马里兰也有过剩的咸肉销往外地。保存肉食的手段是腌制，但经常食用腌制的食品，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克雷弗克说，一般农户都建有熏制间，每户通常把一半的动物肉制成熏肉；他还提到，弗吉尼亚人一年吃掉的熏肉最多。(106)居民自己饲养奶牛来生产牛奶和奶制品。由于牛奶的保鲜和运输很困难，波士顿等城市就只能在城里饲养奶牛。城市居民还需购买从英格兰、荷兰等地进口的奶酪和黄油。

食物的种类和各种食物的比例，既反映了饮食习惯和风俗，也与生产状况和经济能力密切相关。欧洲人有大量饲养牲畜的传统，北美居民在适应当地条件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当发达的畜牧业，因此，在殖民地居民的食物结构中，肉食占很大的比重。中等以上的富裕农家，往往自己喂养许多供食用的家禽和牲畜。弗吉尼亚埃塞克斯县的中等农户西奥菲勒斯·法弗，家里饲养着18只鹅、26头“肥猪”和19头其他品种的猪。(107)威廉·伯德第二在日记中记载了他每日的饮食：他早餐通常只喝煮过的牛奶，正餐常吃的有炸鸡、野鸭、野鹅、鱼、猪肉和牛肉等。(108)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出门旅行的食谱中，炸鸡和熏肉是常见的东西。(109)18世纪中期在特拉华旅行的人看到，当地农场主日常所吃的牛肉、猪肉、鸡肉、面食、水果和饮料等，都是自己生产的。(110)据有的学者估计，在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谷地区，出产的玉米多数用于喂养牲口，乡间居民成人每年食肉量在150～200磅之间，平均每天达到半磅。(111)

1760年以后，殖民地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用蔬菜的比例大大提高。这一变化与肉类价格的上涨和农业的发展有关。从生产成本的角度看，生产能产生同样数量卡路里的肉食和蔬菜，前者要比后者多用5～6倍的土地。另外，蔬菜水果向来是家庭农业的副产品，一般农户的园圃的出产，就能够满足家庭的消费。广泛种植的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韭菜、萝卜、南瓜、西瓜、甜瓜、洋葱、黄瓜、生菜、菠菜、白菜、西红柿、梨、桃、李、樱桃和葡萄等，品种之多，指不胜屈。家庭食用后略有剩余，就近销往市场，也能给中小农场主带来一笔小小的收入。

奴隶的饮食一般仅够维持基本的生存。玉米和蔬菜是奴隶的主要食物；除了水和偶尔尝到的朗姆酒之外，他们很少得到其他饮料。(112)弗吉尼亚的奴隶常吃的东西是玉米粥，只有“好心”的主人才给奴隶一些油脂、脱脂牛奶和发臭的咸肉。(113)罗伯特·卡特素有“仁慈”之名，但有人发现其种植园奴隶的食物之恶劣，令人吃惊。比他更为刻薄的兰敦·卡特，则不给他的奴隶任何肉食。乔治·华盛顿似乎宽厚一些，他曾提到，他的成年奴隶每周应当得到11磅玉米、2磅鱼和半磅肉，再加上他们自己找到的其他蔬菜和肉类。(114)在不少种植园，除了主人的配给外，奴隶还须在住处周围种植水果和蔬菜，或者外出捕鱼和饲养牲畜、家禽，以补食物的不足。这种情况在下南部更为常见，因为下南部种植园主给予奴隶的肉食和玉米，要少于切萨皮克地区；当地的奴隶更多地依靠蔬菜和瓜果，并利用完成劳动“定额”后所剩余的时间外出捕鱼和打猎。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而营养普遍不足。(115)至于印第安人的食物结构，在17、18世纪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以淀粉类食物为主，而肉类较少。他们依靠自己种植的玉米、瓜类和豆类作物，辅以采集的草莓和干果。狩猎和捕鱼虽然是印第安人男子的主业，但在他们食物中肉类并未占很大的比重。(116)

每日三餐的安排各地有所不同。在18世纪，奥尔巴尼的居民早餐喝茶和牛奶，吃面包和干牛肉；午餐吃面包和色拉，喝脱脂牛奶，外加一些蔬菜和肉类；晚餐则以面包、含盐的黄油和牛奶为主食。特拉华的居民早餐吃肉，中餐为正餐，而晚餐较为简单随意。新英格兰中等以下的家庭，早餐和晚餐大体以牛奶和面包为主。按更多地区的习俗，早餐较为随便，一般迟至上午9点，吃的是煮牛奶和面包。对家境较好的人，吃饭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也是一种社交方式：一家人或亲戚朋友聚会，边吃边谈，延续的时间很长。在17世纪，一般人使用的餐具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以贝壳为勺；到18世纪50、60年代，刀叉之类的餐具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在马里兰的圣玛丽县，17世纪时只有种植园主家里才有陶制盘碗和桌布；到18世纪20年代，这些物品才进入一般人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旅行中看到，下层劳动者的餐桌上没有桌布，以木盘盛食物，让他看上去感到很不舒服。(117)

殖民地居民的日常用水，取自河、溪、湖和人工井。自来水出现甚晚，纽约到1799年才有。欧裔居民很少直接饮水，认为这样可能致病。他们更喜欢各种含水或以水酿制的饮料，如牛奶、果汁和各种含酒精的饮料。普通人常喝的是自酿的啤酒和葡萄酒，家境略好的人就能喝到产自欧洲的进口酒。在17世纪中期以前，咖啡、巧克力和茶很少见。但到了1704年，萨拉·赖特在路途的旅店里也能喝到加奶的巧克力。(118)同时，饮茶的习惯也在各地传播。1712年波士顿即有茶叶上市。到独立战争前夕，即便是新泽西最底层的居民，平常也能喝到茶、咖啡和巧克力。(119)克雷弗克曾抱怨说，饮茶之风有如“时疫”，流行于从西佛罗里达最西端到加拿大最北端的广大地区；人们“掏空口袋”购买这种“远道而来的中国树叶”。他建议把一种当地出产的花瓣晒干，以代替中国茶叶。(120)时人饮茶的方式，通常是将茶叶置于茶壶中，以沸水浸泡片刻，然后将茶水倒入茶杯，加上糖、奶油和牛奶等配料。饮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于上层人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外出游历时，常有人请他喝茶。在茶桌旁的交谈中，可能达成商业上的交易，建立婚姻的纽带，甚至找到政治上的盟友。经常在一起喝茶的人，往往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圈子。(121)对于难以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女性来说，借助茶会可获得与“公共领域”沟通的渠道。(122)

含有酒精的饮料则有解渴提神之效，因而十分流行。在弗吉尼亚建立之初，就有人尝试利用本地水果酿酒。威廉·佩恩曾以宾夕法尼亚盛产啤酒来吸引移民。一般农户都能酿酒，自己种植的水果大多用作酿酒的原料。朗姆酒、袋酒、白兰地、啤酒、苹果酒、葡萄牙红葡萄酒和潘趣酒等，都是常见的杯中之物，消费量大得惊人。只要遇到节庆、选举、婚丧嫁娶、婴儿洗礼、学校开学、房屋落成和新船下水之类的场合，必有狂饮相伴随。1673年，在弗吉尼亚萨里县的约翰·格罗弗的葬礼上，喝掉的饮料价值达1000磅烟草。在中等以上家庭的地窖里，经常存放着几十加仑白兰地或朗姆酒。诺米利霍尔的卡特一家，自饮和待客加在一起，一年喝掉的白兰地多达150加仑。(123)

饮酒还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到殖民地中后期，城镇乡间随处都有供人勾留消闲的酒馆。1766年，纽约城有酒馆282家，1773年增至396家。(124)18世纪60年代初期，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有酒馆21家，合每90户一家。(125)普遍的饮酒风气，与普遍的酗酒只有一步之隔。《穷理查德历书》中有句谚语说：“酗酒是最大的邪恶，它使有的人变成傻瓜，使有的人变成野兽，使有的人变成魔鬼。”(126)酗酒确实带来了许多道德和社会问题，因而为殖民地当局和教会所深恶痛绝。弗吉尼亚法院对习惯性的酗酒行为加以惩治。康涅狄格当局对于饮酒的限制更严，任何人一次在酒馆逗留不得逾半小时，饮酒限于半品脱以内，违者须受处罚。

3.居住条件的变化

殖民地居民的居住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在定居地建立初期，房屋通常是草草建造，狭小而简陋；后来，住房质量不断提高，式样变化，面积增大，设施得到改善，功能也趋于强化。居民的经济状况是制约居住质量的一个重要变量，富人和穷人的住所往往有霄壤之别。地域差别在住房方面也有反映。在开发较早的地区，房舍整洁而漂亮；处于拓荒阶段的边疆地区，简陋的木屋和石屋散布在树丛和荒草之间。在南部，种植园主的宅邸轩峻伟丽，远非中部和新英格兰农场主的住宅可以比拟。

在各殖民地建立之初，居民住房的简陋粗糙是不难想见的。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地的早期居民，有的住在依山开凿的洞穴里，直到有能力修建房屋为止；有的仿照印第安人的式样和方法，建造简单的棚屋。(127)瑞典移民最初的住房又小又窄，只有一个房间，必须弯腰低头才能进去。(128)而且，居住方式还必须满足防卫的要求，有的定居地房屋相互连接，四周围以栅栏，用以阻挡印第安人的袭击。据说，有印第安人嘲笑说，白人像猪一样住在围栏当中。(129)最初居民的房屋普遍狭小，居住相当拥挤。例如，在17世纪，马里兰家庭平均人口为四五人，但约有五分之一的家庭只有一间房，三分之一有两间房，有三间房的只有三分之一。(130)一个1700年左右到马里兰旅行的人，偶尔可在茂密的树林中看到一些东倒西歪的房舍和坍塌了的谷仓，大种植园主的住宅也不过是建在河岸的普通村舍，很难看到什么高大的宅邸。(131)在同一时期，弗吉尼亚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房间一屋多用，做饭、吃饭、睡眠和待客，往往在同一个地方。屋内有一处可生火，叫做“厅”，其他房间一般建在“厅”的一侧，而不是围绕烟囱而建。室内空气流通不畅，到夏天尤其气味刺鼻。屋内有的铺上木板或砖块，有的则裸露着泥地。窗户实际上是在墙上凿出的洞，在冬天用木条挡住寒风。在天气炎热的季节，不少人情愿在树荫底下搭铺而眠，这样比睡在闷热的室内要舒适一些。

随着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居住的质量逐渐提高。当时的房屋式样有“英式构架屋”和“弗吉尼亚式”之分。前者为砖砌，或以砖石为基座，建造工艺比较复杂，多为富人采用。“弗吉尼亚式”最早出现在切萨皮克地区。这里的多数居民种植烟草，需要不断更换新的土地，随时准备迁徙，因而住房带有临时性，他们便发明了一种较为简便的住房式样。(132)这种房屋用木料建成，空间小，故有“小木盒子”之称。其优点是构造简单，造价低廉，适合边疆地区的需要。17世纪80年代，有个法国人在弗吉尼亚游历，他看到当地居民住得很舒适，一层半的房屋最常见，底层一般有两间卧室，上半层也有两间；房子全为木质，墙壁和屋顶用板栗木；外表尽管粗糙难看，但有的内部装修甚好，墙上抹着牡蛎壳灰调的胶浆，颜色雪白。他还看到一些砖砌的房子；有的住户还建有分开的房舍，供奴隶和契约仆居住。(133)

一般房屋的寿命在10年左右，而且必须不断修缮。窗户上或装木板，或糊油纸，玻璃窗是在17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烟囱的构造一般是先用枝条编织，再糊上涂料；砖砌的烟囱出现稍晚，而且多见于有钱人家的住宅。建筑材料通常是就地取材。生活在林区的人，最简捷的办法是用木料建房；而山区的居民，则用石头砌墙。17世纪较少用砖作建筑材料，到18世纪砖房较为常见，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镇，砖砌建筑鳞次栉比。较小的房屋一般用木材，有钱人家的宅邸则多为砖石结构。在境况较好的人家，房间的功能趋于专门化，就寝、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已经分开。

不过，居住条件改善的程度和速度也因地而异。中部普通居民的住房普遍好于南部。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奥尔巴尼一带发现，荷兰裔居民的住房“里外都十分整洁干净”，房间又大又好，铺着木地板，磨得光滑发亮。(134)1749年，彼得·卡尔姆在这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房舍“非常整洁，一些部分用石头砌成，贴着漆成白色的木墙板。有的盖着来自荷兰的瓦”。他在纽约城发现，“房屋大多用砖建成，大多牢固和整洁，高达好几层楼”。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的乡间建筑，也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砖石结构的房舍随处可见。他还注意到，新泽西特伦顿的住房多为两层，用薄板隔成许多房间；厨房建在地下，紧靠着地窖。(135)但北卡罗来纳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即便到了18世纪中后期，砖房在这里仍然十分少见，因为这里的居民多为穷人，无力修建砖房。一个旅行者曾有些夸张地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富裕到可以住在砖房里。”(136)

18世纪边疆居民的居住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再现了殖民地初期的情形。粗糙简陋的临时棚屋和圆木小屋，构成边远地区定居点的突出特色。(137)有人在描绘新罕布什尔边疆居民的住房时写道：“他们用柱子搭起四方形的房子，柱子两端打出凹口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在缝隙处抹上混合了苔藓或草的胶泥或能够找到的合适泥巴。屋顶盖的是树皮或者劈开的木板。烟囱不过是一堆摞在一起的石头；在它里面的地上生着火，屋顶上留着个洞让烟出去。在房子一边的墙上还留着个洞，当作窗户，偶尔用木板挡上。”(138)在这种“黑暗、脏乱和阴惨的”住处，有的人要住上10～15年。迟至1784年，在弗吉尼亚西部的芬卡斯尔周围的59座房屋中，有21座为临时小木屋，连烟囱也没有；另外27座为较为结实的圆木屋，只有11座使用了锯开的木料和砖等建筑材料。(139)当然，简单的房舍并不一定令人难以忍受，据克雷弗克说，“我们那些最差的圆木小屋，也是干燥而舒适的住处”。(140)

住房和服饰、饮食一样，也反映了财富、社会地位和种族的差异。根据马里兰6个县的材料，在1660—1720年间，最底层的人（死时留下的财产不足50英镑，占三分之一）所住的房屋只有1～2个房间；居中的人（财产在50～150英镑之间者，占三分之一）拥有3个房间的住所；上层（占三分之一）的住宅大多有5个或5个以上的房间。(141)即便在殖民地草创时期，权势人物和富裕之家的房舍也相当考究。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位于詹姆斯敦附近的格林斯普林宅邸，依靠殖民地议会拨款的援助，于1646年建成，在当时各殖民地属于最好的住宅之一，此后多年一直是有钱人仿效的对象。在马里兰的圣玛丽县，托马斯·诺特利的住宅有大小房间15间。同县的罗伯特·斯莱家里有20个房间。除住房外，有的人家还有劳工住处、谷仓或挤奶房等建筑。奴隶住房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奴隶主的“心肠”，另一方面也与北美经济和社会的变动相关联。最初，种植园的奴隶住处一般是类似宿舍的单一棚屋；后来，随着奴隶家庭的增多，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分开的住所，同时也存在多户共用一间棚屋的情况。但这些变化并未给居住的面积和条件带来多大的改善。(142)一般说来，奴隶的住所粗劣窄小，很少修葺改进，仅可遮风挡雨而已。

17世纪中期以后，经济上发迹的人不断增多，高大堂皇的住宅遂成城乡风景的点缀。在18世纪上半叶，特别在20—50年代，南部种植园主、城市大商人、新英格兰的乡村富户以及其他有钱人，开始建造所谓“早期乔治式”风格的公馆。建于1715年的“达默公馆”，可以说是这种风格在萌芽阶段的作品。这是一个底座为长方形的建筑，高两层，上方有一个顶楼；正面有5扇窗户，后面山墙上有2扇，顶楼有3个天窗；没有走廊，但门廊装饰得十分精巧。韦斯托弗的伯德家族的公馆建于18世纪20年代末，也是这种式样，面积达2500平方英尺，外观庄重而堂皇。安纳波利斯的“威廉·帕卡公馆”，其价值折合当时货币4000英镑。李家族在斯特拉特福的祖传宅邸，建于1725年左右，外观上显得庄重气派。在18世纪70—80年代，外国来的旅行者看到北美上层人家的住宅，往往称赞其雅致、漂亮和豪华。(143)不过，此时普通人的住房则远为逊色，正如有的学者写道：“18世纪北美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住在没有泥灰墙、木地板和玻璃窗的房屋里。所谓住所，不过是单独一间可以取暖的屋子而已。”(144)

室内设施和装饰普遍比较简陋。屋内没有上下水系统和浴缸，用水和洗浴都不方便。夏天，年轻男子和儿童到河湖洗澡，常有人溺水身亡。铺设地毯的人家很少，所谓“土耳其毯子”，通常用来当桌布。墙纸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用于室内装饰，价格昂贵的挂毯则仅见于富人宅邸的墙上。夜间富裕人家以蜡烛照明，穷人常用的是鲸油灯或易燃木，有的甚至只能借火炉的光。夏季蚊虫袭扰，蚊帐必不可少。冬季房间的取暖设施十分重要。房间少的房屋，在中间设一个“火塘”(145)，兼具做饭和取暖的双重功用。房间较多的住所，则须在每个房间都修建火炉。1753年，波士顿有个商人刊登出售住房的广告，称8间房中有7间“带火炉”。(146)中部一些地方的住房，每个房间都有火炉，一年中有一半时间炉火都在燃烧。(147)富兰克林曾发明一种火炉，节能高效，热量大，而且看得见火苗。

室内的陈设和布置也难以一概而论。普通人家的室内陈设十分简单，仅有一些必要的家具、容器和工具。拓殖初期的家庭，往往以葫芦为碗，用木片做勺，将树墩当凳子，床上铺的是铁杉树枝。在17世纪的马里兰圣玛丽县，有70%的人家没有正式的坐具；在同期的弗吉尼亚，这个比例也达到55%。(148)在18世纪中期，弗吉尼亚西部地区没有奴隶或仆人的家庭，大多也没有或很少有椅子等家具。(149)这个地区财产在50英镑以下的人家，晚上睡觉没有床，也不坐在桌子边上吃饭。(150)有钱人多以英国的生活方式为追求目标，在住房和家具方面自不例外。1690年，威廉·伯德第一在修建住宅时，从欧洲订购了许多家具和用品，包括床架、窗帘、镜子、桌子和俄式皮椅等。(151)18世纪中期，在马里兰的殷实之家的住宅内，摆放着式样和用途各异的桌椅、柜子、书架、写字台、玻璃镜、酒柜和闹钟等。家具的质地有枫木、红木、胡桃木和松木等。17世纪末，红木成为主要的家具材料，各种器物变得更为精美耐用。18世纪的有钱人家，还从欧洲购买绘画作品来装饰住宅。

从整体上说，北美居民的居住条件不及同时期的英国人。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下层居民的居住状况逐步改善：住房大多为两层结构，房间的功能和用途趋于专门化，大部分人住在有4～7个房间的住宅中，大多有床、被褥和桌子。北美富户的宅邸与英国那些古雅富丽的城堡相比，也不免相形见绌。据说，较之英国贵族和大商人的宅邸，殖民地最豪华的住宅“可能被误以为是英国一般的农庄茅舍”。(152)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居民在居住质量上与英国的差距不断缩小。那些原来在母国生活穷困的人，来到北美以后，居住条件可能有所改善。例如，苏格兰高地人在母国住的是草皮屋或石屋，没有地板，没有窗户，只在屋顶中央留一个孔通风和排烟，有的一家人共居一室，有的甚至是人畜同室；而移居北卡罗来纳的苏格兰高地人，则住上了较为舒适的木屋，有窗户，有专门的烟囱，铺着木地板，室内摆放着一些必要的家具。

4.交通、旅行和信息传递

水陆交通是殖民地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举凡农场产品的运输，市场联系的建立，居民之间的往来，以及信息的传递，都有赖于一定的交通设施。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商业和工作的机会较多；而身在偏僻之乡的人，则多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在各个殖民地，市场、政治和信息的中心均位于开发较早的沿海地区，对内地居民来说，与沿海地区的交通就具有关键的意义。而且，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有利于不同地区居民的交往，有助于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发育成长。

最初，殖民地居民相互往来以及与外界沟通，所依靠的主要是河流和印第安人小道。由内地流向大西洋的众多江河及其支流，不啻是天然的通道。早期的白人定居点大多建于河岸。由于来不及修建道路，居民只能借助河流溪涧相互往来，因而建造适合航行的船只，便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业。是否接近可以通航的河流，往往决定一个村镇和外界联络的能力。像哈得孙河、特拉华河这样的大河，有许多支流汇入，将一个广阔的地域联结在一起。但是，河流的通航能力受到不少限制，河中的沙石、树桩和堤坝，都是航行的障碍；而且，瀑布线以上的河段均不容船只航行。印第安人打仗、迁徙和狩猎用的小道，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是捷径，为白人的陆地行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后经拓宽，成为重要的交通路线。陆地交通的障碍来自于海湾、河流和山岭的阻隔。修建桥梁或维持渡口，都颇耗人力和物力，这对各地道路系统的扩展，一度构成很大的限制。行人有时只得涉水渡河，溺水丧命者不乏其人。渡口摆渡的速度十分缓慢，由于船只较小，车辆和马匹必须分开过渡。在较宽的河流上，有时需要点火发出信号，对岸的渡船才会过来。在联结沿海大城镇的海路航线上，定期有航船将旅客、邮件和货物运来送往。海上航行颇费时日，从北卡罗来纳到纽约需要四五天时间。在1716年波士顿建立第一座灯塔以前，海岸上没有航标灯，不利于航行的安全。

定居地建立后，修路架桥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修筑道路和开设渡口，则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各殖民地议会制定了许多关于公共道路的法案，具体工作多由地方政府承担。在弗吉尼亚，有的县很早就要求修筑道路，以使“外乡人和本地居民的旅行更为便利”。(153)1720—1748年，弗吉尼亚议会在詹姆斯河上游开辟了11个渡口。(154)弗吉尼亚议会还于1763年发行彩票以筹集资金，在滨海地区和西部山区之间修建了一条可供马车通行的道路。在马里兰的乔治王子县，公共道路里程在1700—1739年间增加了5倍，达到295英里；到1762年又增加了188英里。(155)北卡罗来纳在成为王室殖民地以后，每届议会几乎都要讨论道路问题，有关法案为数甚多。1764年，有一项法令要求各县法院安排修筑公共道路，开辟渡口，确定架桥的位置，疏浚通航的河道；还规定各县必须任命一名“道路监督员”，负责组织本县16岁以上的男子每年为修路架桥而劳动若干天。(156)康涅狄格各村镇也要求其成年男性居民每年为修筑公共道路做义务劳动，不从者要受到罚款一类的处罚。纽约议会在17世纪末要求各地开辟和修筑道路；1703年立法要求居民对经过自己土地上的道路进行维修；1708年的法令明确规定，任何成年人如果不为公共道路出力，其财产就可能被公开拍卖。(157)18世纪30年代以后，纽约议会开始重视乡间道路建设，每县都设有一定数量的道路专员，并要求道路达到一定的宽度，以便于车马通行。纽约议会还于1768年提出要修建一条运河，以沟通东部和西部。这或许是伊利运河的最早设想。

经过多年的努力，各殖民地建成了若干主干道路，构成基本的陆路交通系统。各殖民地之间，也有主干道路相互连通。哈得孙河两岸有一条“英王大道”，于1677年动工修建，开始时仅从纽卡斯尔延伸到切斯特，后来又穿过费城，通往特伦顿，成为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之间的交通干道。到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和纽黑文之间有4条路线相通，纽约和费城之间也有数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在1700—1760年间，康涅狄格建成了一个道路网，将内地村镇与哈特福德、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等城镇连接起来。从费城到威尔明顿的邮车路线，经过纽卡斯尔直达多佛。许多道路为南北走向，在有通航河流的地区，沟通东西的道路甚少。以费城为中心的“大车道”，全长达到800英里（合1280公里），向南和向西两个方向延伸，沿途经过许多城镇，南端进入佐治亚境内。在18世纪40、50年代，弗吉尼亚又开通了两条马车道路。从弗吉尼亚到南卡罗来纳也有一条通路。

各地道路的状况参差不一。不少道路不过是蜿蜒于丛林中的小径，路面上残留着树桩，天晴时尘土飞扬，遇雨则变成了泥沼，车、马通行都颇不安全。路上标识甚少，或根本没有，以致行人容易迷路。一些旅行者常用“差得可怜”、“十分可恶”和“糟透了”之类的词汇来描述道路状况。1704年，萨拉·赖特从波士顿前往纽黑文，有的路非常难走，路面狭窄，草木丛生，荫翳幽暗，令她感到害怕；有的道路则平坦开阔，沿途的景色激发了她的想象和诗兴。(158)1753年，一群摩拉维亚教派的旅行者，行走在从斯汤顿南面到罗阿诺克河之间的路上，沿途山高路险，上山时要从后面推车，有时甚至要把大部分行李从车上搬下来，马才能把车拉动；下山同样困难，甚至更加危险，有时要用树枝插进两个车轮以减缓车速。一天从早到黑，人困马乏，才走了16英里。几天以后，他们遇到的路很窄，只好用斧头砍开树丛荆棘，一边拓路，一边行进，正如他们中有人所说，“我们不是要开辟新路，就是要改进旧路”。(159)不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1744年从马里兰往北的旅行途中，很少抱怨道路不好或行路不便；他有时还称赞某一地区的道路“好到极点，而且平整”，或者是在“不下雨的天气很好”。(160)克雷弗克在18世纪70年代也提到，在他居住的纽约乡间，如果遇上路况好，坐马车一小时走7英里是很轻松的事。(161)

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马车和船只。到18世纪中期，一般农场都有自己的运货马车，有的还用牛车来搬运笨重的物品，如巨石和大木头。人员出门，采用的交通工具是马、马车和船只，而且大多为个人自己所有。骑马一天至多可行50英里，平均行程在30英里左右。在留存的遗嘱和财产清单中，马和骑马用具都被列为重要财产。两轮马车和四轮马车是常见的载人运货的工具。马车上没有弹簧一类的减震装置，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之甚，竟至震断人的骨头，因而人们情愿骑马。普通人外出多靠步行，有钱人旅行则往往自备车马。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城市，从18世纪中期到革命时期，拥有私人马车的人不断增加。时髦的双轮马车、带篷马车和四轮马车，穿梭于城乡大道上。更豪华的是四匹马拉的大马车和四轮有篷马车，还配有穿制服的车夫和跟班。印第安人的独木舟可用来摆渡，也能在很浅的溪流上自如通行；但船体又小又浅，初次乘坐的人不免胆战心惊。远程水运须用大船，出海航行的船只排水量在数十吨乃至数百吨以上。北美和英国之间的船费为5镑，对一般人并不是轻松的担负。公共交通出现于18世纪。1717年，康涅狄格在纽黑文和哈特福德之间开通了客运和货运公共马车线路，承包商为约翰·芒森，每月发送一趟。在革命前的十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大城市之间，已经建立了公共交通线路；还有一些辅助线路连通朴次茅斯、威尔明顿、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等地。1772年，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车费为每人每英里3便士，行李另收费。(162)

在殖民地初期，供行人歇脚过夜的旅馆为数不多。长途旅行的人，在出发前必须进行细致准备，带足食物和用具。有时旅人只能在露天过夜，一团篝火，一堆干树叶，外加一床毛毯，帮助他抵御夜半寒气。据克雷弗克说，在寒冷的冬夜，旅行的人可以到任何一个他见到的人家去烤火取暖，因而农户冬季夜晚一般都不关门。(163)有些经常接待过路人的人家，慢慢变成了旅馆。后来，长途旅行的人增多，旅店和酒馆便出现于村镇和交通要津。一个旅馆通常只有几个房间，有时男女旅客只得共处一室，有时迟来者只能睡在地板上。据萨拉·赖特记载，1704年她从纽黑文去纽约的途中，宿店时就有几个男人睡在她的房间里。(164)1763年以后，各地出现了筑路热潮，道路的质量有所改善，公共交通工具增加，旅馆增多，给旅行带来更多的便利。但旅行仍是一件苦差事，为了享乐而旅行的人并不多见。在外出奔波的人中，有的是寻找新家园的移民，有的是谋求职业的手艺人，有的是巡回授课的教师，有的是布道传教的牧师，有的是四处挣钱的生意人，有的是从战场归来的士兵，有的是走亲访友的人，还有的是偷盗行窃的流窜犯。

交通运输是否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的贫富和生活质量。克雷弗克谈到，土地越肥沃、出产越丰富的地方，往往离市场越远，交通越不便利；那里的居民虽然居住在丰裕之乡，却过着贫穷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把产品运到市场去换钱。(165)另外，交通不便也限制了人们交往和联系的范围。大名鼎鼎的科顿·马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新英格兰。在切萨皮克地区，一个社区方圆不出五六英里，人们实际交往的范围仅在方圆二三英里。(166)马里兰有个名叫文森特·曼斯菲尔德的种植园主，一生仅有少数几次出远门的记录；他在1687年去世以前所交往的人中，有83%住在距他的种植园5英里之内，将近二分之一的人没有超出步行的距离。普通人对于自己定居地以外的事情所知甚少。汉密尔顿医生在新英格兰旅行时，路遇一个农夫，这人听说他来自马里兰，不胜惊讶地说：“马里兰！这个鬼地方究竟在哪里？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167)

信息的传播也取决于交通状况。在水陆交通不畅的时期，没有正规的邮政系统可言，信件和消息的传递，只能依靠一些很不固定的渠道。任何出门的人都可能充当信使，北美和欧洲之间的邮递，则借助往来于大西洋上的各类船只。新英格兰和欧洲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当地人和英国的联系比较便捷；南部种植园主和英国的信件往来，如果依靠运送烟草的船只，往返一次需要五六个月。到18世纪中后期，大洋两岸之间的邮件往来有所改进，函件数量增加，邮递时日缩短。大西洋沿岸各地之间的通讯，最初比北美和英国之间的联络还要困难。随着道路和交通的改善，邮政系统开始形成。1673年，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设立了一条正规的陆地邮路，两地之间的信件只需1周即可到达。到18世纪50年代，两地之间每周至少有一趟邮差，信件3周可以往返。整个殖民地邮政系统始建于1692年，逐渐将沿海地区连成一片。1711年，英国议会开始推进北美邮政的正规化，英国邮政大臣在各殖民地任命副手，总办事地点设在纽约。1737年，富兰克林出任殖民地的副邮政长官，在扩展内陆邮路方面建树良多。殖民地当局注意对邮政加以管理。1715年，北卡罗来纳立法规定，公共邮件必须立即投递，对遗失和错投邮件者，处以英币5英镑罚款。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寄信不用信封，而是将信笺朝里折叠起来，用蜡或胶封口，在外面写上地址；也不使用邮票，邮资由收信人支付。

初具规模的邮政系统，有助于加强殖民地内部的联系。各地的居民通过信件往来以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增进了解。城镇的邮局成了信息的集散中心，每当邮递员送来一种报纸，便有人向聚集的人群高声朗读。出门旅行的人也可以从邮局获得有关的消息。从这个意义上说，邮政系统的出现，给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

三、教育与智性生活

1699年五朔节，威廉玛丽学院有个学生在演讲时说：“我以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快乐的时代，那时我们在礼仪上超过了亚细亚人，在宗教上超过了犹太人，在哲学上超过了希腊人，在几何学上超过了埃及人，在算术上超过了腓尼基人，在占星学上超过了迦太基人。啊，快乐的弗吉尼亚！”(168)这种言论在当时无异于一种幻想，却反映了北美社会精英的心理和愿望：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仍未忘记对知识和趣味的追求。他们重视教育，注重智性生活，希望使欧洲文明之树在北美扎根生长，结出新的果实。

1.教育的发展

殖民地居民所理解的教育，主要是指基础教育，目的是使人掌握基本的认读、书写和计算的能力。北美的高等学院不过寥寥几所，因而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人们普遍希望自己的后代接受基本的教育，能够识文断字，敬畏上帝，进而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成功。各殖民地当局或多或少均有涉及教育的立法。就一般情形而言，教育的责任更多地由地方社区、父母和主人来承担，政府则主要扮演监督者的角色。

各殖民地先后立法，要求父母和主人为家里的儿童提供必要的教育。弗吉尼亚当局要求每个家庭自己解决其子弟的教育问题；如父母无力为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则所在县的官员应当对这些儿童的教育负责。纽约的“公爵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文。马萨诸塞当局1642年制定一项法令，批评许多父母和主人忽视子女、学徒的教育；法令责成村镇行政委员关注本村儿童的道德和文化教育，使儿童具有“阅读和理解各项宗教原则和本地主要法律的能力”，掌握一些有用的技艺，以便他们成年后不至于成为游手好闲之徒；对于不能使子女得到正当教育的父母和主人，要予以处罚。(169)康涅狄格（1650年）、纽黑文（1655年）和普利茅斯（1671年）也制定了类似法令，内容上似以马萨诸塞的法令为蓝本，有的规定更加细致。(170)后来，这类法令得到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未能履行职责的村镇行政委员，受到了法院的追究；在新英格兰的法院记录中，可以见到许多这类案例。各殖民地的有关法令在涉及教育的责任时，总是主人和父母并提，这是由于许多儿童或孤儿在其他家庭充当学徒，他们在接受职业技艺训练的同时，还需要掌握基本的认读能力。关于学徒的教育问题，可能在契约中有条文规定。有的研究者在纽约的108份契约中发现了这类条款，其中比较典型的规定是，每年送学徒到夜校读书3个月，以学会读、写、算。(171)

父母大多希望子女能够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立的本领，社会精英更希望将子弟培养成“绅士”。罗伯特·卡特在1720年表示，他所盼望的最大福祉，就是他的儿子在知识和教养上能够得到改善。科尔登在1742年对自己提出了做一个好家长的目标：要教导孩子们靠自己的勤劳自立于世，而不是依靠父辈的家产享清福。(172)北卡罗来纳总督约翰斯顿1752年去世前，将自己的遗产留给一名侄子上学用。普通人家对子女的教育也有同样的热情。有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妇女，在遗嘱中给她的每个孩子一头小母牛，以其所生小公牛带来的收益供孩子上学。有个名叫约翰·卡斯蒂斯的弗吉尼亚人，把14名奴隶的劳动所得作为孙子的学费。弗吉尼亚的罗伯特·哈珀，将两座种植园的烟草收入用于3个孩子的教育。(173)不过，对于女儿和儿子，父母在教育上所抱的打算是不一样的。女儿的教育目标是将来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儿子则被寄予更高的期望，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殖民地居民之所以重视教育，是希望教育承担某些重要的社会功能。教育首先是“文明”传承的需要，特别是欧洲裔居民身处“荒野”，不借助教育，欧洲的文化传统就不能得到延续。康涅狄格1650年的《学校法》特别指出，每个村镇都要从居民中推选一些人来监督子弟的教育，首先是要使任何家庭免受太多的“野蛮风气”的侵害。(174)北卡罗来纳总督约翰斯顿在批评议会未在教育方面采取行动时说：“在所有人类的文明社会，通过某种程度的教育来启迪年轻人的心智，及早地使他们受到美德和宗教原则的熏陶，向来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安宁和幸福至关重要的事情。”(175)1712年，波士顿北部居民向当局请愿，要求设立文法学校；他们在请愿书中提到，教育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很有裨益的事情，教育越开明，就越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较多的荣誉和福祉。(176)

教育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功能，就是为社会培育有用之才。在18世纪50年代，纽约有人提出，教育的作用在于使人能够从事不同的职业，改善人们的心灵和理解力，向他们灌输公共精神和对家乡的热爱，激发他们对自由的热情和对人类的博爱；总之，要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成为更好的社会成员。(177)18世纪60年代，殖民地报纸上有文章把教育比拟成雕琢宝石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不受教育，就等于守着未开掘的宝藏而受穷；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178)威廉·利文斯顿谈到：“教育的真正作用在于使人能够从事生活中的各种职业……一句话，在于使人们能够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成为）社会的良好成员。”(179)一般人之注重教育，当然也着眼于实用的一面。富兰克林从他本人的教育经历出发，强调教育的功用在于使年轻人在走出学校后，能够适应学习任何生意、从事任何事业和职业的需要。(180)

但是，南卡罗来纳却有人对教育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带有某种反智主义色彩，认为“学习不仅是一件无用的事，而且十分危险”。(181)那里不少人生活奢侈，挥金如土，但不肯出钱支付教师的薪水，也迟迟没有建立一所学院。

儿童教育是由家庭、社区、教会和学校等多种机构共同承担的。家庭作为儿童的启蒙学校，其重要性已如前述。社区乃是家庭教育的补充和延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作用于儿童的社会化。另外，对那些不服家庭管教的孩子，社区还负有重新安置的责任。康涅狄格1650年的《学校法》规定，父母如果不能很好地管教孩子，主人如果不能很好地管教学徒，以致孩子和学徒粗野散漫，桀骜不驯，村镇行政委员就可以将其置于新主人的管束之下，直到男子年满21岁，女子年满18岁。(182)

教会在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教会作为道德和行为的裁判者，对儿童的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发挥引导作用。而且，教会更是直接地参与正规学校教育。在各类基础学校，牧师是教师的骨干；而高等学院的建立则大多受到教会的推动，以培养合格的牧师为要务。同样重要的是，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清楚地阅读《圣经》”乃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1683年，宾夕法尼亚关于教育的法令提出，教育的目标是使儿童能够读懂《圣经》，到12岁时具备书写的能力，并掌握一些谋生的技能。(183)儿童的识字课本和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727年新英格兰的识字课本开篇为26个字母，认读每个字母的例句中，有“A：In Adam's Fall，We Sinned all”这样的句子；学完字母后的第一课，就是关于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其中包括敬畏上帝、尊敬国王、服从尊长、热爱朋友和宽恕敌人等，大多出自基督教的教义。(184)哈佛学院于1643年制定的学生守则规定，学生必须懂得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和基督，每天要读《圣经》两次。(185)在哈佛学院18世纪中期以前的检测题中，宗教方面的内容占很大比重，如“假如亚当一直保持蒙昧状态，他是否被送进了天堂？”之类；此后才更注重世俗的知识。(186)在确立了官方教会的殖民地，对于教师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要求，如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1712年关于教师资格的文件规定，教师必须是英国国教信徒；北卡罗来纳1773年关于纽本一所学校的教师资格要求是，非国教徒不得担任教师。(187)

正规教育的机构则是各类学校。殖民地的学校系统沿袭英国的制度，分传授读写常识的小学、教授古典语言的文法学校和高等学院三类。设立学校是殖民地初建时就提出的任务。1618年，英国政府指示弗吉尼亚新任总督乔治·亚德利在亨赖科建立学校。(188)17世纪，南部有人用遗产建立学校或资助教师。(189)波士顿在1635年开始设立正式的学校。1647年，马萨诸塞有一项关于学校的法令规定，在任何居民达到50户的村镇，必须设立一所传授读写技能的学校；居民达到100户的村镇，则需设立一所文法学校，学制7年，进行以希腊语和拉丁文为主的古典教育，目的是为学院输送学生。(190)这些学校的经费来自多种渠道，私人赞助始终是主要的财源；地方税收有一部分用于学校开支，特别是支付教师的薪水。

1745年以后，殖民地兴起了“学院热”，至独立战争爆发前，相继建成了7所学院。到1776年，除哈佛学院（1636年建立）、耶鲁学院（1701年建立）和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建立）外，达特茅斯学院、罗得岛学院（布朗大学的前身）、英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女王学院（不久即改名拉格斯学院）、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费城学院（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瓦克学院（今特拉华大学）等学校也在招生。按照英国的惯例，只有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才能颁发学位证书，而北美的这些学院都授予学位。建立学院的热潮受到了许多因素的推动。殖民地思想界理性主义思潮高涨，要求建立超越宗派的教育机构；“大觉醒”运动掀起了新的宗教热情，使教会的办学兴趣更趋浓厚；1748年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来源。

教育对殖民地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文明通过教育而在北美得到传承。殖民地的文法学校和高等学院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对古典传统的重视。拉丁文为基本的学术语言，大部分教科书乃用拉丁文写成。1770年普林斯顿的校长谈到，该校的课程设置为：第一年是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物和修辞；第二年有古典语言、数学、地理和哲学；第三年有语言、数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最后一年则有高级古典作品、数学、自然和道德哲学、历史、文学批评和法语等。(191)可见，在殖民地，凡受过教育的人，对于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都不会全然无知，许多人在写作时能够娴熟地引用古典作品。汉密尔顿医生在旅行时遇到一个摆渡的年轻人，居然懂一点拉丁文，知道威廉·利利编的拉丁文语法书。(192)殖民地的知识阶层还对欧洲思想界的新近趋向相当敏感，对于洛克、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他们也耳熟能详。

殖民地居民的识字率得到了逐步的提高。新英格兰地区的文盲不多，甚至少于英国。据说，在第一代移民中，三分之二的男子和三分之一的妇女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193)1701年，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在一封信里写道：“这里上了10岁的孩子中，找不到一个不会熟练阅读的人；而20岁的人全都写得相当不错。”(194)在切萨皮克地区的居民中，能读书识字的人也相当普遍。马里兰的居民很少有人在各种文书上打手印，他们大多都能签上自己的名字。纽约在1730—1770年间留下遗嘱的人中，有80%能够签名。(195)据美国学者劳伦斯·克雷明估计，当英国居民的识字率尚在48%～70%之间的时期，殖民地居民的识字率已达到70%～100%。(196)

殖民地高等教育的成绩更是显而易见的。在1715—1745年间，3所老牌学院培养了大约1400名毕业生；1745—1775年间，由于众多新学院的建立，殖民地获得学士学位的人达到3.1万人以上，其中28%的学位是由新兴的7所学院授予的。(197)以往，北美的牧师多由欧洲大学培养，例如，1643年新英格兰的80名牧师中，有一半出身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50年以后，马萨诸塞的87名牧师中，有76名毕业于哈佛学院；康涅狄格的36名牧师中，有31人出身于哈佛。(198)律师的教育背景也得到了改善，至1776年，有资格申请在殖民地法院辩护的律师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学士学位。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北美主要学院所培养的学生，有三分之一以上进入了宗教界，从事医生、律师和教师等职业的人居次，经商务农者也不乏其人。(199)不过，以英国的标准来看，殖民地的教育水平是相当原始而粗劣的。在安德鲁·伯纳比看来，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似乎不值一提；马里兰年轻人的教育很少受到关注；即使是建立已逾百年的哈佛学院，也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200)

而且，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是极不平等的。居住地点、经济状况、性别和种族因素，均对受教育的机会产生影响。贫困者不能为子女提供学费；边疆地区普遍缺少教育设施；女子上学的机会低于男子；黑人则完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可能。能够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等偏上的家庭。大学的费用更为昂贵，有个哈佛学生说，他为学位花费了114英镑3先令1又1/4便士；有人估计，培养一个律师要花200～300英镑。到欧洲留学，每年至少需要100英镑。美国历史学家梅因估计，在美国革命时期，只有约十分之一的人有能力送子弟上大学。(201)

2.科学和艺术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沃滕贝克写道：“当牛顿在发现引力定律的时候，当哈维在研究血液循环的时候，当弥尔顿、琼森、笛福、蒲伯以及其他人在写作他们的不朽著作时，美利坚人正忙于使用斧子、锄头和锯子。”(202)的确，英属北美在精致文化上没有取得可以称道的成就，科学和艺术都很不成熟。迟至1759—1760年，当英国人伯纳比到北美旅行时，发现在许多地方高雅的知识和趣味都几乎不为人所知，即便是在费城这样的繁盛之区，科学和艺术也还没有走出襁褓阶段；唯有波士顿在这方面略可称道，居于北美之首。(203)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殖民地无人重视高雅的精神追求。实际上，北美社会精英追慕古典传统，希望在精神、知识和语言上与欧洲文化保持联系。正如乔治·梅森在1766年寄往英国的一封信中所言：“我们渡过大西洋，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气候，而不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本质和性情还是原样未动的。”(204)清教徒在迁徙时，担心和英国文化断绝联系，在他们所携带的有数的几件物品中，就包括书籍。他们想通过读书来保持对欧洲文化的感受。古典作品是他们的主要精神食粮。17世纪新英格兰藏书最富的小约翰·温斯罗普（康涅狄格总督），其书房中有半数书籍为拉丁文，另有德文书23册，法文书17册，意大利文书7册，希腊文书4册，西班牙文书1册，而英文书籍只有71册。(205)当弗吉尼亚尚在风雨飘摇之际，殖民地司库乔治·桑兹仍在詹姆斯河畔的住所中，抽空就着蜡烛的光亮翻译奥维德的《变形记》。(206)北美精英人物中，有不少人曾在欧洲接受教育，成为大西洋两岸文化联系的桥梁。许多人精通数种古典语言，例如，理查德·李第二就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日记；威廉·伯德第二用希腊文给他的第二个妻子写信。(207)在艰苦粗放的生活中，古典文化使北美精英在精神和趣味上略显高雅。

殖民地虽然没有完善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研究积累，但仍有许多人对科学情有独钟。1640年，哈佛学院就开设了数学、几何、物理学、天文学和植物学等课程；在其他学院的课程中，科学也占很大的比重。这对于传播欧洲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无疑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事科学观察和研究的人多为业余爱好者，专业研究人员颇为少见。科学活动的中心在费城、波士顿、威廉斯堡和查尔斯顿等大城市。

植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依赖于观察的学科。北美丰富的新植物品种，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瑞典学者林奈在制定植物分类体系的过程中，借助了北美观察者提供的材料。北美的植物学爱好者收集了许多未见于欧洲的植物品种，把植物的种子和标本送给欧洲的研究者。詹姆斯·洛根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科学爱好者，他在植物学方面进行了有趣的实验：用印第安人的玉米作为实验对象，以研究作物的再生过程，验证并详细描述了风在玉米授粉中的作用，并暗示所有植物都是如此。他的研究报告于1735年在英国王家学会的《科学研究学报》发表，成为一篇重要的植物学文献。

在物理学方面，北美最为人所称道的成就是富兰克林关于雷电的实验。富兰克林对电的兴趣，来自阅读牛顿的《光学》和其他物理学著作。他依据流行的电学理论进行实验，证实闪电就是电。他公布了自己的实验报告，并发明了避雷针。

天文学在北美是最受人青睐的一个学科，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吸引了许多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人们观测各种天象，对日食、彗星和月球运动作了细致的探讨。宾夕法尼亚的托马斯·戈弗雷于1730年发明了象限仪，并在特拉华湾作了试验。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哈德利在大致同时也制作出了同样的仪器，英国政府准备对他给予奖励。詹姆斯·洛根闻讯便给英国有关人士写信，为戈弗雷的发明争取承认，但最终这一仪器还是得名哈德利象限仪。1761年，欧洲天文学家在南非、西伯利亚和印度等地观测金星凌日，虽然北美大部分地区看不到这一天象，但哈佛学院的教授约翰·温斯罗普特地赶往纽芬兰，在那里做了观察，留下了北美唯一的一份观测记录。1769年再次出现观测金星凌日的机会，北美的天文爱好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许多观测报告发表在《科学研究学报》上。

北美人士的科学观察和研究，有的还在欧洲得到了承认。在英国的《科学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文和观察报告者大有人在，有人还当选为王家学会的会员。迄于1783年，北美的王家学会会员一共有33名，包括科顿·马瑟、约翰·温斯罗普、约翰·米切尔和富兰克林。

殖民地的科学爱好者还组成了民间学术团体。第一个跨殖民地的科学研究团体是1743年成立的“美利坚科学研究会”(208)。后来还出现了“纽约艺术、农业和经济促进会”（1764年）、“费城美利坚实用知识促进宣传会”（1766年）等团体。后者于1767年与“美利坚科学研究会”合并，组成“费城促进实用知识的美利坚科学研究会”，把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重视实用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的传播，出版《科学学报》。

北美文学和史学的起源，则反映了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印第安人的歌谣、祷文、咒语、祭祀文、谜语和故事，既是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也是珍贵的史料。其数量甚多，不易收集和研究；加以完全依赖口头流传，不少作品随印第安人部落的消亡和人口的减少而告湮没无闻。另外，印第安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非洲黑人带来的歌谣和传说，也有一部分为北美的作家所吸收。这都增添了北美文学的多元文化色彩。

较之同期的英国，北美在文史领域的确乏善可陈。南卡罗来纳总督威廉·布尔在1770年致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文学在这里还处在它的婴儿期”。(209)这个判断对各个殖民地都是适用的。严格说来，殖民地时期既不存在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史学，一切都带有萌芽阶段的幼稚和混沌。在美国文学史教科书中，历史记述被列为早期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同样的作品也是美国早期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北美的最早的文字记述，出自欧洲探查者、传教士和殖民者的手笔。这些作品的主题是介绍北美的地理、风物、土著居民和最初的殖民经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亦文亦史的作品，在文学上显得粗糙浮浅，缺少可读性；从史学的角度看，它们将事实和想象、政治和宗教糅合在一起，也称不上是信史。它们在文学史上还被提及，是由于它们是美国文学的最初形态；在史学史上未被遗忘，乃在于它们保留了当时人的看法和信仰，具有史料的价值。18世纪的一些作品，其学术或艺术价值略有提高。

殖民地时期还有一些记述印第安人历史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种族意识，将印第安人描绘为处于异端邪教和蒙昧无知控制之下的“野蛮人”，声称白人奉上帝的使命，在“荒野”中履践神旨，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化“野蛮人”；而他们不受教化，居然对白人进行抵制和反击，实际上就站在了邪恶一边。于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冲突，就成了上帝和魔鬼的斗争。

日记、自传和传记，在北美殖民地是一种十分丰富的文学和史学资源。约翰·温斯罗普将他的日志视为一部“新英格兰史”；威廉·伯德第二的日记，具有自传的性质；富兰克林的《自传》广为人知，但并不完整，叙述止于1759年。一些曾遭到印第安人绑架的白人，在他人的协助下撰写了关于绑架经历的文字，即所谓“被绑架者叙事”，其中包含大量关于印第安人文化和种族关系的信息。布里顿·哈蒙1760年写出的自传《关于黑人布里顿·哈蒙的非常苦难和奇异得救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奴隶生平的传记。英克里斯·马瑟为其父所做传记《可敬的牧师理查德·马瑟先生的生平》，叙述了“马瑟王朝”开创者的事迹。

另一类具有文学性质和史料价值的文字，是大量的宗教布道词和神学作品。布道词直接面向大众，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流传，是一种影响十分广泛的文学形式。据说，在1639—1729年北美出版的书籍中，40%属于这类作品。(210)当然，布道词追求的并不是文学的美感，而是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讲述宗教的观念和信条，以传播基督教的影响，进行信仰上的引导，对信众进行灵魂的“拯救”。在一个没有纯粹文学作品传世的时代，这种布道词在文学史上也就产生了特殊的意义。此外，后世的历史学家常常挖掘布道词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以研究相关的时代，因而它又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如果就在当时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殖民地时代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历书》。1733—1758年间，富兰克林每年编印历书，在历书的前面写一段或机智幽默、或富于知识性的前言，在中间的空白处印上格言、谚语和小常识，文字浅显易懂，富于生活气息，而且每年更换新的内容，深受一般民众的喜爱。这些谚语和格言“包含了许多时代和许多国家的智慧”，(211)而且带有富兰克林个人的色彩。按他在《自传》中的说法，他要使这一历书成为那些很少买书的人接受教益的工具，并且他也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212)历书上的格言和谚语广泛传播，“正如穷理查德所说”一度成了口头禅。

殖民地时代北美没有出名的诗作。人们所阅读的诗句许多是翻译和翻印的作品。另一种具有诗歌形式的文字是丧歌和挽词。威廉·伯德第二用“Mr. Burrard”的笔名发表过一些诗作。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的长篇叙事诗，曾在新英格兰广泛流传。他的《末日》第一版1800册当年就告售罄，到1777年共重印过10次。此人是一个牧师，其诗作和布道词一样带有宗教性，旨在警示和劝导人们敬奉上帝，以求恩宠和救赎。同他志趣相投的清教徒诗人，在新英格兰不乏其人，宗教性的诗篇也不胜枚举。

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威廉·布朗的《同情的力量》，出版于乔治·华盛顿第一次就任总统的那一年。此前殖民地居民所读的小说，均为欧洲作品的翻印本。当时尚无版权的概念，英国和欧洲的许多书籍，经北美印刷商的盗印而成为殖民地的出版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小说实际上也就成了北美的文学作品。(213)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殖民地时期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举凡绘画、雕刻和戏剧，都没有取得可与欧洲媲美的成就。但是，殖民地居民同样具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一些城市兴建了剧院，来自欧洲和英国的表演团体在那里演出。有钱人在住所的墙上悬挂欧洲或本土画家的作品。一些富人使用的家具，也具有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当然，这些涉及艺术的活动，同那些埋头于劳动和工作的普通农场主、工匠、契约仆和奴隶，并没有多少关系。

3.自由出版的发端

17世纪殖民地没有自由的出版业，文化传播和知识传承受到了种种限制。英国极力控制殖民地的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渠道，在给殖民地官员的指示中强调，鉴于自由印刷存在很大的弊端，故不得允许任何人开办印刷所；未经当局特别批准，不得印刷任何书籍、小册子和其他出版物。(214)纽约的“公爵法”中规定，发表挑动公众或诋毁他人声誉的消息，要受到处罚。1683年，英国指示弗吉尼亚总督，不要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印刷出版”。(215)1671年，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在给英国有关部门的通信中也表示：

但我要感谢上帝的是，这里既没有什么自由学校，也没有什么印刷业；我希望一百年内我们不要有这些东西；因为学识已给世间带来了违忤、异端邪说和各种宗派，而印刷则使它们公之于世，诽谤中伤最好的政府。愿上帝使我们远离这两种东西。(216)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出版加以限制就不足为怪了。马萨诸塞于1690年出版了北美第一份报纸《公共新闻》，不久即遭取缔。在1715年以前，整个殖民地仅有一份报纸，即波士顿的邮政长官约翰·坎贝尔于1704年创办的周刊《波士顿通讯》，其出版得到了当局的支持，主要登载英国一年以前的消息，发行250份。1638年，北美第一家印刷所设立于马萨诸塞。1685年，费城也出现了一家印刷所。纽约的第一家印刷所建于1694年。这些印刷所的主要工作是印刷和出版殖民地议会的法令和公文，印制报纸、宣传品、书籍和年历等，发挥了传播信息和文化的功能。1663年，“新大陆”的一部完整的《圣经》（共1200页）在新英格兰印刷出版。不过，17世纪北美仅有的这几家印刷所，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督。

进入18世纪以后，北美的印刷出版业出现了明显的进展，民间力量开始涉足文化传播领域。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创办了北美第一份未经当局授权的报纸《新英格兰新闻》，在官方的控制网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波士顿报》和费城的《美利坚每周信使报》也为新闻自由大声疾呼。一些著名报界人士大力推动自由出版，他们当中有本杰明·伊兹、约翰·吉尔、安德鲁·布雷德福德、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帕克和约翰·彼得·曾格等人。南卡罗来纳在1731年建立了印刷所，北卡罗来纳的印刷所则建于1749年。到18世纪中叶，有9个殖民地有了自己的印刷所。印刷所同时也是出版商，大量盗印英国小说，一部新作甫在英国问世，北美很快就出现了盗印本。印刷所还印刷政治出版物，特别是宣传性的小册子，如1750年纽约选举时，出版的政治读物多达40种；1769年更达135种之多。(217)儿童读物、实用技能书籍和宗教读物的印刷数量也相当可观。另一方面，北美有些人，如约翰·科顿、托马斯·胡克、科顿·马瑟等人，为了使自己的作品传播更广，极力争取在英国出版。

1735年发生在纽约的曾格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自由原则的形成。曾格于1697年出生在德意志，早年生活艰困，13岁移居北美，在纽约唯一的一家印刷所当了8年学徒，后来开办了自己的印刷业务，生意却一直不甚景气。18世纪30年代，他不期然卷入了一场政治纠纷，反而因此声名大振，使他在1737年成为政府公文印刷商，生意趋于兴隆。从政治史和新闻史的角度看，曾格案的意义在于触及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和限度：政府官员可以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而基于事实的批评不属于“诽谤罪”的范畴。(218)虽然曾格案并未使新闻自由成为一项有法律支持的固定原则，(219)但它所诉诸的理念仍在殖民地引起了共鸣。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给曾格的信中说：

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有其他自由——不论是公民的还是宗教的自由——的基础；一旦新闻自由被公开的暴力或任何臭名昭著的肮脏小伎俩所剥夺，我们马上就会变得跟全欧洲任何一国人民那样悲惨和愚昧，成为可耻的奴隶。(220)

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各种报纸纷纷创刊。1704—1736年间，各殖民地出版的报纸有12种，到1764年达到23种；除新泽西和特拉华之外，每个殖民地至少有一种。(221)1725—1776年间，仅纽约一地出版的报纸就达22种，其中21种是在纽约城出版的。(222)在读者中较具声望的报纸，有《波士顿报》、《新英格兰新闻》、《康涅狄格报》、《美利坚每周信使报》、《宾夕法尼亚日报》、《宾夕法尼亚报》、《纽约周报》、《纽约报》、《纽约信使报》、《马里兰报》、《弗吉尼亚报》、《南卡罗来纳报》和《佐治亚报》等。宾夕法尼亚的德裔居民还出版了几种德文报纸。期刊杂志也开始出版，1739年有9种，1783年达到22种。(223)但杂志的流传范围较小，大抵不出城市的上层社会。

这些报纸大多篇幅不大，一般为4版，偶尔加有附页，印数不过数百份。有的报纸带有党派色彩，有的则奉行“对一切派别敞开大门，但不受任何人影响”的方针。在1765年以前，报纸主要登载消息和报道，其中欧洲的消息占相当大的比重，尤以关于战争和各国宫廷动向的报道居多。这些消息大多采自伦敦出版的报纸。关于北美殖民地的报道比较少见，似乎殖民地居民对欧洲和母国的事情，抱有比自己身边的世界更大的兴趣。有的报纸还刊登船讯、恐怖故事以及讨论各种生活问题的文章。当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恶化以后，报纸成为抨击英国政策的阵地，有的报纸连载政治性的小册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遂使报纸成为政治辩论的平台。报纸为殖民地居民提供信息，读报也是一种娱乐。订户的数量往往不足以全面反映报纸的传播情况，因为报纸通常是一种辗转传阅的读物，一份报纸的读者不限于订阅或购买的人。在马萨诸塞，即使在最为僻远的角落也能见到某种报纸。在18世纪60、70年代，《弗吉尼亚报》的读者接近2000人。(224)

殖民地印刷业的扩展，报纸的增多，一方面扩展和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另一方面则为不同殖民地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提供了一个媒介。各地的报纸相互转载消息和文章，这样就能使一个殖民地的事务为其他的殖民地居民所了解。这种信息的沟通和了解的加深，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作用。(225)

4.藏书和读书

在一些英国人眼中，殖民地居民不过是一群生活在荒野中的乡巴佬，没有教养，缺乏高雅的趣味，只知为生计和蝇头小利而奔忙。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财产清单中，书籍是常见的一个项目，这表明殖民地居民虽然远离欧洲文化发达之区，但对书籍和知识仍然怀有程度不同的爱好。有的学者对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居民的藏书进行了研究，并和英国同等财产状况的居民的藏书情况加以对比，发现殖民地居民中拥有书籍的家庭在比例上高于英国。例如，在财产为50～99英镑的居民中，有书的家庭在英国的伯克利谷仅为22.3%，而在马里兰的圣玛丽县则占39.3%，在弗吉尼亚的兰开斯特县和诺森伯兰县达到58.5%。(226)即便是最初的移民，也有不少人收藏甚富。1644年去世的普利茅斯第一代移民威廉·布鲁斯特，个人藏书达到400册；(227)威廉·帕迪的书值11英镑以上，寡妇埃姆·梅森家里也有14册书。(228)

许多家庭都有数量不等的藏书。在马萨诸塞的伍斯特县1776年以前的200份财产清单中，有四分之三列出至少一册书；中等家境的农场主还有专门的书房。从现存的财产清单看，南部人所列的书籍数量较少，许多财产清单上根本就没有书籍这一项。在1760—1776年马里兰的455份财产清单中，有63%包括书籍在内；弗吉尼亚的一组财产清单中，列有书籍的比例和马里兰大致相当。(229)藏书和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弗吉尼亚的萨福克县，在一组家产少于50英镑的财产清单中，几乎都没有列举书籍；而拥有500英镑以上财产的人中，有90%列出了书籍。(230)切萨皮克地区有钱的种植园主喜欢模仿英国上流社会，在自己的住宅中布置一间书房，里面摆放着从英国购来的书籍和杂志报纸，其中多为英国流行的文学作品、古典名著、宗教和神学著作以及历史、旅行记之类。纽约居民似乎更注重物质追求，富兰克林于1723年经过那里时，发现书籍很少见。威廉·利文斯顿曾说：“我们需要人手……甚于需要头脑。精通古典作品并不能砍倒我们的树木；熟读《农事诗集》，无助于耕种我们的土地。”(231)从实用的角度看，书籍在拓荒生活中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但至少对利文斯顿这种无须胼手胝足劳作的人来说，古典作品显然具有装点趣味的作用。

藏书也和职业有关。教师、牧师、律师和医生等职业人员中有藏书的人最多，商人和农场主居次。据杰克逊·梅因对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1800份财产清单的研究，拥有藏书的人在律师中达到100%，在牧师中占94%，在医生中占94%，在商人中占70%，在农场主中占68%，在工匠中占58%，在店主中占51%，在海员中占33%。(232)

有的精英人物的藏书数以千计。科顿·马瑟在1728年去世时，藏书量达到3000～4000册；威廉·伯德第二在1744年去世时的藏书为3600册；托马斯·哈钦森藏书甚富，数量仅在马瑟之下；在詹姆斯·洛根的书房里，最多时有各类书籍3000余册。(233)洛根还把自己的藏书向学者们开放，后来又捐出藏书和书房，改建成一个公共图书馆。

各户所藏书籍种类不一。如果在一般农户家中看到了书籍，那多半是《圣经》一类宗教书籍及文法拼写读本。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偏远乡村经销书籍的商号，主要靠向农家出售《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来赚钱。他们曾经进口一批小说、诗歌和散文，却一本也没有卖出。他们在1769—1777年间的销售记录为：118本儿童识字课本，71本拼写读本，59本圣约书，59本祷告诗，48部《圣经》，45本历史书，30本班扬的《天路历程》，24本初级读本，以及107本其他宗教书籍。(234)藏书较多的人家，书籍的种类也较为丰富。在马萨诸塞、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等地的私人藏书中，宗教类书籍占12%，科学和其他实用书籍以及英国文学、历史、传记和游记占同样的比重，另有半数书籍为古典名著、哲学和法律著作。(235)查尔斯顿一个律师的藏书价值834英镑（当地货币，合英币120英镑），除英法的文学经典外，还有洛克的著作和《加图书信集》等政治理论文献。在南卡罗来纳一个牧师的藏书中，也发现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著作。还有人喜爱园艺、建筑、地理和农技等方面的书籍。(236)

每年收入超出生计需要之上的人，可能将部分余资用于购买书籍。固定的图书市场设在城镇，乡间偶或也有流动售书点。新英格兰地区的书籍销售中心在波士顿，1669—1690年这里的书籍销售商有20名；(237)到1700年，当地营业的书店增至30余家。(238)这些书商在1724年成立了行业公会。北部的书籍销售量远远大于南部。在弗吉尼亚，一个印刷商兼书商一年发行的各种年历不过2400份；而在北部，一种年历的年发行量可达到5万份。(239)在18世纪，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的书籍销售都有很大的发展。殖民地各种报纸时常刊登英国最新出版物的广告，显示了一种对英国图书的兴趣。关于书籍的价格，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可供参考。在朴次茅斯，4卷本的《荷马史诗》售价12先令；8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售价1英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售价6先令；弥尔顿的《失乐园》售价2先令6便士；菲尔丁的《阿米莉亚》售价5先令。(240)1650年，新英格兰牧师托马斯·詹纳返回英国时，将所藏的200种书以30英镑卖给了传教士约翰·埃利奥特。(241)

除私人藏书外，公共图书馆也出现于许多地区。后来以大力推动创建佐治亚而闻名的英国人托马斯·布雷，曾于1699年创立“增进基督教知识协会”；该协会为了提高殖民地牧师的水平，在南部各地为牧师设立图书室，藏书从10册到300余册不等，其中以安纳波利斯的图书馆最大，藏书量为1095册。(242)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北美图书馆的数目每10年翻一番，这种趋势直到1810年才减缓下来。1731年，富兰克林创办费城书社，专门委托人从伦敦采购图书。查尔斯顿在1748年创办了一座图书馆，到1778年毁于火灾时，藏书量达到6000册。1754年，纽约建立了本地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甚为可观。哈佛学院图书馆在1723年时藏书达到3000册；(243)到1764年该馆毁于大火之前，藏书已达到近5000册。耶鲁学院图书馆1742年的藏书有2600册。(244)私人捐赠乃是公共图书馆增加藏量的一个途径。1733年，耶鲁学院图书馆一次从牧师乔治·伯克利那里得到了近100册赠书；威廉玛丽学院、普林斯顿和英王学院等院校的图书馆，也多次得到私人捐赠。公共图书馆一般都不是免费开放，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建国后很久才出现。波士顿的约翰·米恩1765年开办一座流通图书馆，每年收费1.8英镑。可见，从图书馆借阅书籍报刊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比较宽裕。

殖民地的社会精英虽然不是饱学之士，但大多爱书，重视读书的意义。约翰·亚当斯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如果不通过读书来打开和扩展他的心灵，他怎么能够作出判断呢？”他虽然觉得自己“过于轻率”，“在书籍上花掉了整个家产”，但依然乐此不疲，不断购进新书。直到晚年，他仍手不释卷；尤其是在82岁那年，12个月里竟读了43本书。(245)教友会大商人约翰·史密斯认为，每户都应当有一些随时可读的书，这种书可以“扩大知识”和“改善内心”。(246)威廉·伯德第二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将书借给“感兴趣的邻居”。托马斯·杰斐逊曾说，如果没有书，他就不能生活。约翰·迪金森则把他的藏书室看成“我的小小产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247)这些精英人士所读的书种类较多，既有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读物，也有英国、欧洲和北美新出的书报。他们借助读书，一方面丰富了知识，培养了文雅的趣味，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与英国保持着信息和思想的沟通，激发了他们对英格兰都市文化的向往。

就读者人数而言，《圣经》、历书和其他宗教书籍无疑是居第一位的。在一些书店“销量稳定”的书目中，宗教读物位居榜首。在新英格兰，全家人坐在一起，由一个人朗读《圣经》，其他人静静地倾听，乃是家庭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场景。历书或日历广泛见于众多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中读到生活常识、幽默故事、谚语格言甚至历史知识。医学书籍比较流行，因为医生难觅，许多人不得不自己学习一些基本的医疗技巧，以备不时之需。各种商业和生活指南一类的书籍也能吸引读者。在历史著作中，除古典作家的作品外，沃尔特·罗利爵士的《世界史》在清教徒和安立甘教徒中颇受青睐。在17世纪，很少有人把读书当作消闲。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悠闲懒惰是一桩很大的罪恶，因而小说一类读物不多。班扬的《天路历程》最初被当作道德论文，而不是小说。科顿·马瑟认为，读那些“无用的罗曼司”，“纯粹是浪费时间”。(248)到18世纪中期，小说在新英格兰才成为一般人的娱乐性读物。

读书须先识字。然则殖民地具备阅读能力的人仅限于部分白人男子，因此，殖民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口头文化”。(249)官方文件，诸如公告、指令、任命状和新制定的法令，都须当众宣读。投票也采用口头形式。这样，读书看报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进入18世纪，居民的识字率随教育的进展而有所上升。报纸的发行增加了阅读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居民的阅读能力。但是，借助阅读来获取知识和乐趣，仍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四、生活质量

英属北美的居民对于他们的生活状况，究竟怀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他们的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对这样一些主观性很强的问题，难以用经验性的材料做出确切的回答。即便是考察他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也缺少系统可信的资料。因此，任何描述都不免带有印象主义色彩。

1.作息和节庆

殖民地时期属于前工业时代，乡间居民作息的习惯，与中世纪并无根本的区别。在一年当中，3月是农业生产周期的开始；夏末秋初的8、9两月为农忙季节，必须快速而有效地完成各种关键的农活；10月则是收获的日子，人们忙于收割作物，采摘水果用来酿酒；11月开始大量宰杀牲口，此时市面上的羊肉、猪肉和牛肉都价格便宜，居民把肉类腌制和熏干，以备日后慢慢食用。冬季是农业劳动者休息的时光。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乃是耕地、播种和收割的时节，大约70～80天；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往往在家里制作各种日用品，或修理农具。他们的时间全都属于自己，他们没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也没有超时工作的概念，所考虑的只是完成应做的事情。他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则。人工照明用的蜡烛和鲸油都很昂贵，因此，主要的事情通常都须借助日光完成。他们一周劳动6天，星期日按宗教习惯为休息日。

现在美国人庆祝的一些节日，在殖民地时代并不存在。清教徒既不过圣诞节，(250)也不庆祝复活节，其宗教节庆以斋戒和祈祷为主。清教徒对美国节日风俗的最大贡献，在于感恩节的起源。这原本是清教徒庆祝收获的节日，后来逐渐传到其他殖民地，但日期并不统一，也没有一定的庆祝形式。天主教和安立甘派的宗教性节日较多。特拉华居民在圣诞节期间往往举行鸣枪仪式，人们走家串户，社交活动十分活跃。弗吉尼亚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都举行庆祝活动，连奴隶在这些节日都可以相互走动。对种植园主来说，圣诞节乃是一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这时，收割的烟草已经打包，下一轮的种植即将开始。1752年，根据英国议会的法律，殖民地开始实行格里戈利历法，导致记时和节庆日期发生变化：原来在12月18日庆祝的圣诞节，按新历变成了12月25日；一些在1752年以前出生的人，此后在庆祝生日时须后推10天，而乔治·华盛顿等人则坚持按旧历过生日。(251)

在与宗教有关的风俗中，安息日（也称“主日”）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清教徒对于安息日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和禁律：从星期六晚上开始，直到星期天日落时分，这段时间不能从事任何劳作，做饭、洒扫和整理床铺之类的事，都在禁止之列；不得出门旅行，也不准从事任何娱乐活动，甚至连在街上和田间走动都不允许。违者要受到当局的惩罚。弗吉尼亚当局也曾颁布有关安息日的禁律，其他非清教殖民地也严格执行有关安息日的规定。

在生活平淡单调的时代，殖民地居民把很多场合当作节庆对待。每逢仪式和典礼，往往来者云集，场面热烈。1732年，马里兰业主携妻从英国来访，当地居民视为盛大节日，礼炮轰鸣，舞会通宵达旦，喝掉大量的朗姆酒。在康涅狄格，遇到鲋鱼和大马哈鱼溯河而上的季节，或者是新船下水的日子，居民们必定举行庆祝活动。在佐治亚，各种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日，都有相应的纪念仪式，集会、放礼炮、升旗和饮酒，都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新英格兰，村镇会议开会、各地法庭的开庭以及各种政治事件的纪念日，常有社交聚会和娱乐活动相伴随。

在居民相对分散的弗吉尼亚，上教堂和选举也具有某种节庆的效果。不常见面的乡邻和亲朋，得以在教堂或选举地点相聚，彼此寒暄叙旧，交流信息。1774年，有人描绘了威斯特摩兰县一座教堂星期天的景象：在宗教活动开始前，人们纷纷到达，聚在一起交流商业信息，阅读广告，讨论烟草的价格；然后，他们进入教堂匆匆举行宗教仪式，读罢祈祷文，牧师开始讲道，时间不超过20分钟；仪式结束后，人们三五成群在教堂附近走动交谈，或邀请朋友到家里去吃饭。(252)在选举日，弗吉尼亚人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民兵在这一天集合操练，种植园举办舞会，教堂进行祈祷仪式，当选者犒赏选民，一般要热闹好几天。

2.休闲和娱乐

对殖民地居民来说，劳动和娱乐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以狩猎为例，这本是一种实用性的劳动，但同时也具有娱乐的功能，可谓一石数鸟，各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在殖民地初期，打猎的目的在于除害，保护生命财产，同时获取肉食。克雷弗克写道：

由于生活在林地当中或边上，他们的行动受到邻近的荒野特点的制约。鹿经常来吃他们的谷子，狼来弄死他们的羊，熊来咬死他们养的猪，狐狸来捉他们的鸡。这种充满危险的环境，使他们立即拿起了武器；他们监视这些野兽，并打死了一些；于是，借助这种保护财产的办法，他们很快就变成了职业猎手。(253)

多数殖民地的议会都制定过鼓励灭狼的法令。(254)罗得岛对于打死狐狸和狼给予奖励，但对猎鹿则施加限制。(255)狩猎还可以丰富家庭的餐桌，带来额外的欢愉。逮住活狼，使之与狗相逐，围观者以为乐事。不过，频繁的猎杀使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减少，到18世纪20、30年代，在弗吉尼亚的潮汐带就很少见到熊和鹿等动物。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各地陆续出现钓鱼或狩猎的俱乐部，使这类娱乐活动趋于有组织化。

在南部上层社会，赛马拥有众多的爱好者。据休·琼斯所说，普通种植园主的日子过得悠闲轻松，他们不太喜好劳动，体育活动也不多，却对赛马情有独钟。(256)种植园喂养的马匹，几乎不用于耕地或拉车，而供骑乘和赛马。一般的赛马场条件简陋，跑道长不足半英里，只容两匹马同时比赛。在较大的城镇，赛马的跑道略好。在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从18世纪初开始每年9月举办赛马会，成为滨海地区的一大盛事。查尔斯顿也是一个赛马之都，随处可见赛马场。年轻时代的乔治·华盛顿颇好此道，是这种赛马会的常客。

赌博之风流传甚广，尤以南部为烈。赌博的主要方式，包括纸牌、15子棋和掷骰子等。威廉·伯德第三所欠赌债，曾多达1000英镑到10000英镑。兰敦·卡特因儿子鲍勃嗜赌如命，感到十分怨恼。华盛顿在弗吉尼亚任民兵指挥官时，其部下经常赌博。斗鸡也带有赌博的性质，在南部更为流行。1732年，南卡罗来纳一个旅店主修建了一个斗鸡场，安排7对公鸡比赛，每场奖金为40英镑，每位下赌注的看客须付10先令。在新英格兰，嗜赌者较少，但纸牌游戏也未绝迹。科顿·马瑟在波士顿布道时，曾谴责这种风气。约翰·亚当斯则把赌徒称作“浪子”和“傻瓜”，认为赌博诱使人做出其他犯罪的勾当，甚至使女孩子堕落。(257)

戏剧演出无疑是一种高雅的娱乐。不过，演戏在一些地方一度被视为有伤风化的事情，受到官方限制。纽约参事会于1709年禁止戏剧表演，直至1730年纽约才有演出活动。从英国来的演出团体，在东部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其中一些名角很受观众的追捧。滨海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几家剧院，当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光顾的场所，因而剧院往往被视为奢靡的象征。1773年，查尔斯顿动议修建一座剧院，招致严重抗议。在反对者看来，当地有的居民甚至无钱购买生活必需品，花钱建剧院自然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此外，还有多种其他形式的游乐活动。以木板上的钉子或蜡烛火苗为靶子进行射击比赛，是下层人喜好的活动。掷木滚球、划船、跳舞和饮酒，更是大众化的娱乐节目。纽约的船员有时在河流和海湾赛船。南卡罗来纳的黑人赤身裸体，手持利刃在水中追逐鲨鱼，往往吸引许多观众。旅店、酒馆和十字路口，也是娱乐的场所。即便是哈佛学院这种严肃古板的学府，1712年也买下了一座果园，供学子们娱乐和运动之用。儿童的游戏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革命时期出版了一本儿童游戏指南，其中记载了多种游戏，包括投钱戏、老式板球、捉迷藏、跳背、打弹子、板羽球和踢毽子等。放风筝、玩娃娃、滚铁圈和滑冰，也是儿童喜欢的游戏。

日常的社交活动，有时也具有休闲和娱乐的功能。有钱人家宾客不断，社交往来十分活跃。据说，查尔斯顿有个商人家里，几乎每天留客吃饭。威廉·伯德第二在1710年10月至1712年9月这两年中，有633天不是在家接待客人，就是外出走亲访友。(258)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居民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他们定期举行“聚会”，进行精神、智性和经济上的相互交流，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每个社区都建有“会堂”，借助信众的“聚会”，穷困者得到照顾，道德失检者得到帮助，婚姻得到批准。

在上层社会，基于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逐渐形成了各种类型的俱乐部。在马里兰，俱乐部为数不少，可以举出名称的有老南河俱乐部、忠君派俱乐部（1715年左右创立）、星期二俱乐部（1745年创立）、辩论修辞俱乐部（1759年创立）和霍莫利俱乐部（1770年创立）等数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在安纳波利斯创办的星期二俱乐部，是其中尤其著名的一家。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名册上，可以发现马里兰许多重要家族的姓氏。他们聚会时佩戴徽章，经常举办演讲、猜谜和模拟审判一类的活动，但禁止涉及政治。可见，这是一个男性精英的智力性娱乐团体。1756年汉密尔顿去世后，俱乐部也随之解散。查尔斯顿的俱乐部也是随处可见，多数“绅士”同时是几个俱乐部的成员。1732年，这里出现了一个“威士忌俱乐部”；后来，吸烟俱乐部、管闲事和说笑俱乐部、猎狐俱乐部等相继成立，参加者多以吃喝玩乐为能事。

需要说明的是，在娱乐活动中也同样存在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分野。从事打猎、钓鱼、喝酒、赛马和斗鸡等活动的人，大多来自中上层社会，他们往往形成比较固定的圈子，而穷人、妇女和黑人都不能参与。有一些社会性的娱乐，乃是白人男子的特权。在城市，兴起了专为男性服务的卖淫活动；在18世纪70年代，纽约城区约有500名妓女，有的就住在英王学院所在的街道上。(259)中上层社会的女子，有时可以和其丈夫一起外出骑马或钓鱼，或在旅馆和家里打牌取乐。她们还能参加舞会和野餐，彼此走动和交往。贫穷人家的女子则整天忙于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很少有外出走亲访友的机会；只有在上教堂或给人帮工时，她们才有和同伴交往的机会。

按照殖民地居民所崇奉的价值标准，勤劳是安身立命、致富上进的根本途径，而懒惰、闲散和享乐都是极其可耻的罪恶。清教徒尤为担心，经济的成功和物质的富足，会导致人心的腐败和信仰的变质，从而使人最终失去上帝的福佑。波士顿的牧师约翰·巴纳德认为，物质上的成功“妨碍未来世界的幸福，而且明显地破坏灵魂的安乐”。(260)有的清教牧师甚至把财富和宗教直接对立起来，认为“财产越多，虔敬和慈善的事业就越少”。1727年，新英格兰发生了地震，不少牧师以此为证，说明奢华和懒惰所体现的傲慢，必然招致天谴。(261)可见，在对待财富和繁荣的问题上，清教徒陷入了一种两难之境：一方面，天职观要求人勤劳节俭；另一方面，勤劳节俭所带来的财富又会引出世俗的诱惑，从而导致精神的失败。所以，科顿·马瑟曾经感叹：“宗教孕育了繁荣，但女儿吃掉了母亲。”(262)在17世纪上半叶，清教徒一度禁止跳舞，对打牌和赌博也加以谴责。马萨诸塞初期还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准买卖烟草，违者要受到惩处。(263)这些禁令稍后被解除。不过，清教徒并不禁止正当合理的娱乐，而只反对过分放纵的娱乐和奢靡的享受。用科顿·马瑟的话说：“美好的娱乐偶尔也可以有，但我要恳求各位，只能将娱乐当作‘调料’，而不能当作‘主菜’。”(264)

在其他地区，过度的娱乐和享受，也受到了抨击和限制。威廉·佩恩曾列举人所应具备的13种美德，其中包括节俭和节欲。富兰克林在论及人类的13大美德时，也提到了节欲和节俭。(265)有人相信，“对所有人来说，懒惰乃是邪恶、不幸和堕落的渊源”。(266)在这种价值取向中，过度的游戏和享乐自然没有容身之地。南部种植园主过于追求享乐，往往成为批评的对象。1762年，弗吉尼亚的安立甘派牧师詹姆斯·莫里批评一些绅士耽溺于娱乐，在赛马和斗鸡方面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1772年《弗吉尼亚公报》有文章说，热衷于娱乐的人忽视自己的责任，未能为大众的福利作出贡献，应被视为社会的负担。(267)

3.生活水平

概括说来，英属北美社会发展的最大成就在于，到18世纪中期，欧洲裔居民的绝大多数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据《美洲农耕》的作者说，在新英格兰，“下层人”的生活境况，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好；新泽西乡村的仆役、劳工、工匠和技工等“下层人”，吃穿都不错，胜过英国的同类人。(268)另有人估计，在南卡罗来纳的白人中，约有80%的人不用为生计发愁。(269)在18世纪，满足生存需要以后还能偶尔购买奢侈品或积攒钱财的人，在殖民地白人中居多数。(270)美国学者艾丽斯·琼斯写道：“殖民地财富中的消费货物部分，在遗产验证清单中披露得十分详尽，这使我们了解到，许多人，至少是自由的殖民地居民，生活十分舒适，有的还相当奢华……”(271)

要具体考察殖民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最基本的方法是分析其生活开支。但是，在这方面却没有系统的数据可资稽考。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做出的估算，往往存在很大的局限。在17、18世纪，英属北美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粮食、肉类、蔬菜、瓜果、衣服、家具及其他生活器具，多为家庭自己生产，只有锅、器皿、食盐、较好的衣料等物品需要从市场购买，现金消费相当有限。因此，在考察殖民地居民的人均生活费用时，不能忽略这部分隐性的支出。

美国历史学家梅因对美国革命前后居民的生活指标进行过研究。一个单身的人一年的食物开支大约为10～13英镑，衣服和居住的开支大约为10英镑，两者相加，一年的生活开支在25英镑左右。在家庭的生活支出中，除每个家庭成员的衣食开支之外，还包括子女的抚养、教育和医疗的费用。一般说来，一对夫妇一年的生活支出为20英镑左右，一个孩子一年需要4～6英镑，而一个上学的孩子则需10英镑；孩子的人均开支可能因数量多而略有下降。照此推算，在美国革命前后，一个7口之家，如果居住在乡村，每年的生活费用为50英镑，如果生活在城市，则需另外增加10英镑。(272)另据经济史学者埃德温·珀金斯估计，在18世纪70年代，北美自由人口人均年收入约为13英镑，一个5口之家如果一年有65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相当舒适；而同期英国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0～12英镑，可见，殖民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高于英国人。(273)

这当然只是维持基本生活的标准，如果要过得略为舒适和考究，支出就可能成倍增加。1726年，波士顿的报纸上有文章讨论生活开销，以9口之家为例，一年全家的食物开支在177～219英镑之间；每人需要10英镑添置衣服，10英镑买鞋；蜡烛、洗涤用品之类的开支需要12英镑；住房的租金每年为100英镑；此外，还有享受性的食品、社交、慈善、零花钱、书籍纸墨、医疗、保健和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开支；因此，家庭一年的总支出可达到450～500英镑，平均每人生活支出在50英镑以上。查尔斯顿有个富裕的工匠，1769年的生活开支为英币313英镑，1770年增加到546英镑，其中包括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274)这种开销只有中等偏上的人家才能负担。如果要生活得像一个体面的绅士，一人一年的花费至少需要100英镑。至于那些追求享受的富商和大种植园主，生活支出远不止这个数目。

由此可见，不同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人，在生活质量上相差悬殊。在17世纪，殖民地整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比较恶劣，不同阶层的居民在生活质量上也许没有根本的差别；(275)但从18世纪初开始，殖民地的富裕人家力图从生活方式上体现自己的绅士身份，向英国王室官员展示自己的“英格兰特性”，于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趋于扩大。富人购买进口的衣服，喝上等的好酒，添置金表和银器，家具愈益考究，出门乘坐自己的马车。他们住在宽敞舒适的住宅里，日常起居有仆人伺候，吃喝随心所欲，还能享受社交、游戏、观剧和欣赏音乐等各种娱乐。他们只用较少的时间来工作，闲暇时不是探亲访友，就是跳舞游猎。富裕之家的年轻女子晚睡迟起，耽溺于社交聚会。华贵的服饰，进口的马车，结实的地板，漂亮的墙纸，精致的红木家具，这些都是18世纪富人生活方式的外在标志。在费城等地，社会的“第一阶层”就是由“拥有马车的人”构成的。(276)《美洲农耕》的作者对切萨皮克地区种植园主的生活颇有微词，批评他们用度过于奢华，消耗了很多生产的盈余，以致造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困境。(277)

在殖民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基本上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亨利·卡利斯特写过一首歌谣，描绘了切萨皮克地区下层人的生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烧的是木柴，

住的房子也不赖；

吃的是猪肉和玉米粥，

苹果汁能管够，

种的烟草千百蔸。(278)

当然，参照社会上层的标准，这种生活仍然是难以忍受的。有个富家子弟到一户寻常人家作客，主人请他吃未加任何调料的鱼肉，他只好谎称自己胃口不好。他还看到，这户人家的餐桌上没有铺桌布，食物盛在又深又脏的木盆里，刀、叉、勺和餐巾等用具一样也没有。他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在各种舒适奢华的用具尚未发明以前，祖先们所过的原始简单的生活，大概就是这种样子。(279)

然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奴隶，连这样的生活标准也达不到。据有的旅行者记述，北美奴隶的生活状况好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有殖民地官员甚至说，北美奴隶的生活胜过英国的穷人。(280)这类说法是否成立，需要依据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对比以后才能确定。就已知的情况而言，北美黑人奴隶的物质生活，至多停留在维持生存的基准上。奴隶的住处狭小简陋，缺少家具，气味刺鼻；食物结构单调，以淀粉类为主，蛋白质明显不足；许多奴隶衣不蔽体，光脚行走。(281)一个奴隶主维持一个奴隶的生存，一年仅需3～8英镑，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白人一年生活开支的八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82)一般说来，家务奴隶和技术奴隶的生活待遇，要略好于田间奴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园的经济状况和物质条件趋于稳定，奴隶的生活状况也略有改善。另外，据当时人的观察，不同地区之间奴隶的生活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北方奴隶在生活上胜过南部奴隶，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境况略好于下南部的奴隶。(283)

美国学者艾丽斯·琼斯根据1774年的消费品占有情况，对不同阶层或群体的生活水平作了一个排序，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分层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

1.南部富裕的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包括住在查尔斯顿的那些人；

2.费城、波士顿、塞勒姆和北方其他主要城市的商人、士绅和船长；

3.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上等富裕的农场主和工匠；

4.上等富裕的寡妇；

5.未包括在以上等级中的上、中等富裕的律师、医生和牧师；

6.中部、南部和新英格兰中、下等富裕的农场主；

7.中、下等富裕的工匠和店主；

8.劳工和海员；

9.下等富裕的寡妇；

10.契约仆；

11.奴隶。(284)

生活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当切萨皮克地区的居民仍在为生存而挣扎时，新英格兰人的生活境况已得到很大的改善。17世纪中期波士顿的编年史家爱德华·约翰逊写道，在新英格兰各地的村镇里，即便是最穷的人也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土地；当地居民面包充足，肉类丰富，以致“这个贫穷的穷乡僻壤不仅在食物方面赶上了英国，并且许多地方的酒和糖比英国还要多”；他们穿着很好，居住条件也大有改善，从最初的临时棚屋搬进了“修建得很好的房子”。(285)而且，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活也感觉良好。马萨诸塞查尔斯敦的居民在1668年的陈情书中表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286)科顿·马瑟在布道时对新英格兰大加赞誉，称之为美洲最像英国的地方，气候宜人，穷人在这里找到了胜过其他任何地方的生存条件，生产的东西不仅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为生活提供便利。他进而宣称：“新英格兰的确不是天堂；但就我而言，我不会要求搬出新英格兰，除非是搬进天堂。”(287)

进入18世纪以后，南部在生活水平方面迎头赶上。尤其是上层人的生活质量突飞猛进，大大超过了其他地方的居民。他们中许多人宅邸美轮美奂，在日常生活中追随英国时尚，大量使用进口的昂贵装饰品。1740年，土耳其地毯在弗吉尼亚还甚为少见；但到18世纪60年代，就成了寻常之物。查尔斯顿弥漫着浓厚的享乐风气，许多有钱的种植园主沉湎于吃喝玩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东北部乡村绅士的生活比较简朴，他们住的是木构小屋，室内几乎没有装修，设施也颇不便利，家具的式样和质量均无可称道。即便是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地经商的人，也没有多少余钱用于追逐时尚。(288)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在整体上也得到了改善。一些最初只有在富裕人家才见得到的器物，后来也为寻常人家所拥有。贫困的家庭最初使用自制的木盘之类的餐具，后来也用上了瓷器；境况较好的家庭，则用精细的瓷器替换了原来粗糙的陶瓷餐具。因此，殖民地从英国进口的这类货物一度有所增加，而货物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另外，殖民地居民对糖的需求迅速扩大，他们越来越喜欢在巧克力、咖啡和茶等饮料中加入较多的糖，使甜味更浓。殖民地商人顺应这种需求，在本地建立了许多糖厂，将进口的糖料提炼成精白糖。1770年，北美大约有26家这类作坊。在18世纪70年代，北美年产食糖257.6万磅，可以满足本地消费的三分之二，不足部分仍需从英国进口。(289)

不过，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边疆地区居民受艰苦环境的限制，生产剩余较少，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开发较早的地区。有人在访问北卡罗来纳的边疆地区时看到，那里的苏爱人在生活上和印第安人大同小异，他们以狩猎为生，穿的是鹿皮衣，吃的是玉米饼和兽肉。(290)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北美的生活是否符合他们当初的期望，可能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最初一些旨在吸引移民的宣传品，将北美描绘成天堂，许多人来到后发现实际情形远非如此，不禁有上当受骗之感。有个移民写道，“啊，那些说谎的家伙！……假如我有翅膀的话，我马上就从这里飞回欧洲去，但我害怕那浪高雨急的海洋和海盗”；“谁要是在欧洲生活得不错，最好就留在那里。这里只有悲惨和不幸，跟别的地方没有两样，对某些人来说，情形之糟，远甚于欧洲”。(291)

随着定居开发的进展，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越来越多。波士顿牧师约翰·希金森在1663年说：“我们的生活十分丰裕和舒适，大大超出我们过去的期望。”(292)1686年，有个名叫迪朗的法国人造访弗吉尼亚，他发现那里“土地如此肥沃，如此多产，以致一个人只要有50英亩土地，两个男仆，一个女仆，几头牲口，他和他的老婆就都可以无所事事，只管到邻居家去串门儿”。他还提到，当地妇女“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相互走访上”。(293)有个移民给母国的亲戚写信说：“劳动人民在这里的生活，比在英国要好得多。这里贫穷的劳动人民的日子，同你们那里每年收入20英镑的有土地的人相比，过得一样好。我的生活俭朴，建了一个店铺，纺织亚麻布，但我已在林子里买了450英亩地。”另有人写道：“农夫或者耕田佬的日子过得比老爷们还要好。一个工人如果一周只干四五天，他就能过得有模有样。这里的农夫不交什一税或捐税。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独自自由地享用。他们吃最好的，把最差的卖掉。”还有人说：“这里不缺吃的和穿的。这里是一个像你们那样的人来的好地方。”(294)1743年，约翰·博尔齐厄斯谈到佐治亚开拓时期的生活时说：“在这里，所有勤劳的人都比在母国生活舒适，他们经常在信中恳求他们的亲戚也跟他们到这个殖民地来。”(295)这些言论或许有所夸张渲染，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某些人对生活境况的真实感受。

4.健康与寿命

关于殖民地居民的寿命，只能从个别村镇留下的不完整资料中略窥一斑。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第一代定居者中29名男子的平均寿命为71.8岁。在永久定居安多弗的男子中，22人活到了60多岁，5人活到了70多岁，6人活到了80多岁，3人活到了90多岁，还有1个人活了103岁。当地20名女子的平均寿命为70.8岁，其中4人活到了80多岁，活到90岁和100岁者也各有1人。111名活到20岁以上的第二代男性，平均寿命为64.2岁；58名女性平均寿命为61.6岁。(296)另一种数据表明，1660年以前定居安多弗的30名男子，平均寿命为71岁；138名第二代男子，平均寿命为65岁。(297)第三代男性平均寿命反而只有62.4岁，第四代男性平均寿命更下降到59.8岁。(298)何以安多弗第一代移民的寿命长于他们的后代，尚未见到可信的解释。至于安多弗的情况在新英格兰有多大的代表性，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以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平均寿命达到60岁以上，无疑是一种出色的记录。

切萨皮克地区的居民显然没有这么幸运。17世纪是这个地区历史上最阴惨的时期，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令后世的读者也为之黯然神伤。在有些地方的居民中，成年时双亲仍健在者实属凤毛麟角；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在成年时早已父母双亡。(299)根据时人描述，在弗吉尼亚“很少遇见年纪大的人”；“许多人在30～33岁之间就死了”；一个年仅36岁的人，就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风烛残年”。(300)在17世纪中期，马里兰男性移民中有70%不到50岁就撒手人寰。(301)

进入18世纪，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殖民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寿命有所延长。南部的变化尤为明显。弗吉尼亚在17世纪居民寿命普遍偏短，但据休·琼斯在1724年的描述，这里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丰裕、令人愉快和有益于健康”的地方。(302)有人觉得北美的气候比欧洲更有益于健康，因而死亡率较低。新英格兰的死亡率，的确低于同时期的英国和欧洲。(303)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和普利茅斯，1700年以前每10个孩子中有9个可以活到20岁。城市的死亡率高于乡村，18世纪波士顿的死亡率一般为30‰。据美国学者珀金斯的看法，就母婴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而言，18世纪北美居民（包括自由人和奴隶）的健康水平，在世界上位居第一。(304)

不过，关于殖民地居民的实际身体状况，并没有多少可靠的实证材料。据有的学者研究，北美土生白人的身高达到了现代人的水平，平均为5英尺8英寸（合172厘米）。然而，身高并不能反映健康状况。据说，北卡罗来纳下层居民身材虽高，但瘦弱不堪，腰短而四肢长，血色不足，双目无光，脚板平坦，关节松弛，行走时甚至不能很好地保持平衡。(305)这显然是一种营养不良的形象。在13个殖民地中，北卡罗来纳是最贫穷的一个，在其他殖民地早已摆脱饥荒以后，那里的许多居民还时常为果腹而发愁，穷人营养不良乃是情理中的事。另据彼得·卡尔姆观察，北美欧裔居民的牙齿普遍不好，比常人的脱牙年龄早得多，女性尤其如此，有的女子不到20岁牙齿就半数脱落，不再复生。有人推测是北美空气对牙齿有害的缘故；也有人认为系食用水果和甜食所致。卡尔姆本人则怀疑与饮茶的习惯有关。(306)

对生命的主要威胁来自流行性疾病。有的村镇在某些年份死者特别多，似乎和某种流行病的发作有关。(307)天花可谓最厉害的杀手。1666年，新英格兰发现首例天花病例，此后出现过多次大规模流行。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病多次袭击新英格兰内地，造成死亡枕藉，有的村镇因此而损失一半左右的人口。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容易成为传染病的受害者。1735—1737年，一场病毒性白喉病横扫北部和中部，成千上万人染病死去，其中95%为20岁以下的人。下南部水稻种植区气候炎热，疟疾和黄热病流行。城市更是流行病肆虐的场所。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感染者多达6000人，其中850人死亡。1730年，这里再度出现天花流行。纽约和费城也常受流行病袭扰。(308)

以殖民地时期的医疗技术，面对大范围流行的疾病，人们不免束手无策。印第安人运用草药和巫术治病，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缺医少药的时期，他们的药物和治疗手段，曾为欧洲移民所借鉴。当时欧洲流行的治疗方法，有泻肚、放血疗法和闻气味刺鼻的药剂等多种，一般只能对付一些常见的小病。北美的某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得到了有限的开发利用。烟草长期被当成一种治疗消化不良等病症的药物。在弗吉尼亚定居的英国医生约翰·坦南特宣称，福王草能治百病。他还写过一本题为《人皆能自医》的书，传授一些自我保健和救护的常识。

起初，殖民地几乎没有自己培养医生的能力，多数医生系通过自学而掌握医术。迟至1776年，美国所有医生中拥有医学学位者仍只占5%。(309)不少医生来自欧洲，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医疗训练，然后到北美行医。18世纪中期以后，殖民地的医疗水平有所提高，有人试图把医药技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办医学院和医院。1766年和1767年，费城和纽约分别建立了医学院。费城还设有医院和医药图书馆，纽约的医学院也修建了一座附属医院。

【注释】

(1)阿克斯特尔：《山颠上的学校》，第53页。

(2)诺顿：《创建之母与创建之父》，第59～62页。

(3)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第85页。赖特森在《1580—1680年的英国社会》中引用材料说明，在1600—1649年间，英格兰某些地区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6.7～29.2岁之间，女子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4.8～27.3岁之间。见该书第68页。

(4)格雷文：《四代人》，第33页。

(5)格雷文：《四代人》，第34页。

(6)米勒：《最初的边疆》，第198页。

(7)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历书》，见本杰明·富兰克林：《著作集》，纽约：美利坚文库1987年版，第1186页。

(8)格雷文：《四代人》，第142、143页。

(9)琼斯：《村落和港口》，第78～79页。

(10)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176页。

(11)丹尼尔·史密斯：《豪宅之内：18世纪切萨皮克种植园主的家庭生活》，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12)参见卡尔霍恩：《美国家庭社会史》，第53页。

(13)转引自卡尔·霍利迪：《殖民地时代妇女的生活》，纽约：弗雷德里克·昂加尔出版公司1922年版，第273页。

(14)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08页。

(15)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33页。

(16)原文为“bundling”。据说这种风俗的起源与早期住房不足有关，留宿的客人没有单独的床可睡，就和主人挤在一起，有时还发生男性客人和主人的妻女同床而眠的事。

(17)转引自布鲁斯·丹尼尔斯：《玩耍的清教徒：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休闲和娱乐》，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8)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10页。

(19)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7页。

(20)亨宁编：《弗吉尼亚法规大全》，第2卷，第281页。

(21)1641年《自由权法典》中关于子女权利的条文，见法兰德编：《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第12页。

(22)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11页。

(23)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485～490页。

(24)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16、217页。

(25)洛雷纳·沃尔什：《“至死乃分”：17世纪马里兰的婚姻和家庭》，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28页。

(26)格雷文：《四代人》，第29页。

(27)苏珊·克莱普：《特拉华河流域地区早期的避孕和堕胎技术》，见朱迪思·麦高编：《美国早期的技术》，第72页。

(28)摩根：《清教家庭》，第30页。

(29)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5页。

(30)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10页。

(31)转引自霍利迪：《殖民地时代妇女的生活》，第100页。

(32)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10页。

(33)路易斯·赖特编：《韦斯托弗的威廉·伯德的秘密日记》，里士满：迪茨出版社1941年版，第7页。

(34)霍克：《美国早期的日常生活》，第106页。

(35)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225页。

(36)普尔西弗编：《新普利茅斯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72页。

(37)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4页。

(38)参见诺顿：《创建之母与创建之父》，第335～347页。

(39)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85页。

(40)参见诺顿：《创建之母与创建之父》，第89～94页。

(41)沃尔什：《“至死乃分”：17世纪马里兰的婚姻和家庭》，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27页。

(42)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35页。

(43)关于16、17世纪英国家庭的特征，参见赖特森：《1580—1680年的英国社会》，第69页。

(44)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24页。

(45)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21页。

(46)迪莫斯：《一个小共同体》，第63页。

(47)格雷文：《四代人》，第132～133页。

(48)“仆人”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有时是指雇用的人手，有时指买来的契约仆，有时则指学徒。

(49)参见沃特斯：《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家庭、继承和迁徙》，《威廉-玛丽季刊》，第39卷第1期，第64～86页。

(50)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31页。

(51)迪莫斯：《一个小共同体》，第183～184页。

(52)丹尼尔·史密斯：《早期美国家庭研究的趋势、问题和前景》，《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39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1～12页。

(53)参见卡尔霍恩：《美国家庭社会史》，第112～113页。

(54)B·爱德华·麦克莱伦：《学校与性格的形成：1607年至今的美国道德教育》，印第安纳大学：社会科学教育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1992年版，第4页。

(55)索尔·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纽约：兰登书屋1974年版，第530页。

(56)科顿·马瑟：《论孩子的教育》，见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409页。

(57)史密斯：《豪宅之内》，第40～54、82～85页。

(58)迪莫斯：《一个小共同体》，第101页。

(59)亨利塔等：《演进与革命》，第82页。

(60)转引自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10页。

(61)参见赫伯特·古特曼：《奴役和自由中的黑人家庭（1750～1925）》，纽约：典范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xvii、461～465页。

(62)福格尔等：《磨难时代》，第127页。

(63)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32页。

(64)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第208页。

(65)摩根：《奴隶对比法》，第502～503页。

(66)布朗：《有用的主妇、下贱的婆娘和焦虑的家长》，第358～360页。

(67)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71、72、73页。

(68)参见摩根：《奴隶对比法》，第499～501、512～519、538～540页。

(69)达雷特·拉特曼、阿妮塔·拉特曼：《时间中的某地：1650—1750年弗吉尼亚的米德尔塞克斯县》，纽约：W. W. 诺顿公司1984年版，第103～104页。

(70)纳什：《城市熔炉》，第4～5页。

(71)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德历书》中有几条谚语提醒人们，到别人家里作客不可时间太久，如“拜访要短，就像冬天的日子，否则就会让人烦腻而被赶走”。见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历书》，见富兰克林：《著作集》，第1186页。

(72)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14页。

(73)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2卷，第180～181页。

(74)戴维·康里格：《英国的法制变迁和马萨诸塞北部地方政府的起源》，见丹尼尔斯编：《村镇和县》，第12页。

(75)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577～584页。

(76)参见布林：《清教徒和冒险者》，第106～126页。

(77)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393～395页。

(78)诺顿：《创建之母与创建之父》，第243～252页。

(79)参见沃尔：《狂热的交际往来》，第18页。

(80)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34页。

(81)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10页。

(82)佚名：《美洲农耕》，第42～43页。

(83)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49页。

(84)施莱辛格：《北美殖民地的贵族》，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论文集》，第531页。

(85)弗雷德里克·托尔斯：《宾夕法尼亚早期的文化》，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608页。

(86)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33页。

(87)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10页；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93页。

(88)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25～129页。

(89)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77～79页。

(90)佚名：《美洲农耕》，第5～25章。

(91)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历书》，见富兰克林：《著作集》，第1190、1224页。

(92)克罗朗：《土地上的变化》，第23页。

(93)艾丽斯·厄尔：《殖民地时代的家庭生活》，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6年版，第123页。

(94)霍克：《美国早期的日常生活》，第74页。

(95)《新英格兰拓殖地……》，见福斯编：《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起源、建立和进展的文件》，第1卷，第7页。

(96)米勒：《最初的边疆》，第182页。

(97)斯蒂法妮·沃尔夫：《18世纪美利坚人的日常生活》，纽约：哈珀-科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4页。

(98)沃尔夫：《18世纪美利坚人的日常生活》，第155页。

(99)小萨金特·布什编：《赖特女士日记》，见安德鲁斯编：《新世界之旅》，第91页。

(100)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2卷，第629页。

(101)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86页。

(102)转引自厄尔：《殖民地时代的家庭生活》，第143页。

(103)转引自乔治·道：《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波士顿：新英格兰文物保护协会1935年版，第106页。

(104)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95～96页。

(105)佚名：《美洲农耕》，第41～42、102、133、156、268～269页。

(106)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63～64页。

(107)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52页。

(108)参见赖特编：《韦斯托弗的威廉·伯德的秘密日记》。

(109)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7页。

(110)芒罗：《特拉华殖民地史》，第199页。

(111)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47页。

(112)关于奴隶的饮食状况，福格尔等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史料中经常提到的奴隶食物是玉米和咸肉，因而造成奴隶吃得很差的印象；实际上，玉米和咸肉可以长久储存，是奴隶常年食用的东西；而水果、蔬菜、鸡、鱼、牛肉、羊肉和奶制品等，则必须随有随吃，因而一般文献较少提及；此外，种植园还要为奴隶购买糖、糖蜜和食盐，偶尔还包括咖啡和威士忌。总之，种植园奴隶的实际食谱，比通常所说的要丰富得多。这种论点涉及奴隶制在北美存在的整个时期，自然也包括殖民地时期在内。见福格尔等：《磨难时代》，第110～111页。

(113)艾萨克：《弗吉尼亚的转变》，第45～46页。

(114)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392页。

(115)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34～143页。

(116)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136页。

(117)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8页。

(118)小萨金特·布什编：《赖特女士日记》，见安德鲁斯编：《新世界之旅》，第94～95页。

(119)佚名：《美洲农耕》，第110页。

(120)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57～58页。

(121)参见凯文·斯威尼：《高级的地方特色：殖民地精英的生活方式》，见卡里·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122)参见戴维·希尔兹：《英属美洲的礼貌言谈和雅致文章》，查珀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40页。

(123)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61页。

(124)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82页。

(125)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23页。

(126)富兰克林：《穷理查德历书》，见富兰克林：《著作集》，第1270页。

(127)厄尔：《殖民地时代的家庭生活》，第1～3页。

(128)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272页。

(129)厄尔：《殖民地时代的家庭生活》，第25页。

(130)比林斯等：《弗吉尼亚殖民地史》，第126页。

(131)贝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第105页。

(132)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03～304页。

(133)莫伊尼汉等编：《不次于任何人》，第105页；比林斯等：《殖民地弗吉尼亚史》，第60页。

(134)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72页。

(135)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19、48～49、82、132、341页；第2卷，第636页。

(136)埃科克：《“贫穷的卡罗来纳”》，第40页。

(137)参见费希尔：《阿尔比恩的种子》，第655～662页。

(138)转引自比德韦尔等：《1620—1860年美国北部农业史》，第81～82页。

(139)小蒂尔森：《绅士和百姓》，第29页。

(140)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50页。

(141)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05页。

(142)巴特勒：《成为美利坚》，第147页；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04～108页。

(143)参见斯威尼：《高级的地方特色：殖民地精英的生活方式》，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49页。

(144)爱德华·A·查普尔：《一国之人的住房：早期美国生活标准的转变》，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169页。

(145)原文为“fireplace”，也指火炉。

(146)道：《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日常生活》，第24页。

(147)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239页。

(148)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12页。

(149)小蒂尔森：《绅士和百姓》，第15页。

(150)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15页。

(151)詹姆斯·亚当斯：《1690—1763年的殖民地社会》，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7年版，第70页。

(152)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07页。

(153)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197页。

(154)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95页。

(155)库利科夫：《烟草和奴隶》，第211页。

(156)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69页。

(157)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153页。

(158)小萨金特·布什编：《赖特女士日记》，见安德鲁斯编：《新世界之旅》，第93～94页。

(159)小蒂尔森：《绅士和百姓》，第9～10页。

(160)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0、185页。

(161)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60页。

(162)巴克等：《北美殖民地》，第356页。

(163)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66页。

(164)小萨金特·布什编：《赖特女士日记》，见安德鲁斯编：《新世界之旅》，第107页。

(165)穆尔编：《来自美洲农场主的更多信札》，第67页。

(166)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37页。

(167)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24页。

(168)转引自戴蒙德：《从团体到社会》，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111页。

(169)马库斯·杰尼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劳动和依附阶级》，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第87～88页。

(170)杰尼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劳动和依附阶级》，第95～96、98～99页。

(171)贝林：《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第33页。

(172)汉德林等：《自由和权力》，第161页。

(173)布鲁斯：《17世纪弗吉尼亚制度史》，第1卷，第305页。

(174)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402页。

(175)转引自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211页。

(176)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405页。

(177)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第98～99页。

(178)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1页。

(179)转引自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51页。

(180)贝林：《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第35页。

(181)转引自沃特豪斯：《新世界的绅士》，第88～89页。

(182)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402页。

(183)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359页。

(184)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530～531页。

(185)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2卷，第657页。

(186)麦克莱伦：《学校与性格的形成》，第11页。

(187)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554、555页。

(188)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335页。

(189)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339～341页。

(190)法兰德编：《马萨诸塞法律和自由权法典》，第47页。

(191)理查德·格默里：《北美殖民地居民的精神和古典传统：比较文化论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4页。

(192)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9页。

(193)丹尼尔斯：《玩耍的清教徒》，第28页。

(194)转引自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27页。

(195)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44页。

(196)克雷明：《美国的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第546页。

(197)贝弗利·麦卡尼尔：《1745—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学院建设》，见古德曼编：《北美殖民地史论文集》，第598页。

(198)亚当斯：《1690—1763年的殖民地社会》，第113页。

(199)参见克雷明《美国的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第554页关于哈佛、耶鲁、新泽西三所学院1700—1770年毕业生的职业统计。

(200)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24、55、108页。

(201)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46～247页。

(202)沃滕贝克：《殖民地文化的黄金时代》，第1页。

(203)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66、79、86、96、108页。

(204)转引自格默里：《北美殖民地居民的精神和古典传统》，第2页。

(205)塞缪尔·莫里森：《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智性生活》，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35页。

(206)约翰·伍德·斯威特：《导言：巨变》，见阿佩尔鲍姆等编：《构想一个英帝国》，第1页。

(207)格默里：《北美殖民地居民的精神和古典传统》，第9页。

(208)原文为“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或译“美国哲学学会”，不确切。

(209)布里登博：《神话与现实》，第99页。

(210)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11)J·A·利奥·勒梅等编：《富兰克林自传》，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212)勒梅等编：《富兰克林自传》，第93页。

(213)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14)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29页。

(215)科布：《美国宗教自由兴起史》，第97页。

(216)转引自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29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217)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45页。

(218)关于曾格案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义，参见本书第281～282页。

(219)兰兹曼：《从殖民地居民到省区居民》，第37页。

(220)转引自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31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221)戴维·霍尔：《18世纪北美的书籍和阅读》，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357页。

(222)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44页。

(223)克雷明：《美国的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第392页。

(224)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78页。

(225)参见兰兹曼：《从殖民地居民到省区居民》，第33～35页。

(226)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20～321页。

(227)莫里森：《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智性生活》，第133页。

(228)安德森：《新英格兰那一代人》，第173、175页。

(229)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4～255页。

(230)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5页。

(231)转引自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43页；克莱因：《多样性的政治》，第114页。

(232)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7页。

(233)路易斯·赖特：《1607—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生活》，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57年版，第145页。

(234)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8页。

(235)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8～259页。

(236)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9～260页。

(237)赖特：《1607—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生活》，第152页。塞缪尔·莫里森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智性生活》中提到，1700年波士顿至少有7名书商。见该书第128页。

(238)丹尼尔斯：《玩耍的清教徒》，第29页。

(239)霍尔：《18世纪北美的书籍和阅读》，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363页。

(240)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254页。

(241)莫里森：《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智性生活》，第136页。

(242)赖特：《1607—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生活》，第146页。

(243)据塞缪尔·莫里森的数字，是年该馆的藏书为3500册。其中宗教方面书籍占绝大多数，达2183册之多；其次是历史、政治和地理等方面的书籍，为367册；古典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的书籍有137册，科学方面的书籍有131册。见莫里森：《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的智性生活》，第146～147页。

(244)赖特：《1607—1763年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生活》，第151、152页。

(245)特雷弗·科尔伯恩：《经验之灯：辉格派史观和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4年版，第9、13页。

(246)托尔斯：《会堂与账房》，第148页。

(247)科尔伯恩：《经验之灯》，第12、13页。

(248)道：《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日常生活》，第102页。

(249)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96页。

(250)1644年清教徒所控制的英国议会制定法令，禁止庆祝圣诞节。

(251)史密斯：《北美殖民地的文化、商业与历法改革》，《威廉-玛丽季刊》，第55卷第4期，第566～567页。

(252)库利科夫：《烟草与奴隶》，第237页。

(253)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66～67页。

(254)纽约的长岛狼群出没，危害甚烈，纽约当局多次公布奖励灭狼的法令（见《纽约殖民地时期法律集》，第1卷，第65、133页）。迟至1692年马里兰议会仍规定，居民每猎杀一头狼可得到200磅烟草的奖励，可见，当地狼群出没仍然是一大祸害（见布朗编：《马里兰档案》，第520页）。

(255)巴特利特编：《罗得岛殖民地和普罗维登斯拓殖地档案》，第1卷，第113、125页。

(256)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84页。

(257)南希·斯特鲁纳：《运动和休闲意识的产生》，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431页。

(258)史密斯：《豪宅之内》，第200页。

(259)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83页。

(260)克劳利：《18世纪北美居民对经济生活的认识》，第61页。

(261)克劳利：《18世纪北美居民对经济生活的认识》，第78、79页。

(262)转引自英尼斯：《缔造共同体》，第25、26页。

(263)舒特莱夫编：《马萨诸塞殖民地档案》，第1卷，第101、136、180、241页。

(264)转引自霍克：《美国早期的日常生活》，第96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265)参见伊利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史》，第147～148页。

(266)克劳利：《18世纪北美居民对经济生活的认识》，第82页。

(267)南希·斯特鲁纳：《运动和休闲意识的产生》，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438页。

(268)佚名：《美洲农耕》，第52、110页。

(269)韦尔：《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218页。

(270)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58页。

(271)琼斯：《美国建国前夕的财富》，第327页。

(272)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15～117页。

(273)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45页。

(274)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20～121页。

(275)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在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普遍简陋，不同财产状况的人在生活质量上并没有质的差别。当地一个中等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会胜过英国的穷人；只有那些财产在100英镑以上的种植园主，其生活才达到了英国的一般水平，而他们不到当地住户的30%。参见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325、328页。

(276)参见斯威尼：《高级的地方特色：殖民地精英的生活方式》，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2、5、37页。

(277)佚名：《美洲农耕》，第175页。

(278)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162页。

(279)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163页。

(280)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第95页。

(281)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02页。

(282)梅因：《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第123页。

(283)摩根：《奴隶对比法》，第103页。

(284)琼斯：《美国建国前夕的财富》，第332页。

(285)J·富兰克林·詹姆森编：《约翰逊的神意奇迹》，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之子公司1910年版，第210～211页。

(286)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7页。

(287)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8页。

(288)参见斯威尼：《高级的地方特色：殖民地精英的生活方式》，见卡森等编：《18世纪的生活方式》，第32、35页。

(289)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293页。

(290)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北美》，第176页。

(291)转引自亚当斯：《1690—1763年的殖民地社会》，第109页。

(292)转引自谢泼德等：《北美殖民地的船运业、海上贸易和经济发展》，第28页。

(293)转引自霍恩：《适应一个新的世界》，第242页。

(294)转引自亚当斯：《1690—1763年的殖民地社会》，第109页。

(295)转引自莫里斯：《美国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45页。

(296)格雷文：《四代人》，第26～27页。如果将未成年人的死亡数字计算在内，安多弗居民的平均寿命就会大为缩短。

(297)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25页。

(298)格雷文：《四代人》，第193页。

(299)达雷特·拉特曼等：《17世纪弗吉尼亚一个县的父母亲死亡问题》，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53页。

(300)拉特曼等：《17世纪弗吉尼亚一个县的父母亲死亡问题》，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157页。

(301)洛伊丝·格林·卡尔等：《移民与机会：马里兰殖民地早期获得自由的人》，见泰特等编：《17世纪的切萨皮克地区》，第209页。

(302)琼斯：《弗吉尼亚现状》，第93页。

(303)西蒙斯；《北美殖民地》，第98页。

(304)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46页。

(305)莱夫勒等：《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史》，第180页。

(306)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189～191页。

(307)格雷文：《四代人》，第186页。

(308)纳什：《城市熔炉》，第103～104页。

(309)米勒：《最初的边疆》，第244页。

第七章　独立运动的兴起

当七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基业似乎是吉星高照：法国退出了竞争，西班牙割让了佛罗里达，英国成了无可争议的霸主。但是，不久风云突变，殖民地居民和母国反目成仇，最后决战于疆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这一重大变局，显然不单是英国的几项征税举措所能引发的，而有着更深层的根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殖民地社会逐渐达到了独立自足的程度，正是这种社会自主性的成熟，催生了政治上的独立。当然，在1763年以后的十余年间，反英独立运动虽然是北美历史的主线，但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反英活动的中心在东部的沿海城镇，而广大的乡村，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对于新的事变可能没有多么强烈的感受。这个时期还发生了另外一些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动。跨大西洋的移民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内陆拓殖和土地投机呈现热火朝天的景象，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展，一些边疆居民则向东部权势集团发起了挑战。这一切和独立运动一道，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

一、七年战争前后的北美

以事后的眼光来看，1763年无异于北美历史的一条分水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之间长达百余年的殖民竞争，在这一年终见分晓，英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可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殖民地社会显露了许多新的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长期的殖民竞争

参与北美殖民角逐的国家，先后有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典和荷兰，其中瑞典和荷兰在17世纪中期就退出了竞争，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便成了主要角色。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其北端抵达佛罗里达、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加利福尼亚海岸一带，同英属北美南端接壤。双方为争夺对连接地带的控制权，一直存在摩擦和冲突。法国的势力范围分布在加勒比海和北美大陆的北部，新法兰西从圣劳伦斯河谷延绵到哈得孙湾，与英属北美北端相连。处于西属美洲和新法兰西两大强邻之间的英属北美，开始时非但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反而时常陷于遭受蚕食或掳掠的威胁之中。但经过一个半世纪时断时续的较量，英国最后成了赢家，把从佛罗里达到魁北克的广大地区，划进了英帝国的版图。

欧洲诸国在北美的竞争，反映了它们在欧洲的关系格局，殖民地不啻为欧洲竞技场的延伸。英国与大陆国家在欧洲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在北美都有相应的反响。殖民地居民以英国当时在位的国王来命名这些战争。1689—1697年的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在北美叫做“威廉王之战”；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殖民地居民称作“安妮女王之战”；1739—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北美的名称是“乔治王之战”（1744—1748）；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在北美叫做“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1754—1763）。北美居民广泛卷入了战事，而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又在殖民地引起了多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在北美社会的变动中，各次战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

同样重要的是，北美发生的历次战争，都与印第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部落卷入了欧洲诸国之间的争斗，殖民竞争往往和印第安人战争交织在一起。英法等国采取各种方式争取土著盟友，贸易尤其是一件有效的工具。法国人借助毛皮贸易，把众多部落纳入白人商人所控制的贸易网络中，向紧邻英属北美内陆边界的西北地区推进。英国则以其制造业的优势，为印第安人供应价廉物美的货物，颇得一些部落好感，特别是争取到了易洛魁联盟中几个部落的合作，扼制了法国人向南渗透的势头。印第安人原本指望同欧洲人结盟，借力打击敌对的部落，但经常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成为殖民竞争中最大的受害者。

第一场略具规模的殖民地战争，在英属北美称作“威廉王之战”。英、法在北美的矛盾由来已久。起初，纽约总督唐甘有意在圣劳伦斯河谷和大湖区打开局面，便动员纽约毛皮商人效仿法国人，深入西北地区的部落收集毛皮，开展贸易。但这个地区向来被法国人视为禁脔，自然不容英国人染指。唐甘同易洛魁人签订协议，结为盟友，共同对付法国人。新法兰西总督见状，便于1687年拿易洛魁联盟中的塞尼卡人开刀。英国人则向易洛魁人供应武器，帮助他们围攻蒙特利尔。英属北美东北端的缅因，因与新法兰西交界而成了另一个冲突的前沿。1689年5月，欧洲发生了奥格斯堡联盟战争，此前北美的零星冲突，遂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较量。战争初期，英属殖民地由于尚处在“光荣革命”所引起的震荡之中，未能有效地对抗法国人的袭击。稍后，他们的反击渐具章法，但仍未取得很大的战果。1697年9月，欧洲交战各方签约休战，而和约中有关美洲的条款，并未对英法在北美的殖民格局作出大的变更。

1702年，欧洲战端再起，北美也闻风而动。在欧洲，英国的目标是阻止法国人继承西班牙王位，在美洲则力图扼制法国的扩张，夺取更多的毛皮资源。战争的模式与前一次如出一辙，仍是殖民地的小股武装在印第安人盟友的配合下，向敌对一方的定居地和防卫要塞发动骚扰和袭击。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英国人要同时在南北两线对付法国和西班牙。在南部，南卡罗来纳总督詹姆斯·穆尔组织了一支以印第安人为主的队伍，几度袭击佛罗里达和圣约翰斯河一带的西班牙城镇及其土著盟友。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于1706年对查尔斯顿进行报复性攻击，结果无功而返。次年，英国又对西班牙在北美的据点发起进攻，使西班牙退守佛罗里达半岛。在北部战线，新英格兰人则几度兵临罗亚尔港城下，均以溃败而告终。1710年，英国正规军和殖民地民兵协同作战，终于夺取了罗亚尔港。1711年7月，英国组织了一场进攻加拿大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参战的有5000名英国士兵和60艘战船，拟从波士顿出发攻打魁北克。结果出师不利，8艘战船在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处触礁，折损700兵员，其余舰船径直驶回了英国。1713年，交战各方订立了《乌特勒支和约》。此次英国人初尝胜果，在北美得到了罗亚尔港、阿卡迪亚、纽芬兰和哈得孙湾。法国虽然蒙受损失，但在加拿大的基业并未动摇，英法的争夺只是画上了一个短暂的休止符。

在这两次战争中，英法双方对美洲战场均未给予多大的关注，它们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北美的战事多由利益所关的各殖民地自行组织，母国提供的支持相当有限。英法两国在北美都没有常驻军队，从欧洲派遣的少量部队，对于北美战局的作用，近乎杯水车薪。

当《乌特勒支和约》墨迹尚新之际，英国和西班牙的矛盾又趋于尖锐。1739年，英国对西班牙宣战，双方的私掠船和民兵相互袭扰，但正规舰队的行动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1744年，欧洲的战争升级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法国参战以后，英属北美和法属加拿大之间烽烟再起。新英格兰民兵采用游击战术，打得法国正规军不知失措。英国人在1745年6月攻取路易斯堡。英属殖民地还准备对新法兰西发动远征，但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交战各国于1748年订立了《亚琛和约》，英国将路易斯堡归还法国，换得了法国在孟加拉湾的马德拉斯。

此后未出10年，英法之间就爆发了确定北美霸权归属的总决战。法国人在北美的地盘不断扩张，控制了圣劳伦斯河、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势力沿密西西比河一直渗透到墨西哥湾。《亚琛和约》以后，法国人加紧在俄亥俄地区活动，并于1749—1753年两度发动远征，修建了若干要塞。法国人的频繁活动，直接威胁到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利益，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753年10月，受弗吉尼亚当局的派遣，年轻的民兵指挥官乔治·华盛顿前去警告法国人，但后者未加理睬。弗吉尼亚随即征调人力物力，修建堡垒以相对抗。法国人自然不肯袖手旁观，他们于1754年4月攻占了尚未完工的堡垒，一些弗吉尼亚民兵也成了俘虏。华盛顿闻讯，率部赶去增援，于5月28日与法军接火，歼敌10名，俘获20人。7月，法国大股部队发动反击，华盛顿被迫撤回弗吉尼亚。这些小小的战斗，揭开了七年战争在北美的序幕。

1755年，英国正规军抵达北美，战争随之开始升级。是年4月，英军主帅爱德华·布拉多克会见了弗吉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等殖民地的总督，在易洛魁人中名声响亮的威廉·约翰逊亦在座中。他们一起商讨对法作战事宜，决定兵分四路，攻打法国人在俄亥俄地区的几个主要要塞。(2)但是，英军在迪尤肯要塞折戟沉沙，损兵折将。1373名士兵中有914人伤亡，86名指挥官也有63人或死或伤；布拉多克本人也身被重创，不治而亡。法军则仅有数十人死伤。(3)英军士气大挫，一路溃退至费城。进攻尼亚加拉要塞和克朗波因特的行动也无胜果。英国人只在新斯科舍略有小胜。一些本来和英国结盟的部落，看到英国人落入劣势，便纷纷倒向法国。此后，英军几度易帅，战略亦屡经调整，但直到1756年底，多项军事行动均未取得战果。

1756年11月，年仅48岁的威廉·皮特接掌英国内阁，决意扭转不利的战局。北美英军开始实施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形势逐渐好转。1758年7月，英国地面部队和海军协同作战，攻取法国要塞路易斯堡。不久，英军又占领为法军自毁的迪尤肯要塞，易名匹兹堡，以纪念皮特的领导功绩。1759年，英国海军在布雷斯特东南的基伯龙湾击溃一支法国舰队，切断了法国对加拿大的兵力和食品补给线。英国随即决定攻取法属加拿大的战略重镇魁北克。英军长驱直入，直逼魁北克城下。魁北克虽成孤城，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英军凭借海军优势，水陆合围，切断了魁北克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进行猛烈炮击，使全城80%遭到毁损，城内建筑几乎无一幸免。(4)9月初，英军对魁北克发动总攻，两军在城外的阿伯拉罕平原上进行决战。实际战斗仅持续了15分钟，法军即溃不成军。英军乘势攻入城中。此役双方损兵折将在1000人以上，两军主帅均伤重而死。(5)1760年9月，英军包围并攻克蒙特利尔。法国人意识到，他们从北美全面撤退的时间到了。

皮特不愿就此罢手，一心扩大战局，但这与希望议和的新任国王乔治三世的心意相左，他只得于1761年10月辞职。随后，和谈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在1763年2月签订的《巴黎和约》中，法国正式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西班牙则将东、西佛罗里达让与英国，从法国得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西侧的路易斯安那作为补偿。至此，英国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墨西哥湾以北的整个地域，法国在北美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

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竞争，实际上是另一场“百年战争”。两国交兵，致胜的因素多种多样，而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实力。其时英国在生产技术、工业组织和经济结构方面均处于重大变革的开端时期，经济实力趋于增强，海上运输和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相反，法国自路易十四以后国势日颓，感到新法兰西在财政和军事上都是一个包袱，放弃之议早已流布于朝野。在北美，英属殖民地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大超过新法兰西，不仅人口达到150余万，而且经济上早已能够自给；而法属加拿大则相对贫困，在人员和物资上过于依赖母国，居民和士兵常为食品匮乏所苦，无法维持长期的战争。可见，英国之最终取胜，乃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可是，英国在成为北美霸主后，其殖民体系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很快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的发生，同英国这次决定性的胜利有莫大的关系。彼得·卡尔姆在访问北美以后预言，英属殖民地将在30～50年内变成独立的国家，唯一能够阻止其独立的因素，在于法国等敌手的威胁，因为只要殖民地居民不能有效对付法国入侵的危险，他们就不会切断和母国的联系。(6)的确，当强敌在侧之时，殖民地居民需要母国提供保护，这种至关重要的利益引导他们对母国保持忠诚。但在1763年以后，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印第安人的威胁也大为减轻，母国的保护不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同时，殖民地居民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增添了信心，觉得即便脱离母国，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当托马斯·哈钦森目睹殖民地居民反英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形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加拿大继续由法国控制，北美就不会出现反对母国的情绪，因而夺取加拿大的严重后果，比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更为可怕。(7)此外，殖民地居民在七年战争中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后来在他们同英国军队作战时，这些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独立战争的军事领导人中，有一些就是在七年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2.1763年以后的北美社会

七年战争给北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英国的军队、武器和资金纷纷涌入北美，对北美货物和服务的需求急剧扩大，使农场主、商人和技工的境况大为改善。殖民地的商品批发价格指数，由1756年的69.5上升到83.5。(8)北美的进口额随之增长，在1750年前后的5年中，北美每年从英国进口货物的价值为111万英镑；10年后，平均每年的进口价值达到了212万英镑。人均消费英国商品的价值，也由1750年的19先令，增至1760年的26先令。(9)

然则一俟战争结束，繁荣即成过眼烟云。来自母国的资金剧减，需求萎缩，货币短缺，经济顿时陷入了萧条。以贸易为主的沿海城镇所受冲击尤为严重。城镇的劳动人口深受其苦，一旦失业，便陷入困境。造船业的衰落，致使许多海员和技工生计无着。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也处境不妙，许多人在破产的边缘挣扎。恰在此时，英国限制殖民地发行和使用纸币，致使局面更趋恶化，殖民地的信贷完全依赖于英国商人。1766年，巴洛·特里科西克在英国议会下院作证说，殖民地居民欠伦敦商人的债务达到了290万英镑。(10)1765年，约翰·迪金森在一本小册子中谈到，由于货币稀缺，即便是有很大地产的自由持有者也无力偿还债务；如果债主逼债，债务人就只能用很低的价格出售地产，许多人就会因此破产。(11)

不过，对13个殖民地居民有利的是，18世纪60年代，欧洲农产品市场的行情看好，烟草、大米和小麦的价格上扬。欧洲粮食作物连年歉收，而英国已开始了工业化，在人口增加的同时农业却出现萎缩，逐渐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于是，北美小麦的价格扶摇直上。一蒲式耳小麦在1775年可换5加仑糖蜜，而30年前则只能换3加仑。(12)此外，西印度群岛对北美产品的需求依然很大。因此，殖民地农产品的出口，在18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1768—1772年间，新英格兰年均出口总值为439101英镑，其中出口大不列颠76975英镑，出口南欧65603英镑，出口西印度群岛278068英镑。出口价值最高的货物为鱼，达到152155英镑；其次是牲口和肉类，为89953英镑。(13)同一时期，中部各殖民地的出口货物中，谷物和谷物产品的年均价值为379380英镑，占年均出口总值的72%；欧洲超过西印度群岛，成为中部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占年均出口值的57%。(14)上南部的出口产品市场主要是英国，在1768—1772年间，每年出口的价值为1046883英镑，其中价值827052英镑的货物进入了英国，仅烟草的价值就达到了756128英镑。(15)下南部的出口也是以母国为目的地，特别是稻米、靛蓝、鹿皮、造船物资等产品，几乎全部进入英国。在1768—1772年间，这几种产品的年均出口价值为486199英镑，其中379256英镑进入英国，占78%。(16)对于处在欧洲经济体系边缘的北美殖民地来说，出口贸易无疑是经济命脉。出口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形势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到1769—1770年，北部城镇的经济出现了复苏。

因此，虽然七年战争结束后北美经济有所波动，但殖民地社会在整体上仍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775年出版于伦敦的《美洲农耕》一书，在谈到新英格兰时写道：

一般说来，这个地区的面貌是一种得到垦殖、土地圈围起来而且令人欣喜的景象；农户的房舍盖得很好，很结实，墙很厚实；绅士们的房子随处可见，显示出一种富裕和满足的气象。这里很难看到穷人、流浪汉和衣衫褴褛的乞丐；这里所有的居民看起来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其他任何地方根本看不到比这里程度更高的独立性和自由；而且，我们在英国发现的那种地位和阶级的差别，在这里也不存在……(17)

落户在纽约的法国移民克雷弗克也发现，北美的贫富差别远不如欧洲那么大，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

相当好的城市，富足的村庄，宽广的田野，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布满了可观的房舍、很好的道路、果园、草地和桥梁，而一百年以前这里都还是树木密集、没有开垦的荒野。这种美好的光景必定给人带来一连串愉快的想法；这种景象必定会在一个良好公民的内心激起由衷的极大快乐。(18)

他们的观察与事实大体上是吻合的。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虽然总督由王室任命，但参事会和议会下院均由当地“自由民”选举，所以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自治殖民地。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一直保持了自治地位，新罕布什尔则是一个相对无足轻重的殖民地。清教虽然仍是新英格兰的主导教派，但自1691年实行宗教宽容后，其他教派也在这里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居民的宗教热情已不如从前，商业取向变得更加光明正大；一些凭借走私贸易发家的人，将在独立运动中扮演主角。新英格兰居民对于自己的制度和风习很早就有一种自豪感。正如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论，新英格兰不仅比北美其他殖民地优越，而且比他所知道的世界任何地方都要胜出一筹，其理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这里的各项制度都能更有力地支持宗教、道德和尊严；这里的公共教育制度无与伦比；这里的村镇乃是自治的机构；这里制定了有关土地分配和限制土地垄断的法律。(19)

在中部的纽约，曼哈顿及其周围各岛耸立着许多高大豪华的建筑，各色人种混杂聚居，人烟阜盛，商业繁华，进出口贸易一片火热。纽约西部的奥尔巴尼为毛皮贸易重镇，也是殖民地和印第安人联络的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纽约的居民不仅族裔和宗教成分复杂，而且政治派别众多，相互争执攻击，政治形势经常显得扑朔迷离。宾夕法尼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友会殖民地，这里的居民在族裔和宗教上的多样性，较纽约或有过之。德意志人、苏爱人和爱尔兰人组成了各自的自成一体的社会；洗礼派、监理会和天主教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乡间一望无际的麦田，给许多农场主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费城不仅在商业和文化上地位日益突出，而且即将成为北美独立运动的指挥中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文件的诞生地。1763年以后，议会下院领导的反业主运动声势日盛，各种派别纷纷登台。富兰克林成了一个核心人物，他代表议会亲赴伦敦，要求将业主政府改为王室政府。支持反业主运动的人大多为教友会信徒，当年他们的先辈追随佩恩来此进行“神圣的实验”；现在，他们却急不可待地要摆脱佩恩家族的统治。在西部，“帕克斯顿健儿”指责殖民地当局的边疆防卫政策，对印第安人大开杀戒。

从费城或特拉华进入马里兰，就来到了上南部。这里有的农场面积很大，占有大量奴隶的种植园主，仍然是经济和社会的主导者。弗吉尼亚在13个殖民地中以富裕著称，但这里没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连首府威廉斯堡也只有200来座房屋，常住人口不过1000余人。1759年，英国人伯纳比初到弗吉尼亚，感到威廉斯堡实在是一个“无足重轻的地方”，除了总督的官邸还略有模样外，其他公共建筑都不值一提；街道路面也没有铺设，到处尘土飞扬。(20)其实，真正掌握弗吉尼亚的财富和权力的人物，大多并不住在威廉斯堡，而常年生活在乡间的种植园里。他们“比其他美洲的任何定居者都更像富裕的乡绅”，其生活“比英国乡绅更为舒适豪华”，对于舞会、宴饮和赛马有着浓厚的兴趣。(21)这些人不仅在本地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而且即将在整个北美政治中崭露头角。他们对土地有着极大的兴趣，即便早已是田连阡陌，仍然希望获得新的土地。许多人实际上就是土地投机者，他们把拓荒者足迹所到的西部视为自己的“希望之乡”。不过，在伯纳比看来，弗吉尼亚本身的潜力并没有发掘出来，因为这里的土地得到开发者不足十分之一，即使是已经耕种的土地，也远未达到最为有利的状态；文艺和知识的进步也微不足道，唯一的公共教育机构威廉玛丽学院，不过只有1个校长外加6名教员而已。(22)

在18世纪多数旅行家的笔下，下南部乃是一个缺乏生气的落后地区，气候炎热，贫富悬殊，整个社会都受到了奴隶制的腐蚀。这类说法似乎与真实状况并不吻合。(23)南、北卡罗来纳自18世纪初在政治上分开以后，各自的发展历程也颇不一样。南卡罗来纳白人在人口中占少数，在1770年的124244名居民中，黑人达到了75178人。(24)查尔斯顿不仅是南部最大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同时也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地方。那些以种植稻米、靛蓝而致富的种植园主，乃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拥有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比英国农场主要优越得多”。(25)北卡罗来纳则相对贫困，富人较少，而社会矛盾却十分尖锐。西部数县的中小农场主，对当地的政治、税收和经济状况感到不满，反叛的情绪愈益强烈，在18世纪60年代爆发了“自订约章者”运动，并且波及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建立仅30余年，居民不过万余人，大多居住在沿海地带。当年创建这个殖民地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抵御来自西属美洲的威胁；在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后，它的防卫作用退居其次，而发展种植业的前景越来越受到看重。

要而言之，到1775年，在英属美洲所有殖民地中，以北美13个殖民地社会发展程度最高。是年，整个英属加拿大的居民为11.25万人，英属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的居民为48.3万人，两者相加也只有英属美洲人口的21.3%；其余78.7%的人居住在13个殖民地，总数达到220.45万。(26)此时的13个殖民地，在人口和财富上都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产生了一些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的社会群体，出现了若干具有辐射力的中心城市，以议会下院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机制相当发达，政治制度方面的弹性和包容性也趋于增强。上述种种变化表明，殖民地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其居民对于自治和独立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27)北美社会的发展壮大，使英国有些人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担心“富足和安全”会产生“独立的愿望”。有人甚至预言，到1944年，美利坚人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那时他们会到伦敦参观那里的废墟遗址。(28)

3.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独立建国需要一定的社会心理支持，这就是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在13个殖民地的居民中，共同体意识的发育相对迟缓。由于各殖民地建立的时间不同，所处地域不一，宗教和族裔五花八门，经济生活和政治体制各有特点，加上通讯和交通的不便，限制了各地的沟通和往来，于是，各殖民地居民难免怀有强烈的地域观念和本地意识。他们往往自称是马萨诸塞人、弗吉尼亚人或纽约人，长期缺乏整体的身份认同。

不过，13个殖民地的居民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他们都自认是“英王臣民”或“英国人”。1700年，科顿·马瑟对马萨诸塞议会说：“我们是英语民族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的很大福佑。”1723年，罗得岛议会上书贸易委员会称：“我们谦恭地祈求尊贵的大人们相信，我们血管里流的血带有古老的不列颠血液的颜色。”(29)长期以来，各殖民地居民经常以英国人的身份要求平等权利和保护；而且，在1776年宣布独立以前，他们反英的旗号一直是维护“英国人的自由”。正是这种“英国人”的观念，促使各殖民地的居民逐渐超越了地域意识，从差异纷繁的地方性中发现了他们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意识的不断增强，又最终超越了“英国人”的观念，并在“美利坚人”的观念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各地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也不断增强。新英格兰生产的船只、牲畜和干鱼，行销于英属北美其他地区；中部出产的面粉和谷物，进入南部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各地居民享用的朗姆酒，系由新英格兰商人从西印度群岛输入；南部与欧洲之间的邮件往来，往往需要假道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城市。另外，报纸数量增多，发行渠道扩大，分散在各地的居民能够读到同样的报纸，得以互通声气，加深了解，联系的纽带趋于牢固。某地有事，其他地方的人纷纷支援，表现了对共同命运的关注。1760年3月，波士顿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损失惨重，各地居民和各种机构解囊相助，远在千里之外的查尔斯顿居民，捐款也在3300英镑以上。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防卫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曾是各殖民地最大的共同利益，他们为此进行了联合和协作的尝试。

作为沟通和联系加强的一个突出后果，各殖民地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共性，各地居民逐渐具备了某种根本的相似性。174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骑马从马里兰出发，一路行至缅因，然后折返马里兰，行程1624英里。他对中部和北部社会有比较系统的观察，在旅行记的结尾处，谈到了各个殖民地的居民的共同特征：

在我经过各个殖民地时，我发现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习俗和性格方面很少差别，只是在特许状、肤色、空气和政府方面，我看到了一些不同。……至于教养和人文方面，他们也十分相似，只是大城镇的居民更开化一些，波士顿尤其如此。(30)

在英属北美居民的共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他们大多以英语为共同的语言。在17、18世纪，英国人说话带有很重的地方口音，不同的方言之间甚至难以沟通。移居到北美的第一代移民，可能也带有同样的特点；但他们的后代却逐渐摆脱了方言的限制，发音相当接近，口音的差别很小，使到那里游历的英国人甚感惊奇。同时，英属北美居民来源众多，文化背景相当复杂，不同族裔的居民在不知不觉中把本族的语言成分掺入英语当中，使北美英语中出现了印第安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的语汇。于是，北美的英语同“标准英语”逐渐有所不同。

对殖民地的精英来说，他们的先辈在北美的共同经历，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基点。在反英运动中，英属北美的历史被描述为一个自由和幸福不断增进的历程，“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经历过比这更好的幸运”；“宗教、知识和完全公正的治理极为显著可见，和这个国度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31)殖民地居民长期享有自由的赐福，因为“公民政府的目的在美洲得到很好的满足，公正的治理得到普遍实行，我们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经英王同意的法律所统治的”。(32)总之，北美“一直是自由的土地”，殖民地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这一福佑已经为时很久了”。(33)殖民地精英对殖民地建立和开拓的历史做出了新的诠释，称之为一部先辈们争取自由的历史。塞缪尔·亚当斯说，殖民地居民的先辈付出辛劳，历尽艰险，用财富和鲜血换来了自由和宪法，并且非常小心谨慎地传之于他们的后人。(34)正是基于对这种共同经历的认同，殖民地精英把自己塑造成了同一种人。

根据英国贤哲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观察，北美殖民地居民都强烈地热爱自由，执著地维护权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他对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们说：

在美利坚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乃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它是他们全体的标志，使他们卓尔不群；由于热情总是一种唯恐失去的情感，因此，你们的殖民地居民认为自由是使他们感到最值得为之生活的唯一好处，一旦他们察觉到任何用武力夺走或用诡计骗取的微小企图，他们就会变得忧心忡忡、桀骜不驯和难以驾驭。这种狂热的自由精神，在英属殖民地居民中最为强烈，地球上其他任何人民均难出其右……(35)

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为殖民地居民提供了联合的基础。可以作为反证的是，加拿大居民与13个殖民地居民缺乏共同体意识，也没有同样的自由情结，所以，当第一届大陆会议用同样的话语鼓动魁北克居民反英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36)

在此同时，英属北美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美洲”，具有某种不断增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诺亚·霍巴特在18世纪中叶指出，“美洲的这些殖民地”已不再是荒野。(37)赛拉斯·唐纳则宣称，“我们这个国度在全世界乃是最好的，它是美洲的迦南”；(38)“在人类能够居住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拥有北美那么多的自然优势”，北美是一个“希望之乡”，是一个“牛奶与蜂蜜之乡”。(39)有的宣传北美产品的广告宣称，“不能说它们比从欧洲进口的任何东西更好，但质量一点都不差”。殖民地居民“更喜爱北美制造的东西”。(40)对自己的家园怀有由衷的美好情感，这也是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殖民地居民对他们与英国人的差异，也开始产生了自觉的认识。1762年，詹姆斯·莫里在谈到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我们人民的才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境况、本地的风俗、社交方式和幽默感”等因素，使他们与欧洲人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有所不同。(41)詹姆斯·洛根相信，殖民地居民和伦敦人相比，一点也不低人一等。约翰·迪金森年轻时曾到英国留学，他感到没有什么地方比自己的家乡更好。1759年，有人在弗吉尼亚旅行时，发现这里的人热爱自由，讨厌被控制，把殖民地看成独立的邦国，与英国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只不过是与英国人拥戴同一个国王，由天然的感情维系和英国的关系。(42)在罗得岛这种一直实行自治的殖民地，政治上的自主倾向更为强烈；早在1744年，汉密尔顿医生在那里旅行时就发现，当地人并不看重英国法律。(43)

殖民地居民以自己居住的地域而得到一个共同的名称：美利坚人。“America”和“American”这样的字眼，经常出现在时人的口头和文字中。早在1741年，北部的报纸在提到英国人时就称“欧洲人”，以示和“美利坚人”有所区别。到18世纪60、70年代，“America”、“American”一类的字眼在各种场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一些团体在名称前面冠以“American”，还有人创办了叫做“American Magazine”的杂志。马里兰的报纸上刊登一首诗歌，开头写道：“来吧，手挽手地在一起，所有勇敢的美利坚人。”(44)在同一时期，英国人通常把殖民地居民视为“外省人”，有时也用“美利坚人”来称呼他们，但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本土的英格兰人。实际上，直到独立战争爆发，英国人一般都把殖民地居民称为“同胞臣民”或“同胞国民”，视之为本国人，而不是当成外国人对待。(45)

这种“美利坚人”与英国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种族和血统的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已不是纯粹的英格兰人。正如克雷弗克所说：“所有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的混合物。从这种混杂的血统中，兴起了现在叫做美利坚人的种族。”(46)克雷弗克进一步写道：

那么，这种美利坚人，这种新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或是欧洲人，或是欧洲人的后裔，因而，这种奇特的血统混合，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找不到的。我能告诉你，在某个人的家里，祖父是英格兰人，妻子是荷兰人，他的儿子又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他现在的四个儿子有四个不同国籍的妻子。他是一个美利坚人，将他那些古老的见解和习俗都留在了身后，而从他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他所拥有的新的地位中，他接受了新的见解和习俗。……在这里，所有国家的个人融合为一个新的人种，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会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变化。(47)

总之，“美利坚人是一种新人，他们根据新的原则行事；因而他们必然拥有新的思想，形成新的看法”。(48)

另外还有人和克雷弗克一样，也对美利坚人的“优秀品质”称赞有加，相信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1766年1月20日，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报》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

如果有哪个年幼的国家值得爱护，那就是美利坚；如果有哪群人民应当得到荣誉和幸福，那就是她的居民。无论说他们具有何种特性，都不是溢美之词，无论用何种语言，都不足以表达他们的优点和美德；他们既有罗马人在那个共和国的鼎盛和美好时代所具有的强烈情感，又有人道的仁慈感情和基督徒的高尚德行；他们出于习性对自由权利有着强烈的意识，同时又无上地崇奉美德；他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这些英雄们仅凭对上帝的信念，为了宗教和自由的缘故，把大海和天空、巨怪和蛮子、暴君和魔鬼统统视若草芥。(49)

威廉·利文斯顿和亚当斯抱有同样的信念，他在1768年对他的同胞说：“鼓足勇气，美利坚人！自由、宗教和科学都在大海的这一边，上帝的手指向你们的子孙指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他预言，这个强大帝国的建立将是不可阻挡的，因为这是天意，任何人都“无从和万能之主作对”。(50)根据这种逻辑，母国如果要刻意阻止北美强盛，必为倒行逆施，将导致天怒人怨。

可是，这种“新人”是否就是一个新的民族呢？由于民族的概念在今天已不再有公认的界定，加上北美居民在种族、族裔、文化和宗教上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难以就这个问题做出绝对的判断。至少在1783年以前，“美利坚人”还只是一个对北美英裔居民的基于人文地理的泛称，并不具备严格的民族学意义。

4.对母国的离心倾向

到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社会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状态，尤其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实力，而对于这种变化的感受，在英国人和殖民地居民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北美的壮大意味着它对于母国的价值有所增加，可望在英帝国与西班牙、法国的竞争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40年代，尚未出任弗吉尼亚总督的罗伯特·丁威迪，向英国负责殖民地事务的重要人物递交了3份报告，对英属美洲各殖民地的船只的数量及价值、奴隶数目、可以打仗的人口、主要作物的产量和进出口货物量做了估算，赞叹各殖民地发展迅速，其主旨在于说明，“英属美洲帝国对于大不列颠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51)但是，对殖民地居民来说，成长壮大所带来的是自主和自治愿望的增强。他们虽然继续把自己看成英帝国的成员，但当必须权衡母国和殖民地的利益孰轻孰重时，他们的想法悄然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殖民地居民把自己视为英帝国的平等成员，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不承认他们是依附于母国的次等臣民。1734年6月，威廉·史密斯向纽约议会下院陈述说，殖民地居民和英国人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之下，他们和英王的关系与在英国时是一样的，英王不能对待英国人像儿子，而把殖民地居民当成奴隶；大家都应同等地享有英王的爱护和保护，受同样的法律的治理；根据《大宪章》和“英国人生而具有的权利”，殖民地居民和英国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同意，英王不得变更他们的特许状，不得剥夺他们的权利。(52)这类言论无异于宣告，殖民地居民拥有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具有自主的权利，不能任凭母国宰割或驱使。

殖民地居民这种自行其是的作风，在七年战争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母国正在和法国作殊死搏杀，而殖民地商人却同母国的敌人保持贸易往来，为敌军提供军需物资。1755年3月，宾夕法尼亚总督罗伯特·莫里斯在一封信中谈到，在法军据守的路易斯堡，来自纽约、罗得岛和波士顿的商船，一次就多达40艘。在布列吞角岛和法属西印度群岛，前来进行交易的英属北美船只也为数不少。乔治·科尔布鲁克在西印度群岛考察时发现，在蒙蒂克里斯蒂一次就有一百艘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据“一封来自新英格兰的信”所说，如果法国得不到英属殖民地的货物，就根本无法维持其军队的供给。甚至有人说，攻打某一英属殖民地的法军所吃的面包，可能产自另一个英属殖民地。针对这种状况，英国枢密院在1756年5月27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殖民地总督设法杜绝殖民地居民和法属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国王发布了不准向中立港口运送军事给养的禁运令，议会随即制定了相关的法令。但北美商船和法属殖民地之间的走私贸易仍然十分活跃，以致劳登勋爵在给皮特的信中，把罗得岛的商人称作“一群违法的走私犯”。皮特则在1760年3月23日致信各殖民地总督，要求对这类非法商业行为严加查究，给予适当处罚。(53)

围绕走私贸易问题，马萨诸塞还公开挑战英国的权威。1760年11月，塞勒姆的一位海关官员要求马萨诸塞最高法院颁发“援助令状”，授权他搜查走私货物。法院向海关官员颁发这类令状确有先例可循，但这次却引起了马萨诸塞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英国官员手执令状，就可在任何时候闯入任何地方进行搜查，践踏人们的财产权利。他们决定阻止法院颁发这种令状。年轻的律师詹姆斯·奥蒂斯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在法庭上对“援助令状”大张挞伐，指斥它是“专断独行权力的最坏的工具，其对英国自由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破坏性，在英国的法律全书中是无出其右的”，因为“任何人拿到这种令状，就可能变成一个暴君”。总之，它“违背法律的根本原则”，“理性和宪法两者都是反对这种令状的”。奥蒂斯还借机阐述了自己对“自然权利”的认识：人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除了自然法之外，并不服从任何法律；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都是无可争辩的。(54)法院最后宣布，暂不颁发这一令状。

在七年战争期间，另一个让英国当局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各殖民地在军事和财政等事务上，经常对英军指挥官采取不合作态度，有时甚至公然分庭抗礼。据一位英国指挥官给国内的报告称，殖民地居民不能信赖，他们散漫而无纪律，经常逃跑，喜欢喝酒；他们抵制征兵，不为英军提供营房；他们要求自己指挥自己的队伍，坚持按自己的条件和英军合作，更多的时候是在为本地的利益执行防务，而不是配合英军作战。(55)托马斯·盖奇在接任驻北美英军总司令以后，要求纽约和新泽西提供2000名民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提供1500名民兵。这些殖民地的反应令他深感失望：纽约派出的民兵只有300名，来自新泽西的民兵更低于这数目；宾夕法尼亚动作迟缓，始终没有征调足够的兵员；弗吉尼亚则公开反对为进攻而征兵，只同意派民兵来防卫殖民地边疆。(56)有的英国军官利用战时的非常需要，大力扩张权势，行事十分专横，也遭到殖民地居民的不满和抵制。有一次，英军司令劳登勋爵和纽约在征兵问题上发生争议，扬言要用军队接管政府，将反对者绞死。这种态度激起了纽约人的激烈抗议。他们声称，英国宪政不同于那些实行暴政的国家，政府不得任意处置公民的人身和财产。(57)

在其他事务上，殖民地居民和母国也时有龃龉。在弗吉尼亚，围绕教士的薪俸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端。按照惯例，弗吉尼亚以烟草支付教士薪俸，而在1753年有些县烟草歉收，当局允许以当地货币抵偿教士薪俸。1758年，议会再度立法，允许教区居民在一年内自行选择以烟草或当地货币来交纳用于支付教师薪俸的税款。结果，多数居民选择了后一方式。烟草的实际价格为每磅6便士，而根据议会1755年的规定，居民可按每磅2便士折价纳税。这等于削减了税额，从而使教士在薪俸上蒙受很大的损失。(58)1758年法令因有“两便士法”之称。1759年8月，枢密院在听取了教士们的申诉后，决定取消这一法令。教士们为了追讨因执行该法而损失的薪俸，纷纷提出索赔诉讼，引发了一场很大的冲突。

1762年，在詹姆斯·莫里神父提出的薪俸索赔案中，帕特里克·亨利出面为“两便士法”辩护。他在法庭上声称，1758年法令是一项很好的法律，而英国国王居然不加以批准，足见他已经由民众之父堕落成了暴君，丧失了要求民众服从的权利。他说到这里，法庭上有人当即指责他“谋反”，听众中也是一片“谋反”的议论。但亨利不为所动，仍然振振有辞地批评教士，反对剥夺人民的立法权。(59)辩论结束后，在民众的欢呼声中，亨利被人扛在肩上出了法庭。当时民众对殖民地自主权的认同达到何种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事后，亨利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对英王指令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果英国给总督的指令具有法律的效力，必须无保留地执行，那就等于剥夺了殖民地居民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和特权，将他们置于法国和土耳其政府的那种专制权力之下。(60)可见，亨利作为北美一名激进的反英分子，很早就对英王在殖民地的权威表示了不敬。

殖民地和母国还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存在分歧。1701年，英国议会立法规定法官任期终身，但该法一直没有在殖民地施行。英国政府担心，一旦殖民地法官摆脱了母国的政治控制，就会受当地民众的左右。起初，殖民地居民对此并无特别的表示；但到18世纪60年代，他们开始关注司法独立问题。1759年，宾夕法尼亚议会立法，规定殖民地法官同样任职终身。英王没有核准这一法令。消息传到北美，不满之声四起。许多小册子纷纷问世，详细阐述了司法独立与宪法自由的关系。在这些小册子的作者看来，如果法官的任期以英王的意志为转移，就会“危及国民的自由和财产”；如果法官须仰英王的鼻息而获得面包，借助司法独立以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完全丧失。当时各地流传说，法官的薪水也将由英王提供，完全不受殖民地议会的制约。此事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高度警觉。波士顿市民会议提出，此举将“完成对我们的奴役”，因为英国议会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而征税，并用这些税款来支付法官的薪水，而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着人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于是，英国政府通过对法官的控制而操纵了北美人民的命运。(61)法官任期这个过去遭到忽视的问题，此时在殖民地激起轩然大波，这表明殖民地和母国的对立情绪正在迅速发展，殖民地居民开始从自己的命运着眼，十分敏感地估量母国的一举一动。

同时，英国国内政治的腐败，也日益减损殖民地居民对母国的信任和尊重，加重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乔治三世为了复兴国王权势，不惜收买支持者；不少政客投机钻营，结党营私；敌对的党派彼此攻击，互揭疮疤，尽展英国政治的污秽和丑恶。殖民地居民有感于此，不免对母国政府深怀戒惧，甚至君主的神圣光环也开始变得黯淡。乔纳森·梅休在18世纪50、60年代发表了几种小册子，用很不恭敬的笔调描绘英国君主的形象：斯图亚特王朝的4位君主乃是“十分骄傲而虚荣、说话办事恣意任性、既缺乏智慧谋略也无决断”的人；后继的汉诺威王朝治下的英国，则是一个“不诚无信、蔑视宗教、腐败横生、贪财忘义的国家，几乎所有的邪恶弊端一直都在不停地生长”。(62)对于这样一个“丑恶的”母国，还能有什么敬意可言呢？对于这样一个“可耻的”政府，还能指望对殖民地推行善意的政策吗？因此，殖民地居民开始对母国丧失信任。据约翰·亚当斯晚年回忆，在1759年英国军队攻占蒙特利尔以后，后来成为效忠派而避居加拿大的乔纳森·休厄尔曾找他商议说，“这些英国人要把我们的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他们会把一切都翻过来。我们必须抵制他们，甚至用武力”。他建议亚当斯写文章，动员民兵加强训练，以便用武力来对付“这些英国人”。(63)

不过，这种政治上的离心离德，并不意味着殖民地居民在文化上也要同英国分道扬镳。恰恰相反，及至七年战争前后，殖民地在许多方面都越来越具有“母国文化的面貌”，尤其是那些定居较早、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英格兰色彩更加浓厚。在等级观念、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各个方面，殖民地社会都与母国有着鲜明的相似性。(64)1746年初，有个瑞士传教士到北美游历，他所看到的城镇、乡村、居民及其生活方式，与欧洲是如此地相似，以至于他感觉不到自己身处“世界上一个不同的地方”。(65)正是由于殖民地精英觉得北美越来越像英国，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也越来越敏感，要求像英国本土的精英一样享有荣誉和尊重。(66)但是，英国政府在七年战争以后逆势而动，执意整顿殖民体系，改变以往的消极性政策，直接干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大力压缩殖民地精英的自主空间。这与他们的愿望大相径庭，他们不得不起而抗争，并逐步坚定了与母国分离的决心。

二、独立运动的序幕

自17世纪中叶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在谋求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北美殖民地，但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途径，其管理体制和过程漏洞百出，流弊丛生。七年战争期间，这种体制的缺陷暴露得更加明显，促使当局下决心除弊兴利。同时，英国决策者还预计，法国和西班牙绝不会甘心于在北美的失败，可能伺机从英国手中夺回失去的地盘；因此，殖民地的防卫问题更加突出，所需经费也亟待筹措。英国当局何曾料到，这一以巩固殖民体系为目标的政策调整，却最终导致了13个殖民地的丧失。

1.“新殖民地政策”

七年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政府就面临许多严峻的新问题：如何处理加拿大、佛罗里达和原来13个殖民地的关系？如何处置战争中获得的广阔的西部土地？如何适当分解殖民地防卫的负担？如何管理不断扩大的贸易？如何强化母国在殖民地的权威？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一不要求对殖民地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据约翰·亚当斯披露，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在1764年7月11日提出，“对美洲的管理进行全面改革，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必要的”。(67)他的意见，反映了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王家官员的普遍看法。但是，“可取”和“必要”并不能保证这种调整能够取得成效，因为英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而受制于殖民地的情势和殖民地居民的态度。而且，随着北美社会的成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殖民地这个砝码在英帝国的分量，正在不断加重。

英国政府首先着手处理的问题，就是加拿大和13个殖民地的关系，以及与之相连的西部土地的安排。1763年10月，乔治·格伦维尔内阁以英王名义发布公告，宣布在北美建立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魁北克和格林纳达4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并划出了相关的边界：把圣劳伦斯河以南的土地并入新斯科舍，将上述地区以西的土地保留给印第安人，不准白人擅自进入和取得土地，只有持许可证的人才能和印第安人开展贸易。同时决定由英国军队执行西部地区的法令和维持秩序。(68)在《1763年公告》发布以后，英国派出的印第安人事务专员，与有关部落谈判签约，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并确定了西部的边界。

这个公告与13个殖民地的利益关系甚大。多年来，殖民地许多人一直向往西部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部分划归加拿大，另一部分保留给印第安人，严重限制了他们向西扩展的空间，打击了当时许多显要人物所热衷的土地投机活动。同时，英国军队以执行新政策的名义留在北美，这对于殖民地的自治和自主性，可能构成极大的威胁。以往殖民地可以参与对印第安人事务的管理，而此时权力完全落入了英国的掌握之中。富兰克林曾就西部土地政策向英国进言：开放西部对于强化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将殖民地居民限制在沿海地带，他们没有土地从事农耕，许多人必定转而发展制造业，这样就会增强殖民地在经济上的独立，削弱北美经济对母国的依赖性。(69)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为母国的利益着想，实际上却旨在推进他本人参与的西部土地投机活动。随着殖民地居民对西部土地的渴望愈益强烈，《1763年公告》就愈益招人痛恨。可能仅有毛皮商人欢迎这一政策，因为让印第安人享有西部，就等于保护了毛皮资源和捕捉毛皮兽的猎手。

殖民地的防务是英国着手处理的第二项紧急事务。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并未完全消失，而随着殖民地西部边界的扩展，印第安人就成了更危险的对手，特别是1763年的庞蒂亚克暴动，令英国和殖民地居民心有余悸。面对这种局面，英国决定在北美驻扎1万名常备军，担负防卫殖民地的任务。维持这支军队，每年需要支出22万英镑。(70)根据1765年的《驻军条例》，殖民地必须为北美驻军提供兵营和其他住所，供应指定的物资。驻军一事，随即在殖民地居民中引起了一连串的猜疑。根据驻北美英军司令阿默斯特将军的意见，北美防卫仅需5000名英军，而英国政府却保留了1万名，难道是想要北美替母国负担更多的军费开支吗？既然法国的威胁业已解除，而英国反而扩大在北美的驻军，这其中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居心？这些问题在殖民地居民脑际萦绕，使他们对英国的举动更加警觉。尽管英国政府一再表白，驻军的目的仅在于保障殖民地居民的安全，但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解释。到后来，殖民地居民直截了当地指出，常备军不过是英国实施暴政和毁灭自由的工具。

财政问题可以说是英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七年战争加重了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国债在1763年前后达到了1.35亿英镑，另外每年还须为北美的防务支出40万英镑，占议会预算的12%。(71)因此，英国政府急于开辟舒缓财政困难的途径。鉴于国内税收已经高达20%，英国政府只得节流开源，在撙节国内开支的同时，设法向殖民地分摊帝国的负担。以往，英国政府一直寻求从殖民地获取收入，但始终缺乏有效的办法。长期以来，英国支付殖民地管理的费用，主要依靠代役租和关税带来的收入。但代役租数额有限，而海关因管理混乱也未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在13个殖民地，内部税收向来很轻，人均不过3先令，只占其人均收入的1.5%。但在同期的英国，人均全国性税收达到了12～18先令，在人均收入中占到5%～7.5%。(72)基于这一对照，向殖民地征税以缓解英国财政负担的动议，深得英国朝野许多人的拥护。英国政府首先尝试改进殖民地海关的管理，严格打击走私贸易，以增加关税收入。在这个办法收效不大的情况下，便开始在殖民地内部税收上做文章。

从理论上说，英国政府有权为管制贸易而在殖民地征收关税，内部税则必须经殖民地议会同意而征收。殖民地居民很早就提出，任何未经本地议会同意的税收，均不得强加于他们。以往，这种立场并没有遇到过实质性的挑战。英国政府在殖民地税收问题上，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早在1716年，就有殖民地关税官员提议，由殖民地居民分担母国的部分财政开支。1722年，又有一名关税官员提出方案，建议向殖民地推行早已在英国实行的印花税，借以筹措殖民地的防务费用，改善殖民地官员的待遇。(73)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真正的行动。罗伯特·沃波尔在任首相期间，曾拒绝一项在北美征税的动议。据说，他当时表示：“我要将这事留给我的某些继任者来做，他们可能比我更有勇气。”(74)结果，乔治·格伦维尔就是这种比沃波尔“更有勇气”的人。他看到英国国内的税收已无任何增加的余地，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开辟新的财源。

格伦维尔第一眼看到的新财源，就是长期遭到忽视的关税。贸易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建议。它就殖民地的走私问题做了研究，主张整顿海关，从关税入手来增加岁入。1764年4月，《美洲岁入法》（即通常所说的《糖税法》）在议会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就获得了通过。法令降低了对外国糖蜜所征的关税，比1733年《糖蜜条例》(75)规定的税额削减一半，为每加仑3便士；(76)同时，为了弥补西印度群岛种植者的损失，将外国所产食糖的关税从每112磅5先令提高到1英镑2先令；禁止来自外国产地的朗姆酒输入北美；对直接进口的葡萄酒课以高额关税；并对咖啡、靛蓝和纺织品等外国商品征收新税。《糖税法》的前言中提到，法令的目的除增加岁入以支付殖民地防卫费用外，还要加强对北美贸易的管理。(77)这项法令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英国政府不再仅仅通过贸易管制来避免殖民地与母国的竞争，而力图借关税以获取岁入，使殖民地居民分担帝国的财政开支。此法为后来一系列税收措施发了先声。

关于母国准备在殖民地开征新税以维持常备军的传闻，在北美流播已久，早已成为不少人的隐忧。(78)当《糖税法》即将出台的消息传来，殖民地居民马上开始了请愿活动；待到法令正式公布，抗议之声更是响彻各地。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的议会下院，迅即通过了正式的抗议书。纽约议会向英国议会下院递交的请愿书中，初步阐述了殖民地反对英国征税的依据：英国自古就有自由的传统，北美的移民虽然离开英国，但仍是英国的臣民，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征税权必须完全属于人民自己，而绝不能由他人控制，否则就不会有自由、幸福和安全。(79)弗吉尼亚议会的抗议书更直接地提出，按照“英国人的自由”的根本要求，征税法案必须由殖民地居民自己选择的代表来制定。(80)这里显然触及了“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由此可见，《糖税法》的出台，引发了殖民地和母国之间一场重大的政治争端，涉及征税权、议会主权、殖民地的地位和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这时，殖民地居民对于母国决策者的理智尚有充分的信心，认为采用合法请愿的方式可以促使他们改变决定。结果却未能如愿。

出乎英国当局意料的是，《糖税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反而引起了殖民地居民的强烈反感和抵制。原本指望该法每年能带来4.5万英镑收入，但在1768—1771年间，每年经过海关进口的糖蜜为350万加仑，关税仅有1.4万英镑。(81)白厅和威思敏斯特只得另想办法。1764年3月9日，格伦维尔在议会的发言中提到，英国可能要在北美征收印花税。他委托财政部官员托马斯·惠特利准备一个草案。惠特利为了获得相关的信息，便致信他在北美的几个朋友，询问的事项涉及税额多寡、征收是否困难以及具体效果等。他根据掌握的情况，草拟了一个征税方案，后来基本上写入了提交议会的《印花税法》之中。(82)格伦维尔也同几个殖民地驻伦敦的代理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解释说，既然殖民地和母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北美就应当和母国一起分担防卫的责任。听到这种说法，几位代理人并没有加以辩驳。(83)

准备开征印花税的消息，在殖民地居民中引起了不安。康涅狄格总督托马斯·菲奇等人，受本地议会委托发表反对意见说，虽然英国议会对整个英帝国都拥有至高的主权，但如果对殖民地征收印花税之类的内部税，则不仅会因有悖于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而引起不满，而且会损害殖民地的繁荣，并不符合母国的利益。(84)对这种温和而善意的“劝谏”，英国的决策者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新税收政策的制订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1765年2月7日，由财政部起草的《印花税法》草案提交议会，并以204票对49票在下院获得通过，将于同年11月开始实行。法令规定：殖民地凡报纸、历书、证书、商业票据、印刷品、小册子、广告、文凭、许可证、租约、遗嘱及其他法律文件，都必须加贴面值半便士至20先令不等的印花，方可生效或发行。法令的目的在于取得必要的岁入以支付殖民地防卫的费用，并对以往议会关于殖民地贸易和岁入的措施加以修正。对违反法令者，可由任何法院或海事法庭审理和处以罚金。(85)印花在英国印制，由专门的代销商在北美发售。为了使殖民地居民接受这一税收，格伦维尔特意选择在当地较有地位的人士担任印花代销商。

格伦维尔还预计，印花税的征收不会十分困难，因为任何文件如果不加贴印花就没有法律效力，这样无论殖民地居民如何不满，最终都不得不接受这一税收。(86)在不少英国人看来，这一税额仅合人均1先令，明显低于在母国征收的印花税，应当不会在殖民地居民中引起强烈抵触。但是，这项法令首次使英国的征税权渗透到殖民地内部税收领域，触及了殖民地在英帝国的宪法地位问题，从而超越了单纯的税收，而成为关乎殖民地的地位和权利的重大政治问题。殖民地居民对“新殖民地政策”的强烈不满，经《印花税法》的触动，终于像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了。

2.政治辩论的兴起

当《印花税法》尚在草拟之际，一些殖民地驻伦敦的代理人感到情况不妙，多次与英国决策者沟通，告诉他们这种措施可能在殖民地产生严重后果，他们甚至想用请愿的方式来阻止英国议会下院通过这一法令。但他们的努力非但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反而坚定了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税的决心。(87)然而，英国政府没有料到的是，当《印花税法》制定的消息一传到殖民地，立刻就激起了强烈反对和抗议的声浪。

在开始的时候，殖民地精英向英国当局详细申述反对的理由，希望说服他们取消这一措施。弗吉尼亚议会率先制定了几个反对《印花税法》的决议，发表在当年7月4日的《马里兰报》上，许多报纸也相继转发。其他殖民地纷纷以此为蓝本发表了各自的决议。接着，各地报纸和印刷所出版了大量辩论文章和小册子，从不同的角度阐明殖民地居民的立场，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地的权利和宪法地位的政治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民间言论和官方决议桴鼓相应，相得益彰。詹姆斯·奥蒂斯的《英属殖民地权利申论》、斯蒂芬·霍普金斯的《殖民地权利考辨》、丹尼尔·杜拉尼的《论英国议会立法为获得岁入而向英属殖民地征税的适当性问题》等小册子广为流传。多数文章均以匿名方式发表，而理查德·布兰德在《英属殖民地权利探析》的封面署上真名，勇气尤为可嘉。另外还有许多辩论文章的作者已湮没难考，但其言辞、逻辑和思想大多如出一辙。英国政府的代言人也著文反驳殖民地人士的观点，他们的见解在英属北美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当殖民地居民开始反对《印花税法》之际，离法令的实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他们对法令反应强烈，并不是由于税额沉重，也不是由于它造成了实际的危害。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原则和可能性。英国议会直接向殖民地征税，违背了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侵害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利，因而是一种压迫性的政策。驻美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对此看得十分清楚：“问题不是《印花税法》不合时宜，也不在于殖民地居民没有能力支付税额，而是它不合宪法，违反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支持各殖民地的独立性，不肯服从大不列颠的立法权。”(88)约翰·亚当斯也用假设的语气指出了《印花税法》可能造成的危害：如果英国议会向北美征税的权利得到承认和确立，北美的毁灭将是不可避免的。(89)殖民地居民对待《印花税法》的态度，显示了反英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并不是被动地反抗忍无可忍的“压迫”，而是在主动地争取和捍卫自己向往的权利和利益。

这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英国议会究竟是否有权向殖民地征税。如果英国议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那么《印花税法》就侵害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利。根据英国宪政，税收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因而只有由民众选举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征税的权利。这不仅是英国中世纪留下来的惯例，而且也是经过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检验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居民之间并不存在分歧。冲突的焦点在于代表权问题：在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居民选举的代表，它是否能够代表殖民地居民？是否拥有向殖民地居民征税的正当权力？

英国当局坚持帝国议会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正当权力，因为虽然殖民地居民在议会没有代表，但他们的利益仍然得到了“实质性代表”。在关于《糖税法》的争论中，格伦维尔内阁的财政秘书、后来的《印花税法》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惠特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述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用十分确定的语气指出，殖民地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有义务分担帝国的负担，因而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不仅必要，而且合理。征税固然必须得到人民通过其代表所表达的同意，但对代表权不能作狭隘的理解，一个议员并非只是选举他的那群选民的代表，而是整个大不列颠平民的代表，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大不列颠的居民都在议会得到了“实质性代表”。因此，帝国议会完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90)

在《印花税法》引起争议以后，这种“实质性代表”的观点，为英国朝野许多人士所援引。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曾长期担任贸易委员会成员的索姆·詹宁斯，进一步论述了“实质性代表”的理论。他宣称，所谓必须经本人或自己所选举的代表同意方可征税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英国有许多地方，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富裕而繁荣的商业城市，在议会根本没有席位，难道他们就不是英国人？难道他们就没有被征税？他还警告说，殖民地不过是特许状所创设的法人社团，没有多少的理由来摆脱议会主权的制约。(91)在殖民地，罗得岛的法官小马丁·霍华德同意这种论点，认为英国议会下院乃是全体英国国民的代表。(92)

殖民地人士则从各个角度批驳了“实质性代表”的理论，阐述了“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布兰德指出，如果英国有十分之九的人没有选举权，实在是英国宪法的一大缺陷，而决不能作为“实质性代表权”的证据。(93)杜拉尼认为，惠特利的论证所依据的事实是不真实的，因而其结论也不成立。他说，英国的选民和非选民之间联系密切，休戚与共，因而非选民的利益可以通过选民及其选举的议员而得到代表；但殖民地居民和英国的选民之间不存在密切的联系，前者所受压迫再多，也不会引起后者的警觉或同情，甚至某种极端损害美洲居民利益的法案，可能在英国大受欢迎；因此，英国选民及其选举的议员就不可能代表殖民地居民，平民院也就无权处置殖民地居民的财产。他的结论是，《印花税法》根本没有什么适当性可言。(94)

“实质性代表”的要旨是，英国少数人选举的下院议员，可以代表英帝国任何一个角落的平民。在殖民地人士看来，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他（指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引者）了解我们吗？我们了解他吗？不。我们能对他的行为加以任何限制吗？不。他非得有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财产的义务和兴趣吗？不。他熟悉我们的情况、处境、需要之类的东西吗？不。那么我们还能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呢？除了没有止境的税收之外，什么也不会有。”(95)如果“实质性代表权”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全体英国人民就可以由任何一个选区的成员来代表；可是，何以苏格兰在与英国合并后还要向议会派代表呢？同一个国家内有些人有权选举558名议员到议会代表他们，而另一些人则无权选举一个代表，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差别吗？(96)在英国方面，威廉·皮特同样看出了“实质性代表”理论的漏洞。他提出，如果殖民地居民在议会下院得到了实质性代表，那么是谁在下院代表那些美利坚人呢？难道是由英国某郡的某位骑士来代表的吗？所以，“实质性代表”的观点实在不值一驳。他认为，真正代表殖民地居民的唯有他们各自的议会，只有他们的议会才有征税的宪法权利。(97)

既然英国选民选出的代表不能在帝国议会代表殖民地居民，那么由殖民地向英国议会选派代表，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殖民地精英看来，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奥蒂斯同意向英国议会选派代表的主张，他觉得北美在英国议会享有平等代表权，是一件好处很多的事，可以使双方相互深入了解各自的利益，也了解他们的整体利益。他认为，殖民地虽是从属的领地，但人口和财富已经使它不能满足于从属的立法权，而应当参加帝国的大议会。(98)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向帝国议会选派代表的弊端和危害。1766年3月13日，《宾夕法尼亚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对殖民地参加英国议会一事发表了深入的评论。信中说，殖民地参加英国议会，会产生许多弊端：第一，殖民地的绅士很少有人能够自费到英国参加议会的会议，而必须由殖民地为他们提供经费，这样必将加重北美的经济负担；第二，花费如此高的代价去参加英国议会，也根本不会给殖民地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殖民地议员总是少数，不可能支配议会的决策，这种代表权对殖民地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第三，殖民地没有贵族，无法对上院施加影响；第四，参加英国议会非但没有好处，反而危害很大，因为殖民地议员远离本土，容易受到腐败的诱惑，甚至和英国议员联手制定压迫殖民地的政策，现在各殖民地所享有的立法权也会随之终结，最终英国议会就会支配一切，而殖民地居民连抗议的理由也没有了。一言以蔽之，如果殖民地接受英国议会的代表权，就会形成一种极坏的政府体制，殖民地对母国的依赖就会加深，殖民地居民的自由、财产以及所有珍视的东西，都会任由英国议会宰割，英国议员就会成为殖民地居民的主人。(99)这种论说十分雄辩，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殖民地人士的真实意图：他们想要的并不是英国议会的席位，而是纯粹的自治。

归根结底，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乃是不争的事实，英国议会不能代表殖民地居民，因而无权对他们征税；他们反对《印花税法》，乃是捍卫自由和权利的正义之举。在殖民地居民心目中，征税决不仅仅是一个涉及钱财的问题，而与自由和权利这种人的根本价值息息相关。根据奥蒂斯的看法，最高权力机构未经本人或其代表同意，不得夺走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所以，除非得到本人或其代表的同意，立法机构不得向人民征税。(100)这里触及了“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所反映的并不仅只是奥蒂斯个人的见解。布兰德进而对“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做了辨析，清晰地表达了殖民地人士对正当统治权的理解。用他的话说，英国议会既然拥有舰队和陆军的支持，当然就有“权力”向殖民地征税；但是，这决不等于它有“权利”向殖民地征税，因为不具备这样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收“内部税”的法令，只不过是“权力之法”，而不是“权利之法”；如果将“权力”从“权利”中抽象出来，统治的正当性即告丧失。(101)

从这种理念出发，殖民地人士发现，反对英国议会征税的最强大有力的思想武器，恰恰是根植于英格兰传统之中的“权利话语”。他们把征税与人的自由、权利联系起来，指斥英国的举措为侵害殖民地居民权利的“暴政”。这种“权利话语”的逻辑和内涵是：英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自由的传统，人民享有一系列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殖民地居民虽然远离英国本土，但仍旧是英帝国的臣民，他们的移民先辈将英国的自由和权利带到了北美，因而他们与英国本土居民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和各种豁免；税收是人民向政府的一种捐献，须经人民自己同意，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殖民地居民没有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英国议会，英国议会不能代表北美人民的利益，因而只有殖民地居民自己选举的议会才有权征税；而现在，英国议会以《印花税法》向殖民地居民征税，显然违反了宪法，侵犯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终将毁灭人民的幸福，因而必须加以废止。几乎所有反对《印花税法》的官方文件和民间言论，都遵循这种逻辑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众口一词的现象表明，殖民地居民的确怀有某种“自由情结”，将自由和权利视为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政治的终极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情结”乃是殖民地居民寻求独立的深层动因，而“权利话语”则是他们反对英国的有力工具。(102)

从反《印花税法》开始，“自由”就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无论反对《印花税法》的激进派，还是站在英国政府一边的效忠派，都以“自由”的卫士自居。殖民地人士宣称，“热爱自由乃是所有人的天性”，因为自由是人类的“皇冠和王冕”，是“可爱的孩子”，是“太阳”，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女神”。《印花税法》之所以可恶和可怕，是因为它引起了一场吞噬“我们珍爱的自由太阳的意外日食”，一旦“我们自由的太阳进入幽黑的云层，一时间带来了漫漫长夜的不祥之兆”。(103)正是在“自由”的旗帜下，以往各自为政的殖民地居民，显示了空前的团结和协调一致，在各地掀起了抵制《印花税法》的阵阵浪潮。

3.全面的抵制

1765年7月28日，康涅狄格的印花代销商贾里德·英格索尔从英国返回北美。他在波士顿登岸时，看到气象平静，以为康涅狄格居民可能会安然接受《印花税法》。(104)可是，他眼前出现的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两个星期以后，以商人、海员和工匠为主体的民众暴力抗议活动，就逐渐在各地兴起。而且，正是英格索尔这样的印花代销商，成了众矢之的。

民众的暴力抗议最先出现在波士顿。在这里，有一个由工匠和小店主组成的“忠心九人帮”，以塞缪尔·亚当斯等人为幕后领导者，在动员和组织民众行动方面颇有成效。8月14日，他们带领一群波士顿市民，举着马萨诸塞印花代销商安德鲁·奥利弗的模拟像游行，把模拟像挂在街头一棵后来被命名为“自由树”的树枝上，并在旁边挂上一只巨大的靴子（boot），影射曾经当权的英国贵族毕尤特（Bute）伯爵。这一安排似乎是在暗示英国权贵与殖民地“恶政”之间的联系。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闻讯，责令地方行政司法官派人将东西取下。行政司法官到现场看到群情激愤的场面，只得复命说：如果他的手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冒生命危险。于是，伯纳德紧急召集参事会商议，但一时想不出应付局面的良策。

聚集的人群举着模拟像，经过了参事会开会的市政厅，高呼三声以表达他们的蔑视和愤恨。接着，他们推倒了奥利弗的一座店铺，据说这里将被用作征收印花税的办公室。人群随后来到奥利弗的住所，砍下模拟像的头，打碎了住所临街的窗户玻璃。最后，他们在希尔要塞将模拟像付之一炬。在返回的路上，群众再度冲向奥利弗的住所，并破门而入，到处搜寻奥利弗本人。幸而他早已躲避，否则将亲身受辱。当时担任首席法官的托马斯·哈钦森，乃是奥利弗的姻亲；他在治安官陪同下，前来劝说民众解散，当即遭到了石块的迎击。伯纳德命令民兵指挥官召集队伍以应付事态，但民兵指挥官反映说，没有一个鼓手敢于击鼓传令。

次日，伯纳德再次召集参事会，商讨如何保护奥利弗的身家性命。稍后，一群市民找到了奥利弗，要求他立即辞去代销商的职位，否则马上就毁掉他的房子，并使他的生命处于持续的危险之中。其实，当时奥利弗的任命书并未下达，只有邻居才知道他将会担任印花代销商的消息。在这种情势下，奥利弗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得宣布申请辞职，不会为执行《印花税法》做任何事情。几个月以后，他的任命书正式送达，民众再度迫使他确认了从前的辞职声明。(105)

波士顿的民众暴力风潮持续了多日。那些支持《印花税法》的王家官员，大多受到了民众的冲击。当时，各种消息在民间流传，激起了一阵高过一阵的抗议风潮。据说，波士顿民众一到晚上就举火为号，迅速聚集，高呼“自由和财产”的口号，蜂拥而去，拆毁他们所痛恨的人的房屋。有时，他们借着酒劲，闯入某个征税员的家里，先将各种记录材料付之一炬，再把其地窖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光。托马斯·哈钦森本人并不赞同征收印花税，曾公开称法令有欠明智，但有传闻说他拥护《印花税法》，于是他的宅邸被一群民众包围。民众用斧头砸开大门，闯入屋内，恣意洗劫，凡不能搬走的物品即被毁坏。他的书籍和文件也未能幸免。他多年收集的关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历史的文献，有的化为灰烬，有的随风飘散。还有一些人爬上屋顶，想拆毁房屋。但房屋豪华而结实，他们用了3个小时仍未毕其事。直到太阳升起，他们才罢手散开。这些迹象表明，波士顿民众带有反权贵的情绪；他们攻击的对象，大多是马萨诸塞的权势人物。(106)

民众的自发反抗活动，很快扩散到其他殖民地，许多地方出现了同仇敌忾、纷扰不安的场面。民众喊出了“要自由，不要印花”的口号。(107)1765年8月下旬，罗得岛的纽波特连续3天陷于混乱，当地印花代销商的住宅遭到严重毁坏，支持《印花税法》的头面人物纷纷出逃。殖民地当局无法动用民兵来维持秩序，因为有的民兵就是民众暴力的参与者，有的则拒绝协助当局。在那个没有职业警察的时代，一旦不能动用民兵，政府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

在康涅狄格，反《印花税法》的斗争与“大觉醒”运动以来“新光”派和“旧光”派的分歧有一定的联系。印花代销商英格索尔属于“旧光”派，而随后出现的“自由之子”的成员，则大多是“新光”派。英格索尔的遭遇与奥利弗十分相似。当地报纸上有文章对他进行猛烈抨击，指责他是一个为了每年300镑薪俸而出卖家乡的“卑鄙邪恶之徒”。民众焚烧了他的模拟像。他一度态度强硬，不肯做辞职的表态。9月中旬，他在前往哈特福德参加议会特别会议的途中，被大约500人拦住了去路。这些人同他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最后迫使他答应辞去印花代销商职务，并表示永不再为推行印花税出力。(108)另有一位不肯低头的印花代销商，几乎被民众活埋，在生死关头才答应辞去代销商之职。

在1765年底，纽约出现了一个旨在联络各地反对印花税人士的委员会，后来得名“自由之子”。(109)随后，类似的组织在波士顿、奥尔巴尼、纽波特、普罗维登斯、诺福克、新泽西、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等地纷纷成立。这些团体互通声气，彼此协商，协同行动，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康涅狄格沃灵福德的“自由之子”发布决议，表示要尽一切手段反对《印花税法》，甚至不惜开战。(110)民众的暴力倾向日益强烈，抗议活动越出了组织者预设的范围，在一些人中间引起了不安。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居民在抵制的同时，尽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111)

面对席卷各地的抗议浪潮，那些接受代销印花任务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安宁度日。从8月开始，罗得岛、纽约、新泽西、马里兰、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等殖民地的印花代销商，不是被迫宣布辞职，就是答应决不销售一枚印花。那些被怀疑藏有印花的人，其住处受到了“自由之子”的搜查。远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因为支持他的朋友出任印花代销商，他在费城的家也差一点遭到民众的冲击。在这种情势下，《印花税法》根本不可能在11月1日真正实施。(112)

在民众暴力活动蔓延的同时，精英人物着手联络各殖民地协同行动，以合法手段向英国表明他们的态度。1765年10月7日，反《印花税法》大会在纽约召开。13个殖民地中，有9个派代表出席。新罕布什尔拒绝派人参加，但会后表示接受会议的决议。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均因总督从中作梗，不同意议会召集会议，以致无从选派代表赴纽约与会。特拉华和新泽西也遇到了同样的阻力，但最终召集非正式会议，选出了各自的代表。(113)与会者大多是各殖民地的知名人物，他们态度温和，处事稳重，不赞同民众的暴力方式，而力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废止《印花税法》。

经过协商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美洲居民的权利和不满的宣言》，分别向英王、议会上院和议会下院递交了请愿书。大会宣言声称，殖民地居民和“王国其他臣民”一样，都忠于英王及其政府，他们所反对的仅是议会的具体政策；殖民地居民和英国本土居民享有同样的自由和权利，未经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同意不得征税；由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而只有殖民地议会才能向北美征税。宣言还对英国政府晓以利害：殖民地通过购买英国制造品而对英国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因为这些征税和管理贸易的法令而使他们抵制英国商品，就会给英国带来很大损失。宣言最后指出，殖民地的发展、繁荣和幸福，取决于他们完全而自由地享有他们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以及与英国维持相互依存、彼此有利的关系。(114)“相互依存、彼此有利的关系”这种说法，体现了殖民地精英力图在英帝国内部寻求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约翰·迪金森，事后把这次大会的决议称作“美洲的‘权利法案’”。(115)

但是，民众并不认同这种克制持重的态度。一些在反《印花税法》大会上持温和立场的代表，回去后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麻烦。新泽西议会下院议长甚至被迫退出了议会。据约翰·亚当斯的日记描述：

在每一个殖民地，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印花代销商和监督员在人民的难以扼制的愤怒面前，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职位。人民当中一片群情激愤，我们看到，所有那些敢于为印花税说好话或试图缓和人们所怀有的憎恶的人，无论他的才能和品德从前得到多么大的尊敬，也不论他拥有何种财富、关系和影响，都遭到了普遍的蔑视和羞辱。(116)

哈钦森在1766年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美殖民地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用同一种声音说，如果征收印花税，他们就是绝对的奴隶；谁也不能和他们论理，否则马上就会被宣布为大众之敌。(117)

11月1日，《印花税法》正式生效。殖民地居民把这一天当成悲悼日，各地钟声长鸣。从英国运来的印花存放在军队要塞或英国战船上，没有人敢出面销售。所有需要使用印花的活动都告停顿，法院不开庭，船只不离港，报纸也停止了出版。波士顿居民聚集在“自由树”下，对格伦维尔的模拟像发泄愤怒的情绪。是日晚，纽约数千名民众举着代理总督科尔登和魔鬼的模拟像，把它同科尔登的马车一起放火焚烧。随后，群众又点火烧毁了纽约市长托马斯·詹姆斯的住宅，詹姆斯本人则躲进附近的军事要塞，保住了性命。到1765年底和1766年初，需要使用印花的各种活动逐步恢复，但均未贴印花。与此同时，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的商人，相继开始抵制进口英国货物，使英国对北美的出口贸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4.英国的让步

殖民地居民抗议和抵制《印花税法》的消息，通过不同途径传到了伦敦，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英国人很少认真阅读殖民地的辩论文字和请愿书，对殖民地居民的想法并不十分了解。在民间舆论中可以听到指摘之声，有的责备殖民地居民忘恩负义，因为英国曾为他们的安全流血出钱，而他们却一点也不愿分担母国的负担；有的认为殖民地居民在滥用自由；有的还呼吁政府坚决执行征税政策。(118)英国议会从未讨论过殖民地递交的文件，也没有就此事在正式会议上举行过听证。格伦维尔打算在制伏民众的反抗后，再将法令付诸实施。但他因事触怒国王，来不及有所行动即被免职。罗金厄姆侯爵出任首相后，仍然坚持既定方针，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北美的情势，强调《印花税法》必须实施，殖民地的局势必须得到控制。其他内阁成员也对殖民地居民的抗议表示反感，有人甚至主张用武力推行《印花税法》，维护母国的权威。(119)

但是，英国商界和制造业主强烈反对实施《印花税法》。早在法令出台之初，伦敦商人就意识到它可能损害英国和殖民地的贸易，立即与殖民地驻伦敦的代理人商议，准备向议会请愿。果然，北美的抗议和抵制兴起后，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大为下降，工商业者蒙受很大损失；加上殖民地居民拒绝偿付总额达400万英镑的债务，更令英国工商界颇感不安。这些和北美局势利害攸关的英国人，与各殖民地驻伦敦的代理人一起，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于12月初在伦敦聚会，计划发起一场争取废除《印花税法》的全国性运动。向议会请愿的文书也纷至沓来，大多以有利于经济为由，要求废除《印花税法》。(120)有的内阁成员利用外间舆论，转而倡导撤销《印花税法》。

英国政府虽然难以容忍殖民地居民的抵制，但对国内的经济压力则不能无动于衷。1765年12月17日议会开会，乔治三世在开幕词中要求议会对北美的局势详加讨论。转年1月14日，议会在圣诞节后重新开会，上下两院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尚在病中的威廉·皮特在下院会上发言，声讨《印花税法》，要求立即予以废除。他说，英国固然可以对殖民地行使多种权力，但不可未经他们同意就从他们口袋里掏钱；美利坚人的确是英格兰的孩子，但不是私生子，征税并不是母国统治权和立法权的一部分。格伦维尔当场向皮特发难，认为英国对殖民地拥有至高的主权和立法权，而征税权正是这种权力的一部分；英国既然保护了殖民地，殖民地居民就必须服从英国。皮特立即对这种论点加以回击，并提到了“内部税”和“外部税”的差别，称英国无权在殖民地征收“内部税”。他最后呼吁，《印花税法》必须“绝对、完全和立即废除”，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121)皮特的言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进一步鼓舞了取消《印花税法》的舆论。

在议会内外，各种意见的交锋并未平息。此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取消《印花税法》，而是如何避免因取消法令而对英国权威造成损害。已经公布的法令不仅无法实施，反而要自行废止，这的确关乎英国的威信。格伦维尔一派担心放弃征税权就等于丧失了立法权，不仅会令英国的权威蒙受耻辱，而且会让殖民地居民“完全摆脱对英国立法权的服从”。(122)多数议员虽然不反对取消《印花税法》，但也认为应当坚持议会对殖民地的征税权。连皮特也主张，有必要用尽可能强烈的语言，宣布英国对殖民地的主权。(123)

最后，议会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宣布取消《印花税法》，一方面制定《公告令》，宣布殖民地必须服从和依赖英王与英国议会，议会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制定管理和制约殖民地的法令。(124)这样既暂时缓解了危机，又为议会下一步的征税举措埋下了伏笔。当时，殖民地居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对于《公告令》以强硬语气宣示的绝对权力，以及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外，议会还通过若干决议，宣布殖民地发生的“骚乱”为非法行为，并要求殖民地对因遵守法律而招致人身和财产损害的人做出赔偿。2月下旬，英国议会废止《印花税法》的消息传出，英国国内和北美殖民地均有不少欢庆活动，但庆祝的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英国人是因取消了一项造成经济衰退的错误政策而长舒了一口气，而殖民地居民则为第一回合的胜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反《印花税法》的斗争，对13个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在这一事件中，英国在殖民地的权力机构的软弱和无能暴露无遗，殖民地居民开始思考北美在英国殖民体系中的地位，推敲英国议会权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以往，殖民地对于英国议会的法令只有接受和服从的义务，而无权作出自己的评判；这一次他们不仅公开抵制英国议会的法令，而且开始怀疑、甚至否认它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康涅狄格议会在一项决议中指出，英国议会固然拥有立法权，但征税法案不是一般的立法问题，而涉及人的财产权利，英国人和他们的议会代表均无权处置殖民地居民的财产。(125)马萨诸塞的律师约瑟夫·霍利的看法更加尖锐，他公开宣称“大不列颠议会无权为我们立法”。(126)奥蒂斯不仅赞同霍利的意见，而且开始思考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美利坚人在贸易、商务、艺术、科学和制造业方面不能像欧洲人一样自由？(127)这等于是开始怀疑英国控制殖民地事务的合理性。1766年3月17日，《波士顿报》发表署名“Britannus Americanus”的文章，对殖民地和母国关系的历史渊源和性质做了讨论，称殖民地居民选择英王作为他们的国王，并不意味着英国人民就与殖民地居民形成了特别的政治联系或拥有管辖他们的权力；殖民地居民仅与英王订立了协约，他们仅只服从英王一个人，并接受他按照这个协约的规定（体现在特许状之中）而进行的统治，他们不受英国人民或他们的任何团体机构的控制与管辖。(128)也就是说，英国议会从一开始就不具有管辖殖民地的权力，殖民地居民根本没有服从英国议会的义务。在议会权力至上盛行于英国的时代，殖民地公开挑战议会权威，其含义之深远是不言自明的。

在这次运动中，殖民地居民互通声气，协商合作，共同动作，开始自觉地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以往，各殖民地居民十分喜好诉讼和争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法庭上辩论不休，各种争论文章充斥各地报纸的版面。他们为了边界、贸易和土地而闹纠纷，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显得三心二意，面对共同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也总是斤斤计较。但是，在这次《印花税法》危机中，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和强烈的联合精神。这说明他们对于共同的利益和原则，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他们一方面利用旧有的政治机制，如新英格兰的村镇会议、各殖民地的议会下院，来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同时也建立了“自由之子”这样的新机制，以领导和协调整个大陆的政治行动。

经过这次交锋，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对立情绪在迅速滋长。在许多殖民地，由本地精英控制的议会下院成为权力中心，他们制定决议，提出抗议书，动员民众起来采取行动。代表母国权威的总督大多无能为力，只能不断向母国报告局势的进展。在事态缓和以后，这种对立并未随之消解。在马萨诸塞，议会推举激进派领袖奥蒂斯为议长，塞缪尔·亚当斯为书记；当总督伯纳德加以否决后，议员们便改选奥蒂斯的追随者托马斯·库欣为议长。在接下来的参事会选举中，激进派对总督进行了全面的报复，凡总督的支持者一个也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督和殖民地书记官在内。作为对议会激进派的回应，总督则拒绝下院选出的6名成员进入参事会。在伯纳德看来，那些未被选入参事会的人“唯一的罪状就是忠于国王”。(129)这种气氛的确带有某种不祥的意味：殖民地与母国分庭抗礼的倾向，只要稍加刺激，就会愈演愈烈。

诚然，殖民地居民对英国权威的挑战尚有分寸，只是将征税政策归咎于几个“邪恶的大臣”，并未萌生脱离母国的情绪。用1766年1月16日《宾夕法尼亚报》上的话说，“压迫你们的并不是你们的母国，也不是你们的国王，而是一批坏大臣，是他们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以致引起公愤”。(130)殖民地居民仍旧自认是英王的臣民，在《印花税法》被废除后，各地民众举杯祝愿英王健康。有的报纸将“自由之子”称作“英王陛下的忠实臣民”和“英国宪法的真正朋友”。(131)连激进派奥蒂斯也表示：“我们都认为我们在英国治下生活幸福，我们热爱、尊重和敬仰我们的母国，崇敬我们的国王。”(132)不过，奥蒂斯这种信誓旦旦的效忠表态，并未使他得到那些因支持《印花税法》而饱受冲击的人的谅解。1769年9月5日晚，奥蒂斯在一家咖啡馆被征税官约翰·鲁滨逊痛打一顿，头部受到重创，从此退出了北美政治舞台。(133)此时距《印花税法》危机的发生，已经三年有余了。

三、不断加深的危机

废除《印花税法》以后，殖民地和母国冲突的第一波即告平息。可是好景不长，此后英国政府又连续进行了几次新的征税尝试，以致英帝国内部的危机不断深化。英属北美上空阴云密布，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1.《汤森税法》

罗金厄姆侯爵于1766年7月去职，威廉·皮特在国王的支持下再度出山。他因反对《印花税法》而颇得殖民地居民的好感，一些地方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然而，他并不是殖民地利益的真正朋友，只不过是想借有限的妥协来维持殖民地居民的忠诚。不久，这位可疑的“美洲之友”突然身患重病，言语困难，不能处理内阁事务。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开始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有一套管理殖民地的理论，认为英国要实现对殖民地的有效控制，就必须使总督和其他王家官员在财政上摆脱对殖民地议会的依赖；而要为王家官员的薪俸提供保障，就必须通过征税在殖民地开辟财源。

不过，英国议会对北美的征税权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告令》刻意回避了“征税权”一类的字眼，(134)以免触动殖民地居民尚未平复的敏感神经。在《印花税法》危机中，曾有人将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区分为“外部税”和“内部税”，前者指英国在殖民地征收的关税，后者则是直接涉及殖民地居民财产权利的税收。反对《印花税发》的小册子作者杜拉尼承认，英国议会未经殖民地同意不得征收内部税，而可以不经殖民地同意而管理其贸易。(135)富兰克林在回答英国内阁的询问时，也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136)这似乎给英国决策者一个印象：殖民地居民并不反对以关税形式出现的“外部税”。实际上，早在1765年，就有5个殖民地公开否认英国议会拥有将任何税收强加给殖民地的权利。

但是，汤森是一个强硬派，他坚持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权是完整而绝对的，所谓“外部税”和“内部税”的说法，在他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如果我们有权征收其中一种，也就有权征收另一种”。当他在议会下院说这番话时，各殖民地的代理人就坐在议会大厅的走廊上，于是他特意补充道：“我要大声说出这点，好让你们这些坐在走廊里的人能够听清楚。”(137)这不啻是向殖民地发出了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信号：征税问题并未了结。

根据汤森的提议，英国议会于1767年6月制定了一项在殖民地征税的法令，在北美各港口对进口的外国货物征税，此项关税收入每年至多可达3.5万～4万英镑，将用于支付管理殖民地司法的费用、王家官员的薪俸和防卫开支。在所列举的征税货物中，茶叶、糖蜜、葡萄酒和糖为殖民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法令还授权海关官员根据“援助令状”入户进行合法搜查，以杜绝走私。(138)为了保证这一法令的施行，英国政府还设立了新的海关事务委员会，负责殖民地海关官员的任命和管理；并将英属北美划分为4个海事司法区，分别在哈利法克斯、波士顿、费城和查尔斯顿设立海事法庭，不仅受理地方海事法院的上诉，而且可以直接审理有关案件。(139)

《汤森税法》的出台，显然出乎殖民地居民的意料。当时，北美贸易正处于战后的萧条时期，新的税收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而且再度触及“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他们不得不作出激烈的回应。当北美的抗议风潮尚未全面兴起时，汤森本人已于1767年9月患病去世，未能亲眼看到他所拟定的税法在北美引起的震荡。

2.新的抗议风潮

波士顿再度站在了抗议运动的前列。1768年1月，马萨诸塞议会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新的税法。同时，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由塞缪尔·亚当斯起草的“传阅信”，并送往其他殖民地议会。这一文件采用当时流行的论辩逻辑，称英国议会这次出于岁入的目的而在北美征收关税，损害了殖民地居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然权利。(140)伯纳德总督要求议会撤销关于这一“传阅信”的决议，遭到拒绝。于是，他解散了议会。此举在马萨诸塞和整个北美引起了很大震动。塞缪尔·亚当斯事后说，总督以议会下院不服从其荒谬命令而中止殖民地的立法权，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宪法的全部裨益。(141)弗吉尼亚、新泽西、马里兰、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罗得岛、特拉华、纽约和北卡罗来纳纷纷响应马萨诸塞的“传阅信”，先后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在反《印花税法》运动中出现的“自由之子”，也再度活跃起来。他们确定“自由树”，树立“自由柱”，以显示其捍卫自由的决心。抗议运动渐具声势。

约翰·迪金森以“一个宾夕法尼亚农场主致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札”为题，从1767年12月2日开始，在殖民地报纸上发表了12篇反对《汤森税法》的文章。迪金森的独到之处，在于阐明了以“外部税”形式出现的《汤森税法》，何以同样侵害了殖民地居民的权利。他以平和而稳健的笔法，有条不紊地指出：英国议会固然有权管理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贸易，但《汤森税法》所涉及的产品，如玻璃和纸张，根据英国法令只能从母国进口，如果出于增加岁入的目的而对这些货物征收关税，就和《印花税法》所规定的税收没有两样；而且，英国既然可以对其出口到北美的产品征税以增加岁入，就可能对它禁止北美生产的一切产品征收关税，到那时，“美利坚自由的悲剧就完成了”。他号召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这种侵害人民自由的政策。(142)这组“信札”反响热烈，在各殖民地的报纸中，仅有4家没有加以转载。

殖民地领导人则采用他们对付《印花税法》的老办法，停止输入英国货物，号召居民不用进口商品。早在1768年3月，波士顿商人就和纽约、费城的商人联络，希望步调一致地抵制英国货物，但没有取得进展。于是，他们在是年8月1日单独订立了抵制英国贸易的协议：从1769年1月至1770年1月，停止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不购买英国产品，不进口《汤森税法》征税范围内的一切货物。(143)各地响应这一号召，一时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港口的进口量剧减，各地不少民众自觉抵制英国货物，南部的奴隶主甚至不购买英国船只运来的奴隶，以打击利物浦的贩奴商人。凡违反不进口协议者，即成众矢之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还不顾《海上贸易条例》的限制，开始与荷兰商人建立了正常的贸易联系，荷兰茶叶堂而皇之地行销于殖民地。同时，殖民地居民开始注重发展本地制造业，以求自力更生。

显然，《汤森税法》的实施遇到了严重困难。新成立的北美海关委员会非但不能办公，而且只能躲在英国舰船和附近军事要塞以保安全。1768年6月初，英国舰船“罗姆尼号”开入波士顿港，扣押了约翰·汉考克的商船“自由号”，理由是该船运载了非法商品，违反了英国的贸易管理法令。此事激怒了波士顿群众，担惊受怕的英国海关官员不得不跑到“罗姆尼号”上去避风头。海关官员在马萨诸塞总督的支持下，以数年前走私葡萄酒的罪名起诉汉考克，要对他及另外5名商人处以5.4万英镑罚款。1768年11月，汉考克在海事法庭出庭受审，约翰·亚当斯为他辩护。亚当斯提出，英国要求殖民地居民服从未经他们同意的英国法律，这是极为不妥的；汉考克有权运载英国禁止进口的货物，因为他“从未同意”英国的有关法律。亚当斯进而指责英国在司法上对本土居民和殖民地居民加以歧视对待，并对海事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最后，检察官只好撤回了起诉状。(144)亚当斯在法庭的发言事后经报纸披露，引起很大的反响。王家政府对波士顿的局势已经处在失控的边缘。

当时，英国政府虽然陷于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中，但对殖民地的严峻的形势也不能坐视不理。1768年10月，英国派两个团的正规军进驻波士顿，盖奇还准备再调两个团前来增援。此举激化了殖民地居民和英国的对立情绪。在英军入城前夕，波士顿市民会议要求总督伯纳德召开议会特别会议，遭到拒绝；市民会议遂于9月13日发表声明：未经他们同意而征税以增加岁入，乃是违反殖民地特许状的做法；未经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同意而派驻常备军，乃是对他们的自然的、宪法的和特许状所列的权利的侵害。他们表示，要尽一切合法的和宪政允许的手段来捍卫特许状授予的自由、权利和豁免；同时向其他村镇的行政委员发出倡议，在9月22日召开全马萨诸塞大会，商讨局势。(145)

正规军开进波士顿之举，进一步证实了近年来广泛流传的猜测：英国企图在北美推行暴政的传闻，绝非无中生有；母国的确在用军队作工具，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阴谋。1770年，波士顿市民会议在致马萨诸塞议会下院代表的文书中指出：

一系列的事件，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提供了重大的理由使人相信，帝国专制政府已经制定并部分地实施了一项蓄谋已久和险恶可怕的计划，以根除一切公民自由……英国宪法这一英国自由的威严而一度受人崇敬的堡垒，这一历代令人羡慕的成就，看起来正步履蹒跚地迅速走向致命和不可避免的崩溃。这一可怕的大灾难带来普遍毁灭的威胁，发出了危害一切人的可怕警告，倘若我们这些处于遥远的世界一角的人们，不设法防止被我们确立已久的各项权利的废墟所完全吞没和埋葬的话，这一切就会变成现实。(146)

在这种紧张和猜疑的气氛中，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在各地迅速传播，民众的不安心理不断加重，对驻防英军的敌视日趋强烈，正面冲突在所难免。1770年1月16日夜，驻纽约的英军砍倒了一根“自由之子”树立的“自由柱”，把它锯成碎片，放在“自由之子”经常聚会的一家酒馆门口，以示挑衅。次日，“自由之子”在3000名群众的支持下，重新树立一根“自由柱”，并与英国士兵发生了冲突。双方的对抗和打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天，有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另有一人死亡。

在波士顿，英军的进驻打破了原来的生活局面。英军士兵在安息日击鼓吹笛，平日里饮酒喧闹，强奸、偷盗和抢劫案件趋于上升。于是，城内居民和士兵之间，经常发生摩擦。3月5日晚，在英王大街的关税征收所附近，一群市民与一队英军发生对峙，有人用雪球和冰块袭击英军士兵，士兵开枪还击，致使3人当场丧命，2人伤重致死，另有6人受轻伤。至少1000名愤怒的民众随即聚集起来，准备用武力报复开枪的士兵，迫使英军撤走。民众领导人担心这样招致更大的伤亡，便以和平方式向当局交涉：开枪的士兵必须交由非军事法庭审理，所有部队必须撤出波士顿。哈钦森总督答应了这些要求。卷入事件的英军官兵被告上法庭，约翰·亚当斯为他们充当辩护人。最后，肇事官兵均无罪获释；驻扎在城内的军队也如约撤走。波士顿的民众领导人将此事渲染为“波士顿惨案”，并迅速通报了邻近城镇。(147)

英国政府内部再次就殖民地政策发生争议。殖民地的抵制导致英国对北美的出口锐减，而执行《汤森税法》的所得，难以抵消这种损失。威廉·皮特再度出马，力主完全废除《汤森税法》。内阁经过辩论，以一票多数决定，在废除《汤森税法》的同时保留茶税，作为1766年《公告令》所宣布的母国主权原则的象征。1770年4月底，废除《汤森税法》的消息传到北美。虽然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地商人对保留茶税不满，主张继续实行不进口策略，但大西洋两岸的正常贸易渐次恢复。1771年7月，弗吉尼亚最后一个放弃了不进口的政策。

然则英国所刻意保留的茶税，却成了引发一场更大爆炸的导火索。在马萨诸塞议会下院致富兰克林的信函中，起草人塞缪尔·亚当斯敏锐地指出，由于茶税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议会有权向我们征税的原则已被放弃”。(148)未出3年，他的话就得到了验证。

3.“波士顿茶会”

从1770年到1773年，在英属北美是相对平静的年份。各地的反英浪潮平息，波士顿又成了英国产品的主要进口地，北美的货物大量输往欧洲，为许多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殖民地商人进口茶叶，也依法交纳关税。处处显现繁荣的征象，看上去英帝国内部恢复了和谐。英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也不再放在殖民地身上。

可是，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北美形势如同坚冰覆盖下的激流，仍在不安地涌动。1772年6月9日晚，在普罗维登斯附近海域发生了一起袭击英国缉私船的事件。英国海军“加斯比号”素以严厉缉私闻名，久为殖民地居民所痛恨。罗得岛商人约翰·布朗带领一群当地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趁着夜色登上该船，打伤舰长，并焚毁了船只。英国当局视此事为对母国权威的挑战，重金悬赏捉拿肇事者，组成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还拟派军队协助，将疑犯和证人解往英国审讯。这种程序违背了英国传统的陪审制原则。参与这起事件的罗得岛人，得到了当地民众和政府的保护，以致调查委员会无法取证。英国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方法，再次激怒了殖民地人士，加深了他们对母国的猜疑。

同年12月，富兰克林从英国运回了一些殖民地王家官员寄回母国的信件，其中有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指责殖民地反叛倾向的文字。这些信件在殖民地报纸上公布后，促使殖民地居民对哈钦森这样的王家官员和母国更加忌恨。1773年3月，正当英国对“加斯比号”被焚事件的调查尚在进行之时，远离罗得岛的弗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抨击英国的调查程序和处置方案，决定成立通讯委员会，以便和其他殖民地在涉及英国政策和殖民地自由的问题上互通声气。(149)他们向其他殖民地议会下院的议长发送了决议文本，并得到了回应。到次年2月，除宾夕法尼亚以外的各个殖民地，都相继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各殖民地逐渐克服了内部的分歧，走向联合的条件变得日益成熟起来。

恰在此时，英国政府利用权力帮助东印度公司在北美谋利，为蓄势待发的反英运动提供了契机。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向来关系特殊，此时陷入财政困境，议会为了使它免于破产，于1773年5月制定《茶叶法》，授权它在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征收3便士进口税。虽然殖民地居民可以借此享用廉价的茶叶，但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反感。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地建立仓库，谋求茶叶垄断，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不满。殖民地人士利用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垄断权大做文章，声称其最终目的是要独占殖民地的所有贸易，并迫使殖民地居民接受现存的茶税。纽约和费城等地民众相继通过决议，表示要坚决抵制茶税；任何参与或协助运输、销售东印度公司茶叶的人，都被宣布为“自由的敌人”。(150)

北美各地再次兴起了抵制运动。在查尔斯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虽然离船上岸，但无法销售。在费城、纽约和特拉华，运送茶叶的船只未能卸货就返回了英国。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下令，装运茶叶的船只在未卸货之前不得离港。波士顿的激进人士在塞缪尔·亚当斯的组织下，采用了更富戏剧效果的手段来对付东印度公司。1773年12月16日晚，三四十名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151)潜入停泊在港口的运茶船，把价值9万英镑的茶叶倒进水里，使海港变成了一个“大茶壶”。这次倾茶事件因而得名“波士顿茶会”。消息不胫而走，在大西洋沿岸各地激起了更强烈的反英情绪。新泽西、纽约和马里兰等地，也发生了销毁东印度公司茶叶的事件。

4.高压政策的出台

1774年1月27日，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经哈钦森总督报告传到了伦敦。在英国朝野许多人看来，这种举动无异于公开的反叛，而波士顿则是正在兴起的反叛运动的中心。一些以往同情和支持殖民地的人，此时也感到无话可说，连皮特也指斥倾茶事件为“犯罪行为”。(152)当时，仍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发现，“现在我们在议会已没有什么朋友了”。(153)乔治三世在与正在伦敦休假的盖奇谈话以后，提议采用武力迫使殖民地就范。是年3—6月，在诺思内阁的主持下，英国议会相继通过了4项“强制措施”，以惩治波士顿人的反叛行为。英国议会中也有一些议员反对使用高压手段，担心这样必然会将殖民地推向独立。但是，他们的态度未能改变英国政府惩戒马萨诸塞的决心。

3月18日，《波士顿港口条例》的草案提交英国议会讨论。其内容是宣布封闭波士顿港，从6月1日起不得装卸货物，直至东印度公司所受损失得到赔付；同时将驻波士顿的海关迁往塞勒姆。法案在议会引起了长达数天的辩论，埃德蒙·伯克、罗斯·富勒和查尔斯·福克斯等人表示坚决反对，声称对波士顿的这种歧视性处罚，只会促使殖民地居民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诺思勋爵却说，波士顿人觉得他们和英国乃是两个独立的国家，现在不必再争论什么立法权和征税权的区别，而要考虑“我们在那里究竟还是否有权威可言”；“如果对这种威胁还作让步，那我们最好根本就什么措施也不用采取了”。(154)法案最终于3月31日得到英王批准。(155)

英国政府对马萨诸塞的惩治并未就此罢手。4月15日，议会开始讨论《马萨诸塞政府条例》。法案取消了马萨诸塞议会下院选举参事会的权利，参事改由国王任命；总督有权解除包括法官、行政司法官在内的低级官员的职务；改变选择陪审团成员的方式；各地的村镇会议除选举村镇官员外，不得再行召开。如果说《波士顿港口条例》侧重从经济上惩处马萨诸塞，那么《马萨诸塞政府条例》则旨在削弱或剥夺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利，其后果和反响都是不难预见的。虽然伯克、福克斯和埃萨克·巴雷等人表示反对，但法案仍然得到议会通过，并于5月20日经英王签署而成为法律。(156)

第三项议案也于4月15日提交议会下院。这个法案旨在保护在马萨诸塞执行英国法律的官员，规定这些人如在执行公务时被指控犯有重罪，则不得在马萨诸塞受审，而须移至其他殖民地或英国审理。5月20日，国王批准了经议会通过的这一法令，这就是《司法管理条例》。(157)此外，英国议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条例》，拟在魁北克组建政府，将13个殖民地以西的俄亥俄河流域和伊利诺伊地区划入魁北克的管辖范围；允许保留原来的法国民法，同时实行英国刑法及其程序；承认天主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让教会保留征收什一税的权力。(158)这个法令不仅损及13个殖民地的利益，而且出台的时机不当，加重了殖民地居民对天主教与“反自由阴谋”的疑心，使他们把母国视为天主教的同党。9月6日的《萨福克决议》指出，英国议会在加拿大确立天主教和法国法律的合法地位，对基督新教和“全美洲”的自由和公民权利来说，乃是“极端危险”的。(159)

英国议会制定的以上各项法令，在殖民地被称作“不可容忍的法令”。为了贯彻对马萨诸塞的惩处，英国任命驻北美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为马萨诸塞总督。盖奇本人已于4月18日率4个团进驻波士顿。同时，英国议会还制定了新的《驻军条例》，以配合英军在波士顿的行动。法令规定，经总督同意，英军可在马萨诸塞的空屋、谷仓和其他房屋中驻扎。(160)在殖民地居民对母国权威愈益反感的气氛中，高压措施除了给反英情绪火上浇油之外，显然不可能带来任何英国所期望的效果。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英属13个殖民地历史的最后一笔，是用刀剑和鲜血写下的。在英国政府推出“强制措施”以后，殖民地居民除了武装反抗之外，是否就真的就无路可走呢？这取决于当事者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他们稍稍向英国的权威低头，就可以像他们北面的邻居加拿大人那样，继续安稳地作“英王臣民”，而根本不会沦为他们所说的那种“奴隶”。但是，殖民地居民对他们的命运另有考虑，他们的决定和举动，用“逼上梁山”的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1.英国的进退失据

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看来，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的确犯了一连串的“错误”。最大的一个“错误”或许在于，英国决策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进行早该进行的改革。殖民地利用以往母国管理的宽松和混乱，获得了极大的自主发展的空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母国的依赖不断减弱，居民的共同体意识愈益增强，开始把自己看成与英国本土居民完全平等的自由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母国以强化控制为目标的政策调整。1764年以后，英国政府的各项措施屡屡碰壁，最根本的原因也许只能从这里寻找。

英国政府的另一个“错误”是，他们不了解殖民地居民究竟反对什么，需要什么。1769年，富兰克林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废除那些法律，放弃那些权利，撤回军队，退还金钱，恢复人们所要求的老办法”，那么在英帝国内部恢复和平与团结便不是不可能的。(161)他在1773年仍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英国当局，政府的力量有赖于民心的向背，英国如果给殖民地派去好的总督，愿意了解那里人民的利益，推进那里的繁荣，人们就会认为过去的干涉乃是明智而善意的，是出于对他们的福利的关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162)然而，英国决策者根本不愿听取这类意见。在“强制措施”出台以后，殖民地居民指责英国政府要使他们沦为奴隶，而诺思则宣称他不过是要在马萨诸塞恢复秩序。当双方对同一举措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时，英国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殖民地的反应，而是一意孤行，方枘圆凿，最后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英国政府犯下这些“错误”是不难理解的。英国决策者大多没有到过北美，对殖民地的情况所知无多；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外是王家官员的报告和书信，殖民地驻伦敦代理人的证词，以及英国人所写的北美旅行记。这些信息来源不仅狭窄和片面，而且十分迟缓。一封从波士顿发出的信件，通常要经过一个多月才能到达伦敦。盖奇于1765年10月12日给英国内阁写信，汇报殖民地抵制《印花税法》情况，信函送达白厅时已是11月15日。在通常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根据30多天前的情况来判断局势和制定对策。无法依据及时而可靠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其举措就难免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待到计穷势蹙之际，英国政府手里就只剩下诉诸武力这一招了。

而且，英国决策者坚持殖民地必须依附于母国的观念，不肯承认殖民地的特殊利益，更不能容忍殖民地与母国平起平坐。1764年6月，罗伯特·理查森明确表示，“我们获取殖民地的意图，不过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便利，因而不要想象我们会将他们的利益放在我们的之上”；“我们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殖民地，因而有权赐予他们法律”。(163)1774年，卡马森勋爵在议会下院指出，殖民地居民艰难地迁徙到异国他乡，为的就是要用其劳动所得来回报“主人”；如果殖民地不能增进母国的利益，那么殖民地政策就是罪无可恕的。(164)还有人甚至宣称，“我向来认为殖民地乃是公共大农场，殖民地居民就是我们的佃户”。(165)另外，在英国朝野一些人看来，当初取消《印花税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致使殖民地得寸进尺。他们相信，只有采用强硬手段，才能迫使殖民地服从母国的权威。(166)在这类观念支配下，殖民地的利益及态度，在英国的决策中就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与此同时，殖民地居民却日益关注和重视自己的权利，对于任何损害其“自由”的举措，他们都要加以抵制。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已具备了抵制的实力。这样一来，殖民地和母国反目成仇，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同时，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还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制约。乔治三世一心要做个有作为的国王，力图振兴王权。他在内阁人选上网罗声气相通的人，对内阁决策从旁干预，导致首相频繁更换，内阁成员经常变动。1761年皮特辞职后，接下来的几位首相任职时间都不长：毕尤特伯爵11个月，格伦维尔不到两年半，罗金厄姆侯爵只有一年，皮特重新执政两年，格拉夫顿公爵一年。直到诺思勋爵执政后，内阁才获得了十余年的稳定。政局变幻不定，导致殖民地政策失去了连续性。此外，“威尔克斯事件”及其所引起的政治风波，也吸引了议会和内阁的主要精力，使之不能安心讨论北美问题，难以细致估量殖民地政策。(167)

在今天来看，身处复杂情势之中的英国决策人物，并不能预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持的标准行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判断，并受到许多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因素的支配，因而其行为处事就难以遵循应有的逻辑。那些对殖民地抱有同情和理解的人，包括伯克和巴雷在内，在当时反而显得不入时流。当北美独立运动已呈无可挽回之势时，伯克还希望英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使殖民地居民回心转意。虽然他的意图已显迂憨，但他对当局举措的严重后果，早有不祥的预感。他深知，对于热爱自由的美利坚人来说，高压政策只能促使他们和母国决裂。(168)可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人物并不是伯克的知音。他们决意奉行的措施，除了不断推动殖民地居民走向分离外，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裨益。

2.革命舆论的成熟

当英国政府在殖民地政策上翻云覆雨的同时，《印花税法》危机所触发的政治辩论，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辩论的主题不断深化，言辞更为激烈。这种辩论不再停留于申述殖民地的主张，而实际上是在为反英做宣传鼓动，为独立做舆论准备，促进了革命的政治理念的形成。

殖民地反英领导人大多饱读各种典籍和时新书报，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思想素养。他们在写作时随手引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孟德斯鸠、波林布鲁克、哈林顿、西德尼、弥尔顿、托马斯·戈登、约翰·特伦查德和布莱克斯通等人的言论。他们还有选择地运用历史知识，或者重新解释历史，以支持自己的论说。他们用浅显清晰的语言，将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限权政府等理论，转化为普通人可以了解的常识，从而在欧洲政治文化和北美革命思想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要参加者，约翰·亚当斯在晚年回首革命的往事，认为“革命爆发于（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发生在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上”；人民在“原则、观点、情绪和感情方面的这种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169)

殖民地政治话语的核心词汇，仍然是“自由”和“权利”。“自由”被作为检验任何事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试金石。时人所谈论的“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系列具体的权利，是“行动的力量”和“免于强制的自由”，(170)是人民“对压迫的政权”所施加的“宪法制约”。(171)而且，“自由”和“权利”也不仅仅见之于精英言论，而且也广泛存在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在北美的每一个角落，“农场主和他们的家庭主妇”都在“争论政治问题和积极地确认我们的自由权利”。(172)威廉·曼宁后来回忆说，他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在争取独立的时代，却经常读报，十分关注自由和自由政府的命运。(173)这种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中的自由情结，乃是独立运动的根本动力，对革命的进程和特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殖民地人士的观念中，虽然自由源自人的自然权利，但并非任何人都能享有自由；只有具备自由意识并愿意为之而斗争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他们深受英国政治反对派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权力”和“自由”二元对立的政治观念，认为“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174)他们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英国政府中有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密谋剥夺殖民地的自由。对此，他们宣称要不惜手段予以还击。1774年底，乔赛亚·昆西到英国为殖民地的事业而奔走，但他不久就对英国的状况感到十分失望，他断言英国此时到处充斥着“腐败、卑鄙、欺诈和过度的压迫”，曾经是自由的英国人已经沦落到“凄惨的屈从地位”。(175)约翰·亚当斯认定，若干年以来，有一个秘密帮派一直在谋求推翻马萨诸塞的宪章。(176)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中，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单一的暴虐之举可以归之于一时的偶然舆论，但这一系列的压迫，始于一个特别时期，大臣几经更换而施行则一成不变，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存在着一个要将我们变成奴隶的处心积虑的系统计划。”(177)唯一的对策，就是如塞缪尔·亚当斯所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反击对自由和宪法的一切进攻；要用极度的细心、慎重、顽强和坚定来维护自由；因为这事关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178)

在殖民地人士心目中，自由的意义胜于生命。塞拉斯·唐纳表示，“我们不作自由人，就会死亡”；(179)约翰·艾伦要求人们记住“自由，生命，或死亡”的格言；(180)帕特里克·亨利宣布：“不自由，毋宁死！”(181)可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由，已成一些反英人士的共识。他们不仅决意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怀有更为宏大的理想：“但愿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自由之乡，一个美德的安身之所，一个被压迫者的避难地，一个地球上美名传扬的地方，直至时间的最后震动将整个世界埋葬于彻底的毁灭之中！”(182)

从这种自由观念出发，殖民地人士愈益强烈地感到，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严重限制和侵害了他们的权利。唐纳在1768年指出，英国为殖民地制定邮政法，施行《海上贸易条例》，对殖民地征收关税和内部税，限制北美制造业发展，管理印第安人贸易，限制西部土地投机，驻扎常备军，解散殖民地议会，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损害了殖民地居民的“自然权利”。(183)进入70年代，他们对英国政策的质疑和批评日趋尖锐。约瑟夫·沃伦直截了当地指斥英国的举措为“暴政”。他在1772年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必定要被别人的绝对命令所统治，我们的财产不经我们同意要被夺走。如果我们表示不满，我们就被轻蔑地对待；如果我们申明我们的权利，这种申明就被看成横蛮无理；如果我们谦恭地将此事诉诸理性的公正评判，刀剑就被拿出来作为恰当的论点，使我们缄口沉默！”(184)

以往为殖民地所默然接受的母国政策，此时也成了压迫殖民地居民的证据。1772年，塞缪尔·亚当斯为波士顿市民会议起草一个文件，历数英国当局侵犯殖民地居民权利的条条“罪状”：未经殖民地同意而为其立法；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而征税；违背特许状的授权而设置许多新的官职以实行征税，并赋予这些官员超越宪法的权力，威胁殖民地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调集舰队和军队来支持这些官员征收违宪的税收；用这种税收得来的收入供养一些权力不受节制的官员；给总督发布对殖民地居民实施压迫的指令；设置海事法庭以剥夺殖民地居民的陪审权；限制殖民地利用资源发展制造业；经常变动殖民地的边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85)约翰·艾伦进而提出，英国国王和大臣派战船到北美，用权力和刀剑盗取人民的财产，他们难道不是违法者吗？这种行径与海盗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谁要因违法而受审，那无疑是他们。(186)这种说法十分尖锐和大胆，不仅否认了母国对北美的主权，而且将英国政府推上了不正义的强盗地位。

不仅英国的具体政策受到了抨击，而且它统治北美的合法性也遭到了否认。约翰·亚当斯认为，英国议会的权威从来就没有得到殖民地居民的普遍承认，早在100多年以前，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就对《海上贸易条例》等措施提出抗议，理由是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不受英国议会法令的约束。(187)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认为我们和大不列颠有联系，但从未觉得英国议会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权威”；只有在必要时议会才有权威，而殖民地认为这种必要性仅限于管理贸易以及与所有殖民地相关的事务方面；“我们从未许可他们对我们的内部事务行使任何权力”。(188)殖民地人士大胆地宣布，英国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和我们的宪法无关，也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189)唐纳甚至建议，殖民地居民今后不要总将“母国”一词挂在嘴边，因为这个词没有实际意义。(190)

在这种叛逆和分离情绪的急速滋长中，阻止殖民地反英派说出“独立”一词的唯一障碍，就是对英国君主的效忠。在18世纪的观念中，英王是殖民地的最高所有者，效忠英王不仅是臣民的基本义务，而且是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因此，殖民地人士一直没有正面批评国王。相反，为了否认议会权威，他们甚至不惜抬高处在衰落中的王权，声称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来自于英王的授予，而非出自英国议会的“恩准”。他们只承认对英王乔治三世的忠诚，而完全否认对“那个岛上的居民”的任何其他依附。他们觉得，英国人总称北美为“我们的殖民地”、“我们的西部领地”和“我们的种植地”，把殖民地居民说成“我们在美洲的臣民”，实为大谬不然，因为英国居民也是英王的臣民，殖民地居民怎么可能是“臣民的臣民”呢？英国人有什么权利来控制殖民地居民呢？(191)

殖民地人士在抗议母国的政策时，很少有人认真追究王权和议会决策的关联，而将“压迫”的账全部记在议会头上。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来实施背叛君主这种“大逆不道”之举，也没有打算放弃他们的“英国人”的身份。因此，他们巧妙地采用了曲折迂回的话语策略，既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至于背上“谋反”的罪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地人士并非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也不是对英王抱有特别的好感或幻想；他们一面否认议会的权威，一面宣称拥戴国王，目的是要在维护自主和自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母国的认同。

不过，也有少数人开始追究英王在“毁灭自由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1772年12月，约翰·艾伦在一次布道中问道：达特茅斯伯爵反复提示说，对北美的政策乃是国王的意愿；但国王作为一个“仁慈和具有理解力的贤明之君”，怎么可能会图谋实行这种暴政和剥夺人民的权利呢？过去的查理·斯图亚特因为侵犯人民的权利而掉了脑袋，如果再有某位君主步其后尘，等着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说：“我敬重和爱戴我的国王，但是，在世界上任何国王的权威面前，我都要保留一个英国人的权利。我对国王和暴君有着鲜明的区分：国王是人民的权利和法律的卫士与受托者，而暴君则毁灭它们。”(192)这番话给乔治三世一个明确无误的暗示：如果他真的与英国议会的压迫性政策有牵连，那就是一个不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暴君。1774年，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综论》中，猛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复将这些政策与“英王陛下”联系起来，已经将矛头公开指向英王。(193)同年11月，殖民地报纸上有文章公开宣称：“各位国王的历史不过是一部愚笨和人类本性堕落的历史。”(194)当温和派和保守派只将攻击的火力对准某些大臣时，已有人把国王摆在了殖民地居民的对立面，这意味着对君主的崇敬正在淡化，效忠英王的纽带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

在讨论摆脱效忠英王义务的正当性时，殖民地人士同样借助了权利话语。约翰·艾伦提出，殖民地居民有权联合起来，用武力抵抗压迫和捍卫自己的自由；这种事件一旦发生，并不能称作反叛，因为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威胁时，如果他不起来加以捍卫，那他就是上帝的叛徒、自然法的叛徒和他自己的良知的叛徒。他呼吁说：“提高警惕吧，美利坚人！”(195)约翰·亚当斯也表示，反对或用武力公开抵抗肆意的专权和非法的暴力，并不是反叛；只有抵抗合法权威才是叛乱。他还说，英王无论对境内还是境外的英国人，都没有绝对的权力；一旦他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对他的忠诚纽带也就解除了。(196)

同时，殖民地人士还宣称，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做好武力反抗的准备。这种必要性来自于英国接二连三的强制和高压。唐纳指出：“虽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没有权力统治我们，正如我们没有权力统治他们一样，但他们依靠枪炮和刀剑的强大逻辑，并未停止制定伤害我们的法律；无论何时我们谏劝他们不要这样做，每次得到的回报都是威胁和恐吓。”(197)盖德·希契科克也说：“我们的危险并非虚构出来的，而是十分现实的；我们的斗争不是关于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关系到自由和财产；这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事，而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198)面对英国的强制措施，殖民地居民只能以武力来对抗。1773年，新英格兰的牧师西蒙·霍华德在布道时谈到，“自存”乃是人类心灵中的最强大、最普遍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允许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自我保护，以力御力，以暴抗暴；上帝固然禁止人们抵御邪恶，但那只限于小事，如果人们遭到严重的攻击，则必须反击；当有必要用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时，如果仍让刀剑生锈而不使用，乃是一种耻辱。他提醒道：“一群愿意固守自由的人民，应当为自己准备适合于防卫的武器，并学会如何使用。”(199)一向以稳健温和著称的华盛顿，最终也感到，“曾经是充满欢乐的美利坚大地，不被鲜血浸透，就将成为奴隶的家园”。(200)

不过，反英运动中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温和派虽然同样坚持殖民地的自由和权利，但并不主张和英国正面对抗，更反对脱离母国而独立。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是在英国殖民体系内可以享有的一系列权利。面对母国的压力，他们主张采取谨慎而克制的立场。约瑟夫·盖洛韦是一个更为保守的人物，他对约翰·迪金森的稳健立场也颇不以为然。他相信，殖民地居民只有服从英国权威，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201)激进的反英立场，往往不为稳健的精英所赞同。1774年7月，杰斐逊为准备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即《英属美洲权利综论》，综合了此前关于殖民地权利和地位的各种论点，矛头直指英王，言辞尖锐，观点激进，就没有为弗吉尼亚代表团所接受。在第一届大陆会议上，盖洛韦一派开始时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萨福克决议”的出现，才促成了局面的改变。

在不断高涨的反英大潮中，殖民地许多人都在经受着考验。不少人的立场前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有些人在60年代属于温和派，而到70年代就转变成了激进派。还有一些人曾经是反英的干将，但在武装冲突爆发后投向了效忠派阵营。最典型的例子是丹尼尔·伦纳德。他在1773年仍在写文章为殖民地的权利声辩，但在列克星敦之战以后，却报名参加了英军。(202)当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塞缪尔·西伯里仍以“一个韦斯特切斯特农夫”的名义写文章，劝告殖民地居民对英王保持忠诚，接受英国议会权威，通过向议会请愿陈情来解决问题。(203)同时，激进派所宣传的主张，在民众中也反响不一，以致约翰·亚当斯在1774年不满地表示，虽然人们被告以危险即将降临，但他们非到预言变成历史才肯相信。(204)

总之，进入70年代以后，殖民地和母国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殖民地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反应。不论是激进派还是效忠派，在私下的谈话中，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独立”这个话题。1773年，乔赛亚·昆西在赴南卡罗来纳途中，与同船的一位英国乘客谈到对殖民地的征税问题；这位乘客坦率地说，北美殖民地迟早是要独立的，英国人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他们、特别是本届政府必须尽力长久地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他们利害所关的事。(205)也就是说，英国人业已意识到，北美13个殖民地以其社会发展之成熟，是不可能长久屈从于母国权威的。

3.第一届大陆会议

殖民地反英派不仅诉诸言辞，同时也一直在采取行动应对局势。马萨诸塞居民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拒不赔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损失，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动者安然无恙，亲英人士和王家官员反而遭到了围攻。1774年8月，盖奇公布了根据《马萨诸塞政府条例》任命的36名参事的名单，几乎是清一色亲英派。民众对此发动猛烈抗议，迫使有的人拒绝接受任命，有的人宣布辞职，有的人则只能与总督一起躲在波士顿避风头。波士顿民众在塞缪尔·亚当斯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会议，发布抵抗的决议；其他附近村镇不顾英国和当局的禁令而举行民众大会，声援波士顿。他们还抵制进出口贸易，不消费进口商品。盖奇自知情势危急，不敢贸然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执行“不可容忍的法令”。他曾宣布要在塞勒姆举行大议会，最后出于代表人身安全的考虑，取消了这个计划。

波士顿的处境得到了各地的同情和声援，殖民地居民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宾夕法尼亚、纽约市和弗吉尼亚纷纷发表决议，指责议会封闭波士顿港的措施违背宪法，危害了殖民地的自由；波士顿居民被看成在为“美利坚的共同事业”而受难。(206)弗吉尼亚议会下院一些年轻的议员，主张将6月1日定为斋戒日，以纪念波士顿港口被封和“对美利坚权利的所有伤害”，使民众不忘其耻。总督邓莫尔勋爵当即解散了议会下院。这些议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在帕特里克·亨利的主持下，于5月27日在威廉斯堡的罗利酒馆开会，提议召开一次13个殖民地代表大会，商讨如何共同应对时局。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纽波特、纽约、查尔斯顿和安纳波利斯等地也发出了类似的倡议。杰斐逊为弗吉尼亚的阿尔伯马尔县起草决议，声称：无论国民的宪法权利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加以侵犯，“我们随时准备和我们大英帝国各地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以恢复和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该决议还倡议发动贸易抵制，马上停止进口属于英国议会征收关税范围的一切货物。(207)8月1日，弗吉尼亚数县代表在威廉斯堡开会，通过了“不进口协议”，作为对上述倡议的回应。(208)

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开始在费城的木工大厅举行。除佐治亚之外，12个殖民地均派代表参加，到会者凡55人（一说56人），推举弗吉尼亚的佩顿·伦道夫为主席。这是北美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殖民地参加的联合会议。与会代表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将对北美历史产生何种影响，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商讨对策，迫使英国放弃高压政策。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策略方针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斯蒂芬·霍普金斯、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持激进立场；乔治·华盛顿和约翰·迪金森等人态度较为温和，希望设法与英国和解；詹姆斯·杜安、约翰·杰伊和约瑟夫·盖洛韦等人，则更为谨慎和保守，对反英运动的进展深感不安。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如何捍卫这些权利。(209)代表们致力于寻求一个缓解危机的稳妥办法，既能迫使英国政府放弃高压政策，又可重新安排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盖洛韦提出了一个关系到北美政治前途的方案，建议各殖民地在保留原有的特许状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的基础上，选派代表组成一个大议会，与英国议会一起管理北美事务；英国议会的法令须经北美大议会同意方能生效；北美政府由英王任命的大统领主持，大统领在大议会的建议和同意下，拥有立法权和其他各项权力，可以处理印第安人事务、西部土地以及战争期间的征兵筹款等事务。(210)这个方案实际上是20年前“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的翻版，其主旨是通过扩大殖民地的自治来维持英国的殖民体系。盖洛韦希望英国政府接受这个方案，取消那些在殖民地招致怨愤的措施。

正当大陆会议就盖洛韦方案进行辩论时，殖民地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外间盛传英国军队开始进攻波士顿，战争已经开始。9月9日，马萨诸塞萨福克县若干村镇的代表集会，通过了由约瑟夫·沃伦起草的决议，宣布英国的“强制措施”违宪和无效，主张进行武力反击，并要求大陆会议采取措施对英国进行经济抵制。10月6日，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给大陆会议送来了“萨福克决议”的文本，外带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封函。于是，大陆会议改变议程，对“萨福克决议”表示一致赞同，并起草和通过了《权利宣言》、《陈情书》和《致英国人民书》等文件。这些文件申述了殖民地居民的不满缘由，声明他们并非谋求脱离英国而独立，而只不过是要捍卫他们作为英国人所拥有的种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关于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和权利的阐述，采用的是反《印花税法》以来各种小册子和文章所反复运用的理论：根据自然法、英国宪法和特许状，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多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从未将这些权利交给任何人来处置；这些权利是殖民地居民的祖先留传下来的，当年他们在移居北美时即享有这些权利，他们的迁徙并未使他们被剥夺、放弃或失去这些权利，所以，殖民地居民作为英国国民生而享有上述权利。(211)这一次，大陆会议并没有向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说明殖民地居民开始有意轻视议会的权威。

10月20日，大陆会议通过了《联合宣言》。宣言指出，英国的政策已经威胁到殖民地居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各殖民地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采取抵制行动。建议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从12月1日起(212)，北美各殖民地不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进口货物，不从任何地方进口任何英国生产的产品，不从印度进口茶叶，不从英属西印度群岛等地进口糖蜜和葡萄酒；中止奴隶贸易；各殖民地改善内部生产能力，不再向西印度群岛等地出口农牧产品，依靠内部供应以满足需要。宣言还号召居民放弃一些奢华的仪式和习俗，厉行节俭，以减轻对英国经济的依赖。为了协调各殖民地的行动，由通讯委员会对各地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任何殖民地如违背决议，其他殖民地将与之中断贸易，并以危害北美自由论处。(213)

大陆会议许多代表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抵制，能够迫使“邪恶的”诺思内阁倒台，并让皮特再度出山。他们相信，只要这位“美洲的伟大朋友”重新掌权，对殖民地的种种高压措施就会被废除。多数代表并不希望与英国完全决裂。约翰·杰伊受大陆会议的委派，起草了《致英国人民书》，强调英国人和美利坚人同根同源，信念思想相通；详细解释了英国的政策以及殖民地居民的不满理由，以争取英国人的同情和理解。文件最后表示，如果“将我们置于最近一次战争结束时的处境，我们从前的那种和谐就会恢复”。(214)大陆会议代表可能受到了殖民地报纸宣传的误导，以为仅有一小撮居心叵测的人有意与北美作对，而广大英国民众是同情和理解殖民地居民的。(215)他们做上述表态，无疑是为了显示殖民地居民不愿与全体英国人为敌，相信多数英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立场。

在大陆会议的最后表决中，多数决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拥护，而盖洛韦方案则仅有一个殖民地表示赞同。这种一致性超过了反《印花税法》大会。代表们在休会时约定，翌年5月再度聚会费城，共商时局。未料还没有等到那个时候，北美的局势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4.独立战争的爆发

大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抵制活动还是逐渐在各地展开。从12月1日开始，民众自觉抵制进口和消费英国商品。据弗吉尼亚总督12月的报告说，每个县都成立了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大陆会议的决议，清查所有的交易单据和记录，监督一切形迹可疑者的活动，处罚违反决议的人。(216)活跃于各地的反英分子自称“辉格党人”，支持英国政府的人则被叫做“托利党人”。那些拒绝执行决议或违背执行诺言的人，其姓名在当地报纸上被公布出来，有的甚至遭到民众私刑的处罚，被涂以柏油，身插羽毛，受到公开的凌辱。弗吉尼亚的威廉·林奇热衷于此道，其姓氏后来成了一个新词，意即“私刑”（lynch）。

马萨诸塞仍然是风暴的中心。英国政府的“强制措施”旨在惩处马萨诸塞，波士顿乃是英军驻守的重点。但是，盖奇实际控制的范围，不过是波士顿一隅之地。1775年，有人给盖奇写信说，由于反英运动的兴起，“对政府的所有尊敬和服从都受到了蔑视”。(217)这番抱怨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英国权威瘫痪的同时，民众则自行组织起来了。他们蔑视英国和殖民地当局的禁令，在“萨福克决议”出现以后，许多村镇组成了委员会，在县一级则由村镇代表组成行使政府职能的新机构。他们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虽然各地民众都在积极行动，但没有发生死人的事件。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宁的年代，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其他殖民地也在悄悄地进行军事抵抗的准备。查尔斯·李是一个职业军人，生于英国，曾在波兰打仗，后定居于北美，支持反英事业。他对英军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北美有能力和英国正规军作战。这篇文章在各地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反英人士的信心。当第一届大陆会议尚未散会之际，费城就有人开始谈论组建“大陆军”的话题。是年12月，有位“费城绅士”预言，大陆军将由伊斯雷尔·帕特南、乔治·华盛顿和查尔斯·李统率。李本人也提出了建立北美军队的方案，并和华盛顿过从甚密，有人还看见他在安纳波利斯训练民兵。(218)在许多地方，民兵操练以往徒具形式，而在“强制措施”出台后，就变得认真起来了。马萨诸塞还组建了以行动快捷著称的“一分钟人”民兵队伍。

国王和议会很快得知了大陆会议召开的消息。他们并不打算让步，反而坚信新英格兰的“叛乱”必须通过武力才能平息。(219)1775年1月25日，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动用海、陆军对付马萨诸塞的问题。那位被殖民地居民视为“美洲之友”的皮特，主张立即撤走波士顿的英军。他还在1775年2月1日提出了绥抚殖民地的方案，要求在承认议会对殖民地的最高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立即废除“强制措施”，批准召开大陆会议，允诺不再向殖民地居民征税。(220)伯克也表达了和解的主张。但他们都未能说服多数议员。2月7日，议会通过一项声明，宣布马萨诸塞处于叛乱状态。向北美增兵的行动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英国人对殖民地居民的军事能力估价不高。桑德威奇伯爵认为，北美民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实在不堪一击。不过，身在北美的盖奇则没有如此乐观。他感到北美民兵善于打仗，即便是平复新英格兰，也需要动用大量军队，而且可能耗时1～2年。(221)他这种谨慎态度被视为软弱和行事不力，指责之声时有所闻。英王也打算用杰弗里·阿默斯特取代盖奇，只是由于前者拒绝受命，盖奇才得以保住职位。

英国政府下定动武的决心之前，也使用过和平手段来消弭反叛。2月20日，诺思在国王支持下向议会提出了和解方案，得到议会多数赞同，此即所谓“诺思和解计划”。其要点是：如果某殖民地能够自行征集政府经费和防务费，英国即不再在该殖民地管辖范围内征税；而且，在该殖民地范围内征收的关税，也可交由该殖民地金库支配。(222)然而，此时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地反英派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税收问题，而是立即废除“强制措施”和撤走军队。因此，英国政府作出的和解姿态，没有对缓和事态起到任何作用。3月22日，伯克在议会发表讲话，分析了北美殖民地的人口、贸易、农业和教育的状况，介绍了殖民地居民热爱自由的性格特点，认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力主与北美和解。(223)他的意见并未带来多大的变化。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仍在继续恶化。

英国政府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往往毫不留情地动用军队对付民众，但此次却迟迟未对北美反英人士痛下杀手。直到1775年初，仍没有北美人士因为反英活动而被捕。这可能并不是英国政府格外仁慈，而是由于殖民地反英人士深谙英国法律，不让英国政府抓住他们“谋反”的把柄。其实，波士顿的反英领导人已经觉察到事态严峻，为避免为盖奇所加害，纷纷寻找安全的处所。塞缪尔·亚当斯和汉考克藏在波士顿郊外，约翰·亚当斯也消失了踪迹。再者，此时反英运动已成了民众行动，逮捕几个领导人可能也无济于事。

盖奇并没有停止扑灭反英运动的准备工作。他向英国政府汇报北美局势，要求增派2万兵力前来协助，并希望得到如何行动的指示。英国政府要求他拦截一切从欧洲走私到北美的枪支。1775年4月14日，他又接到达特茅斯勋爵的信函，指示他对殖民地反叛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搜捕殖民地省区大会的领导人。盖奇深知形势严峻，一再上书英国当权者，称殖民地的反抗力量相当强大，任何武力措施都势必引发战争。但达特茅斯勋爵对北美反英力量估计很低，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没有组织的群众，“并不十分可怕”，与其让他们发展成大的叛乱，不如尽早制伏他们。(224)

盖奇只是主张谨慎行事，并未对反英活动听之任之。他在反英人士中安插密探，获悉在康科德藏有军火。他感到，如果能一举捣毁康科德这个反英据点，必能大挫反英派的气势。他在接到英国的指示以前，就开始调兵遣将，打算实施突然袭击。虽然盖奇事先极力保密，但波士顿安全委员会还是刺探到了英军行动的情报。在英军出发的前夜，波士顿的银匠保罗·里维尔快马奔至列克星敦，通知躲藏在那里的塞缪尔·亚当斯和汉考克迅速转移。随后，他又和塞缪尔·普雷斯科特等人前往康科德通风报信，但在半道被英军巡逻队抓住，只有普雷斯科特一人到达了康科德。

4月18日夜，700名英军在弗朗西斯·史密斯和约翰·皮特凯恩的带领下，开始悄悄向康科德进发。得到里维尔送来的情报后，列克星敦一带的武装村民半夜起床，集合起来准备迎击英军。马萨诸塞的4月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半夜的气温尤低。这些人在寒气中等候许久，并未见到英军的踪影，有些人便径直回家，另一些人则在附近的酒馆等候报讯的鼓声。19日清晨，身着红色军装的英军出现了，霎时鼓声、呼喊声响成一片，武装村民纷纷拿起武器，集合起来。乔纳斯·帕克率领70人来到村边的一块草地，遇到了第一队英军。当时，帕克并没有发动攻击的迹象，英军本来可走草地左边的道路，绕开民众前往康科德。可是，英军指挥官皮特凯恩不肯放过这群武装村民，令其放下武器，并迅速散开。看到帕克未加理会，皮特凯恩便下令将民兵包围起来。帕克见状，只得下令民兵携带武器撤退。在民兵撤退时，不知是谁首先开了枪，随即枪声大作，一片混乱。遭到攻击的武装村民四散奔逃，有8人被击毙，10人受伤，而英军也有一人受了轻伤。

这原本只是一场小小的武装冲突，但由于它引发了一场改变英美两国历史的大战，也就成了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是哪一方先开的枪呢？4月22日，史密斯向盖奇呈递了一份报告，内称英军的行动早为北美人士探知，一路上不断有报警的钟声；皮特凯恩率部前行，在一片草地上遇到一群“武装的当地人”；英军并不想伤害他们，只是要求他们解散；但他们拒不服从，英军只得收缴他们的武器，结果他们在散开时发生混乱，有一个人开了枪，另有数人跳到墙后射击，英军只得还击，打死他们中的几个；在英军返回波士顿的路上，又有人从墙后、沟里和树后向他们开枪。(225)皮特凯恩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他率部来到村口时，遇到大约200名“反叛分子”，当两队人马相距大约100码时，“反叛分子”开始在他的右面一堵石墙前面排开队伍；他立即下令不要开枪，仅仅将他们包围起来，并让他们缴械；当他将命令重复几遍后，一些“反叛分子”跳到墙后，向他的士兵开了4、5枪；这时，从左边的一个会堂也飞来子弹；在这种情形下，他的士兵没有得到命令就开始了还击。(226)

但是，反英人士的说法与此完全不同。4月26日，约瑟夫·沃伦起草了一份战斗情况说明，其中说，英国正规军进军康科德时，途经列克星敦，当地聚集的居民（他未说是“民兵”）看到英军，就自动散开；但英军首先挑起事端，向居民开枪，打死8人，打伤数人；而且，英军一直都在射击，直至没有中弹的人全部逃开；在继续向康科德行进的路上，英军又向许多当地人开枪，于是双方发生对射；英军在撤回查尔斯敦的路上，沿途毁坏民房，将赤裸的妇女和儿童赶到街上，将待在屋内的老人无端射杀。(227)沃伦的描述显然有所渲染。但在这个关口，谁先开枪已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殖民地已同母国兵戈相向。

在打散了武装村民之后，英军在史密斯带领下继续向康科德进发。康科德的反英人士早已得到讯报，事先将军火疏散，并做好了迎击英军的准备。英军到达以后，当即毁坏了未及转移的物资。此时，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聚集于康科德，有一小队英军遭到了袭击，双方各有几人伤亡。事毕以后，英军沿原路撤回波士顿。这段路程仅有16英里（合25公里），但对英军却显得漫长而艰难。他们一路遭到民兵伏击，道路两旁的石墙、谷仓、树木和房舍后面，不时有子弹飞出，许多英军士兵倒在了路上。是日下午，英军再度路经列克星敦，盖奇派出的1200名援兵来此接应。沿路的民兵也越聚越多，英军且战且退，在坎布里奇附近遇到了激战。最后，英军撤入波士顿城外的查尔斯敦，借夜色隐蔽起来。经过一天的战斗，英军伤亡273人，当地居民和民兵损失了95人。(228)

这次武力交锋的影响，也许超出了所有参与者的想象。在后来的历史著作当中，“列克星敦的枪声”被描绘成一个新国家诞生的第一声信号。当时，交火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乔治三世和他的臣僚大为震怒，认定殖民地踏上了“叛乱”之路，非以更大的武力不足以平服。对殖民地反英派来说，他们发现英国正规军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增添了与之周旋的信心。他们还以此作为新的素材，更加猛烈地抨击母国，称之为“假冒的母亲”和“邪恶的骗子”，甚至加之以“被遗弃的老娼妓”、“劫匪和杀人犯”这样的恶名。(229)可见，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仇怨和对立，已无缓和与化解的余地。

在4月19日以后，来自新英格兰各地的1.5万名民兵迅速集结起来，合力包围了波士顿，由此开始了一场更激烈、更艰苦的战争。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按约定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弗吉尼亚略有军事经验的种植园主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华盛顿在当时并非这一职位的不二之选，然则一俟他的名字进入会议考虑的范围，就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军并不是为了独立而战，而是像当年英国内战中的议会军一样，试图以武力迫使国王让步，按照殖民地居民的愿望建立帝国内部的新秩序。直到战争进行了14个月以后，13个殖民地终于下定决心，借另一个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的笔，发布了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宣言。至此，“殖民地时代”的历史也就画上了句号。

【注释】

(1)参见纳什：《城市熔炉》，第3、7章。

(2)道格拉斯·利奇：《为了帝国的武装：英属北美殖民地军事史》，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73年版，第355～356页。

(3)利奇：《为了帝国的武装：英属北美殖民地军事史》，第367页。

(4)参见W. J. 埃克尔斯：《法国在美洲》，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200～201页。

(5)埃克尔斯：《法国在美洲》，第205页。

(6)本森编：《1750年的美洲》，第1卷，第139～140页。

(7)劳伦斯·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215页。

(8)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41页。

(9)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39页。

(10)马克·伊格纳尔：《一个庞大的帝国：关于美国革命的起源》，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11)厄恩斯特：《“思想意识”和关于革命的经济解释》，见扬编：《美国革命》，第175页。

(12)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39页。

(13)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08页。

(14)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99页。

(15)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30页。

(16)麦卡斯克等：《英属美洲的经济》，第174页。

(17)佚名：《美洲农耕》，第46页。

(18)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48页。

(19)《约翰·亚当斯致阿比盖尔·亚当斯》（1775年10月29日），见L. H. 巴特菲尔德编：《亚当斯家庭通信集》，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63年版，第1卷，第318～319页。

(20)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5～6页。

(21)佚名：《美洲农耕》，第170、174页。

(22)伯纳比：《1759—1760年北美中部定居地旅行记》，第15、23～24页。

(23)查普林：《热切的追求》，第71～91页。

(24)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第2卷，第1168页。

(25)佚名：《美洲农耕》，第303页。

(26)韦尔斯：《1776年以前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第284页。

(27)参见格林：《不平稳的联系：关于美国革命前提条件的分析》，见库兹等编：《美国革命论文集》，第35～41页。

(28)约翰·米勒：《美国革命的起源》，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29)罗西特：《共和国的播种期》，第5、6页。

(30)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99页。

(31)赛拉斯·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99页。

(32)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00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33)纳撒尼尔·奈尔斯：《布道词》（1774年6月5日），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275页。

(34)哈里·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纽约：帕特南之子公司1904—1907年版，第2卷，第255页。

(35)埃德蒙·伯克：《关于与北美和解的演讲》（1775年3月22日），见《美国年鉴》，芝加哥：大英百科全书公司1976年版，第2卷，第314页。

(36)第一届大陆会议：《致魁北克居民的呼吁书》（1774年10月26日），见海尼曼等编：《美国革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231～239页。

(37)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92页。

(38)转引自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36页。

(39)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99页。

(40)坎曼：《纽约殖民地史》，第276页。

(41)科恩编：《美国教育历史文献集》，第1卷，第457页。

(42)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98、99、104页。

(43)布里登博编：《绅士的游踪》，第157页。

(44)转引自兰德：《马里兰殖民地史》，第260页。

(45)参见斯蒂芬·康韦：《从同胞国民到外国人：英国人对美利坚人的看法》，《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5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66～100页。

(46)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51页。

(47)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54～55页。他对殖民地居民在血统上的混合程度的描述，显然是过于夸张的。

(48)克雷弗克：《美洲农场主信札》，第56页。

(49)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编：《亚当斯文集》，波士顿：查尔斯·C·利特尔和詹姆斯·布朗出版社1850—1856年版，第3卷，第475～476页。

(50)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37页。

(51)肯尼思·摩根：《罗伯特·丁威迪关于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报告》，《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65卷第2期（2008年4月），第325～346页。

(52)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76～177页。

(53)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28、29、30、31～32、33页。

(54)《美国年鉴》，第2卷，第74、75页；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纽约：梅雷迪思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1卷，第45～47页；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37、38页。

(55)理查德·范奥尔斯泰因：《帝国与独立：美国革命的国际史》，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65年版，第22页。

(56)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42页。

(57)罗杰斯：《帝国与自由》，第130页。

(58)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46～47页。

(59)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53～54页。

(60)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30页。

(61)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106～107页。

(62)科尔伯恩：《经验之灯》，第65页。

(63)亚当斯：《诺万格拉斯》，1819年版前言，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6页。

(64)参见罗伯特·夏尔霍普：《民主的根源：1760—1800年间的美国思想与文化》，波士顿：特维恩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性》，纽约：典范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11～92页。

(65)克拉克：《自由的语言》，第13页。

(66)参见康韦：《从同胞国民到外国人》，《威廉-玛丽季刊》，第59卷第1期，第65页。

(67)亚当斯：《诺万格拉斯》，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25页。

(68)《1763年公告》，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639～643页。

(69)罗杰斯：《帝国与自由》，第123页。

(70)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22页。

(71)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29页。

(72)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25页。

(73)参见托马斯·巴罗：《英国对旧殖民体系的看法》，见艾莉森·奥尔森等编：《1675—1775年英美政治关系》，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拉格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36页。另一种说法是，172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建议将英国的印花税制推广到北美殖民地。参见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13页。

(74)埃德蒙·摩根：《共和国的诞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5页。

(75)《糖蜜条例》规定，凡非英属美洲殖民地生产的糖蜜和朗姆酒，在进入英属北美时每加仑须分别交纳6便士和9便士关税，糖每112磅须交纳5先令关税。但该法长期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一度加强了该法的实施。《1733年糖蜜条例》，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42～43页。

(76)按照时任贸易委员会主席的查尔斯·汤森的建议，糖蜜的关税应从每加仑6便士降低为2便士，但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表示反对，要求提高税率；经折中，最后确定为每加仑3便士。这一结果既有利于作为糖蜜生产者的种植园主，又可保证英国政府得到适当的财政收入。

(77)《糖税法》，见埃德蒙·摩根编：《革命的序曲：关于1764—1766年〈印花税法〉危机的文献资料》，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3年版，第4～8页。

(78)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33～34页。

(79)《1764年10月18日纽约给平民院的请愿书》，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9、10、13～14页。

(80)《弗吉尼亚议会下院给平民院的抗议书》，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6页。

(81)珀金斯：《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经济》，第133页。

(82)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56～57页。

(83)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75～76页。

(84)《美国年鉴》，第2卷，第87～98页。

(85)《印花税法》，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35～43页。

(86)约翰·布里恩：《英国大臣与北美对〈印花税法〉的抵制》，《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49卷第1期（1992年1月），第92页。

(87)罗伯特·米德尔考夫：《光荣的事业：美国革命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6页；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63～66页。

(88)转引自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115页。

(89)《约翰·亚当斯日记》（1765年12月18日），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155页。

(90)托马斯·惠特利：《论最近制定的管理殖民地的措施以及对其征税的问题》，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7～23页。

(91)索姆·詹宁斯：《论我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反对大不列颠议会征税问题》，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160～161页。

(92)小马丁·霍华德：《哈利法克斯一位绅士的信札》，见梅里尔·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印第安纳波利斯：包布斯-梅里尔公司1967年版，第69页。

(93)理查德·布兰德：《英属殖民地权利探析》，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114页。

(94)丹尼尔·杜拉尼：《论英国议会立法为获得岁入而向英属殖民地征税的适当性问题》，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79～83页。

(95)转引自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169页。

(96)《一个普通农夫的信札》，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75～76页。

(97)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36页。

(98)詹姆斯·奥蒂斯：《英属殖民地权利申论》，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25、40页。

(99)《致〈宾夕法尼亚日报〉出版者》，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88～92页。

(100)奥蒂斯：《英属殖民地权利申论》，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26、27页。

(101)布兰德：《英属殖民地权利探析》，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110、121页。

(102)“权利话语”并不是殖民地权利状况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在殖民地人士极力宣称自己是“自由之子”的时代，北美许多人并未享有“自由的赐福”，黑人、妇女、白人契约仆、底层劳工和罪犯移民等群体，都没有自由可言。参见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纽约：W. W. 诺顿公司1998年版，第10～11页。

(103)约翰·里德：《美国革命时代的自由观》，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2～13页。

(104)伯纳德·贝林编：《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65年版，第1卷，第584页。

(105)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90～91页；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119～143页。

(106)参见加里·纳什：《社会变迁与革命前城市激进主义的兴起》，见扬编：《美国革命》，第27～28页。

(107)贝林编：《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第1卷，第583页。

(108)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232～234页。

(109)“自由之子”这个名称，可能出自英国同情殖民地居民的艾萨克·巴雷的一次演说。

(110)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14页。

(111)《纽约信使报》1766年1月13日；《宾夕法尼亚日报》1766年3月6日；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15页。

(112)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144～158页。

(113)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103页。

(114)《反〈印花税法〉大会宣言》，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62～63页。

(115)约翰·迪金森：《宾夕法尼亚一个农场主致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札》，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141页。

(116)《约翰·亚当斯日记》（1765年12月18日），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154页。

(117)《托马斯·哈钦森致托马斯·波纳尔》，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24页。

(118)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99、103、131、132页。

(119)参见布里恩：《英国大臣与北美对〈印花税法〉的抵制》，《威廉-玛丽季刊》，第49卷第1期，第89～107页。

(120)《伦敦商人致议会下院的请愿书》，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30～131页。

(121)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34～141页。

(122)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67页。

(123)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41页。

(124)《公告令》，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55～156页。该法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均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仅有皮特等少数几个人表示反对。

(125)摩根：《共和国的诞生》，第26页。

(126)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168页。

(127)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69页。

(128)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88～89页。

(129)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164页。

(130)保罗·朗福德：《1763—1775年殖民地报刊中的英国通讯：关于美国革命前英美误解的研究》，见伯纳德·贝林等编：《报刊与美国革命》，波士顿：东北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131)波林·梅尔：《从抵制到革命：殖民地激进派与北美反英运动的发展》，纽约：兰登书屋1974年版，第82页。

(132)奥蒂斯：《英属殖民地权利申论》，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36页。

(133)摩根等：《〈印花税法〉危机》，第301～302页。

(134)《公告令》所宣称的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包含了征税权，当时有人提议不要用“征税权”这样的字眼，故未明确提及。参见埃德蒙·摩根：《1764—1766年殖民地居民对英国议会权力的认识》，见格林编：《美国革命再探讨》，第168页。

(135)丹尼尔·杜拉尼：《论英国议会立法为获得岁入而向英属殖民地征税的适当性问题》，见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88页。但杜拉尼所使用的“内部税”一词，意思十分宽泛，指英国在殖民地征收的一切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款，其中包括关税。参见摩根：《1764—1766年殖民地居民对英国议会权力的认识》，见格林编：《美国革命再探讨》，第173页。

(136)摩根编：《革命的序曲》，第145页。

(137)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173页。

(138)《汤森岁入法》（1767年6月29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63～64页。

(139)当殖民地初建时，就在北美设立了海事法庭，其职责是管理贸易和防范走私。这种法庭在殖民地向来不受欢迎。威廉·佩恩在1701年曾指责设在宾夕法尼亚的海事法庭没有陪审团，对殖民地居民实行歧视。马萨诸塞的杰里迈亚·达默在1721年写成《捍卫新英格兰特许状》，为新英格兰的特许状权利辩护，抨击英国干预殖民地司法。在1763年以后的税收争端中，英国加强海事法庭的功能，将它作为执行新税收政策的工具，更加激起殖民地居民的反感，他们认为，英国是在以违背宪法的手段来实施违背宪法的税收政策。参见戴维·洛夫乔伊：《〈权利意味着平等〉：1764—1776年间反对海事司法的斗争》，见格林编：《美国革命再探讨》，第181～206页。

(140)《马萨诸塞传阅信》（1768年2月11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66～67页。

(141)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226页。

(142)约翰·迪金森：《宾夕法尼亚一个农场主致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札》，见詹森编：《美国革命政论选》，第133、135、138～139、155～156、160页。

(143)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67～68页。

(144)洛夫乔伊：《“权利意味着平等”：1764—1776年间反对海事司法的斗争》，见格林编：《美国革命再探讨》，第200～203页。

(145)《波士顿市民会议决议》（1768年9月13日），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02～204页。

(146)转引自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94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147)此后殖民地人士反复利用这一事件激发民众的反英情绪，呼吁他们牢记1770年3月5日这一天。参见《约瑟夫·沃伦的演说》（1772年3月5日），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14页。

(148)《马萨诸塞议会下院致本杰明·富兰克林》（1771年6月29日），见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178页。

(149)1772年11月2日，波士顿市民会议经塞缪尔·亚当斯提议而设立通讯委员会，并起草了一份名为“波士顿小册子”的文件。成立通讯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马萨诸塞各村镇之间的联系。见摩根：《共和国的诞生》，第57页；米德尔考夫：《光荣的事业》，第216页。

(150)《纽约自由之子的决议》、《费城公民的决议》，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40～245页。

(151)在袭击“加斯比号”缉私船和倾倒茶叶这类毁坏“财产”的行动中，北美反英人士何以都要假扮成印第安人，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这可能反映了美国革命的“多元文化”色彩或白人反英派的“种族意识”。但对当事者而言，这种伪装可能是为了规避“违法”和破坏“财产权”的罪名。据约翰·艾伦在为罗得岛居民毁坏“加斯比号”的行为辩护时说，如果破坏英国舰船的是印第安人，就根本谈不上违法，因为印第安人从未受英国法律的支配；用《圣经》的话说，“在没有法的地方，就无所谓违法”。他同时又说，如果真是罗得岛人所为，也不构成违法，因为一个住在北美的人，怎么可能去违反英国的法律呢？参见约翰·艾伦：《关于自由魅力的演讲》，见埃利斯·桑多兹编：《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布道词》，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309页。关于这篇文献的作者，美国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艾萨克·斯基尔曼。

(152)米勒：《美国革命的起源》，第355页。

(153)范奥尔斯泰因：《帝国与独立》，第35～36页。

(154)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85页；范奥尔斯泰因：《帝国与独立》，第36页。

(155)《波士顿港口条例》（1774年3月31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780～781页。

(156)《马萨诸塞政府条例》（1774年5月20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781～783页。

(157)《司法管理条例》（1774年5月20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784～785页。

(158)《魁北克条例》（1774年6月22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74～76页。

(159)吉普森：《革命的来临》，第227页。

(160)《驻军条例》（1774年6月2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785页。

(161)亨利塔：《1700—1815年美国社会的演变》，第153页。黑体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162)参见莱德编：《变迁的维度》，第191页。

(163)米勒：《美国革命的起源》，第206页。

(164)诺尔：《英国的殖民理论》，第130页。

(165)米勒：《美国革命的起源》，第206页。

(166)戴维·安默曼：《为了共同的事业：北美对1774年强制法令的反应》，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5年版，第13页。

(167)参见J·史蒂文·沃森：《乔治三世在位时期》，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2～143页。

(168)伯克：《关于与北美和解的演讲》（1775年3月22日），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314页。

(169)《约翰·亚当斯致赫奇卡亚·奈尔斯》（1818年2月13日），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10卷，第282、283页。

(170)利瓦伊·哈特：《说自由》（1775年），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308页。

(171)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纽约：W. W. 诺顿公司1972年版，第25页。

(172)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第6页。

(173)布里登博：《1776年精神》，第149页。

(174)《马萨诸塞议会下院致本杰明·富兰克林》（1771年6月29日），见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180页。

(175)乔赛亚·昆西：《乔赛亚·昆西生平回忆录》，纽约：达·卡珀出版社1971年重印，第247页。

(176)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78页。

(177)托马斯·杰斐逊：《英属美洲权利综论》，见朱利安·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件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卷，第125页。

(178)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255、256页。

(179)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07页。

(180)桑多兹编：《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布道词》，第1卷，第302页。

(181)威廉·沃特：《帕特里克·亨利的生平和性格》，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321～323页。

(182)《约瑟夫·沃伦的演说》，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16页。

(183)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02～106页。

(184)《约瑟夫·沃伦的演说》，《美国年鉴》，第2卷，第215页。

(185)《殖民地的权利、违背权利的事例和通讯信件》（1772年11月20日），见库欣编：《塞缪尔·亚当斯文集》，第2卷，第360～368页。

(186)艾伦：《关于自由的魅力的演讲》，见桑多兹编：《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布道词》，第1卷，第311页。

(187)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47～48页。

(188)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49页。

(189)杰斐逊：《英属美洲权利综论》，见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件集》，第1卷，第129页。

(190)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05页。

(191)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98、102页。

(192)艾伦：《关于自由的魅力的演讲》，见桑多兹编：《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布道词》，第1卷，第307页。

(193)杰斐逊：《英属美洲权利综论》，见博伊德编：《托马斯·杰斐逊文件集》，第1卷，第121～135页。

(194)《美国年鉴》，第2卷，第283页。

(195)艾伦：《关于自由的魅力的演讲》，见桑多兹编：《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布道词》，第1卷，第313、323、324页。

(196)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57、126页。

(197)唐纳：《自由树献辞》，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01～102页。

(198)盖德·希契科克：《选举日布道词》（1774年），见海尼曼等编：《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300页。

(199)海尼曼等编：《美国革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191、193、194～195、197页。

(200)转引自科尔伯恩：《经验之灯》，第156页。

(201)伊格纳尔：《一个庞大的帝国》，第15页。

(202)丹尼尔·伦纳德：《致人类各民族》，见海尼曼等编：《美国革命时期政论选》，第1卷，第209～216页。

(203)塞缪尔·西伯里：《论大不列颠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争端》（1774年12月24日），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89～295页。

(204)约翰·亚当斯：《诺万格拉斯：美洲和母国争端的历史》，见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文集》，第4卷，第14页。

(205)昆西：《小乔赛亚·昆西南行日志》，第433页。

(206)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76、77页。

(207)《弗吉尼亚阿尔伯马尔县决议》（1774年7月24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78页。

(208)《弗吉尼亚不进口协议》（1774年8月1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80页。

(209)米德尔考夫：《光荣的事业》，第243页。

(210)《盖洛韦的联盟计划》（1774年9月28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81～82页。

(211)《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和决议》（1774年10月14日），见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83页。

(212)关于商业抵制的开始日期，大陆会议代表进行了激烈辩论。以贸易为主的殖民地担心抵制会带来过重的损失；南部殖民地则希望推迟出口抵制的日期，或者将进口抵制和出口抵制的日期分开，以便种植园主有时间卖掉当年生产的烟草、稻米和小麦等产品。

(213)《联合宣言》，见莫里森编：《关于美国革命和联邦宪法形成的资料与文献》，第122～125页。

(214)约翰·杰伊：《致英国人民书》（1774年10月），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277～282页。

(215)朗福德：《1763—1775年殖民地报刊中的英国通讯》，见贝林等编：《报刊与美国革命》，第281～284页。

(216)克里斯蒂：《帝国的危机》，第93页。

(217)威廉森：《美国的投票权》，第79页。

(218)约翰·奥尔顿：《美国革命》，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15页。

(219)乔治三世在1774年11月18日对诺思勋爵说，新英格兰各殖民地政府处于叛乱状态，他们究竟是英国的臣民还是会脱离英国独立，很快就能见分晓。见奥尔顿：《美国革命》，第16页。

(220)范奥尔斯泰因：《帝国与独立》，第57页。

(221)奥尔顿：《美国革命》，第17、19页。

(222)《诺思勋爵的和解动议》（1775年2月27日），见詹森编：《英国历史文献（第9卷）：美洲殖民地文献》，第839～840页。

(223)伯克：《关于与北美和解的演讲》（1775年3月22日），见《美国年鉴》，第2卷，第312～320页。

(224)米德尔考夫：《光荣的事业》，第266页。

(225)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90页。

(226)奥尔顿：《美国革命》，第22～23页。

(227)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件集》，第1卷，第89页。

(228)奥尔顿：《美国革命》，第24页。

(229)米勒：《美国革命的起源》，第409页。

1776年以前北美历史大事年表

1492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航美洲。

1494年

葡萄牙和西班牙订立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1497年

约翰·卡波特率英国船“马修号”出发到北美探查。

1502年

西班牙人首次将黑人奴隶引入西印度群岛殖民地。

1507年

马丁·瓦德西穆勒建议以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将“新大陆”命名为“America”。

1509—1547年

英国亨利八世在位。

1513年

胡安·彭斯·德莱昂为西班牙获得对佛罗里达的占有权。

1515—1547年

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在位。

1516—1556年

西班牙查理一世在位。

1518—1521年

埃尔南·科尔特斯攻占阿兹特克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

1519—1522年

斐迪南·麦哲伦和胡安·德尔·拉诺率西班牙船队进行环球航行。

1524年

乔万尼·维拉扎鲁率法国船队抵达今北卡罗来纳的菲尔角。

1534年

英国进行宗教改革，确认英国国王为教会首脑。

1534—1536年

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在圣劳伦斯湾和圣劳伦斯河探查。

1539—1543年

西班牙人埃纳多·德索托在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探查。

1541—1542年

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德拉罗克和卡蒂埃在加拿大建立拓殖地，以失败告终。

1547—1553年

英国爱德华六世在位。

1547—1559年

法国亨利二世在位。

1550年（约）

易洛魁联盟形成。

1553—1558年

英国玛丽一世在位。

1555年

烟草首次从美洲进入西班牙。

1556—1598年

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在位。

1558—1603年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1559—1560年

法国弗朗索瓦二世在位。

1560—1574年

法国查理九世在位。

1564年

法国人在佛罗里达建立卡罗琳要塞。

1565—1574年

西班牙人试图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之间建立拓殖地。

1566年

首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佛罗里达。

1572年

波哈坦联盟成立。

1574—1589年

法国亨利三世在位。

1579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抵达今加利福尼亚海岸。

1583年

汉弗莱·吉尔伯特到纽芬兰一带探查。

1585年

沃尔特·罗利派人在罗阿诺克岛建立英国人定居地。

1588年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打败。

1589—1610年

法国亨利四世在位。

1590年

罗利派遣的补给船队发现罗阿诺克岛的移民全部失踪。

1598—1621年

西班牙菲利普三世在位。

1603年

萨米埃尔·德·尚普兰在阿卡迪亚建立法国人定居地。

1603—1625年

英国詹姆斯一世在位。

1606年

詹姆斯一世向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颁发特许状。1606—1608年

普利茅斯公司在缅因的萨加达霍克河畔建立定居地。

1607年

弗吉尼亚公司建立詹姆斯敦。

1609年

亨利·哈得孙探查哈得孙河。

1610—1643年

法国路易十三在位。

1612年

弗吉尼亚尝试种植新的烟草品种。

1613年

法国人建立的罗亚尔港被英国人摧毁。

1614年

约翰·史密斯在新英格兰地区探查。

荷兰人在今奥尔巴尼一带建立贸易点。

弗吉尼亚生产的首批烟草运到英国。

波哈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与英国移民约翰·罗尔夫结婚。

1616年

首批黑人奴隶进入英属百慕大。

1618年

弗吉尼亚废止军事管制，并开始采用“人头权利”的原则分配土地。

1619年

荷兰商人首次将黑人劳工卖到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在詹姆斯敦一座教堂召开。

1620年

清教徒移民订立《五月花号公约》，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

1621—1665年

西班牙菲利普四世在位。

1622年

印第安人袭击弗吉尼亚白人定居点。

1624年

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被吊销，次年弗吉尼亚成为北美第一个王室殖民地。

1625—1649年

英国查理一世在位。

1628—1632年

英国人短期控制阿卡迪亚和魁北克。

1629年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获得单独的特许状。

塞勒姆出现英国人定居点。

约翰·梅森获得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的占有权。

1630—1642年

英国清教徒移民“大迁徙”，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并迅速扩展。

1632年

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获得特许状，筹建马里兰殖民地。

1633年

首批移民抵达马里兰。

魁北克学院在魁北克城建立。

1633—1638年

英国移民进入康涅狄格河谷地区。

1634年

马萨诸塞民选代表首次出席大议会。

1636年

罗杰·威廉斯被逐出马萨诸塞，在普罗维登斯建立定居地。

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在坎布里奇建立一所学院，1639年命名为哈佛学院。

1636—1637年

皮阔特战争。

1638年

安妮·哈钦森被马萨诸塞当局驱逐，在朴次茅斯建立定居点。

马萨诸塞在坎布里奇设立英属北美第一家印刷所。

彼得·米纽特建立新瑞典。

1641年

马萨诸塞编成《自由权法典》。

英属北美第一本书《海湾诗篇集》在波士顿出版。

1642年

法国人建立蒙特利尔。

1642—1649年

英国内战。

1643年

新英格兰联盟成立。

1643—1715年

法国路易十四在位。

1649年

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成为共和国。

马里兰制定宗教宽容法令，1654年被废除。

1650年

英国与荷兰签订《哈特福德条约》，划定新尼德兰和新英格兰的边界。

1652年

马萨诸塞自设铸币厂。

1652—1654年

第一次英荷战争。

1654年

首批犹太人进入新阿姆斯特丹。

1655年

新尼德兰总督征服新瑞典。

1660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英国议会制定《海上贸易条例》。

1660—1685年

英国查理二世在位。

1662年

坎布里奇宗教会议制定“半路规约”，放松加入清教教会的限制。

1663年

查理二世向8位业主颁发卡罗来纳特许状。

1664年

英国派军队夺取新尼德兰，更名纽约。

1665—1667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1700年

西班牙查理二世在位。

1669年

约翰·洛克起草《卡罗来纳基本法》。

1672年

王家非洲公司获得在英属美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

1672—1674年

第三次英荷战争，荷兰人一度夺回纽约。

1673年

英国议会通过《殖民地关税法》。

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建立正规邮路。

1674—1675年

弗吉尼亚议会向英王争取新的特许状，未果。

1675—1676年

新英格兰发生“菲利普王之战”。

1676年

弗吉尼亚发生“培根起事”。

马里兰卡尔弗特县爆发武装民众造反。

1677年

北卡罗来纳发生“卡尔佩珀起事”。

英属殖民地与易洛魁人在奥尔巴尼建立联合关系。

1681年

威廉·佩恩获得宾夕法尼亚特许状。

1682年

佩恩召集宾夕法尼亚各县代表会议，批准他拟定的“政府框架”。

法国人拉萨尔沿密西西比河探查，为法国取得对整个流域地区的占有权。

1684年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特许状被吊销。

1685—1688年

英国詹姆斯二世在位。

1686年

新英格兰领地成立，以埃德蒙·安德罗斯为总督。

1687年

西班牙宣布凡从英属美洲逃到佛罗里达的奴隶均为自由人。

1688年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逊位。

1688—1702年

英国威廉三世（1694年去世）和玛丽二世在位。

1689年

波士顿起事，安德罗斯被囚。

马里兰约翰·库德等人领导起事，业主政权被推翻。

纽约雅各布·莱斯勒领导起事，控制纽约政府至1691年。

1689—1697年

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威廉王之战）。

1690年

英属殖民地远征魁北克失败。

英属北美第一份报纸《公共新闻》在马萨诸塞创刊，不久即被取缔。

1691年

英国向马萨诸塞颁发新特许状，使之成为王室殖民地。

普利茅斯被并入马萨诸塞。

1692—1693年

塞勒姆巫觋审判，20人被处死。

1692—1694年

佩恩的业主地位被取消。

1693年

威廉玛丽学院建立。

1696年

英国设立隶属枢密院的贸易委员会，具体负责殖民地管理事务。

南卡罗来纳借鉴海岛殖民地的经验，在英属北美首次编纂黑奴法典。

1699年

英国议会制定《羊毛制品条例》。

1700—1746年

西班牙菲利普五世在位。

1701年

耶鲁学院在纽黑文建立。

佩恩在宾夕法尼亚颁布“特权宪章”。

1702年

东、西新泽西合并，成为王室殖民地。

1702—1714年

英国安妮女王在位。

1702—1713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

1707年

苏格兰与英格兰正式合并。

1712年

纽约发生奴隶暴动。

1713年

欧洲交战各国签订《乌特勒支和约》。

1714—1727年

英国乔治一世在位。

1715—1716年

雅马西战争。

1715—1774年

法国路易十五在位。

1716年

巴尔的摩勋爵恢复在马里兰的业主地位。

1720年

南卡罗来纳成为王室殖民地。

1721年

新英格兰和伦敦之间开设正规的邮政业务。

1721—1747年

罗伯特·沃波尔主持英国内阁事务。

1727—1760年

英国乔治二世在位。

1729年

北卡罗来纳成为王室殖民地。

1730年

“大车道”开始修建。

托马斯·戈弗雷发明象限仪。

1731年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建立外借式图书馆。

1732年

英国议会制定《制帽条例》。

《穷理查德历书》首次在费城出版。

英王颁发佐治亚特许状。

1733年

第一批移民抵达佐治亚。

英国议会制定《糖蜜条例》。

1734—1735年

乔纳森·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领导宗教复兴运动。

1735年

曾格案。

1737年

特拉华印第安人与宾夕法尼亚业主达成“步行购买”。

1739年

南卡罗来纳发生“斯托诺奴隶造反”。

1739—1748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王之战）。

1740年

英国制定殖民地入籍法。

1743年

美利坚科学研究会在费城建立。

1746年

新泽西学院建立。

1746—1759年

西班牙斐迪南六世在位。

1747年

弗吉尼亚俄亥俄公司成立，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开展土地投机活动。

1748年

欧洲交战各国签订《亚琛和约》。

1748—1751年

瑞典学者彼得·卡尔姆在北美考察。

1750年

英国议会制定《炼铁条例》。

1752年

英国放弃儒略历，改用格里戈利历，以1月1日为一年之始。

1754年

英王学院得到许可证。

7个殖民地的代表在奥尔巴尼举行会议，提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乔治·华盛顿率弗吉尼亚民兵与法军对峙，“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战”爆发。

1755年

费城学院得到许可证。

1759—1788年

西班牙查理三世在位。

1760—1820年

英国乔治三世在位。

1761年

约翰·温斯罗普在纽芬兰观察金星凌日。

1763年

欧洲交战各国签订《巴黎和约》。

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边界线勘定，得名“梅森狄克逊线”。

1763—1764年

宾夕法尼亚发生“帕克斯顿健儿”起事。

1763—1766年

庞蒂亚克战争。

1764年

罗得岛学院成立。

英国议会通过《糖税法》。

英国议会制定《货币条例》。

1765年

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在北美引起抗议和抵制风潮。

10月反印花税法大会在纽约召开。

各地建立“自由之子”，领导抵制《印花税法》的运动。

1766年

英国政府取消《印花税法》，同时发布《公告令》。

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达奇斯、奥尔巴尼等县发生抗租暴动。

纽约和费城之间开辟马车客运线路。

女王学院建立。

1766—1771年

北卡罗来纳西部发生“自订约章者”运动。

1767年

纽约议会因抵制1765年《驻军条例》而被解散。

英国议会通过《汤森税法》。

丹尼尔·布恩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深入肯塔基探查，开辟了西进的新路线。

1768年

马萨诸塞议会因抵制英国税收政策而被解散。

1770年

“波士顿惨案”。

1772年

英国缉私舰船“加斯比号”在普罗维登斯附近海域被焚毁。

1773年

各地建立通讯委员会。

英国议会制定《茶叶法》。

波士顿发生倾茶事件。

1774年

英国政府制定惩处马萨诸塞的四项“强制措施”。

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1775年

4月19日北美民兵与英军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枪战，独立战争开始。

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

1776年

7月4日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

参考书目

一、基本史料

1.Adams，Charles Francis，ed. The Works of John A dams. 10 vols. Boston：Charles C. Little ＆ James Brown，1850-1856.

2.Adler，Mortimer J. ，ed. in chief. The Annals of America. Vol. 1-2.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 ，1976.

3.Andrews，William L. Journeys in the New World：Early American Women's Narratives.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4.[Anonymous]. American Husbandry. ed. Harry J. Carma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

5.Armstrong，Virginia Irving，ed. I Have Spoken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the Voice of the Indians. Chicago：The Swallow Press，1971.

6.Axtell，James. The Indian Peoples of Easter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ex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7.Bailyn，Bernard，ed.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50-1776.Vol. 1.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8.Bartlett，John Russell，ed. Records of the Colony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in New England. Vol. 1-2.Providence：A. Crawford Greene and Brother，State Printers，1856-1857.

9.Benson，Adolph B. ，ed. The America at 1750：Peter Kalm's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 2 vols. New York：Wilson-Erickson Inc. ，1937.

10.Beverley，Robert.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ed. Louis B. Wright.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7.

11.Billings，Warren M. ，ed. The Old Domin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rginia，1606-1689.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

12.Boyd，Julian P.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 ferson. Vol. I.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

13.Bradford，William.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1620-1647.2 vol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2.

14.Bridenbaugh，Carl，ed. Gentleman's Progress：The Itinerarium of Dr. A lexander Hamilton，1744.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48.

15.Brodhead，John Romeyn，ed. 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Procured in Holland，England and France. Vol. III. Albany：Weed，Parsons and Company，1853.

16.Browne，William Hand，ed. Archives of Maryland：Proceedings and Ac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Maryland，January 1637/8-September 1664.Baltimore：Maryland Historical Society，1883.

17.Browne，William Hand，ed. Archives of Maryland：Proceedings and Ac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Maryland，A pril 1664-June 1692.Baltimore：Maryland Historical Society，1894.

18.Burnaby，Andrew. Travels Through the Middle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in the Year 1759 and 1760.London：1798.（http://galenet.galegroup.com）

19.Butterfield，L. H. ，ed. A 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 Vol. I. 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20.Candler，Allen D. ，ed.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Vol. 18.Atlanta：Chas. P. Bryd，1910.

21.Clark，Walter，ed. The State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Vol. XXIII. Goldsboro：Nash Brothers，1904.

22.The Coloni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Boston，1887.

23.The Colonial Laws of New York f rom the Year 1664 to the Revolution. Vol. 1-5.Albany：James B. Lyon，State Printer，1894.

24.Cohen，Sol，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Documentary History. Vol. 1-2.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25.Commager，Henry Steele，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2 vols. ，7th ed.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3.

26.Crevecoeur，J. Hector St. John. Letters f 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Fox，Duffield ＆ Company，1904.

27.Cushing，Harry Alonzo，ed. The Works of Samuel A dams. Vol. 1-3.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04-1907.

28.Cushing，John D. ，ed. The Laws and Liberties of Massachusetts，1641-1691.Vol. 1.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6.

29.Demos，John. Remarkable Providences：Reading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Boston：Northeast University Press，1991.

30.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D. C. ，1975.

31.Dunn，Richard S. ，et al. ，eds. The Journal of John Winthrop 1630-1649.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2.Dunn，Richard S.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William Penn. Vol. 2.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

33.Farrand，Max，ed. The Laws and Liberties of Massachusett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9.

34.Force，Peter，ed. Tracts and Other Papers，Relating Principally to the Origins，Settlement，and Progress of the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f 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untry to the Year 1776.Vol. 1-4，reprinted. Gloucester，Mass. ：Peter Smith，1963.

35.Franklin，Benjamin. Poor Richard's A lmanack，1733-1758.in Benjamin Franklin，Writings. 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7.

36.Gelb，Norman，ed. Jonathan Carvers's Travels Through America，1766-1768.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93.

37.Greene，Jack P. ，ed. Settlements to Society：1584-1763.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38.Hall，Michael G. ，et al. ，ed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America：Documents on the Colonial Crisis of 1689.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4.

39.Hening，William Waller，ed. The Statutes at Large；Being a Collection of all the Laws of Virginia，f rom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in the Year 1619.Vol. 1-9.New York：R. ＆ W. ＆ G. Bartow，1821-1823（Reprinted in 1969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40.Heimert，Alan，and Andrew Delbanco，eds. The Puritan in America：A Narrative Antholog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1.Hutchinson Papers. Vol. 1-2.New York：Burt Franklin，1865（reprinted，1967）.

42.Hutchinson，Thomas. The History of the Colony and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

43.Hyneman，Charles S. ，and Donald S. Lutz，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1760-1805.2 vols. 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83.

44.Jefferson，Thomas.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ed. William Peden. New York：W. W. Norton，1972.

45.Jensen，Merrill，ed.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In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9.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5.

46.Jensen，Merrill，ed. 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76.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67.

47.Johnson，Edward. Johnson's Wonder-Working Providence，1628-1651.ed. J. Franklin Jameson.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0.

48.Jones，Hugh.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6.

49.Kavenagh，W. Keith，ed. Foundations of Colonial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3 vols.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73.

50.“The King's Answer to the Nineteenth Propositions，18 June 1642，”in The Stuart Constitution，1603-1688：Documents and Commentary. ed. J. P. Kenyon.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

51.Labaree，Leonard Woods，ed. Royal Instructions to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ors，1670-1776.Vol. 1-2.New York：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1935.

52.Lemay，J. A. Leo，and P. M. Zall，eds.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1.

53.Lutz，Donald S. ，ed. Documents of Political Foundation Written by Colonial Americans：From Covenant to Constitution. 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6.

54.McIlwaine，H. R. ，ed. Journal of the House of Burgesses of Virginia. Richmond，1913.

55.Mancall，Peter C. ，ed. Envisioning America：English Plans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North America，1580-1640.Boston：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1995.

56.Mitchell，James T. ，and Henry Flanders，eds. The Statute at Large of Pennsylvania f rom 1682-1801.Vol. 3-9.Philadelphia：Clarence M Busch，State Printer，1896-1903.

57.Moore，Dennis D. ，ed. More Letters from the American Farmer：An Edition of the Essays in English Lef t Unpublished by Crèvecoeur. 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5.

58.Moquin，Wayne，et al. ，eds. 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

59.Morgan，Edmund S，ed. The Founding of Massachusetts：Historians and the Sources. 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 ，1964.

60.Morgan，Edmund S，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Sources and Documents on the Stamp Act Crisis，1764-1766.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3.

61.Morgan，Edmund S，ed. Puritan Political Ideas，1558-1794.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 ，1965.

62.Morgan，Kenneth，ed. “Robert Dinwiddie's Reports on the British American Colon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ies，Vol. LXV，Number 2（April 2008）：305-346.

63.Morison，Samuel Eliot，ed. Sources an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1764-178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64.Moynihan，Ruth Barnes，et al. ，eds. Second to Non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Vol. I.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3.

65.Mulford，Carla，gen. ed. Early American Writing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66.O'Callagham，E. B.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ol. 1.Albany：Weed，Parsons ＆ Co. ，1850.

67.Pilkington，Walter，ed. The Journal of Samuel Kirkland：18th-Century Missionary to the Iroquois，Government A gent，Father of Hamilton College. Clinton，NY：Hamilton College，1980.

68.Pulsifer，David，ed. Recordsof the Colony of New Plymouth in New England，Vol. 2：Laws，1623-1682.Boston：The Press of William White，1861（reprinted in 1968 by AMS Press in New York）.

69.Quincy，Josiah，Jr. Memoir of the Life of Josiah Quincy. 1st ed. 1825.New York：Da Capo Press，1971.

70.Quincy，Josiah，Jr.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Josiah Quincy，Jr. ，1773.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Proceedings，Vol. XLIX，October，1915-June，1916.

71.The Records of the Town of Cambridge，Massachusetts，1630-1703.Cambridge，Mass. ，1901.

72.Robertson，William.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 of Taking up and Patenting of Land in Her Majesty's Colony and Dominion of Virginia with Reasons Humbly Offered for the Continuance Thereof.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Second Series，Vol. 3，No. 2（Apr. ，1923）：137-142.

73.Sandoz，Ellis，ed.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Era. 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91.

74.Saunders，William L. ，ed.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Vol. 1-10.Raleigh：P. M. Hale，1886-1890.

75.Shurtleff，Nathaniel B. ，ed. Records of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in New England. Vol. 1-4.Boston：The Press of William White，1853-1854.

76.Smith，John. Advertisements for the Unexperienced Planters of New England. London：John Haviland，1631.（http://eebo.chadwyck.com）

77.Smith，John. 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or The Observations and Discoveries of Captain John Smith. London：Humfrey Lownes，1616.（http://eebo.chadwyck.com）

78.Smith，John.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New England，and the Summer Isles. 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Inc. ，1966.

79.Thomas，Gabriel.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and Country of Pennsylvania，in Albert Bushnell Hart，ed. ，American History Told by Contemporaries，Vol. II：Building the Republic 1689-178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

80.Thorpe，Francis Newton，ed.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Colonial Charters，and Other Organic Laws of the State，Territories，and Colonies Now or Heretofore Form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 vol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9.

81.Trumbull，J. Hammond，ed. The Public Records of the Colony of Connecticut. Vol. 1-2.Hartford：Brown ＆ Parsons，1850-1852.

82.Whitehead，William A. ，e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Vol. 1.Newark：The Daily Journal Establishment，1880.

83.Winthrop Papers. Vol. 2，4.Boston：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931，1944.

84.Wright，Louis B. ，ed. The Secret Diary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1709-1712.Richmond：The Dietz Press，1941.

二、英文论著

1.Adams，James Truslow. Provincial Society，1690-176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7.

2.Alden，John Rich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5-1783.New York：Harper ＆ Row，1962.

3.Allen，David Grayson. In English Ways：The Movement of Societies and the Transferal of English Local Law and Custom to Massachusetts Ba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82.

4.Alstyne，Richard W. Van. Empire and Independence：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65.

5.Ammerman，David. In the Common Cause：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Coercive Acts of 1774.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5.

6.Anderson，Virginia Dejohn. New England's Generation：The Great Mi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7.Andrews，Charles M.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Four 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 ，1942.

8.Andrews，Charles M.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4 vol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1938.

9.Appelbaum，Robert，and John Wood Sweet，eds. Envisioning an English Empire：Jamestown and the Mak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Worl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

10.Aptheker，Herbert. The Colonial Era. 2nd ed.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6.

11.Axtell，James. Beyond 1492：Encounter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2.Axtell，James. The Invasion Within：The Contest of Culture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3.Axtell，James. The School upon a Hill：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6.

14.Baigell，Matthew. A Concise History of America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6.

15.Bailyn，Bernard.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

16.Bailyn，Bernar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17.Bailyn，Bernard.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18.Bailyn，Bernar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8.

19.Bailyn，Bernard.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An Introduction.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6.

20.Bailyn，Bernard. Voyagers to the West：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88.

21.Bailyn，Bernard，and John B. Hench，eds. The Pres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1.

22.Bailyn，Bernard，and Philip D. Morgan，eds. Strangers within the Realm：Cultural Margin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23.Bancroft，Georg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 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Boston：Charles C. Little and James Brown，1839.

24.Barck，Oscar Theogore，and Hugh Talmage Lefler.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8.

25.Barrow，Thomas C. Trade and Empire：The British Customs Service in Colonial America，1660-1775.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26.Becker，Carl.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60-1776.Madison，Wi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09.

27.Beeman，Richard R. “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Virginia：Lunenberg County，1746to1774.”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5，No. 3（Jul. ，1978）：455-476.（http://links.jstor.org）

28.Beeman，Richard R.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A Case Study of Lunenburg County，Virginia，1746-1832.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

29.Bender，Thomas. A Nation Among Nations：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Hill and Wang，2006.

30.Bernhard，Virginia. “Povert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rginiam. ”Th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Vol. 85，No. 2（Apr. ，1977）：141-155.（http://links.jstor.org）

31.Bidwell，Percy Wells，and John I. Falconer. History of A 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1620-1860.Washington：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25.

32.Billings，Warren M. ，and John E. Selby，Thad W. Tate. Colonial Virginia：A History. White Plains， New York：KTO Press，1986.

33.Bonomi，Patricia U. A Factious People：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ew York.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34.Bonomi，Patricia U.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Religion，Society，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5.Boorstin，Daniel J. The Americans：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58.

36.Booth，Sally Smith. Seeds of Anger：Revolt in America，1607-1771.New York：Hastings House，1977.

37.Bouton，Terry. Taming Democracy：“The People，”the Founders，and the Troubled End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8.Breen，T. H. Puritans and A dventurers：Changes and Persistence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39.Bremer，Francis J. The Puritan Experiment：New England Society from Bradford to Edwards.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6.

40.Bridenbaugh，Carl. “The Neglected First Half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53，No. 3（Apr. ，1948）：506-517.（http://links.jstor.org）

41.Bridenbaugh，Carl. Cities in Revolt：Urban Life in America，1743-1776.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8.

42.Bridenbaugh，Carl.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The First Century of Urban Life in America，1625-1742.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0.

43.Bridenbaugh，Carl. Myths ＆ Realities：Societies of the Colonial South. New York：Athenaeum，1966.

44.Bridenbaugh，Carl. The Spirit of‘76：The Growth of American Patriotism before Independence，1607-177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45.Brock，Leslie V. The Currency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1700-1764：A Study in Colonial Finance and Imperial Relations. New York：Arno Press，1975.

46.Brown，Kathleen M. Good Wives，Nasty Wenches，and Anxious Patriarchs：Gender，Race，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The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96.

47.Brown，Robert E. 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1691-178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69.

48.Brown，Robert E. ，and B. Katherine Brown. Virginia 1705-1786：Democracy or A ristocracy？East Lansing，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64.

49.Bruce，Phillip Alexander. Economic History of Virgin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n Inquiry into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Based upon Original and Contemporaneous Records. 2 vols. 1st ed. ， New York：Macmillan，1895；reprinted， New York：Peter Smith，1935.

50.Bruce，Phillip Alexander.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Virginia in the Seventeen Century：An Inquiry into the Religious，Moral，Educational，Legal，Military，and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based on Original and Contemporaneous Records. 2 vols.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1910.

51.Bullion，John L. “British Ministers and American Resistance to the Stamp Act，October-December 1765.”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49，No. 1（Jan. ，1992）：89-107.（http://links.jstor.org）

52.Burns，John F. Controversies between Royal Governors and Their Assemblies in the Northern American Colonies.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23（reprinted，1969）.

53.Bushman，Richard L. From Puritan to Yankee：Charac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onnecticut，1690-1765.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54.Butler，Jon. Becoming America：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5.Calhoun，Arthur W.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 Vol. 1.New York：Barnes ＆ Noble，Inc. ，1st ed. ，1917；2nd ed. ，1945.

56.Calloway，Colin G. New Worlds for All：Indians，Europeans，and the Remaking of Early Americ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57.Carr，Lois Green，and Russell R. Menard. “Land，Labor，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Early Maryland：Some Limits to Growth in the Chesapeake System of Husband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49，No. 2（Jun. ，1989）：407-418.（http://links.jstor.org）

58.Carr，Lois Green，Russell R. Menard，and Lorena S. Walsh. Robert Cole's World：A gri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aryland.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59.Carson，Cary，et al. ，eds. Of Consuming Interests：The Style of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4.

60.Cary，John. “Statistical Method and the Brown Thesis on Colonial Democrac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0，No. 2（Apr. ，1963）：251-264.（http://links.jstor.org）

61.Cassedy，James H. Demography in Early America：Beginnings of the Statistical Mind，1600-1800.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2.Chapin，Bradley.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Law of Treas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17，No. 1（Jan. ，1960）：4-21.（http://links.jstor.org）

63.Chaplin，Joyce E. An Anxious Pursuit：A gricultural Innovation ＆ Modernity in the Lower South，1730-181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

64.Cheyney，Edward Potts. European Background of American History，1300-1600.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04（reprinted，1966）.

65.Chitwood，Oliver P. A History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1.

66.Christie，I. R. Crisis of the Empire：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1754-1785.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66.

67.Clark，J. C. D. The Language of Liberty 1660-1832：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68.Cobb，Sanford H. The Rise of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A History.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2.

69.Colbourn，H. Trevor. The Lamp of Experience：Whig Histor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4.

70.Coleman，Kenneth. Colonial Georgia：AHi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

71.Conway，Stephen. “From Fellow-Nationals to Foreigners：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s，circa 1739-1783.”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ies，Vol. LIX，no. 1（January 2002）：65-100.

72.Countryman，Edward. Americans：A Collision of Histories. New York：Hill and Wang，1996.

73.Cox，Jeffrey，and Shelton Stromquist，eds. Contesting the Master Narrative：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8.

74.Craven，Wesley Frank. The Colonies in Transition：1660-1713.New York：Harper ＆ Row，1968.

75.Craven，Wesley Frank. The Souther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607-1689.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49.

76.Craven，Wesley Frank. White，Red，and Black：The Seventeenth-Century Virginian.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1.

77.Cremin，Lawrence A. American Education：The Colonial Experience，1607-1783.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0.

78.Cronon，William. 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Hill ＆ Wang，1983.

79.Crowley，J. E. This Sheba，Self：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Economic Lif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

80.Curtin，Philip 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9.

81.Daniels，Bruce C. Puritans at Play：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5.

82.Daniels，Bruce C. ，ed. Town and County：Essays on the Struc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Middletown，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8.

83.Davis，David Brion. Inhuman Bondage：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ry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84.Davis，Ralph.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85.Debo，Angie.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0.

86.Degler，Carl N. “Slavery and the Genesis of American Race Prejudi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 2，No. 1（Oct. ，1959）：49-66.（http://links.jstor.org）

87.Demos，John. A Little Commonwealth：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88.Dickerson，Oliver Morton. American Colonial Government，1696-1765：A Study of the British Board of Trade in Its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Colonies，Political，Industrial，and A dministrative. C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1912.

89.Dinkin，Robert J. Voting in Provincial America：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Thirteen Colonies，1689-1776.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1977.

90.Dow，George Francis. Every Day Life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Boston：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ew England Antiquities，1935.

91.Dunn，Richard S. Sugar and Slaves：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1624-1713.New York：W. W. Norton，1973.

92.Earle，Alice Morse. Home Lif e in Colonial Days. New York：Macmillan，1926.

93.Eccles，W. J. France in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Row，1973.

94.Egnal，Marc. A Mighty Empire：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95.Ekirch，A. Roger. “Poor Carolina”：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1729-1776.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96.Elkins，Stanley M. Slavery：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New York：Universal Library，1963.

97.Elliott，Emory，gen.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98.Elliott，Emory，gen.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99.Elton，G. R.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2nd ed. London：Methuen ＆ Co. ，Ltd. ，1974.

100.Engerman，Stanley L. ，and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ol. I：The Colonial Er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01.Ernst，Joseph Albert. “Genesis of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Virginia Paper Money and the Protection of British Investment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2，No. 1（Jan. ，1965）：33-74.（http://links.jstor.org）

102.Ernst，Joseph Albert. “The Currency Act Repeal Movement：A Study of Imperial Politics and Revolutionary Crisis，1764-1767.”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5，No. 2（Apr. ，1968）：177-211.（http://links.jstor.org）

103.Fischer，David Hackett. Albion's Seed：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04.Flaherty，David H. ，ed.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n Law.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

105.Fogel，Robert William，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

106.Fogel，Robert William.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W. W. Norton，1989.

107.Fogleman，Aaron S. “From Slaves，Convicts，and Servants to Free Passengers：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85，No. 1（Jun. ，1998）：43-76.（http://links.jstor.org）

108.Fogleman，Aaron. “Migrations to the Thirteen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1700-1775：New Estimat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22，No. 4（Spring，1992）：691-709.（http://links.jstor.org）

109.Foner，Eric.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98.

110.Galenson，David W.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An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11.Gibson，Arrell M. The American Indian：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mpany，1980.

112.Gibson，Charles. Spain in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Row，1967.

113.Gill，Crispin. May f lower Remembered：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Pilgrims. 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0.

114.Gipson，Lawrence Henry.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1763-1775.New York：Harper ＆ Row，1962.

115.Goodfield，Joyce D. Before the Melting Pot：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York City，1664-173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116.Goodman，Paul，ed. 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7.

117.Grant，Charles S. “Land Speculat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Kent，1738-1760.”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 28，No. 1（Mar. ，1955）：51-71.（http://links.jstor.org）

118.Grant，Charles S. Democracy in the Connecticut Frontier Town of Kent.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2.

119.Gray，Lewis Cecil. History of A 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2 vols. New York：Peter Smith，1941.

120.Greene，Evarts Boutell，and Virginia D. Harrington. American Population before the Federal Census of 179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2.

121.Greene，Evarts Boutell. Religion and the State：The Making and Testing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41.

122.Greene，Evarts Boutell.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in the English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898（reprinted，1966）.

123.Greene，Jack P. “Coloni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a Continuing Problem.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ies，Volume LXIV，Number 2（April 2007）：235-250.

124.Greene，Jack P.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Power in 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1720-1776.”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d Series，Vol. 16，No. 4（Oct. 1959）：485-506.（http://links.jstor.org）

125.Greene，Jack P. Pursuits of Happiness：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126.Greene，Jack P. The Quest for Power：The Lower House of Assembly in the Southern Royal Colonies，1689-1776.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Inc. ，1963.

127.Greene，Jack P. ，ed. Grea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1606-1763.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0.

128.Greene，Jack P. ，e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89.New York：Harper ＆ Row，1968.

129.Greene，Jack P. ，and J. R. Pole，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

130.Greene，Jack P. ，and Richard M. Jellison.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 in Imperial-Colonial Relations，1764-1776.”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18，No. 4（Oct. ，1961）：485-518.（http://links.jstor.org）

131.Greven，Philip J. ，Jr. Four Generations：Population，Land，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132.Gummere，Richard M. The American Colonial Mind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133.Gutman，Herbert.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

134.Hall，David D. The Faithf ul Shepherd：A History of the New England Mini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4.

135.Hall，Michael G. Edward Randolph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1776-1703.New York：W. W. Norton，1969.

136.Handlin，Oscar and Lillian. Liberty and Power，1600-1760.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6.

137.Handlin，Oscar and Mary F. “Origins of the Southern Labor System.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7，No. 2（Apr. ，1950）：199-222.（http://links.jstor.org）

138.Hawke，David Freeman. Everyday Life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88.

139.Heimert，Alan.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140.Henretta，James A.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170 0 1815：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mpany，1973.

141.Henretta，James 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Collected Essays.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

142.Henretta，James A. ，and Gregory H. Nobles.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merican Society，1600-1820.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mpany，1987.

143.Hindle，Brooke. “The March of the Paxton Boy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No. 4（Oct. ，1946）：462-486.（http://links.jstor.org）

144.Hoffer，Peter Charles，ed. Commerce and Community：Selected A rticles on the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8.

145.Hoffer，Peter Charles，ed. Indians and Europeans：Selected A rticles on Indian-White Relations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Co. ，1988.

146.Hoffer，Peter Charles，ed. Planters and Yeomen：Selected A rticles on the Southern Colonies.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8.

147.Hoffer，Peter Charles，ed. The Context of Colonization：Selected A rticles on Britai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Colonization.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8.

148.Hoffman，Ronald，Mechal Sobel，and Fredrika J. Teute，eds. Trough a Glass Darkly：Ref lections on Personal Identi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

149.Hofstadter，Richard. America at 1750：A Social Portrait.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1.

150.Holliday，Carl. Woman's Life in Colonial Days.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22.

151.Horn，James. A dapting to a New World：English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

152.Hudson，Palmer. “Songs of the North Carolina Regulator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4，No. 4（Oct. ，1947）：470-485.（http://links.jstor.org）

153.Hughes，J. R. T.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6.

154.Illick，Joseph E. Colonial Pennsylvania：A Hi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

155.Innes，Stephen，ed. Work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156.Innes，Stephen. Creating the Commonwealth：The Economic Culture of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W. W. Norton，1995.

157.Isaac，Rhys.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1740-179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158.Jennings，Franci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Indians，Colonialism，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6.

159.Jernegan，Marcus Wilson. Laboring and Dependent Classes in Colonial America，1607-1783.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

160.Jones，Alice Hanson.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161.Jones，Douglas Lamar. Village and Seaport：Migration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1.

162.Jordan，Winthrop D. White over Black：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1550-1812.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7.

163.Kammen，Michael G. Colonial New York：A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64.Kammen，Michael G. ，e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America：Democracy or Deference. 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7.

165.Kars，Marjoleine. Breaking Loose Together：The Regulator Rebellion in Pre-Revolutionary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

166.Kennedy，Michael V. ，and William G. Shade，ed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The State of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2001.

167.Kettner，James H.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1608-187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8.

168.Kim，Sung Bok. Landlord and Tenant in Colonial New York：Manorial Society，1664-177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8.

169.Klein，Milton M. The Politics of Diversity：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New York. 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1974.

170.Klein，Rachel N. “Ordering the Backcountry：The South Carolina Regulati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8，No. 4（Oct. ，1981）：661-680.（http://links.jstor.org）

171.Knorr，Klaus E.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1570-1850.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44.

172.Kraus，Michael. The Atlantic Civilization：18th Century Origin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

173.Kukla，Jon. “Order and Chaos in Early America：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Pre-Restoration Virgini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90，No. 2（Apr. ，1985）：275-298.（http://links.jstor.org）

174.Kulikoff，Allan. From British Peasants to Colonial American Farmers.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175.Kulikoff，Allan. Tobacco and Slaves：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ulture，1680-180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6.

176.Kupperman，Karen Ordahl，ed. America in European Consciousness，1493-175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177.Kurtz，Stephen G.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3.

178.Labaree，Benjamin W. America's Nation Time，1607-1780.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6.

179.Labaree，Benjamin W. Colonial Massachusetts：A History. Millwood，NY：KTO Press，1979.

180.Labaree，Leonard Woods. Royal Government in America：A Stud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 before 1783.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30（2nd ed. ，1958）.

181.Land，Aubrey C. Colonial Maryland：A History. White Plains，NY：KTO Press，1981.

182.Landsman，Ned C. From Colonials to Provincials：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1680-1760.Ithaca：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183.Langdon，George D. ，Jr. “The Franchis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in Plymouth Colon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0，No. 4（Oct. ，1963）：513-526.（http://links.jstor.org）

184.Laslett，Peter. The World We Have Lost. London：Methuen and Company，1971.

185.Leach，Douglas Edward. A rms for Empire：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1607-176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73.

186.Leder，Lawrence H. ，ed. Dimensions of Change：Problems and Issues of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Minneapolis：Burgess Publishing Company，1972.

187.Lefler，Hugh T. ，and William S. Powell. Colonial North Carolina：A Hi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3.

188.Leonard，Joan de Lourdes. “Elections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11，No. 3（Jul. ，1954）：385-401.（http://links.jstor.org）

189.Lewis，Theodore B. “Land Speculation and the Dudley Council of 1686.”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1，No. 2（Apr. ，1974）：255-272.（http://links.jstor.org）

190.Lokken，Roy N.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Colonial Political Thought.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16，No. 4（Oct. ，1959）：568-580.（http://links.jstor.org）

191.Lovejoy，David 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America.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2.

192.Maier，Pauline. “Popular Uprisings and Civil Author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7，No. 1（Jan. ，1970）：4-35.（http://links.jstor.org）

193.Maier，Pauline.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1765-1776.New York：Vintage Books，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1974.

194.Main，Jackson Turner.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195.Mancke，Elizabeth，and Carole Shamas，eds. The Creation of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

196.Marshall，P. J. ed. The Ox 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 II：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97.Martin，James Kirby，ed.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Nation Making：Essays on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Madison：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976.

198.May，Henry F. 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99.McClellan，B. Edward.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1607-Present.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

200.McCusker，John，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

201.McGaw，Judith A. ，ed. Early American Technology：Making ＆ Doing Things f rom the Colonial Era to 185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

202.McInnis，Edgar. Canada：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Rinehart ＆ Company，1959.

203.Menard，Russell R. “From Servant to Freeholder：Status Mobility and Property Accumul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yland.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0，No. 1（Jan. ，1973）：37-64.（http://links.jstor.org）

204.Middlekauff，Robert. The Glorious Caus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205.Miller，John 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06.Miller，John C. The First Frontier：Life in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1966.

207.Miller，Kerby A. Emigrants and Exiles：Ireland and the Irish Exodus to North Ame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08.Miller，Perry. The New England Mind：From Colony to Province. Cambridge，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209.Morgan，Edmund S. 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 dom：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5.

210.Morgan，Edmund S.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1763-1789.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211.Morgan，Edmund S. The Puritan Dilemma：The Story of John Winthrop. New York：Harper Collins，Publishers，1958.

212.Morgan，Edmund S. The Puritan Family：Religion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England. 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44.

213.Morgan，Edmund S. The Visible Saints：The History of a Puritan Idea.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5.

214.Morgan，Edmund S. ，and Helen M. Morgan. The Stamp Act Crisis：Prologue to Revolution.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3.

215.Morgan，Philip D. Slave Counterpoint：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country.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

216.Morison，Samuel Eliot.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The Northern Voyages A. D. 500-16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17.Morison，Samuel Eliot.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0.

218.Morris，Richard B.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Octagon Books，1975.

219.Munroe，John A. Colonial Delaware：A History. Millwood，NY：KTO Press，1978.

220.Nash，Gary B. Quakers and Politics：Pennsylvania，1681-1726.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

221.Nash，Gary B. Red，White，and Black：The Peoples of Early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 ，1974.

222.Nash，Gary B. The Urban Crucible：Social Changes，Political Consciousness，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23.Nash，Gary B. ，ed. Class and Society in Early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 ，1970.

224.Nettels，Curtis P. The 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onial Lif e.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2nd ed. ，1963.

225.Newcomb，Benjamin H. Political Partisanship in the American Middle Colonies，1700-1776.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

226.Newman，Eric P. ，ed. Studies on Money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76.

227.Newman，Peter C. Company of A dventures. Vol. 1.Penguin Books，Canada Ltd. ，1985.

228.Norton，Mary Beth. Founding Mothers ＆ Mothers：Gendered Power and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6.

229.Notestein，Wallace. The English People on the Eve of Colonization，1603-1630.New York：Harper ＆ Row，1962.

230.Oakes，James. The Ruling Race：A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holder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2.

231.Olson，Alison Gilbert，and Richard Maxwell Brown，eds.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Relations，1675-1775.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0.

232.Olwell，Robert，and Alan Tully，ed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233.Osgood，Herbert L.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4 vols. Gloucester，Mass. ：Peter smith，reprinted，1958.

234.Osgood，Herbert L.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3 vols. Gloucester，Mass. ：Peter Smith，reprinted，1957.

235.Palliser，D. M. The A ge of Elizabeth：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1547-1603.London：Longman，1983.

236.Pares，Richard. Yankees and Creoles：The Trade between North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Archon Books，1956（abridged ed. ，1968）.

237.Perkins，Edwin J.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238.Perry，James R. The Formation of A Society on Virginia Eastern Shore，1615-1655.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0.

239.Pestana，Carla Gardina，and Sharon V. Salinger，eds. Inequality in Early America. 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

240.Powell，Sumner Chilton. Puritan Village：The Formation of a New England Town. Middletown，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3.

241.Price，Edward T. Dividing the Land：Early American Beginnings of Our Private Property Mosaic.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42.Purvis，Thomas L. “Origins and Patterns of Agrarian Unrest in New Jersey，1735 to 1754.”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9，No. 4（Oct. ，1982）：600-627.（http://links.jstor.org）

243.Quinn，David B. North America From Earliest Discovery to First Settlements：The Norse Voyages to 1612.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7.

244.Reich，Jerome R. Leisler's Rebellion：A Study of Democracy in New York，1664-172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245.Reid，John Philip. 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 ge of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246.Richter，Daniel K. Facing East f rom Indian Country：A Nativ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47.Rogers，Alan. Empire and Liberty：American Resistance to the British Authority，1755-176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248.Rossiter，Clinton. Seedtime of the Republic：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Tradition of Political Liberty.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 ，1953.

249.Russell，Elmer Beecher. The Review of American Colonial Legislation by the King in Council. New York：Octagon Books，1976（1st ed. ，1915）.

250.Russell，Howard S. Indian New England before the Mayf lower. 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0.

251.Rutman，Derrett B. Winthrop's Boston：A Portrait of a Puritan Town，1630-1649.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2.

252.Rutman，Derrett B. ，and Anita H. Rutman. A Place in Time：Middlesex County，Virginia 1650-1750.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84.

253.Rutman，Derrett B. ，with Anita H. Rutman. Small Worlds，Large Questions：Explorations in Early American Social History，1600-1850.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4.

254.Sargent，Mark L. “The Conservative Covenant：The Rise of the Mayflower Compact in American Myth.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 61，No. 2（Jun. ，1988）：233-251.（http://links.jstor.org）

255.Sarson，Steven. British America，150 01800：Creating Colonies，Imagining an Empire. London：Hodder Arnold，2005.

256.Sawers，Larry. “The Navigation Acts Revisited.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45，No. 2（May，1992）：262-284.（http://links.jstor.org）

257.Shalhope，Robert E. The Roots of Democracy：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1760-1800.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0.

258.Shepherd，James F.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Maritime Trade，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259.Shields，David S. Civil Tongues ＆ Polite Letters in British Americ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

260.Shuffelton，Frank. “Indian Devils and Pilgrim Fathers：Squanto，Hobomok，and the English Conception of Indian Religio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Vol. 49，No. 1（Mar. ，1976）：108-116.（http://links.jstor.org）

261.Simmons，R. C. The American Colonies：From Settlement to Independence.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6.

262.Sirmans，M. Eugene. Colonial South Carolina：A Political History.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263.Sly，John Fairfield. Town Government in Massachusetts，1620-1930.Hamden，Conn. ：Archon Books，1967.

264.Smith，Abbot Emerson. “The Indentured Servant and Land Specul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Mary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40，No. 3（Apr. ，1935）：467-472.（http://links.jstor.org）

265.Smith，Daniel Blake. “The Study of the Family in Early America：Trends，Problems，and Prospect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9，No. 1（Jan. ，1982）：4-28.（http://links.jstor.org）

266.Smith，Daniel Blake. Inside the Great House：Planter Family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Societ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267.Smith，James Morton，ed. Seventeenth-Century America：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59.

268.Smith，Mark M. “Culture，Commerce，and Calendar Reform in Colonial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55，No. 4（Oct. ，1998）：557-584.（http://links.jstor.org）

269.Spencer，Robert F. ，et al. The Native Americans：Ethnology and Background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New York：Harper ＆ Row，1977.

270.St. George，Robert Blair，ed. Material Life in America，1600-1800.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271.Steeg，Clarence L. Ver. The Formative Years，1607-1763.New York：Hill and Wang，1964.

272.Steele，I. K. Politics of Colonial Policy：The Board of Trade in Colonial A dministration，1696-17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

273.Stiverson，Gregory A. Poverty in a Land of Plenty：Tenanc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ryland.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

274.Stone，Lawrenc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529-1642.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2.

275.Sweet，William Warren. Religion in Colonial America.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9.

276.Swierenga，Robert P. “Land Specu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 8，No. 3（Jul. ，1977）：283-302.（http://links.jstor.org）

277.Sydnor，Charles S. Gentleman Freeholders：Political Practices in Washington's Virginia.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2.

278.Takaki，Ronald. A Dif ferent Mirror：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Little Brown，1993.

279.Tate，Thad W. and David L. Ammerman，eds. The Chesapeak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Essays on Anglo-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9.

280.Taylor，Alan. American Colonies：The Settling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Penguin Books，2001.

281.Taylor，Robert J. Colonial Connecticut：A History. Millwood，NY：KTO Press，1979.

282.Thayer，Theodore. “The Land-Bank System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13，No. 2（Spring，1953）：145-159.（http://links.jstor.org）

283.Thornton，Russell. American Indian Holocaust and Survival：A Population History since 1492.Norman：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7.

284.Tillson，Albert H. ，Jr. Gentry and Common Folk：Political Culture on a Virginia Frontier，1740-1789.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1.

285.Tolles，Frederick B. Meeting House and Counting House：The Quaker Merchants of Colonial Philadelphia，1682-1763.New York：W. W. Norton，1963.

286.Trommler，Frank，and Joseph McVeigh，eds. America and the Germans，Vol. 1：Immigration，Language，Ethnicit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

287.Ubbelohde，Carl. The American Colonies and the British Empire，1607-1763.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mpany，1968.

288.Vaughan，Alden T. “Blacks in Virginia：A Note on the First Decad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9，No. 3（Jul. ，1972）：469-478.（http://links.jstor.org）

289.Vaughan，Alden T. “The Origins Debate：Slavery and Rac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rginia. ”Th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Vol. 97，No. 3（Jul. ，1989）：311-354.（http://links.jstor.org）

290.Vaughan，Alden T. Roots of American Racism：Essays o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91.Vickers，Daniel. “Competency and Competition：Economic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47，No. 1（Jan. ，1990）：3-29.（http://links.jstor.org）

292.Wall，Helena M. Fierce Communion：Family and Community in Early America.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93.Walton，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94.Ward，Harry M. “Unite or Die”：Intercolony Relations，169 0 1763.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1971.

295.Warden，G. B. “The Proprietary Group in Pennsylvania，1754-1764.”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1，No. 3（Jul. ，1964）：367-389.（http://links.jstor.org）

296.Washburn，Wilcomb E.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A History ofBacon's Rebellion in America. New York：W. W. orton ＆ Company，1957.

297.Washburn，Wilcomb E. ，ed. The Indian and the White Man. New York：Doubleday，1964.

298.Waterhouse，Richard. A New World Gentry：The Making of a Merchant and Planter Class in South Carolina，1670-1770.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9.

299.Waters，John J. “Family，Inheritance，and Migr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The Evidence from Guilford，Connecticut.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9，No. 1（Jan. ，1982）：64-86.（http://links.jstor.org）

300.Watson，J. Steve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1760-1815.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301.Weir，Robert M. Colonial South Carolina：A History. Millwood，NY：KTO Press，1983.

302.Weiss，Roger W. “The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 of Massachuset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 27，No. 4（Nov. ，1974）：577-592.（http://links.jstor.org）

303.Wells，Robert V.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before 1776.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304.Wertenbaker，Thomas J. The Golden A ge of Colonial Cultur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1967.

305.White，Richard. The Middle Ground：Indians，Empires，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1650-1815.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306.Whitney，Gordon G.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07.Whittenburg，James P. “Planters，Merchants，and Lawyers：Social Chang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Carolina Regulati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34，No. 2（Apr. ，1977）：215-238.（http://links.jstor.org）

308.Wicker，Elmus.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s Contrasted： Evidence from the Seven Years'Wa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45，No. 4（Dec. ，1985）：869-884.（http://links.jstor.org）

309.Williamson，Chilton. American Suf f rage：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1760-186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310.Wilson，John F. ，ed. Church and State in American History. Boston：D. C. Heath and Company，1965.

311.Wolf，Stephanie Grauman. As Various as Their Land：The Everyday Life of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s. New York：Harper Collins，Publishers，1993.

312.Wood，Gordon S.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77 6 1787.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2.

313.Wood，Gordon S.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91.

314.Wright，Louis B.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160 7 1763.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57.

315.Wrightson，Keith. English Society，1580-1680.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2.

316.Wrigley，E. A.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17.Young，Alfred F.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Expla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DeKalb，Il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6.

318.Zanger，Jules.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arly Massachusetts.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Third Series，Vol. 22，No. 3（Jul. ，1965）：471-477.（http://links.jstor.org）

319.Zuckerman，Michael. “Introduction：Studying the Colonial Era，”in James Ciment，ed. ，Colonial America：An Encyclopedia of Social，Political，Cultural，and Economic History. Armonk，NY：M. E. Sharpe，2006：xxxiii-xxxviii.

320.Zuckerman，Michael. Peaceable Kingdoms：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0.

三、中文论著

1.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二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997年版。

2.拉尔夫·亨·布朗著，秦士勉译：《美国历史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4.邓红风：《美国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5.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黄兆群：《美利坚民族形成刍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7.黄兆群：《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

8.颉普：《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9.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二版。

10.李剑鸣：《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11.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李世雅：《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奴移民》，见《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13.刘燕：《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土地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4.刘祚昌：《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5.刘祚昌：《论北美殖民地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

16.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18.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纪琨等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齐文颖：《略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见杨生茂、林静芬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万方祥、彭庆祥：《北美洲自然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2.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24.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5.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杨玉圣：《代役租初探》，《美国研究》，1990年第3期。

27.杨玉圣：《卡罗来纳创建史探微》，《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

28.余志森：《美国独立前后政治体制的演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9.张敏谦：《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弗吉尼亚》，《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0.张友伦主编：《加拿大通史简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索引

（以拼音字母为序）

A

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29，35-37，164，316，317

阿尔伯马尔地区（Albemarle），126，127，141

阿勒格尼山（Allegheny），36，163

阿兹特克人（Aztec Indians），45，57-60，245

埃利奥特，约翰（Eliot，John），219，341，416，417，423

艾伦，约翰（Allen，John），488，495，496，498

爱德华兹，乔纳森（Edwards，Jonathan），70，242，335，336

爱尔兰移民（Irishimmigrants），297，327，328，330

安德罗斯，埃德蒙（Andros，Governor Edmund），142，143，145，146

安立甘派（Anglican Church），见“国教”

安妮女王之战（Queen Anne's War），441

安全委员会（Council of Safety，Committee of Safety），143-145，505

奥蒂斯，詹姆斯（Otis，James），457，467，470，471，479-481

奥尔巴尼（Albany），121，124，134，143，145，165，185，255，271，285，319，320，325，394，397，448，474，502

“奥尔巴尼联盟计划”（Albany Plan of Union），134，255，325，502

奥格尔索普，詹姆斯·爱德华（Oglethorpe，James Edward），311，312

奥利弗，安德鲁（Oliver，Andrew），112，196，249，472 474

B

巴巴多斯（Barbados），18，124-126，184，187，188，202

《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1763），444

班组制（Gang system），193

“半路规约”（Half-Way Covenant），307

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13，14，21，29，31，32，34，40，55，61，62，84，85，88，90，93，95，121，123，124，126，127，135，141，143，148，149，157，159，164，167，168，172，173，175，185，186，189，190，192，193，197，200，204-206，208，214，218，227，236，247，248，252-254，257，259，260，272，284，288-290，292，293，297，300，301，313，316，317，326-331，338，340，348，349，356，362，369，372，373，375，392，395，398，401，402，406，408，410，418，422，436，438，449，465，474，475，483

贝尔彻，乔纳森（Belcher，Jonathan），276，364

贝弗利，罗伯特（Beverley，Robert），87，175，370，412

“边远地区”（Backcountry），13，287，288，291，298，313，315，318，327，328，388，398，440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13，30，36，38，43，78，80，84，121，128-132，134，136，142，147，149，155，158，163，164，172，175-177，179，180，186，189，198，202，204，205，211，214，215，219，220，223，227，228，232，235，239，240，253，257，261，263，264，268，271，274，279，280，283，284，286，293，296，299，303，313，315-317，322-325，327-334，349，351，353，360，365，388，390-392，395，396，398，403，409，411，414，419，420，429，430，443，448，456，458，459，465，470，475，476，480，483，484，488，501

波士顿（Boston），4，9，24，28，30，33，38，39，65，83，105，110-112，117，120，121，128-130，132，142-147，167，181，183，186，198，201-203，214，223，228，240，254，269，270，273，287，303，308，314，318-321，323，341，349，358，359，364，367，375，386，387，390-392，394，400，402-404，406，408，410，413，414，418，419，422-424，428，430，432，434-436，438，439，442，451，455，457，459，460，472-474，476，477，479，480，483-490，492，496，501-509

“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486

“波士顿茶会”（Boston Tea Party），487，488

《波士顿港口条例》（Boston Port Act），489，490

波哈坦（Powhatan），38，87，91，93，94，100，151，341

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93，94，341，345

伯德第二，威廉（Byrd，William，II），32，189，196，198，374，392，413，417，422，424，429

伯克，埃德蒙（Burke，Edmund），40，452，489，490，505，506

伯克利，威廉（Berkeley，Governor William），124，135-140，204，231，237，255，257，260，267，399，418

伯纳德，弗朗西斯（Bernard，Governor Francis），223，473

布恩，丹尼尔（Boone，Daniel），316

布拉德福德，威廉（Bradford，William），70，105，107

布莱克斯通，威廉（Blackstone，William），111，259，260，273，494

布兰德，理查德（Bland，Richard），467，469，471

布雷，托马斯（Bray，Thomas），70，178，292，311，418，423，444

布鲁斯特，威廉（Brewster，William），105，421

步行购买（Walking purchase），152

C

查尔斯顿（Charleston），29，83，127，157，197，206，272，310，312，319-321，352，366，410，414，422，423，428，429，432，434，435，442，449，451，483，488，501

查理一世（Charles I），71，74，101，135，233，256，265

查理二世（Charles II），122，124，129，132，136，140，233

参事会（Council），18，76，99，125，126，130，131，138，139，141，145，147，163，164，173，226-236，239，241，246，253，255，256，266，267，271，277，278，283-285，309，315，428，447，473，480，489

长岛（Long Island），27，28，122，123，143，147，155，220，235，271，427

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65，70，304

潮汐带（Tidewater），28，34，137，167，200，428

陈情（Petition），142，176，213，256，264，278，289-291，357，435，500，503

村镇（Town），65，76，167，233，241，268，348，359，360，363，410；在英国，64-65，75-76，269；在殖民地，110，130-131，147，153-154，155，305，314-315，384-385；村镇会议，116，124，142，259，260，269，270，271，273，427，480，490；村镇自治，113，269-270，271，273；行政委员，269，270，352，364，407，409，485

D

大车道（Great Wagon Road），316，403

“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288，356，371，411，474

大迁徙（Great Migration，the），80-82，109，307

大西洋（Atlantic Ocean），2，6，8，12，13，16，18，20，21，24-27，29，30，33-35，37，38，40-43，50-53，55，60，62，65，78，80，83-85，105，121，124，150，152，158，181-184，186，200，202，207，209，235，236，248，254，294，295，298，301，302，310，323，328，353，390，401，405，406，413，440，486，489

大西洋沿岸中部殖民地（Middle Atlantic Colonies），235

《大宪章》（Magna Carta），129，239，456

大议会（General Court，or General Assembly），见“殖民地议会”

达德利，托马斯（Dudley，Governor Thomas），81，108，109

达德利，约瑟夫（Dudley，Governor Joseph），145，363，411

达文波特，约翰（Davenport，John），113，307

代役租（Quitrent），98，126，127，132，143，148，156-158，165，166，253-255，286，463

“戴尔法”（Dale's Law），92，93，99

戴尔，玛丽（Dyer，Mary），117，128，129

戴尔，托马斯（Dale，Thomas），92-94

稻米（Rice），13，39，191，200，207，209，312，319，449，503；种植的起源，127；与奴隶制，127，172，192；与对外贸易，205-206，447

德莱昂，胡安·彭斯（de Leon，Juan Ponce），52

德意志人（Germans），28，82，316，327，329-331，448，452，454

迪金森，约翰（Dickinson，John），424，446，453，476，483，484，499，502

第一届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453，500-503，505

丁威迪，罗伯特（Dinwiddie，Governor Robert），164，165，257，456

定额制（Task system），193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68，87，88，121，258，488，489，501

独立战争（War for Independence），14，158，167，201，244，256，281，287，295，302，317，318，322，327，365，370，394，410，445，454，504

《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365

杜安，詹姆斯（Duane，James），317，502

杜拉尼，丹尼尔（Dulany，Daniel，1685-1753），（1685-1753），162，164，365

杜拉尼，丹尼尔（Dulany，Daniel，1722-1797），（1722-1797），467，469，482

多样性（Diversity），2-6，10，11，13-17，39，45，47，200，263，283，294，295，326，328，329，333，336，342，377，386，408，415，421，448，454，455

多布斯，阿瑟（Dobbs，Governor Arthur），164，278

多切斯特公司（Dorchester Company），89

E

俄亥俄河流域（Ohio Valley），36，43，45，164，302，314，324，490

F

法国（France），15，16，53，55，56，57，62，64，76，77，84，96，97，101，147，164，207，297，314，327，440-445，456，457，459，461，463

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French and Indian War），441

反《印花税法》大会（Stamp Act Congress），475，476，504

菲利普王之战（King Philip's War），183，308，338

费城（Philadelphia），20，26，28，78，81，83，132，148，167，181，186，198，202，203，227，228，240，254，265，268，282，283，286，287，316，318-321，327，329，331，335，348，349，351，353，365，367，384，386，388，403，404，411，413-415，418，423，433-435，439，444，448，451，475，477，483，484，486，488，501，502，504，505，509

佛罗里达（Florida），29，44，52，54，84，197，395，440-442，444，450，461，462

弗吉尼亚（Virginia），4，13，14，27，29-32，34，35，37，48，62，77-81，83，84，86-101，103，104，108-110，122，124-127，134-142，144，151，156-159，163-166，169，170，172-178，180-182，184-191，193，194，196，200，202-210，212，214，215，220，221，223，229，231-233，237，241，243，246-248，252-255，257，259-264，266-268，271-274，278，279，287，295-297，299，303-306，309，310，313，315-318，322，324，327，328，330-332，334，335，341，345，347，351-353，357-359，361，363-367，369，372，383，385，387-389，391-393，395-400，402，403，406-408，410，412，413，418-423，426-428，431，435-439，443，446，449，450，453，456，458，465，467，475，483，486，487，496，500-502，504，509

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37，62，80，88-90，92，95-101，104，233，248

弗吉尼亚谷（Great Valley of Virginia，the），35，316

弗里林海森，西奥多（Frelinghuysen，Theodore），335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34，108，177，178，193，211，216，262，279，283，284，286，297，299，324，325，330，340，351，354，365，366，369，384，389，395，400，406，409，414-418，421，423，430，435，448，462，475，482，487，489，491，494

妇女（Women），16，47，48，62，86，177，190，238，261-262，300，338，340，341，350，353-358，373，382，388，408，411，429，436，472，508

G

盖奇，托马斯（Gage，Thomas），458，467，485，489，490，492，501，504-509

盖洛韦，约瑟夫（Galloway，Joseph），499，500，502，504

戈弗雷，托马斯（Godfrey，Thomas），176，414

格林，威廉（Greene，Governor William），3，9，14，20，35，93，97，98，106，135，140，163，169-171，175，176，178，185，193，200，204，209，216，231，233，252，259，262，268，275-279，297-299，302，306，307，324，325，331，347，399，438，450，462，482，483，485

格伦，詹姆斯（Glen，Governor James），274，276

格伦维尔，乔治（Grenville，George），464-466，468，476-478，493

《公告令》（Declaratory Act），478，482，486

“公爵法”（Duke's Law），124，152，175，241，271，407

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m），114

古奇，威廉（Gooch，Governor William），165

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34，135，142，143，145-147，149，257，310，442，468

贵族（Nobility），17，58，64，66-68，70，73，76，83，125，130，155-157，165，170，217，227，230，265，288，305，346，347，354，355，358-361，364，366，388，401，470，472

贵族制（Aristocracy），125，130，165，227，230，265，346，358

国教（Church of England），65，70-72，74，76，77，80，101，103，114，127，129，146，148，248，251，272，331-334，336，379，408-410，453

H

哈得孙河（Hudson River），28，35，37-39，105，120，123，132，133，147，282，315，317，322，329，401，403

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212，290，360，410，412-414，423，429

哈克卢特，理查德（Hakluyt，Richard，the Elder），76，77，79

哈克卢特，理查德（Hakluyt，Richard，theYounger），61，76，78，88

哈里奥特，托马斯（Hariot，Thomas），32，54，65，86

哈钦森，安妮（Hutchinson，Anne），112，117，355

哈钦森，托马斯（Hutchinson，GovernorThomas），350，377，422，445，473，476，486，487，489

海岛殖民地（Island colonies），16，18，19，185，187，195，211，249，255，298，301，302

《海上贸易条例》（Navigation Acts），122，130，135，146，207，208，249，251，484，495，496

汉密尔顿，安德鲁（Hamilton，Andrew），282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Hamilton，Dr. Alexander），321，329，341，345，386，392，394，395，397，403，405，411，429，451，454

赫斯本德，赫尔曼（Husband，Herman），290-293

黑人（Blacks），2，4，6，7，10，13，15，16，17，18，19，27，54，58，101，124，172，175，176，178，181，188，217，218，261，262，285，294，296，298，301-302，310，315-316，319，326，328，329，341-346，350，352，356，368，384，386，389，412，415，429，433，434，449，472；首批被卖到弗吉尼亚，181，182；身份的变化，182-188，188-191；劳动与生活，191-195；反抗，196，197；家庭生活，381-383

亨利，帕特里克（Henry，Patrick），297，458，459，501，502

胡克，托马斯（Hooker，Thomas），70，112，332，419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George），35，42，119，122，155，260，263，267，373，387，393，417，426，428，443，499，502，505，509

怀俄明谷（Wyoming Valley），164

怀特，约翰（White，John），54，86，89

怀特菲尔德，乔治（Whitefield，George），335

惠特利，托马斯（Whately，Thomas），465，468，469

婚姻（Marriage），194，267，299，368，369-376，377，382，383，384，395，429

货币问题（Currency），212，214，216

《货币条例》（Currency Acts），215，216

霍普金斯，斯蒂芬（Hopkins，Stephen），9，11，48，155，183，210，467，502

J

吉尔伯特，汉弗莱（Gilbert，Humphrey），85，335，336

加拿大（Canada），17，19，36，44，45，53，55-57，84，395，442-445，450，453，460462，490，491

“加斯比号”（Gaspee），487，488

家庭（Family），13，4648，58，64，6770，75，82，108，109，125，131，138，153，154，160，171，178，185，191，194，198-202，218，223，224，271，298-301，305，306，314，341，347，352-362，366，368，370，373-383，386，390，391，393-396，399，400，407-409，412，421，424，427，431，432，435，448，494

《剑桥协议》（Cambridge Agreement），108

健康与寿命（Public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437-439

交通（Transportation），15，27，37，38，40，168，221，222，254，383，401-406，450

教区（Parish），69，109，458；在英国，75，76；在殖民地，269，271-272，273；教区委员，139，272，273，352，361；教区会议，75

教友会（Quakers，or the Society of Friends），28，81，103，117，127-133，147，155，175，186，198，199，203，235，261，283，286，315，329，331-334，336，360，372，373，384，388，424，429，448

教育（Education），11，40，67，70，74，75，83，114，140，184，269，305，332，341，347，354-356，362，370，374，378-380，406-413，420，425，432，448，449，453，506

杰斐逊，托马斯（Jefferson，Thomas），48，279，347，373，424，495，497，498，500，501，509

杰伊，约翰（Jay，John），502，504

金，格雷戈里（King，Gregory），66，69

K

卡波特，塞巴斯蒂安（Cabot，Sebastian），54，76

卡波特，约翰（Cabot，John），53，54，76

卡蒂埃，雅克（Cartier，Jacques），55，56

卡尔姆，彼得（Kalm，Peter），26，30，167，203，274，320，333，391，397，438，445

卡尔弗特，乔治（Calvert，George），101

卡尔弗特，塞西莉厄斯（Calvert，Cecilius），102

卡尔佩珀，托马斯（Culpeper，Thomas），126，142，204，267

卡尔佩珀，约翰（Culpeper，John），141

“卡尔佩珀起事”（Culpeper's Rebellion），141，149

卡弗，约翰（Carver，Governor John），106

《卡罗来纳基本法》（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125，126，227，265

卡特，兰敦（Carter，Landon），267，345，393，482

卡特，罗伯特（Carter，Robert），189，218，365，370，393，407

卡特利特，乔治（Carteret，George），124，132，133，149，157

康科德（Concord），507，508，521

康涅狄格（Connecticut），13，35，37，80，84，111-113，115，119，120，122，134，136，142，143，146，149，158，160，163，164，166，179，180，200，202，214，220，223，228-230，232-234，237，240-243，246，247，252，254，257，259-261，263，264，267-270，273，274，281，287，297，300，313，314，317，319，322，325，328，332，335，338，345，349，352，353，362，363，366，375，379，380，396，402-404，407-409，412，413，419，426，447，465，466，472，474，475，479，483

科德角（Cape Cod），28，29，105，106

科顿，约翰（Cotton，John），118，151，230，238，240，353，370，373，379，380，405，415，419，422，425，428，430，435，450

科尔登，卡德瓦拉德（Colden，Cadwallader），33，165，254，257，347，360，364，408，476

科尔特斯，埃尔南（Cortes，Hernan），58，59

科利顿，约翰（Colleton，John），124

科南特，罗杰（Conant，Roger），108

科斯比，威廉（Cosby，Governor William），281，282

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413 415

克雷弗克，米歇尔-纪尧姆·让·德（Crevecoeur，Michel-Guillaume Jean de），160，218，224，242，392，394，398，404，405，427，447，454，455

克林顿，乔治（Clinton，George），275，276

肯塔基（Kentucky），266，316，520

库德，约翰（Coode，John），144，148

库珀，安东尼·阿什利（Cooper，Anthony Ashley），61，62，124-126，265

魁北克（Quebec），55，84，213，441，442，444，453，462，490

《魁北克条例》（Quebec Act），490

L

拉什，本杰明（Rush，Benjamin），199，331

莱斯勒，雅各布（Leisler，Jacob），145-147，243，281

“莱斯勒起事”（Leisler's Rebellion），147，243

蓝岭（Blue Ridge），35，36，218，315，316

劳动（Labor），10，31，32，40，47，91-93，97，150，157，166，200，205，219，220，344，346，356，357，382，394，402，426，427；自由劳工，168，177-178，181；奴隶劳动，39，127，134，184，185，186，191-194，197，203，205，313；契约劳工，168-177；犯人劳工，169；劳动报酬，178-180

“老领地”（Old Dominion），89-92，101，237

李，查尔斯（Lee，Charles），505

李，理查德·亨利（Lee，Richard Henry），279，502

里维尔，保罗（Revere，Paul），503，507

利文斯顿，威廉（Livingston，William），279，280，409，421，455

《炼铁条例》（Iron Act），211，223

“两便士法”（Two-Penny Act），458

列克星敦（Lexington），43，151，154，266，500，507-509

伦道夫，爱德华（Randolph，Edward），126，143，146，202，256

伦道夫，约翰（Randolph，John），358

罗阿诺克岛（Roanoke Island），2，24，31，32，41，86，87，96，302

罗得岛（Rhode Island），13，84，111，112，114，119，120，129，134，136，142，143，149，158，163，178，186，202，214，228-230，232，240，247，252，257，260-262，267，273，274，284，287，293，296，302，319，321-323，325，328，332，334，356，371，377，410，427，447，454，457，465，469，474，475，483，487，488

罗尔，弗朗西斯（Rawle，Francis），265

罗尔夫，约翰（Rolfe，John），92，94，96，97，181，341，345

罗金厄姆侯爵（Rockingham，Marquess of），477，481，493

罗利，沃尔特（Raleigh，Walter），31，85，86，96，104，157，246，248，304，348，424，501

洛根，詹姆斯（Logan，James），48，283，330，360，414，422，453

洛克，约翰（Locke，John），125，129，227，265，302，411，422，493

旅行（Travel），49，51，109，161，168，174，194，205，218，219，300，319-321，326，329，330，340，345，347，358，364，389，391，392，394，396，398，399，401-406，411-413，421，426，433，449，451，453，454，492

“绿山健儿”（Green Mountain Boys），287

M

玛丽一世（Mary I），71，102

玛丽二世（Mary II），134，143，145，249

马里兰（Maryland），13，27，30，36，38，80，84，102，103，109，134，136，141，142，144，148，149，155，156，158-164，166，169，171176，180，184-187，190，191，195，200，204，208，211，213，214，220，223，226，227，232，234，237，239，243，246，247，252-254，257，260，261，266，267，272，274，278，284，296，300，306，307，309，315，316，322-325，327，328，331-334，337，341，347，348，350，358，361-365，371-373，375，376，381，392，394-396，398-400，402，404，405，411，412，419，421，422，426-429，433，438，448，451，454，467，474，475，483，489

马撒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 Island），24，122，302，342

马萨索伊（Massasoit），107，120

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4，5，13，14，27，30-33，35，66，81，84，89，108-115，117-120，122，128，129，135，136，142-147，151-154，156，158，160，162，165，167，179，181，186，190，198-202，208，212-215，218，223，228，230-233，235，237-243，247，249，253，256，257，260-262，264，266，267，269，270，274-276，279，287，295-300，303-305，307，308，310，314，315，319，322-326，328，332，335，336，341，344，348-352，355，358-361，363-365，369-376，379，380，384，388，391，396，400，407，410-412，418，420-422，425，430，435，437，438，443，447，448，450，457，461，465，472-474，479，480，483-485，487-491，494-496，501，502，504，505，507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89，111，115，230；与马萨诸塞殖民地创建，108-111；公司总部的转移，89，108；特许状被吊销，142

《马萨诸塞政府条例》（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489，490，501

马瑟，埃利埃泽（Mather，Eleazer），308

马瑟，科顿（Mather，Cotton），370，373，379，380，405，415，419，422，425，428，430，435，450

马瑟，理查德（Mather，Richard），308，373，416

马瑟，英克里斯（Mather，Increase），115，145，146，298，308，373，416

玛雅人（Maya Indians），57，58

毛皮贸易（Fur trade），6，17，121，137，138，154，314，337，341，441，448

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40，73，147，148，177，178，210，215，223，249-255，257，274-276，279，311，316，325，347，415，451，464，468

贸易与拓殖地部门委员会（Lords of Trade），249

美利坚科学研究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415

美利坚人（Americans），8，9，12，15，18，47，170，182，211，228，229，237，244，256，306，332，336，390，413，450-452，454，455，470，478，479，493，498，504

美塔科姆（Metacom），见“菲利普王之战”

《美洲农耕》（American Husbandry），80，205，219，318，351，387，389，391，392，394，431，433，447，449

梅森，罗伯特（Mason，Robert），113

梅森，乔治（Mason，George），413

梅休，乔纳森（Mayhew，Jonathan），66，85，460

米勒，托马斯（Miller，Thomas），141，298，304，308，315，318，328，361，369，390，439，450，489，492，509

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5，29，36，52，200，316，441，443，444

缅因（Maine），30，84，88，104，113，114，122，128，142，314，316，442，451

民兵（Militia），120，137，173，189，197，242，271，277，285，290-292，338，388，427，428，442，443，458，460，473，474，505-509

民主制（Democracy），125，145，158，163，165，227，230，265

莫顿，托马斯（Morton，Thomas），8，32，104，341

莫里，詹姆斯（Maury，James），431，453，458

莫里斯，刘易斯（Morris，Lewis），276，281，282，365

穆尔，亨利（Moore，Governor Henry），178，218，224，387，392，395，404，405，442

穆拉托人（Mulatto），190，261，341

摩拉维亚教徒（Moravians），316，330，334

N

奈尔斯，纳撒尼尔（Niles，Nathaniel），199，452，494

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13，29，84，121，124，126，127，148，149，157，178，179，183，185，186，188，190，192，193，195-197，205，206，208，214，220，243，253，255，261，262，265，266，272-274，276-279，284，288，302，311-313，318，323，331，333，338，340，355，361，362，365，391，392，403，409，410，415，418，420，422，428，429，431，442，449，465，475，500

尼科尔斯，理查德（Nicolls，Richard），123，124

尼科尔森，弗朗西斯（Nicholson，Francis），145，232，257，266，278

纽黑文（New Haven），96，111，113，119，120，228，229，252，319，320，375，380，403-405，407

纽约（New York），4，8，9，12，13，17，18，20，24，26，28，30，32-34，37，38，41，44，47-49，57，63-65，70，72，74，80-84，87，88，90，93，96，98，103，105，106，108，110，114，118，119，121124，128，131-137，139，141-145，147，148，152，154，155，158-162，164-167，172，174，175，177-183，185-187，189，196-198，200-205，210，212，214，215，217，220，224，225，227，231，234，235，237，239-243，253，254，256，257，261-264，266-268，271，273-277，279-283，285，287，290，292，293，296-300，312，313，315，317-320，322，323，325，327-329，331，333，334，339，341，347，351-353，356，360，361，364，365，367，369，371，379，381，383，390，391，394-396，398，400，402-409，411，413，415-419，421-425，427-430，435，439，442-445，447，448，450-453，456-458，460，464，465，467，472，474-477，481，483，484，486，488，489，492，494，495，501，505

纽约市（New York City），28，33，197，263，323，329，331，360，476，501

奴隶法典（Slave code），187，188

奴隶制（Slavery），4，10，39，127，150，168，181-183，186-188，190，193-199，206，310，312，313，315，344，350，354，381，393，449

诺思勋爵（North，Lord），489，493，505，506

P

“帕克斯顿健儿”（Paxton Boys），286，287，448

庞蒂亚克暴动（Pontiac Conspiracy），462

培根，纳撒尼尔（Bacon，Nathaniel），136-142，233，255

“培根起事”（Bacon's Rebellion），136，139-142，233，255

佩恩，威廉（Penn，William），122，129-134，147，152，155，157，175，212，219，227，228，235，239，265，283，323，327，334，395，430，448，483

皮德蒙特高地（Piedmont），30，35，314

皮阔特战争（Pequot War），338

皮萨罗，弗朗西斯科（Pizarro，Francisco），59，60

皮特，威廉（Pitt，William），444，457，470，478，481，486，489，493，503，505，507，508

仆役（Servants），7，75，105，131，155，161，168-177，181，182，186，187，190，198，238，297，298，302，347，350，352，362，365，372，431

普利茅斯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89

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105-107，239，240，260-262，300，352，357，375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39，111，163，228，229，240，319，403，427，474，487，501

瀑布线（Fall Line），30，34，35，315，401

Q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见“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

契约仆（Indentured servants），13，18，83，98，99，119，132，156，158，162，168-178，182，184，187，190，191，269，313，335，340，344，348，351，352，356，365，371，376，377，386，387，397，417，434，472

“强制措施”（Coercive Acts），489，491，497，499，502，504-506

乔治一世（George I），148

乔治二世（George II），386

乔治三世（George III），444，460，478，489，493，497，498，505，509

乔治王之战（King George's War），441

切萨皮克地区（Chesapeake），13，30，33，39，44，80，87，88，101，102，109，136，151，167，171，172，178，184，190，191，195，203，204，212，242，267，271，296，301，302，306，309，322，344，363，371-373，376，381，383，384，389，393，397，405，411，421，432-435，437；早期的困难，89-96，100-101；与新英格兰的对比，39，80，109，309；经济生活，203-205；奴隶制，184

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27-29，32，86，88-90，102，106，135，338

清教（Puritanism），109，112，331，332；在16—17世纪的英国，70-72；基本教义和仪式，116，117；派别，114，115，117，118；对异端的迫害，128，129；教会内部结构，115，116；与新英格兰殖民地，13，89，118，119，448；信仰衰微，202，308，309；与“大觉醒”运动，335；社会影响，201，204，205，307，308，359，360，430

清教徒始祖移民（Pilgrims），28，104，106，120，342

《穷理查德历书》（Poor Richard Almanack），369，384，389，395，416

R

人口（Population），2，3，6，7，10-12，1518，27，39，43-45，48，49，57，58，60，61，66，69，70，78-80，82，83，89，91，95，99-101，103，106，109，111，112，115，116，124，126，127，135，147，149，151-153，158，159，165，171，178，180-182，185，186，190，197，211，217，219，237，244，245，249，250，252，262，267，270，271，287，289，293-302，305-307，309-321，324，326-330，333，340，347，349-352，360，362-364，366，376，377，382，396，397，399，415，432，433，439，445，446，449，450，452，456，470，506

“人头权利”（Headrights），80，98，125，133，155-157，162，166，172

S

萨默塞特（Samoset），107，322，371

塞布鲁克教纲（Saybrook Platform），115

塞勒姆（Salem，Mass.），28，32，108，109，111，115，198，270，319，320，332，364，434，457，489，501

桑兹，埃德温（Sandys，Edwin），97，413

“山颠之城”（A city upon a hill），80，108-110，309

尚普兰，萨米埃尔·德（Champlain，Samuel de），32，62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46，50，179，180，267，317，346，348-350，352，353，359，360，362，366，367，392，395，409，412，421-423，431，432，434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18，346，363，366

社团殖民地（Corporate colonies），110

“神圣的实验”（Holy Experiment），127，131，327，448

《圣经》（Holy Bible），42，51，111，116，117，127，198，238，240，241，335，409，410，418，422，424，488

食品（Food），202，221，222，264，391，392，432

实质性代表权（Virtual representation），469

史密斯，托马斯（Smith，Thomas），66，86，88，94

史密斯，约翰（Smith，John），32，38，63，91，93，94，104，110

枢密院（Privy Council），73，74，76，147-149，169，249-251，253，274，278，311，323，457，458

舒特，塞缪尔（Shute，Governor Samuel），111，154，167，260，269，275，375，384，430

赎身者（Redemptioners），169，171，327

《司法管理条例》（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490

斯匡托（Squanto），107，342

斯劳特，亨利（Sloughter，Governor Henry），145

斯密，亚当（Smith，Adam），193，211

“斯托诺奴隶造反”（Stono Revolt），197

苏爱人（Scotch-Irishmigrants），166，286，288，315，316，327，328，330，391，436，448

苏格兰人（Scots），82，327-329，454

T

坦南特，吉尔伯特（Tennent，Gilbert），334，336

坦南特，威廉（Tennent，William），334

坦南特，约翰（Tennent，John），439

汤森，查尔斯（Townshend，Charles），464，481-484，486

《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s），481，483，484，486

唐纳，赛拉斯（Downer，Silas），12，20，228，452，453，495-497，499

《糖蜜条例》（Molasses Act），464

《糖税法》（Sugar Act），464，465，468

特拉华（Delaware），13，28，30，37-39，44，84，102，120-123，132-134，136，147，149，152，185，200，222，224，260，264，267，271，296，300，321，323，328，329，332，372，374，385，392-394，398，401，411，414，419，426，448，475，483，488

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28，30，37，39，44，120，123，132-134，147，152，200，300，321，372，374，385，401

特拉华人（Delaware Indians），44

特赖恩，威廉（Tyron，Governor William），290-292，297

特许状（Colonial charters），53，77，85，87，88，89，94，101，102，108，112，113，120，122，124，125，129，130，132，133，136，142-144，146，147，148，151，157，228，229，233-235，238，244，252，253，255，256，276，277，284，309-312，322，323，325，451，456；宪政意义，226，227；与殖民地的地位，245-248；与反英运动，468，469，479，483，485，496，502，503

天主教（Catholic Church），17，18，38，58，70-72，77，101-103，116，136，143-146，148，253，261，327-329，331-333，426，448，490

田纳西（Tennessee），293，316，416

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487，488，503

土地（Land），10，28-30，33，39，40；土地制度，13，65，102，107，143，157-159；印第安人的权利，46，111，151-153；授地方式，97，98，101，130，131，153-157；土地开发，31，165-167；土地投机，125，152，162-165，308，317，318，322，440，449，462，496；租佃制，159-162

W

万班诺阿格人（Wampanoag Indians），44，107，120，302

王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184

王家学会（Royal Society），129，414

王室殖民地（Royal colonies），13，89，101，113，124，133，146-149，157，226，230，231，235，249，250，252，255，257，277，283，402

“王在议会”（King in Parliament），73，230

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College of），406，410，412，424，449

威廉斯，罗杰（Williams，Roger），111，112，117，120，129，152，160，229，298，332，414，449，501

威廉三世（William III），146，249

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441

温斯罗普，约翰（Winthrop，Governor John），30，31，33，78，81，108-112，117，118，134，151，230，240-242，353，359，363，416

温斯洛，爱德华（Winslow，Governor Edward），80，151

文化接触（Cultural contact），94，337，338，340，342，386

沃波尔，罗伯特（Walpole，Robert），464

沃德，纳撒尼尔（Ward，Nathaniel），119，238，298，325

沃伦，詹姆斯（Warren，James），87，90，374，486，495，496，502，508

《乌特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442，443

巫觋审判（Witch trials），198，332

“五月花号”（May f lower），28，47，48，105-107，228

《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106，228

伍尔曼，约翰（Woolman，John），199

X

西属美洲（Spanish America），3，13，16-18，45，54，57，89，245，247，311，326，341，441，450

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58，78，83，96，108，113，127，132，183，184，186，197，201-203，205，206，208-210，213，222，223，255，319，323，355，392，433，446，450，451，457，464，503

下南部（Lower South），13，34，168，172，189，191-193，195，205，206，209，295，296，301，319，383，389，393，434，439，447，449

“下游各县”（Lower counties），131，134，147，235，271

县（County），38，76，103，115，125，131，134，139，147，155，156，173，196，204，220，233，235，237，241，243，263，264，266，267，269-273，279，282，285-293，306，315，316，322，352，353，365，373，375，381，384，398，399，402，403，407，437，438，449，458，501，504，505

宪法（Constitution），42，88，105，110，113，119，126，130，132，133，146，147，151，155，157，227，229，234，239，246-248，260，283，290，312，325，452，456，457，459，466，467，469-471，481，483，485，495497，501，503

乡绅（Gentry），65-68，70，74，75，130，138，361，391，449

效忠派（Loyalists），460，472，500

新法兰西（New France），见“加拿大”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13，35，40，84，111，113，142，158，178，214，244，253，259，260，265，267，268，287，314，319，325，332，349，362，364，398，447，475，476，483

新教（Protestantism），71，103，144，148，253，259，328，332，336，337，490；另参见“清教”、“天主教”

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120-124，134，154，328，329

新斯科舍（Nova Scotia），17，84，255，313，325，444，462

新英格兰（New England），9，13，28，30，32，33，35，39，44，65，72，79，80，88，89，104，106，107，108，109，110，111，114，116，118-120，122，124，126，128，129，131，134-136，142，146，147，151-155，158，163，167，171，177，179，183，203，214-216，237，241，243，247，256，258，261，262，267-271，273，295，296，298-300，304，305，317，322，323，328，332，335，338，341，345，351，359，360，363，368，371，373，374-377，380，385，387，390，391，394，396，399，405，407，409，411-413，417，418，422-425，428，430，431，434，435，437-439，443，446-448，480，483，499，505，506，509；地域的扩展，314，315；内部关系，119；经济生活，200-202，209，220，221，223；奴隶制，186，189，198；与切萨皮地区的差别，14，39，306-310

新英格兰公司（New England Company），89

新英格兰理事会（New England，Council for），89，105，106，113

新英格兰联盟（New England Confederation），119-121

新英格兰领地（New England，Dominion of），119，133，142，145-147，228

新泽西（New Jersey），4，13，38，67，84，121，122，132，133，136，142，148，155，158，202，214，220，223，227，240，242，248，253，257，260，262，264，266，267，271，274，276，285，286，316，332，347，349，353，362，364，375，392，394，398，403，410，412，419，431，458，464，474-476，483，489

“新殖民地政策”（New Colonial Policies），12，277，284，461，466

行政司法官（Sheriff），75，139，233，234，241，267，268，271，272，279，293，473，489

休厄尔，塞缪尔（Sewall，Samuel），198，343，344，460

选举权（Suffrage），139，247，259-263，265，307，469

学徒（Apprentices），70，99，169，348，352，365，377-379，407，409，419

雪莉，威廉（Shirley，William），297，324，325

Y

雅马西战争（Yamassee War），206，338

亚当斯，塞缪尔（Adams，Samuel），279，452，472，480，483，487，488，496，501，502，506，507

亚当斯，约翰（Adams，John），268，279，424，428，447，455，460，461，467，476，485，486，494，495，498，500，506

亚德利，乔治（Yeardley，George），97，98，410

烟草（Tobacco），13，31，39，83，94，101，103，127，134，137，159，160，164，167，170，171，176，180，181，184-186，191，193，200，202，205-207，209，212，220，221，397，406，408，426，427，430，433，439，446，447，458，503；与弗吉尼亚的转机，96；对切萨皮克地区经济的影响，100，200，203-205；与殖民地贸易的平衡，208，212

《羊毛制品条例》（Woolens Act），210

耶鲁学院（Yale College），219，290，297，360，410，423，424

业主殖民地（Proprietary colonies），13，84，102，124，129，130，142，146，157，226，227，230，235，255，257，312

《1763年公告》（Proclamation of 1763），461，462

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29，55，71，76，82，86

移民（Immigration），18，24，27，35，36，40，57，66，86，88，303-305，306-310，312-318，322，326-330，334-336，363，405，436，440，452；动因，79-83；几次高潮，297，298；与人口的增长，297-299；与族裔的多样化，326-331

艺术（Arts），305，412，413，415，417，479

议会（Parliament），18，19，40，68，71，73，74，76，99，100，103，108，111-113，118，119，122，124，126，128，130-132，134-139，141-148，152，154-156，162，163，167，169，173，175-177，188，189，195，196，207，208，210，212，215，216，223，225-239，241，246，249，250，252-261，263-269，271-279，281-292，307，309-312，324-326，328，331，333-336，351-353，361，362，372，375，388，399，402，403，406，408，418，426，427，446-448，450-452，456-459，463-471，474-485，487-490，492-494，496-498，500-503，505，506，509

易洛魁人（Iroquois Indians），164，325，442，443

印第安人（Indians），1，4，5，6，7，10，15-18，23，24，29，31，33，35，36，38，39，41-50，52，55-57，60，62-64，78，79，86，87，89，90-94，96，98-101，104，107-109，111-113，120，121，124，125，137-141，143-145，150-154，166，167，183，187，190，245，252，261，286，294，302，303，305，311，314，315，318，323-326，335-346，356，368，386，388，390-392，394，396，401，404，414-416，436，439，441，442，445，448，451，452，462，480，487，488，502；来源与人种特征，42，43；人口及其分布，43-45；文化特征和危机，45-50；文化交流与冲突，337-342；欧洲人的认识，62-64；与白人的关系，93，94，100，120，121；对早期移民的帮助，91，93，94，107；人口的减少，302

《印花税法》（Stamp Act），252，283，462，464-469，471-484，492，493，503，504

印卡人（Inca Indians），45，57-60，245

英格索尔，贾里德（Ingersoll，Jared），472，474

英国（Britain），国内状况，64-76；殖民运动的兴起，76-79；移民政策，83，169，177，326；对殖民地的管理，248-255，461-466；与殖民地经济，207-212；与法国的关系，440-445；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450，491-493

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103，119，135，142，365，468，509

英属北美（British North America），文化属性，7-12，39；地域范围的变化，84，310-318；和西属美洲的比较，3，13，16，17，18，57，88，89，245，247，326，341；和新法兰西的比较，16，17，326

英王咨议会（King in Council），249，253

娱乐（Recreation），344，420，425，426，427-431，433

约翰逊，爱德华（Johnson，Edward），391，345

约翰逊，马修（Johnson，Governor Matthew），40，254

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见“詹姆斯二世”

Z

造船物资（Naval stores），126，183，193，206，207，222，447，488

曾格，约翰·彼得（Zenger，John Peter），282，356，418，419

曾格案（Zenger trial），419

詹姆斯一世（James I），71，73，78，87，89，96，101，237

詹姆斯二世（James II），124，143，145，146，239，334

詹姆斯敦（Jamestown），1，32，63，78，87，90，92-95，97，99，100，103，105，106，126，138-141，151，181，232，239，241，337，399

征税（Taxation），74，75，120，124，130，142，143，216，232，241，273，274，290，310，325，440，459，463-471，473，475-485，487，489，496，500，505，506

“政府框架”（Frames of Government），130，131，147，227，228，265

政治辩论（Constitutional Debate），281，282，420，466，493

殖民地代理人（Colonial agents），258

殖民地的联合（Union，colonial），15，119，323-325，453，480，501，503

殖民地议会（General Assemblies in theColonies），74，148，215，225，230，233，235，250，252-255，258，261，264，267，271，273-279，325，353，399，402，418，459，463，475，481，483，488，496，497；权力的扩大，273-279；和总督的关系，276-277；与独立运动的兴起，279，465，466，480，483，488，501

智性生活（Intellectual life），196，406，413，421，423

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75，173，175，176，236，268，271-273，289，361，363，372

《制帽条例》（Hat Act），210

忠心九人帮（Loyal Nine），472

种族主义（Racism），301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29，207

住房（Housing），64，115，320，371，377，396-401，432

《驻军条例》（Quartering Act），462，490

庄园制（Manor），102，154，156

“自订约章者”运动（Regulator Movement），287-293，349，449

自耕农（Yeomen），65-70，80，109，131，273，304，347，361，362

自由持有者（Freeholders），74，125，126，130，133，139，144，150，161，168，173，174，218，227，235，259，260，272，273，286，351，446

自由民（Freemen），68，102，108，110，113，123，139，225，227-230，232-234，236，238-240，256，259-263，332，344，362，447

《自由权法典》（Body of Liberties），117，238-240，372，410

《自由权和特权宪章》（Charter of Libertyes andPrivileges），235，239

自由与权利（Liberty and rights），19，41，74，99，129，130，133，198，237-240，247，265，277，279，280，282，290，293，310，325，378，408，417-420，451，452-453，456，459，463，465，466-472，475，476，483，485，490，493，494-501，503，506

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293，472，474，475，480，481，483，486，488

自由钟（Liberty Bell），148

宗教（Religion），2，12，15，17，48，63，70-72，77，80，81，102，103，107，110，117，125，127，128，131，132，143，146，237，240-241，253，259，261，272，294，308，326，329，331-337，341，343，409，410，416，422，424，426，427，430，448

总督（Governors），18，34，37，40，73，76，80，81，86，87，91，94，95，97-99，103，106-108，110，112，113，122-126，130，131，133-149，152，154，156，159，162，164-166，173，175，178，180，184，204，210，215，223，226，227，229-239，241，246，247，250-258，260，266-269，271，272，274-280，282-286，289，290，292，297，306，311，316，324，325，328，332，334，337，338，350，353，358，362-364，399，408，410，411，413，415，418，442，443，447，449，456，457，459，461，466，473，475，476，480，481，483-491，496，501，504；与参事会的关系，226，232，255，284；与议会下院的权力斗争，257，258，274-277；与母国的关系，40，230，231，255；任职者的特点，231，338

佐治亚（Georgia），2，13，29，35，36，44，84，124，152，182，183，186，190，200，218，246，247，253，259-261，266，274，296，311-313，317，325，390，403，420，423，426，437，449，475，476，502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导言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相遇

一、历史的新舞台

1.海洋和港湾

2.富饶的平原

3.山脉与河流

4.优势与限制

二、印第安人的世界

1.美洲最早的移民

2.土著人口及其分布

3.社会文化的特征

4.文化的停滞和危机

三、欧洲人与美洲

1.“新大陆”的“发现”

2.英、法在北美的探查

3.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

4.欧洲人眼中的美洲

四、英国殖民运动的发轫

1.大变动的前夕

2.政治结构的特征

3.殖民构想的出台

4.渡海西行的人们

第二章　英属北美的形成

一、艰难的开端

1.个人冒险家的失败

2.商业公司登场

3.弗吉尼亚的考验

4.天主教徒的到来

二、清教殖民地的建立与扩展

1.“清教徒始祖移民”

2.“山颠之城”的兴废

3.清教殖民地的扩展

4.新英格兰联盟

三、第二次殖民浪潮

1.从新尼德兰到纽约

2.卡罗来纳的创建

3.“神圣的实验”

4.新泽西和特拉华

四、动荡与重组

1.内战与复辟的冲击

2.民众起事与社会动荡

3.北美的“光荣革命”

4.殖民地的重组

第三章　土地、劳动和经济发展

一、土地的占有和开发

1.土地的分配

2.租佃制

3.土地投机

4.土地的开发

二、仆役劳工和自由劳工

1.仆役的来源

2.仆役的法律地位

3.仆役的处境

4.自由劳工

三、黑人奴隶制的形成

1.奴隶制的由来

2.对黑人的控制和歧视

3.奴隶的劳动和生活

4.奴隶制的社会反响

四、经济生活的变动

1.地域性经济差异的出现

2.母国与殖民地经济

3.货币问题

4.经济发展的水平

第四章　政治自主性的成长

一、殖民地政府的形成

1.合法权威的起源

2.政府的构成

3.法治的雏形

4.社会治安秩序

二、母国的政治控制

1.殖民地的性质和地位

2.管理体制的演变

3.控制的效果和限度

4.殖民地的态度

三、自治能力的增强

1.民众参与

2.精英统治

3.地方自治

4.议会下院的崛起

四、激烈的权力斗争

1.政治派别之争

2.民众的造反

3.“自订约章者”运动

第五章　多样性的发育

一、社会力量的增长

1.人口的变动

2.移民社会的转化

3.本地人的崛起

二、地域的扩展

1.佐治亚的建立

2.内陆边疆的开拓

3.城市的兴起

4.纠纷与联合

三、族裔与文化的多样化

1.非英裔居民的增加

2.纷繁复杂的宗教

3.文化接触和种族冲突

4.种族意识与种族主义

四、社会结构的变迁

1.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

2.性别关系和妇女的地位

3.等级格局

4.社会流动

第六章　社会生活的场景

一、家庭生活

1.婚姻与夫妻关系

2.家庭的规模和功能

3.黑人的家庭生活

4.邻里关系

二、衣食住行

1.服饰及其社会文化含义

2.食物结构和饮食习惯

3.居住条件的变化

4.交通、旅行和信息传递

三、教育与智性生活

1.教育的发展

2.科学和艺术

3.自由出版的发端

4.藏书和读书

四、生活质量

1.作息和节庆

2.休闲和娱乐

3.生活水平

4.健康与寿命

第七章　独立运动的兴起

一、七年战争前后的北美

1.长期的殖民竞争

2.1763年以后的北美社会

3.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4.对母国的离心倾向

二、独立运动的序幕

1.“新殖民地政策”

2.政治辩论的兴起

3.全面的抵制

4.英国的让步

三、不断加深的危机

1.《汤森税法》

2.新的抗议风潮

3.“波士顿茶会”

4.高压政策的出台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1.英国的进退失据

2.革命舆论的成熟

3.第一届大陆会议

4.独立战争的爆发

1776年以前北美历史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一、基本史料

二、英文论著

三、中文论著

索引